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晉：棋錯一著滿盤皆輸
2026 年 7 月 22 日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我是音樂家。我很珍視安寧與和平，以及利於工作的環境。況且我是中國人，並熱愛和尊重我的國家和我的人民。在中國發生的事情，這是一場悲劇。和它比較起來，我個人所遭遇的一切不愉快都顯得微不足道。文化大革命還在進行，這個運動的殘酷、橫暴、恐怖、盲目和瘋狂是超過十七年來所發生的一切的，而實際也是史無前例的。它導致中國知識份子被消滅。這樣的結果在多年後終於起顯著作用，去年夏天和秋天所發生的事件令我灰心喪氣，並且迫使我和我的家人成為逃亡者，成為在國內漂泊無依的「飢餓的幽靈」。如果說我的遭遇在某些程度上和一般人有所不同，那只是因為我成功逃出了中國，而大多數人都沒有能做到這一點。 這是怎樣開始的 我記得這是一個五月的星期天，這一天我第一次聽說到「文化大革命」。我的一個學生到我家來，沒帶小提琴，並且說他不能再到我這兒來學習了。由於「文化大革命」，他因「資產階級」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受到了批評。他不敢再學小提琴了。 前幾個月已經顯示出正在開展一場甚麼新的運動。最近對電影、對某些歷史學家的攻擊加劇了，譴責他們「借古喻今」，每天晚上，廣播里除了沒完沒了地反覆敘述如此類的這個那個「罪犯」（這些罪犯中的許多人後來都自殺了），實際上其他的廣播就一無所有了。然而老實說，我並沒有感到可怕。當時一個來訪問我的朋友說：「你沒有寫過甚麼文章，沒有說過甚麼不正確的話，你毫無擔心的理由。」我唯一的罪行就是作為中央音樂學院的主席（原文如此—譯者注），在拿薪金，雖然實際上並沒有在那裡工作。 一九五四年起，事情已非常清楚，我這個學校領導人不過純粹是個掛名角色，於是我就儘可能擺脫了學院一切事務。學院的一切權力實際上都屬於學院的副主席，我還給幾個學生教小提琴。其中包括我的兒子胡龍（譯音：即馬如龍），並且有的時候在北京和中國的其它地區開音樂會。一九六三年以後，歐洲音樂完全被禁止了，我對於這個新的運動將如何進行毫無所知，而且別的任何人也完全不能設想甚麼在等待著我們。局勢是緊張的，但是在過去也曾經有過比這還要緊張的時候，比如一九五二年。我對於這已經習慣了，不得不習慣了。但是六月份初，我被通知說音樂學院貼了攻擊我的大字報。 一個朋友說，對我說來最正確的辦法是在事件進一步發展之前先作自我批評。我的妻子和女兒雪莉亞（譯音：馬瑞雪）表示同意。我感到猶豫，除了我不喜歡之外，我沒有甚麼好招認的。最後我的女兒以我的名義寫了一張聲明，聲明裡說我很高興地支持「文化大革命」，雖然我並沒有具體承認任何罪行，但是我仍然表示願意改造。我們買了三張黃紙，用大字報的形式寫了這張聲明，並且給它加了一個「我的決心」的標題。於是我把這張聲明送到學院去。 頻頻更選和無政府狀態 在那個時候還沒有紅衛兵，但是那些自稱的「革命師生」已經開始給學校工作造成混亂。一個名叫趙沨的人，是音樂學院的副主席，過去他實際上是音樂學院的主宰者，但是我把大字報拿去的時候，趙沨不許我掛它。我懷疑他恐怕是有意用我去做幌子，好轉移反對他的批評，但是不管他的計劃如何，也都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第二天他就被停職了，並且自己遭到大字報猛烈攻擊，一個對音樂一竅不通的姓王的軍官來代替他。然而過了一天，王也失寵了—他由於企圖召警察來制止「革命學生」兩派之間的衝突而犯了錯誤。 當我準備回家的時候，一個附中的學生要求我跟他一起到他們的學校去。在那裡，我被一群狂暴的少年包圍了，他們開始對我寫的一部音樂作品大喊大叫。這是一首為了紀念一個英勇的區黨委書記焦裕祿而寫的悲歌。這位書記為了捍衛自己的農村選民的利益而犧牲了，他永遠是黨的工作者的模範。我不是為了寫這類作品，為的是避免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雖然當時我還是確實是對奉獻這首悲歌懷著敬佩的。但是少年們狂叫道：「你為甚麼寫這麼悲傷的音樂？你不配是焦裕祿的擁護者！」然後他們讓我帶了一卷大字報回去，要我掛起來讀。我把這些大字報塞進了儲藏室。 過了幾天，從學校里打來了電話要我去。在學校里，我立即陷入了幾百人的破口謾罵、狂吼亂叫的大學生的包圍之中。「打倒資產階級權威！」在每一個口號就有人吼叫：「毛澤東萬歲！」一個小夥子喊；「馬思聰萬歲！」但這是喊錯了，而所有的人都向他猛撲過去。有一個人用書包砸我，但是沒有人打。我除了站立不動，別無他法。這一切我覺得完全是不真實的，可笑的。 我們被改造 這件事以後不久，我們十七個人就被叫到學校，並且接到通知要派我們去「受訓」，這裡面有幾個教授和音樂學院的行政人員，其中包括學院的副主席趙沨，他的樣子好像是有幾夜沒有睡覺了。 這些人裡面好多人是黨員。我們被送到社會主義學院，那個地方以前是共產黨的幹部馬列主義學習的地方，後來這所學校變成了知識份子和著名的文化人士設置的集中營。 在那裡你可以碰到各種各樣的人—畫家、演員、音樂家、電影導演、作家、文化工作者，美術學院、電影學院和其他學院的教師和教授。我們總共有五百人，我和國內最著名的一個小提琴家住在一個房間里。 我在這個地方度過了五十天—從六月中到八月初，那裡是枯燥無味的，令人厭倦的。但是沒有人嚴厲地對待我們。我們被分成小隊，在軍官們的監督下閱讀各種文件，進行討論，而在空閑的時間，就給自己或互相寫大字報，而且還給「黨內當權派」寫大字報。 有一回我聽到一個非常的新聞，中央宣傳部擁有無限權力的副部長周揚垮台了。多年以來，他一直是我們的頂頭上司，在多次的整肅中，他都起主要作用。給各個文化領域的指示，比如說規定哪些外國音樂作品中中國可以演奏，都是從那兒來的。如果不算一九六二年那個很短的時期，德彪西和拉威爾以及二十世紀大多數作品都是被禁止的。在一九六三年全部歐洲音樂統統被禁止以前，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還可以演奏。 周揚曾經被描繪成為毛澤東思想的表達者，而現在一位取代他的副部長卻向我們聲稱「周揚本人的思想是臭不可聞的、胡說八道的和難以理解的」。 他被稱為「頭號牛鬼蛇神」。 文化部派人來告訴我們關於周揚和他的部下令人吃驚的事情。我們被告知，似乎私藏武器（也包括大炮）的「反動份子」包圍了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居住地整個中南海地區。我們當時對外發生的事件所知不多，雖然偶爾我們也被允許回家過禮拜天，但是有一次我看見在我們自己房子上的牆上用大字寫著「打倒×××」。 有一天傍晚，一些從各個學校和部隊來的卡車開到學院。在一輛卡車上寫著四個漢字「黑幫專車」。這是八月九日，一進大門，我們就看到一大群群眾。我們被從卡車上推下來，我的腳還來不及著地，就有人在我頭上倒了一桶漿糊，別的人就在我的衣服上貼了大字報，戴上紙做的高帽子，上面寫著：「牛鬼蛇神」。我的脖子上被戴上了一塊大牌子，上面寫著「馬思聰—資產階級反對派的代理人」（譯者：原文如此），然後又加了一塊上面寫著「吸血鬼」的牌子。後來他們給我們每人一個臉盆—「喪鐘」和一根棍子，我們必須用它來敲盆子。在趙沨的高帽上寫著「黑幫分子」，還給他披了一件厚厚的羊皮襖。天氣是很熱的，北京真正的八月天—不會低於38度。 這是一個野蠻的場面，那些攻擊我們的人好像瘋子一樣，在喊著各種各樣口號的人群的喧囂聲中，我們被帶著游遍了整個的音樂學院，沿路人們一直推撞我們，啐我們。我認出我的幾個相貌變成了畸形的學生。最後，他們強迫我們低頭，在一間房子的台階上排出兩排，開始百般辱罵，那些被認為「罪行」最嚴重的「黑幫」份子站在第一排，而比較小的「牛鬼蛇神」就站在後面。在後排站出的有鋼琴家劉詩昆，他是一九五八年莫斯科比賽時克里伯斯的競爭者，後來他的手被打斷了，已經不能再演奏。 紅衛兵全國大串聯 我的妻子和孩子穿上了那個窮人的破爛衣服，坐公共汽車到華中的一個城市，那兒有我的朋友。 雪莉亞告訴我們，六月間在音樂學院的學生中發生了長時間的無盡無休的爭論，這種爭論有時間帶有歇斯底里的性質，在學院里，在北京，我想也都一樣，紅衛兵的隊伍把自己稱作「八一八」、「東方紅」或「毛澤東思想」運動。在十一月，「八一八」運動由於自己的「反革命」性而遭到了「東方紅」和「毛澤東思想」這些隊伍的攻擊，但同時這三個組織都認為自己是赤膽忠心的「毛派」。 當秋天來臨的時候，局勢變化了，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從中國的各地來到北京。他們住在學校的校舍里，雖然街上有時還是很危險的，但學校里的形勢對我們來說卻緩和了一些，我們的門旁已經沒有看守，也不注意我們，是按照預定的計劃還在寫懺悔。在九月初，我們被允許回家過禮拜六。後來我們又被允許從星期六的傍晚住到星期天的傍晚。而到十一月，我們已經能夠回家過夜，而且只在白天到學校里「工作」和「學習」。 我的妻子和女兒在九月底到北京來想和我見面，但是我不能夠走出門，也就沒有能見到他們，他們是乘坐擠滿紅衛兵的火車來到，她們受到嚴密的盤問，並且差一點被當做嫌疑犯逮捕起來，雪莉亞開始說話，並且吃了沒有洗過的梨，這樣使他們就相信了她和我的妻子是貧苦的農村婦女。妻子和女兒在北京的時候，想住我們的朋友家裡，但沒有人敢接待她們，她們只好在乘上火車之前在人群堆里躲了幾個小時。 在這次嘗試以後過了兩個星期，雪莉亞一個人來到北京，這一回和我取得了聯繫，並在我們的一個遠離市中心，住在南郊的朋友家裡會了面。我們在院子里一間小廁所的黑暗中悄悄地說話，而我們的朋友則站在入口處給我們看望，我們一直談了好幾個小時。 脫逃 在他們當時居住的那個城市裡，人們經常談論從中國逃出去的各種辦法，有些人是步行走去的，另一些人是坐小船—究竟怎麼走去，也知道的不太確切，但是她確信，我們也能那麼做。 可是我還沒有準備走這一步，我不可能輕易地離開去和我的家人會合，在我的家人居住的那個地區，紅衛兵的積極性加強了，他們可能在那兒逮住我。從另一方面說，如果逃跑的計劃失敗，那麼我們就完了。整整一夜，我非常緊張，不能入睡。正如中國常說的那樣，我是「背水一戰」，最後我和一個熟人交談了自己的想法。 最後是「走」—他說，於是我同意了。雪莉亞排了半夜的隊，但終於弄到了火車票。我到學校去上了早班，然後說：「我病了，要去看門診。」我和雪莉亞收拾了那部分送去保存的東西，其中包括我的小提琴，然後用繩子捆成兩個包袱，我的新作品不得不留下來。 （編者按：1967年1月15日夜晚，馬思聰攜帶著他那把至愛的小提琴，與妻子、子女，登上偷渡船逃離中國大陸。1967年4月12日，馬思聰在美國發表《我為甚麼要逃出中國》。1985年1月文化部發布《為中央音樂學院前院長馬思聰先生徹底平反的通知》，為馬思聰平反。1987年5月20日馬思聰於美國費城逝世。馬思聰先生自逃亡後未踏入大陸一步。2007年12月，馬思聰及夫人的骨灰安葬在白雲山麓的「聚芳園」。）
對於慈禧太后這位掌握清末大權、不可一世的末世「女王」，您是如何看待她呢？頑固？刁鑽毒辣？帶您看看這位「老佛爺」講究品位、時尚的一面，看她率先接觸並享受到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現代物質文明，享用電燈，乘坐賓士車，最喜歡攝影和巴黎香水……您或許會非常驚訝！ 慈禧太后非常喜愛「西洋物件兒」，以至於其在頤和園內還引領了一股西洋風，而這股西洋時尚風最終刮出了頤和園，吹向北京城乃至全中國。她在京城圈內引領的西洋風和時尚品位，不僅對當時京城上層社會的貴婦們起了巨大的影響，就是站在時代潮流尖端的今天來看也毫不遜色。 堪稱北京使用電燈的第一人 頤和園樂壽堂正中，懸掛著一盞五彩繽紛的玻璃吊燈，而慈禧太后可以說是北京使用電燈的第一人。 有電之前，皇宮的室內照明多用蠟燭，或使用油燈。清代晚期，國外的蠟燭進入中國，被稱為「洋蠟」，和本土的自產蠟燭混用。當時清宮不同等級的嬪妃享用「洋蠟」有固定的數量和規格。 讓電燈照亮頤和園這件事開始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翌年正式投入使用，不幸的是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把頤和園內的電燈和電燈公所毀壞殆盡。慈禧太后避難回京重新入住頤和園，又令人重新操辦。1901年，郵傳部左侍郎盛宣懷花費5萬兩白銀重修電燈公所，並且在德國榮華洋行購買機械設備。買設備也買來了服務，德國榮華洋行專門派技術人員協助。1903年，慈禧太后住進頤和園，電燈又亮了。 關於頤和園的電燈有一則趣事：1903年有位德國商人意圖將西方電氣商品打進中國市場，但慈禧反對。外國商人懂得，要想打開中國市場，首先要讓慈禧帶頭用電燈。於是重賄慈禧的貼身太監李蓮英，他們趁慈禧外出之際安裝了電燈。 傍晚慈禧一進樂壽堂就質問：「我一走，你們為何在殿內張掛那麼多的各色『茄子』？」李蓮英叩頭請安後恭問：「老佛爺，該上燈了嗎？」慈禧說：「上。」李蓮英將門後的電燈開關打開，即刻燈光大放異彩。慈禧驚喜地問：「這些『茄子』一下子全亮起來了，到底是些甚麼玩意兒？」