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晉：棋错一着满盘皆输
2026 年 7 月 22 日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我是音乐家。我很珍视安宁与和平，以及利于工作的环境。况且我是中国人，并热爱和尊重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是一场悲剧。和它比较起来，我个人所遭遇的一切不愉快都显得微不足道。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这个运动的残酷、横暴、恐怖、盲目和疯狂是超过十七年来所发生的一切的，而实际也是史无前例的。它导致中国知识份子被消灭。这样的结果在多年后终于起显著作用，去年夏天和秋天所发生的事件令我灰心丧气，并且迫使我和我的家人成为逃亡者，成为在国内漂泊无依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遭遇在某些程度上和一般人有所不同，那只是因为我成功逃出了中国，而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怎样开始的 我记得这是一个五月的星期天，这一天我第一次听说到“文化大革命”。我的一个学生到我家来，没带小提琴，并且说他不能再到我这儿来学习了。由于“文化大革命”，他因“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受到了批评。他不敢再学小提琴了。 前几个月已经显示出正在开展一场甚么新的运动。最近对电影、对某些历史学家的攻击加剧了，谴责他们“借古喻今”，每天晚上，广播里除了没完没了地反复叙述如此类的这个那个“罪犯”（这些罪犯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自杀了），实际上其他的广播就一无所有了。然而老实说，我并没有感到可怕。当时一个来访问我的朋友说：“你没有写过甚么文章，没有说过甚么不正确的话，你毫无担心的理由。”我唯一的罪行就是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主席（原文如此—译者注），在拿薪金，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在那里工作。 一九五四年起，事情已非常清楚，我这个学校领导人不过纯粹是个挂名角色，于是我就尽可能摆脱了学院一切事务。学院的一切权力实际上都属于学院的副主席，我还给几个学生教小提琴。其中包括我的儿子胡龙（译音：即马如龙），并且有的时候在北京和中国的其它地区开音乐会。一九六三年以后，欧洲音乐完全被禁止了，我对于这个新的运动将如何进行毫无所知，而且别的任何人也完全不能设想甚么在等待著我们。局势是紧张的，但是在过去也曾经有过比这还要紧张的时候，比如一九五二年。我对于这已经习惯了，不得不习惯了。但是六月份初，我被通知说音乐学院贴了攻击我的大字报。 一个朋友说，对我说来最正确的办法是在事件进一步发展之前先作自我批评。我的妻子和女儿雪莉亚（译音：马瑞雪）表示同意。我感到犹豫，除了我不喜欢之外，我没有甚么好招认的。最后我的女儿以我的名义写了一张声明，声明里说我很高兴地支持“文化大革命”，虽然我并没有具体承认任何罪行，但是我仍然表示愿意改造。我们买了三张黄纸，用大字报的形式写了这张声明，并且给它加了一个“我的决心”的标题。于是我把这张声明送到学院去。 频频更选和无政府状态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红卫兵，但是那些自称的“革命师生”已经开始给学校工作造成混乱。一个名叫赵沨的人，是音乐学院的副主席，过去他实际上是音乐学院的主宰者，但是我把大字报拿去的时候，赵沨不许我挂它。我怀疑他恐怕是有意用我去做幌子，好转移反对他的批评，但是不管他的计划如何，也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二天他就被停职了，并且自己遭到大字报猛烈攻击，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姓王的军官来代替他。然而过了一天，王也失宠了—他由于企图召警察来制止“革命学生”两派之间的冲突而犯了错误。 当我准备回家的时候，一个附中的学生要求我跟他一起到他们的学校去。在那里，我被一群狂暴的少年包围了，他们开始对我写的一部音乐作品大喊大叫。这是一首为了纪念一个英勇的区党委书记焦裕禄而写的悲歌。这位书记为了捍卫自己的农村选民的利益而牺牲了，他永远是党的工作者的模范。我不是为了写这类作品，为的是避免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虽然当时我还是确实是对奉献这首悲歌怀著敬佩的。但是少年们狂叫道：“你为甚么写这么悲伤的音乐？你不配是焦裕禄的拥护者！”然后他们让我带了一卷大字报回去，要我挂起来读。我把这些大字报塞进了储藏室。 过了几天，从学校里打来了电话要我去。在学校里，我立即陷入了几百人的破口谩骂、狂吼乱叫的大学生的包围之中。“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在每一个口号就有人吼叫：“毛泽东万岁！”一个小伙子喊；“马思聪万岁！”但这是喊错了，而所有的人都向他猛扑过去。有一个人用书包砸我，但是没有人打。我除了站立不动，别无他法。这一切我觉得完全是不真实的，可笑的。 我们被改造 这件事以后不久，我们十七个人就被叫到学校，并且接到通知要派我们去“受训”，这里面有几个教授和音乐学院的行政人员，其中包括学院的副主席赵沨，他的样子好像是有几夜没有睡觉了。 这些人里面好多人是党员。我们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那个地方以前是共产党的干部马列主义学习的地方，后来这所学校变成了知识份子和著名的文化人士设置的集中营。 在那里你可以碰到各种各样的人—画家、演员、音乐家、电影导演、作家、文化工作者，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和其他学院的教师和教授。我们总共有五百人，我和国内最著名的一个小提琴家住在一个房间里。 我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五十天—从六月中到八月初，那里是枯燥无味的，令人厌倦的。但是没有人严厉地对待我们。我们被分成小队，在军官们的监督下阅读各种文件，进行讨论，而在空闲的时间，就给自己或互相写大字报，而且还给“党内当权派”写大字报。 有一回我听到一个非常的新闻，中央宣传部拥有无限权力的副部长周扬垮台了。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在多次的整肃中，他都起主要作用。给各个文化领域的指示，比如说规定哪些外国音乐作品中中国可以演奏，都是从那儿来的。如果不算一九六二年那个很短的时期，德彪西和拉威尔以及二十世纪大多数作品都是被禁止的。在一九六三年全部欧洲音乐统统被禁止以前，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还可以演奏。 周扬曾经被描绘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表达者，而现在一位取代他的副部长却向我们声称“周扬本人的思想是臭不可闻的、胡说八道的和难以理解的”。 他被称为“头号牛鬼蛇神”。 文化部派人来告诉我们关于周扬和他的部下令人吃惊的事情。我们被告知，似乎私藏武器（也包括大炮）的“反动份子”包围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居住地整个中南海地区。我们当时对外发生的事件所知不多，虽然偶尔我们也被允许回家过礼拜天，但是有一次我看见在我们自己房子上的墙上用大字写著“打倒×××”。 有一天傍晚，一些从各个学校和部队来的卡车开到学院。在一辆卡车上写著四个汉字“黑帮专车”。这是八月九日，一进大门，我们就看到一大群群众。我们被从卡车上推下来，我的脚还来不及著地，就有人在我头上倒了一桶浆糊，别的人就在我的衣服上贴了大字报，戴上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著：“牛鬼蛇神”。我的脖子上被戴上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著“马思聪—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理人”（译者：原文如此），然后又加了一块上面写著“吸血鬼”的牌子。后来他们给我们每人一个脸盆—“丧钟”和一根棍子，我们必须用它来敲盆子。在赵沨的高帽上写著“黑帮分子”，还给他披了一件厚厚的羊皮袄。天气是很热的，北京真正的八月天—不会低于38度。 这是一个野蛮的场面，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好像疯子一样，在喊著各种各样口号的人群的喧嚣声中，我们被带著游遍了整个的音乐学院，沿路人们一直推撞我们，啐我们。我认出我的几个相貌变成了畸形的学生。最后，他们强迫我们低头，在一间房子的台阶上排出两排，开始百般辱骂，那些被认为“罪行”最严重的“黑帮”份子站在第一排，而比较小的“牛鬼蛇神”就站在后面。在后排站出的有钢琴家刘诗昆，他是一九五八年莫斯科比赛时克里伯斯的竞争者，后来他的手被打断了，已经不能再演奏。 红卫兵全国大串联 我的妻子和孩子穿上了那个穷人的破烂衣服，坐公共汽车到华中的一个城市，那儿有我的朋友。 雪莉亚告诉我们，六月间在音乐学院的学生中发生了长时间的无尽无休的争论，这种争论有时间带有歇斯底里的性质，在学院里，在北京，我想也都一样，红卫兵的队伍把自己称作“八一八”、“东方红”或“毛泽东思想”运动。在十一月，“八一八”运动由于自己的“反革命”性而遭到了“东方红”和“毛泽东思想”这些队伍的攻击，但同时这三个组织都认为自己是赤胆忠心的“毛派”。 当秋天来临的时候，局势变化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从中国的各地来到北京。他们住在学校的校舍里，虽然街上有时还是很危险的，但学校里的形势对我们来说却缓和了一些，我们的门旁已经没有看守，也不注意我们，是按照预定的计划还在写忏悔。在九月初，我们被允许回家过礼拜六。后来我们又被允许从星期六的傍晚住到星期天的傍晚。而到十一月，我们已经能够回家过夜，而且只在白天到学校里“工作”和“学习”。 我的妻子和女儿在九月底到北京来想和我见面，但是我不能够走出门，也就没有能见到他们，他们是乘坐挤满红卫兵的火车来到，她们受到严密的盘问，并且差一点被当做嫌疑犯逮捕起来，雪莉亚开始说话，并且吃了没有洗过的梨，这样使他们就相信了她和我的妻子是贫苦的农村妇女。妻子和女儿在北京的时候，想住我们的朋友家里，但没有人敢接待她们，她们只好在乘上火车之前在人群堆里躲了几个小时。 在这次尝试以后过了两个星期，雪莉亚一个人来到北京，这一回和我取得了联系，并在我们的一个远离市中心，住在南郊的朋友家里会了面。我们在院子里一间小厕所的黑暗中悄悄地说话，而我们的朋友则站在入口处给我们看望，我们一直谈了好几个小时。 脱逃 在他们当时居住的那个城市里，人们经常谈论从中国逃出去的各种办法，有些人是步行走去的，另一些人是坐小船—究竟怎么走去，也知道的不太确切，但是她确信，我们也能那么做。 可是我还没有准备走这一步，我不可能轻易地离开去和我的家人会合，在我的家人居住的那个地区，红卫兵的积极性加强了，他们可能在那儿逮住我。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逃跑的计划失败，那么我们就完了。整整一夜，我非常紧张，不能入睡。正如中国常说的那样，我是“背水一战”，最后我和一个熟人交谈了自己的想法。 最后是“走”—他说，于是我同意了。雪莉亚排了半夜的队，但终于弄到了火车票。我到学校去上了早班，然后说：“我病了，要去看门诊。”我和雪莉亚收拾了那部分送去保存的东西，其中包括我的小提琴，然后用绳子捆成两个包袱，我的新作品不得不留下来。 （编者按：1967年1月15日夜晚，马思聪携带著他那把至爱的小提琴，与妻子、子女，登上偷渡船逃离中国大陆。1967年4月12日，马思聪在美国发表《我为甚么要逃出中国》。1985年1月文化部发布《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为马思聪平反。1987年5月20日马思聪于美国费城逝世。马思聪先生自逃亡后未踏入大陆一步。2007年12月，马思聪及夫人的骨灰安葬在白云山麓的“聚芳园”。）
