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韜旗下龍韜娛樂遭強制執行2040萬元
2026 年 10 月 24 日
在他们进延安之前，共产党只有四、五万的党员，是一个非常小的党，但是到了延安以后，因为大批知识青年的涌入，在大后方也有很多知识青年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就一下子从四、五万扩展到四、五十万，一下就壮大了很多。他是在共产党里的新生血液和新生力量。 进到延安以后，他一下就感受到了这种不平等。但是他说，他是接受的，因为那些老红军经历长征的艰难困苦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一个老红军跟他讲过，长征途中，人饿得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把路边死掉的人的胳膊砍下来，一边咬一边走。 他对他们有一种崇拜的心情，所以他对等级制度并不反感。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没有一种很平等的意识——本来皇帝就是皇帝，老百姓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怎么能跟皇帝比呢？ 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毛泽东来讲话，他也去听了。他说，毛泽东针对丁玲啊、王实味等人对延安等级制度的不满大讲一气。他（毛泽东）说，我就是点两根蜡了 ，我就是穿斜纹布，我就穿吊口袋。 我父亲就觉得你怎么这么心胸狭窄呀，我们无非就是批评批评嘛，也没有要怎么样，你反而这么激烈地反驳回来，这么大肆地宣扬自己就是要特殊。这点他非常反感。 他后来一直说，他受刑受得是最轻的。他是五天五夜不许睡觉，不许眨眼睛。他说，他熬过来了，但是关到保安处的另一个人是15天15夜不许睡觉，而且是把人绑在一个木头的十字架上捆起来。你知道他说还有什么吗？有老虎凳。其实厉害的不是他们保安处，是党校。党校是社会部康生直接领导的。它是把人关在一起，让你们自己和自己斗，可以斗到把耳朵都咬掉。他说那个地方就完全没有章法，是非常厉害的。 后来我问过他，我说都给你关了一年多，你觉得这个是胡来，完全是胡来，你怎么不想想这个共产党不对劲呐，后来又跟着它一块儿往前面走啊？他说，因为很快就开七届一中全会了，那个时候抗战也很快就要胜利了，当时李富春做的报告给他非常大的鼓舞，大家团结起来，向着光明、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前进。 我觉得还是受那种思潮的影响：在整个大的革命洪流里，个人是无足轻重的，受点委屈，受点迫害是无所谓的，这是一种必然的牺牲。还是置于骨髓的中国文化的根深蒂固，再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的这一套，个人更是无所谓的，特别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人就是螺丝钉嘛，他不是有人性的东西。 【编注：晚年的李锐曾对延安整风有过深刻反思。他说：“所谓整风，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整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没有成为‘驯服工具’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来说，延安整风运动当然是成功的，党内党外，上上下下，尤其知识分子，思想都被‘改造’了，阶级性、党性，消灭了一切人性，党员都变成驯服工具。” 延安整风只是李锐挨整的开始。1959年中共“庐山会议”上，他因为批评当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被打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劳动。文革期间因为批评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被投入秦城监狱八年，直至1975年获释，1979年平反复出。】 他后来自己对这一段的回忆说，那时候已经不涉及对这个党，对毛泽东还有崇拜的成分在里头，但我觉得他对党，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他的日记和上诉材料里都反映得非常清楚。他想说：我本质上是要革命，我是党里的忠诚的战士，我对这个党，对毛泽东没有二心；我犯了错误，我诚心诚意地承认我犯了错误，我是要改正错误，我还是希望党能够启用我。我觉得他并不是很明确地认识到这个党已经真的是不能要了，真的是一个反人性、反人民、反国家的这样一个党。可能是当时整个社会气氛和政治气氛是非常的高压的，人其实没有很多自由的思考空间。 我觉得后来能够让他静下心来，彻底地回过头去反思、去思考那还应该是六四了。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党了。他觉得共产党走到这一步就已经完了，走到头了。 六四以后让他接手中共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他就接触到了很多他进延安之前的资料。因为共产党的级别是很森严的，他一个做工程的水利电力部的人是接触不到这些共产党的组织方面资料的。而他又是进了延安以后的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之前中央苏区的事情，红军在进延安之前的事情他完全不知情。这一部分的历史档案资料使他非常的震撼。还有就是当时邓颖超看着、守着，一定要把周恩来生前的很多东西销毁，这是经过他的手。在销毁之前，他看到了周恩来的很多批示，他觉得比“四人帮”还“四人帮”，那对他也是非常大的震动，认识到从党的根儿上，一开始就不对，我觉得跟他接触到的大量的史料有非常大关系。 【编注：李锐在《李锐口述往事》中说：“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对自己人的整肃搞了不止一次，大的有苏区的肃反、打AB 团等，共杀了十万人，直到延安的审干、抢救运动，各根据地的反托派，小的无数，真是太可怕了。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结论。”】 我问过我父亲，你从什么时候就比较大彻大悟了？是不是因为59年庐山会议把你给开除（党籍）以后，文化大革命你又在秦城监狱里头呆着，所以就想明白了。他说不是。他说是他平反复出以后，1979年，我记得应该是5月份到美国来。一下飞机，他一下明白了。他看到美国那种富足，老百姓那种自由，脸上那种很随意、很坦然的样子，大家都很平和的氛围。他对超市、大街上的汽车、高速公路也都特别有兴趣。因为他过去只去过苏联，苏联那时候其实很贫穷。但是他到了美国一看，原来是这个样子。他不知道西方世界已经这样富足了。他说是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瞬间，他彻底醒悟了：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国度。当时一下就觉悟过来了——共产党的这条路线已经完全错误了。 他最后彻底的醒悟就是习近平要修宪要连任，这个老头子就彻底绝望了。因为习近平迈出了这一步，那他彻底看明白了。 【编注：2019年2月，李锐去世，享年102岁。中国历史学者、《李锐口述往事》的编纂者之一丁东写道：“李锐先生早年满腔热情参加了这场革命运动，中年又遭遇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晚年对革命进行了沉痛的反思。他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是中国民族百年沧桑的一个缩影。”】 李锐，1917年生，中共元老，毛泽东前秘书，先后三次受整肃，中共党内自由派代表人物。1950年代，李锐在有关是否应当兴建长江三峡大坝的“御前辩论”中力陈建坝的弊端和危害，受到毛泽东的注意和赏识，旋即被收纳为毛的秘书。在1959年中共领导层在庐山召开的会议上，李锐表示支持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反对毛泽东在经济上的瞎指挥，因此受到毛泽东的整肃。 毛泽东拒绝接受彭德怀的批评，将彭与彭的支持者打成“反党集团”予以撤职和迫害，坚持他的已经造成灾难的经济政策，最后导致几千万中国人在风调雨顺的三年里被饿死。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依据当时其本人在会议期间的笔记写成，成为中共党史上罕见的当事人基于当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高层残酷斗争的第一手详细历史记录。 1937年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李锐以地下活动人士的身份加入中共，1939年抵达延安。他后来回忆：“我二十二岁进延安，二十八岁出延安，延安六年的生活和工作，应当讲对我这一生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李南央称，她从小很少跟父亲在一起，跟父亲不亲；只是后来随着她自己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以及李锐的思想转变，他们父女关系才越来越亲密，她成为父亲生前最信任的人。最后，李锐把对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非常有价值的个人生平档案资料都交托给李南央，并由她转赠给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那里的资料对所有的研究者开放。 李南央在这里主要讲述了李锐在延安的经历，其经历显示中共在其党内斗争中诬告和有系统地、大规模地使用酷刑是它的历史悠久的传统。然而，在延安经历了诬告和酷刑之后，李锐并没有因此而觉醒。李南央说，李锐的彻底觉醒是在他102岁生命最后的时期。
我是在北京的中央机关大院儿里长大的。我父母曾经是军人。父亲之前是北大毕业的。 49年以后，他们还属于军队系统，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转到地方了，不穿军装了。 【编注：在毛泽东为清除异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到地方，大批共产党的干部被被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严酷迫害。 郭于华的父亲被造反派揪斗，剥夺了医治权利，1968年因肝硬化去世。】 我父亲去世那会儿我还不到12岁，当然会对人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比如说性格。我小时候性格特别的怯懦，特别胆小，遇到什么事儿就只会哭这种。但是经历文革这个时代之后，其实是逼出来的嘛。我的两个哥哥比我大十几岁，都去外地工作了。我姐姐大我五、六岁，还没有成年，但是也工作了。她老在那个工厂里面，特别晚也不回家，我就特别害怕，一个人都不敢回家，老在外面等着她。我记得我姐姐当时跟我说：“从今往后，你遇到什么事儿，遇到别人欺负你，你只能靠自己。”没有办法，我爸爸也不在了，我妈妈那段时间也不能回家，家里只有我一个，脖子上挂着个钥匙，那是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 但那会儿年龄小，很多事儿不懂，也没有觉得活不下去那种感觉。反正就是遇到事儿了，使劲儿记着哥哥姐姐说的话，遇到人家欺负你，首先你不欺负别人。但你也不能软弱，被人欺负。一旦有人欺负你，就记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以那会儿我性格也就变化比较大吧。多年以后同学聚会，他们还回想说，我是班里唯一跟男生动手的女生。 那会儿就是有点无依无靠的那种，什么事儿都得靠自己了，包括生活。那段时间，都是票证经济，每个月要去领粮票啊、油票啊。要把这些供应的东西买回来。这个月你要是忘了，就没有了。 【编注：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政府机关，发动夺权风暴后，中共党内温和派最终部署军队恢复了对政府机构的控制，他们还允许一些未成年人参军，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特权。】 