章诒和：夫妻诀别 临近花甲 懂得了爱情

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一边从事戏曲研究，一方面为文学而准备。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忆罗隆基”。写毕，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给丈夫（马克郁）审读。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专攻戏曲小说。就文学言，他是内行，我是外行。

我塞给他一支削好的中华牌铅笔，在耳边细语，道：“你看到有甚么段落或句子写得还算好的话，就请在旁边给我画个圈圈，以资鼓励嘛！”他笑笑。一笑之间，我们的关系顿时从夫妻转变为师生。

近三万字的篇幅，他坐著，我站著。他一页一页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挨。只见老公手里的笔一动不动，我心里凉了半截。看到最后一页的最后一段，他画了一连串的圈圈。我知道：这是专为“以资鼓励”才画的。瞅著这最后的圆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让我坐下，严肃地对我说：“小愚，你有丰富的经历和记忆。平时聊天，听你形容个人儿或说件事儿，都活灵活现的，可到了纸上，你怎么就干巴啦……”说话的口气，像训孙子一样。

“你知道自己缺少甚么吗？”

“缺少语汇呗！” 我说。

“不是缺少语汇，是缺乏文学训练。”

哦，原来我缺的是文学训练！于是乎，我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训练。每天读古诗古文古小说，又翻阅当代读物。为此订了许多期刊，包括《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自认为比较好的作品，读后还拿给老公鉴定。他有时像法官一样，盯著我问：“你说说，这东西好在哪儿？”

一听这口气，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几年下来，也还真阅读了一些当下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中篇小说。其中一个中篇，看得我兴奋不已，忙打听这个叫“胡发云”的作者是谁？书中描述的费普，是个民国时期的遗老遗少，从1949年起，他的日子从英租界移到了红旗下。由少到老，一辈子都在努力改造旧思想，努力适应新环境。结果呢？家庭、职业、身份、地位、财产等等，身边的一切都变了，可就是那份儿遗传下来的精神状态无法改变。正是这个文化的顽固性，让费普历尽坎坷，也让我读得热泪滚滚。我自掏腰包复印了许多份这篇小说，送给那些自幼家境甚好，就读于教会学校并精通合唱的女友们。她们也是一样的感受。只要我们凑在一起，就要说那篇“合唱”。

一晃多少年过去。

我与胡发云先生会面了。我丧夫数载，他丧妻也近两年。

中年是最灰色的，如悠长的冬日，似飘落的雪花。胡先生比我坚强，他很快给亡妻写了长长的悼文，以寄托浓浓的哀思。悼文是用“伊妹儿”传过来的。我边读边哭，字里行间我听到他的心碎声。文中一段给病重妻子洗澡的细节，深深震动了我—

妻子说想洗个澡。胡先生跑了大半个武汉市，买来一个椭圆型的轻巧小浴缸，刚好可以放在病房里。他灌满热水，把妻子抱起来放进小浴缸，先用毛巾把锁骨处的输液接口裹严实，再一处一处给她轻轻擦洗。妻子自嘲一句：“我变得这么难看了。”胡先生笑著说：“我觉得不难看，那就是不难看。”然后又背诵了法国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撼天动地的话——“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洗完后，他用了几乎整整一瓶护肤霜给妻子全身上下轻轻涂抹了一遍，肌肤立时就滋润鲜亮起来……

写到这里，胡发云感叹道：“五十一年的生命。三十年的相识。二十六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种下的花儿，眼见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美。这种美，只有种花人自己才真正看见的……哪怕凋萎，也看得见其中绵延不绝的风韵。就像家里那几束早已老去的山菊花和勿忘我。”这篇悼文，让我看到一种以生命的执著去完成宿命式的神圣爱情。

窗外，太阳冷冷地照著，我心里一片悲哀。世间最坚韧、最脆弱的关系莫过于夫妻了。夫妻？有谁懂得甚么是夫妻？小时候，父亲谈及罗隆基私人生活，曾说过这样一句：“在中国，懂得女人的男人不多；懂得男人的女人也不多。”我没见过胡先生的妻子，但我觉得他是懂得自己的妻子的，他是懂得女人的男人。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二次婚姻的特点是婚前双方要把所有问题提前谈好，权衡的分量大于情感的砝码。所以，婚后我和丈夫的关系平淡得像“独联体”—松散的联盟。一人一间屋，各干各的事，各看各的书，经济独立，社交独立。日子再平淡不过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后面的东西突然显露出来。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哭泣著不断哀求医生：“救救他，用我的命换他的命！”两次昏倒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这儿不是医院，这是虎口。我俩不能都掉进来，你要逃出去！从明天起，不许你来看我。”第二次，他就只能用无比忧伤的眼睛望著我，望著我。