对于慈禧太后这位掌握清末大权、不可一世的末世“女王”，您是如何看待她呢？顽固？刁钻毒辣？带您看看这位“老佛爷”讲究品位、时尚的一面，看她率先接触并享受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现代物质文明，享用电灯，乘坐奔驰车，最喜欢摄影和巴黎香水……您或许会非常惊讶！ 慈禧太后非常喜爱“西洋物件儿”，以至于其在颐和园内还引领了一股西洋风，而这股西洋时尚风最终刮出了颐和园，吹向北京城乃至全中国。她在京城圈内引领的西洋风和时尚品位，不仅对当时京城上层社会的贵妇们起了巨大的影响，就是站在时代潮流尖端的今天来看也毫不逊色。 堪称北京使用电灯的第一人 颐和园乐寿堂正中，悬挂著一盏五彩缤纷的玻璃吊灯，而慈禧太后可以说是北京使用电灯的第一人。 有电之前，皇宫的室内照明多用蜡烛，或使用油灯。清代晚期，国外的蜡烛进入中国，被称为“洋蜡”，和本土的自产蜡烛混用。当时清宫不同等级的嫔妃享用“洋蜡”有固定的数量和规格。 让电灯照亮颐和园这件事开始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翌年正式投入使用，不幸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把颐和园内的电灯和电灯公所毁坏殆尽。慈禧太后避难回京重新入住颐和园，又令人重新操办。1901年，邮传部左侍郎盛宣怀花费5万两白银重修电灯公所，并且在德国荣华洋行购买机械设备。买设备也买来了服务，德国荣华洋行专门派技术人员协助。1903年，慈禧太后住进颐和园，电灯又亮了。 关于颐和园的电灯有一则趣事：1903年有位德国商人意图将西方电气商品打进中国市场，但慈禧反对。外国商人懂得，要想打开中国市场，首先要让慈禧带头用电灯。于是重贿慈禧的贴身太监李莲英，他们趁慈禧外出之际安装了电灯。 傍晚慈禧一进乐寿堂就质问：“我一走，你们为何在殿内张挂那么多的各色‘茄子’？”李莲英叩头请安后恭问：“老佛爷，该上灯了吗？”慈禧说：“上。”李莲英将门后的电灯开关打开，即刻灯光大放异彩。慈禧惊喜地问：“这些‘茄子’一下子全亮起来了，到底是些甚么玩意儿？”李莲英毕恭毕敬奏道：“这就是电灯。”他说，用电灯方便、干净、明亮、安全，老佛爷用上它可以“添福添寿”。从此慈禧开始用电灯，中国各大城市慢慢开始用电。 直到1908年慈禧死后，隆裕皇太后宣布不再到颐和园来，颐和园作为皇家园林的历史使命正式结束，电灯公所的使命也到此为止。1931年，颐和园电灯公所的发电设备依然保存完好。当时的管理者想把它拍卖，拍卖所得用以购置接送游人的游览车，但没能实现。到了1935年，张学良把这套设备拆走，运到陕西。 拥有中国进口的第一辆汽车 位于颐和园东大门不远处的“德和园”是昔日帝后妃嫔看戏的戏园子，这里举办过“清朝帝后用品展览”。 其中有一件堪称稀世珍宝的“老爷车”，也就是当年慈禧太后的御用汽车。这件文物至今已有一百岁，黑色木质车厢、黄色木质车轮与辐条、铜质车灯、实心轮胎、两轴四轮，是一辆在今天看起来依然“拉风”的敞开式古典汽车。从外观看，它更酷似昔日的四轮马车。 车厢内设有两排座位。前排座位是司机席，后排座位则是乘客席，前排只能乘坐一人，后排可以乘坐两人。在车厢的上方撑有一顶由四根立柱支起的车篷，车篷的四周围缀有黄色的丝穗。发动机则被巧妙地装置在乘客席座位下面。经专家考证，这是一台横置式气缸、10马力的汽油发动机。 发动机旁的齿轮变速箱将动力传递给后轴，最高时速为每小时19公里。前悬挂是一横置钢板弹簧，后悬挂是两个普通钢板弹簧。车厢两侧的翼子板系三合板制成。论模样，这一“老爷车”，虽与今日飞驰在公路上当代汽车的长相已相差很远，但其原理、发动机、悬挂系统、转向系统、传动系统已与今日汽车很接近，比现在10辆新的奔驰车加在一起的价格还高。 这就是中国进口的第一辆汽车。慈禧太后是和这辆“奔驰”汽车结下不解之缘的第一人。 据说，慈禧太后喜欢游览，经常乘坐她的豪华大轿和马车去颐和园、西山游玩。1901年，官拜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为了讨好慈禧，用1万两白银购进一辆第二代奔驰牌轿车作为慈禧六十大寿的贡礼。 慈禧太后一生享尽富贵却从没有见过这种先进的洋玩意儿，看后心中大喜。第一次乘坐汽车去颐和园游览，汽车驶出紫禁城后，慈禧太后发现原来的马车伕孙富龄成了汽车司机，不仅坐著，还坐在自己前面，心里非常恼火，当即责令他跪著开车。司机只好跪著驾驶，但手不能代替脚踩油门和刹车，险些酿成大祸，这可吓坏了当时的王公大臣，他们纷纷下跪乞求慈禧太后不要冒这个险。慈禧太后于是无奈地被人搀扶下车，中途又换上她的十六抬大轿。因为不能容忍司机坐在面前开车，慈禧太后渐渐对汽车失去了兴趣，因此这辆车被弃置一旁。后来，此车作为皇宫遗物在紫禁城闲置。 经专家鉴定，这是中国进口的第一辆汽车，距今已100多年。历经战乱保存到今天，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喜欢摄影留下珍贵的历史档案 慈禧太后深谙享乐之道，对于欧美流行的小物件儿和奢饰品情有独钟。她的两位御前女官德龄、容龄都是留法归来的才女，在她们的指引下，慈禧太后更精于此道。 慈禧太后热衷拍照，说她促进了中国摄影的发展绝非闲扯。摄影技术最初被中国人看做是洋人的“奇技淫巧”，能摄人魂魄，大多对其避而远之。 1885年，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将自己请德国人来兴克为他拍照的相片呈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看后便跃跃欲试。等她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照片后，再也禁不住对摄影的喜爱，为了照相，传旨在颐和园乐寿堂前搭了席棚，以布景屏风为衬，并按殿内式样布置豪华的陈设。 慈禧在照相之前，首先翻阅历书，选定良辰吉日。拍摄时，往往连续拍几张，以便挑选。刚拍完，就催著冲洗放大，有时照片泡在药水里还没显影，她就要先睹为快。慈禧太后留下了许多娱乐生活照和肖像照，并在自己七十大寿（1904年）前，令侍从们悬挂在紫禁城和颐和园等处，作为收藏和赏赐大臣们之用。这些照片后来流向民间，成为珍贵的历史档案。 慈禧太后还喜欢听别人弹奏钢琴。在颐和园的陈列室里，有一架洋人送的钢琴。自1903年，清政府驻法国大使裕庚的女儿德龄与慈禧太后一起生活了两年时间，她曾经不止一次用这架钢琴为慈禧太后弹奏过国外的钢琴曲目。 在慈禧太后的寝宫里有一个巨大的留声机，这是清朝末来自外国的礼品。留声机内部用发条作动力，上满弦后自由驱动一个小弦锤，汇成悦耳动听的旋律。留声机内还储藏著华尔滋圆舞曲等中外名曲供慈禧太后欣赏。 慈禧太后非常欣赏巴黎的时髦时装，喜爱18世纪的法国高跟鞋，要求御前的女官德龄每天都穿著巴黎女服和高跟鞋，好让她看到法国人的时髦装束。她还模仿西洋贵妇的习俗，养了一条哈巴狗取乐。她的化妆品有巴黎香水、香粉，还有法国镀金的镜子和日本的小梳妆台。她经常阅读描述英女王维多利亚生平事迹的译本，还曾学过英语，不过上了两小时课后便不耐烦地停止了。慈禧也学著洋人请名画家为自己画肖像的做法，请来美国画家卡尔小姐和荷兰画家给她画油画肖像。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即孝钦显皇后。满清族，叶赫那拉氏，她是清朝末年的一位皇太后，为同治、光绪年间（1861年至1908年）清朝的实际统治者。 慈禧出身于北京满洲镶蓝旗世袭官宦之家。1852年封懿贵人，后依次晋封至懿贵妃。 慈禧是咸丰帝妃，也是同治帝的生母。 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避暑山庄驾崩，年仅30岁。临终前，咸丰帝令其年仅5岁的独子载淳（即同治帝）继承皇位，并任命八位大臣辅佐嗣君，人称“顾命八大臣”。从此，太后慈安被称为“东宫太后”和母后慈禧被称为“西宫太后”。 同年，慈禧为了达到权理朝纲、垂帘听政的目的，在得到慈安太后的认同下，由恭亲王奕䜣等发动辛酉政变，铲除了掌权的顾命八大臣势力，慈禧和慈安开始了垂帘听政。 1873年二月，同治帝收回皇权亲自主政，但好景不长，仅仅不到二年，同治帝就驾崩了。 同治帝无后，在慈禧的主持下，醇亲王奕?的儿子，年仅三岁的载湉被过继给了咸丰帝，并继承皇位，是为光绪帝。此后，慈禧和慈安再度垂帘听政。 两位太后一起听政长达二十年，直到光绪初年慈安过世，慈禧才独掌大权。光绪帝称慈禧为“皇爸爸”，而宫中及朝廷开始以“老佛爷”尊称之。 1889年，光绪年满十九，慈禧表面归还皇权于光绪，但实际依然控制著一切。自甲午战败后，光绪帝推动变法革新，并试图刺杀慈禧以夺回皇权，却被慈禧先行一步，发动政变幽禁了光绪帝，仅仅诞生了百日的戊戌变法宣布失败，六位帮助光绪帝的维新派人士被捕处死，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日本，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环水的南海瀛台。 慈禧再次独断朝政。 1908年11月14日，慈禧死之前一日，下令将光绪帝毒杀在中南海瀛台，并安排由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继承皇位，慈禧的侄女叶赫那拉氏则以光绪帝皇后的身份成为皇太后，徽号隆裕太后，实行垂帘听政。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驾崩。 在大清的历史上，慈禧太后的实际掌权时间长达四十七年，仅次于康熙帝与乾隆帝。统治掌权时长不仅超越唐朝武则天、汉朝吕后且超越大多数帝王。在慈禧太后死后仅三年，清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
春联，又叫“春贴”、“门对”等。传统中国新年就有贴春联的习俗。春联的来历是什么？如何才是正确贴春联？这些冷知识你都知道吗？ 春联的来历 对联是由古代的桃符演化而来的，最初的桃符是指用桃木制作称的辟邪物，一般是成对的挂在大门口。据距今以后1500多年前的《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所畏。” 桃符长六寸，宽三寸，百姓们在桃木板上写上“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放在自家的门口，用来镇邪去恶。此后这个习俗就一直被保留了下来，宋代时期（960年—1279年）的百姓们后将桃符由桃木板改为纸张，改名叫“春贴纸”或“春联”，宋代诗人王安石的诗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描绘的就是百姓们贴春联的新年风俗。 如何区别春联的上下联 春联的上下联之间讲究对仗工整，一般来说，尾字是三声、四声的(仄声)是上联，比如“新年纳吉庆”，尾字是一声、二声的(平声)是下联，比如“嘉节号长春”。这副对联是五代时期（907年—960年）的后蜀国主孟昶所作，据《宋史·蜀世家》记载，这位孟后主的文采很好，而且他还深得唐人习气，喜欢对对子。每年的大年初一时他都要和学士们写桃符祈福，虽然当时的百姓还是称之为桃符，但是和日后的春联已经没什么本质区别了。 春联的正确贴法 这要看横批的书写顺序，如果横批是从右向左书写，上联就应该贴在右边，反之上联则贴在左边。通过平仄声判断好上下联之后，将上联贴在横批的首字一方。比如横批为“风调雨顺”（从左往右读），上联就应该贴在左边；横批为“门临福五”（从右往左读），上联则应该贴在右边。 春联什么时候贴最好 贴春联之前要撕掉旧春联，不然没法贴新对联，民间有个传说：春联即为天上的神仙，当春联撕掉并烧毁之后，就会升上天庭，去向玉皇大帝报告民间的情况，希望天神能给民间的家庭带来好运。如果撕早了还没到过年，天神会以为这家出问题了；如果撕晚了，天神就来不及祝福了。 按照各地习俗的不同，贴春联的时间也稍有差异。俗话说：“二十八，贴花花”，也有些地方的民谣里有“二十九，贴倒酉（意即贴春联）”一说，春联什么的都在腊月二十八、二十九贴，但大多数还是照个人的时间安排来选择贴的时间。 特别的春联 在河北省山海关孟姜女庙前殿前面有一副非常有名的对联：上联是“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下联为“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读法为：“海水朝cháo朝zhāo朝zhāo朝cháo朝zhāo朝cháo朝zhāo落”，即为“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浮云长zhǎng长cháng长cháng长zhǎng长cháng长zhǎng长cháng消”，即为“浮云涨，常常涨，常涨常消”。 在民间也有很多绝妙的对联，比如“八仙联”。上联：“洞滨背剑清风客，湘子瑶池品玉箫，仙姑敬奉长生酒，彩和花篮献蟠桃。”下联：“拐李先生德道高，钟离磐石把扇摇，国舅手执云阳板，果老骑驴走赵桥。”
刘亭亭是王光美的第三个孩子，1951年生于北京。1954年，她随父母一起移居中南海。 鲁豫：你们家有几个成员？ 刘亭亭：爸爸、妈妈、外婆、我们6个孩子。孩子们基本都住家里。我爸爸一共有9个孩子。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内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厄运开始了。先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国家第二号人物降至第八位。接著中南海的“造反派”时常进入刘家抄家、批斗、侮辱、围攻刘少奇夫妇，中南海再也不是刘亭亭的宁静花园。 1967年1月6日，快到吃晚饭的时间，刘少奇家中的电话铃声突然响了。王光美接过电话，传来急促的声音：“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王光美打算马上去医院，王光美让女儿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去医院。两人刚走，她又派儿子刘源也去医院看看。过了一会儿，电话响了，是刘亭亭打来的，讲话似乎很犹豫。刘亭亭说，姐姐是“粉碎性骨折”。这下子，王光美和刘少奇马上心急如焚地往医院赶。但是刚进医院门，就发现上当了，他们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包围了。情急之下，王光美当即迎上前大声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刘少奇还想看看情况，卫士会意，立即架著刘少奇离开了现场。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造反派”精心设计的圈套，假称平平遇上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刘亭亭和刘源去了之后，也被他们扣为人质。他们逼迫亭亭给王光美打电话。不过，红卫兵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警卫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这样，王光美落到了红卫兵手中，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明晨5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鲁豫：那时候每天大喇叭里都批判您家的人，到处都是有关您父母的漫画。 刘亭亭：对，我们小孩还好一点，因为要回学校去批斗，我妹妹就很惨，她才六七岁，走到街上有人拿石块打她。 鲁豫：您恐惧吗，绝望吗？ 刘亭亭：不是，没那么复杂，但是我不愿意深谈，这事让人悲痛。那时候警察都处于戒严状态，一有情况我们就要回学校。