我们那个院儿的很多孩子去参军，都是都很小，15、6岁，我就跟我妈妈说，我也想去。我妈妈也特别希望我能去，因为那会儿你要是不去，中学毕业，你就要下乡插队了嘛。后来就特别使了一些劲，找了一些人。最后我比别人去的都晚，人家12月就都走了，我是1月份才离开家走的，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契机吧。 【编注：1971年，14岁的郭于华参军入伍。在那之后的九年间，她在武汉军区空军通讯团担任士兵和副连职技术员。刚满18岁时，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兵那会儿感觉要是不入党，就是比较落后，比较有问题的这种。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是这么想。特别是在军队，如果你没入党，会觉得肯定是你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不努力，或者说出了什么问题。入党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如果你入不了的话，会被视为不正常的状态。那个氛围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是在军队，在其它地方，可能那个自由空间还稍微大一点。军队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个人自由的空间。我不是小粉红，那时没有“粉红”这个概念，那个时候大家都要很红很红，通红通红的。 我是79年末的最后一天回到北京，80年考的大学。恰好80年到89年都是在大学校园里度过的，其实从原来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到有点启蒙或者觉醒的过程是在校园这将近十年的过程中完成的。 我们刚进大学的时候，看见77、78级那些学长们在自由竞选人民代表，有大学生、也有青年教师，在校园里演讲，参加竞选。这对于我们来说都特别新奇，就觉得他们是在参政嘛，希望参与到政治治理当中。那时候的争论、讨论都很活跃。一个是社会氛围变了，再一个毕竟高等教育停了十年。被挤压了那么长时间的求知的欲望，需要追寻真相的力量、动力非常之强。再加上西方各个门类的思想，学术的翻译、引进，像《走向未来丛书》、《中国与世界》丛书，都对中国的学者起到启蒙的作用。 我上大学时已经24岁了，之前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质疑和批判的意识。比如说像林彪事件的时候，那时候毕竟还未成年，也不会思考那些问题。改革开放的时候，起码知道再伟大的人，或者宣传上再伟光正的一个组织，它也是会犯错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诗人叶文福来学校组织讲座。当时他的诗作也是引起特别大的轰动，对于高官贪腐的抨击，实际上是很具批判性的。他写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那个长诗，真的让很多人很振奋，觉得这些东西是应该去批评的，这些黑暗是应该去揭露的。 但是我觉得彻底放弃这样的期待，当然还是89六四。六四之后就不会觉得它只是犯了错误，有改革的希望，是以前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一种破灭吧。后来这30多年过去了，实际上你看到它是不可能认错的嘛。你不认错的话，要靠什么来维持？你就只能靠欺骗。这个欺骗就等于是你告诉大家的历史是不真实的。我自己是做口述史研究的，当然知道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当我们只有一种声音，一种现实的时候，当然要打一个问号，一定要质疑。你还要用强制的方法让人家接受，不接受就会用压制的这种方式。那我当然反对这个东西。 我声明退党是14年。其实我2000年进清华（任教），我就从来不参加这种活动，我也不交党费。我说，我每年都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读书，每年大概是2000块钱吧。我就把人家给的那个捐资助学的回执就给他。我说：“就这个，没有钱”。 我觉得他们一个是反历史——不让大家知道历史真相；再一个就是不许人们追寻真相。你要追寻真相，或者你要说句真话，那么这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这些年其实我们也都感同身受嘛。那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权力的合法性何在呢？ 党统治全社会，这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毛时代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今天这种状况改变了吗？我觉得根本没有根本改变。它权力独大，它独断专行，想怎么着怎么着。毛时代是计划经济体制，不让你发展市场经济体制。而今天呢，它鼓励你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个市场是为它来谋取巨额利益的一个空间。那你说，哪会企业家精神啊？他财产都不安全，敢创业吗？他精神都不自由，怎么创新？看一看老百姓有多少发展？看一看那些农民、那些农民工，他们有什么样的发展？很多都是韭菜。整天割来割去的自己还不知道，还挺骄傲。改革开放巨大的好处、红利都被谁拿去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郭于华，1956年生，社会学家，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关注中国底层社会的苦难，包括农民工、失业下岗工人、劳工维权等。对北京直言不讳的批评让她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也时常是当局噤言、打压的目标。 童年时成长于北京的机关大院，父母曾是军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被打成“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受到批斗。他1968年因病去世时，郭于华尚未满12岁。家庭的变故让这个内向胆小的女孩一夜长大。 1971年9月“伟大领袖毛泽东亲手选定的接班人”林彪所谓的“叛党叛国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事件发生后，毛迫于形势不得不降低斗争的调门。因为家庭的背景，14岁的郭于华被批准参军，成为当时年轻人最向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那时候的她爱党爱国，用她自己的话说，“通红通红的”。不仅是她，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氛围都是如此，尤其是在军中。刚满18岁时，郭于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郭于华说自己的觉醒不是来自某个瞬间，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80年她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寒窗十年，获得博士学位。从原来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再到觉醒，大都是在这十年间校内校外的所见所闻的启蒙中完成的。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还记得那蓬勃、自由的80年代。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西方思想文化涌入，让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和连续三十年思想文化封闭的中国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奇、舒畅和希望。然而，1989年中共当局出动野战军攻入中国自己的首都。北京的枪声似乎在一夜之间扭转了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前进方向。郭于华说，她也跟千百万中国人一样，自那时以来就不再对未来抱任何幻想了。
中国人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最终事情成不成还得上天安排。历史中的无数事例说明，人间事成事败，一切皆有定数，这大概就是人说的“天意”吧。看看下面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可思议的逆转取胜的故事。这场激烈的战斗发生在1942年，发生在美国和日本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这场战役之后主掌了对日海上攻击的控制权。 美日军事实力对比悬殊 二战时，1942年6月4日的中途岛海战中，日本海军占有绝对优势。当时，日本有四艘航空母舰直接参加了战斗；而美国人只有三艘（其中一艘还是经过抢修而带伤参战）；日本飞行员作战经验丰富，而美国飞行员缺乏经验，常常在大海上找不到目标；日本的战斗机速度快、机动性好，而美国的轰炸机投下的鱼雷，命中率太差。而在作战人才方面，日本的指挥官是成功指挥奇袭珍珠港的那批指挥官，能力自不用说；美军因为珍珠港事件后才宣战，临时应战缺乏经验，更没有孙武、孔明、周瑜之类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旷世奇才。 一方是拥有8艘航空母舰、23艘巡洋舰、11艘战列舰，共42艘战舰的日本联合舰队。 一方是仅有3艘航空母舰、8艘巡洋舰，共只有11艘舰的美国太平洋舰队。 地点：太平洋中途岛海域。日美展开激烈战斗，日军准备一举摧毁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 日军侦察意外 航空母舰之间的战斗，侦察的作用是很重要的。谁的侦察机先发现对方舰队，就能先派出轰炸机，就能先飞到对方舰队上空、轰炸对方舰队，谁就容易取胜。 1942年6月4日凌晨4：30分，经验老到的日军军官派出4艘日本航空母舰──“赤城”号、“加贺”号、“飞龙”号、“苍龙”号的第一波攻击机群，携带高爆炸弹，去攻击中途岛；第一波攻击机群起飞后，日本人立刻下令第二波攻击机群装上鱼雷，在甲板上待命，并派出7架水上侦察机，搜索美国航空母舰，准备用鱼雷消灭美国航空母舰。 如果不出意外，日本“筑摩号”的侦查机原本将会从美国第17特混舰队上空飞过，发现美国舰队。然而，似乎是天意要与日本人开个玩笑。日本“筑摩”号的1架侦察机的发动机发生故障，中途返航，没有继续往前探察，使美国第17特混舰队免遭被发现的厄运。而日本“利根”号重巡洋舰上的2架侦察机，恰巧因为弹射器发生故障，起飞时间耽误了半个小时，所以直到7时15分，仍未发现美国舰队。 美军误打误撞的巧合 因此，日本的南云中将，认为既然周围没有美国航空母舰存在，就应该对中途岛发动第二波轰炸，于是，在7时15分，下令“赤城”号和“加贺”号航空母舰甲板上已经装好鱼雷的飞机，卸下鱼雷而换装高爆炸弹。要知道鱼雷才能对付军舰，高爆炸弹只能攻击陆地，万一此时出现对方的军舰，高爆炸弹就派不上用场了。 等到日本“利根”号的那架晚起飞半小时的侦察机，完成了五百公里的弧形搜索任务、准备返回时，突然发现了美军军舰，紧急报告“似乎随有航空母舰”，这时已是大约8：20分了。 于是，南云下令立即停止往飞机挂炸弹，改为挂装鱼雷，打算发起对美国舰队的鱼雷攻击。日本航空母舰的甲板上一片混乱。为了争取时间，卸下的炸弹，都堆放在甲板上。而炸弹堆放在甲板上，万一被敌人击中，后果不言而喻。 8：30分，攻击中途岛的第一波日本机群，已返航飞抵日本舰队的上空，需要立即在母舰上降落。等到日本人让返航的机群降落完，已经是上午9：18分了，延误了战机。 9：25分至10时，从三艘美国航空母舰派出的41架鱼雷攻击机，先后抵达日本舰队上空，向日舰投下鱼雷，然而美军命中率奇差，鱼雷无一命中。 美国飞行员实在太缺乏训练了，41架鱼雷攻击机竟无一能命中日军舰队。于是，上天帮了美国人一把。上午10：24分，32架从“企业”号上起飞的美国“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飞临日本舰队上空。