李蓮英畢恭畢敬奏道：「這就是電燈。」他說，用電燈方便、乾淨、明亮、安全，老佛爺用上它可以「添福添壽」。從此慈禧開始用電燈，中國各大城市慢慢開始用電。 直到1908年慈禧死後，隆裕皇太后宣布不再到頤和園來，頤和園作為皇家園林的歷史使命正式結束，電燈公所的使命也到此為止。1931年，頤和園電燈公所的發電設備依然保存完好。當時的管理者想把它拍賣，拍賣所得用以購置接送遊人的遊覽車，但沒能實現。到了1935年，張學良把這套設備拆走，運到陝西。 擁有中國進口的第一輛汽車 位於頤和園東大門不遠處的「德和園」是昔日帝后妃嬪看戲的戲園子，這裡舉辦過「清朝帝後用品展覽」。 其中有一件堪稱稀世珍寶的「老爺車」，也就是當年慈禧太后的御用汽車。這件文物至今已有一百歲，黑色木質車廂、黃色木質車輪與輻條、銅質車燈、實心輪胎、兩軸四輪，是一輛在今天看起來依然「拉風」的敞開式古典汽車。從外觀看，它更酷似昔日的四輪馬車。 車廂內設有兩排座位。前排座位是司機席，後排座位則是乘客席，前排只能乘坐一人，後排可以乘坐兩人。在車廂的上方撐有一頂由四根立柱支起的車篷，車篷的四周圍綴有黃色的絲穗。發動機則被巧妙地裝置在乘客席座位下面。經專家考證，這是一台橫置式氣缸、10馬力的汽油發動機。 發動機旁的齒輪變速箱將動力傳遞給後軸，最高時速為每小時19公里。前懸掛是一橫置鋼板彈簧，後懸掛是兩個普通鋼板彈簧。車廂兩側的翼子板系三合板製成。論模樣，這一「老爺車」，雖與今日飛馳在公路上當代汽車的長相已相差很遠，但其原理、發動機、懸掛系統、轉向系統、傳動系統已與今日汽車很接近，比現在10輛新的賓士車加在一起的價格還高。 這就是中國進口的第一輛汽車。慈禧太后是和這輛「賓士」汽車結下不解之緣的第一人。 據說，慈禧太后喜歡遊覽，經常乘坐她的豪華大轎和馬車去頤和園、西山遊玩。1901年，官拜直隸總督的袁世凱為了討好慈禧，用1萬兩白銀購進一輛第二代賓士牌轎車作為慈禧六十大壽的貢禮。 慈禧太后一生享盡富貴卻從沒有見過這種先進的洋玩意兒，看後心中大喜。第一次乘坐汽車去頤和園遊覽，汽車駛出紫禁城後，慈禧太后發現原來的馬車伕孫富齡成了汽車司機，不僅坐著，還坐在自己前面，心裡非常惱火，當即責令他跪著開車。司機只好跪著駕駛，但手不能代替腳踩油門和剎車，險些釀成大禍，這可嚇壞了當時的王公大臣，他們紛紛下跪乞求慈禧太后不要冒這個險。慈禧太后於是無奈地被人攙扶下車，中途又換上她的十六抬大轎。因為不能容忍司機坐在面前開車，慈禧太后漸漸對汽車失去了興趣，因此這輛車被棄置一旁。後來，此車作為皇宮遺物在紫禁城閑置。 經專家鑒定，這是中國進口的第一輛汽車，距今已100多年。歷經戰亂保存到今天，不能不說是個奇蹟。 喜歡攝影留下珍貴的歷史檔案 慈禧太后深諳享樂之道，對於歐美流行的小物件兒和奢飾品情有獨鍾。她的兩位御前女官德齡、容齡都是留法歸來的才女，在她們的指引下，慈禧太后更精於此道。 慈禧太后熱衷拍照，說她促進了中國攝影的發展絕非閑扯。攝影技術最初被中國人看做是洋人的「奇技淫巧」，能攝人魂魄，大多對其避而遠之。 1885年，光緒皇帝的父親醇親王，將自己請德國人來興克為他拍照的相片呈送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看後便躍躍欲試。等她第一次見到自己的照片後，再也禁不住對攝影的喜愛，為了照相，傳旨在頤和園樂壽堂前搭了席棚，以布景屏風為襯，並按殿內式樣布置豪華的陳設。 慈禧在照相之前，首先翻閱曆書，選定良辰吉日。拍攝時，往往連續拍幾張，以便挑選。剛拍完，就催著沖洗放大，有時照片泡在藥水里還沒顯影，她就要先睹為快。慈禧太后留下了許多娛樂生活照和肖像照，並在自己七十大壽（1904年）前，令侍從們懸掛在紫禁城和頤和園等處，作為收藏和賞賜大臣們之用。這些照片後來流向民間，成為珍貴的歷史檔案。 慈禧太后還喜歡聽別人彈奏鋼琴。在頤和園的陳列室里，有一架洋人送的鋼琴。自1903年，清政府駐法國大使裕庚的女兒德齡與慈禧太后一起生活了兩年時間，她曾經不止一次用這架鋼琴為慈禧太后彈奏過國外的鋼琴曲目。 在慈禧太后的寢宮裡有一個巨大的留聲機，這是清朝末來自外國的禮品。留聲機內部用發條作動力，上滿弦後自由驅動一個小弦錘，匯成悅耳動聽的旋律。留聲機內還儲藏著華爾滋圓舞曲等中外名曲供慈禧太后欣賞。 慈禧太后非常欣賞巴黎的時髦時裝，喜愛18世紀的法國高跟鞋，要求御前的女官德齡每天都穿著巴黎女服和高跟鞋，好讓她看到法國人的時髦裝束。她還模仿西洋貴婦的習俗，養了一條哈巴狗取樂。她的化妝品有巴黎香水、香粉，還有法國鍍金的鏡子和日本的小梳妝台。她經常閱讀描述英女王維多利亞生平事迹的譯本，還曾學過英語，不過上了兩小時課後便不耐煩地停止了。慈禧也學著洋人請名畫家為自己畫肖像的做法，請來美國畫家卡爾小姐和荷蘭畫家給她畫油畫肖像。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即孝欽顯皇后。滿清族，葉赫那拉氏，她是清朝末年的一位皇太后，為同治、光緒年間（1861年至1908年）清朝的實際統治者。 慈禧出身於北京滿洲鑲藍旗世襲官宦之家。1852年封懿貴人，後依次晉封至懿貴妃。 慈禧是咸豐帝妃，也是同治帝的生母。 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豐帝在避暑山莊駕崩，年僅30歲。臨終前，咸豐帝令其年僅5歲的獨子載淳（即同治帝）繼承皇位，並任命八位大臣輔佐嗣君，人稱「顧命八大臣」。從此，太后慈安被稱為「東宮太后」和母后慈禧被稱為「西宮太后」。 同年，慈禧為了達到權理朝綱、垂簾聽政的目的，在得到慈安太后的認同下，由恭親王奕訢等發動辛酉政變，剷除了掌權的顧命八大臣勢力，慈禧和慈安開始了垂簾聽政。 1873年二月，同治帝收回皇權親自主政，但好景不長，僅僅不到二年，同治帝就駕崩了。 同治帝無後，在慈禧的主持下，醇親王奕?的兒子，年僅三歲的載湉被過繼給了咸豐帝，並繼承皇位，是為光緒帝。此後，慈禧和慈安再度垂簾聽政。 兩位太后一起聽政長達二十年，直到光緒初年慈安過世，慈禧才獨掌大權。光緒帝稱慈禧為「皇爸爸」，而宮中及朝廷開始以「老佛爺」尊稱之。 1889年，光緒年滿十九，慈禧表面歸還皇權於光緒，但實際依然控制著一切。自甲午戰敗後，光緒帝推動變法革新，並試圖刺殺慈禧以奪回皇權，卻被慈禧先行一步，發動政變幽禁了光緒帝，僅僅誕生了百日的戊戌變法宣布失敗，六位幫助光緒帝的維新派人士被捕處死，康有為、梁啟超等流亡日本，光緒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環水的南海瀛台。 慈禧再次獨斷朝政。 1908年11月14日，慈禧死之前一日，下令將光緒帝毒殺在中南海瀛台，並安排由醇親王載灃的兒子溥儀繼承皇位，慈禧的侄女葉赫那拉氏則以光緒帝皇后的身份成為皇太后，徽號隆裕太后，實行垂簾聽政。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駕崩。 在大清的歷史上，慈禧太后的實際掌權時間長達四十七年，僅次於康熙帝與乾隆帝。統治掌權時長不僅超越唐朝武則天、漢朝呂后且超越大多數帝王。在慈禧太后死後僅三年，清朝覆滅，中華民國成立。
春聯，又叫「春貼」、「門對」等。傳統中國新年就有貼春聯的習俗。春聯的來歷是什麼？如何才是正確貼春聯？這些冷知識你都知道嗎？ 春聯的來歷 對聯是由古代的桃符演化而來的，最初的桃符是指用桃木製作稱的辟邪物，一般是成對的掛在大門口。據距今以後1500多年前的《後漢書·禮儀志》中記載：「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戶，名仙木，百鬼所畏。」 桃符長六寸，寬三寸，百姓們在桃木板上寫上「神荼」、「鬱壘」二神的名字，放在自家的門口，用來鎮邪去惡。此後這個習俗就一直被保留了下來，宋代時期（960年—1279年）的百姓們後將桃符由桃木板改為紙張，改名叫「春貼紙」或「春聯」，宋代詩人王安石的詩句「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描繪的就是百姓們貼春聯的新年風俗。 如何區別春聯的上下聯 春聯的上下聯之間講究對仗工整，一般來說，尾字是三聲、四聲的(仄聲)是上聯，比如「新年納吉慶」，尾字是一聲、二聲的(平聲)是下聯，比如「嘉節號長春」。這副對聯是五代時期（907年—960年）的後蜀國主孟昶所作，據《宋史·蜀世家》記載，這位孟後主的文采很好，而且他還深得唐人習氣，喜歡對對子。每年的大年初一時他都要和學士們寫桃符祈福，雖然當時的百姓還是稱之為桃符，但是和日後的春聯已經沒什麼本質區別了。 春聯的正確貼法 這要看橫批的書寫順序，如果橫批是從右向左書寫，上聯就應該貼在右邊，反之上聯則貼在左邊。通過平仄聲判斷好上下聯之後，將上聯貼在橫批的首字一方。比如橫批為「風調雨順」（從左往右讀），上聯就應該貼在左邊；橫批為「門臨福五」（從右往左讀），上聯則應該貼在右邊。 春聯什麼時候貼最好 貼春聯之前要撕掉舊春聯，不然沒法貼新對聯，民間有個傳說：春聯即為天上的神仙，當春聯撕掉並燒毀之後，就會升上天庭，去向玉皇大帝報告民間的情況，希望天神能給民間的家庭帶來好運。如果撕早了還沒到過年，天神會以為這家出問題了；如果撕晚了，天神就來不及祝福了。 按照各地習俗的不同，貼春聯的時間也稍有差異。俗話說：「二十八，貼花花」，也有些地方的民謠里有「二十九，貼倒酉（意即貼春聯）」一說，春聯什麼的都在臘月二十八、二十九貼，但大多數還是照個人的時間安排來選擇貼的時間。 特別的春聯 在河北省山海關孟姜女廟前殿前面有一副非常有名的對聯：上聯是「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下聯為「浮雲長長長長長長長消」。讀法為：「海水朝cháo朝zhāo朝zhāo朝cháo朝zhāo朝cháo朝zhāo落」，即為「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浮雲長zhǎng長cháng長cháng長zhǎng長cháng長zhǎng長cháng消」，即為「浮雲漲，常常漲，常漲常消」。 在民間也有很多絕妙的對聯，比如「八仙聯」。上聯：「洞濱背劍清風客，湘子瑤池品玉簫，仙姑敬奉長生酒，彩和花籃獻蟠桃。」下聯：「拐李先生德道高，鍾離磐石把扇搖，國舅手執雲陽板，果老騎驢走趙橋。」
劉亭亭是王光美的第三個孩子，1951年生於北京。1954年，她隨父母一起移居中南海。 魯豫：你們家有幾個成員？ 劉亭亭：爸爸、媽媽、外婆、我們6個孩子。孩子們基本都住家裡。我爸爸一共有9個孩子。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大院內貼了一張大字報。題目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厄運開始了。先是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從國家第二號人物降至第八位。接著中南海的「造反派」時常進入劉家抄家、批鬥、侮辱、圍攻劉少奇夫婦，中南海再也不是劉亭亭的寧靜花園。 1967年1月6日，快到吃晚飯的時間，劉少奇家中的電話鈴聲突然響了。王光美接過電話，傳來急促的聲音：「是劉平平家嗎？你是劉平平的親屬嗎？劉平平剛才被汽車撞傷了，大腿骨折，正在我們醫院裡搶救，請你們馬上來！」 王光美打算馬上去醫院，王光美讓女兒劉亭亭和警衛班長騎自行車去醫院。兩人剛走，她又派兒子劉源也去醫院看看。過了一會兒，電話響了，是劉亭亭打來的，講話似乎很猶豫。劉亭亭說，姐姐是「粉碎性骨折」。這下子，王光美和劉少奇馬上心急如焚地往醫院趕。但是剛進醫院門，就發現上當了，他們被清華大學的「造反派」包圍了。情急之下，王光美當即迎上前大聲說：「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劉少奇還想看看情況，衛士會意，立即架著劉少奇離開了現場。 原來，這是清華大學「造反派」精心設計的圈套，假稱平平遇上車禍，引誘王光美上鉤。劉亭亭和劉源去了之後，也被他們扣為人質。他們逼迫亭亭給王光美打電話。不過，紅衛兵沒有想到，劉少奇也來了！警衛迅速報告上級，得到的答覆是：「劉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華。」這樣，王光美落到了紅衛兵手中，被連夜拉到清華大學審問、批鬥。劉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馬上給周恩來打電話。周恩來立即給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下了死命令：「無論如何，明晨5點之前，必須讓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魯豫：那時候每天大喇叭里都批判您家的人，到處都是有關您父母的漫畫。 劉亭亭：對，我們小孩還好一點，因為要回學校去批鬥，我妹妹就很慘，她才六七歲，走到街上有人拿石塊打她。 魯豫：您恐懼嗎，絕望嗎？ 劉亭亭：不是，沒那麼複雜，但是我不願意深談，這事讓人悲痛。那時候警察都處於戒嚴狀態，一有情況我們就要回學校。