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潜伏”在你身边 失踪人民共和国

为被带走做准备

那一天是二月初,上午十点左右,当我正准备出门去和朋友吃饭时,突然间,一群人闯入了我的公寓。不知是通过甚么手段,他们似乎有我大门和我房门的钥匙。进入房间的只有三四个人,但是我可以看到,有更多人潜伏在走廊和楼道里,总共可能有十几个。看他们有备而来的样子,他们肯定监视了我的电脑和手机一阵子了,我甚至怀疑我的房间里还被装了窃听器?

我很快发现,他们已经知道并进入过我的普通电子邮件。不过他们没有进入我的加密电子邮件,也可能是不知道我的加密电子邮件的存在。他们可能在我家也安装了监控设备,甚至能够看到我的电脑屏幕。这似乎说明了政府可以监控任何人,即使是在临时出租屋的人也一样。

我知道有一次在我离开国内去出差之前,警察骚扰过我的同一套出租屋内的邻居,在我离开期间,警察也骚扰过他们。后来我才知道警察在那期间把我的邻居骗到了派出所,并复制了我家的钥匙。他们肯定是趁我不在时安装了监控设备,但我没想到他们的技术是如此的先进。我和其他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朋友们之间的电子邮件和讨论内容,很可能都被他们掌握了。我试图猜测他们可能知道的信息,不过是件很难的事情。

我之前也一直担心他们会强行进入我的电脑,以获取他们想要的其他信息,所以我已经安全地从硬盘中删除了很多敏感的案例信息,在我被带走后,他们能够获得的信息已经很有限。不过,我仍然疯狂地去回想我删除了哪些内容,哪些没有删除。这样我才能更好地准备应付接下来的一系列审讯,以便我能够尽可能的保护其他相关人员。

我知道他们最终会来找我,我是逃不掉的。他们在去年的十二月和这一年的元月份已经多次邀请我喝茶,询问几名已被秘密关押的朋友的情况。几周前,他们甚至让我在警察局过了一晚。那一天,我本打算在北京和另一位律师见面,但见面前,成都的一位国保意外地约我在安定门和他见面。他实际上和另一位北京国保守候在那里,随后他们关了我一夜。而在他们释放了我之后,我才发现,在前一天和我一直密切合作的另一个维权人士已经不知去向。事态变得越来越严重。

在那个晚上之后,成都和北京国保又多次来找我,他们主要询问我与维权界几个关键人物的关系。我告诉他们,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维权机构雇用的律师,负责赤脚律师(无证,通常是自学的维权律师)的培训。此前,警方已经突击检查了几次这样的培训,所以我没有任何必要隐瞒我曾参与过。

在几个我联系紧密的人失踪后,我开始为自己似乎不可避免的失踪做准备。我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律师作为我的紧急联系人。在两位律师朋友的办公室里留下了我的授权书,并写信给我的父母和前女友。我联系了我认识的一名外交官和香港的中国人权律师关注组,确保他们了解,如果我被带走,我曾指定了谁做我的律师。与此同时,我一直在删除敏感的文件,与尚未被带走的同事分享和探讨一些问题,制定我们该如何应对警察的讯问计划。之后,我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他们的到来了。

当然,我的几个事先策划好的安全措施并没有完全奏效,因为我的电脑和电子邮件一直处于被监视中。

不知何故,当他们来了时,我反而感到轻松,站在我的小出租屋里,周围是威胁我的警察,我反倒很开心。在此前的日子里,我一直很紧张,除了回想一些事情,无法真正集中精神。有一个朋友试图说服我逃亡出国,但我不知道去哪里,只有等待。至少,当他们闯进我的公寓时,我不用再紧张了。

他们一闯进来,动作就移动得非常快。立即没收了我的手机,好让我无法联系外界,来不及最后一次向朋友们发出提醒,也没有机会删除任何应用程序或聊天纪录。幸运的是,我已经从我的手机上删除了照片和文件,所以没甚么可被找到的,但我没有在他们下手之前删除我的聊天软件。他们可以看到尚存的所有消息和聊天群组纪录。我这时才意识到,我应该设置自动销毁的,或是定期删除聊天纪录,以免把别人卷进麻烦中。

他们搜查得事无钜细,每一个角落,每一张纸。他们拿走了我的身份证、银行卡,电子设备,甚至包括我的电子书和各种无用的充电器。他们列出单子,告诉我拿走了哪些东西,并让我签字。大概到了中午,他们就完成了这一切。

