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韜旗下龍韜娛樂遭強制執行2040萬元
2026 年 10 月 24 日
在他們進延安之前，共產黨只有四、五萬的黨員，是一個非常小的黨，但是到了延安以後，因為大批知識青年的湧入，在大後方也有很多知識青年加入共產黨，共產黨就一下子從四、五萬擴展到四、五十萬，一下就壯大了很多。他是在共產黨里的新生血液和新生力量。 進到延安以後，他一下就感受到了這種不平等。但是他說，他是接受的，因為那些老紅軍經歷長征的艱難困苦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一個老紅軍跟他講過，長征途中，人餓得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就會把路邊死掉的人的胳膊砍下來，一邊咬一邊走。 他對他們有一種崇拜的心情，所以他對等級制度並不反感。他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或者說中國的傳統文化里沒有一種很平等的意識——本來皇帝就是皇帝，老百姓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怎麼能跟皇帝比呢？ 1942年《解放日報》改版，毛澤東來講話，他也去聽了。他說，毛澤東針對丁玲啊、王實味等人對延安等級制度的不滿大講一氣。他（毛澤東）說，我就是點兩根蠟了 ，我就是穿斜紋布，我就穿吊口袋。 我父親就覺得你怎麼這麼心胸狹窄呀，我們無非就是批評批評嘛，也沒有要怎麼樣，你反而這麼激烈地反駁回來，這麼大肆地宣揚自己就是要特殊。這點他非常反感。 他後來一直說，他受刑受得是最輕的。他是五天五夜不許睡覺，不許眨眼睛。他說，他熬過來了，但是關到保安處的另一個人是15天15夜不許睡覺，而且是把人綁在一個木頭的十字架上捆起來。你知道他說還有什麼嗎？有老虎凳。其實厲害的不是他們保安處，是黨校。黨校是社會部康生直接領導的。它是把人關在一起，讓你們自己和自己斗，可以斗到把耳朵都咬掉。他說那個地方就完全沒有章法，是非常厲害的。 後來我問過他，我說都給你關了一年多，你覺得這個是胡來，完全是胡來，你怎麼不想想這個共產黨不對勁吶，後來又跟著它一塊兒往前面走啊？他說，因為很快就開七屆一中全會了，那個時候抗戰也很快就要勝利了，當時李富春做的報告給他非常大的鼓舞，大家團結起來，向著光明、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前進。 我覺得還是受那種思潮的影響：在整個大的革命洪流里，個人是無足輕重的，受點委屈，受點迫害是無所謂的，這是一種必然的犧牲。還是置於骨髓的中國文化的根深蒂固，再加上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的這一套，個人更是無所謂的，特別是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那人就是螺絲釘嘛，他不是有人性的東西。 【編註：晚年的李銳曾對延安整風有過深刻反思。他說：「所謂整風，講得簡單一點，就是整思想上還沒有入黨，還沒有成為『馴服工具』的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來說，延安整風運動當然是成功的，黨內黨外，上上下下，尤其知識分子，思想都被『改造』了，階級性、黨性，消滅了一切人性，黨員都變成馴服工具。」 延安整風只是李銳挨整的開始。1959年中共「廬山會議」上，他因為批評當局發動的「大躍進」運動被打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撤銷黨內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下放北大荒勞動。文革期間因為批評時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他被投入秦城監獄八年，直至1975年獲釋，1979年平反覆出。】 他後來自己對這一段的回憶說，那時候已經不涉及對這個黨，對毛澤東還有崇拜的成分在裡頭，但我覺得他對黨，對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他的日記和上訴材料里都反映得非常清楚。他想說：我本質上是要革命，我是黨里的忠誠的戰士，我對這個黨，對毛澤東沒有二心；我犯了錯誤，我誠心誠意地承認我犯了錯誤，我是要改正錯誤，我還是希望黨能夠啟用我。我覺得他並不是很明確地認識到這個黨已經真的是不能要了，真的是一個反人性、反人民、反國家的這樣一個黨。可能是當時整個社會氣氛和政治氣氛是非常的高壓的，人其實沒有很多自由的思考空間。 我覺得後來能夠讓他靜下心來，徹底地回過頭去反思、去思考那還應該是六四了。那個時候他其實已經從根本上否定了這個黨了。他覺得共產黨走到這一步就已經完了，走到頭了。 六四以後讓他接手中共組織史資料的編纂工作，他就接觸到了很多他進延安之前的資料。因為共產黨的級別是很森嚴的，他一個做工程的水利電力部的人是接觸不到這些共產黨的組織方面資料的。而他又是進了延安以後的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對於之前中央蘇區的事情，紅軍在進延安之前的事情他完全不知情。這一部分的歷史檔案資料使他非常的震撼。還有就是當時鄧穎超看著、守著，一定要把周恩來生前的很多東西銷毀，這是經過他的手。在銷毀之前，他看到了周恩來的很多批示，他覺得比「四人幫」還「四人幫」，那對他也是非常大的震動，認識到從黨的根兒上，一開始就不對，我覺得跟他接觸到的大量的史料有非常大關係。 【編註：李銳在《李銳口述往事》中說：「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對自己人的整肅搞了不止一次，大的有蘇區的肅反、打AB 團等，共殺了十萬人，直到延安的審干、搶救運動，各根據地的反托派，小的無數，真是太可怕了。這些問題至今沒有結論。」】 我問過我父親，你從什麼時候就比較大徹大悟了？是不是因為59年廬山會議把你給開除（黨籍）以後，文化大革命你又在秦城監獄裡頭呆著，所以就想明白了。他說不是。他說是他平反覆出以後，1979年，我記得應該是5月份到美國來。一下飛機，他一下明白了。他看到美國那種富足，老百姓那種自由，臉上那種很隨意、很坦然的樣子，大家都很平和的氛圍。他對超市、大街上的汽車、高速公路也都特別有興趣。因為他過去只去過蘇聯，蘇聯那時候其實很貧窮。但是他到了美國一看，原來是這個樣子。他不知道西方世界已經這樣富足了。他說是踏上美國國土的那一瞬間，他徹底醒悟了：這個是我們追求的社會主義，是我們追求的理想國度。當時一下就覺悟過來了——共產黨的這條路線已經完全錯誤了。 他最後徹底的醒悟就是習近平要修憲要連任，這個老頭子就徹底絕望了。因為習近平邁出了這一步，那他徹底看明白了。 【編註：2019年2月，李銳去世，享年102歲。中國歷史學者、《李銳口述往事》的編纂者之一丁東寫道：「李銳先生早年滿腔熱情參加了這場革命運動，中年又遭遇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女，晚年對革命進行了沉痛的反思。他的一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一個縮影，是中國民族百年滄桑的一個縮影。」】 李銳，1917年生，中共元老，毛澤東前秘書，先後三次受整肅，中共黨內自由派代表人物。1950年代，李銳在有關是否應當興建長江三峽大壩的「御前辯論」中力陳建壩的弊端和危害，受到毛澤東的注意和賞識，旋即被收納為毛的秘書。在1959年中共領導層在廬山召開的會議上，李銳表示支持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反對毛澤東在經濟上的瞎指揮，因此受到毛澤東的整肅。 毛澤東拒絕接受彭德懷的批評，將彭與彭的支持者打成「反黨集團」予以撤職和迫害，堅持他的已經造成災難的經濟政策，最後導致幾千萬中國人在風調雨順的三年里被餓死。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依據當時其本人在會議期間的筆記寫成，成為中共黨史上罕見的當事人基於當時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高層殘酷鬥爭的第一手詳細歷史記錄。 1937年在武漢大學學習期間，李銳以地下活動人士的身份加入中共，1939年抵達延安。他後來回憶：「我二十二歲進延安，二十八歲出延安，延安六年的生活和工作，應當講對我這一生有著根本性的影響。」 李南央稱，她從小很少跟父親在一起，跟父親不親；只是後來隨著她自己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增加以及李銳的思想轉變，他們父女關係才越來越親密，她成為父親生前最信任的人。最後，李銳把對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共黨史非常有價值的個人生平檔案資料都交託給李南央，並由她轉贈給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那裡的資料對所有的研究者開放。 李南央在這裡主要講述了李銳在延安的經歷，其經歷顯示中共在其黨內鬥爭中誣告和有系統地、大規模地使用酷刑是它的歷史悠久的傳統。然而，在延安經歷了誣告和酷刑之後，李銳並沒有因此而覺醒。李南央說，李銳的徹底覺醒是在他102歲生命最後的時期。
我是在北京的中央機關大院兒里長大的。我父母曾經是軍人。父親之前是北大畢業的。 49年以後，他們還屬於軍隊系統，到我出生的時候已經轉到地方了，不穿軍裝了。 【編註：在毛澤東為清除異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從中央到地方，大批共產黨的幹部被被打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受到嚴酷迫害。 郭於華的父親被造反派揪斗，剝奪了醫治權利，1968年因肝硬化去世。】 我父親去世那會兒我還不到12歲，當然會對人產生特別大的影響，比如說性格。我小時候性格特別的怯懦，特別膽小，遇到什麼事兒就只會哭這種。但是經歷文革這個時代之後，其實是逼出來的嘛。我的兩個哥哥比我大十幾歲，都去外地工作了。我姐姐大我五、六歲，還沒有成年，但是也工作了。她老在那個工廠裡面，特別晚也不回家，我就特別害怕，一個人都不敢回家，老在外面等著她。我記得我姐姐當時跟我說：「從今往後，你遇到什麼事兒，遇到別人欺負你，你只能靠自己。」沒有辦法，我爸爸也不在了，我媽媽那段時間也不能回家，家裡只有我一個，脖子上掛著個鑰匙，那是比較艱難的一段時間。 但那會兒年齡小，很多事兒不懂，也沒有覺得活不下去那種感覺。反正就是遇到事兒了，使勁兒記著哥哥姐姐說的話，遇到人家欺負你，首先你不欺負別人。但你也不能軟弱，被人欺負。一旦有人欺負你，就記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以那會兒我性格也就變化比較大吧。多年以後同學聚會，他們還回想說，我是班裡唯一跟男生動手的女生。 那會兒就是有點無依無靠的那種，什麼事兒都得靠自己了，包括生活。那段時間，都是票證經濟，每個月要去領糧票啊、油票啊。要把這些供應的東西買回來。這個月你要是忘了，就沒有了。 【編註：在紅衛兵和造反派衝擊政府機關，發動奪權風暴後，中共黨內溫和派最終部署軍隊恢復了對政府機構的控制，他們還允許一些未成年人蔘軍，這在當時無疑是一種特權。】 我們那個院兒的很多孩子去參軍，都是都很小，15、6歲，我就跟我媽媽說，我也想去。我媽媽也特別希望我能去，因為那會兒你要是不去，中學畢業，你就要下鄉插隊了嘛。後來就特別使了一些勁，找了一些人。最後我比別人去的都晚，人家12月就都走了，我是1月份才離開家走的，算是比較幸運的一個契機吧。 【編註：1971年，14歲的郭於華參軍入伍。在那之後的九年間，她在武漢軍區空軍通訊團擔任士兵和副連職技術員。剛滿18歲時，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兵那會兒感覺要是不入黨，就是比較落後，比較有問題的這種。幾乎所有的人都會是這麼想。