此时，日本航空母舰，正在掉头转向，准备让舰上的飞机起飞，处于极易受攻击的境地。美机恰恰在日本舰队无法还手的最佳时机来到。 缺乏经验、命中率太差的32架美国轰炸机，终于有四颗炸弹命中了日本“加贺”号航母。“加贺”号这艘巨舰在几分钟内就被彻底摧毁了。 “加贺”号上的大火，把在“赤城”号上的日本人惊得呆若木鸡，因而没有注意到美国轰炸机也在向“赤城”号飞来。“赤城”号中弹后，甲板上飞机、炸弹、鱼雷，接二连三连锁爆炸。大火蔓延到胡乱堆放在甲板上的燃料和弹药，再度引起大爆炸，把飞行甲板大块大块炸飞到空中。 “飞龙”和“苍龙”号两艘日本航空母舰，也遭到美机轰炸，因为甲板上都堆积著鱼雷炸弹，一旦被击中就引发连串爆炸。在这场战役中，日军突击舰队的4艘航空母舰全部毁灭，而美国人仅损失一艘航母。 日本人就在天意的捉弄下，不断进行著鱼雷换炸弹，又把炸弹换鱼雷，在甲板上堆满鱼雷和炸弹的混乱中，被命中率极差的美国飞机炸毁了。 军队将领更换的“巧合” 中途岛海战役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 在当天白天的战斗结束后，日军还有四艘航母因没参战而幸存，并且还有多艘战列舰。6月4日当晚，在后方坐镇的、由山本指挥的日军主力舰准备使用拿手好戏－偷袭，时间定在夜间。因为日军仍拥有威力强大的多艘战列舰，在黑夜里，航空母舰的舰载机不能起飞，等于失去了战斗力，而配有猛烈炮火的战列舰轻易就可将航空母舰击沉。而美军竟然没有一艘战列舰。因此，擅长夜战的日本人仍在当夜寻求战机，部署了用战列舰炮轰美航母，以期扳回一局，反败为胜。 然而，天意又帮了美国人一把。美国的航空母舰原本由哈尔西指挥，却恰巧因为哈尔西生病，而任命了斯普鲁恩斯代替哈尔西指挥。斯普鲁恩斯性格谨慎，在白天美军取胜后，连夜下令美军舰队驶离日舰的作战半径，使日军打夜战的企图落空了。如果哈尔西没生病，如果由性格激进的哈尔西指挥，美军会不会落入日军圈套就很难说了。哈尔西恰巧生病，也是天意啦。 连美国人自己都认为：中途岛海战的胜利，靠的是运气。只能说，天意如此。 历史背景 从1936年义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帝国。到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后爆发中日战争，直至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正式开启了世界范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整场战争涉及到全球绝大多数的国家，包括所有的大国，并最终分成了两个彼此对立的军事同盟─同盟国和轴心国。 作为轴心国之一的日本，为了在太平洋拥有海事主控权，决定不惜发动战争，也要消灭同盟国在远东的主力海军舰队。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在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的指挥下，通过六艘航空母舰机动部队、400多架飞机等大型兵力，不宣而战，对美国太平洋基地欧胡岛上的珍珠港发动空袭。日军恐袭，彻底瘫痪了美国太平洋舰队，以极小代价获得极大成功，美国海军几乎失去了反击能力。 但，让日本人失望的是，日本在珍珠港的主要目标是美国航空母舰，但空袭时没有一艘停在港内。同时，日本犯下了几个重大错误：未彻底摧毁岛上的维修设备、油库和其基地功能，导致美国部分受创舰只得以恢复其作战能力，以及珍珠港仍能作为美国的太平洋前线基地。 此举成功“偷袭”珍珠港，迫使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而轴心国的纳粹德国和义大利亦趁机对美国宣战， 与此同时，日本除了对东南亚英美荷殖民地的攻占外，还接连占领太平洋的各个岛屿，由于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中被摧毁，无法援助其战区，且日军大规模进攻，岛屿纷纷被日军所占领。 在海上，日本海军局部巡弋陆续消灭盟国海军，其中最大的战果是在印度洋空袭中将英国皇家海军彻底逐出太平洋。 此时，美日两国的航空母舰群的存亡几乎决定了谁将主控太平洋。也就诱发了历史上第一次使用航空母舰的海战，中途岛海战。 美军在中途岛海战中打败摧毁了日本的航母主力，得以获得宝贵的喘息时间，故中途岛战役在太平洋战争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 中途岛 中途岛是太平洋中部一群岛，属于珊瑚环礁，陆地面积约5.2平方公里。它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日中途岛战役而闻名世界。 1867年中途岛被美国首先发现，1903年起由美国海军部管辖，1939年建航空站和潜艇基地。成为美国的重要海军基地之一。在1942年6月4日中途岛海战中，美国夺回了太平洋地区的海事控制权。中途岛目前仍是军事要地。每年仅开放一次，供战后老兵凭吊。 近年来与中途岛相关的消息莫过于，2011年日本地震引起的海啸传播到中途岛时浪高约1.5m，海浪深入中途岛环礁东岛内地，约60%的陆地遭海水淹没。 编者按： 中途岛海战（Battle of Midway）发生于1942年6月4日到7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场关键逆转的战役。这场战役之后，盟军扭转了节节败退的局面，为转向胜局奠下基础。
洪晃资料：导演、演员、媒体人、专栏作家。母亲是外交家章含之，父亲是学者洪君彦，继父是前外交部长乔冠华，前夫是导演陈凯歌。 没想到，我跟外交部的房产官司，打了两年。 史家胡同51号的产权在外交部，2008年母亲去世后，他们就想收回房子，要求我搬出。我同意搬出，但要求外交部支付房子30年的维修费用。2009年，外交部将我告上法庭。我提出索赔，但没有任何证据。 我当时只知道，法院是政府的，原告也是政府的，这官司我肯定会输。没想到还拖了两年。最后，由法院指定评估公司判定总维修费用80万，由外交部支付。我跟外交部的官司这才了结。 我妈妈一直说，51号院也就到她这一代，我从小就走出去，不属于这个院子。这个说法是对的，我不属于史家胡同51号，它也不属于我。所以，当官司了结后，我在微博上写下这句话：终于把史家胡同51号还给外交部了，彻底逃出中国的特权阶层。值得庆祝一下。 51号院曾经是我家享受过的特权，特权的存在和我的价值观念是冲突的，对我来讲，曾经沾光并不值得骄傲。我没有对这种特权恋恋不舍。对我而言，51号院留给我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回忆。 从北京地铁5号线灯市口站出来走几步，就到了史家胡同。从这个胡同往西走一公里，是故宫；往南走一公里，就是长安街。 鼎盛时期，这里曾有80多个四合院，居住过很多高官和名流，如华国锋、徐向前、荣毅仁等。 当年胡同两边成片的四合院，现在早已不复存在。胡同西口，马路南边的院子已经拆了正在盖大楼，很远就能听到叮叮咣咣的施工声，一栋蒙着绿色防尘网的大厦已经盖了十几层，往上还不知道要盖多高。 马路北边，从西往东数，59号是曾经的史可法祠堂旧址，现在的史家胡同小学；53号是清朝大太监李莲英外宅，现在是一家宾馆；外墙很高的55号，住的是荣毅仁的儿子、登过首富宝座的荣智健；有着大红门的51号，就是我的家。 我的关于过年的所有记忆，都在这里。 小的时候，过年真是非常快乐的事情，那时候物资缺乏，我们都拿着有配额的小本本，跟着大人的屁股后面去买几斤花生，几斤瓜子。因为每家都有限量，所以我们都很小心，那时候买东西都自己带网兜，里面衬一个塑料口袋，我们回家的时候，都把装满花生瓜子的网兜抱在怀里，哪怕一粒都不能掉。 我外公（指章士钊）在的时候，过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躲在他的太师椅后面看所有来拜年的人，我记得很清楚，有各式各样的人。有个老头，像电影里面的地主，穿着大马褂，外面套个棉背心，头上顶着瓜皮帽，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老爷子印象特别深，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学者，“文革”的时候被斗死了。 “文革”的时候，史家胡同51号是最热闹的，这里成了很多人的避风港，大部分是我爸爸家的人，比如我小叔叔，北大一个数学系的高才生，学校武斗了，他就躲在51号陪我外公聊天，给我讲小人国的故事。 我6岁那年，大人允许我和他们一起熬夜，我就逼着小叔叔给我讲了一晚上的故事，一直讲到他自己睡着了。后来，小叔叔被分配到贵州去了，他是老三届，我们想了各种办法不让他去，好像都不行，因为他大学毕业了，要服从分配。小叔叔从史家胡同走的那天是阴天。他背着一个军书包，我爸爸走在他旁边，不时地拍拍他肩膀，安慰他两句。我们就这样从史家胡同51号走到北京火车站。 慢慢地，人都走光了，新年也越来越冷清、凄凉了。我外婆是在1970年新年前后过世的。外婆走了之后我也被送进了寄宿学校，平常就我外公一个人在家。1973年，外公去世了，我9月份去了美国，史家胡同51号院后来成了乔部长的家。 据说那些年间的春节，51号又热闹起来，回到我小时候那种气象，来拜年的能踩破门槛。那年头没有大款和老板，所以部长是非常值钱的，不像现在，说什么北京的部长能拿箩筐装。 但是那几年我不在，我1977年夏天曾经回来休假，可以体会当时史家胡同51号的盛况。我家旁边的55号是外交部宿舍，一天回家，突然从那院儿里出来一个阿姨，手里拎着一筐苹果，冲到我的面前，死活要把苹果给我，嘴里说着：“问你妈妈好，问乔部长好！” 但是不到一年，我就在51号过了这辈子最惨的一个春节。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乔冠华部长被撤职，他和我妈妈都被隔离审查。我妈妈被关在老外交部楼里一个储藏室，乔冠华被一个12人的学习班关在史家胡同后院，我从半个高干子弟一下子变成了“四人帮爪牙”的后代。 我春节前回到北京，外交部没有让我去找我父亲，而是在史家胡同的前院把司机的房间腾出来让我住，让我也好好交代问题。 他们轮流找我谈话，问我知道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错误，我说不知道，这绝对不是我犟嘴，或者有“斗争意识”，只是我那时候是个16岁的美国孩子，除了觉得这些大人完全像美国电影里欺负人的恶霸，对其他事情都毫无概念。 后来，这些问话就越来越不友好，再后来，干脆把我外公的图章、烟枪、部分书画，我妈妈的照相机、录音机都摆在我面前，以命令的口气说：这些东西我们没收了。至今这些东西没有还给我们。这天是1978年腊月二十九。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我跟学习班的人要求去见我父亲，他们笑嘻嘻地说：去吧，去吧，随便去。你又没被隔离。我问他们，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哈哈大笑，说，你还以为你是高干子弟，我们得替你找你爸！之后，乔冠华带来的保姆梅阿姨就差我出去买点虾，她说不管怎么样，是过年，她想给乔部长做点好吃的。 我拿着供应本跑到东单菜市场，已经快关门了，但我还是买到了虾。走到家，大红门关着，我使劲按铃，就是没人开门，我开始喊，还是没人。 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我在大年三十就是卖火柴的女孩，冻死在门洞里。我真的开始害怕了，坐在门墩上嚎啕大哭。最后是邻居杜大妈救了我，看见我哭，把我拽到她们家去过了这个年。 也就是那天晚上，杜大妈和她一家给我讲了乔冠华是部长的时候，51号有多少人来拜年，“多得吓人，比你外公在的时候多！”杜大妈说，“那好日子你可没赶上。” 春节过了以后，我决定自己去找我父亲，或者干脆搬到杜大妈家去住，要不就去朋友家。我打好了包裹，从51号出来，真的没感觉我还会回来。胡同里，我又碰到那位苹果阿姨，她瞪了我一眼，吐了我一口唾沫，恶狠狠地说：“四人帮爪牙！” 我的吃惊和半年前她塞我苹果的时候没什么不同。我开始长大了，开始懂得什么是中国的政治。 1979年春节前，我已经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了。那天是周六，我上中班，办公室来了一个女的，说是外交部的，找我。我两年没有回51号，更不想跟任何外交部的人有来往。 所以面对这个阿姨我态度很坏。她却很耐心地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妈妈回家了，乔伯伯也在家，快过年了，你回去吧。” “你是谁？”我问她。“我是你妈妈学习班的，看她的。但是现在我们俩是好朋友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马上回去，缓了两天，心情很复杂。