取下头套时距离闯入公寓已经12小时

他们把头套罩在我的头上,让我跟他们走。我的身体两边都有两个人,和我一起走出门,进了一辆在外等候的车。因为看不到脚下的路,我差点摔跤。我听到他们用对讲机联络。车开始动了,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不知道我的邻居是否已经看到我被带走了,但是我提前告诉他们有可能发生甚么,以免他们担心。如果发生了甚么事情,我曾让邻居中一位我关系比较好的女士与我前女友联系,以便提醒我的律师。我还告诉她,如果有任何朋友来找我,请告诉他们这里发生过甚么。这样一来,外界一定会知道发生了甚么事情。

车停下来后,他们取下了我的黑头套,让我确认这是不是我工作的地方。我很困惑,这里是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民间组织的办公室。他们把我带到楼上,我的几位前同事正在那里,我试图给他们发出警告,让他们假装不认识我。我想保护他们免遭这次打击,然而,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了。

他们问我在这里是否还有任何电子设备,我指著我以前工作的桌子,解释说,早在半年前我就不在这里工作了,这里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之后,他们再次罩住了我的头,但在此之前,我注意到,这些人不仅来自国家安全局,也有几名公安。当开车离开时,我不禁想,当局为甚么要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来扣押我?

用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到达目的地,在路上我一直带著黑头罩,看不到任何东西,我只知道我们到达了一个停车场,然后我被带进电梯,出了电梯,沿著走廊进入一个房间,然后,我就被放在椅子上了。

我在那等了很久。没人取下我的头套,但我听到他们的对讲机对话,我的另一个同事已经抵达。没有任何人幸免吗?至少,我已经准备和计划了被抓和被抓后的事情。我只希望,其他人也能像我们之前计划的那样应对接下来的讯问。

他们把审讯椅前面的板子锁住,刚好压住我的腿。我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感觉,但我知道过去了很久。头上一直戴著黑头罩,我的精力专注在从我下巴的方向照上来的一小束光。

当他们终于摘下黑头罩时,忽然间许多强烈的灯光同时射向了我,眼睛因为长时间处于黑暗受到了突然的刺激。我可以看出这个地方装修的很好。墙壁专门设计,填充隔音设备,还有防止自杀的软垫。我的前方是一个审讯桌,墙上是大屏幕电视和扬声器,房间里还有一些电脑和相机,以及一个数字钟,显示出当前的日期和时间。我可以看到,现在是晚上9点左右,距他们闯入我的公寓已经差不多12个小时了。

赤身唱国歌

他们派人来给我做体检,我跟他们说我的心脏和颈椎不是很好。他们又测试了我的血压,本来打算做一个心电图,不过因为没有电源就作罢。

他们搜查我全身,拿走了我的所有随身物品,包括我的钥匙和零钱;他们甚至拿走了我的皮带,鞋子和袜子。我才知道,我将光著脚被审讯。进来之前我就听说,这几天是三十年来最冷的几天,我可以从地板上感觉到那种刺骨的冷。而这还只是开始,在之后几天,我都是光著脚和地上的冰冷亲密接触,我被关押在一楼,难怪会这么冷。

我被带走后的第二天早晨,看守脱掉了我所有的衣服,让我赤身裸体地站在寒冷的地板上唱国歌。我问他们,是否只能在暴露生殖器官时才唱国歌,他们没有回答。我想到了歌词里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所以我大声歌唱,毫无保留,一边唱,一边用愤怒的眼睛紧紧盯著他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最终,他们阻止了我,让我穿上衣服。

前三天里,我根本不被允许休息。即使在短暂审讯间隙,也总是有两个人在看著我。当他们终于让我休息一下时,我却不能入睡了。他们也不允许我睡觉时穿任何衣服。房间里很冷,尽管给了我一条毯子,我仍然不能抵御那种寒冷。在毯子里,我光著身子,一个守卫会走进我的房间,掀起毯子,检查我是否真的睡著了。他会推搡我的身子和打我的脸,却说这是为了确信我还活著,都是为了我好。我真的想骂人,所以即使他们真的让我休息时,我也睡不好。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几天。

房间的窗帘总是拉上的,完全遮住了所有阳光。在关我的期间,他们只拉开过一次窗帘透气。

编者按:

陈志修,男,1979年出生,来自四川的人权律师。多年来,他曾为中国一些最边缘化的人群代理。调查侵权行为和担任处于风险的维权人士的法律顾问,他还寻求更有效地运用法律的方法,并向维权界传播这些方法。

陈于2016年初被拘留,并被处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个月后,他被取保候审,然而,未经警方许可,他不能擅自离开家乡。随后,当局百般阻拦他更新他的律师执照,并对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施加压力,要求将他开除,警方还强化对他的监视,以阻拦他继续进行维权工作。

陈志修为化名。出于安全考虑,他的故事中的一些细节根据个人要求有所改变,不过他在遭遇绑架期间所遭受的待遇情况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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