特別是在軍隊，如果你沒入黨，會覺得肯定是你有什麼問題，或者說你不努力，或者說出了什麼問題。入黨才是一個正常的狀態。如果你入不了的話，會被視為不正常的狀態。那個氛圍就是這樣。如果你不是在軍隊，在其它地方，可能那個自由空間還稍微大一點。軍隊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個人自由的空間。我不是小粉紅，那時沒有「粉紅」這個概念，那個時候大家都要很紅很紅，通紅通紅的。 我是79年末的最後一天回到北京，80年考的大學。恰好80年到89年都是在大學校園裡度過的，其實從原來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到有點啟蒙或者覺醒的過程是在校園這將近十年的過程中完成的。 我們剛進大學的時候，看見77、78級那些學長們在自由競選人民代表，有大學生、也有青年教師，在校園裡演講，參加競選。這對於我們來說都特別新奇，就覺得他們是在參政嘛，希望參與到政治治理當中。那時候的爭論、討論都很活躍。一個是社會氛圍變了，再一個畢竟高等教育停了十年。被擠壓了那麼長時間的求知的慾望，需要追尋真相的力量、動力非常之強。再加上西方各個門類的思想，學術的翻譯、引進，像《走向未來叢書》、《中國與世界》叢書，都對中國的學者起到啟蒙的作用。 我上大學時已經24歲了，之前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沒有什麼質疑和批判的意識。比如說像林彪事件的時候，那時候畢竟還未成年，也不會思考那些問題。改革開放的時候，起碼知道再偉大的人，或者宣傳上再偉光正的一個組織，它也是會犯錯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詩人葉文福來學校組織講座。當時他的詩作也是引起特別大的轟動，對於高官貪腐的抨擊，實際上是很具批判性的。他寫的《將軍，你不能這樣做》那個長詩，真的讓很多人很振奮，覺得這些東西是應該去批評的，這些黑暗是應該去揭露的。 但是我覺得徹底放棄這樣的期待，當然還是89六四。六四之後就不會覺得它只是犯了錯誤，有改革的希望，是以前不切實際的幻想的一種破滅吧。後來這30多年過去了，實際上你看到它是不可能認錯的嘛。你不認錯的話，要靠什麼來維持？你就只能靠欺騙。這個欺騙就等於是你告訴大家的歷史是不真實的。我自己是做口述史研究的，當然知道歷史不能只有一種聲音。當我們只有一種聲音，一種現實的時候，當然要打一個問號，一定要質疑。你還要用強制的方法讓人家接受，不接受就會用壓制的這種方式。那我當然反對這個東西。 我聲明退黨是14年。其實我2000年進清華（任教），我就從來不參加這種活動，我也不交黨費。我說，我每年都資助貧困山區的孩子讀書，每年大概是2000塊錢吧。我就把人家給的那個捐資助學的回執就給他。我說：「就這個，沒有錢」。 我覺得他們一個是反歷史——不讓大家知道歷史真相；再一個就是不許人們追尋真相。你要追尋真相，或者你要說句真話，那麼這也會帶來巨大的風險。這些年其實我們也都感同身受嘛。那就導致一個問題就是，你這個權力的合法性何在呢？ 黨統治全社會，這是一件特別可怕的事。在改革開放之前，在毛時代肯定是這樣的。但是今天這種狀況改變了嗎？我覺得根本沒有根本改變。它權力獨大，它獨斷專行，想怎麼著怎麼著。毛時代是計劃經濟體制，不讓你發展市場經濟體制。而今天呢，它鼓勵你發展市場經濟體制，但是這個市場是為它來謀取巨額利益的一個空間。那你說，哪會企業家精神啊？他財產都不安全，敢創業嗎？他精神都不自由，怎麼創新？看一看老百姓有多少發展？看一看那些農民、那些農民工，他們有什麼樣的發展？很多都是韭菜。整天割來割去的自己還不知道，還挺驕傲。改革開放巨大的好處、紅利都被誰拿去了？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郭於華，1956年生，社會學家，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主要關注中國底層社會的苦難，包括農民工、失業下崗工人、勞工維權等。對北京直言不諱的批評讓她成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也時常是當局噤言、打壓的目標。 童年時成長於北京的機關大院，父母曾是軍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父親被打成「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簡稱）受到批鬥。他1968年因病去世時，郭於華尚未滿12歲。家庭的變故讓這個內向膽小的女孩一夜長大。 1971年9月「偉大領袖毛澤東親手選定的接班人」林彪所謂的「叛黨叛國倉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事件發生後，毛迫於形勢不得不降低鬥爭的調門。因為家庭的背景，14歲的郭於華被批准參軍，成為當時年輕人最嚮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一員。那時候的她愛黨愛國，用她自己的話說，「通紅通紅的」。不僅是她，當時整個中國社會的氛圍都是如此，尤其是在軍中。剛滿18歲時，郭於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郭於華說自己的覺醒不是來自某個瞬間，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1980年她考取了北京師範大學，寒窗十年，獲得博士學位。從原來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再到覺醒，大都是在這十年間校內校外的所見所聞的啟蒙中完成的。 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中國人還記得那蓬勃、自由的80年代。改革開放打開了國門，西方思想文化湧入，讓剛剛經歷了十年「文革」浩劫和連續三十年思想文化封閉的中國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奇、舒暢和希望。然而，1989年中共當局出動野戰軍攻入中國自己的首都。北京的槍聲似乎在一夜之間扭轉了中國「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前進方向。郭於華說，她也跟千百萬中國人一樣，自那時以來就不再對未來抱任何幻想了。
中國人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最終事情成不成還得上天安排。歷史中的無數事例說明，人間事成事敗，一切皆有定數，這大概就是人說的「天意」吧。看看下面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可思議的逆轉取勝的故事。這場激烈的戰鬥發生在1942年，發生在美國和日本之間。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在這場戰役之後主掌了對日海上攻擊的控制權。 美日軍事實力對比懸殊 二戰時，1942年6月4日的中途島海戰中，日本海軍佔有絕對優勢。當時，日本有四艘航空母艦直接參加了戰鬥；而美國人只有三艘（其中一艘還是經過搶修而帶傷參戰）；日本飛行員作戰經驗豐富，而美國飛行員缺乏經驗，常常在大海上找不到目標；日本的戰鬥機速度快、機動性好，而美國的轟炸機投下的魚雷，命中率太差。而在作戰人才方面，日本的指揮官是成功指揮奇襲珍珠港的那批指揮官，能力自不用說；美軍因為珍珠港事件後才宣戰，臨時應戰缺乏經驗，更沒有孫武、孔明、周瑜之類的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曠世奇才。 一方是擁有8艘航空母艦、23艘巡洋艦、11艘戰列艦，共42艘戰艦的日本聯合艦隊。 一方是僅有3艘航空母艦、8艘巡洋艦，共只有11艘艦的美國太平洋艦隊。 地點：太平洋中途島海域。日美展開激烈戰鬥，日軍準備一舉摧毀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力量。 日軍偵察意外 航空母艦之間的戰鬥，偵察的作用是很重要的。誰的偵察機先發現對方艦隊，就能先派出轟炸機，就能先飛到對方艦隊上空、轟炸對方艦隊，誰就容易取勝。 1942年6月4日凌晨4：30分，經驗老到的日軍軍官派出4艘日本航空母艦──「赤城」號、「加賀」號、「飛龍」號、「蒼龍」號的第一波攻擊機群，攜帶高爆炸彈，去攻擊中途島；第一波攻擊機群起飛後，日本人立刻下令第二波攻擊機群裝上魚雷，在甲板上待命，並派出7架水上偵察機，搜索美國航空母艦，準備用魚雷消滅美國航空母艦。 如果不出意外，日本「築摩號」的偵查機原本將會從美國第17特混艦隊上空飛過，發現美國艦隊。然而，似乎是天意要與日本人開個玩笑。日本「築摩」號的1架偵察機的發動機發生故障，中途返航，沒有繼續往前探察，使美國第17特混艦隊免遭被發現的厄運。而日本「利根」號重巡洋艦上的2架偵察機，恰巧因為彈射器發生故障，起飛時間耽誤了半個小時，所以直到7時15分，仍未發現美國艦隊。 美軍誤打誤撞的巧合 因此，日本的南雲中將，認為既然周圍沒有美國航空母艦存在，就應該對中途島發動第二波轟炸，於是，在7時15分，下令「赤城」號和「加賀」號航空母艦甲板上已經裝好魚雷的飛機，卸下魚雷而換裝高爆炸彈。要知道魚雷才能對付軍艦，高爆炸彈只能攻擊陸地，萬一此時出現對方的軍艦，高爆炸彈就派不上用場了。 等到日本「利根」號的那架晚起飛半小時的偵察機，完成了五百公里的弧形搜索任務、準備返回時，突然發現了美軍軍艦，緊急報告「似乎隨有航空母艦」，這時已是大約8：20分了。 於是，南雲下令立即停止往飛機掛炸彈，改為掛裝魚雷，打算髮起對美國艦隊的魚雷攻擊。日本航空母艦的甲板上一片混亂。為了爭取時間，卸下的炸彈，都堆放在甲板上。而炸彈堆放在甲板上，萬一被敵人擊中，後果不言而喻。 8：30分，攻擊中途島的第一波日本機群，已返航飛抵日本艦隊的上空，需要立即在母艦上降落。等到日本人讓返航的機群降落完，已經是上午9：18分了，延誤了戰機。 9：25分至10時，從三艘美國航空母艦派出的41架魚雷攻擊機，先後抵達日本艦隊上空，向日艦投下魚雷，然而美軍命中率奇差，魚雷無一命中。 美國飛行員實在太缺乏訓練了，41架魚雷攻擊機竟無一能命中日軍艦隊。於是，上天幫了美國人一把。上午10：24分，32架從「企業」號上起飛的美國「無畏」式俯衝轟炸機，飛臨日本艦隊上空。此時，日本航空母艦，正在掉頭轉向，準備讓艦上的飛機起飛，處於極易受攻擊的境地。美機恰恰在日本艦隊無法還手的最佳時機來到。 缺乏經驗、命中率太差的32架美國轟炸機，終於有四顆炸彈命中了日本「加賀」號航母。「加賀」號這艘巨艦在幾分鐘內就被徹底摧毀了。 「加賀」號上的大火，把在「赤城」號上的日本人驚得呆若木雞，因而沒有注意到美國轟炸機也在向「赤城」號飛來。「赤城」號中彈後，甲板上飛機、炸彈、魚雷，接二連三連鎖爆炸。大火蔓延到胡亂堆放在甲板上的燃料和彈藥，再度引起大爆炸，把飛行甲板大塊大塊炸飛到空中。 「飛龍」和「蒼龍」號兩艘日本航空母艦，也遭到美機轟炸，因為甲板上都堆積著魚雷炸彈，一旦被擊中就引發連串爆炸。在這場戰役中，日軍突擊艦隊的4艘航空母艦全部毀滅，而美國人僅損失一艘航母。 日本人就在天意的捉弄下，不斷進行著魚雷換炸彈，又把炸彈換魚雷，在甲板上堆滿魚雷和炸彈的混亂中，被命中率極差的美國飛機炸毀了。 軍隊將領更換的「巧合」 中途島海戰役還有一個有趣的巧合。 在當天白天的戰鬥結束後，日軍還有四艘航母因沒參戰而倖存，並且還有多艘戰列艦。6月4日當晚，在後方坐鎮的、由山本指揮的日軍主力艦準備使用拿手好戲－偷襲，時間定在夜間。因為日軍仍擁有威力強大的多艘戰列艦，在黑夜裡，航空母艦的艦載機不能起飛，等於失去了戰鬥力，而配有猛烈炮火的戰列艦輕易就可將航空母艦擊沉。而美軍竟然沒有一艘戰列艦。因此，擅長夜戰的日本人仍在當夜尋求戰機，部署了用戰列艦炮轟美航母，以期扳回一局，反敗為勝。 然而，天意又幫了美國人一把。美國的航空母艦原本由哈爾西指揮，卻恰巧因為哈爾西生病，而任命了斯普魯恩斯代替哈爾西指揮。斯普魯恩斯性格謹慎，在白天美軍取勝後，連夜下令美軍艦隊駛離日艦的作戰半徑，使日軍打夜戰的企圖落空了。如果哈爾西沒生病，如果由性格激進的哈爾西指揮，美軍會不會落入日軍圈套就很難說了。哈爾西恰巧生病，也是天意啦。 連美國人自己都認為：中途島海戰的勝利，靠的是運氣。