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晉：棋错一着满盘皆输
2026 年 7 月 22 日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何日君再来》这支婉转曲调，几乎每个华人都能哼唱，它曾响彻大街、小巷，缓缓流淌进人们心中。谱曲者刘雪庵，他笔下有多少旋律，曾随著抗战的烽烟，传递著民族精神直到今天，又伴随著多少人从青春到白头？ 名师高徒振兴民乐 刘雪庵（1905～1985年），重庆铜梁人，书香人家，自幼入私塾学习传统文化，并随兄长学习中国传统音乐。本来有著得天独厚学习音乐条件的刘雪庵，13岁时，频遭家庭变故，父母哥姐先后辞世，刘雪庵只得辍学。在家帮助料理家务时，刘雪庵继续自学古文与音乐。 1924年，他进入音乐学校，开始学习乐器演奏、作曲等专业知识。1930年，考入位于上海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这是民国最早创建的高等音乐院校。在那里，刘雪庵有机会结识了中外音乐名家，并开始跟随名师系统学习钢琴、琵琶、指挥、韵文等中西方乐理知识，为日后的音乐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清末民初，中国逐渐有了从西洋留学归来，掌握西洋作曲理论的人才，黄自就是其中之一。刘雪庵师从黄自，是黄自的高徒。 当时，正处在中西音乐碰撞的时期，黄自认为：“一部分的人以为旧乐是不可雕的朽木，须整个儿的打倒，而以西乐代之。这些人的错误是在没有认清凡是伟大的艺术都不失为民族与社会的写照。 旧乐的民谣中流露的特质，也就是我们民族性的表现。那么当然是不会一笔抹煞的。另有许多人认为振兴中国音乐只有复古一法，他们竭力排斥西乐，并说学西乐就是不爱国，这种见解当然也是不对。”（《怎样才可以产生吾国民族音乐》）黄自重视民族音乐，主张用西方音乐系统理论从新创作中国民乐、民谣。 这对师徒合作的经典是《踏雪寻梅》，由刘雪庵作词，黄自作曲。欢快的曲风描绘了雪霁天晴，腊梅吐香，快乐读书的“好时光”，很多人童年的记忆中都有这支曲调平和快乐的“响叮当”。 新曲传递古老韵味 刘雪庵是一位有天份的音乐家，无论是给《红豆词》这样的古诗词配曲，还是给新创作的歌词配曲，或是独立创作乐曲，他都很有艺术灵感。他的曲子上口好学，符合民众口味，又富中国古老音乐的传统韵味，所以有不少经典曲目传唱至今。 《何日君再来》是他独立创作乐曲缔造的一个传奇，在华人世界广泛流传。这是一支他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毕业典礼上，献上的一支探戈舞曲，当时曲调一出，立即为大家喜爱。 1937年，影片《三星伴月》的导演方沛霖邀请刘雪庵为该片创作插曲，刘雪庵就选择了这支尚未填词的舞曲。方沛霖未经刘雪庵同意，请人根据电影情节填词。虽对入乐歌词不甚满意，这支填词后的《何日君再来》，一经当时的歌后、影后周璇演唱，立即风靡大江南北。 1939年，日文版《何日君再来》在日本发行并大受欢迎。同年，导演蔡楚生在《孤岛天堂》中也选用《何日君再来》作插曲，歌曲获得香港民众的喜爱。 刘雪庵和《长城谣》唱片（看中国合成图） 长城长日夜思故乡 1937年，抗战的时间点逐渐迫近。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刘雪庵的老师黄自就开始创作爱国音乐、抗战歌曲。可惜的是，1938年，年仅34岁的黄自因病逝世。刘雪庵承师志，担负起当时中国音乐创作的责任，可以说，抗战歌曲谱写最多、传唱最广的就是刘雪庵。 其中创作于1937年的《长城谣》，感动鼓舞了当时的国人。“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梁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没齿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敌人逞豪强。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这首歌曲原本是为电影《关山万里》做的配乐，由于“八一三”淞沪会战在上海打响，影片没能完成。于是，刘雪庵把《长城谣》刊载在自办刊物上，因歌词和曲调打动人心，又上口好学，很快被传唱。 当时的歌唱家周小燕应百代唱片公司邀请，灌制了《长城谣》唱片，激起海外华人思乡御敌的情感，大家纷纷捐款、捐物，有的毅然回国参加抗战。 铁鸟威鸣山色湖光 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为纪念牺牲巨大的中华民国空军，扬空军军魂，空军司令部广泛征集空军军歌。最后简朴的《空军军歌》、陶伟生的《保卫领空》、杨泓的《永生的八一四》、叶逸凡的《壮志凌霄》、傅清石的《西子姑娘》入选。不知这是不是与空军的缘分，所有这些曲目的曲作者均为刘雪庵。刘雪庵也曾于1934年毕业后，在中央航空学校（中华民国空军军官学校）任教。 “壮志凌霄，壮志凌霄”，“国祚皇皇万世荣”……这些英风勇武、慷慨铿锵的军歌，从那时起，陪伴了几代空军将士翱翔天空。而《西子姑娘》这一曲不仅谱出了中国传统曲调的民族韵味，也再次展示了刘雪庵的作曲才华。 这首以女性视角出发的歌曲，不止讲述了空军飞行员“铁鸟威鸣震大荒”、“逍遥山色湖光”间的忠勇英姿，更有空军眷属埋藏至深的牵挂和付出。婉约柔情的曲境，如粼粼春水，缕缕悠悠，如诗如画，情意缠绵。 “柳线摇风晓气清，频频吹送机声，春光绮旎不胜情，我如小燕君便似飞鹰。轻渡关山千万里，一朝际会风云，至高无上是飞行，殷情期盼莫负好青春。铁鸟威鸣震大荒，为君亲换征裳，叮咛无限记心房，柔情千缕摇曳白云乡，天马行空声势壮，逍遥山色湖光，鹏程万里任飞扬，人间天上比翼羡鸳鸯。春水粼粼春意浓，浣沙溪映花红，相思不断笕桥东，几番期待凝碧望天空，一瞥飞鸿云阵动，归程争乘长风，万花丛里接英雄，六桥三竺笼罩凯歌中。” 展不开眉头形容瘦 1949，多少人的梦魇，故乡变色。1957年，“反右”席卷神州，音乐界刘雪庵被划为最大右派。不要说曾经的抗战曲目和一系列国军空军军歌被禁，《何日君再来》、《红豆词》等也被批判为“黄色歌曲”，刘雪庵被赶入“牛棚”。 1966年文革爆发，刘雪庵被反复抄家。珍藏多年的图书、字画、古董、手稿，统统被抄走，下落不明。他被勒令扫街，红卫兵时常用棍子抽打这位艺术家，把他打趴在地。学校里，家门口，被揪斗成了他的日常生活；游街，脖挂三十几斤的铁牌子，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如此的凌辱和折磨，他只求一死。但每次，都被日夜提心吊胆的妻子发现并拦住。后来，刘雪庵的妻子遭红卫兵毒打，导致子宫脱垂，医院也拒绝救治，于1971年离世。 风雨后泣不尽血泪 发生在刘雪庵身上的这场浩劫持续了22年。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讲述刘雪庵的晚年时说：“他已被打得失明，每天坐在一张特制的椅子上，椅子挖了个洞，下面放个马桶，椅子中间架个扶手，用一根木棍横挡著，以免他摔下来，扶手上挂著几个馒头，让老人家饿了可以吃。”（龙应台《倾听》） 多年后，被禁唱20多年《长城谣》在故土从新响起，这时，79岁已双目失明的刘雪庵，在家中的病床上听到这首已深埋记忆许多年的乐曲，顿感胸中翻涌，哽咽无语……风雨黄昏后，血泪泣不尽。 在那乱红渐欲迷人眼的时期，刘雪庵也曾错信过中共，然而，多年的残酷教训，是忘不了的旧愁与新愁。当年，身怀艺术才情，何尝不是为了民族与家国？回首望，《长城谣》、《中华民国空军军歌》、《西子姑娘》、《何日君再来》、《红豆词》、《飘零的落花》、《踏雪寻梅》……他的艺术生命定格在了那段时局艰危，但民族精神却坚忍不拔的岁月里。 “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伴我书声琴韵，共度好时光。”馀音阵阵送几声？雪霁渐晴待梅香。
① 1947年9月，蒋介石的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在万般纠结中给蒋写了一封短信：女儿、女婿因“共党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没口无言。 陈布雷最小的女儿陈琏和父亲很不相同，她早在1939年就已经成为地下党。因为父亲是蒋介石身边红人，她被组织看重，在抗战中被送到重庆读书，其后又到北平潜伏。她和丈夫袁永熙一起，在北平的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圈子内混迹，提供了很多的一手情报。被军统盯上后，一度命在旦夕。这才有了陈布雷写信向蒋求情的事情。 陈布雷作为典型的传统文人，生性孤傲，一辈子都感激蒋的知遇之恩。这次自己打脸的求情，若不是万般无奈，断不会开口。蒋介石也没有多说，网开一面，放过了陈琏夫妻。1948年11月，在国民党全线的溃败中，作为幕僚的陈布雷羞愧难当，在煎熬中用自杀做了了结。 1949年后，陈琏任共青团少年儿童部部长。但曾经的潜伏身份很快就成了噩梦的开始，夫妻俩双双接受审查。时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的丈夫1956年被划为右派，开除了党籍和公职，下放劳改。在压力下，陈琏被迫离婚。但厄运并未终结，文革开始后，她的家世没有逃过审查，被批为叛徒。1967年11月，百口莫辩的陈琏在上海跳楼自杀。因为“畏罪自杀”，死后被开除了党籍。 ② 1941年，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的年仅17岁的傅冬菊秘密加入了地下党青年组织“号角社”。1946年夏天，傅冬菊从西南联大毕业，在组织的安排下，来到天津大公报社担任副刊编辑。她主要的任务，就是经常回北平“看望父亲”——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 傅冬菊利用父亲对自己的信任，亲自窃取了大量军事情报，通过设在天津黄家花园的“华北剿总”办事处，秘传给组织，丧失主动权的傅作义的军事行动屡屡失败，百思不得其解。 即便如此，在困局之中，华北战场局势并不明了。傅作义手下仍有多达60万兵力，占据着华北主要城市据点。傅作为百战之将，对于和谈原本并不积极。如果作困兽之斗，结局未可知。此间傅冬菊作为中间人，运作了大量私下游说，彻底动摇了傅作义的决心，最终促成了投诚。傅作义自始至终都以为女儿只不过是受托的中间人，从未想到是地下党。 此后，傅冬菊被安排在人民日报工作。在“文革”期间，傅冬菊也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给揪出来，并且受到了残酷的批斗，被带上了“反党”的帽子。她去找身为水利部部长的父亲求情。而同样被批斗，甚至连亲弟弟饿死在夹边沟都无法拯救的傅作义极为冷淡，对她说：“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窘迫，微薄的退休金几乎让她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在房改中需要个人将公房买下来，而这象征性的不多的钱，她都拿不出。她在2007因病去世前曾说，她慢慢的可以理解父亲当年很多想法，但已经为时太晚。 ③ 顾高地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望族世家，上海大同大学毕业后，投身革命参加北伐，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少校兼19路军蔡廷锴将军秘书、中校参谋，参加了淞沪抗战；抗日战争中任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京沪区少将主任。在此期间，顾高地接受了潘汉年的策反，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提供了许多情报，为掩护中共地下电台的活动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5年，“潘汉年案”发酵，身份特殊的顾高地被株连逮捕，1958年被判刑20年，发配青海劳改。 顾高地有一子一女，女儿顾圣婴从小学习音乐，在钢琴方面天赋异禀，1954年年仅17岁就进入上海交响乐团担任独奏，1956年入中央音乐学院，后去莫斯科深造。顾圣婴在1957年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节钢琴比赛就荣获金质奖章，1958年又在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比赛获女子钢琴赛最高奖，1964年在比利时伊丽莎白王太后国际钢琴比赛中折桂……可谓名震世界乐坛。可以说远比后来享誉乐坛傅聪还要有成就，是极为罕见的天才型音乐家。 但这位醉心音乐、不谙政治的姑娘因为父亲的牵连，备受折磨。母亲失去了工作，弟弟罹患重病，家庭的重担压得这个姑娘难以喘息。文革中她被诬“里通外国”，又因是“历史反革命子女”，受尽迫害。1967年1月31日顾圣婴在上海交响乐团批斗会上惨遭羞辱，这个音乐圣女再也无以支撑，当年回家后母亲弟弟商量后，全家开煤气平静自杀。年仅29岁。 