我爬过城门，也翻过房顶，我们如果在任何人家被他们发现，就会给人家造成很大的灾难，因为我们太“黑”了。 鲁豫：您妈妈被骗到清华批斗那次是不是跟您有关？ 刘亭亭：对，那件事赖我，当时我还小，他们非逼著我给家里打电话，逼著我骗父母说，我姐姐挨斗完了被汽车撞了。妈妈在电话里听完，说周总理不允许我们出去。爸爸说，你不去我去，女儿是因为我挨斗被汽车撞了。我妈说，那我跟你一块去。 他们刚一进门，刘源就喊，爸爸妈妈，他们骗你呢，他们要把妈妈骗到清华大学去批斗。我妈一听，就忽然把我爸往身后一挡，我爸一下就愣那儿了。我妈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然后使劲拉我们，最后等于是把我爸给架走了。我们回家后待在院子里，我和平平哭了。爸爸说，不怪你们，是我犯错误了让你妈妈去作检讨，我一定想办法把你妈妈接回来。后来可能我爸给周总理打了电话，第二天妈妈被送回来了。 那时我每天都哭著醒来 用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话说，如果没有“江青同志支持”，他们怎么敢戏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第二天，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传单，就从清华大学飞向四面八方，成为“爆炸性新闻”！ 3个月后，在江青的支持下，清华大学举行了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王光美在众目睽睽下，被迫套上旗袍，戴著一长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 1967年4月6日，“造反派”冲进刘家，对刘少奇进行了第一次揪斗。第二天，刘少奇贴出答辩大字报，但几小时后即被撕毁。此时刘少奇夫妇已对自己的命运作出了最坏的打算。7月18日，“造反派”把刘少奇和王光美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同时进行抄家。斗争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前院（他的办公室）王光美被押到后院。两人被隔离看管。 8月5日，为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批刘大会。与此同时，中南海内部也对他们夫妇俩进行长达两小时的谩骂和扭打。刘亭亭清楚记得，挨打的时候，母亲突然挣脱，紧紧抓住父亲的手，互相对视，作生命中最后的诀别。 鲁豫：您爸爸妈妈见最后一面是在甚么时候？ 刘亭亭：是爸爸在中南海挨斗时，旁边围著许多群众，我妈突然挣脱所有人，上去一把抓住我爸的手。然后，他们就开始挨打，鞋都打丢了，我妈和我爸就是不放手。打他们的人逼著我们小孩站在旁边看，当时我们都在场，我佩服我妈，她关键时刻是一个很坚强的人。那次批斗会之后，他们把我父母隔离了，我爸找不著我妈，腰一下就弯了。他们也不许我们跟他说话，还打他，打得我爸扶著窗台走路。有时我爸出来吃饭，我们就假装洗手和他说几句话。 有一天，突然来辆大卡车，通知我、刘源和刘平平去学校，要把我们一小时内送回学校。当时我们特别想去看看爸爸，跟他告别。他们不让我们去，全拉走了。第一个星期我被关在学校，第二个星期我哥哥姐姐偷偷来找我，我们一起回到中南海门口，不敢说想见父母，说要见我们的小妹妹。我们也想了其它办法，比如写信要我们的书啊字典甚么的，都是希望爸爸妈妈在送出的东西里能给我们写点甚么。 没多久他们就把我哥送到山西雁北插队，他那时16岁。我姐姐被抓走的时候，我们正准备吃饭，她在洗衣服。忽然就来了几个人，问哪个是刘平平？我姐说，我是。人家就把她带走了。我们当时觉得突然，但也没有想到是把她逮捕了。我姐转头跟我说，你帮我把衣服洗了。后来我们每天等她回来吃饭，摆著她的碗、她的筷子，她没再回来。 鲁豫：您那段时间哭得多吗？ 刘亭亭：不是有意识地哭，很自然地，每天早上都是哭著醒的。可能那时候哭得多了，现在眼泪倒少了。人家问我怎么活下来的，我说生活的目的很简单，生活的目的就是surviving（继续存在），活下来。 得知妻儿都被迫离家，爸爸几乎崩溃 “文革”开始后，王光美曾问过刘少奇：“为甚么我们都被描绘得那么丑恶，简直成了罪犯。1967年9月13日上午，王光美的3个子女被赶出中南海。下午，最小的女儿刘潇潇还不满6岁，也和老保姆赵淑君一起被赶走。当天晚上，王光美正式被捕，关进北京秦城监狱，被定性为“美国特务”。 起初，刘少奇并不知道这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仍然佝偻著身子，手扶著走廊的窗台，拖著打伤的腿，一步一步地蹭著，蹭到王光美被关押的后院墙根，想听里面的动静。一天夜里，“造反派”突然在刘少奇住的屋子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不准刘少奇再步出房门半步。 得知妻子和孩子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刘少奇的精神近于崩溃。他有糖尿病，“造反派”却故意停了他的药，强迫他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 刘少奇的手臂在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旧伤发作，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著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回来吃。年近七旬，他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给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斗会，医生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由于长期不活动，双腿的肌肉渐渐萎缩，胳膊和腿因为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上写著：“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在内蒙古卧轨自杀，长女刘爱琴被关在“牛棚”里遭毒打，次子刘允若在监狱里患著脊椎结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8岁的女儿刘平平被逮捕入狱，后来被驱逐到山东沿海的一个养马场劳动改造。17岁的儿子刘源从监狱出来以后，报名参加上山下乡。6岁的小女儿刘潇潇被保姆赵淑君抚养长大。刘亭亭中学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顺义维尼纶厂，后调北京仪器仪表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 刘亭亭：当初我哥哥走了以后，甚么师大女附中、上山下乡、云南内蒙的，我全都报名了。后来有同学损我说，你怎么那么进步啊。我说你不知道，我不是进步，我只是想在那个情况下做个农民是比较朴实的。虽然生活艰苦，我可能还活得过来。如果我去工厂的话，我一定会特别恐惧，因为我完全就是一个批斗对象了。最后他们还是分配我去了工厂，因为我妹妹当时太小了。所以是因为我妹妹的原因，他们才把我分在北京郊区的工厂。工人们对我们是很好的，那时候的温暖和帮助都是没有条件的。 我爸对我妈说，你不能让他们给你下结论，不行 直到1971年秋，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文革”中被第一批打倒的彭真获准亲属探视。这给在工厂劳动的刘亭亭带来一线曙光。她写信给毛泽东，希望看到四年不见的父母。信由宋庆龄代转。毛泽东批示的头一句是“父亲已死”，同意让他们见母亲。1972年8月18日，刘家的孩子在秦城监狱见到了4年未曾谋面的母亲。 刘亭亭：他们通知我们去见妈妈，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只有我和潇潇在北京。我姐姐知道消息，就往回跑，人家抓她，从火车上给揪了下来，她挣扎了半天，最后被人打晕过去，没回来成。刘源知道以后，抓了一把黄豆，往相反方向走，往南走了两天一夜，因为往北走他怕有人抓他，最后才坐上火车回来的。 鲁豫：在监狱里见到妈妈甚么样子？ 刘亭亭：当时我妈和我印象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离开她的时候，觉得她高大、潇洒、温文尔雅。等我们再见她，她穿一件黑棉袄，背完全驼了，头发白了，反应还有点迟钝。因为长时间都是她一个人待著。我们想著要忍著不能哭，但是最后要分开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了。 鲁豫：那时妈妈知道您爸爸去世了吗？ 刘亭亭：她是我们到监狱去见她的前一天晚上知道的，跟我们基本上同时知道。 鲁豫：她跟你们提起这个事了吗？ 刘亭亭：没，谁都没提。 鲁豫：后来您有没有问过您妈妈，她一个人在监狱里被关了12年，是甚么力量支撑她一天一天地熬了下来？ 刘亭亭：我妈在监狱里，条件好时屋子也只有6平方米。她在里面打拳锻练身体—身体弯著，像猴拳一样，根本伸展不开。她还对著墙说话。人家说她有病。她说，我非常盼望他们能提审我，因为如果有人提审，至少还有人跟我讲话，否则我觉得自己连讲话的能力都没有。我妈后来跟我讲，在她还没跟我爸分开的时候，她就攒了一些安眠药，而且跟我爸示意过要不要吃安眠药（结束生命）。我爸说，你不能让他们给你下结论，不行。所以她后来再没想过自杀，在监狱里那么难都没想过自杀。她说，你爸爸说得对，我不能让别人作结论，好像我就是一个坏人。她就靠这种信念一直活下来。 1969年10月17日，他（刘少奇）被转移到开封。走前，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少奇转过脸不看。护士又把报张纸拿到另一边让他看，他又把脸扭了过去。他的卫士长上前对著耳朵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刘少奇闭著眼睛，一言不发。晚上，刘少奇赤著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被专机送往开封的一个特别监狱。由于著凉，肺炎发作，高烧、呕吐，11月12日凌晨6点死亡。死时，全身赤裸发臭，嘴鼻变形，白发有一尺多长。 与母亲相见的当天，刘亭亭才知父亲已死，这与刘少奇去世，相隔整整3年。此后，为压抑痛苦，刘亭亭把所有精力用于学习。1978年，她顺利通过高考，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同年冬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呼声开始高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王光美离开了被囚禁12年的秦城监狱，重返人间。 1980年2月，刘少奇沉冤昭雪。刘家子女回忆父亲的书中，有这样一段朴素的文字：“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再也不能团圆了。4位骨肉先后惨死，6个亲人坐过监狱。在我们一家人的遭遇之上，是亿万人民的苦难。” （文章有删节）
2012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了胶片修复版的《武训传》。一部几乎被人遗忘的片子，但是日本现代文学研究的教授、研究生特地从东京赶来，仅仅是为了看一场《武训传》。它在仓库里被封存了整整60年。 记得2005年春天，为了拍摄《上海伦巴》，我们联系了北京国家电影资料馆，希望看一下《武训传》了解赵丹（著名电影演员）的表演。没有想到，50年后看这部片子，依然需要经过严格的申请程序，不仅要出示上影厂的证明，还需要打报告，说明看片的理由，然后等待领导批复。当领导的签字下来时，摄制组却因为经费短缺，不同意看胶片放映。我们只好花了500元人民币，看了一场录像带版《武训传》。我们努力减少了看片人员，因为资料馆只允许五个人观看。 我们从上海飞到北京，早早在风中的资料馆门口等待，那时候心里有一份敬畏，是对孙瑜导演和赵丹、对中国老电影的敬畏，就像这批日本人，他们会从东京飞到上海一样。 剧组的摄影师是台湾人，我们挡在他的面前，怕进入放映间时被人盘问。看一场录像带都变得那么神经兮兮，看电影早就不再是一件简单的“娱乐”，我们变得严肃起来，这种严肃让我们都不自觉地进入了荒诞的境界，我们像是去参加一场垃圾的盛会，我们在荒诞中寻找新的意义，在垃圾里，拾掇最后的金子。 以至于今天，我都很难在无厘头的电影里开怀大笑。我找不到笑点，因为过去一生的严肃，（不管是荒诞还是自觉的严肃）都让我难以接受今天的商业电影，即使我喜欢好莱坞商业片，那也是像《洛城机密》、《老无所依》或者《热力》那样的影片。 他们在商业里面，参照著严肃的思考，那些明星对于我，就像看见赵丹那样，他们在每一格的胶片上，定格了人物的个性，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生命。 日本庆应大学的教授吉川龙生坐在咖啡馆里，茫然地看著我，用标准的普通话问我：“看完了《武训传》，我反而不能明白，为甚么1951年，要展开那么严肃的政治运动，就为了一部电影？里面甚么都没有说啊。黄宗英演的教师，不是一直在批判封建主义吗？” 我们面面相觑，无话可说。我也不明白发生了甚么，60年，变得如此遥远。人们对那场运动避而不谈，只是当修复以后的黑白片，在大银幕上出现的时候，赵丹的表演、孙瑜导演的电影语言，让你不敢相信，这是60年前的电影，那里所有的表达，都超出今天电影人太多的追求。 可是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文章是经过毛泽东主席修改审定发表的。社论里指出：《武训传》承认或者容忍这种对武训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了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对“知识份子思想改造”的运动开始了。 