丈夫的病越来越重了，那时我刚好写完“忆张伯驹夫妇”的草稿。他挣扎著一天看一、两页，还在稿子上面做记号。并吃力地说：“小愚，你写得比以前好多了。也还有很多问题，等我的病好了，我来给你改。”过了一个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经没有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从枕头底下抽出来还给我。

一天，丈夫的气色还好。他坐起来拉著我的手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后三段都是苦，前面的生，也未必是乐。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的标准。小愚，对你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这是你父亲当年的叮嘱，也是我的叮嘱。我不担心你的工作，只担心你的生活。你甚么都不会呀。我死后，谁给你领工资？马桶坏了，谁给你修？灯绳断了，谁给你接？你一个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再找一个男人吧！”我扑在他胸前，放声大哭。

此后，丈夫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靠输液和“杜冷丁”活著。一个周日，他的两个孩子都来探视。预感到来日无多的他，流著眼泪要求孩子：“你们今后要照顾好章姨！答应我，答应我。”其声嘶哑，其情凄怆—死神来临之际，夫妻诀别之时，我临近花甲之年，懂得了爱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遗物，我发现一个纸夹。那上面的每一张纸，丈夫用铅笔写著同样的一句话：今后最苦是小愚，今后最苦是小愚。

丈夫去世的六年来，我双脚不过四惠桥，两眼不看东方红。以往夫妻的共同节目如看大片、看球赛、写对联、下棋、听戏，我全戒了。我一直以为人生只有两件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一是健康，二是情感。丈夫一步一回头的离去，使我猛然醒悟：这个世界原来是甚么也抓不住的！我内心那份绝望的寂寞，从此与生命同在。只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很深，很细。

这几年，我与胡先生常通电话，一聊就是十几分钟乃至几十分钟。聊天中，我才知道他正式退出了武汉、湖北、中国三级作家协会，奉还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也从未使用过的各类头衔—他认为，这种无聊的头衔有辱于一个作家的情商和智商。此后的他，成为一个体制内生存、体制外思考的作家。在武汉，他有两套房子，都不算大。一套房子自住，一套养著收容来的残疾猫和流浪狗。

电话里我问：“你为甚么要收留它们？”

他说：“在街头看见它们，单是那眼神就足够打动你了。”有时，他把话筒拎得老高老高，让我听听猫叫和犬吠。

他的长篇小说《如焉》，我是通过朋友的推荐在网上看到的。很兴奋！很久了，没有读到这样一本直面现实的文学作品。全篇情绪饱满，文字清淡，平静的后面是思想的波澜。我是用“两晋无文，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无文，唯胡发云《如焉》而已。”的话来评价的。有人说，评价过高。可无独有偶，一位网友也发出了类似的评价，说：自己根本不知道湖北有这样一个作家，读了《如焉》，大有“孤篇压全唐”之感。只要细心，你就都能从书里隐约地找到“非典（Sars）”，蒋彦永，李慎之的影子。这是多么敏感的事件和人物呀。

有记者问他：“害怕不？能承担吗？”

他说：“我尽可能承担到我内心真实表达所需要的程度。不管它会给我带来荣誉还是灾难，顺利还是坎坷。我非常深切地体会到了‘你想写甚么就写甚么’的快乐。公众会在心灵上引起震撼或疼痛的事件，一个作家也应该天经地义在内心有所反映，而不会因为恐惧而放弃。”

书中，有三个智者形象（卫老师、达摩及如焉的母亲），寓意深刻。苦难与享受，征服与驯化，反抗与愚钝，大都通过智者的对话及行为，来获得历史的解密和精神的验证。作者以此寄托对理想主义和理性世界的充分想像。我们这个国家不缺乏说教者，缺少的正是能够思想的思想者。所以他说，这本书“就是寻找历史上失踪的思想者”。而爱情线索的精致铺排和智者的悲剧收场，则显示了出这部长篇小说的审美价值和文学魅力。