1975年顾高地被释放后才得知家庭的悲剧。但他领到的家人的骨灰盒全是空的，尸骨无存。晚年孤苦伶仃的他养了三只猫，在女儿留下的钢琴声中郁郁而终。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说不清楚的命运 他是天生的电影演员，也是天生的右派。说是天生的演员，因他自幼聪明过人，学甚么像甚么；说他是天生的右派，因他性格直率，从不隐瞒自已的观点。到底他是生逢其时还是生不逢时呢？不只别人说不清楚，连他自已也说不清楚。如果“共和国”的历史不发生那些莫名其妙的灾难，他至少是“将门虎子”的将军后代，可惜命运太错忤了！ 1979年春邓小平主政的共产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人世间最底层的贱民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宣布“改正”，这意味著1957年那场“伟大”的“反右斗争”彻底错了，只差没有公开道歉而已。共产党是不会道歉的，还留著个“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而己”的“光明”的尾巴，因为它是个死要面子不要脸的党，能给五十多万右派重新安排工作这就不错了。至于历史怎么来评论这件事，我想时间是会作出回答的。 右派是些甚么人？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都是些有本事有能力有见解的读书人，都是上了毛老头当的人。在这五十多万“改正”的右派队中，新疆八楚县石油公司的许还山也名列其中。二十多年的苦难，八千多天血雨腥风的日子，是钢铁也腐锈脱层，是石头也留下斑斓，可他挺著腰昂著头回来了！回到了久别的北京，回到久别的电影学院，成了学院的一条爆炸性新闻：“许还山回来了！许还山回来了！” 当时北京青年影片摄影厂正在筹拍电影《樱》，导演詹相特走来对他说：“还山，你是我师兄，我拍这部片子男主角非你不可。”他心里没底不同意，但詹导演一再恳求，最终他答应了。于是，他成了青年电影制片厂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的主角人物，电影在大连开机，面对盛开的樱花和漂亮的大海，他的心情特别激动，心里暗暗说：今后我的生活永远是这样吗？因为二十多年右派生活的阴影还留在他的心中…… “革命家庭”未给他“革命”的人生 他祖籍江西乐平，1937年生于北京，父亲许凌青远在1922年就由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一代党员，也是王明入共产党的介绍人，后来被中共派遣到蒋介石先生身边工作，官拜国民党陆军大学总教官，授中将衔。 由于许还山出生这么一个“身世沉浮雨打萍”的家庭，又离经八年抗战和三年国共之战，故童年忧患多于幸福，伤感多于安静。至今他还记得在重庆山城时，全家人住在一座危楼上，对面是宝鹰山，每当看到山头上挂起防空警报红球，母亲就抓起事先准备好的小包带上他和姐姐还河去钻防空洞，从高高的石阶上一阶一阶挨挨挤挤地奔跑。待日本飞机轰炸完了之后，重庆下了三天大雨满街上流著殷红的血水，树枝上悬挂著断手残腿。他知道父亲虽是国民党的大官，实际上是直接受周恩来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可是他没有沾到父亲甚么光，童年就是在这风风雨雨中度过的。 年少气盛“金榜题名”入另册 有人说1956年是“共和国”昌盛的顶峰，然而在这个“顶峰”里杀机四伏，阴霾重重。这一年苏共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残暴专横的罪恶，接著国际共产主义大本营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沉闷了许久的国内知识界开始活跃起来。为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在当年十一月中共召开的八层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陷阱就悄悄地在绿色草地里埋藏下来，等著先知先觉者裁下去。也就是这一年，许还山从武汉第二男子中学考入刚刚成立的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那时考生多名额少，电影圈里至今还戏称它是‘黄浦’第一期。 很快老毛头害人的奸计以“百花齐放，百花争呜”的美丽外衣在北京推出，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学校，各单位党委的一把手都披鞍上阵，不厌其烦地天天动员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层层传达“英明领袖”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指示。不几天学院的墙壁上出现一块叫‘镜子’的墙报，十八九岁的学生娃娃懂得甚么叫“鸣放”？以为是“伴姑姑宴”（一种孩子的游戏）好玩，也就拿起笔来写意见，出现在墙报上的多是“学校不关心学生”、“窗上玻璃碎了没人管”、“暖气不热冷得很”、“烟囱倒了没人理”等等巴不著边际的鸡毛蒜皮事儿。许还山却独树一帜，语惊四座，在学院召开的一次鸣放大会上，他慷慨陈辞地说：“中国有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和上百个地方剧种，为甚么不去探索，老是模仿苏联的东西？” 也许这个观点在今天看起来很幼稚，但那时却摸了老虎的屁股。自新政伊始，毛泽东就叫喊出“一边倒”的国策，视斯大林为“太上皇”，尊苏联为“老大哥”，穿一条裤子嫌肥、坐一条板凳嫌远，一个青屁股娃娃竟敢和“祖师爷”较劲这还了得！有的人趁机落井下石火上浇油，以表现自已立场坚定和追求进步靠拢组织，把他的言论“上纲上限”和电影界大右派锺惦裴《电影的锣鼓》并列。 也许是少年气盛，他不但不悬崖勒马又写了篇六千字的文章《揭开迷人的外衣》，批评学院里几名党字号老师，寄给《文艺报》未被采用转给了《中国青年报》，报社打电话来核实情况，学校派人取回了这篇文章，无形中又增加了一条“恶毒攻击的”罪名。1957年学院取消暑假把运动推向纵深，原因是学校反右的指标没有完成。批来批去批到1957年8月20日这天早晨，院子里突然出现了批判揭发他的大字报。大字报铺天盖地，全是“右派份子许还山反党、反苏罪行”。很快初战告捷，全学院导演、摄影、表演三个系不足一百名学生，共揪19名右派份子（其中有10名是老师），他当时还不足20岁就荣登“金榜”，名满全校。 在一切以政治划线，以立场取人的病态国家，一旦被加载另册命运也就来了个大倾斜。此后，有的右派被整成神经病，疯的、死的，累见不鲜。他记得，导演系的女生方玲达就是喝毒药自杀的，死时才18岁，花样年华一个好漂亮的姑娘，送她去火葬场是一张席子，祭奠的悼词是畏罪自杀。他还幸运，被宣布留校劳动察看。一个时候他以为自己真的错了，天天写汇报提保证，表示争取两个礼拜摘掉右派帽子，没有想到竟载事二十二年，我的老天！这不是笑话吗？本来反右运动就是一场笑话！他虽然留校察看，却有五年半没有上课，成日在总务科长领导下干杂活，全校十几个男女厕所由他“包干买断”，盖房子、拉河沙是他“第二职业”。将近六年他都夹著尾巴做人，咳嗽也不敢放开嗓子。1962年他终于得到“母亲”的“宽大”，可以听课了，可是原来班的同学早已毕业，他只好跟著六零级的学生继续上课，就像是个老留级的留级生。 老灾新难祸不单行 “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不但使毛泽东权力达到最高点，也使他“帝王”的宝座光彩夺目，“马克思主义+秦始皇”是他自谥的封号。真达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境界。整个中国成了他手中的面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于是“升虚火，发高烧”的“大跃进”；违反科学，悖情逆理的“大炼钢铁”；奴隶制的“人民公社”，像瘟疫一样地降临了神州：森林伐尽，人力虚耗，田土无收，饿殍盈野，哪还是个国家？ 俗话说“屋漏又遭连夜雨，行船偏遇打头风”，刚好恢复学习听课的许还山都碰上了。此时，他刚好二十四岁，身强力壮，浑身是劲，一顿能吃三大碗白米饭，每月可消耗八九十斤粮食，而学生的定量只有24斤，且重活还得他去干。向家里求援吧？家已不是过去的家，父亲早他当右派前的一周被划成右派，从郑州市文化局长位置上拉下来，毛病也是出在嘴巴上：“中国少了资本主义一课，应接49年所订的《共同纲领》”办事。他属于党外人士，处理还算“宽大”，工资从原来行政的九级降到只发生活费，下放到边远的农村去监督劳动。留在家里的母亲独撑大梁，得管年幼的弟弟、妹妹，由于缺吃少穿，早瘦成个皮包骨的灯影人，哪还有能力管他？ 两年后又把他转到团河劳改农场改造，长期和小偷、流氓以及各种刑事犯关押在一起，还先后和许多知名右派为伍，比如新华社的戴煌、北京大学的谭天荣。在此期间，他当过铸工、铇工、钳工，也干过农活，受的罪就不用说了，戴煌那本《九死一生》一看就知道苦到甚么程度。不过在这里他遇到一个名叫金升贵的队长给了他不少关照，告诉他说：“不要悲观，你还年轻，将来肯定会好的。” 金队长给了他生存下来的勇气，好不容易熬到1965年他终于“摘帽”和解除了“劳教”，满以为可以过上生常人的生活，没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他又落入毛泽东的陷讲。 千里流放去新疆 患上偏执狂的毛泽东老是喜欢用人民的生命去做游戏，历代统治阶级的权力争斗又总是用善良者的头颅去作筹码。1966年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人说它是反右斗争另种形式的表现，是扑杀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双仞剑：消灭历史的同时消灭肉体！ 此时，许还山从右派变成了就业人员，也就是一般说的“二犯人”，仍受岐视与打压，但一个新的梦幻在他脑子里升起。他曾听农场的管理人员说，新疆有很大很好的农场，他们可以到那里去做农业工人。在那个再看不见电影界人士的地方从头做起，实现人生另一个梦幻。他喜欢绘画艺术和建筑艺术，如果能有机会或许是条出路。好巧，时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为了讨好毛泽东和转移斗争视线，提出“要把北京变成一个水晶式的城市”，于是北京的“五类份子”和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成为清理对像，以“屯垦戍边”的美妙口号送到边疆去。很快他的请求被批准。 一列闷罐火车载著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远离北京，就像一个被抛到荒岛的孤独客，心里空荡荡的。开始在警察的带领下他们还唱《边疆处处赛江南》和《有志男儿在四方》等歌曲。经过五天五夜的路程，火车停在了吐鲁番站。那天风很大天特别冷，突然通知他们下车集合，正在排队时，从最后一节车箱里突然跳下来百馀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跑步过来将枪口对准他们。这下他们清醒过来，不知谁高声喊了一声：“我们不是支边！是流放！”顿时，蒙在鼓里的近千犯人这才反应过来，警察已给他们戴上了手铐，立即宣布军管。清点完人数之后，又把他们分别赶上了一辆辆卡车，每辆车上都有几个带枪的解放军押送。汽车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不停地奔跑，车上再也没有笑声、歌声，个个表现出对信念的破碎和前途的失望。卡车在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上走了七天七夜才停下来，停车的地方既没有房子又没有树木，甚至连草都没有。给他们取下手铐后，他问队长：晚上睡哪？队长说，你站哪就睡哪。几天后他们盖起了一排排干打垒的土房，就地开荒造田，组建起新疆建设兵团农三师的第一支队，他当上了个班长，带人七次转点打前站，受尽了各种苦头。 在新疆除了种地之外，他还当过很长时间的爆破工，无论是炸土还是炸石头，都给他留下了生与死的记忆。记得一次放炮，他最多点燃过19炮，一边点火一边跑，而且还要数炮声，跑的速度非常快，稍微一慢可能你就没命了。如果点的炮没响，还得上去排哑炮，这是要命的事情。除了放炮他还烧过砖，虽然生命危险不大却特别累，每天每人必须挑70担水和泥土，还要扣三千块砖坯，每块砖坯都要八角齐全、十二楞见线、六面生光，干一天下来累得就连上厕所都想坐著上。还有伐木，那时在寒冷的戈壁上伐木，每人每天的任务是40棵大树，伐倒后还要集中在一起。在山上没有一顿饭能让你吃饱，饿急了就抓蛇吃，口渴了啃冰雪。在这期间的一年零八个月，没吃一滴油，没见过一片肉，人人瘦成皮包骨头，每天早晚还要背“老三篇”，喊“毛主席万岁！” 在新疆流放的15年他亲眼看见死了不少人，有电打的、火烧的、炮炸的、上吊的、树压死的，还有逃跑的、枪毙的，光收尸埋人他就干了好多次。这15年是他人生中最苦的15年，也是他永远也忘不了的15年。 他除学会了各种农活和开山放炮的本领外，还学会了维吾尔语。1979年北京电影学院一纸右派“改正”通知将他召回，他说，苦难对弱者是灾难，对强者是财富。他和好些右派一样都是强者，无论在哪里都是一只高翔的鹰！ 名利不改右派本色 中国是个风派国家，再有本事的人只要没名气，谁也不会理采你敬慕你；只要你是有名气的人纵然没有本事，崇拜你的人争相献媚。许还山初回北京是个有本事没名气的人，仍进不了北京的电影制片公司去长影吧，长影说满员；到上影吧，上影不要人；珠影想要，又说他结了婚户口不好办。在这关键时刻，西影厂长田玮听说：新疆来的不容易，定是个强者，没两下子活不到现在，我要！很快《樱》在全国各地公开上映了，受到圈内人和观众的好评。原来那些不要他的电影制片厂纷纷恭请大驾。他哪儿也不去，就去西影！此后，他一部片子接著一部地拍，演了几十个人物形象，有时还自编、自导、自演。从电影《张衡》、《代理市长》、《大决战》，到电视剧《司马迁》、《吕后传奇》、《共和国往事》等他都扮演主角，给全国亿万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年又和不少中青年名角拍摄了大量的电视剧《导弹旅长》《无盐女》《首富》《孝庄秘史》等，成了家喻户晓的影星。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他拒领金鸣奖。1992年他主演了《筏子客》中的大把式一角，金鸡奖评委们一致同意评他为最佳男配角，但他觉得此奖不该领。因为金鸡奖早订下规则，由别人代为配音的角色不能入选。他拍完《筏子客》之后还没来得及配音就被上海电视剧制作中心《天梦》组催去饰演剧中的男主角，故未来得及配音，西安市话剧院徐正运代为配音。他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评委会，提出立即撒销原评定。在这一切作假的国家他不作假是种甚么精神啊！用他的话说：我是个右派，我永远要像个右派诚实地活著。