一部电影变得难以解释，那脆弱的胶片，刹那间像一个坚固的堡垒，被人民大众团团包围，开始发动一场战争。 我对吉川说：“我带你去看看黄宗英老师，问问她，好吗？” “真的？”吉川的眼睛亮了，变得激动起来，立马放下手上的咖啡，“是现在就去？” “现在就去！” “我能采访她吗？” “当然可以！” 他已经不管不顾我还喝著咖啡，走向门外。外面正在下大雨，我们拦了一辆计程车，直奔华东医院黄宗英的病房而去。 看见她的时候，像任何一次一样，她正安静地坐在病床的一角看书，我问她：“你不看电视吗？” 她微笑著摇了摇头。 “为甚么每次见你，都在读书啊？” “我，希望生活得有质量。” “你看了那么多书，记得住吗？” “我已经不需要记住。” 宗英阿姨的话越来越少，她的回答直接又简单，那简单的片语突然变得有了哲学意义。我一时接不上她的话。吉川看见她的时候，也是半天不说话。吉川羞涩地告诉宗英阿姨：“我，我没有想到，会见到您。我……我……我太激动了。” 我突然为吉川感动，他不是任何明星的粉丝，可是面对中国文化、中国老电影人，在了解到他们一生的磨难以后，他所产生的这份敬畏和尊重，正被我们自己一点一点腐蚀掉。 2012年的夏天，87岁的宗英阿姨说话已经非常缓慢，甚至有点吃力，但是她的脑子依然是清晰的。她说当年（1947年）是阳翰笙（著名剧作家）找到赵丹，告诉他中央电影公司把孙瑜导演从香港请回来拍摄《武训传》。孙瑜导演想请赵丹去演武训。 阳翰笙让赵丹狮子大开口，问中央电影公司要很高的酬金，并说已经跟摄制组的人打过招呼，让他们拼命增加预算，把场景和制作费都提高，这样可以消耗国民党的拍摄经费，他们就不能拍戡乱片了。那时候，赵丹和黄宗英都是昆仑电影制片厂的人，他们不知道，其实昆仑一直是地下党在领导，阳翰笙也是地下党的人，他提出这些要求是接到了党的命令。 “要了很多钱？” 宗英阿姨笑了，她点了点头。 “好像要了十根金条，是大条子。” 我跟著点头微笑，其实我也不懂甚么是“大条子”，甚么是“小条子”。 上影厂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孙瑜导演，今天的电影界，又有多少人知道他？当我1982年走进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大门时，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如此有幸，和这么伟大的导演在一个单位。 孙瑜是中国最早从美国系统学会了电影技术和编剧的电影语言的第一人。屈指算一下，你会发现他培养的电影人材是可见一斑的：阮玲玉、金焰、王人美、黎莉莉、郑君里、张瑞芳、刘琼、陈燕燕、吴茵、白璐、王蓓、李伟、中叔皇等，他们都是因为孙瑜的培养，在银幕上红极一时。 孙瑜导演的学识，更是早有建树。1923年他从清华大学文学系毕业，考取了公费赴美国留学，先在威斯康星大学研习文学戏剧，后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电影编剧和导演，在纽约摄影学院学习电影摄影、洗印和剪接。 抗战以后，孙瑜导演是香港电影界的一面旗帜，他被誉为“诗人导演”。1947年回国后开始构思《武训传》，影片讲述了清末历史人物武训拿自己做乞丐要饭得到的钱为穷孩子办“义学”、让天下穷孩子有书读的故事。孙瑜导演亲自编写了剧本，这个本子让赵丹感动得泪流满面。 经过三年的艰苦拍摄，从国统区的“中制”到1949年以后的“昆仑”，在两家投资公司的努力下，《武训传》终于在1950年底完成。1951年2月，影片在上海和南京公映，长达三个小时的影片，迎来的是热烈的掌声和票房。孙瑜导演带著影片进京，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同学周恩来出席观摩了影片，那里同样是赞誉遍地。 然而时隔三个月，创作者还在一种成就感的兴奋中，却被一场疾风暴雨打得昏头转向。 1951年5月20日，黄宗英突然看见了《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批判《武训传》是在“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她惊呆了，连说：“不得了了，怎么这样了？”赵丹也看到了，说：“来头不小。”黄宗英让他别著急，然后两个人就去上班了。 后来赵丹告诉她，他走上26路电车时，售票员跟他说，“侬没进去啊？侬没有进牢房啊？”赵丹说“没事体。” 当时电影厂里气氛比较紧张，也决定开批判会，大家伙儿都学习这篇社论。对照安排，最后也写了孙瑜和赵丹的大字报，按照社论的口径批斗起来。批判时就喊口号，喊“打倒《武训传》，打倒孙瑜，打倒赵丹”。 赵丹在小组里写检查，乱抄报纸，没过关，对方非要他写一点严肃的检查，他说我写不出，我也想不通。 黄宗英也写了，可是他们都想不通，因为从小就听说“义丐”武训办学的故事，也有连环画，有陶行知写的“义丐武训”，都觉得戏中的武训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人。可社论很强烈，批武训办学是宣扬地主阶级的思想，他本身就是一个大地主，大剥削者。 当时有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是江青领导的，专门跑到武训的家乡去调查，说他放印子钱（清朝时期的一种高利贷）。 黄宗英说：“放印子钱，当时没有人认为是罪过。他讨饭来的都是零钱，要把钱存积在那儿才能办学，所以我想那是真的。但是等到要批判的时候，这个放印子钱就是剥削了。” “那阳翰笙叫你们拍的，批判他了吗？” “没有。” “但这个事情是地下党让你们这么做，是组织上让你们拍的，为甚么他们都没事，却要批判你们呢？” “批判夏衍了。” “那后来这个事情是怎么渐渐地平复下来的？” “事情没有渐渐平复下来，所有电影厂的片子都下马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好。好几年没有电影可以拍。电影厂只好想办法拍一点儿甚么维持下去。” 对于孙瑜导演和赵丹这些渴望拍摄“进步电影”的左翼人，真是晴天霹雳。那年头，正是孙瑜导演黄金时代的开始，他身体还健壮，又积累了很多拍片经验，正想赶著新时代的到来，彻底发挥一下。哪想到…… 这之后，孙瑜导演沉默了，沉默到我们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时候，都不知道他是谁，他又在何处。他不再拍电影，不再触摸胶片。一直到1957年，孙瑜试水拍了《乘风破浪》（1957）和《鲁班的传说》（1958），之后，他以身体不好为由，办理了退休手续。没有任何宣言，就此退出电影舞台。 时隔整整61年，我从宗英阿姨的表情上，依然读到了“恐怖”。那时候，她还是一个刚过25岁的小年轻，怀著满腔热情迎接“新中国”，对未来充满希望，她还不懂得甚么叫“运动”，甚么意味著“思想改造”。 在恐怖之后，没有了创造力，也没有了电影。1952年到1954年之间，中国电影产量，没有超过20部…… 当年，那么轰轰烈烈的运动，让人觉得恐怖、不可理喻。可是有一天，《武训传》重见天日的时候，却依然让人觉得不可理喻：怎么会安静得没有一点动静？没有宣传，没有大幅广告，更没有老一辈电影人出来说话。只有像黄宗英这样的当事人，在听说以后，才会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吉川教授来上海找我，连我都不知道影片已经做了修复版，可以公映了。只有黄宗英会非常在乎，她重复著地说道— “这样看来，这个影片算平反了！” 听著她重复著说这句话，泪水控制不住涌上了眼眶。我不知道“平反”这个说法，如今的年轻一代是否了解？他们既然对当年的批判全然不知，“平反”本身也就失去了它全部的意义，变得非常荒谬了。胶片终于不是和影像结合在一起，胶片的背后有著太多的荒谬，问题的终结到底在哪里？就像当年我不了解孙瑜导演那样，今天我同样不了解这背后的一切。 看著影片上的演职员表，那些我熟悉的名字，那些老演员、老美工和导演，都去世了。最让我吃惊的是，作曲的名字竟然是—陆洪恩，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文革中，他仅仅问了一句：到底是要贝多芬听群众的，还是群众听贝多芬的？为此江青说他是“中国文艺界的大灾星，中国人民的大灾星”，就把他枪毙了。 回家的路上，雨小了。我沿著华山路往常熟路方向走，脑子里是赵丹出现在26路电车上的场景—售票员在问赵丹：“侬没有进去啊？侬没有进牢房啊？”赵丹还没有说完“没事体。”转眼，站在那里的是一个破衣烂衫的武训，他用山东话对车上的乘客说：“打一拳给一个钱，随便你们打。打一拳给一个钱，我要让天下孩子读书。”车里的人吓得往后退去，有人在叫：“把这个神经病赶下车去！”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口号占据了空间，而那脆弱的胶片在“神经病”身上堕落下来。我想得满头冒汗，我想，我应该把它拍成一个电影，让宗英阿姨叙述，让所有的恐惧有一次释放。 胶片的背后还有这么沉重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想到。一个《武训传》却让我突然意识到了胶片的本质，走进胶片那超现实的层面里；宗英阿姨已经老了，可是《武训传》里面的黄宗英是定格的，60年过去了，她依然是25岁的黄宗英，她在那里向小朋友们讲述著武训的故事，努力带领他们走进历史。可是当她自己成为历史人物的时候，她却在历史的长河里迷失了…… 武训一生 武训出生于1838年12月5日，是山东省堂邑县（今属冠县）柳林镇武庄人。家境贫苦，有两个哥哥，四个姐姐，排行第七，人称武七，后改名武训。 武训7岁时丧父，年轻时曾在母亲的安排下，去馆陶县薛店的远房姨夫张变征家做长工，负责看果园、喂猪。但两年后，开始以乞讨为生。 从武训21岁那年（清咸丰年间）起，武训决定以行乞的方式集资兴办义学，目标是“使贫苦人家子弟无钱也能读书，使他们读了书不再被人欺”。在30多年的时间内，武训乞讨的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省。武训在行乞过程中，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奇特的造型以吸引人们的目光，也表演“拿大项”、“蝎子爬”的节目，或给人当马骑，供人取乐，甚至吃粪便、砖瓦，以得到办学的款项。 到武训50岁时，他已经靠乞讨所得的款项置买了230亩田地作为学田，积蓄3,800馀吊钱。于是他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兴办起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当年就招收了50多名学生，学费全免，办学所需经费就从他置办的学田中支出。 1890年，武训在今属临清市的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1896年，武训又在临清建成了御史巷义塾（现临清武训实验小学）。当年四月二十三日，武训因积劳成疾去世，终年59岁，葬于堂邑崇贤义塾东侧。 武训的义举在当时受到各界普遍高度的评价。山东巡抚张曜下令免征学田钱粮和徭役，并捐银洋200两。光绪皇帝封武训为“义学学正”，赏穿黄袍马褂，又敕建“乐善好施”牌坊。 1930年代，在中国投身于普及教育运动的一批教育家，也将武训作为运动的先导。如陶行知在他的《武训颂》中这样写道：“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 1950年，武训的传奇故事《武训传》搬上了银幕。但在1951年，毛泽东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大规模批判，称武训及其故事所代表的实质上是地主阶级的立场。文革期间，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2006年，武训墓及祠堂被公布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四八年奔赴延安，踏进那深不可测的历史骗局，明白误读了那些动人的口号时，已付出整整一生的代价。四十年后生命深处的美好梦想终于被唤醒。 林牧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五个多年头了，最近才读到他晚年留下的回忆录《烛烬梦犹虚》，看到他对自己一生的反思，特别是对当年投奔延安的反思。 林牧在学生时代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向往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和苏联式的经济平等，与当时许多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一样，他们对苏联很不了解，虽不赞成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的一党专政，却误以为苏联的公有制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经济平等。他不赞成阶级斗争特别是流血斗争，所以选择加入民盟而不是共产党，就是希望走第三条道路。 单纯学生误读 毛泽东的漂亮口号 然而到了一九四八年，第三条道路也走不通了，他在一封信中说：“现在中国大势，不归于杨，必归于墨，中间道路走不通了。杨子为我，不可取也；墨子兼爱，庶几近之。”他天真地以为中共是讲博爱的。在经历九死一生、痛定思痛之后，到晚年才明白他们年轻时误读了中共，他将这些误读概括为三点： 一、当时他们以为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反对一党专政”、“反对党化教育”、“保障人权”、“建立（多党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等主张都是有诚意的，既适用于国民党，也适用于共产党。 二、他们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误认为“人民民主”就是全民民主，误认为“新民主主义”比“旧民主主义”好，有更多的人可以享受民主。 