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歷史

（接上期）  「共產風」，實際是「共」老百姓的產，群眾大量的財產被充公。四川省新繁縣一個調查證明，是上一級「共」下級的「產」，即上級「平調」下級的財產。以這個縣的三個典型公社為例：國家「平調」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和社員的占「平調」總額的23.9%；公社「平調」管理區、生產隊和社員的占「平調」總額的43.1%；管理區「平調」生產隊和社員的占「平調」總額的18.4%；生產隊「平調」社員的占「平調」總額的14.6%。  由於「共產風」與共產黨的最終目標――共產主義相聯繫，因而傳播最廣，最難糾正。「共產風」刮到全國各地，刮到哪裡，哪裡的農民就傾家蕩產。本來生產力水平低下，硬要說到了共產主義；本來形勢不好，硬要說形勢大好；本來沒有條件搞供給制，硬是宣布搞供給制。 共產主義的天堂是靠假話支撐的，「浮誇風」也就成為必然了。公社實行政社合一，從生產到生活，從政治到經濟，什麼都管，幹部水平本來就很低，加上公社過大的規模超過了公社幹部的管理幅度，「瞎指揮風」也就成為必然。「共產風」否定了「三級所有」，否定了一切管理制度，幹部就有了支配一的權力，權力高度集中又沒有制衡，就成了幹部特殊化的沃土。「共產風」、「浮誇風」 、「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本來就損害農民利益，違背農民意願，要強制推行，就出現了「強迫命令風」。所以說「共產風」是「五風」之首。 毛澤東對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間有一個認識過程。1958年8月說是三四年或五六年， 11月6日的講話中認為「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是快了，但他還說「苦戰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不要發表，但不搞不好。」 11月21日，他又說「總的講，是一定要讓蘇聯先進入，我們後進入，如果我們實際先進入了怎麼辦。可以掛社會主義的招牌，行共產主義的實際。有實無名。」 11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登《赫魯曉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大會的的講話》，其中有十二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意思。在蘇聯以後，還是十五年左右。1959年3月23日，毛澤東在關於安徽桐城的報告上批示說：「至少在二十年內，不談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不可能這樣快。」 供給制是「共產風」的一個重要表現。據中央農村工作部會議簡報提供了24個省區供給部分佔的比重：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各佔50%的有河北、浙江、福建、黑龍江四個省；供給部分佔60%、工資部分佔40%的有河北、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廣東、江蘇、江西、內蒙九省區；供給部分佔65-70%、工資部分佔30-35%的有安徽、湖南、遼寧、吉林、貴州、甘肅和寧夏七個省區。  另據23個省、區的21176個公社統計：實行伙食供給制的人民公社有16610個，佔78.43%；實行糧食供給制的人民公社有2872個，佔13.58%；實行基本生活供給制的人民公社有989個，佔4.67%；實行半糧食供給制的有261個占，1.25%；實行完全工資制的人民公社有123個，佔0.58%；實行勞動日制的人民公社有322個，佔1.51%。在分配給社員的總額中的工資部分，平均每個勞動力每月工資，據20個省區反映，一般是3-5元。 據河南、山西、山東、安徽福建、湖南、廣西、黑龍江等8個省的統計，在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8431個公社當中，已發工資的有6393個，佔總數的77.13%，大部分公社發工資二到三個月，準備發但未發的有2039個公社，佔22.87%。在兩三個月以後都無力發工資了。不發工資以後，就全部實行「供給制」了，即政府給多少就吃多少。政府不給就沒吃的了。  二、「浮誇風」使人瘋狂 「浮誇風」集中表現在糧食產量上大放「衛星」上，這方面的情況在第「糧食問題」一章已經作了詳細介紹，這裡不再贅述。其實，「浮誇風」還有多方面的表現。 當時河南流行一個口號：「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省委書記吳芝圃在一次會上講了一個《李廣射虎》的故事。一天，李廣出遊，隱約看到一虎攔路，遂開弓射之，近看，乃一大石也，但箭頭竟入石寸余。彼復射，箭頭觸石落地。由此「可知意念之重要，解放思想之威力！」這種藉助於無根據的傳說，鼓勵唯意志論，又出自當權人物之口，當然會鼓起群眾浮躁浮誇的情緒。此時又反回來依據「氣可鼓而不可泄」的論述，壓制一切不同意見，並上綱到兩條道路鬥爭，從而使「浮誇風」在各條戰線上愈演愈烈。 在工業建設上，「浮誇風」不僅表現在大辦鋼鐵方面，在其它行業也很嚴重。不僅大城市浮誇，在一些邊遠地區的「浮誇風」簡直到了天方夜譚的地步。例如，雲南有的地區號稱平均每1.05分鐘就辦一個工廠，花2元錢也可以辦一個工廠。 1958年甘肅靜寧縣謊報在15天內建了1萬多個工廠，而這個縣當年只有25.7萬人。 