共党之嗜杀，不但数量上跨越黄巢，其手段之惨毒，也有非黄巢闯献所能想望者。他们创造发明了许多酷刑，使受害者虽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来关于这类事故的报导，俯拾即是，我们不但不忍卒听，而且也不忍备言。 中共是苏俄共产国际制造的匪患 历代都有匪患，其为祸之烈，虽在妇孺亦耳熟能详的，在唐为黄巢，都曾创造过空前未有的纪录。然以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下“中共”或“共党”）相较，可就都望尘莫及了。共党已经和仍在制造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他们为害中国乃至为害人类的程度，将不止是空前的，而且可能还是绝后的。 共党就是由苏俄领导的共产国际在中国一手制造的一种匪患，因其曾自称为“中国工农红军”，故又可名之曰赤匪。 共党为患，始于十六年他们在南昌发动的“八一暴动”。而中国之有共产党，则始于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从一开头它就是接受俄帝指挥的一个出卖民族利益的组织。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国父倡议容共，何尝不知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不能相容，不过容共并不是容纳共产主义的意思，更不是允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意思。当时李大钊提出共产党徒加入本党的申明书中说：“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见容共是容纳共产党“人”之加入本党，亦“归斯受之而已矣”之义，以国父之宽容大度，对于“人”是不曾有所歧视的。至于一经作了共产党，便不复再有人性，这岂是国父当初始料之所能及？再则国民革命发韧之始，倍受英、日殖民主义者的重重压迫，争取国际上的援助与同情，乃当时革命形势之绝对需要，刚好俄国此时再三表示他们愿意援助中国国民革命的诚意，则国父联俄容共政策的确立，正是客观形势必然的归趋。后来俄帝狰狞面目之逐渐暴露，还是共产政权罔顾信义缺乏人性的一种表现，但这不是任何人所能前知的。所以根据军后的成败，来评论事前的得失，未有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 共产党徒以个人名义加入本党之后，立即展开挑拨离间的分化作用，于是乃有“左派”、“右派”、“中派”等等名称出现。在“革命的向左转”的口号之下，共产党在本党阵营中已隐然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不过共产党的招牌还没有公开挂出来罢了。“八一”南昌暴动是罗明纳兹（斯大林派来中国传达他的命令的人）策动，贺龙与叶挺执行的。（贺龙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叶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烧杀劫掠之后，南窜广东，于潮汕一带遭国军痛击，被各个击破，残部由朱德率领，流窜湘南。 中共的杀人纪录骇人听闻 世称黄巢造反，曾“杀人八百万，流血三千里”，考之正史，此说并无所据。惟黄巢残忍嗜杀，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杨复光陈破贼事状，说巢贼“物无不害，恶靡不为”，已可见其为祸之烈于一斑。 荼毒生灵，距今不过三百馀年，仍为家喻户晓之事。至今成都少城公园尚存有张献忠所书之“七杀碑”，其文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以杀人为报天养人之法，是何理性？真是匪夷所思。 共党以流寇方式起家，对于历代流寇，尤其是黄巢，素极奉不崇敬，大有奉为“先贤”、“先烈”之意。其实他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他们这三十年来在中国所造的孽，虽起黄巢于地下，当亦有自愧弗如之感。 大陆沦陷之初，港澳及各地华侨，对于共党表示好感及寄以希望的，可谓大有人在。然而仅只一两年的时间，人心为之大变，希望破灭了，完全变成绝望，好感消失了，完全变成咒诅。至今无论海内外的中国人，除去已失人性的共党中，形成“新阶级”的人物外，对于共党不存“时日曷丧，与汝偕亡”之想的，可说不可能有这样的人。 共党仅仅在一两年之间，使华侨对它的观感形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故安在？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他们太残酷，使人人觉得在共党统治之下，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所以才毅然决然的摒弃了对他们的幻想。 共党之嗜杀，不但数量上跨越黄巢，其手段之惨毒，也有非黄巢所能想望者。他们创造发明了许多酷刑，使受害者虽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来关于这类事故的报导，俯拾即是，我们不但不忍卒听，而且也不忍备言。 单就杀人之多这一点来说，共党所造成的纪录，称得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江西剿共结束后，中外新闻记者到劫后共区从事实地调查者，颇不乏人，他们都很注意沦为共区之前和收复以后各地区人口的变迁，兹就手边所有资料，摘录数条如后： 一、黎川之新罗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后只存千人。 二、宁都县城原有居民约二万人，劫后只有八千人，约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害。以上两条均见上海德文日报主笔Mr.Simon Eberhard所作《赣省收复县区视察记》。 三、南丰全县原有人口十九万馀人，现在仅存十一万四千四百馀人，其中男子五万六千馀人，女子五万八千馀人。共区女多于男为极普遍之现象。 四、广昌城外数里许一村庄，有一大屋，约三十间，谢姓。过去可断为一大家，现则荒凉冷落，仅有男丁三人，而女丁则有十一人。其中有一年似十五六岁之小孩，询之则已二十二岁。又另一村家，则只有中年女子三人，并无男丁。 五、宁都全县原有人三十四万，现仅有二十二万四千四百人，包括男丁十万零一千七百馀人，女丁十二万二千六百馀人。其中壮丁仅三万五千四百九十四人。 六、宁都县属之长胜圩，全圩面积约十馀华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馀，自民国十九年（一九三○）被共党惨杀三百馀人，除裹胁以去者三百馀人，现仅存九百二十馀人。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老幼二百九十五人，壮丁仅八十馀人。 七、瑞金原为赣南最富庶之县份，俗有种一年吃三年之谚，惟自十七年（一九二八）被共党占据时起，至去（二十三）年十一月收复时止，原有之三十馀万人口，被杀三分之一，被胁迫以去者六千人，仅馀二十一万人左右。尤以知识份子屠杀净尽，办理善后，亦难找得人才。 以上五条均见中央社特派记者锺贡勋所作之《江西农村视察记》。 以上录有的资料，虽残缺不全，不足以见共区人口变迁的全貌，但举一反三，大致的情形，是不会有多大出入的。我们综合起来看，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在共党统治下的地区，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普遍的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总计以上七条所列原有人口为八十五万三千馀人，劫后人口为五十五万八千馀人）减少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由于屠杀。 二、共区人口普遍的女多于男，这纯粹是人为的现象。因为男丁非被屠杀，即被裹胁以去之故。 三、共区因缺乏壮丁，劳动力不敷需求，以致田园荒芜，百业俱废。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虽已年届成人，而形态犹如儿童。 共党由嗜杀而造成饥饿，由饥饿而促成死亡，也就等于慢性的屠杀。其被裹胁以去者，名之曰“工农红军”，其实是供给共酋人海战术充当炮灰之用的原料，也还是一种变性的屠杀。所以共党之残忍嗜杀，实在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何以一为共党，便如此嗜杀，而毫无恻隐之心？原因就是恻隐之心，是人性的一部分，故唯“人”才有侧隐之心。人人皆知共党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是不承认有所谓“心”的。他们认为“心”也就是“物”，人不过是血肉制成的工具罢了。所以把人用在经济生产上，就是血肉的机器，把人用在战争作业上，就是血肉的武器，而把人用在巩固残暴的统治上，就成了杀之以镇猴子的鸡了。总而言之共产党统治政策的一个最大环节，就是屠杀，这是他们一了百了的得意杰作。其所以敢于如此与古今中外一致拥护的“人道”观念为敌，没有别的凭恃，就因为他们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再则他们认为屠杀是造成恐怖政策的必要手段，而恐怖政策又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换言之恐怖政策的成功，就是共产统治的成功，所以共产党徒不愿意放弃屠杀，正如他们不愿意放弃统治和政权一样。 列宁曾说过：“我们不曾在原则上拒绝过恐怖主义，我们也不能这样。恐怖乃是一种军事行动，可以加以有利的应用。在某些时刻，它甚至于是必要的。” 这话说的太技巧了。岂止某些时刻，恐怖主义是必要的。自始至终，恐怖主义和共产统治就没有分过家。没有恐怖主义，共产统治既不能出现，也不能持久。 邱吉尔的回忆录上，记载他有一次问斯大林：“俄国在清党期间（一九二○到一九三○）有多少人被杀死或被永远驱逐？” “一千万人!”斯大林很坦白的回答：“这是很可怕的，……但这是必要的。” 以此类推，则大陆沦陷的初期，说被共党屠杀的人民，有三千万……之众，不但不是虚报，而且可能还有不实不尽之处。 三千万人的大屠杀，真是旷绝古今的一次大屠杀了。 黄巢嗜杀，并不讳言嗜杀，张献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扬其嗜杀。唯共党则不然，共党杀人，明明是师承列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以遂行其血腥的独裁统治，却往往饰词造说以相掩饰，并多假托人民公意以行之，这种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残酷，而且卑鄙。以视黄巢虽凶残而尚能表里如一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属下下。 所以吴稚晖先生批评共党，说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最为要言不烦。比起黄巢辈的“物无不害，恶靡不为”来，可说是匪化的一种“大跃进”。 注： 陈诚（1898年1月4日－1965年3月5日），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是中国国民党党、政、军首要人物之一。其军事集团是蒋中正嫡系部队中坚力量。他自黄埔军校起就一直追随蒋中正，成为心腹干将，曾任军长、兵团总指挥、集团军总司令、军政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国防部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兼任海军总司令部总司令等要职。到台湾后，历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副总统和中国国民党副总裁。 作为国共内战起，中国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陈诚，对于国共战史有著不同常人的解读，在其《陈诚回忆录—国共战争》（2005年出版）一书中对这段国共战史进行全面解读。本文为其中部分节选。