后来那个阿姨又来了，说你怎么还不回去，你妈难受死了，以为你不认她了，要和她划清界限。听到这个我马上回家了。 1979年的春节我们又是在史家胡同51号过的，那年特别热闹，因为我妈妈刚被放出来，所以大家都决定要好好过。 我舅舅一家过来了，带着我的表哥和表妹，我们买了很多鞭炮，说要把外交部学习班的晦气用鞭炮赶走。几个小孩对东西的贵重毫无概念，拿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盘子放鞭炮，结果一个火花进了盘子，里面所有的鞭炮和盘子一起炸得粉碎。 那年大人都心情好，没有骂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基辛格送给乔冠华的礼物，是水晶的。 妈妈放出来之后，我只在51号住了两年，就又自费出国上大学了。这一走就是5年。就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乔冠华去世了，妈妈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纽约时报》上看见的。 我往51号打电话，没人接，怕妈妈想不开，出事。后来才知道妈妈去南方在朋友家住了一阵子，51号对她来说也是很伤心的地方。 3年前，我妈妈也在春节前过世了，我的朋友把我拉到海南去过春节，我当时非要抱着骨灰一起去，被朋友劝下。那年的春节，51号院里只有妈妈了。 妈妈去世的那个春节，还没出正月十五，外交部的人就来了。 那次来了三个人，一个姓沈的处长，一个“谁说什么都在那狂记”的戴眼镜的小伙子，还有一个“长得像打手”。他们很专业，公事公办，也不喝水，10分钟就把事情讲完了。我当时就表了态：你们拿房产证出来，赔偿维修费，我就搬。 接下来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外交部的函件。信上说：洪晃女士，经过几次沟通，我们限你在某月某日之前搬出去，我们要收这个房子，至于你所提到的补偿，将在你搬出去之后予以考虑。 我也回了一封信，说同意搬出去，但补偿的问题必须在搬出去之前先谈好。后来他们又发了一个函，还是一样的内容，我就没管它。等第三封函的时候，他们说已经雇律师了。 接下来，我就收到一张法院的传票。再接下来就是预审，双方在法院见面。时间已经到了2009年冬天，登记护照身份证时，法官说，原来你拿的是美国护照。然后就问，补偿的话，你有没有任何房子花销的记录？我说没有。于是又给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去举证。 后来实在没有证据，我和律师商量，直接找评估公司评估一下算了。但法院却迟迟没有指定评估公司。又过了3个月我才知道，原来是外交部还要追加被告人。 预审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我拿的是美国护照，没有户口，起诉我是没有用的，所以要追加被告。我丈夫杨小平的户口在51号，追加上；妈妈当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城乡发展研究协会当主任，为了办公方便，协会的注册地址也在这里，也追加上。 直到2010年9月，追加被告的程序终于走完，法院通过公证摇号，定下了评估公司，评估才算正式开始。 官司这样又拖了大半年，最后，评估公司评定总维修费用80万，由外交部支付。我接受了这个结果。至此，经法院调解，我与外交部的“史家胡同51号”之争终有定论。 打这个官司不是因为我想留在院子里，而是因为我不想在和外交部谈定搬迁条件之前搬出四合院。我的朋友们都说我太轻易就放弃了这么好的一个四合院，其中一个懂房地产的跟我数着两个手指头说： “估价得两个亿啊，你想好了。” 其实，我总是在想，搬出来完了，这个院子对我最重要的东西我都有了，就是记忆，这个谁也拿不走。而我不想让自己变成那个送苹果的阿姨，不想为了得到一个四合院，让我的灵魂变成一个废墟。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新注册公众号，原文已被删除）
李劫夫是中国近现代著名作曲家，他曾创作了大量的毛泽东诗词歌曲和毛泽东语录歌曲，最为著名的就是曾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文革期间，他与妻子被关入“学习班”，进行审查，“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被打倒，还没有“散班”的信息。 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死于“学习班”中。本文摘自《南方周末》，作者陈益南，原题为《红色音乐家李劫夫在“文革”中》。 （一）李劫夫是谁？ 由于年代，也许，你已不知道他是谁。 但，你应该听过《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或许还知道《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那支歌；并且，几乎可以肯定，你在戴红领巾的那阵，必然唱过“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而，这首被传唱了大半个世纪、并至今不衰的哀婉动人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其作曲者，就是劫夫——李劫夫。 至于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批脍灸人口流唱甚广的歌曲，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一代一代往下传》、《蝶恋花》、《沁园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则也都是李劫夫的杰作。 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一个人竟就写了二千多首歌；其中，有相当部分，被人传唱不衰。 文革中，劫夫的创作，更是进入一个特别的时代：因那个时代的需要，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为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无疑，共产党员李劫夫的音乐创作，是非常的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就是为政治服务。如何看待劫夫写的那些歌，自然可以仁者智者，各持己见。 但是，劫夫则的确是诚心诚意地以艺术的规律去为政治服务，以音乐的美感来传导时代的旋律，而并不是生硬地将政治塞进歌曲。 所以，他创作的歌曲，甚至连那些《语录歌》，都能让人传唱，流行多年。这是一个已经时间长期打磨了的事实。有人总主张艺术要远离政治脱离政治，认为有政治就会没有艺术。 其实，这是一种偏见。 我们之所以不喜欢政治介入艺术，是因为往往这种“介入”，不是生硬直白地塞入，就是以强暴艺术、压制艺术为前提，活活地扼杀了艺术。 我们平日多见的所谓艺术介入政治的作品，如《X啊，母亲！》之类，其实只是体现了宣传。而宣传仅是政治需要本身，仅是目的，却还不是艺术。很遗憾，对此，许多的宣传人员与仁者智者，都没能看到想明。 其实，具有政治意义的艺术，常常最能释放人性的情怀，展现人性美的高度，最能使人努力奋进，让人始终能常生激情，永葆青春。 抗日战争时的《松花江上》，好不好听？ 对越反击战时的《血染的风采》，动不动人？ 反映二战的美国大片《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好不好看？能不能让你久久不会忘怀？当然，真正要让艺术体现政冶，并非容易的事，并非简单的事。 情况往往是这样：艺术真要进入政治，不是出传世之作，就是大量制造垃圾。风花雪月，固然也是艺术需要表现的范围，因为她们都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只是，政治往往显现了人性的刚，而风花雪月则往往展露了人性的柔。 纯刚易折，纯柔易溶。唯刚柔相济，一张一弛，才是人性的全面，也是艺术的全面。劫夫的歌，至今能被人唱，能让人记得，这应该已表明，他的音乐创作艺术，确已达到一种高度了。 然而，自1972年初起，在其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天空，不论是广播电台中，还是电视里，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 什么原故？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出来说明。 流传的只有小道消息：与林彪的事有关。 （二） 李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绘画与音乐，原本都不过是他的热爱，却并非科班所造。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时，开始了以绘画与音乐为手段的谋生生涯，“劫夫”一名，则自此起。 1937年5月，24岁之际，他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 1938年9月，加入中共。同时，由丁玲主编的《战地歌声》一书，由武汉生活书店出版，书中有29首歌，而之中的13首，即为劫夫所作。 到文革前，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其时，遇到了周恩来总理。周对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真唱了几句。 受此鼓舞，劫夫在灾区便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一歌。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8月）。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1979年11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而他最后欲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进》！——这个“林主席”是谁？ 是“林副统帅”、林彪啊！ 为何会这样？下文将一一说明。 上述这三件事，从劫夫一生的经历中看，其实都不是他要追求的东西。对当官，他的确历来无什么兴趣；对政治，他也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认识；他想做的，就只是专业醉心于音乐创作。顶多，只想用音乐，来为党的事业服务。 然而，鬼使神差，阴差阳错，劫夫却偏偏被那政治黑洞给吸了进去，且英华之年，便断了他的创作，也断了他的生命。 打倒“四人帮”后两个月的一天，即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猝逝于尚在办他的那个专案“学习班”中，终年 63 岁。天妒英才，收他而去。 （三） 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 一个音乐人，一个作曲家，怎么会陷到那个吓人的枪杆子集团中去的呢？用一句政治术语说，是“事出有因”，但绝对“查无实据”。 文革开始后，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他从延安时期起，却又看到过很多个人政治的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无端整到自己头上来。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侯选”的黑名单中。在那运动中，他就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等着抓我的右派了！” 幸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责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来劝他放心，不要作急。 不过，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却没能逃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因此，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还算幸运，没载正式的右倾帽子，只需作捡讨。 