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韜旗下龍韜娛樂遭強制執行2040萬元
2026 年 10 月 24 日
在当代西方领袖中，撒切尔夫人是少见的对中共公开批评的人。这跟撒切尔的性格和认知有关，她不仅对共产主义有深刻认知，更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今天来看，撒切尔夫人对中国的很多预测，都是真知灼见。 撒切尔对香港的预言 对香港问题，撒切尔早就预言：“如果中国收回香港，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 在回归中国后的今天，香港在全球的经济地位持续下降，新闻自由度缩小，治安恶化，港人不满升高。在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时，有50万港人上街游行，抗议北京当局扼杀香港自由。 香港《南华早报》曾有网络民调：“如果有权选择的话，香港人是否会投票赞成香港重新成为英国海外属地”。结果有高达92％的人投了赞成票。 面对香港今天的困境，有人认为英国当初不该交出香港，甚至认为撒切尔“出卖了香港”。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当时不交还香港几乎无法做到。因为香港（和九龙）是中英鸦片战争后被割让给英国的，后来又签约99年租借“新界”。撒切尔刚开始跟中国谈判时，强调“尊重国际条约”并谋求“续租”。但被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完全拒绝。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 在这种情况下，撒切尔如果坚持英国对香港的“主权”是困难的，因为在中方不同意续租的情况下，英国无法强行续约。另外那两个条约，是清朝当年战败签订的，被中国人普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北京条约》割让九龙）。 如果英方坚持不交回香港，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会造成香港动荡。香港的水电食物等，主要来自中国内陆，如中国切断供应，香港难以维持。虽然英国刚打赢马岛之战，但撒切尔政府无法对香港用兵，因为无论是“距离”（距伦敦近一万公里），国际舆论（连英国对马岛用兵美国当时都不赞成），战争后果，法理性等，都是很难操作的（更会有英国内部的反对等）。 英国对马岛用兵，除了因它在英国管辖之下，还在于岛上二千多居民绝大多数是英国后裔，他们认同英国（最近的投票，支持英国的占99.9%）。而香港的情况完全不同，不仅居民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且历史上也是属于中国。邓小平当时说，“中国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著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这种看法和情绪，在中国是真实的，而且也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如果当时“投票”，恐怕多数香港人都会选择“回归祖国”。 所以，在当时情况下，撒切尔可选择的馀地不大。连英国历史学家也认为，“英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没有任何选择。”但这位铁娘子还是据理力争，为港人争取权益。正是在撒切尔的力争下（包括一开始强调香港割让给英国的两个条约的有效性，后又提出交回主权，但保持英国治权等），邓小平才提出“一国两制”，也就是虽然收回主权，但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最不讲理的女人” 在共产党统治下，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实行两种制度的。中共退到这一步，主要是因应撒切尔保持香港繁荣的“强烈要求”，“减少英国政府对香港回归的阻力，安抚港人的考虑”。包括邓小平具体承诺：“委任香港华人做最高职位”、“法律制度不变”、“自由港和港元地位继续”等，都属于“中共不得已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 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是撒切尔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能够为港人争得的最大权益。是在英国“完全放弃香港”，以及“坚不交出香港”（不现实）之间的一条出路。否则中英围绕香港争执不休，甚至动干戈，都将造成香港的动荡，最后可能还是会被中国收回，结果连一国两制都难以保障了。 撒切尔夫人跟中国领导人的据理力争，从当时参加谈判的中方人士最近回忆也能看出，中共港澳办主任鲁平说，“英国刚在阿根廷群岛打了一个胜仗，所以她（撒切尔）气壮如牛地跑来……气势汹汹”。中共香港新华社主任周南则回忆：“她（撒切尔）讲了一句分量比较重的、带有威胁性的话，说如果我们宣布要收回香港，那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有报导说，邓小平事后评价撒切尔是他见过的“最不讲理的女人”。而所谓“不讲理”，就是撒切尔据理力争。 中共在不断“强化它的专制” 在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时，媒体报导说，撒切尔夫人还追悔“很遗憾没能延续租约。”但同时也坦承，“这在当时根本没有谈判的馀地”。撒切尔还透露，香港回归当天，她很伤心。这是“铁娘子”少有的“感情流露”之一。她早就预感，中国收回香港，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这个预见，越来越被时间和事实证明。 随著中国经济崛起，西方有流行看法，认为中产阶级的出现，会导致中共政治改革。但撒切尔夫人早在2000年（在美国胡佛研究所演讲）就预测，这是不可能的，中共不会自动放弃权力。 撒切尔当时就指出，“很多人习惯说，冷战结束了，共产主义在全球崩溃了。但事实上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因为还有一个共产中国存在，而且由于苏联解体了，中共政权从这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得到了好处，那就是要作为替补，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要取代原来苏联的那个角色和地位。而且可能比俄罗斯更敌视西方。” 从撒切尔那次演讲至今已13年了，中国毫无政治改革的迹象。反而正像撒切尔预言的，只是“强化它的专制”。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不可怕！” 对于中国官媒上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大国崛起等民族主义宣传，撒切尔夫人在上述演讲时也预测：在没有结束共产党统治，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沉重负担之前，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变成可以跟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 撒切尔夫人还斩钉截铁地对西方盟国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正像有人比喻的：中国没有甚么可怕的，他们可以出口电视机，但他们出口不了电视节目。 英国美国之所以成为国际社会受尊敬的大国，主要是这两个国家向世界提供了新的思想，那就是保护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尊严至上的原则理念，它体现在充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力量下产生的制度，导致了这两个国家不仅在经济、军事上等全方位的强大，更保护了个人自由。 而中国无论再怎样经济发展，如果没有民主制度，没有个人自由，没有个体权利的保障，那就根本不可能成为影响和主导世界大国的力量。 撒切尔拒绝向统治者献花 撒切尔夫人对中共政权是厌恶的，虽然她曾四次访问中国，但从没有像其他到访的国家元首那样去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献花。