我爬過城門，也翻過房頂，我們如果在任何人家被他們發現，就會給人家造成很大的災難，因為我們太「黑」了。 魯豫：您媽媽被騙到清華批鬥那次是不是跟您有關？ 劉亭亭：對，那件事賴我，當時我還小，他們非逼著我給家裡打電話，逼著我騙父母說，我姐姐挨斗完了被汽車撞了。媽媽在電話里聽完，說周總理不允許我們出去。爸爸說，你不去我去，女兒是因為我挨斗被汽車撞了。我媽說，那我跟你一塊去。 他們剛一進門，劉源就喊，爸爸媽媽，他們騙你呢，他們要把媽媽騙到清華大學去批鬥。我媽一聽，就忽然把我爸往身後一擋，我爸一下就愣那兒了。我媽說，不是王光美的都走。然後使勁拉我們，最後等於是把我爸給架走了。我們回家後待在院子里，我和平平哭了。爸爸說，不怪你們，是我犯錯誤了讓你媽媽去作檢討，我一定想辦法把你媽媽接回來。後來可能我爸給周總理打了電話，第二天媽媽被送回來了。 那時我每天都哭著醒來 用清華大學紅衛兵的話說，如果沒有「江青同志支持」，他們怎麼敢戲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第二天，所謂「智擒王光美」的傳單，就從清華大學飛向四面八方，成為「爆炸性新聞」！ 3個月後，在江青的支持下，清華大學舉行了30萬人批鬥王光美大會。王光美在眾目睽睽下，被迫套上旗袍，戴著一長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項鏈！ 1967年4月6日，「造反派」衝進劉家，對劉少奇進行了第一次揪斗。第二天，劉少奇貼出答辯大字報，但幾小時後即被撕毀。此時劉少奇夫婦已對自己的命運作出了最壞的打算。7月18日，「造反派」把劉少奇和王光美揪到中南海的兩個食堂進行批鬥，同時進行抄家。鬥爭會後，劉少奇被押回前院（他的辦公室）王光美被押到後院。兩人被隔離看管。 8月5日，為慶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一周年，天安門廣場召開了百萬人批劉大會。與此同時，中南海內部也對他們夫婦倆進行長達兩小時的謾罵和扭打。劉亭亭清楚記得，挨打的時候，母親突然掙脫，緊緊抓住父親的手，互相對視，作生命中最後的訣別。 魯豫：您爸爸媽媽見最後一面是在甚麼時候？ 劉亭亭：是爸爸在中南海挨斗時，旁邊圍著許多群眾，我媽突然掙脫所有人，上去一把抓住我爸的手。然後，他們就開始挨打，鞋都打丟了，我媽和我爸就是不放手。打他們的人逼著我們小孩站在旁邊看，當時我們都在場，我佩服我媽，她關鍵時刻是一個很堅強的人。那次批鬥會之後，他們把我父母隔離了，我爸找不著我媽，腰一下就彎了。他們也不許我們跟他說話，還打他，打得我爸扶著窗檯走路。有時我爸出來吃飯，我們就假裝洗手和他說幾句話。 有一天，突然來輛大卡車，通知我、劉源和劉平平去學校，要把我們一小時內送回學校。當時我們特別想去看看爸爸，跟他告別。他們不讓我們去，全拉走了。第一個星期我被關在學校，第二個星期我哥哥姐姐偷偷來找我，我們一起回到中南海門口，不敢說想見父母，說要見我們的小妹妹。我們也想了其它辦法，比如寫信要我們的書啊字典甚麼的，都是希望爸爸媽媽在送出的東西里能給我們寫點甚麼。 沒多久他們就把我哥送到山西雁北插隊，他那時16歲。我姐姐被抓走的時候，我們正準備吃飯，她在洗衣服。忽然就來了幾個人，問哪個是劉平平？我姐說，我是。人家就把她帶走了。我們當時覺得突然，但也沒有想到是把她逮捕了。我姐轉頭跟我說，你幫我把衣服洗了。後來我們每天等她回來吃飯，擺著她的碗、她的筷子，她沒再回來。 魯豫：您那段時間哭得多嗎？ 劉亭亭：不是有意識地哭，很自然地，每天早上都是哭著醒的。可能那時候哭得多了，現在眼淚倒少了。人家問我怎麼活下來的，我說生活的目的很簡單，生活的目的就是surviving（繼續存在），活下來。 得知妻兒都被迫離家，爸爸幾乎崩潰 「文革」開始後，王光美曾問過劉少奇：「為甚麼我們都被描繪得那麼醜惡，簡直成了罪犯。1967年9月13日上午，王光美的3個子女被趕出中南海。下午，最小的女兒劉瀟瀟還不滿6歲，也和老保姆趙淑君一起被趕走。當天晚上，王光美正式被捕，關進北京秦城監獄，被定性為「美國特務」。 起初，劉少奇並不知道這突然發生的一切。他仍然佝僂著身子，手扶著走廊的窗檯，拖著打傷的腿，一步一步地蹭著，蹭到王光美被關押的後院牆根，想聽裡面的動靜。一天夜裡，「造反派」突然在劉少奇住的屋子裡連夜築起一堵高牆，不準劉少奇再步出房門半步。 得知妻子和孩子都已被迫離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後，劉少奇的精神近於崩潰。他有糖尿病，「造反派」卻故意停了他的葯，強迫他改變生活習慣，每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有時徹夜不眠。 劉少奇的手臂在戰爭年代受過傷，經過扭打，舊傷發作，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兩個小時；到飯廳吃飯，短短的30米距離竟要「走」上50分鐘，甚至兩個小時。前後跟著的看守戰士誰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後根本不能走了，只能由工作人員把飯打回來吃。年近七旬，他滿口只剩七顆殘存的牙齒，嚼不動窩頭、粗飯，又長期患有胃病，加上經常吃剩菜餿飯，常拉肚子，手顫抖得不聽使喚，飯送不到嘴裡，弄得滿臉滿身都是。病得太厲害了，大夫、護士也不敢給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開一陣批鬥會，醫生一邊檢查病情一邊大罵：「中國的赫魯曉夫！」有的用聽診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勁亂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樣。由於長期不活動，雙腿的肌肉漸漸萎縮，胳膊和腿因為常打針被扎爛了。護士記錄上寫著：「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 劉少奇的長子劉允斌在內蒙古卧軌自殺，長女劉愛琴被關在「牛棚」里遭毒打，次子劉允若在監獄裡患著脊椎結核，被折磨得死去活來。18歲的女兒劉平平被逮捕入獄，後來被驅逐到山東沿海的一個養馬場勞動改造。17歲的兒子劉源從監獄出來以後，報名參加上山下鄉。6歲的小女兒劉瀟瀟被保姆趙淑君撫養長大。劉亭亭中學畢業後，先是被分配到順義維尼綸廠，後調北京儀器儀錶廠，做了一名普通工人。 劉亭亭：當初我哥哥走了以後，甚麼師大女附中、上山下鄉、雲南內蒙的，我全都報名了。後來有同學損我說，你怎麼那麼進步啊。我說你不知道，我不是進步，我只是想在那個情況下做個農民是比較樸實的。雖然生活艱苦，我可能還活得過來。如果我去工廠的話，我一定會特別恐懼，因為我完全就是一個批鬥對象了。最後他們還是分配我去了工廠，因為我妹妹當時太小了。所以是因為我妹妹的原因，他們才把我分在北京郊區的工廠。工人們對我們是很好的，那時候的溫暖和幫助都是沒有條件的。 我爸對我媽說，你不能讓他們給你下結論，不行 直到1971年秋，林彪事件發生後，在「文革」中被第一批打倒的彭真獲准親屬探視。這給在工廠勞動的劉亭亭帶來一線曙光。她寫信給毛澤東，希望看到四年不見的父母。信由宋慶齡代轉。毛澤東批示的頭一句是「父親已死」，同意讓他們見母親。1972年8月18日，劉家的孩子在秦城監獄見到了4年未曾謀面的母親。 劉亭亭：他們通知我們去見媽媽，我們兄弟姐妹幾個只有我和瀟瀟在北京。我姐姐知道消息，就往回跑，人家抓她，從火車上給揪了下來，她掙扎了半天，最後被人打暈過去，沒回來成。劉源知道以後，抓了一把黃豆，往相反方向走，往南走了兩天一夜，因為往北走他怕有人抓他，最後才坐上火車回來的。 魯豫：在監獄裡見到媽媽甚麼樣子？ 劉亭亭：當時我媽和我印象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樣了。我們離開她的時候，覺得她高大、瀟洒、溫文爾雅。等我們再見她，她穿一件黑棉襖，背完全駝了，頭髮白了，反應還有點遲鈍。因為長時間都是她一個人待著。我們想著要忍著不能哭，但是最後要分開的時候，還是忍不住了。 魯豫：那時媽媽知道您爸爸去世了嗎？ 劉亭亭：她是我們到監獄去見她的前一天晚上知道的，跟我們基本上同時知道。 魯豫：她跟你們提起這個事了嗎？ 劉亭亭：沒，誰都沒提。 魯豫：後來您有沒有問過您媽媽，她一個人在監獄裡被關了12年，是甚麼力量支撐她一天一天地熬了下來？ 劉亭亭：我媽在監獄裡，條件好時屋子也只有6平方米。她在裡面打拳鍛練身體—身體彎著，像猴拳一樣，根本伸展不開。她還對著牆說話。人家說她有病。她說，我非常盼望他們能提審我，因為如果有人提審，至少還有人跟我講話，否則我覺得自己連講話的能力都沒有。我媽後來跟我講，在她還沒跟我爸分開的時候，她就攢了一些安眠藥，而且跟我爸示意過要不要吃安眠藥（結束生命）。我爸說，你不能讓他們給你下結論，不行。所以她後來再沒想過自殺，在監獄裡那麼難都沒想過自殺。她說，你爸爸說得對，我不能讓別人作結論，好像我就是一個壞人。她就靠這種信念一直活下來。 1969年10月17日，他（劉少奇）被轉移到開封。走前，護士用棉簽蘸上紫藥水，在一張報紙上寫了幾個大字：「中央決定把你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劉少奇轉過臉不看。護士又把報張紙拿到另一邊讓他看，他又把臉扭了過去。他的衛士長上前對著耳朵把紙上的字念了一遍，劉少奇閉著眼睛，一言不發。晚上，劉少奇赤著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擔架，被專機送往開封的一個特別監獄。由於著涼，肺炎發作，高燒、嘔吐，11月12日凌晨6點死亡。死時，全身赤裸發臭，嘴鼻變形，白髮有一尺多長。 與母親相見的當天，劉亭亭才知父親已死，這與劉少奇去世，相隔整整3年。此後，為壓抑痛苦，劉亭亭把所有精力用於學習。1978年，她順利通過高考，成為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學生。同年冬天，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文化大革命」被徹底否定，為劉少奇平反昭雪的呼聲開始高漲。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王光美離開了被囚禁12年的秦城監獄，重返人間。 1980年2月，劉少奇沉冤昭雪。劉家子女回憶父親的書中，有這樣一段樸素的文字：「我們這個幸福的家庭，再也不能團圓了。4位骨肉先後慘死，6個親人坐過監獄。在我們一家人的遭遇之上，是億萬人民的苦難。」 （文章有刪節）
2012年6月，上海國際電影節放映了膠片修復版的《武訓傳》。一部幾乎被人遺忘的片子，但是日本現代文學研究的教授、研究生特地從東京趕來，僅僅是為了看一場《武訓傳》。它在倉庫里被封存了整整60年。 記得2005年春天，為了拍攝《上海倫巴》，我們聯繫了北京國家電影資料館，希望看一下《武訓傳》了解趙丹（著名電影演員）的表演。沒有想到，50年後看這部片子，依然需要經過嚴格的申請程序，不僅要出示上影廠的證明，還需要打報告，說明看片的理由，然後等待領導批複。當領導的簽字下來時，攝製組卻因為經費短缺，不同意看膠片放映。我們只好花了500元人民幣，看了一場錄像帶版《武訓傳》。我們努力減少了看片人員，因為資料館只允許五個人觀看。 我們從上海飛到北京，早早在風中的資料館門口等待，那時候心裡有一份敬畏，是對孫瑜導演和趙丹、對中國老電影的敬畏，就像這批日本人，他們會從東京飛到上海一樣。 劇組的攝影師是台灣人，我們擋在他的面前，怕進入放映間時被人盤問。看一場錄像帶都變得那麼神經兮兮，看電影早就不再是一件簡單的「娛樂」，我們變得嚴肅起來，這種嚴肅讓我們都不自覺地進入了荒誕的境界，我們像是去參加一場垃圾的盛會，我們在荒誕中尋找新的意義，在垃圾里，拾掇最後的金子。 以至於今天，我都很難在無厘頭的電影里開懷大笑。我找不到笑點，因為過去一生的嚴肅，（不管是荒誕還是自覺的嚴肅）都讓我難以接受今天的商業電影，即使我喜歡好萊塢商業片，那也是像《洛城機密》、《老無所依》或者《熱力》那樣的影片。 他們在商業裡面，參照著嚴肅的思考，那些明星對於我，就像看見趙丹那樣，他們在每一格的膠片上，定格了人物的個性，傾注了自己全部的生命。 日本慶應大學的教授吉川龍生坐在咖啡館裡，茫然地看著我，用標準的普通話問我：「看完了《武訓傳》，我反而不能明白，為甚麼1951年，要展開那麼嚴肅的政治運動，就為了一部電影？裡面甚麼都沒有說啊。黃宗英演的教師，不是一直在批判封建主義嗎？」 我們面面相覷，無話可說。我也不明白髮生了甚麼，60年，變得如此遙遠。人們對那場運動避而不談，只是當修復以後的黑白片，在大銀幕上出現的時候，趙丹的表演、孫瑜導演的電影語言，讓你不敢相信，這是60年前的電影，那裡所有的表達，都超出今天電影人太多的追求。 可是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文章是經過毛澤東主席修改審定發表的。