三、虽然他们知道“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但那毕竟是在遥远的未来。何况他们也赞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只是不同意一党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而已，他们当时认为中共与苏共不同，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共一直强调民主与人权，连根据地都叫“抗日民主根据地”，各个根据地制定和颁布了保障人权的条例，所以他们天真地认为中共推行的社会主义可以避免一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 他在学生时代喜欢读《大公报》、《观察》周刊，与储安平通过信，还到上海找过储安平，托储帮助找工作，他在思想上无疑更接近自由主义。而在一九四九年的前夜，像他那样中间偏左、最后上了中共这条船的青年学生很多，可见毛泽东对外打出的那些旗号有多么蛊惑人心。他们有理想、有热情，天真烂漫，涉世不深，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对共产党的那一套同样不喜欢。其实，当他们一踏进中共控制的土地，就隐约闻到了不太对劲的气息，有不能适应的感觉，乃至很快遭遇冷酷的现实。 延安的党化教育令人苦不堪言 一九四八年七月，他们一行二十人（以西安的大学生为主）投奔延安，他被分到延安大学宜川分校。党化教育、思想汇报都令他们不快，有人就一再公开声明：“我是来参加中共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我是来反蒋的，我不接受中共的政治纲领，我不赞成中共的党化教育。”有人公开反对汇报思想，说“国民党特务才汇报思想呢”。不久，即发生了“宋纹演事件”，宋是他在西北工学院同级的同学，一个人办了一个壁报，自编、自写、自抄，表达对中共、对苏联的不同意见，很快就遭到批判，有人认为宋不仅思想反动，还可能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理由包括： 宋的壁报在报头上洒满“小雪花”，就是要在红色根据地建立一些白色据点；宋在自传中说，中学时就反共，看到孙中山遗嘱中“共同奋斗”时，要在“共”字上扎一刀；宋在壁报上画的地图，画了一个大箭头，直指延安，目的是要再次进攻延安。 林牧不以为然，认为特务会隐瞒，会伪装，更不可能在自传里写上中学时见了“共”字也要扎一刀，关于“小雪花”和“箭头”也可以说他的壁报和观点在边区只是小小的雪花，“箭头”可能是说他的目的地是延安。这些问题使他的革命热情减退了，他想起了离开西安前同学的一句临别赠言：“这边政治环境恶劣，那边也不一定理想。” 晚年反思，他说自己学生时代本来不是共产党员和外围组织的成员，而是接受民盟的自由、民主纲领并参加其活动的民主青年。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蒋介石解散民盟，这条路走不下去了，非共产党的民主青年一样要受到“特别刑事法庭”的审判，才把他们驱赶到共产党这边来。“到了延安，参加了共产党，虽然主观上下决心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追求当时认为无比崇高的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党性，但是党性与良心、专政与民主、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经常处于矛盾斗争之中，苦不堪言！” 从一次次残酷的厄运中活下来 初到延安，他们身上还保留著独立思考的习惯，随著时间，慢慢地要这些习惯被抹平了。尽管延安的政治生活、组织纪律常常让他难以适应，乃至“苦不堪言”，他却没有产生过脱离的念头，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退路了，本来就是不满国民党而出走的，回到国民党那边去，也是挂了号，不现实，何况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人心不定。即便有多么不适应，内心深处有多少挣扎，也只能顺著这条路走下去，这就是包括林牧在内的那些青年的命运。 他们多数人的经历都证明这是一条通向炼狱之路，也是整个民族通往炼狱的路，却宿命般的无法避免，千千万万的个体生命浮沉其中，或九死一生，或万劫不复。今天，我们看到了结果，看到了六十多年来一点点展开的这个过程，何等残酷，何等无奈。血肉之躯被冷酷无情的机器碾成粉末，连每一滴血都被榨干了，叫喊无地，四顾茫然。如果说他们年轻时所处的国民党时代是一个可以流血的时代，那么之后进入的是一个欲流血而不得的时代，这是古往今来未曾遇到过的。 “烛烬梦犹虚”，林牧先生的回忆录以他一九八九年逃亡之时的这句诗为书名，实在贴切，凄凉、悲怆而又意味深长，人间的理想主义遭遇如此的嘲弄，燃烬生命的蜡烛，也诉说不尽其中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暮年回首，他并不讳言自己挨整也曾整人，他自述“大跃进”时期是他“一生思想最荒谬、做错事最多的”。“在平时是双重人格，在‘反右派’、‘反右倾’等症状运动中，良心、民主、人道主义就会情不自禁地露出头来，说出口来。”穿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层层叠叠、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一次次的厄运缠身，批判、监禁、自杀……林牧活下来了。 一九四八年他奔赴延安，踏进那个深不可测的历史骗局中，最终明白误读了中共那些表面的宣传，误读了那些动人的口号，为此付出了整整一生的代价。那些潜伏在他生命深处的美好梦想终于被唤醒，一九八九年以后他重新走上漫长的告别之路，告别这个“中国有史以来极端性、严密性、残酷性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专制主义制度”，《烛烬梦犹虚》就是他留下的血泪交错的纪录。 林牧简历： 林牧于1927年10月18日出生，浙江义乌人，1946年入读西北工业大学电机系，在校期间参加中国民主联盟，1948年加入中共，1953年任西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处长，1960年，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出任陕西省省委书记时，林牧出任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担任胡耀邦的政治秘书兼助手。 1965年1月，文革初期，林牧协助参与胡耀邦在陕西发起的“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等“改革”。结果惨遭失败，受到长达12年的政治迫害。期间两度入狱、两次被开除中共党籍并被判处八年半劳改。 四人帮倒台后，于1978年11月获得平反。先后出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副秘书长、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长、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 林牧早年在中共党内仕途平步青云，深得信任，晚年成为中国著名的自由知识份子，异见人士。大肆抨击中国共产党。 1989年，林牧因公开支持并参与由胡耀邦逝世而引发的学生运动，在六四事件后被开除党籍与所有职务。 1995年，林牧被推选为“中国人权”国内理事，同年与45名著名科学家和学者发起“呼吁宽容”建议书以及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释放异见人士。结果在该年5月，被非法拘留三天，并不断遭到骚扰与打压。 1998年至2004年，林牧被推选任“中国人权”荣誉理事。晚年一直居于西安，撰写了一本回忆录《烛烬梦犹虚》，同时在境内外发表思想、言论、纪实、杂文与诗词约50万字，所主编的《中国风俗》丛书凡30卷，先后在西安、台北出版。 2005年1月18日至31日又因赵紫阳逝世，林牧曾被公安人员非法拘留。 2006年10月15日下午1时于家中突然逝世。 什么是六四？（作者：林牧） “六四”是甚么？ 是试金石和阴阳界； 真在这边，假在那边； 善在这边，恶在那边； 功在这边，罪在那边； 人在这边，鬼在那边。 “六四”是甚么？ 是惊天雷和警世钟； 它惊醒了半个世界、一个世纪的狂想， 它打破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迷梦，它促使人们从真理垄断、权力垄断、武力垄断和经济垄断下开始新的思考和选择！ “六四”是甚么？ 是一笔血债； 他们不仅欠下了千万个直接死难者的血债，也欠下了全民族、全人类的血债！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不论君主国家、民主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古代、近代还是现代—这都是亘古不变的铁则！ “六四”是甚么？ 对于中国现在和未来的执政者来说，它又是一笔丰厚的政治资源，谁善于运用这一笔资源，并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处理，谁就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和国际社会的赞誉，甚至成为名垂青史的伟人—即就是那些对人民犯过罪的人，也可以立功自赎，获得新生！ 中共领导班子的新旧交替就要进行了， 亿万公民大睁著双眼在密切的注视著你们，无数死难者的英灵也在大睁著双眼—密切的注视著你们！ 是从善还是怙恶， 是顺民心还是逆民心， 请善于作出抉择， 请早日作出抉择！！！ 选自《北京之春2002年9月号》
记不得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读到过这么一句“人血不是胭脂”。 因为年轻，因为愚钝，记得这六个字不是因为震撼，只是觉得比喻特别，还有点好玩。“人血”和“胭脂”除了颜色都是红的，两者实在没有什么可比性。随着岁月和阅历，渐渐悟出这句话也许想说血腥和暴力不美，不是审美对象，是不可以拿来欣赏的。而当我从网上读到署名铁流的《一千个北大荒人的名字，一千条才华峥嵘的生命》时，我好象一下子明白了这句话的全部含义。 这份近千人的的名单全部有编号顺序。因为长，占了很多页码，读一遍要花很长时间。当我用电脑鼠标器从头到尾从上到下拉一遍时，忽然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一种浑身发冷的感觉。这多么象一个外科医生开刀时，那把手术刀轻轻地，慢慢地，从一个人的背后，从头顶天灵盖开始，一直划到脚底跟，血渗出来了，溅出来了，戴着大口罩的医生眼都没眨一下；看得见骨头、血管、筋脉、内脏了，医生依然不为所动，依然有条不紊…… 作者铁流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北京潘家园淘古搜旧时，发现了这份一千个北大荒右派受难者的名单。拥有者也许想把名单当古董卖，铁流势在必得这份名单不仅仅因为自己也是右派（当年共青团中央的三大右派之一），而是它具有的重大史料价值。几经交涉，铁流最终获得。 这是一份１９５８年中央国家机关２５部５院５委５托１行１局和军委五总部等单位将右派送往北大荒８５０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份子名单。 名单不知何人何时何地整理。许多人有职业，职称，级别，但无性别；有的有出生年份出生地点，多数没有；一般的只有寥寥几字，多也不过几行；已故者多有死亡原因，个别有名的还有简单介绍；有一些看不明白，如右四、右五、右六……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一千人全是知识分子。 但不管文字多么短多么少，这份名单中的每一个号码，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被打成右派后在北大荒度过的日子，大多是他们一生中的青春年华，黄金岁月。茫茫荒原，漫漫长夜，劳动，改造，饥饿，寒冷，疾病，死亡。一肚墨水无人识，满腔冤屈何处诉？名单中有铁流认识并赏识的名人如高汾（《大公报》名记者）、戴煌（著《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经历》）、殷毅（著《回首残阳已含山》）、吴永良（著《雨雪霏霏》）等，铁流提到这些为８５０留下文字的知识分子时感慨万千：“文如人，字似血，一文一字都在呼唤中国的民主自由。真是，北国风冷，陈尸未腐，呻吟仍在，铁钳锁喉，问神州大地，何处是春天？一千条生命，一千个花蕾，记录着历史的灾难。” 名人毕竟是少数，名单上大部分是不怎么有名的，或者说８５０使他们很难再有成名的可能。因版面有限，我先在不怎么有名的的名单中挑出几十个非正常死亡的，又在这几十人里筛选出三个死难瞑目的： ６３３郭冠军，１９３１年生于河北东鹿县，副科长２０级。１９６０年１２ 月在８５０一分场听到自己摘帽子的消息，欣喜若狂，他和大家一一告别，还把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悉数拣出，送给伙伴们留念。当夜，他由于极度兴奋引发心力衰竭而死去。 ７１６杨泰泉，１９２５年生于四川大竹县，三部科员，中尉，副连级。在云山畜牧场劳动，挨饿浮肿而死，从来不说话。 ８１１赵应谦，１９２８年生于陕西紫阳，中央警卫师，中尉宣传助理员，离开８５０到东方红林业局工作。在全国恢复高考时，他在陕西的女儿高考分数优异，只因父亲是右派政审不合格而未被录取，接到女儿来信，他愧疚自缢而死亡。 这三人死在不同的时段：杨泰泉饿死在当右派时，特点是从来不说话：郭冠军死在摘去右派帽子的当夜，特点是极度兴奋；赵应谦已经逃过了难关，已经快要忘记自己是右派了，最后还是死在这顶帽檐下，他给我的震撼是“愧疚自缢而死”。 谁应该为这样的悲剧愧疚？亲手发动者没有愧疚，积极参与者没有愧疚，盲目卷入者没有愧疚，首当其害者倒愧疚起来，还连累女儿，最后自己结束生命。这可真是天地颠倒，是非混淆呵！ 在记录者看来，８５０就是一个代号，不需要再作解释说明。我想，如果更多的人给予８５０更多的关注，有一天８５０也许会和作家杨显惠笔下的“夹边沟”一样出名，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一样留在共产主义的辞典中。 说什么“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说什么“悲剧不会再重演”，说什么“不提这些有利于安定团结”……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会说都会背的那句“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天怎么都不说了？ １９５７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反右”运动已经整整五十年了。人们习惯于把若干年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然后说这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人来说，五十年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时间长度。而对于北大荒８５０农场的这一千名右派来说，他们的内心深处会忘记吗！ 作为个体的人，８５０那些右派苦难遭遇中的每一下饥饿引起的痉挛，每一晚恶梦过后的余悸，每一次审讯带来的恐惧，每一种歧视造成的折磨，都不应当被忽略，更不用说那些带体温的人血和鲜活的生命。 “人血不是胭脂”，此时此地我觉得我读懂了这六个字。 2007年5月