撒切尔夫人坚持不去献花，在她看来，那个所谓的英雄纪念碑，是维持共产党统治的象征。 在批评中共的同时，撒切尔夫人对中国的人权却相当关注。曾和撒切尔夫人一起参加过会议的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回忆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撒切尔夫人当著中共代表的面提出，中国“必须重视人权问题”，气得中方代表退场。 撒切尔夫人不仅关心中国的人权，并对中国人的经济能力高度评价。她有一句名言：中国人天生有做生意的细胞。意思是，如果没有共产党统治，中国人会爆发出更多的经济潜能，创造更大的经济奇迹。因为连共产党也承认，他们的经济改革，只是给中国人“松绑”。把原来捆绑中国人的绳子松开了几扣，中国人就爆发出这么的经济活力，如果全部松开，或者压根就不捆绑呢？ 撒切尔夫人 撒切尔夫人，英国政治家，1979年至1990年为英国首相，1975年至1990年为保守党领袖，是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亦是20世纪英国连任时间最长的首相。 撒切尔就读于伦敦大学城市学院属下的城市法学院并成为一位大律师。撒切尔在1975年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中击败希思，成为反对党领袖，亦为英国历史上首位领衔主要政党的女性。在1979年英国大选中，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 由于撒切尔强硬推行的一连串的政策，使英国成功摆脱了1970年代以来的经济困境。 撒切尔任首相期间被媒体称之为“铁娘子”， 但也树立起了一些劲敌，尤其是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把撒切尔夫人看作是一个不愿妥协的人，他们认为撒切尔的强硬导致英国政府拒绝与爱尔兰共和军展开对话。 1984年10月12日的清早，爱尔兰共和军对英国保守党大会会所发动了爆炸袭击，撒切尔夫人幸免于难，但爆炸中有5人丧生。 1984年12月18日，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邓小平、李先念和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等人的见证下与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签订《中英联合声明》，英方承诺在1997年7月1日将香港的主权移交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则承诺收回香港后在香港推行“一国两制制度”。 在冷战上，撒切尔夫人以支持美国总统里根对抗苏联而闻名。但是，撒切尔夫人也是第一位对苏联改革派领袖戈尔巴乔夫摆出友善姿态的西方领袖。 1989年，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见证了冷战的终结，1991年苏联解体。回看历史，撒切尔夫人与美国的里根总统一样，对抑制共产主义阵营起到重要的作用。 1990年11月，撒切尔宣布同时辞去首相和保守党领袖职位。后被授予终身贵族爵位，称撒切尔女男爵（封邑于林肯郡凯斯蒂文）。 2002年，在一连串轻度中风之后，撒切尔被劝告不要再参加公开演说，但仍在2004年罗纳德‧里根的葬礼上致了悼词。2013年撒切尔于伦敦再次中风并逝世，终年87岁。 英国人到今天仍没有忘记撒切尔夫人，原因是她的政策对英国仍然影响深远。总体上，她的评价在英国社会中十分之两极化，其对于英国的贡献也存在高度的争议。 撒切尔夫人1951年与丈夫丹尼士‧撒切尔爵士结婚，两夫妇的婚姻长达52年，并在1953年8月15日诞下一对孪生儿女。丹尼士一直是她的精神支柱，他在2003年6月逝世。 撒切尔夫人的儿子，马克‧撒切尔爵士是一位商人，在2005年1月，他则因为资助购买飞机，以策划在赤道几内亚发动政变而被捕，在南非被判缓刑4年。撒切尔夫人的女儿，卡洛儿‧撒切尔是一位记者和时事评论员。
又是一个辛丑年，还赶上了咱们和西方的头子美帝硬钢的时候，这就难免会让人对两个辛丑年产生一些联想了。 咱们都知道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但很少有人看过那个条约的具体内容，在那个辛丑年里，咱们到底赔了多少钱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辛丑条约的签订是在辛丑年，但是引发辛丑条约的事，可是发生在辛丑条约前一年，也就是庚子年。 庚子年的事大家都知道啦，那一年，义和团兴起，杀洋人、杀传教士引起了西方列强的抗议，觉得民心可用的老佛爷也趁机向全世界宣战，最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老佛爷和皇帝仓皇出逃，留下年迈体弱的李中堂一个人和洋人议和。 李中堂和洋人签订的协议，就叫《辛丑条约》，这个条约，要求大清朝划定大使馆的界限，不允许中国人随便进入，同时要求大清要把原来处理外国事务的临时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常设机构“外务部”，还有就是要求清政府履行之前说好的通商事项。 在这个条约里，最重要的条款，就是那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偿。当时中国人口就是4.5亿人，人均一两，可以说是侮辱性极强的。 这就是丧权辱国，没啥说的。 但这4.5亿的赔款，后来咱们是咋赔的呢？ 首先，条约规定，大清每人出一两银子，共计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算下来，大清在三十九年总共需要支付本息九亿八千万两以上。 根据条约的规定，这些赔偿主要用于支付教会损失、教民抚恤、战争军费。 这些赔款，大概是各国在华实际损失的十倍以上。各国分配这些钱的比例，是俄国最多，占28.97%；其次为德意志帝国，占总数的20.02%；其他各国的分配比例为法国15.75%，英国11.25%，日本7.73%，美国7.32%，意大利5.91%，比利时1.89%，奥匈帝国0.89%，荷兰0.17%，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挪威四国各占0.025%。 这笔钱，历史上叫做庚子赔款，中国前后实际支付了六亿五千万两。 庚子赔款不是一个小数字，列强在被义和团杀掉的传教士、教民抚恤上其实只用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里还被义和团杀掉的中国人，也是用这笔钱抚恤的。 剩下的赔款，美国国会通过了退款法案。把这笔钱用作中国赴美留学生的费用和帮助中国改善教育的资金上，比如清华大学，就是美国用庚款创建的。 到了民国时期，美国政府甚至把钱退还给了民国政府，并叮嘱民国政府要把钱用在教育上。胡适、竺可桢、赵元任、孙立人、杨振宁、钱学森都用过庚款留学。 后来，美国还用庚款资助过台湾的新竹清华大学。 法国当时拿了赔款的一大部分，他们在天津修好了被义和团烧掉的望海楼教堂。 在那之后，法国也把这笔赔款用在资助中国赴法留学生身上。民国时期，法国还用这笔钱创办了很多高等汉学院。 英国从这笔赔款中拿出一部分，投资到了当时清朝创办的山西大学堂，增设西斋，也就是西方大学学科，由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管理。 后来，山西停止了科举，李提摩太管理了山西大学堂西斋十年后，把西斋无偿移交给了山西巡抚衙门，后来演变成今天的山西大学。 1912年，溥仪宣布退位，晚清灭亡。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中国（北洋政府）加入这次世界大战。 1918年，民国政府停止了对战败的德国、奥匈帝国的赔款支付，这是停付的第一笔赔款； 1920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的苏俄政府正式宣布放弃庚子赔款，不过这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中国的北洋政府承认俄国的苏维埃政权； 1925年，比利时与中国达成协定退还赔款； 1926年，荷兰退还全部赔款并将百分之六十五用于水利事业，其余用于文化事业； 民国时期，英国开始把庚子赔款用于中国赴英留学生的资助，并开始筹备把钱退还给中国的事宜。 1931年，中英成立庚款董事会，资助中国的高等教育。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多所中国大学，都拿到过董事会的资助。 1933年，意大利与民国政府协定退还赔款；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年后中国停止向日本支付赔款，英美等国宣布彻底放弃赔款。 直到1946年，签订《辛丑条约》的十一个国家都废止了不平等条约关系。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鱼吹牛皮1）