社論里指出：《武訓傳》承認或者容忍這種對武訓的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了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 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對「知識份子思想改造」的運動開始了。 一部電影變得難以解釋，那脆弱的膠片，剎那間像一個堅固的堡壘，被人民大眾團團包圍，開始發動一場戰爭。 我對吉川說：「我帶你去看看黃宗英老師，問問她，好嗎？」 「真的？」吉川的眼睛亮了，變得激動起來，立馬放下手上的咖啡，「是現在就去？」 「現在就去！」 「我能採訪她嗎？」 「當然可以！」 他已經不管不顧我還喝著咖啡，走向門外。外面正在下大雨，我們攔了一輛計程車，直奔華東醫院黃宗英的病房而去。 看見她的時候，像任何一次一樣，她正安靜地坐在病床的一角看書，我問她：「你不看電視嗎？」 她微笑著搖了搖頭。 「為甚麼每次見你，都在讀書啊？」 「我，希望生活得有質量。」 「你看了那麼多書，記得住嗎？」 「我已經不需要記住。」 宗英阿姨的話越來越少，她的回答直接又簡單，那簡單的片語突然變得有了哲學意義。我一時接不上她的話。吉川看見她的時候，也是半天不說話。吉川羞澀地告訴宗英阿姨：「我，我沒有想到，會見到您。我……我……我太激動了。」 我突然為吉川感動，他不是任何明星的粉絲，可是面對中國文化、中國老電影人，在了解到他們一生的磨難以後，他所產生的這份敬畏和尊重，正被我們自己一點一點腐蝕掉。 2012年的夏天，87歲的宗英阿姨說話已經非常緩慢，甚至有點吃力，但是她的腦子依然是清晰的。她說當年（1947年）是陽翰笙（著名劇作家）找到趙丹，告訴他中央電影公司把孫瑜導演從香港請回來拍攝《武訓傳》。孫瑜導演想請趙丹去演武訓。 陽翰笙讓趙丹獅子大開口，問中央電影公司要很高的酬金，並說已經跟攝製組的人打過招呼，讓他們拚命增加預算，把場景和製作費都提高，這樣可以消耗國民黨的拍攝經費，他們就不能拍戡亂片了。那時候，趙丹和黃宗英都是崑崙電影製片廠的人，他們不知道，其實崑崙一直是地下黨在領導，陽翰笙也是地下黨的人，他提出這些要求是接到了黨的命令。 「要了很多錢？」 宗英阿姨笑了，她點了點頭。 「好像要了十根金條，是大條子。」 我跟著點頭微笑，其實我也不懂甚麼是「大條子」，甚麼是「小條子」。 上影廠不知道有多少人還記得孫瑜導演，今天的電影界，又有多少人知道他？當我1982年走進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大門時，我從來不知道自己如此有幸，和這麼偉大的導演在一個單位。 孫瑜是中國最早從美國系統學會了電影技術和編劇的電影語言的第一人。屈指算一下，你會發現他培養的電影人材是可見一斑的：阮玲玉、金焰、王人美、黎莉莉、鄭君里、張瑞芳、劉瓊、陳燕燕、吳茵、白璐、王蓓、李偉、中叔皇等，他們都是因為孫瑜的培養，在銀幕上紅極一時。 孫瑜導演的學識，更是早有建樹。1923年他從清華大學文學系畢業，考取了公費赴美國留學，先在威斯康星大學研習文學戲劇，後來又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電影編劇和導演，在紐約攝影學院學習電影攝影、洗印和剪接。 抗戰以後，孫瑜導演是香港電影界的一面旗幟，他被譽為「詩人導演」。1947年回國後開始構思《武訓傳》，影片講述了清末歷史人物武訓拿自己做乞丐要飯得到的錢為窮孩子辦「義學」、讓天下窮孩子有書讀的故事。孫瑜導演親自編寫了劇本，這個本子讓趙丹感動得淚流滿面。 經過三年的艱苦拍攝，從國統區的「中制」到1949年以後的「崑崙」，在兩家投資公司的努力下，《武訓傳》終於在1950年底完成。1951年2月，影片在上海和南京公映，長達三個小時的影片，迎來的是熱烈的掌聲和票房。孫瑜導演帶著影片進京，他在南開中學讀書時的同學周恩來出席觀摩了影片，那裡同樣是讚譽遍地。 然而時隔三個月，創作者還在一種成就感的興奮中，卻被一場疾風暴雨打得昏頭轉向。 1951年5月20日，黃宗英突然看見了《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批判《武訓傳》是在「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 她驚呆了，連說：「不得了了，怎麼這樣了？」趙丹也看到了，說：「來頭不小。」黃宗英讓他別著急，然後兩個人就去上班了。 後來趙丹告訴她，他走上26路電車時，售票員跟他說，「儂沒進去啊？儂沒有進牢房啊？」趙丹說「沒事體。」 當時電影廠里氣氛比較緊張，也決定開批判會，大傢伙兒都學習這篇社論。對照安排，最後也寫了孫瑜和趙丹的大字報，按照社論的口徑批鬥起來。批判時就喊口號，喊「打倒《武訓傳》，打倒孫瑜，打倒趙丹」。 趙丹在小組裡寫檢查，亂抄報紙，沒過關，對方非要他寫一點嚴肅的檢查，他說我寫不出，我也想不通。 黃宗英也寫了，可是他們都想不通，因為從小就聽說「義丐」武訓辦學的故事，也有連環畫，有陶行知寫的「義丐武訓」，都覺得戲中的武訓是一個很值得學習的人。可社論很強烈，批武訓辦學是宣揚地主階級的思想，他本身就是一個大地主，大剝削者。 當時有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是江青領導的，專門跑到武訓的家鄉去調查，說他放印子錢（清朝時期的一種高利貸）。 黃宗英說：「放印子錢，當時沒有人認為是罪過。他討飯來的都是零錢，要把錢存積在那兒才能辦學，所以我想那是真的。但是等到要批判的時候，這個放印子錢就是剝削了。」 「那陽翰笙叫你們拍的，批判他了嗎？」 「沒有。」 「但這個事情是地下黨讓你們這麼做，是組織上讓你們拍的，為甚麼他們都沒事，卻要批判你們呢？」 「批判夏衍了。」 「那後來這個事情是怎麼漸漸地平復下來的？」 「事情沒有漸漸平復下來，所有電影廠的片子都下馬了，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辦好。好幾年沒有電影可以拍。電影廠只好想辦法拍一點兒甚麼維持下去。」 對於孫瑜導演和趙丹這些渴望拍攝「進步電影」的左翼人，真是晴天霹靂。那年頭，正是孫瑜導演黃金時代的開始，他身體還健壯，又積累了很多拍片經驗，正想趕著新時代的到來，徹底發揮一下。哪想到…… 這之後，孫瑜導演沉默了，沉默到我們進入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時候，都不知道他是誰，他又在何處。他不再拍電影，不再觸摸膠片。一直到1957年，孫瑜試水拍了《乘風破浪》（1957）和《魯班的傳說》（1958），之後，他以身體不好為由，辦理了退休手續。沒有任何宣言，就此退齣電影舞台。 時隔整整61年，我從宗英阿姨的表情上，依然讀到了「恐怖」。那時候，她還是一個剛過25歲的小年輕，懷著滿腔熱情迎接「新中國」，對未來充滿希望，她還不懂得甚麼叫「運動」，甚麼意味著「思想改造」。 在恐怖之後，沒有了創造力，也沒有了電影。1952年到1954年之間，中國電影產量，沒有超過20部…… 當年，那麼轟轟烈烈的運動，讓人覺得恐怖、不可理喻。可是有一天，《武訓傳》重見天日的時候，卻依然讓人覺得不可理喻：怎麼會安靜得沒有一點動靜？沒有宣傳，沒有大幅廣告，更沒有老一輩電影人出來說話。只有像黃宗英這樣的當事人，在聽說以後，才會意識到它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吉川教授來上海找我，連我都不知道影片已經做了修復版，可以公映了。只有黃宗英會非常在乎，她重複著地說道— 「這樣看來，這個影片算平反了！」 聽著她重複著說這句話，淚水控制不住湧上了眼眶。我不知道「平反」這個說法，如今的年輕一代是否了解？他們既然對當年的批判全然不知，「平反」本身也就失去了它全部的意義，變得非常荒謬了。膠片終於不是和影像結合在一起，膠片的背後有著太多的荒謬，問題的終結到底在哪裡？就像當年我不了解孫瑜導演那樣，今天我同樣不了解這背後的一切。 看著影片上的演職員表，那些我熟悉的名字，那些老演員、老美工和導演，都去世了。最讓我吃驚的是，作曲的名字竟然是—陸洪恩，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在文革中，他僅僅問了一句：到底是要貝多芬聽群眾的，還是群眾聽貝多芬的？為此江青說他是「中國文藝界的大災星，中國人民的大災星」，就把他槍斃了。 回家的路上，雨小了。我沿著華山路往常熟路方向走，腦子裡是趙丹出現在26路電車上的場景—售票員在問趙丹：「儂沒有進去啊？儂沒有進牢房啊？」趙丹還沒有說完「沒事體。」轉眼，站在那裡的是一個破衣爛衫的武訓，他用山東話對車上的乘客說：「打一拳給一個錢，隨便你們打。打一拳給一個錢，我要讓天下孩子讀書。」車裡的人嚇得往後退去，有人在叫：「把這個神經病趕下車去！」 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口號佔據了空間，而那脆弱的膠片在「神經病」身上墮落下來。我想得滿頭冒汗，我想，我應該把它拍成一個電影，讓宗英阿姨敘述，讓所有的恐懼有一次釋放。 膠片的背後還有這麼沉重的東西，我從來都沒有想到。一個《武訓傳》卻讓我突然意識到了膠片的本質，走進膠片那超現實的層面里；宗英阿姨已經老了，可是《武訓傳》裡面的黃宗英是定格的，60年過去了，她依然是25歲的黃宗英，她在那裡向小朋友們講述著武訓的故事，努力帶領他們走進歷史。可是當她自己成為歷史人物的時候，她卻在歷史的長河裡迷失了…… 武訓一生 武訓出生於1838年12月5日，是山東省堂邑縣（今屬冠縣）柳林鎮武庄人。家境貧苦，有兩個哥哥，四個姐姐，排行第七，人稱武七，後改名武訓。 武訓7歲時喪父，年輕時曾在母親的安排下，去館陶縣薛店的遠房姨夫張變徵家做長工，負責看果園、餵豬。但兩年後，開始以乞討為生。 從武訓21歲那年（清咸豐年間）起，武訓決定以行乞的方式集資興辦義學，目標是「使貧苦人家子弟無錢也能讀書，使他們讀了書不再被人欺」。在30多年的時間內，武訓乞討的足跡遍及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省。武訓在行乞過程中，為自己設計了一個奇特的造型以吸引人們的目光，也表演「拿大項」、「蠍子爬」的節目，或給人當馬騎，供人取樂，甚至吃糞便、磚瓦，以得到辦學的款項。 到武訓50歲時，他已經靠乞討所得的款項置買了230畝田地作為學田，積蓄3,800餘吊錢。於是他在堂邑縣柳林鎮東門外興辦起第一所義學—崇賢義塾，當年就招收了50多名學生，學費全免，辦學所需經費就從他置辦的學田中支出。 1890年，武訓在今屬臨清市的楊二庄興辦了第二所義學。1896年，武訓又在臨清建成了御史巷義塾（現臨清武訓實驗小學）。當年四月二十三日，武訓因積勞成疾去世，終年59歲，葬於堂邑崇賢義塾東側。 武訓的義舉在當時受到各界普遍高度的評價。山東巡撫張曜下令免徵學田錢糧和徭役，並捐銀洋200兩。光緒皇帝封武訓為「義學學正」，賞穿黃袍馬褂，又敕建「樂善好施」牌坊。 1930年代，在中國投身於普及教育運動的一批教育家，也將武訓作為運動的先導。如陶行知在他的《武訓頌》中這樣寫道：「朝朝暮暮，快快樂樂。一生到老，四處奔波。為了苦孩，甘為駱駝。與人有益，牛馬也做。公無靠背，朋友無多。未受教育，狀元蓋過。當眾跪求，頑石轉舵。不置家產，不娶老婆。為著一件大事來，興學，興學，興學。」 1950年，武訓的傳奇故事《武訓傳》搬上了銀幕。但在1951年，毛澤東發起對電影《武訓傳》的大規模批判，稱武訓及其故事所代表的實質上是地主階級的立場。文革期間，山東冠縣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武訓的墓，掘出其遺骨，抬去遊街，當眾批判後焚燒成灰。 2006年，武訓墓及祠堂被公布為山東省文物保護單位。