貴州省鎮寧縣，是一個苗族聚居的縣，1958年全縣建了494座工廠和1205座高爐，當時全縣僅30萬人，平均每250人就有一座高爐。  在科學研究領域，應當是最講科學性的，但這裡也颳起了「浮誇風」。1960年秋，我剛上清華大學時，就聽上兩屆的老同學說，1958年，全校搞科學大躍進，搞了很多不切實際的課題。例如，我們系（當時是動力系）就批判「熱力學第二定律」，說克勞休斯的「熱寂說」是唯心主義，是悲觀論。其它系也根據自己的專業，選擇大批判的課題，向科學權威挑戰。 大躍進狂風刮到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院士薛攀皋在《院史資料與研究》1993年第4期上發表了關於「大躍進」時生物學部的回憶文章。文中有一段說：「會議一開始，一位宣傳部門的領導同志講話。他提出：科研單位要同農民開展種高額豐產田的競賽，如果競爭不過農民，就要摘掉科研單位的牌子……」。後來有人問薛這位領導同志是誰，他說是于光遠。 當時于光遠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長。 可見於光遠當時也頭腦發熱。有一次，聶榮臻元帥（負責軍事科學）曾帶張勁夫（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和于光遠兩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見毛澤東，要張勁夫彙報科學院的情況，要于光遠彙報全國科技的情況。于光遠根據山東省委的報告，彙報了山東的農民把蘋果苗插在正在長的南瓜上，結果蘋果同南瓜一起長。那時的于光遠認為，要相信黨、相信群眾，省委的報告還能有錯？後來，于光遠越想越不是滋味，認為這是他一件丟臉的事。他堅決反對「人體特異功能」之類的偽科學，就是從這裡吸取了教訓。  全國都大躍進，中國科學院也得大躍進。因此，上級一號召，各研究所就分頭動起來了，主要是搞了超聲波管道化等一些東西，不少所搞大戰多少天，向黨獻禮。這些獻禮項目，都是浮誇的。 當時，在「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口號下，不迷信教授，向權威挑戰，中國科學院廣泛開展學術批判。除了又重新批判孟德爾、魏斯曼、摩爾根遺傳學外，還批判了牛頓力學、微爾和的細胞病理學。在「科學大批判中」，說果樹栽培方面農大園藝系教授沈雋「疏花疏果」是資產階級思想，說保花保果是無產階級思想。批判在林木採伐中主張「間伐」的（中科院瀋陽林土所劉鎮諤）是資產階級思想，說主張「皆伐」的是無產階級思想。連最抽象的數學領域也搞起了批判，武漢大學數學系的齊民友就是當作白旗給「拔掉」的，等等。心理學的批判是從批北師大心理學教授朱智賢開始的，心理學被當作唯心主義的被否定。  教育戰線的」浮誇風」也不弱。全國各地都辦起了大學。專區辦大學，很多縣也辦起了大學。在河南省逐平縣10個公社8月底就創辦紅專綜合大學、水利工礦專科學校，業餘農業大學570多所 ，河南省登封縣兩天之內辦起了44所紅專大學 。大學遍地都是，村支書就可以任命大學教授。 就在我們中學――浠水一中，也騰出了幾間房子辦起了「浠水大學」。我們中學一些老師一夜之間就成了大學教授。不知哪裡來的一些二三十歲的「大學生」，在我們這些中學生面前昂首闊步、大搖大擺起來。「浠水大學」不到幾個月就散了伙。報紙宣傳，截止7月底，全國已有639個縣基本掃除文盲，佔全國縣市總數的28.1%。  在文化戰線，其狂熱程度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1958年8月和10月間，文化部先後在安徽、鄭州召開了省文化局長會議和全國文化行政會議，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躍進」。會議有的單位提出群眾文化活動要做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會算，人人看電影，人人會唱歌，人人能繪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鄭州會議還提出文藝創作要「行行放衛星，處處放衛星，層層放衛星。」各級都要成立「藝術衛星指揮部」。一瞬間，各地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群眾文化活動組織，例如江西省組織了5000多個山歌社，四川省組織了 22000多個農村文藝創作小組，安徽省隊隊有創作小組。由於提出了放文藝衛星的任務，層層布置，層層加碼，使得許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實際甚至是荒唐的口號和要求，諸如什麼「兩年就要超過魯迅」，「一個夜晚寫60個劇本」，「每個縣都要出一個郭沫若」等等。一些「新民歌」大多是吹牛皮的，例如「稻粒趕黃豆，黃豆像地瓜，芝麻賽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趕冬瓜，一幅豐收圖，躍進農民畫。」「今年是個豐收年，秋後糧食堆成山，不知糧食打多少，壓得地球打轉轉。」   全國都搞詩歌運動。著名詩人田間下放到河北省懷來縣，他在那裡搞起了「詩傳單」，不但他寫，還把所有的村幹部、社員都拉進去寫詩。寫出來的都是順口溜，什麼「千日想，萬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六個鄉，成一家，社會主義開紅花。」這些詩編成集拿到石家莊出版了，並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後來，這場詩歌運動越搞越大，鬧到火車上每個乘客必須交詩一首，鬧到制定文學創作規劃，各公社開展有比賽。