美国数位艺术家Beeple在去年10月之前，作品很少卖超过100美元。他的作品11日以6900万美元拍卖成功，更引爆加密收藏品的科技话题。 简称NFT的“不可替代代币”（non-fungible token）是一种加密收藏品，拥有权会在区块链技术上取得认证，像是网路上的免费影片，NFT可保证影片的真实性与可追溯性，证明它的价值。每个NFT独一无二，许多人开始购入。 科技新闻网站（The Verge）11日报导，佳士得拍卖以NFT新型态数位资产，把网路化名Beeple的集锦作品“每天：最初的5000天”（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以6900万美元价格售出。这笔交易让Beeple“跻身当今在世最有价值的前三大画家”。 NFT爆红，Beeple本名温克曼（Mike Winkelmann）是这股新兴科技浪潮中跑在最前面的少数几位艺术家，作品拍卖价屡创新高。 收藏家罗德里格斯·福瑞尔（Pablo Rodriguez-Fraile）把去年10月以6万6666元6角6分美元买到的温克曼10秒影音作品，于2月底以660万美元转售，短短数月价值翻了100倍。 罗德里格斯·福瑞尔于一年前开始收藏数位艺术，是加密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Crypto Art）的共同创办人，他认为温克曼作品水涨船高，向世人证明科技的重要性，“艺术家和收藏家将把NFT视为买卖艺术品的简易方式”。 Verge的报导分析，温克曼跨几个社群平台拥有约250万粉丝，而且他作品丰富，名为“每天”（Everydays）的专栏，每天都推出新作，持续至今已14年。 “每天：最初的5000天”，一开始是些速写画作，多年来演变成数位艺术作品，近来温克曼登出许多极为辛辣的政治漫画。画作结合名人、以讽刺手法反映时事，已逝美国流行音乐天王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社群媒体脸书（Facebook）创办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前美国总统川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等人都曾入画。 根据“君子杂志”（Esquire）2月报导，39岁的温克曼出生于威斯康辛州（Wisconsin），2017年为躲避中西部酷寒的冬天，搬到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妻子是老师。 毕业于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电脑系，温克曼没有接受过艺术训练，职涯曾短暂帮企业设计网页，听闻一位英国艺术家每天画素描而成名，他自2007 年5月开始以电脑动画进行“每天”的作品集，2018年开始受到网路关注。 佳士得拍卖成为驱动温克曼艺术作品和NFT技术的力量。拍卖的得主花大笔钱，通常只得到一个数位档案与展出的模糊权利，艺术界另外有不同声音与担忧。
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树的母校早稻田大学，2019年6月决定设立早稻田大学国际文学馆（俗称村上春树图书馆），委请知名建筑师隈研吾操刀设计，预计今年秋天正式开馆。 位于东京都的2020年东京奥运与帕运主场馆“国立竞技场”，具和风设计元素并使用大量木材，就是由隈研吾团队负责设计。 早稻田大学官网表示，校方在2019年6月决定设立早稻田大学国际文学馆，以村上文学为基准点，开始致力全球文学研究的宣传及国际交流等工作。 村上春树也将自己的小说作品原稿、执笔相关资料、专访文章、作品书评，以及在海外被翻译的大量书籍和搜集到的数万张唱片等，全部捐给母校。 早稻田大学指出，国际文学馆位于校内坪内博士纪念演剧博物馆旁边的4号馆，委请隈研吾进行建物整修，预计今年秋天以“早稻田大学国际文学馆（村上图书馆）”的名义开馆。 校方表示，届时馆内除了设有供研究者使用的资料室、阅览席及研讨会空间外，也计画设置让村上迷可以感受到“村上世界”的咖啡厅及音乐空间等。 日本艺术媒体“美术手帖”报导，这间独一无二的文学馆，2021年秋天将在早稻田大学早稻田校区（位于东京都新宿区）诞生。 【初公开】村上春树ライブラリーカフェ(仮)のイメージ図が届きましたので、お届けします！木の温もり溢れるこの空间では、カフェへと繋がる大阶段の本棚から、お好きな本を手に取って読んで顶ける予定です。様々な物语と触れ合う时间を皆様へお届け出来るよう、开店へ向けて准备して参ります☺️ pic.twitter.com/wTIE4NecSO — 村上春树ライブラリーカフェ（仮）2021年秋オープン！ (@wihl_cafe) December 24, 2020 村上春树图书馆对全球喜爱“村上文学”的书迷及国际文学研究者来说，不仅是一处可以研究“村上春树文学”、“国际文学”及“翻译文学”的地方，也可以是多元艺术领域与文学交流的场所。 负责村上春树图书馆设计工作的是隈研吾，而整修经费所需约12亿日圆（约新台币3亿1600万元），全数由经营UNIQLO等服装品牌的日本迅销公司（Fast Retailing）创办人柳井正捐赠。
小周即周怀求，就是小周同学的“曾用名”，只不过这个“曾用名”知道的人不多，更多的人知道的是他的“后用名”，周小舟。 1936年，24岁的周怀求，更名为周小舟，准确地说，也算不上改名，此前，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系读书时，他已经把“筱舟”或“周筱舟”作为自己的笔名，用这个笔名，他发表了许多的诗，其中，有一些还是译作。 遗憾的是，他的诗作多数没有保留下来，哪去了？当然是被他自己烧了。 24岁时，正是小周最春风得意的时候，此时的他被延安派往南京作为谈判代表，他因为发挥出自己在后来的“国际大专辩论会”上主辩手才有的才能而声名鹊起，为大他19岁的老毛（泽东）所欣赏，于是很快成了老毛的政治秘书，也就是专写议论文的秘书。 老毛与小周，两个人是亲老乡，虽然不是一个乡，但是一个县的，相隔不到百里，说一个腔调的家乡话，因此相见甚欢。 秘书是中国官场中升迁最快的人群。老毛的一生一共用了三十多个秘书，其中今天还有名可查的有26个，官升的最高的是当上正国级的陈伯达，排名一度在林彪之后，周恩来之前。 官升的越快，风险当然也就越大。老毛的秘书除了几个生活秘书如小张（玉凤）之外，其馀的，没几个善终，活到百岁还不闭嘴的李锐是个例外，但也是从鬼门关上九死一生逃出来的。 当了一年秘书以后，老毛对25岁的小周委以重任，派他赴山西阎锡山处，担任老毛的特使。 老毛和小周再次亲密接触，已经是16年后的1953年了，这时41岁的小周已经是老毛原籍的父母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从1953年起，老毛每年都要回湖南住上几日，小周书记自然鞍前马后地伺候著，让老人家很开心。 1959年6月，老毛终于想到要回出生地看看，于是我们看到了那首《回韶山》：“别梦依稀悼逝川，故园三十二前年”。走前，老毛对小周说：“小舟，那个地方倒是很安静啊。我退休以后，在那儿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其他领导人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毛泽东指了指韶河上游的滴水洞方向，他的祖辈曾居住在韶山冲西南约10里的那个幽静的峡谷里。 小周书记回去向省委作了汇报，当然是“一致同意”。但这件事并未由周小舟领导完成。 一个月后，他因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而被撤职。造房子的事由他的继任者张平化落实，从1959到1962，从设计、施工到落成，用了三年，这三年，中国人至少饿死3000万。建成的“茅棚”由三个小楼和山水园林组成的，老毛只在1966年6月17日秘密来过一次，住了12天。 本来这几间“茅棚”是小周想亲自献给老毛的，但天有不测风云，他万万没想到，几天后，老毛让他到庐山开会。小周是7月1日到的庐山，这时老毛拿出了自己刚刚出炉的一首诗《登庐山》给小周看，小周也不客气，指出了其中至少六处的不妥，毛在这方面还保持著一惯的谦逊，一一照改，并把写作日期由6月29日改为了7月1日。