四八年奔赴延安，踏進那深不可測的歷史騙局，明白誤讀了那些動人的口號時，已付出整整一生的代價。四十年後生命深處的美好夢想終於被喚醒。 林牧先生離開這個世界已經五個多年頭了，最近才讀到他晚年留下的回憶錄《燭燼夢猶虛》，看到他對自己一生的反思，特別是對當年投奔延安的反思。 林牧在學生時代參加中國民主同盟，嚮往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和蘇聯式的經濟平等，與當時許多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一樣，他們對蘇聯很不了解，雖不贊成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名義下的一黨專政，卻誤以為蘇聯的公有制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經濟平等。他不贊成階級鬥爭特別是流血鬥爭，所以選擇加入民盟而不是共產黨，就是希望走第三條道路。 單純學生誤讀 毛澤東的漂亮口號 然而到了一九四八年，第三條道路也走不通了，他在一封信中說：「現在中國大勢，不歸於楊，必歸於墨，中間道路走不通了。楊子為我，不可取也；墨子兼愛，庶幾近之。」他天真地以為中共是講博愛的。在經歷九死一生、痛定思痛之後，到晚年才明白他們年輕時誤讀了中共，他將這些誤讀概括為三點： 一、當時他們以為毛澤東提出的「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反對一黨專政」、「反對黨化教育」、「保障人權」、「建立（多黨民主）聯合政府」、「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等主張都是有誠意的，既適用於國民黨，也適用於共產黨。 二、他們贊成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誤認為「人民民主」就是全民民主，誤認為「新民主主義」比「舊民主主義」好，有更多的人可以享受民主。 三、雖然他們知道「新民主主義」只是一個權宜之計，是要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但那畢竟是在遙遠的未來。何況他們也贊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只是不同意一黨專政、無產階級專政而已，他們當時認為中共與蘇共不同，自抗日戰爭以來中共一直強調民主與人權，連根據地都叫「抗日民主根據地」，各個根據地制定和頒布了保障人權的條例，所以他們天真地認為中共推行的社會主義可以避免一黨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 他在學生時代喜歡讀《大公報》、《觀察》周刊，與儲安平通過信，還到上海找過儲安平，托儲幫助找工作，他在思想上無疑更接近自由主義。而在一九四九年的前夜，像他那樣中間偏左、最後上了中共這條船的青年學生很多，可見毛澤東對外打出的那些旗號有多麼蠱惑人心。他們有理想、有熱情，天真爛漫，涉世不深，對國民黨的統治不滿，對共產黨的那一套同樣不喜歡。其實，當他們一踏進中共控制的土地，就隱約聞到了不太對勁的氣息，有不能適應的感覺，乃至很快遭遇冷酷的現實。 延安的黨化教育令人苦不堪言 一九四八年七月，他們一行二十人（以西安的大學生為主）投奔延安，他被分到延安大學宜川分校。黨化教育、思想彙報都令他們不快，有人就一再公開聲明：「我是來參加中共的民主統一戰線的，我是來反蔣的，我不接受中共的政治綱領，我不贊成中共的黨化教育。」有人公開反對彙報思想，說「國民黨特務才彙報思想呢」。不久，即發生了「宋紋演事件」，宋是他在西北工學院同級的同學，一個人辦了一個壁報，自編、自寫、自抄，表達對中共、對蘇聯的不同意見，很快就遭到批判，有人認為宋不僅思想反動，還可能是國民黨派遣的特務。理由包括： 宋的壁報在報頭上灑滿「小雪花」，就是要在紅色根據地建立一些白色據點；宋在自傳中說，中學時就反共，看到孫中山遺囑中「共同奮鬥」時，要在「共」字上扎一刀；宋在壁報上畫的地圖，畫了一個大箭頭，直指延安，目的是要再次進攻延安。 林牧不以為然，認為特務會隱瞞，會偽裝，更不可能在自傳里寫上中學時見了「共」字也要扎一刀，關於「小雪花」和「箭頭」也可以說他的壁報和觀點在邊區只是小小的雪花，「箭頭」可能是說他的目的地是延安。這些問題使他的革命熱情減退了，他想起了離開西安前同學的一句臨別贈言：「這邊政治環境惡劣，那邊也不一定理想。」 晚年反思，他說自己學生時代本來不是共產黨員和外圍組織的成員，而是接受民盟的自由、民主綱領並參加其活動的民主青年。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蔣介石解散民盟，這條路走不下去了，非共產黨的民主青年一樣要受到「特別刑事法庭」的審判，才把他們驅趕到共產黨這邊來。「到了延安，參加了共產黨，雖然主觀上下決心要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要追求當時認為無比崇高的純而又純的無產階級黨性，但是黨性與良心、專政與民主、階級鬥爭與人道主義經常處於矛盾鬥爭之中，苦不堪言！」 從一次次殘酷的厄運中活下來 初到延安，他們身上還保留著獨立思考的習慣，隨著時間，慢慢地要這些習慣被抹平了。儘管延安的政治生活、組織紀律常常讓他難以適應，乃至「苦不堪言」，他卻沒有產生過脫離的念頭，說到底還是因為沒有退路了，本來就是不滿國民黨而出走的，回到國民黨那邊去，也是掛了號，不現實，何況當時國民黨大勢已去，人心不定。即便有多麼不適應，內心深處有多少掙扎，也只能順著這條路走下去，這就是包括林牧在內的那些青年的命運。 他們多數人的經歷都證明這是一條通向煉獄之路，也是整個民族通往煉獄的路，卻宿命般的無法避免，千千萬萬的個體生命浮沉其中，或九死一生，或萬劫不復。今天，我們看到了結果，看到了六十多年來一點點展開的這個過程，何等殘酷，何等無奈。血肉之軀被冷酷無情的機器碾成粉末，連每一滴血都被榨乾了，叫喊無地，四顧茫然。如果說他們年輕時所處的國民黨時代是一個可以流血的時代，那麼之後進入的是一個欲流血而不得的時代，這是古往今來未曾遇到過的。 「燭燼夢猶虛」，林牧先生的回憶錄以他一九八九年逃亡之時的這句詩為書名，實在貼切，凄涼、悲愴而又意味深長，人間的理想主義遭遇如此的嘲弄，燃燼生命的蠟燭，也訴說不盡其中的悲歡離合、恩怨情仇。暮年回首，他並不諱言自己挨整也曾整人，他自述「大躍進」時期是他「一生思想最荒謬、做錯事最多的」。「在平時是雙重人格，在『反右派』、『反右傾』等癥狀運動中，良心、民主、人道主義就會情不自禁地露出頭來，說出口來。」穿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層層疊疊、一浪接一浪的政治運動，一次次的厄運纏身，批判、監禁、自殺……林牧活下來了。 一九四八年他奔赴延安，踏進那個深不可測的歷史騙局中，最終明白誤讀了中共那些表面的宣傳，誤讀了那些動人的口號，為此付出了整整一生的代價。那些潛伏在他生命深處的美好夢想終於被喚醒，一九八九年以後他重新走上漫長的告別之路，告別這個「中國有史以來極端性、嚴密性、殘酷性達到登峰造極地步的專制主義制度」，《燭燼夢猶虛》就是他留下的血淚交錯的紀錄。 林牧簡歷： 林牧於1927年10月18日出生，浙江義烏人，1946年入讀西北工業大學電機系，在校期間參加中國民主聯盟，1948年加入中共，1953年任西北行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副處長，1960年，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出任陝西省省委書記時，林牧出任中共陝西省委副秘書長，擔任胡耀邦的政治秘書兼助手。 1965年1月，文革初期，林牧協助參與胡耀邦在陝西發起的「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寬政策搞活經濟」等「改革」。結果慘遭失敗，受到長達12年的政治迫害。期間兩度入獄、兩次被開除中共黨籍並被判處八年半勞改。 四人幫倒台後，於1978年11月獲得平反。先後出任中共陝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委副秘書長、國務院科技幹部管理局長、中共西北大學黨委書記。 林牧早年在中共黨內仕途平步青雲，深得信任，晚年成為中國著名的自由知識份子，異見人士。大肆抨擊中國共產黨。 1989年，林牧因公開支持並參與由胡耀邦逝世而引發的學生運動，在六四事件後被開除黨籍與所有職務。 1995年，林牧被推選為「中國人權」國內理事，同年與45名著名科學家和學者發起「呼籲寬容」建議書以及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要求釋放異見人士。結果在該年5月，被非法拘留三天，並不斷遭到騷擾與打壓。 1998年至2004年，林牧被推選任「中國人權」榮譽理事。晚年一直居於西安，撰寫了一本回憶錄《燭燼夢猶虛》，同時在境內外發表思想、言論、紀實、雜文與詩詞約50萬字，所主編的《中國風俗》叢書凡30卷，先後在西安、台北出版。 2005年1月18日至31日又因趙紫陽逝世，林牧曾被公安人員非法拘留。 2006年10月15日下午1時於家中突然逝世。 什麼是六四？（作者：林牧） 「六四」是甚麼？ 是試金石和陰陽界； 真在這邊，假在那邊； 善在這邊，惡在那邊； 功在這邊，罪在那邊； 人在這邊，鬼在那邊。 「六四」是甚麼？ 是驚天雷和警世鐘； 它驚醒了半個世界、一個世紀的狂想， 它打破了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迷夢，它促使人們從真理壟斷、權力壟斷、武力壟斷和經濟壟斷下開始新的思考和選擇！ 「六四」是甚麼？ 是一筆血債； 他們不僅欠下了千萬個直接死難者的血債，也欠下了全民族、全人類的血債！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不論君主國家、民主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論古代、近代還是現代—這都是亘古不變的鐵則！ 「六四」是甚麼？ 對於中國現在和未來的執政者來說，它又是一筆豐厚的政治資源，誰善於運用這一筆資源，並對其作出正確的評價和處理，誰就能得到中國人民的歡迎和國際社會的讚譽，甚至成為名垂青史的偉人—即就是那些對人民犯過罪的人，也可以立功自贖，獲得新生！ 中共領導班子的新舊交替就要進行了， 億萬公民大睜著雙眼在密切的注視著你們，無數死難者的英靈也在大睜著雙眼—密切的注視著你們！ 是從善還是怙惡， 是順民心還是逆民心， 請善於作出抉擇， 請早日作出抉擇！！！ 選自《北京之春2002年9月號》
記不得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讀到過這麼一句「人血不是胭脂」。 因為年輕，因為愚鈍，記得這六個字不是因為震撼，只是覺得比喻特別，還有點好玩。「人血」和「胭脂」除了顏色都是紅的，兩者實在沒有什麼可比性。隨著歲月和閱歷，漸漸悟出這句話也許想說血腥和暴力不美，不是審美對象，是不可以拿來欣賞的。而當我從網上讀到署名鐵流的《一千個北大荒人的名字，一千條才華崢嶸的生命》時，我好象一下子明白了這句話的全部含義。 這份近千人的的名單全部有編號順序。因為長，佔了很多頁碼，讀一遍要花很長時間。當我用電腦滑鼠器從頭到尾從上到下拉一遍時，忽然產生一種異樣的感覺，一種渾身發冷的感覺。這多麼象一個外科醫生開刀時，那把手術刀輕輕地，慢慢地，從一個人的背後，從頭頂天靈蓋開始，一直划到腳底跟，血滲出來了，濺出來了，戴著大口罩的醫生眼都沒眨一下；看得見骨頭、血管、筋脈、內髒了，醫生依然不為所動，依然有條不紊…… 作者鐵流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去北京潘家園淘古搜舊時，發現了這份一千個北大荒右派受難者的名單。擁有者也許想把名單當古董賣，鐵流勢在必得這份名單不僅僅因為自己也是右派（當年共青團中央的三大右派之一），而是它具有的重大史料價值。幾經交涉，鐵流最終獲得。 這是一份１９５８年中央國家機關２５部５院５委５托１行１局和軍委五總部等單位將右派送往北大荒８５０農場勞動改造的右派份子名單。 名單不知何人何時何地整理。許多人有職業，職稱，級別，但無性別；有的有出生年份出生地點，多數沒有；一般的只有寥寥幾字，多也不過幾行；已故者多有死亡原因，個別有名的還有簡單介紹；有一些看不明白，如右四、右五、右六……不過，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一千人全是知識分子。 但不管文字多麼短多麼少，這份名單中的每一個號碼，每一個名字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們被打成右派後在北大荒度過的日子，大多是他們一生中的青春年華，黃金歲月。茫茫荒原，漫漫長夜，勞動，改造，飢餓，寒冷，疾病，死亡。一肚墨水無人識，滿腔冤屈何處訴？名單中有鐵流認識並賞識的名人如高汾（《大公報》名記者）、戴煌（著《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經歷》）、殷毅（著《回首殘陽已含山》）、吳永良（著《雨雪霏霏》）等，鐵流提到這些為８５０留下文字的知識分子時感慨萬千：「文如人，字似血，一文一字都在呼喚中國的民主自由。真是，北國風冷，陳屍未腐，呻吟仍在，鐵鉗鎖喉，問神州大地，何處是春天？一千條生命，一千個花蕾，記錄著歷史的災難。」 名人畢竟是少數，名單上大部分是不怎麼有名的，或者說８５０使他們很難再有成名的可能。因版面有限，我先在不怎麼有名的的名單中挑出幾十個非正常死亡的，又在這幾十人里篩選出三個死難瞑目的： ６３３郭冠軍，１９３１年生於河北東鹿縣，副科長２０級。１９６０年１２ 月在８５０一分場聽到自己摘帽子的消息，欣喜若狂，他和大家一一告別，還把有紀念意義的物品悉數揀出，送給夥伴們留念。當夜，他由於極度興奮引發心力衰竭而死去。 ７１６楊泰泉，１９２５年生於四川大竹縣，三部科員，中尉，副連級。在雲山畜牧場勞動，挨餓浮腫而死，從來不說話。 ８１１趙應謙，１９２８年生於陝西紫陽，中央警衛師，中尉宣傳助理員，離開８５０到東方紅林業局工作。在全國恢復高考時，他在陝西的女兒高考分數優異，只因父親是右派政審不合格而未被錄取，接到女兒來信，他愧疚自縊而死亡。 這三人死在不同的時段：楊泰泉餓死在當右派時，特點是從來不說話：郭冠軍死在摘去右派帽子的當夜，特點是極度興奮；趙應謙已經逃過了難關，已經快要忘記自己是右派了，最後還是死在這頂帽檐下，他給我的震撼是「愧疚自縊而死」。 誰應該為這樣的悲劇愧疚？親手發動者沒有愧疚，積极參与者沒有愧疚，盲目捲入者沒有愧疚，首當其害者倒愧疚起來，還連累女兒，最後自己結束生命。這可真是天地顛倒，是非混淆呵！ 在記錄者看來，８５０就是一個代號，不需要再作解釋說明。我想，如果更多的人給予８５０更多的關注，有一天８５０也許會和作家楊顯惠筆下的「夾邊溝」一樣出名，和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一樣留在共產主義的辭典中。 說什麼「過去的就讓它過去」，說什麼「悲劇不會再重演」，說什麼「不提這些有利於安定團結」……那個年代的中國人都會說都會背的那句「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今天怎麼都不說了？ １９５７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反右」運動已經整整五十年了。人們習慣於把若干年放在歷史的長河中，然後說這只是短暫的一瞬。但，對於一代人來說，五十年無論如何不是一個可以忽視的時間長度。而對於北大荒８５０農場的這一千名右派來說，他們的內心深處會忘記嗎！ 作為個體的人，８５０那些右派苦難遭遇中的每一下飢餓引起的痙攣，每一晚惡夢過後的餘悸，每一次審訊帶來的恐懼，每一種歧視造成的折磨，都不應當被忽略，更不用說那些帶體溫的人血和鮮活的生命。 「人血不是胭脂」，此時此地我覺得我讀懂了這六個字。 2007年5月
對江澤民來說，釋放魏京生是取悅於美國的一個捷徑。反正最恨魏京生的鄧小平已經死了，放了魏不會得罪任何人，反而會被柯林頓認為江給了他一個面子。 據《江澤民其人》一書揭秘，1997年系中共高層政壇上非常重要的一年。這一年魏京生結束了18年的牢獄生活，被江澤民從囚室直接送上飛往美國的班機，開始了流放生活。 第二次訪美 1997年7月8日，北約正式決定接納原華約成員國。前共產黨國家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約。自由社會繼續向東方推進。 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澤民開始了對美國的第二次訪問。在出訪前，江十分擔心美國對中國的人權批評。在江上台後，政治體制改革停止，人權持續惡化，異見人士被大量投入監獄，民主的氛圍比起「六四」以前大幅度倒退。為了平息美國的指責，江澤民耍了個花招兒，在出發的前一天，批准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承認「人類大家庭中所有成員的與生俱來的尊嚴、平等和其他不能剝奪的權利」，同時新華社罕有地承認「在社會生活中仍存在著違反人權的現象。」 如果有人以此認為江澤民打算尊重人權，那就大錯特錯了。既然江連憲法中規定的信仰自由和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都隨意踐踏，一個國際公約又怎麼能捆住這個獨裁者的手腳？江澤民在美國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就直接否定了新華社的報導。他在接受公共廣播公司《新聞時間》節目記者吉姆‧萊勒的訪問時說：「中國在人權領域沒有甚麼不當之處。」 江澤民在為期一周的訪問中處處突顯他的獨裁本性。當時在白宮附近的Lafayette公園有兩千多名示威者抗議江澤民來訪，這其中包括民主人士、西藏人、內蒙古人、台灣人、工會領導人、反童工者、環境保護主義者等等，他們指責中共「侵害人權」。江澤民故作有風度地說：「我沉浸在美國人民的友好氣氛中，但有時會有一些雜音傳入耳朵里……我也注意到在美國可以表達不同的觀點……在我這次訪問中我切身體會到這一點。」 江澤民將抗議說成雜音，說明他從來不曾認真了解民眾為甚麼抗議，也不在意他們說甚麼。江澤民也決不允許在國內出現對他的抗議，以至於他對「表達不同觀點」都需要到美國來才能有「切身體會」。 他到波士頓哈佛大學演講的時候再次展現其獨裁者的真實面目。當一位《新聞周刊》的記者問江澤民對於演講大廳外的抗議之聲做何反應時，江澤民說：「儘管我在台上發表講話，我仍然聽到從外面傳來的揚聲器的聲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比他們的聲音還要大！」除了霸道獨裁，江澤民沒有一絲關心百姓呼聲的誠意。 與江澤民態度形成鮮明對比的，大概是柯林頓1998年訪華時在北大的回答了。當時一位學生問柯林頓：「江澤民主席作為客人訪問哈佛大學時，竟然遭遇示威抗議，今天您在這裡做客，如果也允許向您示威抗議，您會做何感想呢？」柯林頓回答說：「我會與示威者見面，聽取意見，實際上我常常遭到人民的抗議。」 柯林頓不用作戲，在這簡單的一問一答中，人們可以清晰看到民眾與最高權力者在專制體制和自由社會下所體現出來的截然不同的心態和思維。 人質外交 江澤民回國後，做了一個討好柯林頓的舉動——釋放民主人士魏京生。 魏京生因為在西單民主牆發表了批評鄧小平的文章《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警告鄧會成為一個獨裁者，結果被捕入獄，1979年被控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直到1993年被第一次釋放。 1994年美國助理國務卿夏塔克先生訪華，在與中共談判之前，主動約見了魏京生先生，徵詢他對時局的看法。 北京在1993年提前釋放魏京生本來是為了爭取申辦2000年奧運會，塑造一個民主開明的國際形象。如今夏塔克約見魏京生，讓江澤民妒忌心驟起，江大發雷霆，很快將魏第二次逮捕，並處以14年重刑。北京申奧最後因為北韓反目而以一票之差功虧一簣。 美國知道魏的遭遇與那次會見有關，因此對魏懷有歉意和道義上的責任，在隨後與北京打交道時，美方屢屢要求釋放魏京生。1997年的這次克江會談更是如此。 對江澤民來說，釋放魏京生是取悅於美國的一個捷徑。反正最恨魏京生的鄧小平已經死了，放了魏不會得罪任何人，反而會被柯林頓認為江給了他一個面子。 1997年11月，魏京生結束了18年的牢獄生活，從囚室被直接送上飛往美國的班機，開始了流放生活。 但不管怎樣，外國人多少上了些當，以為江是個開明的人。自此以後，江澤民對無恥綁架中國人的「人質外交」更加樂此不疲。1998年，天安門學運領袖王丹即是以「保外就醫」的名義被流放到美國。 但在江澤民的監獄裡，政治犯的數量並沒有因為釋放了一些著名人物而減少。恰恰相反，人數不斷上升，美國提交給中共的要求釋放的政治犯名單越來越長。每到中共在國際上謀求某種利益時，就會釋放幾個中國人以示開明，但隨即就會抓起更多的中國人作為和西方社會談判的籌碼。 這種熱衷於把自己人抓起來當人質要挾其他國家的做法，江澤民算是中共第一個。不許中國百姓有言論自由，對敢言的中國人實施流放海外的迫害，中共不僅不反省自躬、引以為恥，反而以此來標榜中共治下的人權，顯示獨裁者的「開明」，欺騙取悅自由社會，這也是當代中國的怪現象了。 （來源：網文） 魏京生簡歷 魏京生於1950年5月20日，生於中國北京的一個幹部家庭，祖籍安徽金寨，父母為中共官員，其父魏梓林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任職。他是長子，下有一弟二妹。 1966年中「文革」爆發時，魏京生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初中三年級應屆畢業生，參加了人大附中紅衛兵，從屬「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曾到各地串聯。 1968年，在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被取締以後，魏京生被父母送往老家安徽省金寨縣務農，196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73年服役期滿退伍回到北京，被分配在北京動物園當電工。 1978年11月，北京一些人在西單貼大字報，宣揚民主自由人權，後來被稱為「民主牆運動」，魏京生是其中重要一員。當年12月5日，魏京生貼出著名的《第五個現代化》大字報。 大字報中寫道：「甚麼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按他們自己的意願選擇為他們辦事的代理人，按照他們的意願和利益去辦事，這才談得上民主，並且他們必須有權力隨時撤換這些代理人，以避免這些代理人以他們的名義欺壓人民。」 「我們不要作獨裁統治者擴張野心的現代化工具，我們要人民生活得現代化，人民的民主、自由與幸福，是我們實現現代化的唯一目的。」 「民主反對專制的鬥爭取得勝利必然給社會的發展帶來最優條件和最大的速度，關於這一點，美國的歷史就是一個最鮮明、最有力的證據。」 1979年1月，魏京生還與楊光、路林和劉京生等人創辦了《探索》雜誌，他任主編，發表了一系列文章。 當月，當局開始對抓捕民主人士，鎮壓「民主牆運動」。 1979年3月25日，魏京生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提醒人民必須警惕鄧小平蛻化為獨裁者，他說： 「任何政治領導人作為個人都不應獲得人民的無條件信任。假如他實行的是對人民有利的政策，他領導人民走的是通向和平繁榮的道路，我們就應當信任他，我們信任的是他的政策和他要走的道路。假如他實行的是損害人民利益的政策，他要走的是獨裁和反人民的道路，人民就應當反對他。」 二天後，魏京生被逮捕，罪名是「泄露國家機密」，組織「反革命活動」， 四天後，北京當局發布《通告》禁止了一切與反對獨裁，宣揚民主自由有關的言論與活動。 同年10月6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判，魏京生在法庭上做了有力的自我辯護。 魏京生的自辯詞被參加旁聽的朋友劉青錄音後轉成文字發表，之後也因此被捕。 1979年10月16日，法庭以「反革命」罪判處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 魏京生在五年的單獨監禁後，被先後轉到唐山監獄和青海勞改農場。 1993年，在強大的國際輿論壓力下，魏京生於9月14日獲假釋出獄，但次年11月21日被再次逮捕，12月13日，北京當局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判處魏京生有期徒刑十四年。 之後，在美國總統柯林頓的干旋下，1997年11月16日魏京生以健康原因獲釋，結束十八年囚禁，並被直接流放至美國。 1998年，魏京生被推舉為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 同年獲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民主獎」。 魏京生多年來獲得多種國際獎項，包括：美國舊金山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首屆「傑出民主人士獎」（1986）、瑞典「奧洛夫‧帕爾梅紀念獎」（Olof Palmepriset, 1994 ）、美國「羅伯特‧甘迺迪人權獎」（Robert F. Kennedy Human Rights Award, 1994）、歐洲議會「薩哈羅夫思想自由獎」（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 1996）、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民主獎」（NED democracy award, 1998）、美國西部筆會「自由寫作獎」（Freedom to Write Award, 1998）等。 （來源：綜合於網路） 屠城後魏京生寫給鄧小平的信 編者按：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人民解放軍對手無寸鐵的民主示威者開火。魏京生對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北京大屠殺感到憤怒，在下面這封信中，他譴責鄧小平導演了一出軍事政變。 給鄧小平獻上中下三策 成功地用一場軍事政變對付了一幫手無寸鐵又沒甚麼政治經驗的學生和市民之後，感覺如何？如果我從電視上的短暫鏡頭中得到的印象不錯的話，你還沒有像李鵬那樣輕鬆得意，滿面春風。