1979年的一天，一位名叫杨兆龙的老人在浙江海宁县的一间4平方米的小屋里悄然离世。临终前，他喃喃地吟出了屈原《离骚》中的一句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是甚么让他九死仍旧未悔？是对自己曾经的遭遇吗？ 辉煌的年代 1904年出生于江苏金坛县的杨兆龙，自小就十分聪明。1922年考入燕京大学哲学系，后转入上海东吴大学改学法科。1926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毕业后，受聘上海政法大学教授，并任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及租界上诉法院推事（法官）。史载，在法院任职期间，他不畏强权，秉公执法，常常与陪审团针锋相对，将有罪的洋人绳之以法。因他常在华洋诉讼之争中与外国陪审领事发生冲突，两年之后便被解了职。不过，他在任职期间所写的不少判词，都被收入了当时在国内颇具影响的《东吴法学季刊》。 1931年，杨兆龙考入南京政府的司法行政部，不久担任秘书处科长。1934年他被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破格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专攻英美法学。其题为《中国司法制度之现状及问题研究—参考外国主要国家之制度》的博士论文获得了专家的一致好评。此后，他到德国柏林大学随著名的库洛甚教授研究“大陆法”。 刚刚30出头的杨兆龙在结束了柏林的学业后回国，被聘任为国家资源委员会的专门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他奉命起草国家《总动员法》、《军事征用法》等草案。此后，他先后担任了西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并兼任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朝阳法学院教授。 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杨兆龙在重庆受聘为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长。为惩治日本战犯和汉奸，起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汉奸惩治条例》。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成立战犯罪证调查室，杨兆龙任主任，组织700馀人搜集日寇侵华罪行材料30馀万件，由杨最后审定后，部分重要战犯的罪证送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其馀部分送交中国战犯审判委员会。这些罪证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结束后，杨兆龙完成了《联合国宪章》的中文本翻译，并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长，主持起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等。 1946年，杨兆龙任中国司法考察团团长，考察欧美七国法律制度和法律教育。 1948年，杨兆龙被海牙国际法学院评为“比较法学”专家。当时全球获此殊荣的共50人，中国有两人，另一人是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宠惠。 遭中共特务诱导 因不堪国民党官场内部的矛盾，1948年底，杨兆龙决定脱离官场，去大学任教或专事法学研究。正在他向司法行政部辞职之际，却忽然接到了代总统李宗仁的一项任命，任命他为国民政府最高院检察署代理检察长。他将此事告诉了妻子沙溯因，沙溯因无意中透露给了自己的妹妹沙轶因。沙轶因是中共地下党员，遂将此消息报告给了中共组织。中共于是派人去说服杨兆龙接受任命，并借此营救被关的中共党员。起初，杨兆龙并不愿意，但碍于亲情，最终还是应允。 杨兆龙任职后，以“释放政治犯”可表明国共和谈诚意为由，多次去说服李宗仁。最终李宗仁同意释放了全国约万馀人被关的政治犯，不少是中共党员或亲共人士。 从以上纪录来看，杨兆龙不仅对民国时期的法制建设、对惩办日本战犯、惩治汉奸等许多方面，立下了丰功伟绩，也在营救在押的共产党员和政治犯等方面为中共立过“大功”。 1949年，中共占领南京前夕，杨兆龙接到加拿大某大学终身教授的聘书、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当选杰出的比较法学家专家的证书和会议的邀请书，两国驻华使馆送来赴任的签证，此时陈立夫的妻子也给杨兆龙夫妇送来了两张去台湾的机票，但并未成行，因为营救政治犯，在妻子及南京中共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的劝说下，杨兆龙决定留在大陆。这一决定注定了他此后的人生悲剧。 人生走向悲剧 留下来的杨兆龙将国民党最高法院检察署的档案全部保存了下来，并移交给了中共解放军南京军管会。1950年，在南京大学任职的杨兆龙被选为南京市人民会议“特邀代表”，并以法学家的身份写了建议人民政府迅即起草《土改法》的议案，以规范行将展开的土改工作。然而，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对此提出了批评，因为在其看来，一个做过国民党司法高官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对共产党“奢谈”甚么“立法”。 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杨兆龙被分配到复旦大学外文系担任俄语教授，原因是他以前学的都是资产阶级的法律，“不利于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他虽然很不高兴，但还是服从了安排。 在复旦大学肃反时，校方以杨兆龙的思想改造时的交代材料为依据，给他扣上3项罪名，一是杀害革命烈士，二是蓄意破坏土改，三是特务嫌疑。 杨兆龙受到大会小会批斗多次，苦不堪言。直到肃反后期，负责核查杨兆龙的专案组组长房群，经过调查研究，认为以上三项罪名均不能成立，主张对这样一个为共产党立过功的大学教授应当团结，不应立案。专案组的意见得到上海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许建国的同意，并报请中央批准，杨兆龙才逃过一劫。 落入中共的圈套 但到了1957年的反右，杨兆龙不再有逃脱劫难的幸运。 这年春天，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份子响应党的号召，纷纷在各种场合大鸣大放。柯庆施等领导人鼓动杨向党建言，一些报刊也邀他发表文章。杨兆龙按捺不住，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在法学界很有影响的文章，成为重点批判的法学界“右派”言论。他在5月8日《文汇报》上发表的《法律界党与非党之间》一文，批评了1952年司法改革工作的缺点。 杨兆龙写道，“有些领导他们的党员审判员或审判长既不懂法律，中文水平又很低，甚至连独立写审判书的能力都没有。”杨兆龙的这些观点，后来被法学家郭道晖的文章所举证。据统计，在司法改革中总共清洗掉6000多名“旧法人员”，把大批从农村和部队进城的文化低、毫无法律知识的“法盲”调入法律部门，充当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审判员。杨兆龙的文章还对与司法改革同时进行的大学院系调整提出批评。 紧接著，5月9日《新闻日报》又发表了杨兆龙呼吁实行法治的文章，标题是《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他说：“甚么是合法的，甚么是违法的，甚么不是犯罪，甚么是犯罪，以及应如何处罚等等，一般人固然无从知道，就是侦查、检查、审判人员，也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足资遵循……因此就发生一些无根据的控告和不应有的错捕、错押、错判的情况。这不能不是一种严重的事态。” 他说，那种无明确的法律限制的灵活性，足以破坏民主与法治。（毛泽东曾说“法律是捆住我们手脚的”，毛所要求的正是这种无拘无束的“灵活性”） 1957年6月，在上海民盟主持的座谈会上，杨兆龙呼吁实行民主和法治，说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不是空谈，应当有一套办法；没有一套行政诉讼制度，是无法制止官僚主义的；现在的人事工作只讲历史和阶级出身，是不好的…… 杨兆龙这些观点，在朝野同声呼吁以法治代替人治的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但在当时反右斗争中，成为法学界巅峰的事件。杨兆龙被划为“极右”，遭到重炮轰击，中央和地方报刊合力围剿。行政上给予停职降薪处分，月薪从300元降到35元，杨本人被逐出原居所，强制劳动一年有馀，直至累得吐血，送往医院。他的三位亲人（女儿、长子、次子）因不同意父亲被错划右派或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划为右派。 最终家破人亡 1963年9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派七八个便衣特务闯入杨家中，给其戴上手铐，连同他儿子两人，以“现行反革命”、投敌的罪名，同时被捕入狱。他的儿子在交通大学读书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劳改，因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送进医院抢救，接著又令他和一批右派学生去新疆劳动。杨母担心儿子赴疆小命难保，试图通过关系让儿子去香港转美国继续上学。 结果被所谓的关系人出卖，父子双双被捕。儿子被判处10年徒刑，杨兆龙却一直没有宣判，狱中8年吃尽苦头，长期背铐，忍受各种酷刑。 直到1971年才做判决处理。据杨的女儿杨黎明事后所知，其父原被判处死刑，后来上报到中央，考虑到杨兆龙在国际上是个知名的法学家，才改判为无期徒刑。 1975年，中央决定对“国民党县团级人员”实行特赦，杨兆龙被特赦释放。他这个73岁的老人，拖著伤痕累累的身心，回到家中。他回家后不见妻子沙溯因，女儿瞒他不过，只好告诉他，母亲于1965年受到降职降薪处分，于1966年“患脑溢血死亡”（实际上，沙溯因不能理解文革之所为，对现实和未来都已绝望，自缢身亡）。 闻讯之下，父女抱头痛哭。沙溯因曾对女儿说，如果我见不到你父亲，你要告诉他，“是我害了他”。杨黎明知道，母亲是在悔恨。当年为了营救万馀名狱中的政治犯，是沙溯因姐妹听从地下党南京市委的要求，把杨兆龙留在大陆的。他和他的家人绝对想不到，解放后共产党却始终把杨兆龙和他的全家当作阶级敌人、反革命，处心积虑地置他们于死地。他的女婿（杨黎明的丈夫）陆锦碧也被当作反革命加以监控、跟踪，1964年10月，不容分说地予以逮捕，给予严重的处分：开除公职，重戴右派帽子，押送到祁连山八宝农场劳改。杨兆龙以特赦人员的身份被释放，却已无家可归，只得到浙江海宁的女儿家暂住。1977年10月，突发脑血栓，瘫痪失语。1979年4月1日，因脑溢血逝世，终年75岁。但至死他的冤案都未得到平反。中共南京市委原书记陈修良在上海高等法院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慷慨陈词地说：“把杨兆龙留在大陆，是我动员的结果。杨对我党立了大功！是我害了杨兆龙和他全家……我欠了他们的债，现在我要还债！” 杨兆龙的冤案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1月，政府才做出决定，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恢复名誉，发还家产。但这时他已经魂归黄泉。