如果你是80后以前的甚么后，你至少应该记得其中的一句“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这句的原句是“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 能看老毛没发表的诗，还能上手去改，这说明二人的关系还是很铁，但20多天以后，小周下山时，已经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小周排在曾经是毛的上司老张（闻天）的后面，是第四号反党份子。 难怪后人有诗叹曰：“庐山真面实难容，左右高低望未穷。一夜小舟从此逝，萧条江上起秋风。”让老毛忽然翻脸的原因有四： （1）7月11日，在老毛讲去年“估产过高”时，小周插话说：“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虽然很刺耳，但当时老毛心情好，并不介意。可是后来彭德怀的“意见书”出现后，毛就认为周的这句话表明他是与彭一起“反上”的。半个月后，老毛还把这句话写进了一个批示中。 （2）7月12日，小周把老与老毛谈话的情形向老彭讲了。老彭说，他正要给主席写一封信，小周表示支持。这件事被视为串通支持彭上书，是一个“集团”的。甚至作为彭“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攻击党”的证据。 （3）7月16日，老毛把彭的“意见书”批给大会讨论。小周说他基本同意彭信中的意见。 （4）7月23日晚，小周等到老黄住处聊天。不久，老彭也不期而至。 有人打了小报告。中央认为这是“地下串联”，还追查出他们在聊天中讲了些对毛不满的话，如小周说老毛有些像斯大林晚年等。 有了这四条罪状，小周就在劫难逃了。 1959年8月17日，小周受到了“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以观后效”的处分，下放到浏阳县大瑶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 小老乡成了“反党集团的骨干”，老毛自然有些痛心，1961年老毛再上庐山，写了一首《为李进同志题照》，就是那首甚么松甚么洞，李进，其实是李进孩的“缩写”，李进孩是江青的本名。可能是写诗时想到了自己的诗友小周，老毛特地召见了虽还是正省级却已经是副科职的小周上山，并给他看南朝梁文学家丘迟的《与陈伯之书》。老毛还像当年当乡村小学的老师一样，在这篇文章上划了重点段落让小周重点阅读：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于此。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 译成白话文就是：我琢磨你离开旧主去投靠新主的时候，并没有其他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自己内心考虑不周，在外受到谣言的挑唆，一时执迷不悟，不辨是非，行动失去理智，才有了今天的结局。圣明的的老主子是可以宽赦你过去的罪过而重在要你立新功，不计较过失而广为任用人才，以赤诚之心对待天下之人，让所有心怀动摇的人能消除疑虑安定下来，这你是都清楚的，不须我再一一细说了。 如何才能“迷途知返”呢？老毛动之以情，晓之以利，谈了一个通宵，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批判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当一把手。 小周流著泪对老毛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信，我怎么能批彭总呢？” 毛长叹一口气，沉默了良久，挥了挥手说，“你走吧！” 1962年4月28日，周小舟被调往广州，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不参加党组，排最后一名。这让一个文科出身的前封疆大吏成了众人的笑柄。 文革开始后，周小舟首当其冲，备受凌辱，挨打受骂已经是家常便饭，但最让他痛心的是他不得不将他珍藏多年的文物手稿付之一炬，他一边烧，一边放声痛哭：“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 1966年12月25日夜里，他坐在孤灯下痛哭了一夜，天快亮时，他吞下了一大把的安眠药。 51年前的今天早上，闯到他家里要揪斗他的红卫兵发现，他们这一天斗不成了，因为被斗的对象在他广州梅花村逼仄的寓所里自杀身亡了。 那一天，是老毛73岁的生日，54岁的小周（按说54岁已经不能叫小周了，可今天同样54岁的小崔还叫小崔，我们就这样再叫他最后一回小周吧）以自己作为祭坛上的牺牲，向“旧主”的寿宴，献上了一份大礼。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我是音乐家。我很珍视安宁与和平，以及利于工作的环境。况且我是中国人，并热爱和尊重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是一场悲剧。和它比较起来，我个人所遭遇的一切不愉快都显得微不足道。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这个运动的残酷、横暴、恐怖、盲目和疯狂是超过十七年来所发生的一切的，而实际也是史无前例的。它导致中国知识份子被消灭。这样的结果在多年后终于起显著作用，去年夏天和秋天所发生的事件令我灰心丧气，并且迫使我和我的家人成为逃亡者，成为在国内漂泊无依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遭遇在某些程度上和一般人有所不同，那只是因为我成功逃出了中国，而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怎样开始的 我记得这是一个五月的星期天，这一天我第一次听说到“文化大革命”。我的一个学生到我家来，没带小提琴，并且说他不能再到我这儿来学习了。由于“文化大革命”，他因“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受到了批评。他不敢再学小提琴了。 前几个月已经显示出正在开展一场甚么新的运动。最近对电影、对某些历史学家的攻击加剧了，谴责他们“借古喻今”，每天晚上，广播里除了没完没了地反复叙述如此类的这个那个“罪犯”（这些罪犯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自杀了），实际上其他的广播就一无所有了。然而老实说，我并没有感到可怕。当时一个来访问我的朋友说：“你没有写过甚么文章，没有说过甚么不正确的话，你毫无担心的理由。”我唯一的罪行就是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主席（原文如此—译者注），在拿薪金，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在那里工作。 一九五四年起，事情已非常清楚，我这个学校领导人不过纯粹是个挂名角色，于是我就尽可能摆脱了学院一切事务。学院的一切权力实际上都属于学院的副主席，我还给几个学生教小提琴。其中包括我的儿子胡龙（译音：即马如龙），并且有的时候在北京和中国的其它地区开音乐会。一九六三年以后，欧洲音乐完全被禁止了，我对于这个新的运动将如何进行毫无所知，而且别的任何人也完全不能设想甚么在等待著我们。局势是紧张的，但是在过去也曾经有过比这还要紧张的时候，比如一九五二年。我对于这已经习惯了，不得不习惯了。但是六月份初，我被通知说音乐学院贴了攻击我的大字报。 一个朋友说，对我说来最正确的办法是在事件进一步发展之前先作自我批评。我的妻子和女儿雪莉亚（译音：马瑞雪）表示同意。我感到犹豫，除了我不喜欢之外，我没有甚么好招认的。最后我的女儿以我的名义写了一张声明，声明里说我很高兴地支持“文化大革命”，虽然我并没有具体承认任何罪行，但是我仍然表示愿意改造。我们买了三张黄纸，用大字报的形式写了这张声明，并且给它加了一个“我的决心”的标题。于是我把这张声明送到学院去。 频频更选和无政府状态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红卫兵，但是那些自称的“革命师生”已经开始给学校工作造成混乱。一个名叫赵沨的人，是音乐学院的副主席，过去他实际上是音乐学院的主宰者，但是我把大字报拿去的时候，赵沨不许我挂它。我怀疑他恐怕是有意用我去做幌子，好转移反对他的批评，但是不管他的计划如何，也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二天他就被停职了，并且自己遭到大字报猛烈攻击，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姓王的军官来代替他。然而过了一天，王也失宠了—他由于企图召警察来制止“革命学生”两派之间的冲突而犯了错误。 当我准备回家的时候，一个附中的学生要求我跟他一起到他们的学校去。在那里，我被一群狂暴的少年包围了，他们开始对我写的一部音乐作品大喊大叫。