只能說，天意如此。 歷史背景 從1936年義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亞帝國。到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後爆發中日戰爭，直至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正式開啟了世界範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整場戰爭涉及到全球絕大多數的國家，包括所有的大國，並最終分成了兩個彼此對立的軍事同盟─同盟國和軸心國。 作為軸心國之一的日本，為了在太平洋擁有海事主控權，決定不惜發動戰爭，也要消滅同盟國在遠東的主力海軍艦隊。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軍在海軍上將山本五十六的指揮下，通過六艘航空母艦機動部隊、400多架飛機等大型兵力，不宣而戰，對美國太平洋基地歐胡島上的珍珠港發動空襲。日軍恐襲，徹底癱瘓了美國太平洋艦隊，以極小代價獲得極大成功，美國海軍幾乎失去了反擊能力。 但，讓日本人失望的是，日本在珍珠港的主要目標是美國航空母艦，但空襲時沒有一艘停在港內。同時，日本犯下了幾個重大錯誤：未徹底摧毀島上的維修設備、油庫和其基地功能，導致美國部分受創艦隻得以恢復其作戰能力，以及珍珠港仍能作為美國的太平洋前線基地。 此舉成功「偷襲」珍珠港，迫使美國正式對日本宣戰，而軸心國的納粹德國和義大利亦趁機對美國宣戰， 與此同時，日本除了對東南亞英美荷殖民地的攻佔外，還接連佔領太平洋的各個島嶼，由於美國太平洋艦隊在珍珠港中被摧毀，無法援助其戰區，且日軍大規模進攻，島嶼紛紛被日軍所佔領。 在海上，日本海軍局部巡弋陸續消滅盟國海軍，其中最大的戰果是在印度洋空襲中將英國皇家海軍徹底逐出太平洋。 此時，美日兩國的航空母艦群的存亡幾乎決定了誰將主控太平洋。也就誘發了歷史上第一次使用航空母艦的海戰，中途島海戰。 美軍在中途島海戰中打敗摧毀了日本的航母主力，得以獲得寶貴的喘息時間，故中途島戰役在太平洋戰爭中具有極重要的地位。 中途島 中途島是太平洋中部一群島，屬於珊瑚環礁，陸地面積約5.2平方公里。它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美日中途島戰役而聞名世界。 1867年中途島被美國首先發現，1903年起由美國海軍部管轄，1939年建航空站和潛艇基地。成為美國的重要海軍基地之一。在1942年6月4日中途島海戰中，美國奪回了太平洋地區的海事控制權。中途島目前仍是軍事要地。每年僅開放一次，供戰後老兵憑弔。 近年來與中途島相關的消息莫過於，2011年日本地震引起的海嘯傳播到中途島時浪高約1.5m，海浪深入中途島環礁東島內地，約60%的陸地遭海水淹沒。 編者按： 中途島海戰（Battle of Midway）發生於1942年6月4日到7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場關鍵逆轉的戰役。這場戰役之後，盟軍扭轉了節節敗退的局面，為轉向勝局奠下基礎。
洪晃資料：導演、演員、媒體人、專欄作家。母親是外交家章含之，父親是學者洪君彥，繼父是前外交部長喬冠華，前夫是導演陳凱歌。 沒想到，我跟外交部的房產官司，打了兩年。 史家衚衕51號的產權在外交部，2008年母親去世後，他們就想收回房子，要求我搬出。我同意搬出，但要求外交部支付房子30年的維修費用。2009年，外交部將我告上法庭。我提出索賠，但沒有任何證據。 我當時只知道，法院是政府的，原告也是政府的，這官司我肯定會輸。沒想到還拖了兩年。最後，由法院指定評估公司判定總維修費用80萬，由外交部支付。我跟外交部的官司這才了結。 我媽媽一直說，51號院也就到她這一代，我從小就走出去，不屬於這個院子。這個說法是對的，我不屬於史家衚衕51號，它也不屬於我。所以，當官司了結後，我在微博上寫下這句話：終於把史家衚衕51號還給外交部了，徹底逃出中國的特權階層。值得慶祝一下。 51號院曾經是我家享受過的特權，特權的存在和我的價值觀念是衝突的，對我來講，曾經沾光並不值得驕傲。我沒有對這種特權戀戀不捨。對我而言，51號院留給我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回憶。 從北京地鐵5號線燈市口站出來走幾步，就到了史家衚衕。從這個衚衕往西走一公里，是故宮；往南走一公里，就是長安街。 鼎盛時期，這裡曾有80多個四合院，居住過很多高官和名流，如華國鋒、徐向前、榮毅仁等。 當年衚衕兩邊成片的四合院，現在早已不復存在。衚衕西口，馬路南邊的院子已經拆了正在蓋大樓，很遠就能聽到叮叮咣咣的施工聲，一棟蒙著綠色防塵網的大廈已經蓋了十幾層，往上還不知道要蓋多高。 馬路北邊，從西往東數，59號是曾經的史可法祠堂舊址，現在的史家衚衕小學；53號是清朝大太監李蓮英外宅，現在是一家賓館；外牆很高的55號，住的是榮毅仁的兒子、登過首富寶座的榮智健；有著大紅門的51號，就是我的家。 我的關於過年的所有記憶，都在這裡。 小的時候，過年真是非常快樂的事情，那時候物資缺乏，我們都拿著有配額的小本本，跟著大人的屁股後面去買幾斤花生，幾斤瓜子。因為每家都有限量，所以我們都很小心，那時候買東西都自己帶網兜，裡面襯一個塑料口袋，我們回家的時候，都把裝滿花生瓜子的網兜抱在懷裡，哪怕一粒都不能掉。 我外公（指章士釗）在的時候，過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躲在他的太師椅後面看所有來拜年的人，我記得很清楚，有各式各樣的人。有個老頭，像電影裡面的地主，穿著大馬褂，外面套個棉背心，頭上頂著瓜皮帽，不知道為什麼我對這個老爺子印象特別深，後來才知道他是個學者，「文革」的時候被斗死了。 「文革」的時候，史家衚衕51號是最熱鬧的，這裡成了很多人的避風港，大部分是我爸爸家的人，比如我小叔叔，北大一個數學系的高才生，學校武鬥了，他就躲在51號陪我外公聊天，給我講小人國的故事。 我6歲那年，大人允許我和他們一起熬夜，我就逼著小叔叔給我講了一晚上的故事，一直講到他自己睡著了。後來，小叔叔被分配到貴州去了，他是老三屆，我們想了各種辦法不讓他去，好像都不行，因為他大學畢業了，要服從分配。小叔叔從史家衚衕走的那天是陰天。他背著一個軍書包，我爸爸走在他旁邊，不時地拍拍他肩膀，安慰他兩句。我們就這樣從史家衚衕51號走到北京火車站。 慢慢地，人都走光了，新年也越來越冷清、凄涼了。我外婆是在1970年新年前後過世的。外婆走了之後我也被送進了寄宿學校，平常就我外公一個人在家。1973年，外公去世了，我9月份去了美國，史家衚衕51號院後來成了喬部長的家。 據說那些年間的春節，51號又熱鬧起來，回到我小時候那種氣象，來拜年的能踩破門檻。那年頭沒有大款和老闆，所以部長是非常值錢的，不像現在，說什麼北京的部長能拿籮筐裝。 但是那幾年我不在，我1977年夏天曾經回來休假，可以體會當時史家衚衕51號的盛況。我家旁邊的55號是外交部宿舍，一天回家，突然從那院兒里出來一個阿姨，手裡拎著一筐蘋果，衝到我的面前，死活要把蘋果給我，嘴裡說著：「問你媽媽好，問喬部長好！」 但是不到一年，我就在51號過了這輩子最慘的一個春節。1977年「四人幫」倒台後，喬冠華部長被撤職，他和我媽媽都被隔離審查。我媽媽被關在老外交部樓里一個儲藏室，喬冠華被一個12人的學習班關在史家衚衕後院，我從半個高幹子弟一下子變成了「四人幫爪牙」的後代。 我春節前回到北京，外交部沒有讓我去找我父親，而是在史家衚衕的前院把司機的房間騰出來讓我住，讓我也好好交代問題。 他們輪流找我談話，問我知道不知道他們犯了什麼錯誤，我說不知道，這絕對不是我犟嘴，或者有「鬥爭意識」，只是我那時候是個16歲的美國孩子，除了覺得這些大人完全像美國電影里欺負人的惡霸，對其他事情都毫無概念。 後來，這些問話就越來越不友好，再後來，乾脆把我外公的圖章、煙槍、部分書畫，我媽媽的照相機、錄音機都擺在我面前，以命令的口氣說：這些東西我們沒收了。至今這些東西沒有還給我們。這天是1978年臘月二十九。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我跟學習班的人要求去見我父親，他們笑嘻嘻地說：去吧，去吧，隨便去。你又沒被隔離。我問他們，能不能幫我打聽一下我父親在什麼地方，他們都哈哈大笑，說，你還以為你是高幹子弟，我們得替你找你爸！之後，喬冠華帶來的保姆梅阿姨就差我出去買點蝦，她說不管怎麼樣，是過年，她想給喬部長做點好吃的。 我拿著供應本跑到東單菜市場，已經快關門了，但我還是買到了蝦。走到家，大紅門關著，我使勁按鈴，就是沒人開門，我開始喊，還是沒人。 我突然意識到，也許我在大年三十就是賣火柴的女孩，凍死在門洞里。我真的開始害怕了，坐在門墩上嚎啕大哭。最後是鄰居杜大媽救了我，看見我哭，把我拽到她們家去過了這個年。 也就是那天晚上，杜大媽和她一家給我講了喬冠華是部長的時候，51號有多少人來拜年，「多得嚇人，比你外公在的時候多！」杜大媽說，「那好日子你可沒趕上。」 春節過了以後，我決定自己去找我父親，或者乾脆搬到杜大媽家去住，要不就去朋友家。我打好了包裹，從51號出來，真的沒感覺我還會回來。衚衕里，我又碰到那位蘋果阿姨，她瞪了我一眼，吐了我一口唾沫，惡狠狠地說：「四人幫爪牙！」 我的吃驚和半年前她塞我蘋果的時候沒什麼不同。我開始長大了，開始懂得什麼是中國的政治。 1979年春節前，我已經在國際廣播電台工作了。那天是周六，我上中班，辦公室來了一個女的，說是外交部的，找我。我兩年沒有回51號，更不想跟任何外交部的人有來往。 所以面對這個阿姨我態度很壞。她卻很耐心地把我拉到一邊，說：「你媽媽回家了，喬伯伯也在家，快過年了，你回去吧。」 「你是誰？」我問她。「我是你媽媽學習班的，看她的。但是現在我們倆是好朋友了。」 聽到這個消息我沒有馬上回去，緩了兩天，心情很複雜。後來那個阿姨又來了，說你怎麼還不回去，你媽難受死了，以為你不認她了，要和她劃清界限。聽到這個我馬上回家了。 1979年的春節我們又是在史家衚衕51號過的，那年特別熱鬧，因為我媽媽剛被放出來，所以大家都決定要好好過。 我舅舅一家過來了，帶著我的表哥和表妹，我們買了很多鞭炮，說要把外交部學習班的晦氣用鞭炮趕走。幾個小孩對東西的貴重毫無概念，拿了一個巨大的玻璃盤子放鞭炮，結果一個火花進了盤子，裡面所有的鞭炮和盤子一起炸得粉碎。 那年大人都心情好，沒有罵我們。後來才知道那是基辛格送給喬冠華的禮物，是水晶的。 媽媽放出來之後，我只在51號住了兩年，就又自費出國上大學了。這一走就是5年。就在我大學畢業的前一年，喬冠華去世了，媽媽沒有告訴我，我是在《紐約時報》上看見的。 我往51號打電話，沒人接，怕媽媽想不開，出事。後來才知道媽媽去南方在朋友家住了一陣子，51號對她來說也是很傷心的地方。 3年前，我媽媽也在春節前過世了，我的朋友把我拉到海南去過春節，我當時非要抱著骨灰一起去，被朋友勸下。那年的春節，51號院里只有媽媽了。 媽媽去世的那個春節，還沒出正月十五，外交部的人就來了。 那次來了三個人，一個姓沈的處長，一個「誰說什麼都在那狂記」的戴眼鏡的小夥子，還有一個「長得像打手」。他們很專業，公事公辦，也不喝水，10分鐘就把事情講完了。我當時就表了態：你們拿房產證出來，賠償維修費，我就搬。 接下來就收到了一封來自外交部的函件。信上說：洪晃女士，經過幾次溝通，我們限你在某月某日之前搬出去，我們要收這個房子，至於你所提到的補償，將在你搬出去之後予以考慮。 我也回了一封信，說同意搬出去，但補償的問題必須在搬出去之前先談好。後來他們又發了一個函，還是一樣的內容，我就沒管它。等第三封函的時候，他們說已經雇律師了。 接下來，我就收到一張法院的傳票。再接下來就是預審，雙方在法院見面。時間已經到了2009年冬天，登記護照身份證時，法官說，原來你拿的是美國護照。然後就問，補償的話，你有沒有任何房子花銷的記錄？我說沒有。於是又給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去舉證。 後來實在沒有證據，我和律師商量，直接找評估公司評估一下算了。但法院卻遲遲沒有指定評估公司。又過了3個月我才知道，原來是外交部還要追加被告人。 預審的時候他們就發現我拿的是美國護照，沒有戶口，起訴我是沒有用的，所以要追加被告。我丈夫楊小平的戶口在51號，追加上；媽媽當年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中國城鄉發展研究協會當主任，為了辦公方便，協會的註冊地址也在這裡，也追加上。 直到2010年9月，追加被告的程序終於走完，法院通過公證搖號，定下了評估公司，評估才算正式開始。 官司這樣又拖了大半年，最後，評估公司評定總維修費用80萬，由外交部支付。我接受了這個結果。至此，經法院調解，我與外交部的「史家衚衕51號」之爭終有定論。 打這個官司不是因為我想留在院子里，而是因為我不想在和外交部談定搬遷條件之前搬出四合院。我的朋友們都說我太輕易就放棄了這麼好的一個四合院，其中一個懂房地產的跟我數著兩個手指頭說： 「估價得兩個億啊，你想好了。」 其實，我總是在想，搬出來完了，這個院子對我最重要的東西我都有了，就是記憶，這個誰也拿不走。而我不想讓自己變成那個送蘋果的阿姨，不想為了得到一個四合院，讓我的靈魂變成一個廢墟。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新註冊公眾號，原文已被刪除）