对江泽民来说，释放魏京生是取悦于美国的一个捷径。反正最恨魏京生的邓小平已经死了，放了魏不会得罪任何人，反而会被克林顿认为江给了他一个面子。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揭秘，1997年系中共高层政坛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魏京生结束了18年的牢狱生活，被江泽民从囚室直接送上飞往美国的班机，开始了流放生活。 第二次访美 1997年7月8日，北约正式决定接纳原华约成员国。前共产党国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自由社会继续向东方推进。 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开始了对美国的第二次访问。在出访前，江十分担心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批评。在江上台后，政治体制改革停止，人权持续恶化，异见人士被大量投入监狱，民主的氛围比起“六四”以前大幅度倒退。为了平息美国的指责，江泽民耍了个花招儿，在出发的前一天，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承认“人类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与生俱来的尊严、平等和其他不能剥夺的权利”，同时新华社罕有地承认“在社会生活中仍存在著违反人权的现象。” 如果有人以此认为江泽民打算尊重人权，那就大错特错了。既然江连宪法中规定的信仰自由和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都随意践踏，一个国际公约又怎么能捆住这个独裁者的手脚？江泽民在美国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直接否定了新华社的报导。他在接受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节目记者吉姆‧莱勒的访问时说：“中国在人权领域没有甚么不当之处。” 江泽民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处处突显他的独裁本性。当时在白宫附近的Lafayette公园有两千多名示威者抗议江泽民来访，这其中包括民主人士、西藏人、内蒙古人、台湾人、工会领导人、反童工者、环境保护主义者等等，他们指责中共“侵害人权”。江泽民故作有风度地说：“我沉浸在美国人民的友好气氛中，但有时会有一些杂音传入耳朵里……我也注意到在美国可以表达不同的观点……在我这次访问中我切身体会到这一点。” 江泽民将抗议说成杂音，说明他从来不曾认真了解民众为甚么抗议，也不在意他们说甚么。江泽民也决不允许在国内出现对他的抗议，以至于他对“表达不同观点”都需要到美国来才能有“切身体会”。 他到波士顿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再次展现其独裁者的真实面目。当一位《新闻周刊》的记者问江泽民对于演讲大厅外的抗议之声做何反应时，江泽民说：“尽管我在台上发表讲话，我仍然听到从外面传来的扬声器的声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比他们的声音还要大！”除了霸道独裁，江泽民没有一丝关心百姓呼声的诚意。 与江泽民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大概是克林顿1998年访华时在北大的回答了。当时一位学生问克林顿：“江泽民主席作为客人访问哈佛大学时，竟然遭遇示威抗议，今天您在这里做客，如果也允许向您示威抗议，您会做何感想呢？”克林顿回答说：“我会与示威者见面，听取意见，实际上我常常遭到人民的抗议。” 克林顿不用作戏，在这简单的一问一答中，人们可以清晰看到民众与最高权力者在专制体制和自由社会下所体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心态和思维。 人质外交 江泽民回国后，做了一个讨好克林顿的举动——释放民主人士魏京生。 魏京生因为在西单民主墙发表了批评邓小平的文章《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警告邓会成为一个独裁者，结果被捕入狱，1979年被控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直到1993年被第一次释放。 1994年美国助理国务卿夏塔克先生访华，在与中共谈判之前，主动约见了魏京生先生，征询他对时局的看法。 北京在1993年提前释放魏京生本来是为了争取申办2000年奥运会，塑造一个民主开明的国际形象。如今夏塔克约见魏京生，让江泽民妒忌心骤起，江大发雷霆，很快将魏第二次逮捕，并处以14年重刑。北京申奥最后因为北韩反目而以一票之差功亏一篑。 美国知道魏的遭遇与那次会见有关，因此对魏怀有歉意和道义上的责任，在随后与北京打交道时，美方屡屡要求释放魏京生。1997年的这次克江会谈更是如此。 对江泽民来说，释放魏京生是取悦于美国的一个捷径。反正最恨魏京生的邓小平已经死了，放了魏不会得罪任何人，反而会被克林顿认为江给了他一个面子。 1997年11月，魏京生结束了18年的牢狱生活，从囚室被直接送上飞往美国的班机，开始了流放生活。 但不管怎样，外国人多少上了些当，以为江是个开明的人。自此以后，江泽民对无耻绑架中国人的“人质外交”更加乐此不疲。1998年，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即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流放到美国。 但在江泽民的监狱里，政治犯的数量并没有因为释放了一些著名人物而减少。恰恰相反，人数不断上升，美国提交给中共的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名单越来越长。每到中共在国际上谋求某种利益时，就会释放几个中国人以示开明，但随即就会抓起更多的中国人作为和西方社会谈判的筹码。 这种热衷于把自己人抓起来当人质要挟其他国家的做法，江泽民算是中共第一个。不许中国百姓有言论自由，对敢言的中国人实施流放海外的迫害，中共不仅不反省自躬、引以为耻，反而以此来标榜中共治下的人权，显示独裁者的“开明”，欺骗取悦自由社会，这也是当代中国的怪现象了。 （来源：网文） 魏京生简历 魏京生于1950年5月20日，生于中国北京的一个干部家庭，祖籍安徽金寨，父母为中共官员，其父魏梓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任职。他是长子，下有一弟二妹。 1966年中“文革”爆发时，魏京生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三年级应届毕业生，参加了人大附中红卫兵，从属“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曾到各地串联。 1968年，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取缔以后，魏京生被父母送往老家安徽省金寨县务农，196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3年服役期满退伍回到北京，被分配在北京动物园当电工。 1978年11月，北京一些人在西单贴大字报，宣扬民主自由人权，后来被称为“民主墙运动”，魏京生是其中重要一员。当年12月5日，魏京生贴出著名的《第五个现代化》大字报。 大字报中写道：“甚么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按他们自己的意愿选择为他们办事的代理人，按照他们的意愿和利益去办事，这才谈得上民主，并且他们必须有权力随时撤换这些代理人，以避免这些代理人以他们的名义欺压人民。” “我们不要作独裁统治者扩张野心的现代化工具，我们要人民生活得现代化，人民的民主、自由与幸福，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唯一目的。” “民主反对专制的斗争取得胜利必然给社会的发展带来最优条件和最大的速度，关于这一点，美国的历史就是一个最鲜明、最有力的证据。” 1979年1月，魏京生还与杨光、路林和刘京生等人创办了《探索》杂志，他任主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当月，当局开始对抓捕民主人士，镇压“民主墙运动”。 1979年3月25日，魏京生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提醒人民必须警惕邓小平蜕化为独裁者，他说： “任何政治领导人作为个人都不应获得人民的无条件信任。假如他实行的是对人民有利的政策，他领导人民走的是通向和平繁荣的道路，我们就应当信任他，我们信任的是他的政策和他要走的道路。假如他实行的是损害人民利益的政策，他要走的是独裁和反人民的道路，人民就应当反对他。” 二天后，魏京生被逮捕，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组织“反革命活动”， 四天后，北京当局发布《通告》禁止了一切与反对独裁，宣扬民主自由有关的言论与活动。 同年10月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魏京生在法庭上做了有力的自我辩护。 魏京生的自辩词被参加旁听的朋友刘青录音后转成文字发表，之后也因此被捕。 1979年10月16日，法庭以“反革命”罪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 魏京生在五年的单独监禁后，被先后转到唐山监狱和青海劳改农场。 1993年，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魏京生于9月14日获假释出狱，但次年11月21日被再次逮捕，12月13日，北京当局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十四年。 之后，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干旋下，1997年11月16日魏京生以健康原因获释，结束十八年囚禁，并被直接流放至美国。 1998年，魏京生被推举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 同年获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奖”。 魏京生多年来获得多种国际奖项，包括：美国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首届“杰出民主人士奖”（1986）、瑞典“奥洛夫‧帕尔梅纪念奖”（Olof Palmepriset, 1994 ）、美国“罗伯特‧甘迺迪人权奖”（Robert F. Kennedy Human Rights Award, 1994）、欧洲议会“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 1996）、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民主奖”（NED democracy award, 1998）、美国西部笔会“自由写作奖”（Freedom to Write Award, 1998）等。 （来源：综合于网络） 屠城后魏京生写给邓小平的信 编者按：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人民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民主示威者开火。魏京生对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北京大屠杀感到愤怒，在下面这封信中，他谴责邓小平导演了一出军事政变。 