这是一首为了纪念一个英勇的区党委书记焦裕禄而写的悲歌。这位书记为了捍卫自己的农村选民的利益而牺牲了，他永远是党的工作者的模范。我不是为了写这类作品，为的是避免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虽然当时我还是确实是对奉献这首悲歌怀著敬佩的。但是少年们狂叫道：“你为甚么写这么悲伤的音乐？你不配是焦裕禄的拥护者！”然后他们让我带了一卷大字报回去，要我挂起来读。我把这些大字报塞进了储藏室。 过了几天，从学校里打来了电话要我去。在学校里，我立即陷入了几百人的破口谩骂、狂吼乱叫的大学生的包围之中。“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在每一个口号就有人吼叫：“毛泽东万岁！”一个小伙子喊；“马思聪万岁！”但这是喊错了，而所有的人都向他猛扑过去。有一个人用书包砸我，但是没有人打。我除了站立不动，别无他法。这一切我觉得完全是不真实的，可笑的。 我们被改造 这件事以后不久，我们十七个人就被叫到学校，并且接到通知要派我们去“受训”，这里面有几个教授和音乐学院的行政人员，其中包括学院的副主席赵沨，他的样子好像是有几夜没有睡觉了。 这些人里面好多人是党员。我们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那个地方以前是共产党的干部马列主义学习的地方，后来这所学校变成了知识份子和著名的文化人士设置的集中营。 在那里你可以碰到各种各样的人—画家、演员、音乐家、电影导演、作家、文化工作者，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和其他学院的教师和教授。我们总共有五百人，我和国内最著名的一个小提琴家住在一个房间里。 我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五十天—从六月中到八月初，那里是枯燥无味的，令人厌倦的。但是没有人严厉地对待我们。我们被分成小队，在军官们的监督下阅读各种文件，进行讨论，而在空闲的时间，就给自己或互相写大字报，而且还给“党内当权派”写大字报。 有一回我听到一个非常的新闻，中央宣传部拥有无限权力的副部长周扬垮台了。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在多次的整肃中，他都起主要作用。给各个文化领域的指示，比如说规定哪些外国音乐作品中中国可以演奏，都是从那儿来的。如果不算一九六二年那个很短的时期，德彪西和拉威尔以及二十世纪大多数作品都是被禁止的。在一九六三年全部欧洲音乐统统被禁止以前，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还可以演奏。 周扬曾经被描绘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表达者，而现在一位取代他的副部长却向我们声称“周扬本人的思想是臭不可闻的、胡说八道的和难以理解的”。 他被称为“头号牛鬼蛇神”。 文化部派人来告诉我们关于周扬和他的部下令人吃惊的事情。我们被告知，似乎私藏武器（也包括大炮）的“反动份子”包围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居住地整个中南海地区。我们当时对外发生的事件所知不多，虽然偶尔我们也被允许回家过礼拜天，但是有一次我看见在我们自己房子上的墙上用大字写著“打倒×××”。 有一天傍晚，一些从各个学校和部队来的卡车开到学院。在一辆卡车上写著四个汉字“黑帮专车”。这是八月九日，一进大门，我们就看到一大群群众。我们被从卡车上推下来，我的脚还来不及著地，就有人在我头上倒了一桶浆糊，别的人就在我的衣服上贴了大字报，戴上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著：“牛鬼蛇神”。我的脖子上被戴上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著“马思聪—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理人”（译者：原文如此），然后又加了一块上面写著“吸血鬼”的牌子。后来他们给我们每人一个脸盆—“丧钟”和一根棍子，我们必须用它来敲盆子。在赵沨的高帽上写著“黑帮分子”，还给他披了一件厚厚的羊皮袄。天气是很热的，北京真正的八月天—不会低于38度。 这是一个野蛮的场面，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好像疯子一样，在喊著各种各样口号的人群的喧嚣声中，我们被带著游遍了整个的音乐学院，沿路人们一直推撞我们，啐我们。我认出我的几个相貌变成了畸形的学生。最后，他们强迫我们低头，在一间房子的台阶上排出两排，开始百般辱骂，那些被认为“罪行”最严重的“黑帮”份子站在第一排，而比较小的“牛鬼蛇神”就站在后面。在后排站出的有钢琴家刘诗昆，他是一九五八年莫斯科比赛时克里伯斯的竞争者，后来他的手被打断了，已经不能再演奏。 红卫兵全国大串联 我的妻子和孩子穿上了那个穷人的破烂衣服，坐公共汽车到华中的一个城市，那儿有我的朋友。 雪莉亚告诉我们，六月间在音乐学院的学生中发生了长时间的无尽无休的争论，这种争论有时间带有歇斯底里的性质，在学院里，在北京，我想也都一样，红卫兵的队伍把自己称作“八一八”、“东方红”或“毛泽东思想”运动。在十一月，“八一八”运动由于自己的“反革命”性而遭到了“东方红”和“毛泽东思想”这些队伍的攻击，但同时这三个组织都认为自己是赤胆忠心的“毛派”。 当秋天来临的时候，局势变化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从中国的各地来到北京。他们住在学校的校舍里，虽然街上有时还是很危险的，但学校里的形势对我们来说却缓和了一些，我们的门旁已经没有看守，也不注意我们，是按照预定的计划还在写忏悔。在九月初，我们被允许回家过礼拜六。后来我们又被允许从星期六的傍晚住到星期天的傍晚。而到十一月，我们已经能够回家过夜，而且只在白天到学校里“工作”和“学习”。 我的妻子和女儿在九月底到北京来想和我见面，但是我不能够走出门，也就没有能见到他们，他们是乘坐挤满红卫兵的火车来到，她们受到严密的盘问，并且差一点被当做嫌疑犯逮捕起来，雪莉亚开始说话，并且吃了没有洗过的梨，这样使他们就相信了她和我的妻子是贫苦的农村妇女。妻子和女儿在北京的时候，想住我们的朋友家里，但没有人敢接待她们，她们只好在乘上火车之前在人群堆里躲了几个小时。 在这次尝试以后过了两个星期，雪莉亚一个人来到北京，这一回和我取得了联系，并在我们的一个远离市中心，住在南郊的朋友家里会了面。我们在院子里一间小厕所的黑暗中悄悄地说话，而我们的朋友则站在入口处给我们看望，我们一直谈了好几个小时。 脱逃 在他们当时居住的那个城市里，人们经常谈论从中国逃出去的各种办法，有些人是步行走去的，另一些人是坐小船—究竟怎么走去，也知道的不太确切，但是她确信，我们也能那么做。 可是我还没有准备走这一步，我不可能轻易地离开去和我的家人会合，在我的家人居住的那个地区，红卫兵的积极性加强了，他们可能在那儿逮住我。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逃跑的计划失败，那么我们就完了。整整一夜，我非常紧张，不能入睡。正如中国常说的那样，我是“背水一战”，最后我和一个熟人交谈了自己的想法。 最后是“走”—他说，于是我同意了。雪莉亚排了半夜的队，但终于弄到了火车票。我到学校去上了早班，然后说：“我病了，要去看门诊。”我和雪莉亚收拾了那部分送去保存的东西，其中包括我的小提琴，然后用绳子捆成两个包袱，我的新作品不得不留下来。 （编者按：1967年1月15日夜晚，马思聪携带著他那把至爱的小提琴，与妻子、子女，登上偷渡船逃离中国大陆。1967年4月12日，马思聪在美国发表《我为甚么要逃出中国》。1985年1月文化部发布《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为马思聪平反。1987年5月20日马思聪于美国费城逝世。马思聪先生自逃亡后未踏入大陆一步。2007年12月，马思聪及夫人的骨灰安葬在白云山麓的“聚芳园”。）