很难用简短的语言说明，上电视接受采访，这期间我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至今难以形容，而且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述。我其实想尝试将详细的过程说出来，但总是觉得很难过，仍然难以克服心理阴影。但我知道我应该说出来，哪怕仅仅以这种简单的形式。 事实上，2015年7月末，我刚刚被抓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当时还在北京的指监（编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每天审讯我的警察就开始游说我，让我上电视接受采访，而且有一天还强行把我带到中央电视台，那时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2015年9月8日转到天津指监后，天津的预审也多次游说我，让我上电视接受采访。我仍然拒绝了。 2015年10月10日半夜，我刚刚睡著就被叫醒了。看守我的小姑娘告诉我说，一会儿预审来。我问她们现在是几点了？她们告诉我半夜十二点，我在心里画了个大大的问号。 看见儿子名列嫌犯，当场昏厥 我刚刚穿好衣服，两个预审就进来了，他们满脸的凝重，我们都坐好后，他拿出两页纸递给我。我打开一看，第一页上是云南省公安厅发给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的一份电报，上面写的内容大概是：在云南抓到几名偷渡边境人员，其中一人是内蒙古的，姓名包卓轩，年龄16岁，是乌兰浩特一中学生；第二页上赫然是我儿子的一张大照片，明显是像我们被抓后送到看守所时办理入所手续时，背靠印有标尺的墙壁拍摄的，照片下面写著：犯罪嫌疑人，包卓轩。我看完之后当场就昏厥过去了，不知道多久之后我才醒过来，我当时躺在床上，身边有几个平时为我们体检的医务人员。我这时仍感觉天旋地转，无法呼吸，那几个医务人员看我醒来了，说我血压太高，给了我吃了一片降压药就离开了。 这时，预审进来了，告诉我说，你儿子被反华势力给带走了，但所幸的是，公安人员把你儿子带回来了，现在在云南，你要不要救你儿子，就看你的态度了。我当时真的都懵了，问他们，怎样救呢？他们说要录个视频给公安部领导看，表明你的态度，我说录甚么视频？表明甚么态度？他们把要我说的内容写到一张纸上，让我背下来，大概内容是谴责某某反华势力甚么的吧？记不清了，内容不多。然后，他们打开平时审讯时用的电脑摄像头，并且对我说，你看，这就是给上级领导看的，要是给你放到电视上，那就要用正规摄像机了。过了两天，他们来告诉我说，领导看了很满意，你儿子已经被放回乌兰浩特了。 这是第一次所谓“上电视”的经过，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要上电视，直到我被送回乌兰浩特后，我才逐渐在我父母和朋友处得知，那时他们毁掉了对我不上电视的承诺！ 认罪，就能得到“宽大处理” 2016年，大约是在4月份，我当时已经被转入天津市第一看守所，那时我刚做完了乳腺手术，包括看守所的管教和预审在生活上对我都很照顾，特别是管理我那个监室的女管教一直待我都很好，她时常会带我到监室外面聊聊天，或者给我带一些监室里没有的吃的东西。 人呐，真的是很奇怪的动物，其实，我们现在想来，这些都是我们应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但由于我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天都被关在屋子里，每天都吃得很差，所以有人给了你一些基本的权利，给了你一点温暖，比之前有了一点点改善，你就会感激不尽。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吧？ 预审说如果我能够配合他们的工作，我当然可以得到“宽大的处理”，也就是说，我很快就会被释放。那段时间他们也不再像以前一样，会用“我们明天就把包龙军和包卓轩给抓起来！”这样的话来恐吓我。那时我已经知道了我丈夫包龙军也被抓了。他们不断提醒我：只有我先离开了看守所，我丈夫包龙军才能出去，我儿子出国留学的愿望才能实现。 那么是甚么样的配合呢？他们说，你们这批人都需要有一个好的态度表达出来，才能得到宽大处理。过几天会有公安部的领导来，他们要我向领导表态：“我现在已经认识到了我自己的错误，我是被蒙骗、被利用的，要谴责那些境外反动势力，要感谢公安机关对我的教育和帮助。”从那时起，每次预审提审的时候都没有再去提审室，而是在看守所管教的办公室里了，并且看守所还特意布置了一个房间给我，用来吃饭和背诵准备资料。 一而再，再而三重录 大约是四月末的一天，预审把我带进办公室，告诉我说：今天有公安部的领导来了，要让我做个视频，他对我承诺，这仅仅是给上级领导看的，肯定不是放在公共媒体上的，所以让我放心，就按照他们平时给我写的稿子来背一下，而且背不下来也没有关系，可以重新录制。并且他们还说，你们这批人都是要录像的，要等一个个安排时间。我向他们确认了多次，他非常确定的说绝对不是给媒体报导的。但我那时对于录像还是非常抵触的。 大约过了将近一个下午的时间，下午四点左右的时候，我又被带进管教的办公室里。等了几分钟，进来一位大约五十多岁的人，穿著便装，他身后跟著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带著一架摄影机。他们进来之后，和我说了一些类似于会给我们出路之类的话。这两年我的记忆力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即使我一直在努力找寻之前的每一个细节，可是具体内容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也询问他，这个视频究竟是给谁看的呢？他也一再向我承诺，确实是给他们的领导看的，绝不会放在公共媒体上。 年轻人准备好摄像机，年纪大些的人开始向我提问题。具体是甚么内容我忘记了，但基本上都是平时预审教我说的内容。我说得很不好，一方面我的记忆力真的特别糟糕，另一方面我对此也还是有所抵触。有些问题因为我的回答很差，他们会反复问，让我反复回答。大概过了三四个小时他们才走。 大约过了二十天左右，那位所谓的公安部领导又来了，说上次录的效果不行，要重新录。 但重新录制之后，过了两天预审说，效果还是不行。这次他们拿来了摄像机和电脑，他们把要求我说的内容都放在电脑上，并且放很大的字，就让我直接对著摄像机读电脑上录制好的文字。通过多次录制后，他们终于认为合格了就离开了。但过了两天他们又来了，说还是不合格。要我重新录制。但这次录制后过了几天他们说还是不行。 期待“领导”信守承诺 大约到了六月初，好像是端午节的前一天，预审特别把我从监室里带出来，告诉我说，他们的一个领导来了，要和我谈谈，我是否能离开那里，就全凭我的表现了。 我们在那个房间里等著，不久，进来两个著便装的年龄大约五、六十岁的男人，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两个进来后居然和我握了握手，这让我很奇怪。后来得知他们是天津公安局的副局长和处长。他们简单的和我聊了聊最近的生活和我的身体状况，然后就让我对自己做个简单的评价。我对自己的评价当然是我认为我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好律师，为人处事是以善为标准，工作中我非常敬业，一直都被当事人所认可。那之后，他们经常到看守所把我带到管教办公室里聊天，同时进一步游说我，要我接受电视采访，我都拒绝了。到了七月初，我已经忘记他们来了多少次之后了，我们在管教的办公室聊完，预审又单独找我说，你好好想想吧，你要是不同意上电视，你能出来吗！你丈夫包龙军能出来吗！你儿子能出国留学吗！ 我陷入了几昼夜的苦思冥想。我当时考虑到，我和我丈夫都被用这种方式关押著，和外界没有一点联系，这种情况不知道要到甚么时候，我们那可怜的小儿子一个人在家里不知道是甚么情况，虽然预审告诉我说他已经被释放回到了乌兰浩特，可是他也可能受到严厉的管控，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他今后怎样生活呢？另一方面，来和我联系的两位所谓的“领导”看上去还不错，应该是会遵守承诺的，经过这么多天的沟通，我认为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可信程度的，而且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他们并不像我刚被采取强制措施关押在北京时那样凶恶，而是对我逐渐有了比较好的态度。 最后我决定冒险答应他们这个条件。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非常渴望见到我的儿子，我想，如果我不出去，我儿子就不能出国留学，他在这里会受到怎样的伤害？我不知道！但肯定要受到极大的伤害！即使多年以后我会出去，但那时的孩子也不知道会是甚么样的情况了？他的这个年龄正值青春期，一旦受到伤害就会终身有阴影。我要尽一切努力，争取让儿子摆脱当前这种困境，让他能到自由的国度去学习生活，避免他受到更大的伤害……那样，就只有我出去才办得到！我深怕我的儿子的一生都被毁了，他必须走，他必须离开这国，这就是我当时最为迫切的想法。所以，不管我受到怎样的委屈，我也要拼命去试一下。 为了见儿子，只能认罪 之后，我答应了他们这个上电视的要求，但要求在离开看守所之后才接受电视采访。就开始按照他们准备好的稿子背，同时他们还安排了多次的排练，差不多在离开看守所之前，每天都要进行排练。最后，2016年7月22日他们为我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带我离开了天津市第一看守所，到了位于天津市蓟县盘山脚下的天津市公安局培训基地，在那里，我待了大约十天左右，然后搬到了天津市和平宾馆。大概是8月3、4日那两天，我在天津市和平宾馆附近的一个小洋楼里接受了采访。 我那时都是完全受他们的控制和安排，虽然我百般的不愿意，但一想到我没有其它办法，只能通过这个方式见到我的可怜的小儿子，才有机会为他筹划相关事项，我也就只好这样继续下去了！ 8月4日中午，我在他们的安排下接受完采访后，下午四五点钟见到了我的小儿子，他搂著我大声的哭了很久，我也搂著孩子默默的流泪。回来之后，我逐渐了解到了孩子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受到了怎样的伤害，而且，残酷的现实还让孩子患上了较严重的抑郁症。 8月5日，我和儿子见到了刚被取保的他的爸爸包龙军。 那之后，我一直都非常压抑，我们一家随后被软禁在乌兰浩特，我不知道外面的信息，但我儿子和他父亲经常就我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时说的话嘲笑挖苦我，我一直都在忍受著巨大的痛苦和压力。有一次我忍不住了，问我儿子：儿子，你说你是要妈妈忍著委屈上电视，然后就和你在一起了；还是要妈妈不上电视，现在还在监狱里呢？儿子果断的说，我要妈妈和我在一起！ 有了儿子这个想法，我想我无论受了多少委屈和伤害都是值得的。因为当时我能和儿子在一起的唯一途径就是这样做，那我就只能这样选择。 我所做所思所想基本就是这样，我已一一做了说明，我不企盼得到世人的谅解，我仅仅想说，孩子是我的一切，当时那种情况，也许我只能选择那样做！ 编者按： 王宇，中国女性维权律师，曾代理多起著名维权案件，例如范木根案、曹顺利案、尹旭安案、伊力哈木‧土赫提案，并曾为大量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进行无罪辩护。2015年6月公开声援中国法轮功学员向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控告发动镇压的江泽民群体灭绝罪。 2015年7月9日凌晨，王宇在中共当局的“709大抓捕”中被带走，引发世界各国政府的关注。2016年1月8日，王宇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被关押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 同年，路德维希-特拉里奥国际人权奖评委颁奖给王宇，但王宇在中共政权的压力下拒绝接受该奖。