你的頭腦比我原來估計的要清醒一些，還沒糊塗到得意忘形的地步，還能理解發動這場流血政變在政治上付出的沉重代價。這倒還符合一個老政治家的身分，沒叫人過分失望，但也僅僅是這一點而已，其他一切幾乎都只能說是一塌糊塗。 軍事政變這名聲不大好聽吧？連袁世凱、段祺瑞之流也難以忍受如此穢名。據說他們孫子輩的後裔至今還企圖為他們洗刷，但也只能是徒勞無益的企圖罷了。都七老八十的人了，誰願意掙這麼一份「財富」留給後人，誰願意給自己的口碑添上這麼一章敗筆呢？然而這種名聲只能是自己給自己製造，還沒有甚麼人能給別人造這種好名聲的，只除了你的助手們之外。我早看出你是干這種蠢事的傻瓜；正如你早看出我是那種會頑固到底並引頸受戮的傻瓜一樣，咱們彼此的相知，恐怕超出所有人的想像之外。只不過咱們屬於那種彼此厭惡的知己，這也超出了人們的想像。真是樹林子大了甚麼鳥都有，居然有咱們這樣一對鳥，夠第九大奇蹟了。 記得幾年前我就對你說過，你這個人小肚雞腸，缺乏氣度。所以你喪失了一次極好的機會，不但沒能使自己和人民站在一起；反而迫使自己先是騎虎難下，繼而不得不走回頭路，最終不僅毀了自己的名聲，而且毀了自己親手開創的事業，成為歷史的笑柄。這種趨勢，已經難以挽回了，因為你已經用士兵和學生們的鮮血為倒退的勢力開出了路，如果你再不讓倒退，他們會連你也一腳踢開，師傅已經引進了門，修行只要靠個人就行了，要你這個師傅還有甚麼必要呢？話又說回來，政治家並非人人能幹，獨裁者只要是個喘氣的都能行，本來也無所謂姓鄧還是姓其他甚麼。專吃獨裁者的蠹幫們最喜歡的是聽話的皇帝，並不在乎他是誰。皇帝一旦脫離了他的人民，就成了蠹幫手裡的玩物，連隋煬帝、唐玄宗那樣的才具也不例外。這種情形對於我的歷史學研究，倒是個很有趣、很有潛力的課題。其實孔老夫子早就看透了這種把戲，但他「述而不作」，所以只是告誡當權者們說：要「近君子、遠小人」。遺憾的是人們看不透這其中的玄機，所以才一次又一次地重複同樣的悲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嗚呼！ 不過以你新勝（！？）之後的感情加之蠹幫們的鼓噪，你可能看不出問題，還要到幾年以後才能看得見倒退從現在就已經開始了。但那恐怕就是馬後炮了，連最後的機會也沒有了。為今之計有上、中、下三策，寫在這兒供老知己參考，也算立此存照，將來咱們都死了也算對歷史有個交代，別讓後人罵我在國家危難之時隔岸觀火、幸災樂禍。那樣就既對不起養育我們的人民；也對不起教導我們的父母師長；還對不起如此看得起我的老知己了。我有今天，老知己的確功不可沒，這句話你從正反兩個方面理解都正確，看你怎麼方便了。 上策曰：上屋抽梯，破釜沉舟，促進民主，保障自由。 戒煙戒酒尚且不易，戒毒更難。所以要按上策行事，除你自己有破釜沉舟的決心之外，還需要有能幫你上屋抽梯的助手。幫你斷絕退回六零年代的退路，逼你背水一戰，才有勝利的可能。據我這個窮鄉僻壤上的陋民管窺蠡測，胡耀邦死後，敢在大是大非面前辭職的趙紫陽倒有可能成為你的這個助手。無論如何也比迷迷糊糊說了不算、算了不說的李鵬強。 中策曰：瞞天過海，李代桃僵，民主緩進，經濟停滯。 如果你不願上屋抽梯大踏步改革和加快推進民主化，就只能拉出一個替罪羊，將人們的注意力引開，使人們把積怨發到他身上。而你自己則瞞天過海繼續你的「改革」事業，同時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制止倒退。 中策的效果雖然註定不佳，但也不失為維護團結又避免倒退的一種策略。只是李兄要吃些苦頭了。因為趙紫陽同志已用辭職表示了與血腥政變無關，最適合替罪的肥羊就只剩李兄了。這正是我笑他傻的原因，假如你不傻的話。 下策曰：不識時務，優柔寡斷，剛愎自用，全國大亂。 按現在新聞媒介所傳達出的綜合信息看，你很可能像當年的江青一樣剛愎自用，一意孤行，並為此而堅持把煤球說成白的，元宵說成黑的。 孔夫子說要「克己復禮」，才能「天下歸仁」。你現在是既不能剋制私慾私憤「克己」；用坦克機槍屠殺群眾追捕學生也談不上甚麼「仁義」；軍隊一進城就翻臉，更沒有信用。把自己的歹徒製造的顛倒黑白的謠言和人們違心的假話當作真的，這是不智；仁義禮智信一樣也不佔，天時地利人和一種也沒有，你往後的政治能是甚麼政治呢？由於你刻意製造，天下只能歸於大亂。 你用軍隊干預政治屠殺百姓是有理的，別人也同樣有理；你可以事後編造些理由就算合法，別人也會這麼干：你會把自己炮製的所謂法制玩弄於股掌之中，別人也同樣會。搞這種名堂不需要甚麼學問，是個喘氣兒用兩條腿走路的都幹得來。到那時怎麼辦？你的權勢大，你活著時能鎮住，慈禧比你權勢還大，可你們總還得死吧！你已經開了用軍隊解決政治問題的先例，你死了以後有哪個黨政官員靠嘴和筆能抵擋住坦克機槍大炮？俗話說：秀才遇見兵，有理也說不清。你讓今後中國的首腦們如何管理國家？如何對付這幫吃人民飯用人民買的槍殺人民的所謂「子弟兵」。你將帶給中國的災難甚至超過袁世凱和慈禧。如果你不採取上、中兩策，也就不可能糾正這個惡例，上述一切就將是不可避免的。 我覺得你看上去還清醒，所以願和你說這些。只希望我沒看錯。 —魏京生八九年六月十五日寫於青海塘格木農場
我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一邊從事戲曲研究，一方面為文學而準備。寫的第一篇文章是「憶羅隆基」。寫畢，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給丈夫（馬克郁）審讀。他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專攻戲曲小說。就文學言，他是內行，我是外行。 我塞給他一支削好的中華牌鉛筆，在耳邊細語，道：「你看到有甚麼段落或句子寫得還算好的話，就請在旁邊給我畫個圈圈，以資鼓勵嘛！」他笑笑。一笑之間，我們的關係頓時從夫妻轉變為師生。 近三萬字的篇幅，他坐著，我站著。他一頁一頁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挨。只見老公手裡的筆一動不動，我心裡涼了半截。看到最後一頁的最後一段，他畫了一連串的圈圈。我知道：這是專為「以資鼓勵」才畫的。瞅著這最後的圓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讓我坐下，嚴肅地對我說：「小愚，你有豐富的經歷和記憶。平時聊天，聽你形容個人兒或說件事兒，都活靈活現的，可到了紙上，你怎麼就乾巴啦……」說話的口氣，像訓孫子一樣。 「你知道自己缺少甚麼嗎？」 「缺少語彙唄！」 我說。 「不是缺少語彙，是缺乏文學訓練。」 哦，原來我缺的是文學訓練！於是乎，我開始了馬拉松式的訓練。每天讀古詩古文古小說，又翻閱當代讀物。為此訂了許多期刊，包括《小說選刊》，《小說月報》。自認為比較好的作品，讀後還拿給老公鑒定。他有時像法官一樣，盯著我問：「你說說，這東西好在哪兒？」 一聽這口氣，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幾年下來，也還真閱讀了一些當下作家的文學作品，特別是中篇小說。其中一個中篇，看得我興奮不已，忙打聽這個叫「胡發雲」的作者是誰？書中描述的費普，是個民國時期的遺老遺少，從1949年起，他的日子從英租界移到了紅旗下。由少到老，一輩子都在努力改造舊思想，努力適應新環境。結果呢？家庭、職業、身份、地位、財產等等，身邊的一切都變了，可就是那份兒遺傳下來的精神狀態無法改變。正是這個文化的頑固性，讓費普歷盡坎坷，也讓我讀得熱淚滾滾。我自掏腰包複印了許多份這篇小說，送給那些自幼家境甚好，就讀於教會學校並精通合唱的女友們。她們也是一樣的感受。只要我們湊在一起，就要說那篇「合唱」。 一晃多少年過去。 我與胡發雲先生會面了。我喪夫數載，他喪妻也近兩年。 中年是最灰色的，如悠長的冬日，似飄落的雪花。胡先生比我堅強，他很快給亡妻寫了長長的悼文，以寄託濃濃的哀思。悼文是用「伊妹兒」傳過來的。我邊讀邊哭，字裡行間我聽到他的心碎聲。文中一段給病重妻子洗澡的細節，深深震動了我— 妻子說想洗個澡。胡先生跑了大半個武漢市，買來一個橢圓型的輕巧小浴缸，剛好可以放在病房裡。他灌滿熱水，把妻子抱起來放進小浴缸，先用毛巾把鎖骨處的輸液介面裹嚴實，再一處一處給她輕輕擦洗。妻子自嘲一句：「我變得這麼難看了。」胡先生笑著說：「我覺得不難看，那就是不難看。」然後又背誦了法國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撼天動地的話——「與你年輕時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容顏」。洗完後，他用了幾乎整整一瓶護膚霜給妻子全身上下輕輕塗抹了一遍，肌膚立時就滋潤鮮亮起來…… 寫到這裡，胡發雲感嘆道：「五十一年的生命。三十年的相識。二十六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種下的花兒，眼見了一個女人一生的美。這種美，只有種花人自己才真正看見的……哪怕凋萎，也看得見其中綿延不絕的風韻。就像家裡那幾束早已老去的山菊花和勿忘我。」這篇悼文，讓我看到一種以生命的執著去完成宿命式的神聖愛情。 窗外，太陽冷冷地照著，我心裡一片悲哀。世間最堅韌、最脆弱的關係莫過於夫妻了。夫妻？有誰懂得甚麼是夫妻？小時候，父親談及羅隆基私人生活，曾說過這樣一句：「在中國，懂得女人的男人不多；懂得男人的女人也不多。」我沒見過胡先生的妻子，但我覺得他是懂得自己的妻子的，他是懂得女人的男人。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二次婚姻的特點是婚前雙方要把所有問題提前談好，權衡的分量大於情感的砝碼。所以，婚後我和丈夫的關係平淡得像「獨聯體」—鬆散的聯盟。一人一間屋，各干各的事，各看各的書，經濟獨立，社交獨立。日子再平淡不過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後面的東西突然顯露出來。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哭泣著不斷哀求醫生：「救救他，用我的命換他的命！」兩次昏倒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這兒不是醫院，這是虎口。我倆不能都掉進來，你要逃出去！從明天起，不許你來看我。」第二次，他就只能用無比憂傷的眼睛望著我，望著我。 丈夫的病越來越重了，那時我剛好寫完「憶張伯駒夫婦」的草稿。他掙扎著一天看一、兩頁，還在稿子上面做記號。並吃力地說：「小愚，你寫得比以前好多了。也還有很多問題，等我的病好了，我來給你改。」過了一個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經沒有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從枕頭底下抽出來還給我。 一天，丈夫的氣色還好。他坐起來拉著我的手說：「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後三段都是苦，前面的生，也未必是樂。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視為人生的標準。小愚，對你來說，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這是你父親當年的叮囑，也是我的叮囑。我不擔心你的工作，只擔心你的生活。你甚麼都不會呀。我死後，誰給你領工資？馬桶壞了，誰給你修？燈繩斷了，誰給你接？你一個人實在過不下去了，就再找一個男人吧！」我撲在他胸前，放聲大哭。 此後，丈夫連說話的氣力都沒有了，靠輸液和「杜冷丁」活著。一個周日，他的兩個孩子都來探視。預感到來日無多的他，流著眼淚要求孩子：「你們今後要照顧好章姨！答應我，答應我。」其聲嘶啞，其情凄愴—死神來臨之際，夫妻訣別之時，我臨近花甲之年，懂得了愛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遺物，我發現一個紙夾。那上面的每一張紙，丈夫用鉛筆寫著同樣的一句話：今後最苦是小愚，今後最苦是小愚。 丈夫去世的六年來，我雙腳不過四惠橋，兩眼不看東方紅。以往夫妻的共同節目如看大片、看球賽、寫對聯、下棋、聽戲，我全戒了。我一直以為人生只有兩件東西是屬於自己的，一是健康，二是情感。丈夫一步一回頭的離去，使我猛然醒悟：這個世界原來是甚麼也抓不住的！我內心那份絕望的寂寞，從此與生命同在。只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很深，很細。 這幾年，我與胡先生常通電話，一聊就是十幾分鐘乃至幾十分鐘。聊天中，我才知道他正式退出了武漢、湖北、中國三級作家協會，奉還他從來沒有接受過、也從未使用過的各類頭銜—他認為，這種無聊的頭銜有辱於一個作家的情商和智商。此後的他，成為一個體制內生存、體制外思考的作家。在武漢，他有兩套房子，都不算大。一套房子自住，一套養著收容來的殘疾貓和流浪狗。 電話里我問：「你為甚麼要收留它們？」 他說：「在街頭看見它們，單是那眼神就足夠打動你了。」