对于慈禧太后这位掌握清末大权、不可一世的末世“女王”，您是如何看待她呢？顽固？刁钻毒辣？带您看看这位“老佛爷”讲究品位、时尚的一面，看她率先接触并享受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现代物质文明，享用电灯，乘坐奔驰车，最喜欢摄影和巴黎香水……您或许会非常惊讶！ 慈禧太后非常喜爱“西洋物件儿”，以至于其在颐和园内还引领了一股西洋风，而这股西洋时尚风最终刮出了颐和园，吹向北京城乃至全中国。她在京城圈内引领的西洋风和时尚品位，不仅对当时京城上层社会的贵妇们起了巨大的影响，就是站在时代潮流尖端的今天来看也毫不逊色。 堪称北京使用电灯的第一人 颐和园乐寿堂正中，悬挂著一盏五彩缤纷的玻璃吊灯，而慈禧太后可以说是北京使用电灯的第一人。 有电之前，皇宫的室内照明多用蜡烛，或使用油灯。清代晚期，国外的蜡烛进入中国，被称为“洋蜡”，和本土的自产蜡烛混用。当时清宫不同等级的嫔妃享用“洋蜡”有固定的数量和规格。 让电灯照亮颐和园这件事开始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翌年正式投入使用，不幸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把颐和园内的电灯和电灯公所毁坏殆尽。慈禧太后避难回京重新入住颐和园，又令人重新操办。1901年，邮传部左侍郎盛宣怀花费5万两白银重修电灯公所，并且在德国荣华洋行购买机械设备。买设备也买来了服务，德国荣华洋行专门派技术人员协助。1903年，慈禧太后住进颐和园，电灯又亮了。 关于颐和园的电灯有一则趣事：1903年有位德国商人意图将西方电气商品打进中国市场，但慈禧反对。外国商人懂得，要想打开中国市场，首先要让慈禧带头用电灯。于是重贿慈禧的贴身太监李莲英，他们趁慈禧外出之际安装了电灯。 傍晚慈禧一进乐寿堂就质问：“我一走，你们为何在殿内张挂那么多的各色‘茄子’？”李莲英叩头请安后恭问：“老佛爷，该上灯了吗？”慈禧说：“上。”李莲英将门后的电灯开关打开，即刻灯光大放异彩。慈禧惊喜地问：“这些‘茄子’一下子全亮起来了，到底是些甚么玩意儿？”李莲英毕恭毕敬奏道：“这就是电灯。”他说，用电灯方便、干净、明亮、安全，老佛爷用上它可以“添福添寿”。从此慈禧开始用电灯，中国各大城市慢慢开始用电。 直到1908年慈禧死后，隆裕皇太后宣布不再到颐和园来，颐和园作为皇家园林的历史使命正式结束，电灯公所的使命也到此为止。1931年，颐和园电灯公所的发电设备依然保存完好。当时的管理者想把它拍卖，拍卖所得用以购置接送游人的游览车，但没能实现。到了1935年，张学良把这套设备拆走，运到陕西。 拥有中国进口的第一辆汽车 位于颐和园东大门不远处的“德和园”是昔日帝后妃嫔看戏的戏园子，这里举办过“清朝帝后用品展览”。 其中有一件堪称稀世珍宝的“老爷车”，也就是当年慈禧太后的御用汽车。这件文物至今已有一百岁，黑色木质车厢、黄色木质车轮与辐条、铜质车灯、实心轮胎、两轴四轮，是一辆在今天看起来依然“拉风”的敞开式古典汽车。从外观看，它更酷似昔日的四轮马车。 车厢内设有两排座位。前排座位是司机席，后排座位则是乘客席，前排只能乘坐一人，后排可以乘坐两人。在车厢的上方撑有一顶由四根立柱支起的车篷，车篷的四周围缀有黄色的丝穗。发动机则被巧妙地装置在乘客席座位下面。经专家考证，这是一台横置式气缸、10马力的汽油发动机。 发动机旁的齿轮变速箱将动力传递给后轴，最高时速为每小时19公里。前悬挂是一横置钢板弹簧，后悬挂是两个普通钢板弹簧。车厢两侧的翼子板系三合板制成。论模样，这一“老爷车”，虽与今日飞驰在公路上当代汽车的长相已相差很远，但其原理、发动机、悬挂系统、转向系统、传动系统已与今日汽车很接近，比现在10辆新的奔驰车加在一起的价格还高。 这就是中国进口的第一辆汽车。慈禧太后是和这辆“奔驰”汽车结下不解之缘的第一人。 据说，慈禧太后喜欢游览，经常乘坐她的豪华大轿和马车去颐和园、西山游玩。1901年，官拜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为了讨好慈禧，用1万两白银购进一辆第二代奔驰牌轿车作为慈禧六十大寿的贡礼。 慈禧太后一生享尽富贵却从没有见过这种先进的洋玩意儿，看后心中大喜。第一次乘坐汽车去颐和园游览，汽车驶出紫禁城后，慈禧太后发现原来的马车伕孙富龄成了汽车司机，不仅坐著，还坐在自己前面，心里非常恼火，当即责令他跪著开车。司机只好跪著驾驶，但手不能代替脚踩油门和刹车，险些酿成大祸，这可吓坏了当时的王公大臣，他们纷纷下跪乞求慈禧太后不要冒这个险。慈禧太后于是无奈地被人搀扶下车，中途又换上她的十六抬大轿。因为不能容忍司机坐在面前开车，慈禧太后渐渐对汽车失去了兴趣，因此这辆车被弃置一旁。后来，此车作为皇宫遗物在紫禁城闲置。 经专家鉴定，这是中国进口的第一辆汽车，距今已100多年。历经战乱保存到今天，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喜欢摄影留下珍贵的历史档案 慈禧太后深谙享乐之道，对于欧美流行的小物件儿和奢饰品情有独钟。她的两位御前女官德龄、容龄都是留法归来的才女，在她们的指引下，慈禧太后更精于此道。 慈禧太后热衷拍照，说她促进了中国摄影的发展绝非闲扯。摄影技术最初被中国人看做是洋人的“奇技淫巧”，能摄人魂魄，大多对其避而远之。 1885年，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将自己请德国人来兴克为他拍照的相片呈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看后便跃跃欲试。等她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照片后，再也禁不住对摄影的喜爱，为了照相，传旨在颐和园乐寿堂前搭了席棚，以布景屏风为衬，并按殿内式样布置豪华的陈设。 慈禧在照相之前，首先翻阅历书，选定良辰吉日。拍摄时，往往连续拍几张，以便挑选。刚拍完，就催著冲洗放大，有时照片泡在药水里还没显影，她就要先睹为快。慈禧太后留下了许多娱乐生活照和肖像照，并在自己七十大寿（1904年）前，令侍从们悬挂在紫禁城和颐和园等处，作为收藏和赏赐大臣们之用。这些照片后来流向民间，成为珍贵的历史档案。 慈禧太后还喜欢听别人弹奏钢琴。在颐和园的陈列室里，有一架洋人送的钢琴。自1903年，清政府驻法国大使裕庚的女儿德龄与慈禧太后一起生活了两年时间，她曾经不止一次用这架钢琴为慈禧太后弹奏过国外的钢琴曲目。 在慈禧太后的寝宫里有一个巨大的留声机，这是清朝末来自外国的礼品。留声机内部用发条作动力，上满弦后自由驱动一个小弦锤，汇成悦耳动听的旋律。留声机内还储藏著华尔滋圆舞曲等中外名曲供慈禧太后欣赏。 慈禧太后非常欣赏巴黎的时髦时装，喜爱18世纪的法国高跟鞋，要求御前的女官德龄每天都穿著巴黎女服和高跟鞋，好让她看到法国人的时髦装束。她还模仿西洋贵妇的习俗，养了一条哈巴狗取乐。她的化妆品有巴黎香水、香粉，还有法国镀金的镜子和日本的小梳妆台。她经常阅读描述英女王维多利亚生平事迹的译本，还曾学过英语，不过上了两小时课后便不耐烦地停止了。慈禧也学著洋人请名画家为自己画肖像的做法，请来美国画家卡尔小姐和荷兰画家给她画油画肖像。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即孝钦显皇后。满清族，叶赫那拉氏，她是清朝末年的一位皇太后，为同治、光绪年间（1861年至1908年）清朝的实际统治者。 慈禧出身于北京满洲镶蓝旗世袭官宦之家。1852年封懿贵人，后依次晋封至懿贵妃。 慈禧是咸丰帝妃，也是同治帝的生母。 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避暑山庄驾崩，年仅30岁。临终前，咸丰帝令其年仅5岁的独子载淳（即同治帝）继承皇位，并任命八位大臣辅佐嗣君，人称“顾命八大臣”。从此，太后慈安被称为“东宫太后”和母后慈禧被称为“西宫太后”。 同年，慈禧为了达到权理朝纲、垂帘听政的目的，在得到慈安太后的认同下，由恭亲王奕䜣等发动辛酉政变，铲除了掌权的顾命八大臣势力，慈禧和慈安开始了垂帘听政。 1873年二月，同治帝收回皇权亲自主政，但好景不长，仅仅不到二年，同治帝就驾崩了。 同治帝无后，在慈禧的主持下，醇亲王奕?的儿子，年仅三岁的载湉被过继给了咸丰帝，并继承皇位，是为光绪帝。此后，慈禧和慈安再度垂帘听政。 两位太后一起听政长达二十年，直到光绪初年慈安过世，慈禧才独掌大权。光绪帝称慈禧为“皇爸爸”，而宫中及朝廷开始以“老佛爷”尊称之。 1889年，光绪年满十九，慈禧表面归还皇权于光绪，但实际依然控制著一切。自甲午战败后，光绪帝推动变法革新，并试图刺杀慈禧以夺回皇权，却被慈禧先行一步，发动政变幽禁了光绪帝，仅仅诞生了百日的戊戌变法宣布失败，六位帮助光绪帝的维新派人士被捕处死，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日本，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环水的南海瀛台。 慈禧再次独断朝政。 1908年11月14日，慈禧死之前一日，下令将光绪帝毒杀在中南海瀛台，并安排由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继承皇位，慈禧的侄女叶赫那拉氏则以光绪帝皇后的身份成为皇太后，徽号隆裕太后，实行垂帘听政。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驾崩。 在大清的历史上，慈禧太后的实际掌权时间长达四十七年，仅次于康熙帝与乾隆帝。统治掌权时长不仅超越唐朝武则天、汉朝吕后且超越大多数帝王。在慈禧太后死后仅三年，清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