李劫夫是中國近現代著名作曲家，他曾創作了大量的毛澤東詩詞歌曲和毛澤東語錄歌曲，最為著名的就是曾風行一時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文革期間，他與妻子被關入「學習班」，進行審查，「學習班」一辦五年多，直到「四人幫」被打倒，還沒有「散班」的信息。 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臟病發作，死於「學習班」中。本文摘自《南方周末》，作者陳益南，原題為《紅色音樂家李劫夫在「文革」中》。 （一）李劫夫是誰？ 由於年代，也許，你已不知道他是誰。 但，你應該聽過《我們走在大路上》這首歌，或許還知道《革命人永遠是年輕》那支歌；並且，幾乎可以肯定，你在戴紅領巾的那陣，必然唱過「牛兒還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卻不知道哪兒去了······」 而，這首被傳唱了大半個世紀、並至今不衰的哀婉動人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其作曲者，就是劫夫——李劫夫。 至於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大批膾灸人口流唱甚廣的歌曲，如《我們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一代一代往下傳》、《蝶戀花》、《沁園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則也都是李劫夫的傑作。 劫夫是一個非常勤奮的音樂創作家。從他在抗日根據地開始創作歌曲時起，一生中，他一個人竟就寫了二千多首歌；其中，有相當部分，被人傳唱不衰。 文革中，劫夫的創作，更是進入一個特別的時代：因那個時代的需要，他為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所有詩詞，都譜了曲，讓毛澤東的詩詞，成為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還為那些散不成詞、律不成韻的《毛澤東語錄》，寫下了大量的所謂「語錄歌」，並被廣為傳唱。 無疑，共產黨員李劫夫的音樂創作，是非常的政治化，而且可以說，基本就是為政治服務。如何看待劫夫寫的那些歌，自然可以仁者智者，各持己見。 但是，劫夫則的確是誠心誠意地以藝術的規律去為政治服務，以音樂的美感來傳導時代的旋律，而並不是生硬地將政治塞進歌曲。 所以，他創作的歌曲，甚至連那些《語錄歌》，都能讓人傳唱，流行多年。這是一個已經時間長期打磨了的事實。有人總主張藝術要遠離政治脫離政治，認為有政治就會沒有藝術。 其實，這是一種偏見。 我們之所以不喜歡政治介入藝術，是因為往往這種「介入」，不是生硬直白地塞入，就是以強暴藝術、壓制藝術為前提，活活地扼殺了藝術。 我們平日多見的所謂藝術介入政治的作品，如《X啊，母親！》之類，其實只是體現了宣傳。而宣傳僅是政治需要本身，僅是目的，卻還不是藝術。很遺憾，對此，許多的宣傳人員與仁者智者，都沒能看到想明。 其實，具有政治意義的藝術，常常最能釋放人性的情懷，展現人性美的高度，最能使人努力奮進，讓人始終能常生激情，永葆青春。 抗日戰爭時的《松花江上》，好不好聽？ 對越反擊戰時的《血染的風采》，動不動人？ 反映二戰的美國大片《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好不好看？能不能讓你久久不會忘懷？當然，真正要讓藝術體現政冶，並非容易的事，並非簡單的事。 情況往往是這樣：藝術真要進入政治，不是出傳世之作，就是大量製造垃圾。風花雪月，固然也是藝術需要表現的範圍，因為她們都是人性的組成部分。只是，政治往往顯現了人性的剛，而風花雪月則往往展露了人性的柔。 純剛易折，純柔易溶。唯剛柔相濟，一張一弛，才是人性的全面，也是藝術的全面。劫夫的歌，至今能被人唱，能讓人記得，這應該已表明，他的音樂創作藝術，確已達到一種高度了。 然而，自1972年初起，在其後長達十年的時間裡，中國的天空，不論是廣播電台中，還是電視里，卻突然再也聽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 什麼原故？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出來說明。 流傳的只有小道消息：與林彪的事有關。 （二） 李劫夫本名李雲龍，吉林省農安縣人，讀了幾年縣立師範。繪畫與音樂，原本都不過是他的熱愛，卻並非科班所造。1935年因參加過抗日活動被迫逃亡到青島時，開始了以繪畫與音樂為手段的謀生生涯，「劫夫」一名，則自此起。 1937年5月，24歲之際，他到了延安，參加了八路軍西北戰地文藝服務團。 1938年9月，加入中共。同時，由丁玲主編的《戰地歌聲》一書，由武漢生活書店出版，書中有29首歌，而之中的13首，即為劫夫所作。 到文革前，劫夫擔任了瀋陽音樂學院院長。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參加救災活動。其時，遇到了周恩來總理。周對劫夫說：「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們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詞我都會唱。」說罷，周總理還真唱了幾句。 受此鼓舞，劫夫在災區便創作了後來風行一時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一歌。劫夫一生中，擔任的最後一個官職，是瀋陽音樂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1968年8月）。他的蓋棺政治結論，遼寧省委在1979年11月對他下達的決定，則是：「犯有嚴重政治錯誤」。 而他最後欲擬創作的一首歌、並親筆寫下了的歌題，竟是《緊跟林主席向前進》！——這個「林主席」是誰？ 是「林副統帥」、林彪啊！ 為何會這樣？下文將一一說明。 上述這三件事，從劫夫一生的經歷中看，其實都不是他要追求的東西。對當官，他的確歷來無什麼興趣；對政治，他也從來沒有過真正的認識；他想做的，就只是專業醉心於音樂創作。頂多，只想用音樂，來為黨的事業服務。 然而，鬼使神差，陰差陽錯，劫夫卻偏偏被那政治黑洞給吸了進去，且英華之年，便斷了他的創作，也斷了他的生命。 打倒「四人幫」後兩個月的一天，即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臟病發作，猝逝於尚在辦他的那個專案「學習班」中，終年 63 歲。天妒英才，收他而去。 （三） 李劫夫的「政治錯誤」，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團」。 一個音樂人，一個作曲家，怎麼會陷到那個嚇人的槍杆子集團中去的呢？用一句政治術語說，是「事出有因」，但絕對「查無實據」。 文革開始後，劫夫其實就很害怕。因為，他是個音樂天才，在音樂方面，能無師自通，但對其他方面，則常顯幼稚。尤其，他的確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遊戲中的潛規則，而他從延安時期起，卻又看到過很多個人政治的悲劇。因此，對政治運動，他常常害怕，害怕會無端整到自己頭上來。 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侯選」的黑名單中。在那運動中，他就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對家人，對老朋友說：「我完蛋了，就等著抓我的右派了！」 幸虧，當時的省委宣傳部長是劫夫在抗日戰爭時的老上級，非常了解他，而負責抓右派的省委書記，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詩化性格，故不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來勸他放心，不要作急。 不過，1959年進行黨內「反右傾」，作為瀋陽音樂學院院長的劫夫，卻沒能逃脫。因為，他那業務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風，幾乎眾所周知。因此，瀋陽市委給他定了一個「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論，不過，還算幸運，沒載正式的右傾帽子，只需作撿討。 文革開始後，象成千上萬的那些領導幹部一樣，劫夫自然逃脫不了被音樂學院的紅衛兵批鬥、抄家的厄運。對此，劫夫只好逆來順受，等著挨批鬥，等著被抄家。 事情到此，劫夫與絕大多數其他領導幹部們一樣，若熬過了此關，以後文革及文革後的日子，無非就是撿討撿討所謂「走資派」之類的錯誤，然後，便能隨「眾神歸位」的大流，可重新回到音樂學院院長之類的地位。 然而，此時發生的一件好事，卻可能在之後對他發生的滅頂之災，預伏了危機。瀋陽音樂學院的紅衛兵，分為兩派：一派為「紅色造反團（紅造團）」，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岡山」，卻是想保劫夫的。 「紅造團」是激進造反派，勢力不小，而「井岡山」雖是擁軍派（擁護軍區），但估計力量鬥不過「紅造團」。於是，他們為了不讓「紅造團」劫走李劫夫院長，1967年元月15日，便派專人將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來，同時，向中央文革與周恩來總理送信反映。 結果，元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書劉漢，來李劫夫的住處了解，並將李劫夫轉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學院。因當時，北航已由「北航紅旗」造反派紅衛兵掌了權，沒有中央文革的話，誰也不可能從北航將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見了劫夫與瀋陽音樂學院各派紅衛兵代表，並公開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與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為，他們認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等，他們都熟悉，也都認為是符合毛澤東文藝路線的。 這一來，劫夫總算脫了一次難，回瀋陽安然無恙了。 當然，這次保劫夫，雖是戚本禹出的面，還打了中央文革的旗號，但實際是當時的中央高層都知道的事，而並非只中央文革的人同意。中共「九大」後進入了中央政治局的瀋陽軍區司令陳錫聯，對此事就作過證：「這件事中央是清楚的。」所以，當戚本禹不久就倒台時，劫夫便沒有因這一接見而受到整肅。 