這個說：「我們年產詩一萬首」，那個說：「我們年產長篇小說五部，劇本五部」最後張家口地區竟出了一位「萬首詩標兵」，他一個人在一個月內就寫了一萬首詩！  當時，一些著名作家、詩人、文藝工作者，有的不了解真相，有的隨波逐流，有的賣身投靠，用自己手中的筆，胡說八道，助紂為虐。在這些人當中，知名度越高的，危害越大。 當時被認為是大文豪、大詩人的郭沫若，寫了不少歌頌大躍進的詩，現引他寫的《太陽問答》中的幾句： 農民： 太陽太陽我問你， 敢不敢來比一比？ 我們出工老半天， 你睡懶覺遲遲起。 我們摸黑才回來， 你早收工進山裡。 太陽太陽我問你， 敢不敢來比一比？   太陽： 同志同志你問得好， 我舉起雙手投降了。 我因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你見不到。 西方的情況真糟糕， 不勞動的人光胡鬧。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志同志我敢擔保。 接下去是幾段農民和月亮、農民和星星的對詩，極其誇張之能事，不再援引。最後一段是農民、太陽、月亮、星星的合唱。 合唱： 感謝黨呵感謝黨， 黨是不落的紅太陽。 東風永把西風壓， 社會主義放光芒。 鼓足幹勁爭上游， 多快好省建天堂。 紅旗插遍全世界， 紅旗插在天頂上。  郭沫若還與周揚一起編《紅旗歌謠》，這本書極盡浮誇獻媚之能事。但是，1963年11月14日，郭沫若給陳明遠的信中寫道：「大躍進運動中處處放衛星、發喜報、搞獻禮，一哄而起又一鬨而散，浮誇虛假的歪風邪氣泛濫成災……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僅可笑，而且可厭，假話、套話、空話是新文藝的大敵，也是新社會的大敵」。 據說，郭沫若的秘書對這封信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如果這封信不是真的，那就是郭沫若在1958年不了解真實情況，跟風起鬨；如果這封信是真的，那郭沫若就是明知故犯了。不管郭沫若在1958年是對實際的無知，跟風起鬨，還是內心很明白，卻要違背良心，作「新文藝的大敵」、「新社會的大敵」，像他這樣有地位的人做出那樣浮誇獻媚的事，是最可悲的，也是危害最大的。 毛澤東曾說過，「經濟事業和作詩是兩回事。『端起巢湖當水瓢』，這是詩。我沒端過，大概你們安徽人端過。怎麼端得起來？」 但是，當時報刊沒有宣傳毛澤東這些話。因為「不能給群眾運動潑冷水」，這樣的詩歌在當時浮誇風中推波助瀾。 統計部門的「浮誇風」影響最大。本來，統計工作的生命和靈魂在於真實，然而在「大躍進」運動期間，統計工作的基本原則和科學方法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用編織的數字來證實謊言。國民經濟信息的嚴重失真直接導致了決策的失誤。北戴河會議之所以做出大鍊鋼鐵的決議，就在很大程度上與1958年夏糧的虛假數字造成了「農業問題已經解決」的假象有關。 1958年的工農業大躍進帶來了「統計工作的大躍進」，從而產生了「躍進型」統計體制。「躍進型」統計體制，是指在大躍進期間形成的以黨政領導的意圖和指示為圭臬，以證明大躍進路線的正確性為宗旨的統計體制。大躍進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這在數字上必須體現。在組織壓力下，統計部門不得不服從各級黨政機關的意志，炮製一個個高產衛星，形成一套弄虛作假、欺上瞞下的「統計」數據。困難時期所說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正與這一體制密不可分。  在極權制度下，國家機器上的所有零件都緊緊圍繞政治軸心運轉，統計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統計工作者從上級那裡得到的指令是：「黨政領導需要什麼統計資料，我們就提供什麼統計資料，政治運動、生產運動開展到哪裡，統計工作就跟到哪裡。」 「要根據黨的指示和實際工作需要辦事，黨叫怎樣做，就怎麼做。」 薛暮橋和賈啟允是當時中家統計局的領導人。 為了把統計工作完全納入大躍進的軌道，使它成為服務於大躍進的「馴服」工具，各級政權一方面通過「思想教育」實現軟控制，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動用國家機器實行超強控制，對不聽話的統計工作者進行批判、鬥爭。與此相反，有些不說老實話、作假報告、誇張成績、隱瞞缺點的人，沒有受到應有的批評，反而得到表揚和提拔。統計管理也下放權力， 國家統計局要求地方統計部門以90%的時間完成地方任務，上報的統計數字要經黨委批准，甚至統計方法也突出「因地、因時制宜的靈活性」，從而便利了地方黨政領導對統計工作的干預。根據薛暮橋回憶，1958年8月有五六個省的統計局長向他訴苦：「省委要統計局報假帳，不報就要受處分。」問薛暮橋怎麼辦。薛回答說，「大躍進勢不可擋，只能聽省委的話，將來總有一天中央會問你們真實數字，你們要做好準備，隨時可以把真實數字拿出來。」 薛暮橋在這裡暗示統計工作者搞兩套統計數字，把真的留下來，等中央需要時再上報。 隨著大躍進的升溫，統計部門對「統計大躍進」的認識也呈水漲船高之勢。薛暮橋6月份的講話中提出「方向道路是主要的，業務是次要的。」 「我們搞統計工作是為人家服務的，不是為自己服務。要不要，要什麼，要問人家。計算方法，計算口徑，也是如此，為誰服務，就去問誰。」 薛暮橋還是一個比較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家，當時經濟學界討論速度和比例的關係（針對只顧高速度）、討論經濟核算（針對不講經濟效益）、討論商品經濟（針對消滅商品經濟），薛暮橋還是站在比較科學的一方，但是，在「勢不可擋」的形勢面前，在他主管的統計工作中，也頂不住了。 