春联，又叫“春贴”、“门对”等。传统中国新年就有贴春联的习俗。春联的来历是什么？如何才是正确贴春联？这些冷知识你都知道吗？ 春联的来历 对联是由古代的桃符演化而来的，最初的桃符是指用桃木制作称的辟邪物，一般是成对的挂在大门口。据距今以后1500多年前的《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所畏。” 桃符长六寸，宽三寸，百姓们在桃木板上写上“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放在自家的门口，用来镇邪去恶。此后这个习俗就一直被保留了下来，宋代时期（960年—1279年）的百姓们后将桃符由桃木板改为纸张，改名叫“春贴纸”或“春联”，宋代诗人王安石的诗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描绘的就是百姓们贴春联的新年风俗。 如何区别春联的上下联 春联的上下联之间讲究对仗工整，一般来说，尾字是三声、四声的(仄声)是上联，比如“新年纳吉庆”，尾字是一声、二声的(平声)是下联，比如“嘉节号长春”。这副对联是五代时期（907年—960年）的后蜀国主孟昶所作，据《宋史·蜀世家》记载，这位孟后主的文采很好，而且他还深得唐人习气，喜欢对对子。每年的大年初一时他都要和学士们写桃符祈福，虽然当时的百姓还是称之为桃符，但是和日后的春联已经没什么本质区别了。 春联的正确贴法 这要看横批的书写顺序，如果横批是从右向左书写，上联就应该贴在右边，反之上联则贴在左边。通过平仄声判断好上下联之后，将上联贴在横批的首字一方。比如横批为“风调雨顺”（从左往右读），上联就应该贴在左边；横批为“门临福五”（从右往左读），上联则应该贴在右边。 春联什么时候贴最好 贴春联之前要撕掉旧春联，不然没法贴新对联，民间有个传说：春联即为天上的神仙，当春联撕掉并烧毁之后，就会升上天庭，去向玉皇大帝报告民间的情况，希望天神能给民间的家庭带来好运。如果撕早了还没到过年，天神会以为这家出问题了；如果撕晚了，天神就来不及祝福了。 按照各地习俗的不同，贴春联的时间也稍有差异。俗话说：“二十八，贴花花”，也有些地方的民谣里有“二十九，贴倒酉（意即贴春联）”一说，春联什么的都在腊月二十八、二十九贴，但大多数还是照个人的时间安排来选择贴的时间。 特别的春联 在河北省山海关孟姜女庙前殿前面有一副非常有名的对联：上联是“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下联为“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读法为：“海水朝cháo朝zhāo朝zhāo朝cháo朝zhāo朝cháo朝zhāo落”，即为“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浮云长zhǎng长cháng长cháng长zhǎng长cháng长zhǎng长cháng消”，即为“浮云涨，常常涨，常涨常消”。 在民间也有很多绝妙的对联，比如“八仙联”。上联：“洞滨背剑清风客，湘子瑶池品玉箫，仙姑敬奉长生酒，彩和花篮献蟠桃。”下联：“拐李先生德道高，钟离磐石把扇摇，国舅手执云阳板，果老骑驴走赵桥。”
刘亭亭是王光美的第三个孩子，1951年生于北京。1954年，她随父母一起移居中南海。 鲁豫：你们家有几个成员？ 刘亭亭：爸爸、妈妈、外婆、我们6个孩子。孩子们基本都住家里。我爸爸一共有9个孩子。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内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厄运开始了。先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国家第二号人物降至第八位。接著中南海的“造反派”时常进入刘家抄家、批斗、侮辱、围攻刘少奇夫妇，中南海再也不是刘亭亭的宁静花园。 1967年1月6日，快到吃晚饭的时间，刘少奇家中的电话铃声突然响了。王光美接过电话，传来急促的声音：“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王光美打算马上去医院，王光美让女儿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去医院。两人刚走，她又派儿子刘源也去医院看看。过了一会儿，电话响了，是刘亭亭打来的，讲话似乎很犹豫。刘亭亭说，姐姐是“粉碎性骨折”。这下子，王光美和刘少奇马上心急如焚地往医院赶。但是刚进医院门，就发现上当了，他们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包围了。情急之下，王光美当即迎上前大声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刘少奇还想看看情况，卫士会意，立即架著刘少奇离开了现场。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造反派”精心设计的圈套，假称平平遇上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刘亭亭和刘源去了之后，也被他们扣为人质。他们逼迫亭亭给王光美打电话。不过，红卫兵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警卫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这样，王光美落到了红卫兵手中，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明晨5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鲁豫：那时候每天大喇叭里都批判您家的人，到处都是有关您父母的漫画。 刘亭亭：对，我们小孩还好一点，因为要回学校去批斗，我妹妹就很惨，她才六七岁，走到街上有人拿石块打她。 鲁豫：您恐惧吗，绝望吗？ 刘亭亭：不是，没那么复杂，但是我不愿意深谈，这事让人悲痛。那时候警察都处于戒严状态，一有情况我们就要回学校。我爬过城门，也翻过房顶，我们如果在任何人家被他们发现，就会给人家造成很大的灾难，因为我们太“黑”了。 鲁豫：您妈妈被骗到清华批斗那次是不是跟您有关？ 刘亭亭：对，那件事赖我，当时我还小，他们非逼著我给家里打电话，逼著我骗父母说，我姐姐挨斗完了被汽车撞了。妈妈在电话里听完，说周总理不允许我们出去。爸爸说，你不去我去，女儿是因为我挨斗被汽车撞了。我妈说，那我跟你一块去。 他们刚一进门，刘源就喊，爸爸妈妈，他们骗你呢，他们要把妈妈骗到清华大学去批斗。我妈一听，就忽然把我爸往身后一挡，我爸一下就愣那儿了。我妈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然后使劲拉我们，最后等于是把我爸给架走了。我们回家后待在院子里，我和平平哭了。爸爸说，不怪你们，是我犯错误了让你妈妈去作检讨，我一定想办法把你妈妈接回来。后来可能我爸给周总理打了电话，第二天妈妈被送回来了。 那时我每天都哭著醒来 用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话说，如果没有“江青同志支持”，他们怎么敢戏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第二天，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传单，就从清华大学飞向四面八方，成为“爆炸性新闻”！ 3个月后，在江青的支持下，清华大学举行了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王光美在众目睽睽下，被迫套上旗袍，戴著一长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 1967年4月6日，“造反派”冲进刘家，对刘少奇进行了第一次揪斗。第二天，刘少奇贴出答辩大字报，但几小时后即被撕毁。此时刘少奇夫妇已对自己的命运作出了最坏的打算。7月18日，“造反派”把刘少奇和王光美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同时进行抄家。斗争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前院（他的办公室）王光美被押到后院。两人被隔离看管。 8月5日，为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批刘大会。与此同时，中南海内部也对他们夫妇俩进行长达两小时的谩骂和扭打。刘亭亭清楚记得，挨打的时候，母亲突然挣脱，紧紧抓住父亲的手，互相对视，作生命中最后的诀别。 鲁豫：您爸爸妈妈见最后一面是在甚么时候？ 