文革开始后，象成千上万的那些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事情到此，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们一样，若熬过了此关，以后文革及文革后的日子，无非就是捡讨捡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然后，便能随“众神归位”的大流，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地位。 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好事，却可能在之后对他发生的灭顶之灾，预伏了危机。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李劫夫院长，1967年元月15日，便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结果，元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李劫夫的住处了解，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文艺路线的。 这一来，劫夫总算脱了一次难，回沈阳安然无恙了。 当然，这次保劫夫，虽是戚本禹出的面，还打了中央文革的旗号，但实际是当时的中央高层都知道的事，而并非只中央文革的人同意。中共“九大”后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的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对此事就作过证：“这件事中央是清楚的。”所以，当戚本禹不久就倒台时，劫夫便没有因这一接见而受到整肃。 不过，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25周年的文章之理由，在沈阳军区的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 以后一年多中，京沈之间，来来往往，劫夫便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重视，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入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大量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一歌。 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一”宴会。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强了他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而正是这事，导致让他李劫夫最后陷入了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暗。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下属的文艺机构“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的司令就是黄永胜。因此，从那时起，李劫夫与黄永胜便有了一种部属性关系。 1962年，有次李劫夫去广州开会，遇到了多年没见的老上级黄永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当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得知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劫夫将黄永胜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 结果，12岁的黄春跃到“沈音”后，劫夫让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从生活上能照顾这个小孩子。后来，项辉芳还让黄春跃做了李劫夫的干儿子。 黄春跃在劫夫家中住了一年时间，就搬到学校宿舍去了。只是星期日，则或是到劫夫家，或是让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派人接去他家度周末。 文革开始后，黄春跃离开了学校，当兵去了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有了这层关系，劫夫在1967年的北京期间，便同当时也常住北京的黄永胜一家，有了较多的往来。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项辉芳的往来，则更是越来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称。 1968年3月后，黄永胜正式调往北京，任总参谋长。 由于两家的这层关系，特别是张洛与项辉芳的亲密往来，使劫夫不仅得知了高层很多人对江青的不满，更扯出了一件为林立衡（林豆豆）找对象的“做媒”、接着又受到林彪接见之事，使劫夫在旁人眼中的“林彪集团”要犯色彩，愈加浓重。 “做媒”之事是项辉芳惹来的。 1968年初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可她项辉芳周边哪来合条件的工农子弟？ 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张洛还真给在文联找了一个小伙子，经带给项辉芳与叶群先后目测，均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 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随行工作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这是劫夫唯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见。 接见中，叶群将劫夫介绍给林彪，为劫夫吹了一顿，说他是八路军出来的音乐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说了几句鼓励话，表扬了写语录歌的方式。接见后，林彪还送了劫夫及其家人几样小礼物：二本《毛主席语录》，二套毛泽东像章，一些治心脏病的药等。 虽说事由“做媒”起，但当时受到“林副统帅”接见，毕竟是大事。回家后，劫夫与张洛夫妇，便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在信中，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了劫夫的一大罪行。除此以外，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尔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劫夫。 这位当时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了瘾的作曲家，便情不自禁地又主动私下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给谱了曲。后来，6月底劫夫因病去北京301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吃了一餐饭。 其间，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下。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也不知是客套，还是真心。反正这事，劫夫的罪已铸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 而到10月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象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文人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草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了，问他写什么，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张洛却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劫夫一听，也就停止了写作，并将那写了歌题的纸给烧了。照讲，这两口子之间说说话的事，无影无踪，怎么日后却能让人家弄成了罪证呢？ 据张洛后来回忆说：她被关进“学习班”后，1972年春节左右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 头盖骨变得象木头一样了。她便问“学习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 反正，自那以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后来，出“班”时，她收拾东西时发现，抽屉里有她莫名其妙写的东西，如交待她与基辛格（美国国务卿）的关系等等。 张洛怀疑的事，应该是不会发生的。也许，是她自己产生了幻境。但是，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却都能明白那专案“学习班”的厉害，“学习班”虽然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是大大强过正式的监狱的。 为什么？ 你想想，不让你好好睡觉，一批又一批的专案人员对你搞“车轮战”，连番来上阵对付你；还有精神战，拿你的亲人的前途，威胁恐吓你，没日没夜。不怕你是个多么坚强的人，也能将你的神经折磨成病态。 在那种情况下，除非是曾受过专业特别训练的人，是没有一个人能将心中有过的想法，会长期守住的，都会一一吐出来的——只要是办班的专案人员认为需要。 那种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式的“专案组”作法，在打倒四人帮后，邓小平陈云彭真等高层领导，之所以都一致认为必须永远废除它，就是因都大吃过那玩意儿的苦头。因此，劫夫两口子之间的一些话，也能被掏出来，并不奇怪。 只是，劫夫两口子当时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问题中，这为可能上台的林彪所写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歌一事，也许是导致他们长期受审、并永无政治上翻身之日的关键。 因为，当1971年10月20日，上面决定将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而进行隔离审查时，也许仅仅还只是因他们与黄永胜等有往来。而这种有各种工作与生活上原因的往来，只要确查清了，问题也就还有消除或减轻之日。 因为，毕竟劫夫并没有参入林彪集团的什么政事，而与黄永胜等有一般工作与生活往来的人，也不是仅他劫夫一人。但是，将劫夫审查后，却发现，在1971年9月与10月间，劫夫竟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题目，这，却是全国全军独一无二！ 你劫夫说你没有投靠林彪的意图，可是人家亮出这歌的题目，从狭隘的逻辑上，你还能说清楚？谁还能为你劫夫说话辩解？ 当然，如果真正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从全面的逻辑上讲，分析一下劫夫作为音乐家作曲家的历史与性格，也就会知道，即便他写了这个什么《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也不应将他视为林彪集团的人。 一则，当时他的地位，他的能量，入那集团，显然还不够格，并且，也的确没有他劫夫参入了林彪集团活动的证据； 其二，他原本就是个喜欢为党的事业、为党的领袖写歌的文化人，并非专只为林彪而写。