1958年6月份在河北保定召開的全國統計工作現場會議上，打破了原來的躍進標準，認為「統計工作是否躍進，既不在報表數量的多少，也不在時間的遲早」，重新確立了躍進的兩條標準：第一，政治領導業務，同群眾的生產高潮結合起來，及時掌握生產進度，發動群眾評比，黨政領導需要什麼統計資料，我們就提供什麼統計資料，政治運動、生產運動開展到哪裡，統計工作就跟到哪裡」；第二，在各級黨委的經常領導下，由統計部門統一組織，結合群眾生產運動，發動廣大群眾積极參加統計工作，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貫徹執行統計工作的群眾路線。」 《人民日報》在8月13日發表社論，號召「全黨全民辦統計」，意欲藉助群眾運動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動「統計躍進」。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下達了幾項向農民讓步的政策，如允許家庭養豬，擴大自留地等。統計工作者利用這個稍微寬鬆的政治環境，準備糾正統計工作中的錯誤。1959年4月召開的國家統計局長座談會上提出了提高統計資料的準確性，建立準確的人民公社統計工作，做好農作物產量調查工作以及整頓工礦企業統計工作等問題。國家統計局還提交了幾篇反映大躍進中實際存在問題的報告，如《關於鋼鐵工業的幾個問題》和《女職工人數的增長情況和存在的問題》。地方統計部門也行動起來，用統計手段分析本地大躍進中存在的問題。如江蘇省統計局編印了不定期的內部刊物《統計報告》，專門向指揮生產的黨政領導反映情況。這些統計報告比較實事求是地分析了「大躍進」的得失利弊，對抵制「五風」起了一定的積極的作用。但不久就被批評為「向大躍進吹冷風。」  在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和以後的反右傾運動，國家統計局不得不送上了檢討報告，承認前些時由於「政治覺悟不高」而向大躍進「吹了幾口冷風」。而且，國家統計局不僅帶頭寫了十幾篇報告，從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大鍊鋼鐵、人民公社、基本建設等方面全面論證總路線的正確性和偉大成就，還通知各地統計局：「希望各省市的同志們動員組織全體統計工作人員，在黨的領導下積極行動起來，拿起統計武器，為堅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擊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 在極權制度下，統計數字「隨風倒」，隨最高掌權者的主觀意願而忽高忽低，「熱漲冷縮」。即使個人品質較好的經濟學家，如薛暮橋，只要他為這個制度服務，也只能隨之「熱脹冷縮」。這一點，毛澤東是明白的，但在制度面前他也無能為力。1961年3月5日，在廣東省委3號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們老是要數字，什麼東西種了多少，產了多少，今天積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了什麼，天天統計，天天上報，統計也統計不及。橫直就是那樣，你瞎指揮，我就胡報，結果就浮誇起來了，一點也不實在。」  三、瞎指揮搞亂經濟 瞎指揮也在全國各地形成了一股強風。當時搞各種「大辦」：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農業.大辦工業……每種「大辦」都是「大兵團作戰」、「人海戰術」，成千上萬的人，呼之即來，招之即去，「白天紅旗如潮，晚上是火把如海」。有的縣領導人晚上站在山頭上看各公社的幹勁，看到哪裡火把最多，就認為哪裡幹勁越大，不問勞動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縣廣播上表揚。其實，這種大兵團作戰不僅造成了窩工和浪費，也使得幹部的瞎指揮到了極致。農業上的瞎指揮表現在很多方面，如生產隊種什麼作物，種多少，什麼時候種，用什麼方式種，都由上級規定。上級的規定不是來自實際，而是來自更上一級的意圖。上面有什麼意圖，下面就層層放大，最後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密植，二是深翻。這兩個方面毛澤東都說過話，下面就當聖旨，強令農民執行。 關於密植，其實毛澤東只說一個字，這就是他提出的「農業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工、管」。意思是要搞好農業必須抓好這八個方面。前面四個字好理解，不必解釋。密，是合理密植；保，是水土保持；工，是工具改革；管，是田間管理。「密」字僅是「八字憲法」中的一個字。這一個字經各級領導人層層放大，就變成了一股狂風，刮遍全國各地。在很多地方，縣裡規定禾苗行距和株距，由公社貫徹到每一個生產隊，沒有按這個指示插的秧，不管多大面積，都得全部撥掉重插。不僅重新返工，還要「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不同意搞密植的被說成是「稀植論」和「密植減產論」，就要當作「白旗」被拔掉；而把學習密植經驗積極、一畝地下幾百斤種的幹部看作「紅旗」，加以表彰和重用。四川省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實行「聚土、定向、雙行、錯窩、密植」，距離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窩糾正。