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我为甚么逃出中国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我是音乐家。我很珍视安宁与和平,以及利于工作的环境。况且我是中国人,并热爱和尊重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是一场悲剧。和它比较起来,我个人所遭遇的一切不愉快都显得微不足道。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这个运动的残酷、横暴、恐怖、盲目和疯狂是超过十七年来所发生的一切的,而实际也是史无前例的。它导致中国知识份子被消灭。这样的结果在多年后终于起显著作用,去年夏天和秋天所发生的事件令我灰心丧气,并且迫使我和我的家人成为逃亡者,成为在国内漂泊无依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遭遇在某些程度上和一般人有所不同,那只是因为我成功逃出了中国,而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怎样开始的

我记得这是一个五月的星期天,这一天我第一次听说到“文化大革命”。我的一个学生到我家来,没带小提琴,并且说他不能再到我这儿来学习了。由于“文化大革命”,他因“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受到了批评。他不敢再学小提琴了。

前几个月已经显示出正在开展一场甚么新的运动。最近对电影、对某些历史学家的攻击加剧了,谴责他们“借古喻今”,每天晚上,广播里除了没完没了地反复叙述如此类的这个那个“罪犯”(这些罪犯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自杀了),实际上其他的广播就一无所有了。然而老实说,我并没有感到可怕。当时一个来访问我的朋友说:“你没有写过甚么文章,没有说过甚么不正确的话,你毫无担心的理由。”我唯一的罪行就是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主席(原文如此—译者注),在拿薪金,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在那里工作。

一九五四年起,事情已非常清楚,我这个学校领导人不过纯粹是个挂名角色,于是我就尽可能摆脱了学院一切事务。学院的一切权力实际上都属于学院的副主席,我还给几个学生教小提琴。其中包括我的儿子胡龙(译音:即马如龙),并且有的时候在北京和中国的其它地区开音乐会。一九六三年以后,欧洲音乐完全被禁止了,我对于这个新的运动将如何进行毫无所知,而且别的任何人也完全不能设想甚么在等待著我们。局势是紧张的,但是在过去也曾经有过比这还要紧张的时候,比如一九五二年。我对于这已经习惯了,不得不习惯了。但是六月份初,我被通知说音乐学院贴了攻击我的大字报。

一个朋友说,对我说来最正确的办法是在事件进一步发展之前先作自我批评。我的妻子和女儿雪莉亚(译音:马瑞雪)表示同意。我感到犹豫,除了我不喜欢之外,我没有甚么好招认的。最后我的女儿以我的名义写了一张声明,声明里说我很高兴地支持“文化大革命”,虽然我并没有具体承认任何罪行,但是我仍然表示愿意改造。我们买了三张黄纸,用大字报的形式写了这张声明,并且给它加了一个“我的决心”的标题。于是我把这张声明送到学院去。

频频更选和无政府状态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红卫兵,但是那些自称的“革命师生”已经开始给学校工作造成混乱。一个名叫赵沨的人,是音乐学院的副主席,过去他实际上是音乐学院的主宰者,但是我把大字报拿去的时候,赵沨不许我挂它。我怀疑他恐怕是有意用我去做幌子,好转移反对他的批评,但是不管他的计划如何,也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二天他就被停职了,并且自己遭到大字报猛烈攻击,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姓王的军官来代替他。然而过了一天,王也失宠了—他由于企图召警察来制止“革命学生”两派之间的冲突而犯了错误。

当我准备回家的时候,一个附中的学生要求我跟他一起到他们的学校去。在那里,我被一群狂暴的少年包围了,他们开始对我写的一部音乐作品大喊大叫。这是一首为了纪念一个英勇的区党委书记焦裕禄而写的悲歌。这位书记为了捍卫自己的农村选民的利益而牺牲了,他永远是党的工作者的模范。我不是为了写这类作品,为的是避免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虽然当时我还是确实是对奉献这首悲歌怀著敬佩的。但是少年们狂叫道:“你为甚么写这么悲伤的音乐?你不配是焦裕禄的拥护者!”然后他们让我带了一卷大字报回去,要我挂起来读。我把这些大字报塞进了储藏室。

过了几天,从学校里打来了电话要我去。在学校里,我立即陷入了几百人的破口谩骂、狂吼乱叫的大学生的包围之中。“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在每一个口号就有人吼叫:“毛泽东万岁!”一个小伙子喊;“马思聪万岁!”但这是喊错了,而所有的人都向他猛扑过去。有一个人用书包砸我,但是没有人打。我除了站立不动,别无他法。这一切我觉得完全是不真实的,可笑的。

我们被改造

这件事以后不久,我们十七个人就被叫到学校,并且接到通知要派我们去“受训”,这里面有几个教授和音乐学院的行政人员,其中包括学院的副主席赵沨,他的样子好像是有几夜没有睡觉了。

这些人里面好多人是党员。我们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那个地方以前是共产党的干部马列主义学习的地方,后来这所学校变成了知识份子和著名的文化人士设置的集中营。

在那里你可以碰到各种各样的人—画家、演员、音乐家、电影导演、作家、文化工作者,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和其他学院的教师和教授。我们总共有五百人,我和国内最著名的一个小提琴家住在一个房间里。

我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五十天—从六月中到八月初,那里是枯燥无味的,令人厌倦的。但是没有人严厉地对待我们。我们被分成小队,在军官们的监督下阅读各种文件,进行讨论,而在空闲的时间,就给自己或互相写大字报,而且还给“党内当权派”写大字报。