况且，当时，林彪还是进了党章的名正言顺的领袖接班人，在情况不明之时，为他写了歌，也不是什么投靠。 若真正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办，劫夫的这些问题，都不应算什么的。然而，按现行的体制，能有人为他担这个担子吗？ （四） 劫夫两口子是1971年10月20日，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解放军战士予以分别逮走的，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 专案“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终于，老天来唤他了。1976年12月17日，中午十二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不幸猝逝于“学习班”中。 1979 年，辽宁省委的“纪委”于11月20日作出决定： “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这是官方对李劫夫问题的最后正式结论。不过对这结论，不服者众，认为有文革“左风”余味。 1981年7月，在“第四届长春音乐会”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路见不平，公开说话了。他说：“劫夫同志写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后应该继续唱。他生前的后期有过错误，但他写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说是我们音乐创作中的珍品。”7月24日，《辽宁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吕骥的这番话。 从此，被封禁了十年的劫夫的歌，又可以唱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又开始响彻于歌厅，进入到录音歌带、歌碟之中，重新走进了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家里。 1999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盛大阅兵式上，展示60年代成果的方队经过广场时，伴随着前进步伐的，便是雄壮高昂的《我们走在大路》乐曲。 1994年3月，当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楼需要迁移时，劫夫的亲属提出：为一直没有落土的劫夫的骨灰，建一个墓。然而，学院经请示后，省委意见却是：可以将劫夫骨灰放到回龙岗革命公墓，但不修墓，不建碑，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新注册公众号，原文已被删除）
“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海宁查氏是中国历史上江南的名门望族之一。康熙帝曾御笔亲书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匾额“敬业堂”、“嘉瑞堂”以褒奖海宁查氏的厚德门风。查氏近代名人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查良钊、金庸、穆旦等。 跋涉：从清华到西南联大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穆旦”为名是将其姓氏“查”字拆为“木旦”，后用“慕旦”，再固定为“穆旦”。金庸（查良镛）也采取叔伯哥哥的方式拆“镛”作其笔名。 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37年抗战爆发，他随清华师生一起迁到长沙继续学业。不久，再次启程，与两百多名师生组成“步行团”，随曾昭抡、李继桐等教授，历时69天，跨越湘、黔、滇三省，长途跋涉抵达云南昆明西南联大。 远征：历史走过留下英灵 1942年，穆旦已是西南联大的助教。这年，日军在缅甸战场投入重兵，势如破竹，中国唯一通往外部的交通命脉面临被切断危险。应盟军要求，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2月，穆旦报名参加远征军，在第五军司令部任中校翻译官。在军中，穆旦受到杜聿明的礼遇，在作战间隙，他会作诗活跃气氛、鼓舞士气。 从中国军队入缅算起，中缅印大战历时3年零3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近20万人。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与盟军一同立下战功，中国远征军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抗战史上极为悲壮的一笔。 1942年4月，盟国英军作战失利，远征军的战略防卫目标消失，被迫后撤。穆旦随第五军被迫退入野人山，亡命热带雨林。 “那是1942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著。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有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援了，带著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著，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24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 对于这段历史，诗人穆旦写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森林：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祭歌：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著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旅美：快乐却短暂的时光 1946年，穆旦结识了燕京大学才女周与良。周与良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当时良铮给我的印象是）“一位瘦瘦的青年，讲话有风趣，很文静，谈起文学、写诗很有见解，人也漂亮。” 1948年，周与良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穆旦随后也旅美进入芝大就读。1949年底，穆旦和周与良在美国佛州结婚，婚后住在芝大校园附近的公寓。当时和他们夫妇来往的朋友很多，周末大家聚会、打桥牌、跳舞。 提到那段快乐的岁月，周与良怀念道：“我们的家总是那么热闹。”巫宁坤回忆说：“1948年3月，我从美国印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赵萝蕤、周钰良（周与良的哥哥）、查良铮等人，他们都是国内英语界的菁英。” 回国：费尽周折当头一棒 1950年，穆旦开始办理回国手续，但办理过程十分曲折。“当时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允许读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回国，文科不限制。良铮为了让我和他一同回国，找了律师，还请我的指导教师写证明信，证明我所学与国防无关。”（周与良《永恒的思念》） 1951年，穆旦夫妇收到台湾大学和印度德里大学的的邀请函，邀请他们就职任教。但是，夫妇二人终于选择了回国。后来发生的一切，是当年急于回国的他们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的。 1952年，美国移民局终于批准他们回香港的申请。1953年1月，他们未抵香港，几经辗转，由深圳到广州，再到上海，最后抵达北京。5月，穆旦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 1954年3月到年底，穆旦高质高效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的系列作品，一时声名鹊起。但穆旦译诗的“黄金时代”转瞬即逝。 1954年底，著名的南开“外文系事件”爆发。随后，穆旦因“中国远征军”和芝大留学经历，被归为需要“专政”的对象。1958年，穆旦被正式划为“历史反革命份子”，降职降薪，被逐出课堂，并被判处3年劳教，强迫在南开图书馆和洗澡堂接受管制劳动，自此失去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 1962年，管制解除。穆旦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计划，翻译英国浪漫诗人拜伦的长篇叙事诗《唐璜》。历经三载，穆旦白天体力劳动和思想汇报，晚上回家悄悄伏案，终于，16,000多行的呕心译著完成初稿。还未经喘歇，运动再至。 牛棚：文革中的凄苦岁月 1966年，文革开始，穆旦再因“远征军”和“旅美”历史被抄家、揪斗，被剃成“阴阳头”。所幸的是，支撑穆旦精神的《唐璜》译稿未遭到红卫兵焚毁。令人难过的是，这位曾经以铮铮铁骨远征抗战，从野人山走出的英烈，与大批当年死里逃生的远征军官兵（他们或是职业军人，或是青年师生）一起，在江山易色后，几乎全部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或抑郁而终，或被折磨至死。 1968年，穆旦全家被“扫地”出门，夫妻天各一方，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穆旦进“牛棚”，周与良成了“美国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1969年，一个漫天飘雪的冬日，穆旦悄悄跑了几十里路去看久无音讯的妻子周与良。 “他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块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几个月没见面，他又黄又瘦，精神疲乏，他只是安慰我‘要忍耐，事情总会弄清楚的’……我看到他眼中含著泪水，脸色非常难看，便安慰他：‘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说了几句话，他准备走了，要走几十里才能回到住处。他非要把那包花生米和几块糖留下，我坚持不要。互道保重后，他就走了，停留不到半小时。我送他到村口，看他走远了，才回村。从后面看，良铮已经是个老人了……”（周与良《永恒的思念》） 扫厕：窒息在难懂的梦里 1972年，穆旦结束劳改，回到南开，主要工作仍是十几年前就开始的扫厕所和打扫澡堂。其馀的时间，穆旦终于得以埋头于新的翻译和修改从前的译著。在凄苦岁月的夜深人静时，是穆旦伏于斗室的身影。如此，他竟还向世人奉上了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艾略特等诗人的译著作品二十馀部。 1973年4月，在南开打扫厕所的穆旦，接到校方通知，在有关人员“陪同”下，到天津第一饭店去见了美籍数学家、西南联大同学王宪钟。这是20年来第一位从美国来访的老友。 1976年初，穆旦骑车为孩子们打听招工信息、寻找生路时，在黑暗中跌入深坑，右腿骨折。1977年，住进医院准备接受伤腿治疗的穆旦，突发心脏病去世。 在最后的日子里，穆旦或许思考了很多，在《冥想》一诗中，他写道：“为甚么万物之灵的我们，遭遇还比不上一棵小树？……为甚么由手写出的这些字，竟比这只手更长久，健壮？……我傲然生活了几十年，仿佛曾做著万物的导演，实则在它们长久的秩序下，我只当一会小小的演员。” 中国远征军人、诗人穆旦在自己的诗句中被“压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最终“窒息在难懂的梦里”…… ………………………………………… 野兽(早期作品） 黑夜里叫出了野性的呼喊， 是谁，谁噬咬它受了创伤？ 在坚实的肉里那些深深的 血的沟渠，血的沟渠，灌溉了 翻白的花，在青铜样的皮上！ 是多大的奇迹，从紫色的血泊中 它抖身，它站立，它跃起， 风在鞭挞它痛楚的喘息。 