关于日本侵略我们中国的情形以及我们国家最近的情势，已扼要的说明了。现在再要回头补述甲午年中日之战，我们中国失败的原因，以为今后御侮图存的前车之鉴。 大家知道：甲午之役，我们中国以堂堂大国之优越的实力，惨败于蕞尔岛国之劣势的实力之下，这次失败的教训，凡是要想雪耻图强复兴国家的人，都不可不明白，尤其在现在外侮日亟国难严重的时候，大家格外要警心惕励，反省过去的错误，共同作最善的努力，我们国家才有新的转机！ 甲午之役中国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甚么呢？ 第一就是由于内部不能团结一致。当时无论军事政治都不统一，既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又无共同信仰的统帅。就军事而言，则军心不统一，军令不统一，军制不统一。在陆军方面，就有所谓湘军，淮军，和巡防营之别；在海军方面，就有所谓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之别。各自为政，各不相谋，军制、军令既完全不统一，军心自然分歧，力量自然分散。 例如李鸿章统率淮军对日作战非常吃紧的时候，张之洞这些人却在东南方面宣言保障东南和平，好像是另外一个国家。再看政府方面，在甲午以前，光绪已经临政，并且能够觉悟图强，励志维新；但是在慈禧太后控制之下，一无所施，宫中府中，分成帝后两党，总理大臣又贪污昏庸；再则户部尚书礼部尚书这些人都反对李鸿章。帝后两党暗斗于内，翁李两派倾轧于外，政治如此纷乱，要想决定一个国策，非常困难。总之，当时国内无论军事政治各方面，都是派别分歧，意见不一，权力不能集中，国力因之涣散，结果便只有被日本人各个击破，陷于惨败。这完全由于当时一般负责的人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只知争权夺利，为个人而不为国家民族。直到现在，我们全国上下，还不能真正精诚团结共同一致，拥护中央政府，来统一军事政治，集中整个国家的力量。日本人就是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毫无顾忌的侵略我们，压迫我们！这是我们大家应该注意的第一点。 其次，甲午失败是由于满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和人民之愚昧无知。当时满清政府上自慈禧太后下至一般朝臣和各地方官吏，大都是昏瞆糊涂，骄奢淫佚，对于国际大势，冥然罔觉，而且妄自尊大，毫无振作图强的气象。一旦有变，又不能信任大臣，使能自由运用才智，行使权力。 在甲午前后负外交和军事重要责任的是李鸿章，大家都知道：李鸿章是当时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和北洋大臣，他曾经到过外国，对于国际大势，当然只有他比较明了。在甲午战争将要爆发以前，他从各方面情形观察的结果，就知道：中国如果和日本开战，一定要失败，所以他不主张对日作战。 但是满清政府一般人昏庸腐败，不明白敌我两方的情形，也不知道战争的利害，又不注意加紧准备，祗是虚骄自大，盲目主战，不愿和日本和平解决，结果一败涂地，失土丧师，种下现在国家危亡的恶因，使我们受到如此的耻辱和苦痛。这就是由于满清政府不能信任李鸿章，以为他是汉人，不放心给他军政大权，所以随时随事都牵制他，不许他自由行使权力，以致不能尽量发展他的才智，自由运用他的政略和战略。如果当时慈禧太后真能将全权付托于他，使他能自由行使一切策略，我相信甲午之役，决不致弄到这样失败的地步！ 这一段是讲当时满清政府应付外患的情形。再看当时一般国民对于国难的态度又是怎样呢？从刚才所说，当时政府一般人之昏庸腐败，军事上一般人之无国家民族的思想，就可以推知当时一般人民之愚昧无知，麻木不仁，尤其那个时期已经在满清入主二百五十年之后，一般人民所受的奴化教育之影响很深，更不知道国家民族为何物，和他们对于国家民族应该负一种甚么责任，格外不知道如何自救救国的道理。毫无组织，无能力，无精神，无勇气来共赴国难。这种国民对于国家当然没有作用，尽管有四万万之众，也不能敌人家四五千万人，甚至在人家眼光里如同没有一个人一样。这样的国家，当然被人家侵略压迫；和人家斗争，当然要失败！ 由此可见：我们要御侮救国，一方面固然要政府一般人精明能干，负起责任；一方面更须全国国民都知道爱国家爱民族，都有组织，有纪律，有精神，更有民族的自信，然后可以发挥整个伟大的力量，突破国难，完成复兴的事业。再其次，甲午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对敌情认识不清，缺乏适当的整个政略和战略。 要晓得：凡是决定一个政略或战略，第一必先将敌我两方一切的情形及其所有种种的关系认识清楚，从而推知其将来可能的变化，如此所决定的一切政略和战略，才能适合应用。第二必须随时立于主动地位，不可陷于被动地位。所谓立于主动地位者，就是能进能退，能攻能守，可伸可屈，可刚可柔，一切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决定，能制人而不受制于人，才有运用之妙，能收克敌致胜之功。第三必须先发制人，攻破敌人的弱点，同时，注意补救自己的弱点。第四必须根据国家内部各种人事物力的现况以及外国环境的种种条件，就于全盘的利害得失详密打算，来决定整个的政略和战略。不可枝枝节节，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来应付。根据这四大原则来决定政略和战略，一定可以发生最大的效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现在我们研究甲午之役的情形，便不曾如此决定整个适当的政略和战略，从开始冲突到战败为止，满清政府对日本的一切情形以及国际间的整个关系，始终没有认识明白。起首不知道日本早有与中国开战的决心，以为中日问题总可以依赖外交的方法来解决，因此军事上的准备落后，使日本处处立于主动，得制机先。 至于外交方面，当初中国在朝鲜乱事平安后，即约日本同时撤兵，日本坚持不肯，各国都不以为然，中国在外交上获得各国一致的同情，可说已占占到主动的地位；但是后来只注重结好俄国一国而漠视其他各国的利害关系，因此惹起各国的妒忌，日本就乘机活动，使各国对中国的同情，渐渐减少，日本便由被动而转为主动的地位。一方面中国虽结好俄国，但俄国也很少帮助，中国因而完全陷于被动的地位。可见当时对于外交运用，完全失当。 在外交上还有一件事情，事虽小而关系非常重大，就是在反对日本出兵到朝鲜的时候，便抗议说朝鲜是中国的藩属，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后来在反对日本干预朝鲜内政的时候，便抗议说朝鲜是自主。中国既以“自主”字样形诸公牍，日本自然更可借口侵略朝鲜。后来为这一点小错引起外交上的大纷争，这种失败，完全自取。 至于军事方面，因为事先毫无准备，及至战端一开，便手忙脚乱，以致失败。当时日本的海军实力，远不及中国，如果中国海军能够先发制人，先以全力对付他的海军，一定可以消灭他们，夺得制海权。但是当时中国方面没有这种自信和识力，一切军事行动，事前既毫无准备，又因道路较远，交通不便，行动非常迟滞，非两三月不达。日本到朝鲜则非常便利敏捷，就此一点，凡是懂军事的人都可以知道，中国不宜和日本在朝鲜作陆地战，否则日本即可操必胜之权。但是当时中国当局不明白朝鲜实地交通的情形，要赶到朝鲜去作战。果然中国军队刚才出发，日本军队已经在汉江口遍布水雷，断绝海道，并且占据很多要隘，以逸待劳，中国军队不得不由陆路绕道前进。当时牙山的中国军队孤立无援，非常危急，中国便用舰队护运军队辎重赴牙山应援，竟为日本舰队所截击，全军覆没。同时陆路援军已不能赶到，牙山军队便一直退到辽河以西，不仅朝鲜完全丧失，旅顺大连威海卫以及辽河以东的地方，都被日本占领。陆军经平壤一战，一败涂地，海军经黄海一战，全军覆没。 这完全是战略的错误，如果当初根据先发制人攻击敌人弱点的原则，先以海军的全力消灭日本海军，夺取制海权以后，再来运输陆军入朝鲜，在海上就毫无阻碍，更不怕被人家袭击，而安然登陆和日本陆军对抗，我们海陆并进，日本非败不可的。乃计不出此，而用兵舰护运军队，以致陷于被动地位，受制于人，而归于失败。 由此可知甲午之役之所以失败，并非中国武力不及日本，而是失败于武力以外的种种原因，这种种失败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御侮救国最宝贵最切实的教训。语云：“失败为成功之母”，只要我们全国上下切实反省，根据过去一切失败的教训，奋发自强，共同奋斗，国家一定可以挽救，民族一定可以复兴！ 甲午战争是一个历史转折点 甲午战争，国际通称First Sino-Japanese War，是大清和日本在朝鲜半岛、辽东、山东半岛及黄海等地进行的一场战争。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按照中国干支纪年，时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丰岛海战是战争爆发的标志。 最终大清战败，只得向日本求和，签下《马关条约》。1895年间，清廷派李鸿章前往日本签约。条约指明，清朝须承认朝鲜为独立国，撤出朝鲜半岛。割让台湾、澎湖及其附属岛屿予日本。条约又要求清朝向日本开放多个中国内陆的港口城市，包括沙市、重庆、苏州、杭州。要求向日本赔款，日本便获得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其中三千万两为中国换回辽东半岛的费用）。还规定日本轮船可沿内河驶入上述个通商口。日本货物在中国内地必须免去内地税。这使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改变东亚地区由英国和俄国对立和争霸的原有格局，导致1902年的英日联盟及1904年的日俄战争。 甲午战争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来对中国危害最大的不平等条约。条约签订后，台湾和澎湖沦为日本殖民地。1896年，俄国以迫日还辽有功，与清政府签署中俄密约。后来，密约泄露，列强争相划出势力范围、租界与租借地。俄国在1898年租下旅顺与大连两港口；德国则强占胶州湾。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北洋水师的覆灭）标志著其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同时，甲午战争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此役后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急转直下，而日本则跻身为列强之一。《马关条约》之条款剥削中国，激起中国知识份子对国情的反思，清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对自身弱点有更深认识，促使后来政治制度的改革，于是就出现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以及百日维新运动。 （来自维基）
中国“战狼外交”在过去一两年举世瞩目。最近中国对澳洲又是羞辱，又是制裁，更把中国的战狼外交推上国际舆论的峰尖。 战狼外交这个词，虽然是晚近中国才出现，但中国在外交上的“战狼”却是“自古以来”的。这里介绍一下晚清最早的外交战狼——何如璋。 何如璋是清朝首任驻日公使，在1877年派驻日本，直到188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接受西方世界的平等外交概念，承认西方列强是和中国“平等”的国家。1875年，郭嵩焘被派到英国（1876年出发），成为首位驻外使节。何如璋派驻到日本只比郭嵩焘稍晚，同属第一批驻外使节。 中国人一向畏惧“洋大人”，对其他国家还是高高在上。与郭嵩焘出使西洋多少有点战战兢兢不同，出使“东方岛夷”的“小国”日本，来自“天朝大国”何如璋自信心爆满，自动“战狼”上身。 把琉球王封为“琉球藩王” 何如璋到日本的第一件要务，就是解决琉球问题。背景是这样的。 现在为日本冲绳县的琉球群岛，在1880年代以前是个有至少五百年历史的独立国家，当时由尚氏王朝统治。琉球国国小力弱，在东方式的国际关系中，只能向大国称臣。但琉球特别之处在于，它既是中国的藩属国，从朱元璋时代开始就向中国称臣进贡接收册封；也是日本的一个藩国——萨摩藩的属国：在1609年被萨摩藩征服后，也向萨摩藩进贡。于是，琉球就在东方的国际关系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两属之国”。 中国（清朝）、日本和琉球在1850年代后相继步入现代国际体系。在西方国际法体系中，琉球是一个独立国家，但在东方体系下还是藩属国。日本在国际关系转型中，要脱亚入欧，推倒东方藩属体系，就希望把琉球这个藩属国变为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872年6月日本宣布“第一次琉球处分”，把琉球王封为“琉球藩王”，等于把琉球降了一级。日本还在国际舞台竭力证明琉球属于日本。在作为台湾现代史开端之一的牡丹社事件中，日本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侵略台湾”，而是要通过为漂流到台湾被原住民杀害的琉球人（八瑶湾事件）“讨回公道”，以证明“琉球属于日本”。牡丹社事件后，日本继续推进兼并琉球。第一次琉球处分后，琉球的地位还是“琉球藩”，还带有东方朝贡体系的色彩，在国际法上领土归属尚未最后确定，废藩设县是最后一步。在国际关系上，牡丹社事件后，中国已承认琉球“两属”，但琉球对中国朝贡尚未断。