不過，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護，李劫夫便對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當他於3月8日回瀋陽後，僅過一個多月，在瀋陽發生了武鬥，又據軍區情報，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鬥之時，他便以要為《人民日報》寫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25周年的文章之理由，在瀋陽軍區的安排下，於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報》招待所。 以後一年多中，京沈之間，來來往往，劫夫便大多數時間留在了北京。在京期間，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領導人的重視，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參入了中央文革文藝組的一些活動，而重點則是大量為一段段的《毛主席語錄》，作歌譜曲，同時寫下了那首當時全國億萬人都會唱、至今在每個卡拉OK歌廳也都會有的《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一歌。 這樣，原本是從外省逃亡來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過起了充實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還被邀出席了當年中央舉行的「八一」宴會。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強了他與黃永勝一家的往來。而正是這事，導致讓他李劫夫最後陷入了萬劫不復的人生黑暗。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時，任三分區下屬的文藝機構「衝鋒劇社」的副社長，當時，三分區的司令就是黃永勝。因此，從那時起，李劫夫與黃永勝便有了一種部屬性關係。 1962年，有次李劫夫去廣州開會，遇到了多年沒見的老上級黃永勝（時任廣州軍區司令）。當黃永勝的夫人項輝芳得知劫夫是瀋陽音樂學院的院長時，便讓劫夫將黃永勝的三兒子黃春躍，招到瀋陽音樂學院去學音樂。 結果，12歲的黃春躍到「沈音」後，劫夫讓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從生活上能照顧這個小孩子。後來，項輝芳還讓黃春躍做了李劫夫的乾兒子。 黃春躍在劫夫家中住了一年時間，就搬到學校宿舍去了。只是星期日，則或是到劫夫家，或是讓瀋陽軍區司令陳錫聯派人接去他家度周末。 文革開始後，黃春躍離開了學校，當兵去了廣州部隊海上文化工作隊。有了這層關係，劫夫在1967年的北京期間，便同當時也常住北京的黃永勝一家，有了較多的往來。劫夫的夫人張洛與項輝芳的往來，則更是越來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稱。 1968年3月後，黃永勝正式調往北京，任總參謀長。 由於兩家的這層關係，特別是張洛與項輝芳的親密往來，使劫夫不僅得知了高層很多人對江青的不滿，更扯出了一件為林立衡（林豆豆）找對象的「做媒」、接著又受到林彪接見之事，使劫夫在旁人眼中的「林彪集團」要犯色彩，愈加濃重。 「做媒」之事是項輝芳惹來的。 1968年初一天，項輝芳告知張洛，葉群委託她幫林豆豆找一個非幹部子弟做對象；可她項輝芳周邊哪來合條件的工農子弟？ 因此，問張洛能否在文藝界找找，因張在瀋陽文聯工作。張洛還真給在文聯找了一個小夥子，經帶給項輝芳與葉群先後目測，均合格後，葉群便讓項、張帶給林彪看。 可是，怎麼讓林彪看呀？葉群便安排了一個由林彪接見革命音樂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動，讓那小夥子冒充劫夫的隨行工作人員，一道參加接見。 這是劫夫唯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見。 接見中，葉群將劫夫介紹給林彪，為劫夫吹了一頓，說他是八路軍出來的音樂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說了幾句鼓勵話，表揚了寫語錄歌的方式。接見後，林彪還送了劫夫及其家人幾樣小禮物：二本《毛主席語錄》，二套毛澤東像章，一些治心臟病的葯等。 雖說事由「做媒」起，但當時受到「林副統帥」接見，畢竟是大事。回家後，劫夫與張洛夫婦，便連忙給林彪寫了一封感謝信，在信中，表示要「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林副主席」等等。 這封信，日後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了劫夫的一大罪行。除此以外，劫夫還有兩個「投靠林彪集團」的問題。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張洛在林彪的另一位愛將李作鵬家裡，偶爾看到了林彪寫的那首《重上井岡山》，當時是寫在條幅上。張洛便將它抄下，回瀋陽時，帶給了劫夫。 這位當時為毛澤東詩詞譜曲譜上了癮的作曲家，便情不自禁地又主動私下為林彪的這首《重上井岡山》給譜了曲。後來，6月底劫夫因病去北京301醫院治病時，黃永勝與吳法憲、葉群便特地又接見了他一回，並請吃了一餐飯。 其間，劫夫便向黃、吳、葉展示了他為林彪詩詞所譜之曲，併當場演唱了一下。黃、吳、葉聽後，都很滿意，說曲子「很雄壯」。也不知是客套，還是真心。反正這事，劫夫的罪已鑄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從偷聽到的外蒙古電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國有一架飛機飛到外蒙時墜毀了，但飛機上有許多文件，是中國內部出了事，毛澤東病危了。 而到10月國慶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沒有象往年那樣舉行慶祝，便愈來愈猜想高層出了事，但見報上報道了周恩來總理依然如舊，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澤東病重，已由林彪戰勝了江青文人集團而接了班。 於是，他便又來了創作歌曲的癮，想提前草作一首慶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張紙上寫出了《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曲題目，其他歌詞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時，他的夫人張洛進來看了，問他寫什麼，劫夫就告訴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現在寫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張洛卻說：你現在寫這個幹什麼？趕快別寫了。劫夫一聽，也就停止了寫作，並將那寫了歌題的紙給燒了。照講，這兩口子之間說說話的事，無影無蹤，怎麼日後卻能讓人家弄成了罪證呢？ 據張洛後來回憶說：她被關進「學習班」後，1972年春節左右的一天晚上，吃過飯後，她突然覺得腦袋裡轟的一下，隨後，她便感到自己 頭蓋骨變得象木頭一樣了。她便問「學習班」的人，是不是給她吃了什麼葯？ 反正，自那以後，她就控制不住了，什麼都講。後來，出「班」時，她收拾東西時發現，抽屜里有她莫名其妙寫的東西，如交待她與基辛格（美國國務卿）的關係等等。 張洛懷疑的事，應該是不會發生的。也許，是她自己產生了幻境。但是，凡經歷過文革中那種所謂「學習班」的人，卻都能明白那專案「學習班」的厲害，「學習班」雖然不是正式監獄，但其精神摧殘力度，是大大強過正式的監獄的。 為什麼？ 你想想，不讓你好好睡覺，一批又一批的專案人員對你搞「車輪戰」，連番來上陣對付你；還有精神戰，拿你的親人的前途，威脅恐嚇你，沒日沒夜。不怕你是個多麼堅強的人，也能將你的神經折磨成病態。 在那種情況下，除非是曾受過專業特別訓練的人，是沒有一個人能將心中有過的想法，會長期守住的，都會一一吐出來的——只要是辦班的專案人員認為需要。 那種中世紀宗教裁判所式的「專案組」作法，在打倒四人幫後，鄧小平陳雲彭真等高層領導，之所以都一致認為必須永遠廢除它，就是因都大吃過那玩意兒的苦頭。因此，劫夫兩口子之間的一些話，也能被掏出來，並不奇怪。 只是，劫夫兩口子當時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問題中，這為可能上台的林彪所寫的《緊跟林主席向前進》歌一事，也許是導致他們長期受審、並永無政治上翻身之日的關鍵。 因為，當1971年10月20日，上面決定將劫夫作為林彪集團的人而進行隔離審查時，也許僅僅還只是因他們與黃永勝等有往來。而這種有各種工作與生活上原因的往來，只要確查清了，問題也就還有消除或減輕之日。 因為，畢竟劫夫並沒有參入林彪集團的什麼政事，而與黃永勝等有一般工作與生活往來的人，也不是僅他劫夫一人。但是，將劫夫審查後，卻發現，在1971年9月與10月間，劫夫竟寫出了準備迎接林彪上台的《緊跟林主席向前進》一歌題目，這，卻是全國全軍獨一無二！ 你劫夫說你沒有投靠林彪的意圖，可是人家亮出這歌的題目，從狹隘的邏輯上，你還能說清楚？誰還能為你劫夫說話辯解？ 當然，如果真正按實事求是的原則看，從全面的邏輯上講，分析一下劫夫作為音樂家作曲家的歷史與性格，也就會知道，即便他寫了這個什麼《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也不應將他視為林彪集團的人。 一則，當時他的地位，他的能量，入那集團，顯然還不夠格，並且，也的確沒有他劫夫參入了林彪集團活動的證據； 其二，他原本就是個喜歡為黨的事業、為黨的領袖寫歌的文化人，並非專只為林彪而寫。況且，當時，林彪還是進了黨章的名正言順的領袖接班人，在情況不明之時，為他寫了歌，也不是什麼投靠。 若真正按實事求是的精神辦，劫夫的這些問題，都不應算什麼的。然而，按現行的體制，能有人為他擔這個擔子嗎？ （四） 劫夫兩口子是1971年10月20日，從錦州押到瀋陽，正式被解放軍戰士予以分別逮走的，爾後，被關進了地處瀋陽的「學習班」，進行審查。 專案「學習班」一辦五年多，直到「四人幫」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還沒有「散班」的信息。終於，老天來喚他了。1976年12月17日，中午十二時多一點，因心臟病發作，李劫夫不幸猝逝於「學習班」中。 1979 年，遼寧省委的「紀委」於11月20日作出決定： 「李劫夫積極投靠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問題性質是嚴重的，但考慮其全部歷史與全部工作，定為嚴重政治錯誤，並因其已死，對其處分不再提起。」這是官方對李劫夫問題的最後正式結論。不過對這結論，不服者眾，認為有文革「左風」餘味。 1981年7月，在「第四屆長春音樂會」上，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呂驥路見不平，公開說話了。他說：「劫夫同志寫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後應該繼續唱。他生前的後期有過錯誤，但他寫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說是我們音樂創作中的珍品。」7月24日，《遼寧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上刊登了呂驥的這番話。 從此，被封禁了十年的劫夫的歌，又可以唱了。《我們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又開始響徹於歌廳，進入到錄音歌帶、歌碟之中，重新走進了千家萬戶的老百姓家裡。 1999年國慶節，天安門廣場進行的盛大閱兵式上，展示60年代成果的方隊經過廣場時，伴隨著前進步伐的，便是雄壯高昂的《我們走在大路》樂曲。 1994年3月，當瀋陽音樂學院的院長樓需要遷移時，劫夫的親屬提出：為一直沒有落土的劫夫的骨灰，建一個墓。然而，學院經請示後，省委意見卻是：可以將劫夫骨灰放到回龍崗革命公墓，但不修墓，不建碑，不舉行骨灰安放儀式。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新註冊公眾號，原文已被刪除）