然而，那是一团猛烈的火焰， 是对死亡蕴积的野性的凶残， 在狂暴的原野和荆棘的山谷里， 像一阵怒涛绞著无边的海浪， 它拧起全身的力。 在黑暗中，随著一声凄厉的号叫， 它是以如星的锐利的眼睛， 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 1937年11月 诗四首（中期作品） １ 迎接新的世纪来临！ 但世界还是只有一双遗传的手， 智慧来得很慢：我们还是用谎言、诅咒、术语， 翻译你不能获得的流动的文字，一如历史 在人类两手合抱的图案里 那永不移动的反复残杀，理想的 诞生的死亡，和双重人性：时间从两端流下来 带著今天的你：同样双绝，受伤，扭曲！ 迎接新的世纪来临！但不要 懒惰而放心，给它穿人名、运动或主义的僵死的外衣 不要愚昧一下抱住它继续思索的主体， 迎接新的世纪来临！痛苦 而危险地，必须一再地选择死亡和蜕变， 一条条求生的源流，寻觅著自己向大海欢聚！ ２ 他们太需要信仰，人世的不平 突然一次把他们的意志锁紧， 从一本画像从夜晚的星空 他们摘下一个字，而要重新 排列世界用一串原始 的字句的切割，像小学生作算术 饥饿把人们交给他们做练习， 勇敢地求解答，“大家不满”给批了好分数， 用面包和抗议制造一致的欢呼 他们于是走进和恐惧并肩的权力， 推翻现状，成为现实，更要抹去未来的“不”， 爱情是太贵了：他们给出来 索去我们所有的知识和决定， 再向新全能看齐，划一人类像坟墓。 ３ 永未伸直的世纪，未痊愈的冤屈， 秩序底下的暗流，长期抵赖的债， 冰里冻结的热情现在要击开： 来吧，后台的一切出现在前台； 幻想，灯光，效果，都已集中， “必然”已经登场，让我们听它的剧情— 呵人性不变的表格，虽然填上新名字， 行动的还占有行动，权力驻进迫害和不容忍， 善良的依旧善良，正义也仍旧流血而死， 谁是最后的胜利者？是那集体杀人的人？ 这是历史令人心碎的导演？ 因为一次又一次，美丽的话叫人相信， 我们必然心碎，他必然成功， 一次又一次，只有成功的技巧留存。 ４ 目前，为了坏的，向更坏争斗， 暴力，它正在兑现小小的成功， 政治说，美好的全在它脏污的手里， 跟它去吧，同志。阴谋，说谎，或者杀人。 做过了工具再来做工具， 所有受苦的人类都分别签字 制造更多的血泪，为了到达迂回的未来 对垒起“现在”：枪口，欢呼，和驾驶工具的 英雄：相信终点有爱在等待， 为爱所宽恕，于是错误又错误， […]
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最为成功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在民国时期的教育中，最值得尊崇的是抗战时期的教育；在抗战时期的教育中，最光彩夺目的是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全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她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与抗日战争相始终，前后只有8年多的历史。但是，短短8年多，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培育了众多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人才，所出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所出的人才都要多，创造了中国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不但成为驰名世界的世界一流大学，而且，虽身处边陲，却引领思想，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由于她的存在，使当时的云南昆明这一边陲之地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甚至认为“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赢得如此美誉，是因为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刚毅坚卓”的民族精神，彰显了一种现代中国的新的道统，那就是：爱国，民主，科学。 一、西南联大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关于“气节”的历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伴随著宛平城外激烈的枪声，北平告急！天津告急！华北告急！ 国难当头，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惨遭摧残。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但不到两个月，南京又陷入敌手，武汉、长沙为之震动。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南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南迁的过程充满了艰难险阻。大部分师生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转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另有250多名同学组成步行团，在闻一多、黄子坚、曾昭抡、吴征镒等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栉风沐雨，徒步行军3,500里，历时68天，几乎用双脚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 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振兴国家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联大师生在被日军摧毁的残垣断壁前仍然精神不倒，用生命书写了一个个感动千古的真实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彰显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崇高民族气节。 西南联大这批学者，基本上都是带著真挚的爱国情感和救国使命感离开古都的。学生也是这样。清华大学董树屏先生在转移到昆明的过程中，承担了把清华教学器材运往南方的任务。当时既要骗过日本人，又要在路上和难民一块儿争船争火车。他想了很多办法，才把器材保护下来，完整地运到了昆明。这使得西南联大的工学院成为设施最好的学院。 曾经就学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在回忆中谈到，当时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有一个河南的同学是从老家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西康的同学是买了一头驴一路骑过来的，可见战时上大学，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和智慧的。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的穆旦当年也是步行者之一，他由此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西南联大教学条件之艰苦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学生们几十人挤在铁皮屋顶（铁皮屋顶最后还因为经济困难换成了茅草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和宿舍里，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 名师、教授们的生活同样异常艰辛，闻一多、华罗庚两家一度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形成“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物价飞涨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周培源先生骑自养的马上课，都是从不迟到。 在昆明，朱自清先生的生活窘迫到了连一件布棉衣都无力缝制的地步。有一年冬天，昆明天气异常寒冷，体质本来就很差的朱自清为了御寒，只好在赶街的日子去买了一件云南当地马帮里的穷苦赶马人穿的那种廉价披风，既当被褥，又当外衣用。 为一日三餐奔波的远不止普通教员，校长梅贻琦的日子也过得十分拮据。他有四个孩子正就读于联大，家庭负担确实不轻。但梅贻琦却从不让自己的孩子领取联大发给学生的生活补贴，而是把钱尽量满足那些更需要补贴的贫困学生。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和“刚毅坚卓”（联大校训）的顽强精神支撑著联大师生在物质生活极为艰困的日子里激情不减，弦歌不辍。无怪乎林语堂上世纪40年代初路过昆明作演讲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在这块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的纪念碑上，镌刻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834人。据说，实际从军人数远大于留名数。 二、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一部坚守现代大学精神的历史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 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 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 ……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甚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著自由选择，意味著开阔视野，意味著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著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甚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甚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 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著器材回国了。 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三、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另一笔宝贵财富 当面对强敌入侵或国家陷于灾难时，自然需要整个民族步调一致，这时往往会产生国家主义，强制主义或者专制，会以国家和爱国的名义来抹杀个性，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而西南联大有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就是当国难当头的时候，整个知识份子群体既保持了一致性—坚持抗日的一致，同仇敌忾；同时它又能够容忍和保全学者们和学生们的个性；既未因为需要统一而走向国家主义，又未因为坚守自由而无视民族大义。他们彰显出的是君子的“和而不同”，而不是小人的“同而不和”。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它留给我们的这一宝贵财富，给我们现在的大学该怎么办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借鉴。