《如焉》刚上市是很热销的。突然，峰回路转。国家新闻出版署一位副署长在2007年1月11日全国出版社负责人的“通风会”上，公布的八本“2006违规出版书目”里，除了有我的“伶人”（《伶人往事》），还有他的“如焉”。

有记者问胡发云：“《如焉》被禁，你的第一感觉是甚么？”

他答：“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荒谬可笑，像一个顽童的恶作剧，这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今天是e世纪的互联网时代，这种动作除了挑战大量读者、媒体、评论家的智商与尊严外，一点正面意义都没有。不讲法理也不讲学理的禁书方式，有点像暗夜在人身后打闷棍……我在《如焉》中说过—‘当他们不让你说的时候，就已经证实了你说的是实事’。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定律。可能他们汲取了以前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但被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一种教训。我与朋友们开玩笑说，共产党当年许多指示总是口耳相传，或者把文件内容看清楚了，即刻把它烧掉或塞进嘴里吃了，那时你是地下党，现在你是执政党，怎么还搞地下党那一套呢？”

顿时，《如焉》的销量飙升，用胡先生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这部小说其实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没想到在它正要谢幕之时，又让它得到了一次美丽转身的机会。

胡发云的下一部作品是写文革的，或者说是与文革相关的作品。我劝他暂时放放，题材太敏感了，官方通不过的。他却说：“十几亿人在十年间付出这么惨痛代价的历史事件，早就该有一百部一千部的作品了，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真实地写它，而这种荒谬性甚至都没有人去置疑。我就要写！”《如焉》的封底上摘选了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这句话，他常用来劝慰我。而他本人其实是有忧郁，也有愤慨的。

我的“伶人”也在被查禁之列。官员还不点名地点我，说：“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我们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由此，我联想到第一本书（《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版更名为《最后的贵族》）被禁，完全是因为一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把它定性为“反党宣言”，而告状的竟是民主党派元老的子女。事情再明白不过了：从1957年到今天的五十年间，我就是被党内外左派认定为的一个右派。右派就右派—别人觉得可耻，我备感光荣，终于能和父母站在一起了。但谁也不能以此为由而剥夺我的公民基本权利。我决定拿出性命来讨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发表声明：誓言要以生命维护自己的文字。胡先生在网上看到了。他支持我，只是劝我别真的生气，说：“你现在吃要吃好，喝要喝好，睡要睡好。”许许多多的朋友都对我这样说，素不相识者也通过各种方式带来真挚的问候。人心如水，恩义如山。一本书的命运跌宕起伏，而世间至戚关怀，更令我戴德难安。我不是没见过世面，也不是没有经历过风浪，那些无数颤栗不安的梦幻和万念俱灰的破灭，却始终没能给我胸膛里按上一颗平常心。为了起码的尊严和良知，我拼了。

写作是自语。从前的文人和今天的作家，都是语言文字的囚徒。他们提笔都是有话要说，有兴趣去说，还有人爱听他们说。对我这样一个“生非容易死非甘”的人而言，唯有写作才能进入我的骨肉，激活生命。身处孤独无援之地，灯下展卷时的一点点温暖，便真的感到了富足。几十年来，我们不是把文学绑在革命战车的车轮上，就是把写作搭在改革飞机的翅膀上，期待借助于文学的力量让车轮转得更快，叫飞机飞得更高。对于这样的责任感，我承担不了，也承受不起。昔日的岁月笼罩了我一生的路，我只能做到旧梦重温，重温旧梦。用心灵呼唤已死的心灵。“画船儿载将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极度缺乏现实责任感的，是个时代的落伍者。我想—大队人马迎著朝阳高唱进行曲的同时，偌大的社会能否容许像我这样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坐在路边低吟咏叹调呢？

当然，也应该让胡发云先生写他的“文革”长篇。

在被无视和被伤害的历史里繁衍不息，人们真实地活著比获得成功更为重要。

注: 章诒和，现年78岁，中国安徽桐城人，戏曲研究学者、中国民主同盟成员，现居北京，其父是中共反右时期的“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他也是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此为《如焉》（香港版）序言

2007年2月13日于北京守愚斋

2016年10月修订

（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