「一門十進士，叔侄五翰林。」海寧查氏是中國歷史上江南的名門望族之一。康熙帝曾御筆親書楹聯「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匾額「敬業堂」、「嘉瑞堂」以褒獎海寧查氏的厚德門風。查氏近代名人有王國維、蔣百里、徐志摩、查良釗、金庸、穆旦等。 跋涉：從清華到西南聯大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錚。「穆旦」為名是將其姓氏「查」字拆為「木旦」，後用「慕旦」，再固定為「穆旦」。金庸（查良鏞）也採取叔伯哥哥的方式拆「鏞」作其筆名。 1935年，穆旦考入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1937年抗戰爆發，他隨清華師生一起遷到長沙繼續學業。不久，再次啟程，與兩百多名師生組成「步行團」，隨曾昭掄、李繼桐等教授，歷時69天，跨越湘、黔、滇三省，長途跋涉抵達雲南昆明西南聯大。 遠征：歷史走過留下英靈 1942年，穆旦已是西南聯大的助教。這年，日軍在緬甸戰場投入重兵，勢如破竹，中國唯一通往外部的交通命脈面臨被切斷危險。應盟軍要求，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2月，穆旦報名參加遠征軍，在第五軍司令部任中校翻譯官。在軍中，穆旦受到杜聿明的禮遇，在作戰間隙，他會作詩活躍氣氛、鼓舞士氣。 從中國軍隊入緬算起，中緬印大戰歷時3年零3月，中國投入兵力總計40萬人，傷亡近20萬人。這是甲午戰爭以來中國軍隊首次出國作戰，與盟軍一同立下戰功，中國遠征軍用鮮血和生命書寫了抗戰史上極為悲壯的一筆。 1942年4月，盟國英軍作戰失利，遠征軍的戰略防衛目標消失，被迫後撤。穆旦隨第五軍被迫退入野人山，亡命熱帶雨林。 「那是1942年的緬甸撤退。他從事自殺性的殿後戰。日本人窮追。他的馬倒了地。傳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給死去的戰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趕著。在熱帶的豪雨里，他的腿腫了，疲倦得從來沒有想到人能夠這樣疲倦，放逐在時間—幾乎還有空間—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陰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援了，帶著一種致命性的痢疾，讓螞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著，而在這一切之上，是叫人發瘋的飢餓，他曾經一次斷糧達八日之久。但是這個24歲的年輕人在五個月的失蹤之後，結果是拖了他的身體到達印度……」（王佐良《一個中國詩人》） 對於這段歷史，詩人穆旦寫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森林：歡迎你來，把血肉脫盡。」「祭歌：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你們的身體還掙扎著想要回返，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留下了英靈化入樹榦而滋生。」 旅美：快樂卻短暫的時光 1946年，穆旦結識了燕京大學才女周與良。周與良在後來的回憶中寫道，（當時良錚給我的印象是）「一位瘦瘦的青年，講話有風趣，很文靜，談起文學、寫詩很有見解，人也漂亮。」 1948年，周與良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生物學博士，穆旦隨後也旅美進入芝大就讀。1949年底，穆旦和周與良在美國佛州結婚，婚後住在芝大校園附近的公寓。當時和他們夫婦來往的朋友很多，周末大家聚會、打橋牌、跳舞。 提到那段快樂的歲月，周與良懷念道：「我們的家總是那麼熱鬧。」巫寧坤回憶說：「1948年3月，我從美國印第安納州曼徹斯特學院畢業後，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趙蘿蕤、周鈺良（周與良的哥哥）、查良錚等人，他們都是國內英語界的菁英。」 回國：費盡周折當頭一棒 1950年，穆旦開始辦理回國手續，但辦理過程十分曲折。「當時美國政府的政策是不允許讀理工科博士畢業生回國，文科不限制。良錚為了讓我和他一同回國，找了律師，還請我的指導教師寫證明信，證明我所學與國防無關。」（周與良《永恆的思念》） 1951年，穆旦夫婦收到台灣大學和印度德里大學的的邀請函，邀請他們就職任教。但是，夫婦二人終於選擇了回國。後來發生的一切，是當年急於回國的他們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的。 1952年，美國移民局終於批准他們回香港的申請。1953年1月，他們未抵香港，幾經輾轉，由深圳到廣州，再到上海，最後抵達北京。5月，穆旦被分配到南開大學外文系任副教授。 1954年3月到年底，穆旦高質高效翻譯出版了普希金的系列作品，一時聲名鵲起。但穆旦譯詩的「黃金時代」轉瞬即逝。 1954年底，著名的南開「外文系事件」爆發。隨後，穆旦因「中國遠征軍」和芝大留學經歷，被歸為需要「專政」的對象。1958年，穆旦被正式劃為「歷史反革命份子」，降職降薪，被逐出課堂，並被判處3年勞教，強迫在南開圖書館和洗澡堂接受管制勞動，自此失去寫作和發表作品的權利。 1962年，管制解除。穆旦開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計劃，翻譯英國浪漫詩人拜倫的長篇敘事詩《唐璜》。歷經三載，穆旦白天體力勞動和思想彙報，晚上回家悄悄伏案，終於，16,000多行的嘔心譯著完成初稿。還未經喘歇，運動再至。 牛棚：文革中的凄苦歲月 1966年，文革開始，穆旦再因「遠征軍」和「旅美」歷史被抄家、揪斗，被剃成「陰陽頭」。所幸的是，支撐穆旦精神的《唐璜》譯稿未遭到紅衛兵焚毀。令人難過的是，這位曾經以錚錚鐵骨遠征抗戰，從野人山走出的英烈，與大批當年死裡逃生的遠征軍官兵（他們或是職業軍人，或是青年師生）一起，在江山易色後，幾乎全部被戴上「歷史反革命」帽子，或抑鬱而終，或被折磨至死。 1968年，穆旦全家被「掃地」出門，夫妻天各一方，到農場接受勞動改造。穆旦進「牛棚」，周與良成了「美國特務嫌疑」，被隔離審查。1969年，一個漫天飄雪的冬日，穆旦悄悄跑了幾十里路去看久無音訊的妻子周與良。 「他帶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幾塊一分錢一塊的水果糖。幾個月沒見面，他又黃又瘦，精神疲乏，他只是安慰我『要忍耐，事情總會弄清楚的』……我看到他眼中含著淚水，臉色非常難看，便安慰他：『我也是特務，應該受到懲罰。』說了幾句話，他準備走了，要走幾十里才能回到住處。他非要把那包花生米和幾塊糖留下，我堅持不要。互道保重後，他就走了，停留不到半小時。我送他到村口，看他走遠了，才回村。從後面看，良錚已經是個老人了……」（周與良《永恆的思念》） 掃廁：窒息在難懂的夢裡 1972年，穆旦結束勞改，回到南開，主要工作仍是十幾年前就開始的掃廁所和打掃澡堂。其餘的時間，穆旦終於得以埋頭於新的翻譯和修改從前的譯著。在凄苦歲月的夜深人靜時，是穆旦伏於斗室的身影。如此，他竟還向世人奉上了普希金、拜倫、雪萊、濟慈、艾略特等詩人的譯著作品二十餘部。 1973年4月，在南開打掃廁所的穆旦，接到校方通知，在有關人員「陪同」下，到天津第一飯店去見了美籍數學家、西南聯大同學王憲鍾。這是20年來第一位從美國來訪的老友。 1976年初，穆旦騎車為孩子們打聽招工信息、尋找生路時，在黑暗中跌入深坑，右腿骨折。1977年，住進醫院準備接受傷腿治療的穆旦，突發心臟病去世。 在最後的日子裡，穆旦或許思考了很多，在《冥想》一詩中，他寫道：「為甚麼萬物之靈的我們，遭遇還比不上一棵小樹？……為甚麼由手寫出的這些字，竟比這隻手更長久，健壯？……我傲然生活了幾十年，彷彿曾做著萬物的導演，實則在它們長久的秩序下，我只當一會小小的演員。」 中國遠征軍人、詩人穆旦在自己的詩句中被「壓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最終「窒息在難懂的夢裡」…… ………………………………………… 野獸(早期作品） 黑夜裡叫出了野性的呼喊， 是誰，誰噬咬它受了創傷？ 在堅實的肉里那些深深的 血的溝渠，血的溝渠，灌溉了 翻白的花，在青銅樣的皮上！ 是多大的奇蹟，從紫色的血泊中 它抖身，它站立，它躍起， 風在鞭撻它痛楚的喘息。 然而，那是一團猛烈的火焰， 是對死亡蘊積的野性的兇殘， 在狂暴的原野和荊棘的山谷里， 像一陣怒濤絞著無邊的海浪， 它擰起全身的力。 在黑暗中，隨著一聲凄厲的號叫， 它是以如星的銳利的眼睛， 射出那可怕的復仇的光芒。 1937年11月 詩四首（中期作品） １ 迎接新的世紀來臨！ 但世界還是只有一雙遺傳的手， 智慧來得很慢：我們還是用謊言、詛咒、術語， 翻譯你不能獲得的流動的文字，一如歷史 在人類兩手合抱的圖案里 那永不移動的反覆殘殺，理想的 誕生的死亡，和雙重人性：時間從兩端流下來 帶著今天的你：同樣雙絕，受傷，扭曲！ 迎接新的世紀來臨！但不要 懶惰而放心，給它穿人名、運動或主義的僵死的外衣 不要愚昧一下抱住它繼續思索的主體， 迎接新的世紀來臨！痛苦 而危險地，必須一再地選擇死亡和蛻變， 一條條求生的源流，尋覓著自己向大海歡聚！ ２ 他們太需要信仰，人世的不平 突然一次把他們的意志鎖緊， 從一本畫像從夜晚的星空 他們摘下一個字，而要重新 排列世界用一串原始 的字句的切割，像小學生作算術 飢餓把人們交給他們做練習， 勇敢地求解答，「大家不滿」給批了好分數， 用麵包和抗議製造一致的歡呼 他們於是走進和恐懼並肩的權力， 推翻現狀，成為現實，更要抹去未來的「不」， 愛情是太貴了：他們給出來 索去我們所有的知識和決定， 再向新全能看齊，劃一人類像墳墓。 ３ 永未伸直的世紀，未痊癒的冤屈， 秩序底下的暗流，長期抵賴的債， 冰里凍結的熱情現在要擊開： 來吧，後台的一切出現在前台； 幻想，燈光，效果，都已集中， 「必然」已經登場，讓我們聽它的劇情— 呵人性不變的表格，雖然填上新名字， 行動的還佔有行動，權力駐進迫害和不容忍， 善良的依舊善良，正義也仍舊流血而死， 誰是最後的勝利者？是那集體殺人的人？ 這是歷史令人心碎的導演？ 因為一次又一次，美麗的話叫人相信， 我們必然心碎，他必然成功， 一次又一次，只有成功的技巧留存。 ４ 目前，為了壞的，向更壞爭鬥， 暴力，它正在兌現小小的成功， 政治說，美好的全在它臟污的手裡， 跟它去吧，同志。陰謀，說謊，或者殺人。 做過了工具再來做工具， 所有受苦的人類都分別簽字 製造更多的血淚，為了到達迂迴的未來 對壘起「現在」：槍口，歡呼，和駕駛工具的 英雄：相信終點有愛在等待， 為愛所寬恕，於是錯誤又錯誤， […]