蒲江縣壽安公社上一年搞密植試驗田吃了大虧，五個黨委書記研究來研究去，再搞大面積密植後果不堪設想，認為最多栽八寸見方，但又不敢給縣上講，就請求來公社檢查工作的地委辦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地委領導人答覆不行，說：「因為你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組織，這是黨中央規定的，應該執行。」 由於過度密植，有的一畝地就播下種子幾百斤，長出後苗株間密不透風，陽光也進不去，連種子也收不回。儘管如此，但「密植」是來自最高指示，誰也不敢反對。解鈴還需系鈴人，最後還得毛澤東自己出來說話。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寫了一封「黨內通信」，才解決「不可太密」的問題。只有他自己說話沒有政治風險。 對深翻，毛澤東也講過幾句深翻對作物生長有利的話。於是，全國各地都深翻土地1米以上。把生土翻上來，把熟土埋在下面。不僅勞民傷財，還破壞了土壤結構，造成大幅度減產。 吉林省公主嶺鳳響鄉泡子沿村，1958年10月，將鳳響、響水、范家屯三個區併入一個大公社――范家屯人民公社，下設團、營、連的軍事體制。然後「大躍進、大兵團大會戰」。第一個戰役就是深翻地。在會戰中「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各家煙囪站崗，鎖頭看門」，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的，全部到田裡參加大會戰。全管區共抽1000人，其中500人被調到王學坊管理區「放衛星」，其餘500人在本村搞會戰，全面掀起深翻高潮。要求所有土地全部翻身，深翻三尺。公社天天搞檢查，隨時報進度。10 隊因進度慢，隊長萬老九，被公社幹部當場拔了「白旗」，撤了職。為了加快深翻進度，勞動力都抽走了，只剩下老人、婦女搞秋收，有10%的莊稼扔在地里。  遼寧省鐵嶺縣泛河公社，上級說搞密植，就不管好壞地，一律規定一個株距，下種時用尺量。有一個社員比規定的株距種寬了一點，就拉到會上「辯論」，直到本人承認「破壞生產」才算完事。各種活計安排，都是公社幹部發令，大隊幹部傳令，小隊幹部聽令，社員任憑幹部擺弄。不管幹什麼，都要求一個規格，一個期限，一個進度，完不成就大搞夜戰，大搞辯論。楊威樓生產隊社員編了一個順口溜：「種地不由民，生產亂調兵，草比苗還高，還喊產萬斤」。瞎指揮從1958年一直搞到1960年。1960年社員說：「58年你們瞎指揮，我們提意見；59年你們搞瞎指揮，我們還偷著干；今年豁出來了，叫我們種石頭我們也種。反正我們挨餓你們也飽不了。」  湖北省沔陽縣在貫徹《緊急指示》（十二條）的過程中，由於中共中央開始批評瞎指揮，群眾才敢說話，貼了不少批評瞎指揮的大字報。選錄如下幾張： 天下雪，地下秧，谷芽落地一掃光， 群眾反映有困難，右傾帽子實難當。 （沙湖公社中幫管理區群眾貼）   稀奇稀奇真稀奇，那有小麥種這密， 每畝下種一千斤，害得群眾餓肚皮。 （雙江公社黃荊生產隊群眾貼）   幹部強迫命令大，整好熟田不插秧， 一切停止把湖下，誤了一年好莊稼。 （沙湖公社杜窯管理區群眾貼）   幹部主觀主義大，扭轉乾坤種莊稼， 為了好看連片化，壞田也要種棉花。 （楊林尾公社中心生產隊群眾貼） 四、強迫命令風視民如草芥 幹部強迫命令和特殊化，本是極權制度的產物，又是對農民實行專制的具體表現。在大饑荒期間，除了飢餓死亡以外，被拷打、折磨致死的不計其數。在本書各省的章節中都有詳細的介紹，這裡不再一一贅述，只重點介紹一下在中國最大的城市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發生的「上海奉賢縣問題」。 1958年6、7月間，上海市奉賢縣在「掃除殘餘反革命」和「反擊富裕中農進攻」的口號下，就發生了亂關、亂斗的現象。到1958年深耕深翻、興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戰三十晝夜」，「不完成任務拿頭來見」，「要用殺人之心去搞生產」等口號，因而在全縣範圍內普遍發生了捆綁、吊打、亂罰、亂斗、亂關等現象。據調查，被活活打死的農民有4人，被逼得走投無路而自殺身死的有95人，晝夜連續勞動不準休息而累死的131人，生病不準請醫治而導致死亡的205人，不準父母請假、使生病兒童失去護理而致死亡的411人，其它因嚴重強迫命令而造成死亡的114人。共計960人。僅奉賢公社（縣委的重點社）一個社，被直接或間接逼死的群眾，就達364人。經初步調查，公社黨委副書記、正副社長以上的領導幹部，親自動手捆綁、吊、打、關過農民的就有55人，占上述幹部總數的50%，被他們親手捆綁、吊、打、關過的農民有329人，被他們直接逼死的農民有29人。 10月間，縣委領導人王文忠、李少峰等又提出「向富裕中農為代表的地、富、反、壞分子作鬥爭」的口號，普遍發生亂斗中農亂撤幹部的現象。經縣委排隊準備鬥爭、撤職的幹部有1800多人（占幹部總數近20%），其中725人已被鬥爭後撤職。被戴上「富裕中農」帽子（實際上大部分是貧農和下中農）而鬥爭或勞改的農民，約4000人左右。 10月下旬，在縣委的統一部署下，各公社和生產營都普遍設立了所謂「勞改隊」，被勞改的農民就有2400多人，此外集訓了2000多人。有的「勞改隊」還定了各種「處罰條例」，動輒加以嚴刑拷打。縣公安局還舉辦了「兒童集訓班」，集訓了200多名兒童。進入集訓班的兒童大都10歲左右，最小的僅6歲。「兒童集訓班」規定不準哭，不準笑，不準玩，不準講話，違者就受到吊打、腳踢、罰站、罰跪，用針剌手心、用手銬銬（小手小，雙手銬在一個圈裡），用手槍對準腦袋等種種摧殘手段進行折磨。 11月間，該縣在消滅紅鈴蟲的工作中，認為放過棉花的房子都有紅鈴蟲，就將放過棉花的2131間房子燒掉。此外，在「拆屋並村」時，又拆掉房屋2146間。被拆房屋的群眾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有的淋雨受凍、氣憤發瘋，有的叫苦連天，碰頭打滾。在深耕秋播中，強迫群眾將已經成熟、即將收穫的棉花78891畝統統翻掉。在興修水利時，為了鋪設運土方的四輪車木軌道，將全縣9000多台織布機全部拆掉，連社員的門窗、地板、板壁等也被拆走，還挖出了墓地里8000多具棺材。掘墓時既不徵得墓主的同意，對屍骨也不作善後處理。  奉賢縣的問題雖然很突出，但不是個別的。不管是地處中原的河南省、山東省，還是遠在大西南的雲南省瀘西和遠在大西北的甘肅省通渭，都出現過類似奉賢這樣的問題，有的情況比奉賢還要嚴重。但是，在處理這些違法亂紀的幹部時，又都追究這些幹部個人和其配偶的家庭出身。認為是他們是國民黨的殘餘分子，大搞「民主革命補課」，為農村開展「四清運動」埋下了伏筆。 （未完待續）