给邓小平献上中下三策 成功地用一场军事政变对付了一帮手无寸铁又没甚么政治经验的学生和市民之后，感觉如何？如果我从电视上的短暂镜头中得到的印象不错的话，你还没有像李鹏那样轻松得意，满面春风。你的头脑比我原来估计的要清醒一些，还没糊涂到得意忘形的地步，还能理解发动这场流血政变在政治上付出的沉重代价。这倒还符合一个老政治家的身分，没叫人过分失望，但也仅仅是这一点而已，其他一切几乎都只能说是一塌糊涂。 军事政变这名声不大好听吧？连袁世凯、段祺瑞之流也难以忍受如此秽名。据说他们孙子辈的后裔至今还企图为他们洗刷，但也只能是徒劳无益的企图罢了。都七老八十的人了，谁愿意挣这么一份“财富”留给后人，谁愿意给自己的口碑添上这么一章败笔呢？然而这种名声只能是自己给自己制造，还没有甚么人能给别人造这种好名声的，只除了你的助手们之外。我早看出你是干这种蠢事的傻瓜；正如你早看出我是那种会顽固到底并引颈受戮的傻瓜一样，咱们彼此的相知，恐怕超出所有人的想像之外。只不过咱们属于那种彼此厌恶的知己，这也超出了人们的想像。真是树林子大了甚么鸟都有，居然有咱们这样一对鸟，够第九大奇迹了。 记得几年前我就对你说过，你这个人小肚鸡肠，缺乏气度。所以你丧失了一次极好的机会，不但没能使自己和人民站在一起；反而迫使自己先是骑虎难下，继而不得不走回头路，最终不仅毁了自己的名声，而且毁了自己亲手开创的事业，成为历史的笑柄。这种趋势，已经难以挽回了，因为你已经用士兵和学生们的鲜血为倒退的势力开出了路，如果你再不让倒退，他们会连你也一脚踢开，师傅已经引进了门，修行只要靠个人就行了，要你这个师傅还有甚么必要呢？话又说回来，政治家并非人人能干，独裁者只要是个喘气的都能行，本来也无所谓姓邓还是姓其他甚么。专吃独裁者的蠹帮们最喜欢的是听话的皇帝，并不在乎他是谁。皇帝一旦脱离了他的人民，就成了蠹帮手里的玩物，连隋炀帝、唐玄宗那样的才具也不例外。这种情形对于我的历史学研究，倒是个很有趣、很有潜力的课题。其实孔老夫子早就看透了这种把戏，但他“述而不作”，所以只是告诫当权者们说：要“近君子、远小人”。遗憾的是人们看不透这其中的玄机，所以才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同样的悲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呜呼！ 不过以你新胜（！？）之后的感情加之蠹帮们的鼓噪，你可能看不出问题，还要到几年以后才能看得见倒退从现在就已经开始了。但那恐怕就是马后炮了，连最后的机会也没有了。为今之计有上、中、下三策，写在这儿供老知己参考，也算立此存照，将来咱们都死了也算对历史有个交代，别让后人骂我在国家危难之时隔岸观火、幸灾乐祸。那样就既对不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也对不起教导我们的父母师长；还对不起如此看得起我的老知己了。我有今天，老知己的确功不可没，这句话你从正反两个方面理解都正确，看你怎么方便了。 上策曰：上屋抽梯，破釜沉舟，促进民主，保障自由。 戒烟戒酒尚且不易，戒毒更难。所以要按上策行事，除你自己有破釜沉舟的决心之外，还需要有能帮你上屋抽梯的助手。帮你断绝退回六零年代的退路，逼你背水一战，才有胜利的可能。据我这个穷乡僻壤上的陋民管窥蠡测，胡耀邦死后，敢在大是大非面前辞职的赵紫阳倒有可能成为你的这个助手。无论如何也比迷迷糊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李鹏强。 中策曰：瞒天过海，李代桃僵，民主缓进，经济停滞。 如果你不愿上屋抽梯大踏步改革和加快推进民主化，就只能拉出一个替罪羊，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开，使人们把积怨发到他身上。而你自己则瞒天过海继续你的“改革”事业，同时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制止倒退。 中策的效果虽然注定不佳，但也不失为维护团结又避免倒退的一种策略。只是李兄要吃些苦头了。因为赵紫阳同志已用辞职表示了与血腥政变无关，最适合替罪的肥羊就只剩李兄了。这正是我笑他傻的原因，假如你不傻的话。 下策曰：不识时务，优柔寡断，刚愎自用，全国大乱。 按现在新闻媒介所传达出的综合信息看，你很可能像当年的江青一样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并为此而坚持把煤球说成白的，元宵说成黑的。 孔夫子说要“克己复礼”，才能“天下归仁”。你现在是既不能克制私欲私愤“克己”；用坦克机枪屠杀群众追捕学生也谈不上甚么“仁义”；军队一进城就翻脸，更没有信用。把自己的歹徒制造的颠倒黑白的谣言和人们违心的假话当作真的，这是不智；仁义礼智信一样也不占，天时地利人和一种也没有，你往后的政治能是甚么政治呢？由于你刻意制造，天下只能归于大乱。 你用军队干预政治屠杀百姓是有理的，别人也同样有理；你可以事后编造些理由就算合法，别人也会这么干：你会把自己炮制的所谓法制玩弄于股掌之中，别人也同样会。搞这种名堂不需要甚么学问，是个喘气儿用两条腿走路的都干得来。到那时怎么办？你的权势大，你活著时能镇住，慈禧比你权势还大，可你们总还得死吧！你已经开了用军队解决政治问题的先例，你死了以后有哪个党政官员靠嘴和笔能抵挡住坦克机枪大炮？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也说不清。你让今后中国的首脑们如何管理国家？如何对付这帮吃人民饭用人民买的枪杀人民的所谓“子弟兵”。你将带给中国的灾难甚至超过袁世凯和慈禧。如果你不采取上、中两策，也就不可能纠正这个恶例，上述一切就将是不可避免的。 我觉得你看上去还清醒，所以愿和你说这些。只希望我没看错。 —魏京生八九年六月十五日写于青海塘格木农场
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一边从事戏曲研究，一方面为文学而准备。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忆罗隆基”。写毕，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给丈夫（马克郁）审读。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专攻戏曲小说。就文学言，他是内行，我是外行。 我塞给他一支削好的中华牌铅笔，在耳边细语，道：“你看到有甚么段落或句子写得还算好的话，就请在旁边给我画个圈圈，以资鼓励嘛！”他笑笑。一笑之间，我们的关系顿时从夫妻转变为师生。 近三万字的篇幅，他坐著，我站著。他一页一页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挨。只见老公手里的笔一动不动，我心里凉了半截。看到最后一页的最后一段，他画了一连串的圈圈。我知道：这是专为“以资鼓励”才画的。瞅著这最后的圆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让我坐下，严肃地对我说：“小愚，你有丰富的经历和记忆。平时聊天，听你形容个人儿或说件事儿，都活灵活现的，可到了纸上，你怎么就干巴啦……”说话的口气，像训孙子一样。 “你知道自己缺少甚么吗？” “缺少语汇呗！” 我说。 “不是缺少语汇，是缺乏文学训练。” 哦，原来我缺的是文学训练！于是乎，我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训练。每天读古诗古文古小说，又翻阅当代读物。为此订了许多期刊，包括《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自认为比较好的作品，读后还拿给老公鉴定。他有时像法官一样，盯著我问：“你说说，这东西好在哪儿？” 一听这口气，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几年下来，也还真阅读了一些当下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中篇小说。其中一个中篇，看得我兴奋不已，忙打听这个叫“胡发云”的作者是谁？书中描述的费普，是个民国时期的遗老遗少，从1949年起，他的日子从英租界移到了红旗下。由少到老，一辈子都在努力改造旧思想，努力适应新环境。结果呢？家庭、职业、身份、地位、财产等等，身边的一切都变了，可就是那份儿遗传下来的精神状态无法改变。正是这个文化的顽固性，让费普历尽坎坷，也让我读得热泪滚滚。我自掏腰包复印了许多份这篇小说，送给那些自幼家境甚好，就读于教会学校并精通合唱的女友们。她们也是一样的感受。只要我们凑在一起，就要说那篇“合唱”。 一晃多少年过去。 我与胡发云先生会面了。我丧夫数载，他丧妻也近两年。 中年是最灰色的，如悠长的冬日，似飘落的雪花。胡先生比我坚强，他很快给亡妻写了长长的悼文，以寄托浓浓的哀思。悼文是用“伊妹儿”传过来的。我边读边哭，字里行间我听到他的心碎声。文中一段给病重妻子洗澡的细节，深深震动了我— 妻子说想洗个澡。胡先生跑了大半个武汉市，买来一个椭圆型的轻巧小浴缸，刚好可以放在病房里。他灌满热水，把妻子抱起来放进小浴缸，先用毛巾把锁骨处的输液接口裹严实，再一处一处给她轻轻擦洗。妻子自嘲一句：“我变得这么难看了。”胡先生笑著说：“我觉得不难看，那就是不难看。”然后又背诵了法国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撼天动地的话——“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洗完后，他用了几乎整整一瓶护肤霜给妻子全身上下轻轻涂抹了一遍，肌肤立时就滋润鲜亮起来…… 写到这里，胡发云感叹道：“五十一年的生命。三十年的相识。二十六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种下的花儿，眼见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美。这种美，只有种花人自己才真正看见的……哪怕凋萎，也看得见其中绵延不绝的风韵。就像家里那几束早已老去的山菊花和勿忘我。”这篇悼文，让我看到一种以生命的执著去完成宿命式的神圣爱情。 窗外，太阳冷冷地照著，我心里一片悲哀。世间最坚韧、最脆弱的关系莫过于夫妻了。夫妻？有谁懂得甚么是夫妻？小时候，父亲谈及罗隆基私人生活，曾说过这样一句：“在中国，懂得女人的男人不多；懂得男人的女人也不多。”我没见过胡先生的妻子，但我觉得他是懂得自己的妻子的，他是懂得女人的男人。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二次婚姻的特点是婚前双方要把所有问题提前谈好，权衡的分量大于情感的砝码。所以，婚后我和丈夫的关系平淡得像“独联体”—松散的联盟。一人一间屋，各干各的事，各看各的书，经济独立，社交独立。日子再平淡不过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后面的东西突然显露出来。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哭泣著不断哀求医生：“救救他，用我的命换他的命！”两次昏倒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这儿不是医院，这是虎口。我俩不能都掉进来，你要逃出去！从明天起，不许你来看我。”第二次，他就只能用无比忧伤的眼睛望著我，望著我。 丈夫的病越来越重了，那时我刚好写完“忆张伯驹夫妇”的草稿。他挣扎著一天看一、两页，还在稿子上面做记号。并吃力地说：“小愚，你写得比以前好多了。也还有很多问题，等我的病好了，我来给你改。”过了一个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经没有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从枕头底下抽出来还给我。 一天，丈夫的气色还好。他坐起来拉著我的手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后三段都是苦，前面的生，也未必是乐。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的标准。小愚，对你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这是你父亲当年的叮嘱，也是我的叮嘱。我不担心你的工作，只担心你的生活。你甚么都不会呀。我死后，谁给你领工资？马桶坏了，谁给你修？灯绳断了，谁给你接？你一个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再找一个男人吧！”我扑在他胸前，放声大哭。 此后，丈夫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靠输液和“杜冷丁”活著。一个周日，他的两个孩子都来探视。预感到来日无多的他，流著眼泪要求孩子：“你们今后要照顾好章姨！答应我，答应我。”其声嘶哑，其情凄怆—死神来临之际，夫妻诀别之时，我临近花甲之年，懂得了爱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遗物，我发现一个纸夹。那上面的每一张纸，丈夫用铅笔写著同样的一句话：今后最苦是小愚，今后最苦是小愚。 丈夫去世的六年来，我双脚不过四惠桥，两眼不看东方红。以往夫妻的共同节目如看大片、看球赛、写对联、下棋、听戏，我全戒了。我一直以为人生只有两件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一是健康，二是情感。丈夫一步一回头的离去，使我猛然醒悟：这个世界原来是甚么也抓不住的！我内心那份绝望的寂寞，从此与生命同在。只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很深，很细。 这几年，我与胡先生常通电话，一聊就是十几分钟乃至几十分钟。聊天中，我才知道他正式退出了武汉、湖北、中国三级作家协会，奉还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也从未使用过的各类头衔—他认为，这种无聊的头衔有辱于一个作家的情商和智商。此后的他，成为一个体制内生存、体制外思考的作家。在武汉，他有两套房子，都不算大。