日本希望彻底废除这种朝贡关系。 1875年5月，日本任命内政大臣松田道之为“琉球处分官”，处理琉球废藩设县事务。松田在7月到那霸直接向尚泰王递交命令书，提出九条要求。归纳起来最重要的是：停止给清朝的进贡和册封；改奉明治年号；要尚泰王上京谢恩；撤销在福州的琉球馆，原先事项由日本领事馆管辖；在琉球驻军；废除“藩”制定的刑法，遵行日本刑法；藩政改革等。尚泰王依然拒绝。此后，琉球在东京展开请愿运动，向日本陈情希望阻止被灭国，被日本拒绝。但日本陷于内政纷争，也没有一下子完成“处分”。 琉球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上。1876年是琉球每两年一次对清朝朝贡期，但日本封锁朝贡交通，不让琉球进贡（“阻贡事件”）。尚泰便派尚德宏等秘密到清朝陈情。尚德宏等1877年4月到达福州，但闽浙总督何璟和福建巡抚丁日昌两人非常消极，直到6月才把此事上奏到北京。奏章认为“今琉球地瘠民贪，孤悬一岛，本非边塞扼要之地；无悍御边陲之益，有邻邦酿衅之忧”，只是“不忍弃诸化外”，而且他们忠心诚恳，如果不答应，“转恐泰西各国谓我不能庇护属邦”，他们建议，由即将赴日本上任的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和日本交涉即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观点也类似。 当时的形势是，日本虽已准备废藩设县，但尚未正式实行。琉球人的强烈反对和国际上的反应都令日本顾虑。尤其是中国这时还是庞然大物，日本还颇为顾忌。从后来的发展看，如果当时何如璋能用有效的外交，未必不能挽回琉球的命运。 可惜，琉球所托非人，“外交战狼”何如璋，不但没法威慑日本，反而导致了琉球国的加速灭亡。 还在中国国内，何如璋就对闽浙总督何璟和福建巡抚丁日昌等持重之见不以为然。即便李鸿章耳提面命，也阻止不了何如璋的战狼心。 “癫狗”、“无赖” 何如璋在1877年11月从中国出发到日本，12月到达神户当天，即与琉球密使马兼才秘密会面。事后他立即给李鸿章发囘报告，当中写道“日人无情无义，如癫狗之狂，如无赖之横”，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建议派兵船到琉球，“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中策“明约琉球令其夹攻”，下策是“反复辩论”。 从报告可见，何如璋严重错估了局面。 首先，他自恃中国乃天朝大国，误判了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中国当时的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均没建成，而在牡丹社事件中，日本已有能力远征台湾。中国当时根本不存在派兵远征日本的可能。 其次，他也不懂外交礼仪和外交禁忌。与敏感人物马兼才会面是应该的，但到神户当天就会面，这很不得体。放在现在，相当于美国领事第一天到香港上任，还未拜会香港官员，就先和黎智英黄之锋会面。这对出使国是一种挑衅，为外交斡旋蒙上浓重的阴影。 再次，更要命的，何如璋一开始就抱著敌我立场，对日本的强烈偏见溢于言表，“癫狗”、“无赖”之话，即便在内部交流的文件中也不应该出现。何如璋如此仇恨日本，说白了不但不适宜担任驻日公使，甚至根本不适宜担任外交官。 不出所料，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䜣对这份报告哭笑不得，只同意用“下策”，即通过辩论交涉琉球问题。何如璋既这样急著见琉球密使和打报告，但当得知中央不支持“上策”和“中策”，何如璋就意兴阑珊，把琉球放在一边，迟迟不向日本提出琉球交涉。这样，又错过大半年的外交交涉挽救琉球的时间。 就这样到了1878年下半年，即两年一度的琉球对清朝的朝贡期。1876年的朝贡被日本阻挠，如果这次朝贡也不能成行，那么“不朝贡”就成为惯例，对琉球更不利。何如璋这才在9月3日在会见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时，第一次就“阻贡事件”提出口头抗议；9月18日又何宫本大书记官提及琉球，开始中日琉球外交争议。这距离何如璋到日本已有九个月之久了。 何如璋终于行动了，然而一行动，何如璋的战狼本色就暴露无遗。中国的抗议之类，日本早有心理准备，抗议也是外交手段。坏事的是10月7日，何如璋向日本外务部发出的正式外交照会，令日本大怒。 这份照会措辞强硬，言辞激烈：“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清朝， 我政府闻之， 以为日本堂堂大国， 谅不肯背邻交， 欺弱国， 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指责日本违反《中日修好条规》，“欺凌琉球， 擅改旧章”，“无端废弃条约,压制小邦”。 何如璋的“下策”是反复辩论，结果变成激烈指责日本，先给日本盖上一个“不信不义”、“无情无理”的大帽子。照会引起日本政坛震怒，认为即便西方国家也不会对日本如此无礼，引发“照会事件”或“暴言事件”。 两国关系恶化亦无不可 日本外务省把照会退回中国总理衙门，予以强烈谴责。11月21日复函质问，此照会“岂是邻国相交之道”？又说，如果这出自中国政府之令，则表明中国应不愿维持两国友好关系了。 何如璋在29日强硬回复，再次指责日本“发令琉球，却不以一言相告”，又说只要琉球继续朝贡中国，中日两国关系恶化亦无不可。30日，日本回信，称称关于琉球藩之事，已给予答复，无需多言。12月21日，外务卿寺岛宗则通过日本驻清公使向中国表示，在牡丹社事件中，中国已默认琉球是日本所属，琉球问题已是日本内政，又指责何如璋的照会无礼，要求撤回和道歉。 “暴言事件”并非日方无理取闹。“不信不义”、“无情无理”的大帽子，除了语言粗暴之外，还令日本认为中国背约。在牡丹社事件中，中日签订了《北京专约》，其中中国承认： 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国本意为该番是问，遂遣兵往彼，向该生番等诘责。今与中国议明退兵并善后办法，开列三条于后：一、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别有议办之据。…… 在日本看来，这份条约中，中国已承认日本保护琉球人（保民义举），也就是日本对琉球人有裁判权，变相承认琉球属于日本。虽然琉球尚未正式成为日本一部分，但指责“不信不义”、“无情无理”，“废弃条约,，压制小邦”，根本难以成立。 而偏偏，就是何如璋在此后的辩论中争辩说，在《北京专条》中的“保民义举”中的“民”，不是指遇难的琉球人，而是在当时谈判中日本为列举“生番恶行”而附带提及的在台湾番地被抢掠衣物的四名日本人，所以条约并没有承认日本对琉球人有裁判权（笔者曾论证，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于是，在日本看来，何如璋更“搬龙门”，歪曲国际条约，中国才是背信弃义的一方。 何如璋的强硬姿态不但令日本强硬回敬，停止和何如璋打交道，关上了中日谈判的大门，还加快了兼并琉球的进度，开始了“第二次琉球处分”。 1879年1月松田第二次到琉球敦促琉球国王中止与清朝关系被拒。3月11日，日本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以琉球王尚泰违命不恭为由，宣布第二次琉球处分，琉球废藩置县。3月27日，日本派松田带上军队和员警第三次到琉球，接管琉球首都首里，废除琉球国。4月4日，设置冲绳县，锅岛直彬为首任冲绳知事，琉球正式灭亡。在这个过程中，何如璋不断抗议，甚至威胁整个中国驻日外交使团要回国，差不多等同断交。日本不为所动，更把何如璋视为“麻烦制造者”，不欲与其打交道。作为逐日公使，弄得这样灰头土脸，可谓羞耻之极。 琉球为日本正式吞并 何如璋把事情弄砸了，李鸿章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提出由第三国调停。适逢美国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 Grant）环游世界到达东亚。李鸿章便邀请特兰特为调停人。 在听过双方意见后，格兰特赞同日本所言，何如璋照会中的语言粗暴确实是谈判障碍，给李鸿章发函：“何如璋前有一文书，措语太重，使其不能转弯，日人心颇不平，如此文不肯撤销，以后恐难商议。”建议中国不妨将文书撤回，另派大员与日本议辩，当可设法了结。他又暗示，应把何如璋撤换，以免影响谈判。为此，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写信《密论何子峨》说：“子峨虽甚英敏，于交涉事件历练未深，锋芒稍重。其第一次照会外务省之文，措词本有过当，转致激生变端。语云：出好兴戎，可为殷鉴。”但出于面子，中国也不好一下子撤回照会。最后，在李鸿章的建议下，把格兰特信件中的这段文字照抄录在给日本外务省的照会上，以示洞悉此事，以表诚意。同时也同意日本提出的，不在日本谈判（以免受何如璋影响），何如璋申请回国参与谈判，也被李鸿章拒绝。 正是中国同意（羞羞答答地）为照会道歉以及把何如璋踢出谈判队伍后，日本才肯坐下来和中国正式谈判琉球问题。到最后，双方草签协议，同意“二分方案”，即“除冲绳岛以北属大日本国管理外，其宫古、八重山二岛属大清国管辖，以清两国疆界”。当然，中国最后没有签署协议，琉球为日本正式吞并。 从在第二次琉球处分后，中日谈判所表现出来，日本的底线并非把整个琉球吞并不可。这样推论，在尚未兼并前，日本底线当然会更低一些。如果在那时认真谈判。理性辩论，或可为琉球亦为中国争取更好的条件也并非不可能。 由此可见，何如璋的“战狼外交”，不但没有帮琉球复国，反而让日本加快兼并琉球。历史的教训，不可不鉴。 （※作者为旅美学者，全文转自上报）
一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很多反人类者的心理轨迹，可追溯到童年时期。 暴君也不例外。 比如最近又成网红的始皇帝嬴政。 童年时期的嬴政，套用现在的一个身份标签，就是一个备受霸凌的留守儿童。 嬴政一出生就是个“质二代”。他官宣的爹——嬴异人，是秦昭襄王的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安国君姬妾多，异人的生母夏姬失宠，异人从小就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后来昭襄王在渑池会上跟赵结盟，互换人质，就把这个最没有存在感的孙子甩到邯郸去。 这一甩就是十几年。秦赵之间战事不断，嬴异人在邯郸就很尴尬了。昭襄王有的是孙子，无所谓；赵王不把他当赵国人民的老朋友看待，不但没特供，连粮食都不给。战事吃紧，嬴异人头上就像悬着一把剑，不知什么时候就斩下来。 这时候，改变命运的关键人物上场了，他就是商人吕不韦。 吕不韦眼里，嬴异人奇货可居，所以砸重金对他进行风投，活生生把嬴异人炒成了太子安国君的继承人，然后又追加投资——把自己宠爱的女人赵姬，转送给异人。 司马迁说，赵姬嫁给异人时已怀孕，而且吕不韦是知道的，只有异人蒙在鼓里喜当爹。但这说法遭到不少史家质疑，从时间上、动机上，都证明商人吕不韦的赌注只押在公子异人身上。 公元前260年，秦赵之间爆发了著名的长平之战，赵国大败，秦将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就在这场战争结束没多久，前259年正月，嬴政出生了。 他还在襁褓之中时，白起又率秦军直扑邯郸。这一次，赵军顽强守住。两年后，秦昭襄王再增派大将王?攻邯郸。重兵压境，赵孝成王对秦国人质嬴异人便起了杀心。 事态紧急，吕不韦赶紧砸钱买通监视异人的官员和守城将士，让他和异人逃出邯郸，再由秦军护送回咸阳。至于赵姬母子，就让他们在赵国听天由命吧。 果然，嬴异人这一走，赵王暴怒，就想把赵姬母子给杀了。最后没杀，可能还是因为赵楚魏联军击退秦军，邯郸解围。赵政毕竟是秦王孙，他爹回国被太子立为继承人，现在杀了赵政，除了泄愤外没丝毫好处，将来异人上位后实施复仇之战，赵国又将大祸临头。 活是活下来了，但对于赵政这样一个留守儿童来说，苦难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赵人对秦人有血海深仇，这对母子的身份又不是秘密，所以，在邯郸那几年备受霸凌，肯定是免不了的。1996年周晓文导演的《秦颂》，1998年陈凯歌导演的《荆轲刺秦王》，对此都有不错的戏剧化呈现。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去世，安国君即位，嬴异人成为太子。这时候，识时务的赵国，赶紧把嬴政和他妈送回秦国。然后，秦国权力交替进入快进模式，安国君一年后去世，嬴异人上位，第三年又去世，于是，十三岁的嬴政，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 九岁回咸阳，这四年，嬴政的后宫生活是怎么样的，史料奇缺，按常理揣测，不可能岁月静好。 首先，他父亲的众多兄弟肯定对王位虎视眈眈；再说他还有一个弟弟，长安君成?，也不是等闲之辈。《史记》里说，嬴政上位第八年，派成?率军攻赵，不料，成?竟然在屯留叛秦降赵。这一次叛乱肯定不是事发突然，也许祸根就得追溯到嬴政上位前的权斗。 