（接上期） 四是不利於社員家庭養豬和家庭副業。韶山大隊旺沖生產隊，1957年家家養豬餵雞，全隊共有54頭豬，100多隻雞。由於辦食堂，1961年全隊只有4頭豬，11隻雞。  公共食堂劣跡斑斑，社員對它非常反感。 1961年4月，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汪鋒帶領五個幹部到臨夏新集公社新一號生產大隊進行重點調查，5月9日，他在《關於農村食堂等問題向主席的報告》中寫道： 群眾對食堂是怕極了，恨透了。群眾說：「交朋友交個管理員，吃饃喝湯不作難」，群眾說：「炊事員的肚子，飼養員的熱炕，隊長、管理員沒定量」。群眾說：「勺把子上有刀子」。群眾說：「食堂是飯廳（打飯的地方），是法廳（炊管人員打人、罵人的地方），是花廳（隊長、管理員專找漂亮的婦女作炊事員，就在食堂里亂搞）。」例如，六隊隊長馬培繼和管理員拜景義，貪污多佔，剋扣社員口糧，利用社員口糧誘姦、強姦婦女13人之多。1960年，在這個食堂里吃飯的共死了39人。 作為省委第一書記的汪鋒，能說出這樣的真話是難能可貴的。不過，這些話是1961年說的，毛澤東對公共食堂的態度已經有了改變。這時公共食堂對農民的摧殘已成事實。據我所掌握的資料分析，在大饑荒期間，如果沒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餓死的農民可能要減少一半。從全國來看，如果沒有公共食堂，餓死的人數可能減少三分之一。 五、公共食堂是怎樣解散的 在當時的政治制度下，各級幹部為自保都不敢講真話。反右傾運動以後，更沒有人敢講真話了。據說，毛澤東還是從自己家鄉的親戚那裡聽到了真話。 1960年9月，湖南湘潭和湘鄉的兩個農民，一個是毛澤東的堂弟毛澤榮，一個是毛澤東的堂表弟文東仙。毛澤榮說：現在幹部群眾都怕講話，只有我們直接向主席三哥報告才行。文東仙也說：1954年1月我在北京見到主席，他找我了解農村情況，反覆叮囑我要講真話；如今問題這樣嚴重，只有直接向他彙報才行。他們兩人於9月下旬到了北京。時值國慶前夕，毛澤東特別忙，沒有時間接見，他們就住在王季范（毛澤東的姨表兄，時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家裡。王季范將他們反映的情況整理成十個問題，準備當面向毛澤東彙報，並說：「我願意作你們的參謀，我們一起去見主席。」 時間一天天過去。國慶過後，他們兩人與王季范終於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榮向毛澤東彙報了兩年多來家鄉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其中談到，公社食堂越辦越糟，糧食越來越缺乏，現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爛白菜；社員出工不出力，也沒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飽，得了浮腫病…… 最後，毛澤榮提高嗓門說：「主席三哥，這些情況，幹部都不敢給你彙報。你住在北京城裡，天高皇帝遠，不知道。現在亂了套，會要餓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東仙說：「主席，你知道我們韶山是湘潭、湘鄉、寧鄉三縣交界的地方，三縣情況都一樣哩！你可以派人去調查。」 毛澤東相信他的親戚，承認食堂有不少問題，但不認為是公共食堂不好，只是食堂里有壞人，沒有辦好。所以，12月，提出對公共食堂進行整頓，清理食堂里的「壞人」。對於公共食堂，毛澤東還想聽取更多的意見。 1960年冬天，毛澤東乘火車前往杭州的途中，把六大區的書記和有關人員找到專列上，與他研究農村工作問題。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是其中之一。當談到公共食堂問題時，參加會議的人當中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但擁護公共食堂的還是占多數。江渭清不久前曾到作過調查，對食堂問題心裡有底。但一開始沒有說話。毛澤東點名讓他發表意見，他面有難色。毛澤東鼓勵他說，並承諾「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江渭清指出公共食堂有三個問題：一，半年吃了一年的糧，我們吃不起啊！二，公共食堂不可能養那麼多的豬。如果一家一戶一頭豬，就是3億頭豬。現在豬少了，雞少了。三，辦公共大食堂的損失是無法計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丟。樹已砍光了，都用來燒飯。原來一家一戶做飯，小孩去弄點乾柴樹葉，就行了。現在都燒木材，可惜！ 毛澤東對周恩來說：「總理，他說得對呀！」周恩來點頭贊同。 1961年1月中央召開中國共產黨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搞清楚下面的真實情況。