有時，他把話筒拎得老高老高，讓我聽聽貓叫和犬吠。 他的長篇小說《如焉》，我是通過朋友的推薦在網上看到的。很興奮！很久了，沒有讀到這樣一本直面現實的文學作品。全篇情緒飽滿，文字清淡，平靜的後面是思想的波瀾。我是用「兩晉無文，唯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當代無文，唯胡發雲《如焉》而已。」的話來評價的。有人說，評價過高。可無獨有偶，一位網友也發出了類似的評價，說：自己根本不知道湖北有這樣一個作家，讀了《如焉》，大有「孤篇壓全唐」之感。只要細心，你就都能從書里隱約地找到「非典（Sars）」，蔣彥永，李慎之的影子。這是多麼敏感的事件和人物呀。 有記者問他：「害怕不？能承擔嗎？」 他說：「我儘可能承擔到我內心真實表達所需要的程度。不管它會給我帶來榮譽還是災難，順利還是坎坷。我非常深切地體會到了『你想寫甚麼就寫甚麼』的快樂。公眾會在心靈上引起震撼或疼痛的事件，一個作家也應該天經地義在內心有所反映，而不會因為恐懼而放棄。」 書中，有三個智者形象（衛老師、達摩及如焉的母親），寓意深刻。苦難與享受，征服與馴化，反抗與愚鈍，大都通過智者的對話及行為，來獲得歷史的解密和精神的驗證。作者以此寄託對理想主義和理性世界的充分想像。我們這個國家不缺乏說教者，缺少的正是能夠思想的思想者。所以他說，這本書「就是尋找歷史上失蹤的思想者」。而愛情線索的精緻鋪排和智者的悲劇收場，則顯示了出這部長篇小說的審美價值和文學魅力。 《如焉》剛上市是很熱銷的。突然，峰迴路轉。國家新聞出版署一位副署長在2007年1月11日全國出版社負責人的「通風會」上，公布的八本「2006違規出版書目」里，除了有我的「伶人」（《伶人往事》），還有他的「如焉」。 有記者問胡發云：「《如焉》被禁，你的第一感覺是甚麼？」 他答：「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荒謬可笑，像一個頑童的惡作劇，這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今天是e世紀的互聯網時代，這種動作除了挑戰大量讀者、媒體、評論家的智商與尊嚴外，一點正面意義都沒有。不講法理也不講學理的禁書方式，有點像暗夜在人身後打悶棍……我在《如焉》中說過—『當他們不讓你說的時候，就已經證實了你說的是實事』。這是一條屢試不爽的定律。可能他們汲取了以前做的那些見不得人的事，但被白紙黑字記錄下來的一種教訓。我與朋友們開玩笑說，共產黨當年許多指示總是口耳相傳，或者把文件內容看清楚了，即刻把它燒掉或塞進嘴裡吃了，那時你是地下黨，現在你是執政黨，怎麼還搞地下黨那一套呢？」 頓時，《如焉》的銷量飆升，用胡先生自己的話來形容就是：這部小說其實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沒想到在它正要謝幕之時，又讓它得到了一次美麗轉身的機會。 胡發雲的下一部作品是寫文革的，或者說是與文革相關的作品。我勸他暫時放放，題材太敏感了，官方通不過的。他卻說：「十幾億人在十年間付出這麼慘痛代價的歷史事件，早就該有一百部一千部的作品了，可直到今天還沒有人真實地寫它，而這種荒謬性甚至都沒有人去置疑。我就要寫！」《如焉》的封底上摘選了普希金的詩：「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憂鬱，也不要憤慨」。這句話，他常用來勸慰我。而他本人其實是有憂鬱，也有憤慨的。 我的「伶人」也在被查禁之列。官員還不點名地點我，說：「這個人的思想有問題。我們已經反覆打過招呼，她的書不能……」由此，我聯想到第一本書（《往事並不如煙》，香港版更名為《最後的貴族》）被禁，完全是因為一位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把它定性為「反黨宣言」，而告狀的竟是民主黨派元老的子女。事情再明白不過了：從1957年到今天的五十年間，我就是被黨內外左派認定為的一個右派。右派就右派—別人覺得可恥，我備感光榮，終於能和父母站在一起了。但誰也不能以此為由而剝奪我的公民基本權利。我決定拿出性命來討回屬於自己的東西。 我發表聲明：誓言要以生命維護自己的文字。胡先生在網上看到了。他支持我，只是勸我別真的生氣，說：「你現在吃要吃好，喝要喝好，睡要睡好。」許許多多的朋友都對我這樣說，素不相識者也通過各種方式帶來真摯的問候。人心如水，恩義如山。一本書的命運跌宕起伏，而世間至戚關懷，更令我戴德難安。我不是沒見過世面，也不是沒有經歷過風浪，那些無數顫慄不安的夢幻和萬念俱灰的破滅，卻始終沒能給我胸膛里按上一顆平常心。為了起碼的尊嚴和良知，我拼了。 寫作是自語。從前的文人和今天的作家，都是語言文字的囚徒。他們提筆都是有話要說，有興趣去說，還有人愛聽他們說。對我這樣一個「生非容易死非甘」的人而言，唯有寫作才能進入我的骨肉，激活生命。身處孤獨無援之地，燈下展卷時的一點點溫暖，便真的感到了富足。幾十年來，我們不是把文學綁在革命戰車的車輪上，就是把寫作搭在改革飛機的翅膀上，期待藉助於文學的力量讓車輪轉得更快，叫飛機飛得更高。對於這樣的責任感，我承擔不了，也承受不起。昔日的歲月籠罩了我一生的路，我只能做到舊夢重溫，重溫舊夢。用心靈呼喚已死的心靈。「畫船兒載將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是極度缺乏現實責任感的，是個時代的落伍者。我想—大隊人馬迎著朝陽高唱進行曲的同時，偌大的社會能否容許像我這樣一個可有可無的人，坐在路邊低吟詠嘆調呢？ 當然，也應該讓胡發雲先生寫他的「文革」長篇。 在被無視和被傷害的歷史裡繁衍不息，人們真實地活著比獲得成功更為重要。 注: 章詒和，現年78歲，中國安徽桐城人，戲曲研究學者、中國民主同盟成員，現居北京，其父是中共反右時期的「頭號大右派」章伯鈞，他也是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 此為《如焉》（香港版）序言 2007年2月13日於北京守愚齋 2016年10月修訂 （原文有刪節）
明代司法機構分為中央三法司和地方司。三法司是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刑部是國家最高審判機關，有點像現在的最高法院；大理寺掌複核，也有部分最高法院的功能；都察院是監察機關，兼理刑名，有點像現在的最高檢察院。地方司則包括依照行省設置的提刑按察使，府縣兩級的知府、知縣等。 在國家法定的以三法司為首的司法機構之外，明代還存在由皇帝直接支配和操縱（有時實權也落於宦官之手）的秘密警察系統，從偵查、拘捕到審訊及執行，做足全套。所謂「緝訪於羅織之門，鍛煉於詔獄之手，裁決於內降之旨」，法律失去自己的位置，司法受到極大扭曲。這套系統，歷史學家一般稱作「廠衛」，主要功能是偵察官員和民眾的言行，不經正式司法機構之手，也無須遵循嚴格司法程序，即可將嫌疑人直接下獄刑訊並處罰。 廠衛之酷，貫穿有明一代，即使在以寬厚著稱的孝宗朝，也未能取締。廠衛之反法制本質，《明史·刑法志》論曰：「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是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極。舉朝野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嘆也。」有遺民在明朝覆亡後，發出「明不亡於流寇而亡於廠衛」之嘆，泣血錐心。 廠衛之機構，包括錦衣衛和東廠、西廠（明憲宗時汪直創建，監視錦衣衛與東廠，後被廢）及內行廠（明武宗時增設，監視錦衣衛與東西廠，只短期存在）。廠衛總部設於京師，在地方也有諸多分支機構。 錦衣衛屬於軍隊編製，俗稱「緹騎」，最多時達到十五六萬人。其由朱元璋創立，除傳統儀仗、警衛職責外，還兼管刑獄，名喚「詔獄」，專門偵察「不軌妖言」，可不經司法機關，直接逮捕拷訊有危害國家安全嫌疑的人員，其刑罰決定三法司也無權更改。 電影《錦衣衛》劇照 廠則是由司禮太監主管的秘密警察系統，只有東廠一直持續到明朝覆亡，此文且專敘東廠。東廠役長、番役均自錦衣衛中挑選，輪流外出偵查，一是聽記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和北鎮撫司審案，一是打聽官員情況及各種民情。偵查結果通常會寫成報告，直接送交皇帝。與錦衣衛一樣，東廠也有獨立的逮捕、審訊和判決權，除非有聖旨，司法機構與內閣都不能過問。 廠衛的秘密警察性質，可由其職權充分體現。首先是秘密拘捕權。明代官府抓人，需要「符」（逮捕者的身份證明）以及逮捕證明，但廠衛無須「符」，只憑「駕帖」（逮捕證）就可千里之外跨省追捕。到明中期以後，廠衛甚至無須「駕帖」即可任意逮人。其次是秘密關押權，一下詔獄、廠獄，即如墮十八層地獄，少有生機。若冤死獄中，也無從投訴。再次是秘密審判權，廠衛均可自設法庭，秘密審訊。最後是獨立處罰乃至處決權，旁人無法過問。 廠衛之酷烈，於成化汪直、正德劉瑾、天啟魏忠賢三個時期最甚，又以魏忠賢時期最為黑暗和漫長。 電影《新龍門客棧》劇照 天啟年間，魏忠賢以司禮秉筆太監兼掌東廠，是實際上獨裁最高權力的「九千歲」。其時秘密警察多如牛虱，不論百姓或官員，莫不置於嚴密監視之下。有平民與朋友在密室喝酒，大罵魏忠賢，立被東廠番役捕去，凌遲處死。當然廠衛監控更多的還是官員、士人中的持不同政見者，而且一人犯忌，親朋好友皆受株連，隨時有送命可能。東林黨人魏大中被逮，有司不通知其家屬所系何地，大中的兒子只能偷偷跑到京師，想刺探父親的消息，還得「變姓名匿旅舍，晝伏夜出」。楊漣被捕下獄，他的一個朋友蘇繼歐，已經削籍回鄉，且為人低調隱忍，本不至於招殺身之禍，但為同里閹黨恐嚇，竟自己上吊而死。周順昌被下詔獄，朱祖文進京訪周的朋友，戰戰兢兢如新娶之婦，和人接洽，只在蕭寺古廟之中，信件常折成指頭大小，藏於鞋襪，或糊之壁間。秘密警察的恐怖，將有良心而未附閹黨的知識分子個個逼成「余則成」。 魏忠賢的秘密警察統治，可謂網羅森嚴，為達到「未雨綢繆」、「一網打盡」的目的，他和廠衛中人擬了不少黑名單，以防範、監視名單中人，隨時將之構陷、逮捕、刑訊、處罰。 當時最著名的黑名單，是魏忠賢的幹將王紹徽擬進的《東林點將錄》和崔呈秀擬進的《同志錄》，此外魏應嘉、邵輔忠、盧承欽、岳和聲、阮大鋮等人也都擬有名單。後來魏的劊子手許顯純逮人，就以上述名單為基礎，錢謙益回憶說，「顯純操刀，每出片紙，姓名累累如保牒。」 王紹徽擬《東林點將錄》，為增加「可讀性」，將水滸群雄分配於欲構陷的朝臣名士，如東林黨領袖李三才被封為托塔天王晁蓋，葉向高被封為宋江，趙南星被封為盧俊義。名單一共109人，魏忠賢看了很喜歡，讚美王紹徽說：「王尚書斌媚如閨人，筆挾風霜乃耳，真吾家之珍耳。」大約是說，王紹徽這嫵媚的小甜甜，卻有殘酷羅織的刀筆本領，真是咱家的寶貝小豬玀。 據說魏忠賢曾拿此名單去給朱由校看，這昏帝不讀水滸，不知道托塔天王是何物種，魏忠賢就為述晁蓋於溪頭移塔之事，誰知這皇帝竟鼓掌叫好，「勇哉斯人！」魏忠賢大無趣，只好揣著名單走掉。 在魏忠賢掌權時期，大獄屢興，前後誅殺朝臣名士不下百人（《先撥志始》記：每死一公，許顯純就剔其喉骨，以小盒封盛，交給魏忠賢以示信），無辜平民則以千計，基本上都是依靠廠衛之秘密警察系統。其獄之酷，《明史》諸傳及明末野史有詳盡記述，太過殘忍，暫不徵引。只摘方苞記史可法獄中見左光斗之《左忠毅公逸事》一段，可見一斑：「左公……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史可法）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電影《綉春刀》劇照 左光斗之肺肝雖鐵石鑄造，終未能熬過黑獄，慘死其中。與他一同下獄的清流名士，也多遭酷刑致死。至今讀這段歷史，猶覺胸中耿耿，如有陰冷劍戟攪動活人生肉。 後來崇禎帝即位，魏忠賢倒台，此前的黑暗詔獄部分得到昭雪。但秘密警察統治並未結束，因為崇禎帝自己又搞起來，不但加強廠衛偵緝，還弄許多經濟特務和軍事特務。秘密警察的勢焰較魏忠賢時代一點也不減弱，特務們對官員可玩弄於股掌，有次竟將京師附近各縣縣官一起免職，對老百姓更是生殺予奪，常因搶掠不成，將平民肆意逮虐。這幫秘密警察一到甲申明亡，又帶頭投降，期盼在新統治者手中「再建新功」。不過李自成沒待見他們，不是打殺，就是趕走。淪落民間的過去的秘密警察們，被民眾追逐喊打，只得「哀號奔走，青腫流血」，衣服被扯得稀爛，隨身的錢也被搶得精光。 其實秘密警察頭子，還真沒幾個有好下場。臭名昭著的魏忠賢，只落個自殺結局；再早的劉瑾，則遭凌遲處死；而西廠的締造者汪直，最終被放逐南京御馬監，廢棄而死。「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有明一代，廠衛領袖多是宦官，這句格言，不但印證了他們的生前，也落實了他們的身後。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默存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