继承人之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不管怎么说，嬴政都是来自赵国的野种，一不小心就会死得很惨。 综上所述，嬴政人生的前十三年，都活在恐惧里。前九年在邯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活过今天没明天的恐惧；后四年在咸阳宫，是刀光剑影、骨肉相残的恐惧。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这十三年正是性格养成的关键时期，不用儿童心理学家都知道，备受霸凌的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如果得不到温暖和疏通，是容易走上犯罪道路的。 来自母亲的温暖，应该有。但有多少，实在不好说。因为，他的母亲也许是出身歌姬的缘故，身体比一般人更诚实，在丈夫嬴异人——即秦庄襄王死后，又跟他吕叔叔旧情复燃。 司马迁很坏，在《吕不韦列传》里面毫不留情地说，“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殚精竭虑都顶唔顺，又怕嬴政发现，于是，再次创业搞共享太后，海选了一个有绝活的“大阴人”嫪毐，把他拉进来趟这浑水。 赵姬如鱼得水，乐不思子，为了不被发现，甚至搬到雍城去，跟嫪毐共建和谐。 这样的母亲，能给少年嬴政多少母爱？ 母爱缺失也就算了，母亲和嫪毐的共建竟然结出硕果，悍然生了两个儿子。嫪毐还“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就是说，嬴政就快死了，咱从这俩儿子中选一个上位。而且不是说说而已，后来嫪毐还真发动武装政变，想杀了嬴政。 可见，嬴政虽然上位，贵为秦王，可死亡的恐惧，依然如影附形。 灭了嫪毐，逼死了吕不韦之后，来自六国的暗杀，又让嬴政时刻没有安全感。 最有名的是荆轲。 图穷匕见时，没人上来救嬴政，因为秦法规定，群臣上殿不得佩剑，而侍卫都在大殿之下，没有诏命不许上殿。 这也是因为怕来自内部的暗杀。 荆轲失手被击杀后，“秦王不怡者良久”。不怡，是不高兴，愤怒、恐惧也不可或缺。 荆轲之后，另一个更没想到的刺客，是之前曾在易水河边击筑唱歌送荆轲的高渐离。 燕被灭后，高渐离隐姓埋名，躲在乡下给大户人家当酒保。某次主人宴客，客在席上击筑，他实在听不下去，露了一手，于是行踪暴露，被抓去见嬴政。 也许是因为天下一统，嬴政这次倒发了善心，知道高渐离是太子丹、荆轲一党，但看他民谣搞得好，杀了可惜，只把他眼睛熏瞎，留在宫中击筑。 换别的音乐家，肯定对始皇帝感恩戴德，继而用音乐歌功颂德。可高渐离不，一直寻找接近嬴政的机会，把铅块填充在筑里，趁嬴政不备，举起筑砸向他——可惜，毕竟是个瞎了眼的民谣音乐家，看不见，砸不中。 高渐离刺秦，要比荆轲更决绝、更壮烈，也更有意义。因为荆轲主要是为了报答太子丹，有多少公义成分，实在不好说。但高渐离刺秦，是在嬴政一统天下之后，真杀了他也于势无补，但这样的暴君，就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这才带给嬴政更深的恐惧。所以，杀了高渐离之后，嬴政“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但你不近“诸侯之人”，“诸侯之人”会来近你。第三次暗杀，是博浪沙的“无人机”。 这一次，组织者是著名的张良，其祖其父都是韩国相国，秦灭韩，张良耗尽家财，求死士刺秦，为韩国报仇。后来终于找到一个大力士，能使一把重达120斤的大铁锤，于是，在得知始皇帝东巡路线时，张良跟大力士埋伏在必经之路博浪沙—— 可惜，大杀器甩出，因为没有GPS导航，竟“误中副车”，嬴政又躲过一劫。 再过两年，公元前216年的某一个夜晚，嬴政一时兴起，想微服夜游咸阳城，只带着几个侍卫出了宫。没想到，走到兰池突然遇袭，猝不及防，幸得武士奋勇，杀了刺客。 这一次肯定又吓得不轻，因为刺杀居然发生在守卫森严的咸阳城里。 此次之后虽然没再看到关于刺秦的记载，但仅仅过了六年，人类历史上无人逃得过的刺客——死神就来找嬴政了。我们有理由相信，最后这六年，他也都充分活在死亡的恐惧里。因为司马迁在说他病了时，有这么一句话：“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 这种恐惧，直接影响就是，让原来就是暴君的他更加残暴。 所以，秦军攻下赵国后，他亲临邯郸，把那些之前曾欺负过他母子的人“皆坑之”，即全部活埋(《史记·秦始皇本纪》)。 嫪毐政变失败后，嬴政不但夷了他三族，还把嫪毐跟他母亲生的那两个小孩——也是他的同母弟弟，残忍地杀死。 荆轲失败之后，嬴政“大怒”，提前发兵攻燕，逼得燕王喜杀了太子丹，将头献给嬴政，但五年后，秦还是灭了燕，嬴政下令大肆搜捕之前跟太子丹、荆轲一起参与刺秦的所有人，被株连者纷纷逃亡。 博浪沙事件之后，“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史记·留侯世家》)。大索即大搜捕，《秦始皇本纪》里面补充说，时间长达十日。不难想象，皇帝令一下，郡县官员怕被牵连，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大索天下”四个字简单，背后却是头颅滚滚。 同样，兰池遇袭之后，嬴政又下令“关中大索二十日”，虽然只在关中地区，但时间增加到二十日，难以估算，又有多少头颅落地。 童年备受霸凌，成长缺乏温暖，形成暴力型人格，拥有权力自然成为暴君；残暴招来暗杀，暗杀导致恐惧，恐惧又让他更残暴……一代暴君的养成，真的可以追溯到童年。 三 除了恐惧，脑残也会引发性格中的残暴。 有些人的脑残跟有没有文化无关，但嬴政的脑残，正是源于没文化。 《战国策·秦策》记载，当年嬴异人被吕不韦冒死带回咸阳后，被太子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召见。吕不韦知道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就让嬴异人穿着楚服去拜见。果然，华阳夫人表示有被暖到，同时也觉得，嬴异人智商真高。 不料，安国君让嬴异人背一点他念过的书，嬴异人又尴尬了，说我从小被扔在外国，没有老师教，没念过书。也难怪，当一个被抛弃的质子，性命都难保，还读书？你以为去上劳动大学吗？ 爹都如此，在邯郸街头流浪长大的嬴政又能如何？ 看他当上始皇帝后的所作所为就知道。 最有名的，就是被方士忽悠，想求仙药的糗事，比现在那些被保健品骗光养老金的老人更让人无语。 《史记》中记载，从他当上始皇帝第三年开始，十年之间，大型的忽悠就有四次。其中最有名的是第一次，方士徐福说海里有三座仙山，上有仙人，找到了他们，求到不死药，就能长生不老。于是嬴政手一挥，除了巨额科研经费，还给了几千童男童女跟着他下海。 第二次是四年后，他到了东海边，一次性派了卢生等四位方士去求药。后来卢生从海上回来，带回仙人短信：“亡秦者胡也。”于是派蒙恬率军三十万北伐匈奴——最后没想到亡秦之人，竟是他儿子胡亥。 再过三年，还是卢生，找不到仙人仙药，却对嬴政说，我们尽力了还是找不到仙人仙药，好像有恶鬼伤害了他们，陛下以后都得秘密出行，以便避开并驱除恶鬼，神仙才会出现，我们才有可能拿到不死之药。 卢生敢说，嬴政敢信，就把咸阳宫两百多座宫观用天桥、甬道连起来，把帷帐、钟鼓和美女都安置在里边，登记好人和物的固定位置，不得移动；皇帝所到之处，谁说出去就是死罪。 这应该是卢生的最后一次忽悠，招数用尽，剩最后一计，走为上。 卢生为了逃跑，还拉上另一位方士侯生。两人这一跑，嬴政恼羞成怒，又干了一件流芳千古的事：坑儒。 但嬴政坑儒，并不是因为觉得求仙药这事是被忽悠了，而是卢生和侯生逃跑前还“诽谤”了他，说他是个暴君。 两年后他又被徐福给忽悠了最后一次，对，那个领着巨额科研基金和几千个童男童女下海的徐福，其实早就悄咪咪回来了，躲在东海边享福。他没想到始皇帝还会再来，怕被嬴政“坑”了，又开始编剧，说蓬莱仙药本来早就可以拿到，只是海上常有大鲛鱼出没，阻拦我们登上仙山，请陛下派神射手跟我们一起去，大鲛鱼再敢来，我们就用连弩射杀它。 这样的理由都出来了，嬴政信了吗？ 信，徐福说的话，他再次照办。 你以为这样就够脑残了吗？ 别急，以下这些行为才是： 收天下兵器，以为这样就能万世太平，结果陈涉斩竹而起，一呼百应； 焚百家之书，以为能统一思想，江山永固，不料灭秦的刘邦项羽，却是“从来不读书”之辈； 以为靠暴政就能让大秦天下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没想到二世而亡。 四 现在问题来了：这样的一个脑残+残暴之人，为什么能吞并六国、一统天下？ 贾谊《过秦论》中的六个字可供参考：“奋六世之余烈。” 六世，指嬴政之前的六代秦国领导人，从秦孝公算起，依次是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嬴政他爹嬴异人)。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强秦，秦惠文王用名将司马错开疆拓土，名臣张仪用连横破合纵；秦武王在位时间短，秦昭襄王文有范雎，“远交近攻”奠定大局，武有战神白起，六国闻风丧胆；秦孝文王在位才一年，然后就是嬴政他爹庄襄王，虽然在位时间也才三年，但他一上位就广施仁政，对内怀柔，对外继续开疆拓土，灭东周君，命蒙骜率军东进，打韩攻赵，让秦国地界延伸到大梁，后虽被信陵君率领的五国联军击败，但联军过不了函谷关，秦又施反间计除掉了信陵君这个克星。 其实，“六世之余烈”还是谦虚了，秦国崛起之原力，还要往前推四百年，直到春秋霸主秦穆公时期，从他重用百里奚、蹇叔、由余等人开始，秦国的变法、富强、拓展之路从来就没停止过，虽然这四百年间跟东方诸侯的战争各有输赢，但国力上，秦国的K线图，总体走势都是向上的，而其他各大国，则起伏不定像玩过山车。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地利上，秦得天独厚。秦穆公称霸西戎之后，秦已无西顾之忧，加之又是“被山带河”，“四塞之国也”，“自缪(穆)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 所以当嬴政上位时，天下大势已定，扫灭六国只是时间问题。哪怕他跟他爷爷和父亲一样，在位两三年就死，换他弟成?或他叔伯随便哪一位上来，局势都不可能有太大变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而六国被灭的真正原因，杜牧《阿房宫赋》这一句可作为参考：“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苏东坡他爹苏洵《六国论》开篇也说：“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这里的“赂秦”，指的是各国为了自保，纷纷割地给秦国，“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六国不争气，又各怀鬼胎，以为割肉饲虎便能换来苟安。最典型的是跟秦隔得最远的齐国，以为跟秦签了互不侵犯条约就能换来太平，自相国以下，又纷纷拿秦币，为秦说话，眼睁睁看着其他五国被渐次蚕食，最后秦兵临城下，不战而降。 民心思安，确实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贾谊在《过秦论》中篇说，自周末纷争以来，五百多年过去，“兵革不休，士民罢弊”，天下苦战久矣。 祖宗积聚，人才辈出，大势所趋，六国自杀……不是嬴政有什么雄才大略，而是他一上位，便手握春秋战国五百多年来最大的历史红利，外加一手好牌。灭六国过程虽令人发指，但百姓最易唬弄，统一既成事实，“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换句话来说，就是为当太平犬，盼望大救星。当此之时，“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苍生的哀求、渴盼，正是新政权得已坚固的资本，只要嬴政能跟他爹一样，用怀柔政策，让天下休养生息，虽然还是不能求得万世，也绝不至于二世而亡。 可是，他偏偏逆天而行，“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甚至“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以上皆出自《过秦论》)。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嬴政之所以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根源就在于童年生活造成的教育缺失，恐惧跟残暴的恶性循环。而且，他还把这种特质传给下一代，导致二世胡亥在残暴跟脑残方面，青出于蓝胜于蓝。 最后，只需一群走投无路的蝼蚁，合力用一根竹竿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便二世而亡。 还是杜牧狠，《阿房宫赋》一句话让人后背发凉：“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默存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