全會一結束，毛澤東就派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分別率三個調查組去浙江、湖南、廣東農村進行調查。 毛澤東派出的中共中央調查組3月下旬到韶山，然後分為兩個小組，一個組在韶山大隊（毛澤東老家），一個組在湘鄉縣沙田公社大坪大隊（毛澤東外婆家）。 這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六十條》），以解決公社化以來出現的各種問題。調查組到韶山和大坪之後，廣泛聽取了群眾對《六十條》的意見。當時，《六十條》草案仍規定實行部分供給制，保留公共食堂，糧食分到食堂不分到個人。但在討論中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們說：「民以食為天，飯都吃不飽，講什麼發展生產？」「食堂沒得油水，沒得菜，一缽飯，一瓢辣椒鹽水湯，吃了以後還是飢腸咕咕叫。」「食堂是幹部剋扣社員口糧的場所，動不動就扣社員的缽子飯，餓起來比受打罵還難受。」有的說，《六十條》不要多，只要有三條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勞分配，全獎全罰。 大坪調查組在陳家灣食堂召開了大坪大隊社員代表會。這裡的社員還是敢說真話。有的說：「六十條我們都擁護，就是公共食堂難辦好，不如散了算了，分點自留地，讓大家在屋前屋後種點菜，菜好半年糧，吃飽了，生產才會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問題都是空談。」有的說，「什麼水腫病、乾瘦病，實際上都是飯吃不飽餓出來的病。」有的說，「只有解散食堂，才能剷除幹部的特殊化，只有解散食堂，社員才有活路。」座談會上要求解散食堂的呼聲很強烈，但調查組不敢表態。會後，調查組專門開會討論，認識還不一致。有的說，公共食堂是共產主義的萌芽，這是寫在中央文件上的，誰敢否定？有的說，周小舟是省委書記，因為講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職，要是我們表態散了食堂，該當何罪？！經過討論，調查組內統一了認識，認為不管怎樣，應該向中央領導如實彙報。在大坪的中央調查組成員去韶山向胡喬木作了彙報。 中央調查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農村傳開。鄰近韶山的湘鄉龍洞公社谷陽、平里、城前等大隊的群眾紛紛去韶山打聽消息，反映幾年來「五風」嚴重，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水腫乾瘦病人多，死人嚴重等情況。據此，省委調查組即電告湘鄉縣委，速將上述情況查明，專題報告中央調查組。縣委接電後，即派縣委候補委員、縣監委副書記楊連生率工作組前往調查，並於4月12日向邵陽地委、省委工作組、中央考察團上報《關於我縣龍洞人民公社谷陽、平里、城前三個大隊人口死亡情況的調查報告》。 胡喬木等在兩個小組調查的基礎上，形成了四個材料：《關於在韶山公社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韶山人民公社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情況簡報》、《韶西大隊楊家生產隊食堂分伙後情況》、《毛華初：訪問東塘生產隊》。這幾個材料反映了農村一些真實情況：公共食堂帶來的危害，農村多數人不願意辦公共食堂等。4月14日，胡喬木讓毛華初把這四個材料送到在長沙的毛澤東，並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希望毛華初帶回毛澤東的指示。信中還反映了鄰近韶山的湘鄉縣陳賡公社大量餓死人情況和其它農村問題。 毛華初隨即將所帶信件、材料及這封信一併交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請他轉交給毛澤東。當晚，毛澤東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4月15日上午，毛澤東對材料作了批示，讓張平化當日印發給省三級幹部會議的同志，予以討論，並送劉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4月15日下午4時，毛澤東在省委蓉園四號樓接見毛華初。毛華初彙報說：「我陪喬木同志在韶山調查，還到了湘潭縣和湘鄉縣等地聽取彙報。我們每到一處，群眾都圍上來，向我們訴說自己的意見。看來當前農村水腫病較嚴重，非正常死亡人數增加，影響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群眾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們說食堂這個辦法要不得……」毛澤東問：「公共食堂為什麼群眾不願意，而辦不下去呢？」毛華初答：「主要是吃不飽，不自由。」毛澤東又追問：「糧食都是那麼多，為什麼在食堂就吃不飽呢？」毛華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樣，一家一戶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樣，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糧，主糧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幾口人，誰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過去了。」