一套房子自住，一套养著收容来的残疾猫和流浪狗。 电话里我问：“你为甚么要收留它们？” 他说：“在街头看见它们，单是那眼神就足够打动你了。”有时，他把话筒拎得老高老高，让我听听猫叫和犬吠。 他的长篇小说《如焉》，我是通过朋友的推荐在网上看到的。很兴奋！很久了，没有读到这样一本直面现实的文学作品。全篇情绪饱满，文字清淡，平静的后面是思想的波澜。我是用“两晋无文，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无文，唯胡发云《如焉》而已。”的话来评价的。有人说，评价过高。可无独有偶，一位网友也发出了类似的评价，说：自己根本不知道湖北有这样一个作家，读了《如焉》，大有“孤篇压全唐”之感。只要细心，你就都能从书里隐约地找到“非典（Sars）”，蒋彦永，李慎之的影子。这是多么敏感的事件和人物呀。 有记者问他：“害怕不？能承担吗？” 他说：“我尽可能承担到我内心真实表达所需要的程度。不管它会给我带来荣誉还是灾难，顺利还是坎坷。我非常深切地体会到了‘你想写甚么就写甚么’的快乐。公众会在心灵上引起震撼或疼痛的事件，一个作家也应该天经地义在内心有所反映，而不会因为恐惧而放弃。” 书中，有三个智者形象（卫老师、达摩及如焉的母亲），寓意深刻。苦难与享受，征服与驯化，反抗与愚钝，大都通过智者的对话及行为，来获得历史的解密和精神的验证。作者以此寄托对理想主义和理性世界的充分想像。我们这个国家不缺乏说教者，缺少的正是能够思想的思想者。所以他说，这本书“就是寻找历史上失踪的思想者”。而爱情线索的精致铺排和智者的悲剧收场，则显示了出这部长篇小说的审美价值和文学魅力。 《如焉》刚上市是很热销的。突然，峰回路转。国家新闻出版署一位副署长在2007年1月11日全国出版社负责人的“通风会”上，公布的八本“2006违规出版书目”里，除了有我的“伶人”（《伶人往事》），还有他的“如焉”。 有记者问胡发云：“《如焉》被禁，你的第一感觉是甚么？” 他答：“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荒谬可笑，像一个顽童的恶作剧，这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今天是e世纪的互联网时代，这种动作除了挑战大量读者、媒体、评论家的智商与尊严外，一点正面意义都没有。不讲法理也不讲学理的禁书方式，有点像暗夜在人身后打闷棍……我在《如焉》中说过—‘当他们不让你说的时候，就已经证实了你说的是实事’。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定律。可能他们汲取了以前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但被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一种教训。我与朋友们开玩笑说，共产党当年许多指示总是口耳相传，或者把文件内容看清楚了，即刻把它烧掉或塞进嘴里吃了，那时你是地下党，现在你是执政党，怎么还搞地下党那一套呢？” 顿时，《如焉》的销量飙升，用胡先生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这部小说其实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没想到在它正要谢幕之时，又让它得到了一次美丽转身的机会。 胡发云的下一部作品是写文革的，或者说是与文革相关的作品。我劝他暂时放放，题材太敏感了，官方通不过的。他却说：“十几亿人在十年间付出这么惨痛代价的历史事件，早就该有一百部一千部的作品了，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真实地写它，而这种荒谬性甚至都没有人去置疑。我就要写！”《如焉》的封底上摘选了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这句话，他常用来劝慰我。而他本人其实是有忧郁，也有愤慨的。 我的“伶人”也在被查禁之列。官员还不点名地点我，说：“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我们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由此，我联想到第一本书（《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版更名为《最后的贵族》）被禁，完全是因为一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把它定性为“反党宣言”，而告状的竟是民主党派元老的子女。事情再明白不过了：从1957年到今天的五十年间，我就是被党内外左派认定为的一个右派。右派就右派—别人觉得可耻，我备感光荣，终于能和父母站在一起了。但谁也不能以此为由而剥夺我的公民基本权利。我决定拿出性命来讨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发表声明：誓言要以生命维护自己的文字。胡先生在网上看到了。他支持我，只是劝我别真的生气，说：“你现在吃要吃好，喝要喝好，睡要睡好。”许许多多的朋友都对我这样说，素不相识者也通过各种方式带来真挚的问候。人心如水，恩义如山。一本书的命运跌宕起伏，而世间至戚关怀，更令我戴德难安。我不是没见过世面，也不是没有经历过风浪，那些无数颤栗不安的梦幻和万念俱灰的破灭，却始终没能给我胸膛里按上一颗平常心。为了起码的尊严和良知，我拼了。 写作是自语。从前的文人和今天的作家，都是语言文字的囚徒。他们提笔都是有话要说，有兴趣去说，还有人爱听他们说。对我这样一个“生非容易死非甘”的人而言，唯有写作才能进入我的骨肉，激活生命。身处孤独无援之地，灯下展卷时的一点点温暖，便真的感到了富足。几十年来，我们不是把文学绑在革命战车的车轮上，就是把写作搭在改革飞机的翅膀上，期待借助于文学的力量让车轮转得更快，叫飞机飞得更高。对于这样的责任感，我承担不了，也承受不起。昔日的岁月笼罩了我一生的路，我只能做到旧梦重温，重温旧梦。用心灵呼唤已死的心灵。“画船儿载将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极度缺乏现实责任感的，是个时代的落伍者。我想—大队人马迎著朝阳高唱进行曲的同时，偌大的社会能否容许像我这样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坐在路边低吟咏叹调呢？ 当然，也应该让胡发云先生写他的“文革”长篇。 在被无视和被伤害的历史里繁衍不息，人们真实地活著比获得成功更为重要。 注: 章诒和，现年78岁，中国安徽桐城人，戏曲研究学者、中国民主同盟成员，现居北京，其父是中共反右时期的“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他也是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此为《如焉》（香港版）序言 2007年2月13日于北京守愚斋 2016年10月修订 （原文有删节）
明代司法机构分为中央三法司和地方司。三法司是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刑部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有点像现在的最高法院；大理寺掌复核，也有部分最高法院的功能；都察院是监察机关，兼理刑名，有点像现在的最高检察院。地方司则包括依照行省设置的提刑按察使，府县两级的知府、知县等。 在国家法定的以三法司为首的司法机构之外，明代还存在由皇帝直接支配和操纵（有时实权也落于宦官之手）的秘密警察系统，从侦查、拘捕到审讯及执行，做足全套。所谓“缉访于罗织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裁决于内降之旨”，法律失去自己的位置，司法受到极大扭曲。这套系统，历史学家一般称作“厂卫”，主要功能是侦察官员和民众的言行，不经正式司法机构之手，也无须遵循严格司法程序，即可将嫌疑人直接下狱刑讯并处罚。 厂卫之酷，贯穿有明一代，即使在以宽厚著称的孝宗朝，也未能取缔。厂卫之反法制本质，《明史·刑法志》论曰：“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有遗民在明朝覆亡后，发出“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之叹，泣血锥心。 厂卫之机构，包括锦衣卫和东厂、西厂（明宪宗时汪直创建，监视锦衣卫与东厂，后被废）及内行厂（明武宗时增设，监视锦衣卫与东西厂，只短期存在）。厂卫总部设于京师，在地方也有诸多分支机构。 锦衣卫属于军队编制，俗称“缇骑”，最多时达到十五六万人。其由朱元璋创立，除传统仪仗、警卫职责外，还兼管刑狱，名唤“诏狱”，专门侦察“不轨妖言”，可不经司法机关，直接逮捕拷讯有危害国家安全嫌疑的人员，其刑罚决定三法司也无权更改。 电影《锦衣卫》剧照 厂则是由司礼太监主管的秘密警察系统，只有东厂一直持续到明朝覆亡，此文且专叙东厂。东厂役长、番役均自锦衣卫中挑选，轮流外出侦查，一是听记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和北镇抚司审案，一是打听官员情况及各种民情。侦查结果通常会写成报告，直接送交皇帝。与锦衣卫一样，东厂也有独立的逮捕、审讯和判决权，除非有圣旨，司法机构与内阁都不能过问。 厂卫的秘密警察性质，可由其职权充分体现。首先是秘密拘捕权。明代官府抓人，需要“符”（逮捕者的身份证明）以及逮捕证明，但厂卫无须“符”，只凭“驾帖”（逮捕证）就可千里之外跨省追捕。到明中期以后，厂卫甚至无须“驾帖”即可任意逮人。其次是秘密关押权，一下诏狱、厂狱，即如堕十八层地狱，少有生机。若冤死狱中，也无从投诉。再次是秘密审判权，厂卫均可自设法庭，秘密审讯。最后是独立处罚乃至处决权，旁人无法过问。 厂卫之酷烈，于成化汪直、正德刘瑾、天启魏忠贤三个时期最甚，又以魏忠贤时期最为黑暗和漫长。 电影《新龙门客栈》剧照 天启年间，魏忠贤以司礼秉笔太监兼掌东厂，是实际上独裁最高权力的“九千岁”。其时秘密警察多如牛虱，不论百姓或官员，莫不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有平民与朋友在密室喝酒，大骂魏忠贤，立被东厂番役捕去，凌迟处死。当然厂卫监控更多的还是官员、士人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且一人犯忌，亲朋好友皆受株连，随时有送命可能。东林党人魏大中被逮，有司不通知其家属所系何地，大中的儿子只能偷偷跑到京师，想刺探父亲的消息，还得“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杨涟被捕下狱，他的一个朋友苏继欧，已经削籍回乡，且为人低调隐忍，本不至于招杀身之祸，但为同里阉党恐吓，竟自己上吊而死。周顺昌被下诏狱，朱祖文进京访周的朋友，战战兢兢如新娶之妇，和人接洽，只在萧寺古庙之中，信件常折成指头大小，藏于鞋袜，或糊之壁间。秘密警察的恐怖，将有良心而未附阉党的知识分子个个逼成“余则成”。 魏忠贤的秘密警察统治，可谓网罗森严，为达到“未雨绸缪”、“一网打尽”的目的，他和厂卫中人拟了不少黑名单，以防范、监视名单中人，随时将之构陷、逮捕、刑讯、处罚。 当时最著名的黑名单，是魏忠贤的干将王绍徽拟进的《东林点将录》和崔呈秀拟进的《同志录》，此外魏应嘉、邵辅忠、卢承钦、岳和声、阮大铖等人也都拟有名单。后来魏的刽子手许显纯逮人，就以上述名单为基础，钱谦益回忆说，“显纯操刀，每出片纸，姓名累累如保牒。” 王绍徽拟《东林点将录》，为增加“可读性”，将水浒群雄分配于欲构陷的朝臣名士，如东林党领袖李三才被封为托塔天王晁盖，叶向高被封为宋江，赵南星被封为卢俊义。名单一共109人，魏忠贤看了很喜欢，赞美王绍徽说：“王尚书斌媚如闺人，笔挟风霜乃耳，真吾家之珍耳。”大约是说，王绍徽这妩媚的小甜甜，却有残酷罗织的刀笔本领，真是咱家的宝贝小猪猡。 据说魏忠贤曾拿此名单去给朱由校看，这昏帝不读水浒，不知道托塔天王是何物种，魏忠贤就为述晁盖于溪头移塔之事，谁知这皇帝竟鼓掌叫好，“勇哉斯人！”魏忠贤大无趣，只好揣着名单走掉。 在魏忠贤掌权时期，大狱屡兴，前后诛杀朝臣名士不下百人（《先拨志始》记：每死一公，许显纯就剔其喉骨，以小盒封盛，交给魏忠贤以示信），无辜平民则以千计，基本上都是依靠厂卫之秘密警察系统。其狱之酷，《明史》诸传及明末野史有详尽记述，太过残忍，暂不征引。只摘方苞记史可法狱中见左光斗之《左忠毅公逸事》一段，可见一斑：“左公……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史可法）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电影《绣春刀》剧照 左光斗之肺肝虽铁石铸造，终未能熬过黑狱，惨死其中。与他一同下狱的清流名士，也多遭酷刑致死。至今读这段历史，犹觉胸中耿耿，如有阴冷剑戟搅动活人生肉。 后来崇祯帝即位，魏忠贤倒台，此前的黑暗诏狱部分得到昭雪。但秘密警察统治并未结束，因为崇祯帝自己又搞起来，不但加强厂卫侦缉，还弄许多经济特务和军事特务。秘密警察的势焰较魏忠贤时代一点也不减弱，特务们对官员可玩弄于股掌，有次竟将京师附近各县县官一起免职，对老百姓更是生杀予夺，常因抢掠不成，将平民肆意逮虐。这帮秘密警察一到甲申明亡，又带头投降，期盼在新统治者手中“再建新功”。不过李自成没待见他们，不是打杀，就是赶走。沦落民间的过去的秘密警察们，被民众追逐喊打，只得“哀号奔走，青肿流血”，衣服被扯得稀烂，随身的钱也被抢得精光。 其实秘密警察头子，还真没几个有好下场。臭名昭著的魏忠贤，只落个自杀结局；再早的刘瑾，则遭凌迟处死；而西厂的缔造者汪直，最终被放逐南京御马监，废弃而死。“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有明一代，厂卫领袖多是宦官，这句格言，不但印证了他们的生前，也落实了他们的身后。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默存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