在中國的現代化歷史進程中，最為成功的是民國時期的教育；在民國時期的教育中，最值得尊崇的是抗戰時期的教育；在抗戰時期的教育中，最光彩奪目的是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全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她誕生於抗日戰爭的烽火之中，與抗日戰爭相始終，前後只有8年多的歷史。但是，短短8年多，西南聯大「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築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碑文中語），培育了眾多國家級乃至世界級的人才，所出人才比北大、清華、南開三十年所出的人才都要多，創造了中國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偉大奇蹟，不但成為馳名世界的世界一流大學，而且，雖身處邊陲，卻引領思想，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絢爛的一頁。由於她的存在，使當時的雲南昆明這一邊陲之地成為抗戰時期中國的文化中心。美國弗尼吉亞大學約翰．伊瑟雷爾教授甚至認為「這所大學的遺產是屬於全人類的」。 西南聯大之所以能贏得如此美譽，是因為在她的身上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剛毅堅卓」的民族精神，彰顯了一種現代中國的新的道統，那就是：愛國，民主，科學。 一、西南聯大的歷史首先是一部關於「氣節」的歷史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伴隨著宛平城外激烈的槍聲，北平告急！天津告急！華北告急！ 國難當頭，當時全國最為著名的三所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慘遭摧殘。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遷湖南，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 1937年11月1日，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開始上課。但不到兩個月，南京又陷入敵手，武漢、長沙為之震動。長沙臨時大學被迫再度南遷昆明，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這個中國教育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由此誕生。 南遷的過程充滿了艱難險阻。大部分師生經廣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轉滇越鐵路進入雲南。另有250多名同學組成步行團，在聞一多、黃子堅、曾昭掄、吳征鎰等11位教師組成的輔導團帶領下，櫛風沐雨，徒步行軍3,500里，歷時68天，幾乎用雙腳橫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見的遠征。 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振興國家的強烈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使聯大師生在被日軍摧毀的殘垣斷壁前仍然精神不倒，用生命書寫了一個個感動千古的真實的故事，淋漓盡致地彰顯了「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當亡國奴」的崇高民族氣節。 西南聯大這批學者，基本上都是帶著真摯的愛國情感和救國使命感離開古都的。學生也是這樣。清華大學董樹屏先生在轉移到昆明的過程中，承擔了把清華教學器材運往南方的任務。當時既要騙過日本人，又要在路上和難民一塊兒爭船爭火車。他想了很多辦法，才把器材保護下來，完整地運到了昆明。這使得西南聯大的工學院成為設施最好的學院。 曾經就學於西南聯大的汪曾祺在回憶中談到，當時同學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區，有一個河南的同學是從老家一步一步走來的，一個西康的同學是買了一頭驢一路騎過來的，可見戰時上大學，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說：大部分同學是來尋找真理和智慧的。後來成為著名詩人和翻譯家的穆旦當年也是步行者之一，他由此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我要以一切擁抱你，你……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西南聯大教學條件之艱苦是今天的人們所難以想像的。學生們幾十人擠在鐵皮屋頂（鐵皮屋頂最後還因為經濟困難換成了茅草屋頂）、土坯牆的教室和宿舍里，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裡面放了一些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這種椅子的好處是不固定，可以從這個教室到那個教室任意搬來搬去。 名師、教授們的生活同樣異常艱辛，聞一多、華羅庚兩家一度十幾口人共居一室，中間用布簾隔開，形成「布東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物價飛漲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賣衣、賣字、賣書、治印維持生計。為躲避轟炸，教授們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幾十里外的遠郊，步行來上課，周培源先生騎自養的馬上課，都是從不遲到。 在昆明，朱自清先生的生活窘迫到了連一件布棉衣都無力縫製的地步。有一年冬天，昆明天氣異常寒冷，體質本來就很差的朱自清為了禦寒，只好在趕街的日子去買了一件雲南當地馬幫里的窮苦趕馬人穿的那種廉價披風，既當被褥，又當外衣用。 為一日三餐奔波的遠不止普通教員，校長梅貽琦的日子也過得十分拮据。他有四個孩子正就讀於聯大，家庭負擔確實不輕。但梅貽琦卻從不讓自己的孩子領取聯大發給學生的生活補貼，而是把錢盡量滿足那些更需要補貼的貧困學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傳統和「剛毅堅卓」（聯大校訓）的頑強精神支撐著聯大師生在物質生活極為艱困的日子裡激情不減，弦歌不輟。無怪乎林語堂上世紀40年代初路過昆明作演講時發出這樣的驚嘆：「聯大師生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1946年5月4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落成。在這塊由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撰文、中國文學系聞一多教授篆額、中國文學系主任羅庸教授書丹的紀念碑上，鐫刻著「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共834人。據說，實際從軍人數遠大於留名數。 二、西南聯大的歷史是一部堅守現代大學精神的歷史 聯大奇蹟的出現固然植根於師生高度的民族責任感和歷史擔當精神，更有賴於正確的辦學思想和原則，有賴于堅守了大學之所以成其為大學的現代大學精神。 西南聯大在昆明正式誕生後，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為常務委員，共主校務。聯大分理、工、文、法、師範五學院，共26個系，兩個專修科，1個先修班；學生總數3,000人，規模之大，在抗戰時期堪稱全國第一。 聯大不但彙集了一大批著名專家、學者、教授，師資充實，人才濟濟，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並蓄」之風，清華的「嚴謹求實」之風和南開的「活潑創新」之風，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辦學思想和原則，這就是：「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築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碑文中語）； 更具體地說，就是「堅持學術獨立、思想民主，對不同思想兼容並包。校方不干預教師和學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學生在課外從事和組織各種社團活動。」對此，美國弗尼吉亞大學約翰．伊瑟雷爾教授做過中肯的評論：「聯大素負盛名的教師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戰時最優秀的學生。除了虎虎有生氣的文化學術活動以外，聯大還成為中國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學。 ……在不到半個世紀以前，就能產生一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大學，這所大學的遺產是屬於全人類的。」 86歲的張瑞蕃老人1939年就讀於西南聯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難忘聯大民主的學風：「老師從不強迫學生學甚麼」。教師開課都是按自編教材講授，一般不受干擾。與此同時，相當多的教授主張「通才教育」，認為打好「博」的基礎才易於求專求精。課時安排上，讓學生有充分自學的時間，去獨立思考，自覺鑽研，鼓勵學生勤學勤思，不讀死書，不死讀書。 在西南聯大，教授之間，對立的觀點爭奇斗絕，蔚成風氣。如哲學系的賀麟教授欣賞陸象山、王陽明的「心外無理」說，反對理在心外，而馮友蘭先生的在這方面的思想觀點則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賀先生還是馮先生，都受到了學生的尊重。旁聽在西南聯大蔚然成風，不僅學生旁聽老師的課，而且老師之間互相旁聽之事，也經常有之。聞一多與沈有鼎，兩人同開「易經」課，經常互相旁聽。旁聽意味著自由選擇，意味著開闊視野，意味著學術對話。 在西南聯大，最可貴的是當時師生之間存在著一種平等、誠摯、親切、和諧的關係和教學相長的風氣。聯大實行「自由教育」。有時候一門相同的課，由二三個教師同時擔任，各講各的，各有特色，這叫「唱對台戲」。每個教授必須擔任三門課，而且上課時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講自己的專長和研究心得。平時師生可以隨時談天，討論問題，甚至為某個科學論據和學術觀點爭吵起來。但正是在「唱對台戲」這些不經意的學校生活中，「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在學生的心靈里悄然紮根，而這，正是一所現代大學的靈魂。 還有，就是聯大師生雖然身處邊陲之地，但他們的學術視角卻始終瞄準世界學術的制高點。楊振寧先生離開聯大後到美國留學，他說，我們一到美國甚麼普林斯頓等一流大學，根本就沒有感到我們有甚麼落後，我們在美國都是最傑出的學生。 趙忠堯先生是我國最早研究原子能的，「兩彈一星」元勛里很多是他的學生。他當時是國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參觀美國比基尼導彈、原子彈爆炸的，參觀完以後，他當時就到處籌資想買一些基本的實驗器材，帶回國來教我們自己的學生實驗。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1949年的政權更迭，但他一直在買這些器材，用教學生的薪酬去買，想法集資去買，最後在朝鮮戰爭爆發前期帶著器材回國了。 正是有了這樣的學術視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學術著作在硝煙中問世：華羅庚完成了開創性的著作──《堆壘素數論》；吳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動光譜及結構》被視為該領域的經典；還有張青蓮的《重水之研究》、趙九章的《大氣之渦旋運動》、孫雲鑄的《中國古生代地層之劃分》、馮景蘭的《川康滇銅礦紀要》、馬大猷的《建築中聲音之漲落現象》、聞一多的《楚辭校補》、馮友蘭的《新理學》、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湯用彤的《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論著。而同樣在那艱苦卓絕的環境中，楊振寧在兩位導師的輔導下，完成了對他一生科研事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學士論文；李政道讀完了他的物理學業，為日後的成就奠定了至為關鍵的基礎。 三、西南聯大留給我們的另一筆寶貴財富 當面對強敵入侵或國家陷於災難時，自然需要整個民族步調一致，這時往往會產生國家主義，強制主義或者專制，會以國家和愛國的名義來抹殺個性，剝奪個人權利和自由。