它告诉我们，中国的知识份子在民族大义面前从来都是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同时他们也懂得在甚么时候甚么问题上需要坚守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懂得爱国不等于国家主义，统一不等于专制和独裁。他们决不能容忍打著国家的旗号搞甚么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在西南联大，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一样浓重。联大的师生大都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和书呆子，而是心忧天下的仁人志士，但他们又从来不忘记自己作为学人的职分。在这里，德先生与赛先生似乎友情依旧，往往携手同行。 学者的个性是自身学术个性和个人生活细节的惯性，在西南联大都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原来的三所大学的个性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比如原来北大的“兼容并包”，清华的“厚德以载物”和南开的务实精神，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反而更加和谐的融在一起，创造了新的学风，新的人际关系和更加开放的氛围。 在联大，吴宓先生的个性很有代表性。吴先生讲“英诗”，多离不开一，一也离不开多。他认为，美就是讲的多样性的统一，即多中有一，亦即和谐。吴先生为人耿直，放荡不羁。教学却严谨认真。他讲西洋文学史，却重中国经典；爱《红楼》，却崇奉孔子。吴先生本人就是一个“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之人。像吴先生这样的人，在西南联大尚不乏其例。西南联大很赞赏这样的人，因为这是西南联大自由之风的一个标志。毕业于联大的张世英教授认为，西南联大这个学校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政治思想方面：进步的，保守的，中间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 在学校里，学术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爱国、民主、科学，教育独立、教育救国、知识报国，反对专制和独裁是联大师生共同的价值追求。 当然，联大的学者教授们也并非圣人、道德君子，不同类型的学者在观念上的冲突也十分常见。 前面提及，西南联大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所谓“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而不是孔子所批判的“小人”的“同而不和”。联大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所以成了世界一流。 （编者按：因篇幅原因，本文保留主线，删去了细节描述）
为被带走做准备 那一天是二月初，上午十点左右，当我正准备出门去和朋友吃饭时，突然间，一群人闯入了我的公寓。不知是通过甚么手段，他们似乎有我大门和我房门的钥匙。进入房间的只有三四个人，但是我可以看到，有更多人潜伏在走廊和楼道里，总共可能有十几个。看他们有备而来的样子，他们肯定监视了我的电脑和手机一阵子了，我甚至怀疑我的房间里还被装了窃听器？ 我很快发现，他们已经知道并进入过我的普通电子邮件。不过他们没有进入我的加密电子邮件，也可能是不知道我的加密电子邮件的存在。他们可能在我家也安装了监控设备，甚至能够看到我的电脑屏幕。这似乎说明了政府可以监控任何人，即使是在临时出租屋的人也一样。 我知道有一次在我离开国内去出差之前，警察骚扰过我的同一套出租屋内的邻居，在我离开期间，警察也骚扰过他们。后来我才知道警察在那期间把我的邻居骗到了派出所，并复制了我家的钥匙。他们肯定是趁我不在时安装了监控设备，但我没想到他们的技术是如此的先进。我和其他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朋友们之间的电子邮件和讨论内容，很可能都被他们掌握了。我试图猜测他们可能知道的信息，不过是件很难的事情。 我之前也一直担心他们会强行进入我的电脑，以获取他们想要的其他信息，所以我已经安全地从硬盘中删除了很多敏感的案例信息，在我被带走后，他们能够获得的信息已经很有限。不过，我仍然疯狂地去回想我删除了哪些内容，哪些没有删除。这样我才能更好地准备应付接下来的一系列审讯，以便我能够尽可能的保护其他相关人员。 我知道他们最终会来找我，我是逃不掉的。他们在去年的十二月和这一年的元月份已经多次邀请我喝茶，询问几名已被秘密关押的朋友的情况。几周前，他们甚至让我在警察局过了一晚。那一天，我本打算在北京和另一位律师见面，但见面前，成都的一位国保意外地约我在安定门和他见面。他实际上和另一位北京国保守候在那里，随后他们关了我一夜。而在他们释放了我之后，我才发现，在前一天和我一直密切合作的另一个维权人士已经不知去向。事态变得越来越严重。 在那个晚上之后，成都和北京国保又多次来找我，他们主要询问我与维权界几个关键人物的关系。我告诉他们，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维权机构雇用的律师，负责赤脚律师（无证，通常是自学的维权律师）的培训。此前，警方已经突击检查了几次这样的培训，所以我没有任何必要隐瞒我曾参与过。 在几个我联系紧密的人失踪后，我开始为自己似乎不可避免的失踪做准备。我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律师作为我的紧急联系人。在两位律师朋友的办公室里留下了我的授权书，并写信给我的父母和前女友。我联系了我认识的一名外交官和香港的中国人权律师关注组，确保他们了解，如果我被带走，我曾指定了谁做我的律师。与此同时，我一直在删除敏感的文件，与尚未被带走的同事分享和探讨一些问题，制定我们该如何应对警察的讯问计划。之后，我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他们的到来了。 当然，我的几个事先策划好的安全措施并没有完全奏效，因为我的电脑和电子邮件一直处于被监视中。 不知何故，当他们来了时，我反而感到轻松，站在我的小出租屋里，周围是威胁我的警察，我反倒很开心。在此前的日子里，我一直很紧张，除了回想一些事情，无法真正集中精神。有一个朋友试图说服我逃亡出国，但我不知道去哪里，只有等待。至少，当他们闯进我的公寓时，我不用再紧张了。 他们一闯进来，动作就移动得非常快。立即没收了我的手机，好让我无法联系外界，来不及最后一次向朋友们发出提醒，也没有机会删除任何应用程序或聊天纪录。幸运的是，我已经从我的手机上删除了照片和文件，所以没甚么可被找到的，但我没有在他们下手之前删除我的聊天软件。他们可以看到尚存的所有消息和聊天群组纪录。我这时才意识到，我应该设置自动销毁的，或是定期删除聊天纪录，以免把别人卷进麻烦中。 他们搜查得事无钜细，每一个角落，每一张纸。他们拿走了我的身份证、银行卡，电子设备，甚至包括我的电子书和各种无用的充电器。他们列出单子，告诉我拿走了哪些东西，并让我签字。大概到了中午，他们就完成了这一切。 取下头套时距离闯入公寓已经12小时 他们把头套罩在我的头上，让我跟他们走。我的身体两边都有两个人，和我一起走出门，进了一辆在外等候的车。因为看不到脚下的路，我差点摔跤。我听到他们用对讲机联络。车开始动了，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不知道我的邻居是否已经看到我被带走了，但是我提前告诉他们有可能发生甚么，以免他们担心。如果发生了甚么事情，我曾让邻居中一位我关系比较好的女士与我前女友联系，以便提醒我的律师。我还告诉她，如果有任何朋友来找我，请告诉他们这里发生过甚么。这样一来，外界一定会知道发生了甚么事情。 车停下来后，他们取下了我的黑头套，让我确认这是不是我工作的地方。我很困惑，这里是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民间组织的办公室。他们把我带到楼上，我的几位前同事正在那里，我试图给他们发出警告，让他们假装不认识我。我想保护他们免遭这次打击，然而，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了。 他们问我在这里是否还有任何电子设备，我指著我以前工作的桌子，解释说，早在半年前我就不在这里工作了，这里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之后，他们再次罩住了我的头，但在此之前，我注意到，这些人不仅来自国家安全局，也有几名公安。当开车离开时，我不禁想，当局为甚么要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来扣押我？ 用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到达目的地，在路上我一直带著黑头罩，看不到任何东西，我只知道我们到达了一个停车场，然后我被带进电梯，出了电梯，沿著走廊进入一个房间，然后，我就被放在椅子上了。 我在那等了很久。没人取下我的头套，但我听到他们的对讲机对话，我的另一个同事已经抵达。没有任何人幸免吗？至少，我已经准备和计划了被抓和被抓后的事情。我只希望，其他人也能像我们之前计划的那样应对接下来的讯问。 他们把审讯椅前面的板子锁住，刚好压住我的腿。我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感觉，但我知道过去了很久。头上一直戴著黑头罩，我的精力专注在从我下巴的方向照上来的一小束光。 当他们终于摘下黑头罩时，忽然间许多强烈的灯光同时射向了我，眼睛因为长时间处于黑暗受到了突然的刺激。我可以看出这个地方装修的很好。墙壁专门设计，填充隔音设备，还有防止自杀的软垫。我的前方是一个审讯桌，墙上是大屏幕电视和扬声器，房间里还有一些电脑和相机，以及一个数字钟，显示出当前的日期和时间。我可以看到，现在是晚上9点左右，距他们闯入我的公寓已经差不多12个小时了。 赤身唱国歌 他们派人来给我做体检，我跟他们说我的心脏和颈椎不是很好。他们又测试了我的血压，本来打算做一个心电图，不过因为没有电源就作罢。 他们搜查我全身，拿走了我的所有随身物品，包括我的钥匙和零钱；他们甚至拿走了我的皮带，鞋子和袜子。我才知道，我将光著脚被审讯。进来之前我就听说，这几天是三十年来最冷的几天，我可以从地板上感觉到那种刺骨的冷。而这还只是开始，在之后几天，我都是光著脚和地上的冰冷亲密接触，我被关押在一楼，难怪会这么冷。 我被带走后的第二天早晨，看守脱掉了我所有的衣服，让我赤身裸体地站在寒冷的地板上唱国歌。我问他们，是否只能在暴露生殖器官时才唱国歌，他们没有回答。我想到了歌词里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所以我大声歌唱，毫无保留，一边唱，一边用愤怒的眼睛紧紧盯著他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最终，他们阻止了我，让我穿上衣服。 前三天里，我根本不被允许休息。即使在短暂审讯间隙，也总是有两个人在看著我。当他们终于让我休息一下时，我却不能入睡了。他们也不允许我睡觉时穿任何衣服。房间里很冷，尽管给了我一条毯子，我仍然不能抵御那种寒冷。在毯子里，我光著身子，一个守卫会走进我的房间，掀起毯子，检查我是否真的睡著了。他会推搡我的身子和打我的脸，却说这是为了确信我还活著，都是为了我好。我真的想骂人，所以即使他们真的让我休息时，我也睡不好。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几天。 房间的窗帘总是拉上的，完全遮住了所有阳光。在关我的期间，他们只拉开过一次窗帘透气。 编者按： 陈志修，男，1979年出生，来自四川的人权律师。多年来，他曾为中国一些最边缘化的人群代理。调查侵权行为和担任处于风险的维权人士的法律顾问，他还寻求更有效地运用法律的方法，并向维权界传播这些方法。 陈于2016年初被拘留，并被处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个月后，他被取保候审，然而，未经警方许可，他不能擅自离开家乡。随后，当局百般阻拦他更新他的律师执照，并对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施加压力，要求将他开除，警方还强化对他的监视，以阻拦他继续进行维权工作。 陈志修为化名。出于安全考虑，他的故事中的一些细节根据个人要求有所改变，不过他在遭遇绑架期间所遭受的待遇情况保持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