有一回我听到一个非常的新闻,中央宣传部拥有无限权力的副部长周扬垮台了。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在多次的整肃中,他都起主要作用。给各个文化领域的指示,比如说规定哪些外国音乐作品中中国可以演奏,都是从那儿来的。如果不算一九六二年那个很短的时期,德彪西和拉威尔以及二十世纪大多数作品都是被禁止的。在一九六三年全部欧洲音乐统统被禁止以前,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还可以演奏。

周扬曾经被描绘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表达者,而现在一位取代他的副部长却向我们声称“周扬本人的思想是臭不可闻的、胡说八道的和难以理解的”。

他被称为“头号牛鬼蛇神”。

文化部派人来告诉我们关于周扬和他的部下令人吃惊的事情。我们被告知,似乎私藏武器(也包括大炮)的“反动份子”包围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居住地整个中南海地区。我们当时对外发生的事件所知不多,虽然偶尔我们也被允许回家过礼拜天,但是有一次我看见在我们自己房子上的墙上用大字写著“打倒×××”。

有一天傍晚,一些从各个学校和部队来的卡车开到学院。在一辆卡车上写著四个汉字“黑帮专车”。这是八月九日,一进大门,我们就看到一大群群众。我们被从卡车上推下来,我的脚还来不及著地,就有人在我头上倒了一桶浆糊,别的人就在我的衣服上贴了大字报,戴上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著:“牛鬼蛇神”。我的脖子上被戴上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著“马思聪—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理人”(译者:原文如此),然后又加了一块上面写著“吸血鬼”的牌子。后来他们给我们每人一个脸盆—“丧钟”和一根棍子,我们必须用它来敲盆子。在赵沨的高帽上写著“黑帮分子”,还给他披了一件厚厚的羊皮袄。天气是很热的,北京真正的八月天—不会低于38度。

这是一个野蛮的场面,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好像疯子一样,在喊著各种各样口号的人群的喧嚣声中,我们被带著游遍了整个的音乐学院,沿路人们一直推撞我们,啐我们。我认出我的几个相貌变成了畸形的学生。最后,他们强迫我们低头,在一间房子的台阶上排出两排,开始百般辱骂,那些被认为“罪行”最严重的“黑帮”份子站在第一排,而比较小的“牛鬼蛇神”就站在后面。在后排站出的有钢琴家刘诗昆,他是一九五八年莫斯科比赛时克里伯斯的竞争者,后来他的手被打断了,已经不能再演奏。

红卫兵全国大串联

我的妻子和孩子穿上了那个穷人的破烂衣服,坐公共汽车到华中的一个城市,那儿有我的朋友。

雪莉亚告诉我们,六月间在音乐学院的学生中发生了长时间的无尽无休的争论,这种争论有时间带有歇斯底里的性质,在学院里,在北京,我想也都一样,红卫兵的队伍把自己称作“八一八”、“东方红”或“毛泽东思想”运动。在十一月,“八一八”运动由于自己的“反革命”性而遭到了“东方红”和“毛泽东思想”这些队伍的攻击,但同时这三个组织都认为自己是赤胆忠心的“毛派”。

当秋天来临的时候,局势变化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从中国的各地来到北京。他们住在学校的校舍里,虽然街上有时还是很危险的,但学校里的形势对我们来说却缓和了一些,我们的门旁已经没有看守,也不注意我们,是按照预定的计划还在写忏悔。在九月初,我们被允许回家过礼拜六。后来我们又被允许从星期六的傍晚住到星期天的傍晚。而到十一月,我们已经能够回家过夜,而且只在白天到学校里“工作”和“学习”。

我的妻子和女儿在九月底到北京来想和我见面,但是我不能够走出门,也就没有能见到他们,他们是乘坐挤满红卫兵的火车来到,她们受到严密的盘问,并且差一点被当做嫌疑犯逮捕起来,雪莉亚开始说话,并且吃了没有洗过的梨,这样使他们就相信了她和我的妻子是贫苦的农村妇女。妻子和女儿在北京的时候,想住我们的朋友家里,但没有人敢接待她们,她们只好在乘上火车之前在人群堆里躲了几个小时。

在这次尝试以后过了两个星期,雪莉亚一个人来到北京,这一回和我取得了联系,并在我们的一个远离市中心,住在南郊的朋友家里会了面。我们在院子里一间小厕所的黑暗中悄悄地说话,而我们的朋友则站在入口处给我们看望,我们一直谈了好几个小时。

脱逃

在他们当时居住的那个城市里,人们经常谈论从中国逃出去的各种办法,有些人是步行走去的,另一些人是坐小船—究竟怎么走去,也知道的不太确切,但是她确信,我们也能那么做。

可是我还没有准备走这一步,我不可能轻易地离开去和我的家人会合,在我的家人居住的那个地区,红卫兵的积极性加强了,他们可能在那儿逮住我。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逃跑的计划失败,那么我们就完了。整整一夜,我非常紧张,不能入睡。正如中国常说的那样,我是“背水一战”,最后我和一个熟人交谈了自己的想法。

最后是“走”—他说,于是我同意了。雪莉亚排了半夜的队,但终于弄到了火车票。我到学校去上了早班,然后说:“我病了,要去看门诊。”我和雪莉亚收拾了那部分送去保存的东西,其中包括我的小提琴,然后用绳子捆成两个包袱,我的新作品不得不留下来。

(编者按:1967年1月15日夜晚,马思聪携带著他那把至爱的小提琴,与妻子、子女,登上偷渡船逃离中国大陆。1967年4月12日,马思聪在美国发表《我为甚么要逃出中国》。1985年1月文化部发布《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为马思聪平反。1987年5月20日马思聪于美国费城逝世。马思聪先生自逃亡后未踏入大陆一步。2007年12月,马思聪及夫人的骨灰安葬在白云山麓的“聚芳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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