而西南聯大有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現象，就是當國難當頭的時候，整個知識份子群體既保持了一致性—堅持抗日的一致，同仇敵愾；同時它又能夠容忍和保全學者們和學生們的個性；既未因為需要統一而走向國家主義，又未因為堅守自由而無視民族大義。他們彰顯出的是君子的「和而不同」，而不是小人的「同而不和」。作為一個文化群體，它留給我們的這一寶貴財富，給我們現在的大學該怎麼辦提供了珍貴的歷史借鑒。它告訴我們，中國的知識份子在民族大義面前從來都是以大局為重，以國家利益為重的，同時他們也懂得在甚麼時候甚麼問題上需要堅守人格獨立，思想自由，懂得愛國不等於國家主義，統一不等於專制和獨裁。他們決不能容忍打著國家的旗號搞甚麼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 在西南聯大，政治氣氛和學術氣氛一樣濃重。聯大的師生大都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究和書獃子，而是心憂天下的仁人志士，但他們又從來不忘記自己作為學人的職分。在這裡，德先生與賽先生似乎友情依舊，往往攜手同行。 學者的個性是自身學術個性和個人生活細節的慣性，在西南聯大都受到了應有的尊重和保護，原來的三所大學的個性也得到了很好的傳承。比如原來北大的「兼容並包」，清華的「厚德以載物」和南開的務實精神，在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反而更加和諧的融在一起，創造了新的學風，新的人際關係和更加開放的氛圍。 在聯大，吳宓先生的個性很有代表性。吳先生講「英詩」，多離不開一，一也離不開多。他認為，美就是講的多樣性的統一，即多中有一，亦即和諧。吳先生為人耿直，放蕩不羈。教學卻嚴謹認真。他講西洋文學史，卻重中國經典；愛《紅樓》，卻崇奉孔子。吳先生本人就是一個「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之人。像吳先生這樣的人，在西南聯大尚不乏其例。西南聯大很讚賞這樣的人，因為這是西南聯大自由之風的一個標誌。畢業於聯大的張世英教授認為，西南聯大這個學校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學府。政治思想方面：進步的，保守的，中間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 在學校里，學術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愛國、民主、科學，教育獨立、教育救國、知識報國，反對專制和獨裁是聯大師生共同的價值追求。 當然，聯大的學者教授們也並非聖人、道德君子，不同類型的學者在觀念上的衝突也十分常見。 前面提及，西南聯大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學府。所謂「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而不是孔子所批判的「小人」的「同而不和」。聯大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所以成了世界一流。 （編者按：因篇幅原因，本文保留主線，刪去了細節描述）
為被帶走做準備 那一天是二月初，上午十點左右，當我正準備出門去和朋友吃飯時，突然間，一群人闖入了我的公寓。不知是通過甚麼手段，他們似乎有我大門和我房門的鑰匙。進入房間的只有三四個人，但是我可以看到，有更多人潛伏在走廊和樓道里，總共可能有十幾個。看他們有備而來的樣子，他們肯定監視了我的電腦和手機一陣子了，我甚至懷疑我的房間里還被裝了竊聽器？ 我很快發現，他們已經知道並進入過我的普通電子郵件。不過他們沒有進入我的加密電子郵件，也可能是不知道我的加密電子郵件的存在。他們可能在我家也安裝了監控設備，甚至能夠看到我的電腦屏幕。這似乎說明了政府可以監控任何人，即使是在臨時出租屋的人也一樣。 我知道有一次在我離開國內去出差之前，警察騷擾過我的同一套出租屋內的鄰居，在我離開期間，警察也騷擾過他們。後來我才知道警察在那期間把我的鄰居騙到了派出所，並複製了我家的鑰匙。他們肯定是趁我不在時安裝了監控設備，但我沒想到他們的技術是如此的先進。我和其他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朋友們之間的電子郵件和討論內容，很可能都被他們掌握了。我試圖猜測他們可能知道的信息，不過是件很難的事情。 我之前也一直擔心他們會強行進入我的電腦，以獲取他們想要的其他信息，所以我已經安全地從硬碟中刪除了很多敏感的案例信息，在我被帶走後，他們能夠獲得的信息已經很有限。不過，我仍然瘋狂地去回想我刪除了哪些內容，哪些沒有刪除。這樣我才能更好地準備應付接下來的一系列審訊，以便我能夠儘可能的保護其他相關人員。 我知道他們最終會來找我，我是逃不掉的。他們在去年的十二月和這一年的元月份已經多次邀請我喝茶，詢問幾名已被秘密關押的朋友的情況。幾周前，他們甚至讓我在警察局過了一晚。那一天，我本打算在北京和另一位律師見面，但見面前，成都的一位國保意外地約我在安定門和他見面。他實際上和另一位北京國保守候在那裡，隨後他們關了我一夜。而在他們釋放了我之後，我才發現，在前一天和我一直密切合作的另一個維權人士已經不知去向。事態變得越來越嚴重。 在那個晚上之後，成都和北京國保又多次來找我，他們主要詢問我與維權界幾個關鍵人物的關係。我告訴他們，我只是一個小小的維權機構僱用的律師，負責赤腳律師（無證，通常是自學的維權律師）的培訓。此前，警方已經突擊檢查了幾次這樣的培訓，所以我沒有任何必要隱瞞我曾參與過。 在幾個我聯繫緊密的人失蹤後，我開始為自己似乎不可避免的失蹤做準備。我已經安排好了自己的律師作為我的緊急聯繫人。在兩位律師朋友的辦公室里留下了我的授權書，並寫信給我的父母和前女友。我聯繫了我認識的一名外交官和香港的中國人權律師關注組，確保他們了解，如果我被帶走，我曾指定了誰做我的律師。與此同時，我一直在刪除敏感的文件，與尚未被帶走的同事分享和探討一些問題，制定我們該如何應對警察的訊問計劃。之後，我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他們的到來了。 當然，我的幾個事先策劃好的安全措施並沒有完全奏效，因為我的電腦和電子郵件一直處於被監視中。 不知何故，當他們來了時，我反而感到輕鬆，站在我的小出租屋裡，周圍是威脅我的警察，我反倒很開心。在此前的日子裡，我一直很緊張，除了回想一些事情，無法真正集中精神。有一個朋友試圖說服我逃亡出國，但我不知道去哪裡，只有等待。至少，當他們闖進我的公寓時，我不用再緊張了。 他們一闖進來，動作就移動得非常快。立即沒收了我的手機，好讓我無法聯繫外界，來不及最後一次向朋友們發出提醒，也沒有機會刪除任何應用程序或聊天紀錄。幸運的是，我已經從我的手機上刪除了照片和文件，所以沒甚麼可被找到的，但我沒有在他們下手之前刪除我的聊天軟體。他們可以看到尚存的所有消息和聊天群組紀錄。我這時才意識到，我應該設置自動銷毀的，或是定期刪除聊天紀錄，以免把別人卷進麻煩中。 他們搜查得事無鉅細，每一個角落，每一張紙。他們拿走了我的身份證、銀行卡，電子設備，甚至包括我的電子書和各種無用的充電器。他們列出單子，告訴我拿走了哪些東西，並讓我簽字。大概到了中午，他們就完成了這一切。 取下頭套時距離闖入公寓已經12小時 他們把頭套罩在我的頭上，讓我跟他們走。我的身體兩邊都有兩個人，和我一起走出門，進了一輛在外等候的車。因為看不到腳下的路，我差點摔跤。我聽到他們用對講機聯絡。車開始動了，我不知道要去哪裡。 不知道我的鄰居是否已經看到我被帶走了，但是我提前告訴他們有可能發生甚麼，以免他們擔心。如果發生了甚麼事情，我曾讓鄰居中一位我關係比較好的女士與我前女友聯繫，以便提醒我的律師。我還告訴她，如果有任何朋友來找我，請告訴他們這裡發生過甚麼。這樣一來，外界一定會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 車停下來後，他們取下了我的黑頭套，讓我確認這是不是我工作的地方。我很困惑，這裡是我曾經工作過的一個民間組織的辦公室。他們把我帶到樓上，我的幾位前同事正在那裡，我試圖給他們發出警告，讓他們假裝不認識我。我想保護他們免遭這次打擊，然而，沒有人是真正安全的了。 他們問我在這裡是否還有任何電子設備，我指著我以前工作的桌子，解釋說，早在半年前我就不在這裡工作了，這裡沒有留下任何東西。之後，他們再次罩住了我的頭，但在此之前，我注意到，這些人不僅來自國家安全局，也有幾名公安。當開車離開時，我不禁想，當局為甚麼要花費如此巨大的精力來扣押我？ 用了很長時間，我們才到達目的地，在路上我一直帶著黑頭罩，看不到任何東西，我只知道我們到達了一個停車場，然後我被帶進電梯，出了電梯，沿著走廊進入一個房間，然後，我就被放在椅子上了。 我在那等了很久。沒人取下我的頭套，但我聽到他們的對講機對話，我的另一個同事已經抵達。沒有任何人倖免嗎？至少，我已經準備和計划了被抓和被抓後的事情。我只希望，其他人也能像我們之前計劃的那樣應對接下來的訊問。 他們把審訊椅前面的板子鎖住，剛好壓住我的腿。我已經失去了時間的感覺，但我知道過去了很久。頭上一直戴著黑頭罩，我的精力專註在從我下巴的方向照上來的一小束光。 當他們終於摘下黑頭罩時，忽然間許多強烈的燈光同時射向了我，眼睛因為長時間處於黑暗受到了突然的刺激。我可以看出這個地方裝修的很好。牆壁專門設計，填充隔音設備，還有防止自殺的軟墊。我的前方是一個審訊桌，牆上是大屏幕電視和揚聲器，房間里還有一些電腦和相機，以及一個數字鐘，顯示出當前的日期和時間。我可以看到，現在是晚上9點左右，距他們闖入我的公寓已經差不多12個小時了。 赤身唱國歌 他們派人來給我做體檢，我跟他們說我的心臟和頸椎不是很好。他們又測試了我的血壓，本來打算做一個心電圖，不過因為沒有電源就作罷。 他們搜查我全身，拿走了我的所有隨身物品，包括我的鑰匙和零錢；他們甚至拿走了我的皮帶，鞋子和襪子。我才知道，我將光著腳被審訊。進來之前我就聽說，這幾天是三十年來最冷的幾天，我可以從地板上感覺到那種刺骨的冷。而這還只是開始，在之後幾天，我都是光著腳和地上的冰冷親密接觸，我被關押在一樓，難怪會這麼冷。 我被帶走後的第二天早晨，看守脫掉了我所有的衣服，讓我赤身裸體地站在寒冷的地板上唱國歌。我問他們，是否只能在暴露生殖器官時才唱國歌，他們沒有回答。我想到了歌詞里的「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所以我大聲歌唱，毫無保留，一邊唱，一邊用憤怒的眼睛緊緊盯著他們，「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最終，他們阻止了我，讓我穿上衣服。 前三天里，我根本不被允許休息。即使在短暫審訊間隙，也總是有兩個人在看著我。當他們終於讓我休息一下時，我卻不能入睡了。他們也不允許我睡覺時穿任何衣服。房間里很冷，儘管給了我一條毯子，我仍然不能抵禦那種寒冷。在毯子里，我光著身子，一個守衛會走進我的房間，掀起毯子，檢查我是否真的睡著了。他會推搡我的身子和打我的臉，卻說這是為了確信我還活著，都是為了我好。我真的想罵人，所以即使他們真的讓我休息時，我也睡不好。這種情況持續了十幾天。 房間的窗帘總是拉上的，完全遮住了所有陽光。在關我的期間，他們只拉開過一次窗帘透氣。 編者按： 陳志修，男，1979年出生，來自四川的人權律師。多年來，他曾為中國一些最邊緣化的人群代理。調查侵權行為和擔任處於風險的維權人士的法律顧問，他還尋求更有效地運用法律的方法，並向維權界傳播這些方法。 陳於2016年初被拘留，並被處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一個月後，他被取保候審，然而，未經警方許可，他不能擅自離開家鄉。隨後，當局百般阻攔他更新他的律師執照，並對他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施加壓力，要求將他開除，警方還強化對他的監視，以阻攔他繼續進行維權工作。 陳志修為化名。出於安全考慮，他的故事中的一些細節根據個人要求有所改變，不過他在遭遇綁架期間所遭受的待遇情況保持不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