刘亭亭：是爸爸在中南海挨斗时，旁边围著许多群众，我妈突然挣脱所有人，上去一把抓住我爸的手。然后，他们就开始挨打，鞋都打丢了，我妈和我爸就是不放手。打他们的人逼著我们小孩站在旁边看，当时我们都在场，我佩服我妈，她关键时刻是一个很坚强的人。那次批斗会之后，他们把我父母隔离了，我爸找不著我妈，腰一下就弯了。他们也不许我们跟他说话，还打他，打得我爸扶著窗台走路。有时我爸出来吃饭，我们就假装洗手和他说几句话。 有一天，突然来辆大卡车，通知我、刘源和刘平平去学校，要把我们一小时内送回学校。当时我们特别想去看看爸爸，跟他告别。他们不让我们去，全拉走了。第一个星期我被关在学校，第二个星期我哥哥姐姐偷偷来找我，我们一起回到中南海门口，不敢说想见父母，说要见我们的小妹妹。我们也想了其它办法，比如写信要我们的书啊字典甚么的，都是希望爸爸妈妈在送出的东西里能给我们写点甚么。 没多久他们就把我哥送到山西雁北插队，他那时16岁。我姐姐被抓走的时候，我们正准备吃饭，她在洗衣服。忽然就来了几个人，问哪个是刘平平？我姐说，我是。人家就把她带走了。我们当时觉得突然，但也没有想到是把她逮捕了。我姐转头跟我说，你帮我把衣服洗了。后来我们每天等她回来吃饭，摆著她的碗、她的筷子，她没再回来。 鲁豫：您那段时间哭得多吗？ 刘亭亭：不是有意识地哭，很自然地，每天早上都是哭著醒的。可能那时候哭得多了，现在眼泪倒少了。人家问我怎么活下来的，我说生活的目的很简单，生活的目的就是surviving（继续存在），活下来。 得知妻儿都被迫离家，爸爸几乎崩溃 “文革”开始后，王光美曾问过刘少奇：“为甚么我们都被描绘得那么丑恶，简直成了罪犯。1967年9月13日上午，王光美的3个子女被赶出中南海。下午，最小的女儿刘潇潇还不满6岁，也和老保姆赵淑君一起被赶走。当天晚上，王光美正式被捕，关进北京秦城监狱，被定性为“美国特务”。 起初，刘少奇并不知道这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仍然佝偻著身子，手扶著走廊的窗台，拖著打伤的腿，一步一步地蹭著，蹭到王光美被关押的后院墙根，想听里面的动静。一天夜里，“造反派”突然在刘少奇住的屋子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不准刘少奇再步出房门半步。 得知妻子和孩子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刘少奇的精神近于崩溃。他有糖尿病，“造反派”却故意停了他的药，强迫他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 刘少奇的手臂在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旧伤发作，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著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回来吃。年近七旬，他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给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斗会，医生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由于长期不活动，双腿的肌肉渐渐萎缩，胳膊和腿因为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上写著：“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在内蒙古卧轨自杀，长女刘爱琴被关在“牛棚”里遭毒打，次子刘允若在监狱里患著脊椎结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8岁的女儿刘平平被逮捕入狱，后来被驱逐到山东沿海的一个养马场劳动改造。17岁的儿子刘源从监狱出来以后，报名参加上山下乡。6岁的小女儿刘潇潇被保姆赵淑君抚养长大。刘亭亭中学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顺义维尼纶厂，后调北京仪器仪表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 刘亭亭：当初我哥哥走了以后，甚么师大女附中、上山下乡、云南内蒙的，我全都报名了。后来有同学损我说，你怎么那么进步啊。我说你不知道，我不是进步，我只是想在那个情况下做个农民是比较朴实的。虽然生活艰苦，我可能还活得过来。如果我去工厂的话，我一定会特别恐惧，因为我完全就是一个批斗对象了。最后他们还是分配我去了工厂，因为我妹妹当时太小了。所以是因为我妹妹的原因，他们才把我分在北京郊区的工厂。工人们对我们是很好的，那时候的温暖和帮助都是没有条件的。 我爸对我妈说，你不能让他们给你下结论，不行 直到1971年秋，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文革”中被第一批打倒的彭真获准亲属探视。这给在工厂劳动的刘亭亭带来一线曙光。她写信给毛泽东，希望看到四年不见的父母。信由宋庆龄代转。毛泽东批示的头一句是“父亲已死”，同意让他们见母亲。1972年8月18日，刘家的孩子在秦城监狱见到了4年未曾谋面的母亲。 刘亭亭：他们通知我们去见妈妈，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只有我和潇潇在北京。我姐姐知道消息，就往回跑，人家抓她，从火车上给揪了下来，她挣扎了半天，最后被人打晕过去，没回来成。刘源知道以后，抓了一把黄豆，往相反方向走，往南走了两天一夜，因为往北走他怕有人抓他，最后才坐上火车回来的。 鲁豫：在监狱里见到妈妈甚么样子？ 刘亭亭：当时我妈和我印象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离开她的时候，觉得她高大、潇洒、温文尔雅。等我们再见她，她穿一件黑棉袄，背完全驼了，头发白了，反应还有点迟钝。因为长时间都是她一个人待著。我们想著要忍著不能哭，但是最后要分开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了。 鲁豫：那时妈妈知道您爸爸去世了吗？ 刘亭亭：她是我们到监狱去见她的前一天晚上知道的，跟我们基本上同时知道。 鲁豫：她跟你们提起这个事了吗？ 刘亭亭：没，谁都没提。 鲁豫：后来您有没有问过您妈妈，她一个人在监狱里被关了12年，是甚么力量支撑她一天一天地熬了下来？ 刘亭亭：我妈在监狱里，条件好时屋子也只有6平方米。她在里面打拳锻练身体—身体弯著，像猴拳一样，根本伸展不开。她还对著墙说话。人家说她有病。她说，我非常盼望他们能提审我，因为如果有人提审，至少还有人跟我讲话，否则我觉得自己连讲话的能力都没有。我妈后来跟我讲，在她还没跟我爸分开的时候，她就攒了一些安眠药，而且跟我爸示意过要不要吃安眠药（结束生命）。我爸说，你不能让他们给你下结论，不行。所以她后来再没想过自杀，在监狱里那么难都没想过自杀。她说，你爸爸说得对，我不能让别人作结论，好像我就是一个坏人。她就靠这种信念一直活下来。 1969年10月17日，他（刘少奇）被转移到开封。走前，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少奇转过脸不看。护士又把报张纸拿到另一边让他看，他又把脸扭了过去。他的卫士长上前对著耳朵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刘少奇闭著眼睛，一言不发。晚上，刘少奇赤著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被专机送往开封的一个特别监狱。由于著凉，肺炎发作，高烧、呕吐，11月12日凌晨6点死亡。死时，全身赤裸发臭，嘴鼻变形，白发有一尺多长。 与母亲相见的当天，刘亭亭才知父亲已死，这与刘少奇去世，相隔整整3年。此后，为压抑痛苦，刘亭亭把所有精力用于学习。1978年，她顺利通过高考，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同年冬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呼声开始高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王光美离开了被囚禁12年的秦城监狱，重返人间。 1980年2月，刘少奇沉冤昭雪。刘家子女回忆父亲的书中，有这样一段朴素的文字：“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再也不能团圆了。4位骨肉先后惨死，6个亲人坐过监狱。在我们一家人的遭遇之上，是亿万人民的苦难。” （文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