毛澤東理解地點點頭，又問：「辦食堂為什麼破壞山林那麼嚴重」毛華初答：「辦食堂吃飯人多，用大鍋大灶蒸飯，茅柴子不經燒，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樹都砍著燒了。」毛澤東問：「依你們看食堂不辦為好？」毛華初答：「是的。」毛澤東停了一下又問：「唐家坨情況怎麼樣？」毛華初如實作了回答。毛澤東聽了，嚴肅地說：「你談得好，說了真話。當幹部彙報情況都要說真話。有些人向領導彙報情況說好不說憂，結果是害人不淺。」「關於解散食堂問題，我一個人不能獨自決定。即使要散，也得經中央討論決定。因為這是關係到全國的問題。」又說：「你們在韶山先作試點，注意解散食堂後還會有什麼新問題。」最後，叮囑毛華初：「你回韶山去和胡喬木同志講，韶山要搞好，唐家坨也要搞好。」  4月17日，毛華初從長沙回到韶山，向胡喬木彙報了毛澤東的指示。胡喬木當即召開調查組和公社幹部會議，布置進行解散食堂的試點。 試點先在大坪大隊陳家灣進行。4月19日晚，調查組在陳家灣召開社員大會，宣布解散公共食堂，並宣布具體做法是用3天時間分3步走，先充分醞釀好，然後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後自留地的分配方案及現有住房的處理方案。社員聽了報告後，個個歡天喜地，笑逐顏開，說中央調查組是「青天」，為農民鬆了綁，是他們的「第二次解放」。還有的社員說，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醞釀好了，具體問題好解決，不要3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討論好，明天就可以散夥。當晚社員勁頭很足，會議開到很晚才散，所有方案都擬訂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鍋飯，飯後分配了餐具和糧食、油鹽、柴禾、蔬菜，午飯各家自煮自吃。至21日，房屋、自留地等問題都處理恰當了。陳家灣食堂解散後，唐家坨、大坪坳等食堂也一聲喊全部解散了。  大坪大隊的食堂散了，其餘各大隊群眾踴躍前來參觀，紛紛要求中央調查組允許他們也解散食堂。至25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全部散了。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以《中央批發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為題，向全國轉發胡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 中共中央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 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現將胡喬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轉給你們，請你們仔細研究，作為研究和解決食堂問題和有關問題的參考。這個文件是否轉發至下級，由你們自行決定。 這個中央文件的按語是含糊的，沒有明確講是否解散公共食堂。連是否向下轉發，也沒有明確說法。 在毛澤東組織農村調查的同時，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等中央領導人和各地方黨委負責人都深入農村，親自作調查研究，先後不約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見。朱德1961年5月9日給毛澤東的信中說，食堂有「五不好」、「十一砸」（砸，即整苦了的意思）。五不好是：社員吃不夠標準，浪費勞力，浪費時間，吃飯不方便，一年到頭吃糊塗面。「十一砸」是：把眼熬砸了，把會開砸了，把批評挨砸了，把臉傷砸了，把上級哄砸了，把群眾整砸了，把勞動力費砸了，把樹砍砸了，把牲口草燒砸了，把鍋把砸了，炊事員把鬼日砸了。 劉少奇在他的家鄉湖南寧鄉花明樓公社炭子沖大隊調查時說：「食堂沒有優越性，不節省勞動力，不節省燒柴。這樣的食堂要散，勉強維持下去沒有好處。已經浪費幾年了，不能再浪費下去」。 他親自向當時在長沙的毛澤東通報了情況。周恩來在河北武安縣伯延公社調查後，向毛澤東報告：「絕大多數甚至於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願意回家做飯」。「社員不贊成供給制」。 一些省委書記也提交了調查報告，主張解散食堂。汪鋒1961年5月9日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對於食堂問題，應當堅決地貫徹利於生產、利於生活的原則，絕不應當把食堂同社會主義聯繫起來，強使群眾非在食堂吃飯不可」。 1961年五六月間，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和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這個文件改變了過去要求每個生產隊都辦公共食堂、社員口糧分到食堂的硬性規定，強調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社員的口糧一律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 從此，公共食堂就在中國消失。 汪鋒在《關於農村食堂等問題向主席的報告》中說：「食堂解散，大快人心」。汪鋒的這個報告轉述了群眾對解散食堂的喜悅：群眾說：「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自己手裡了，他們再也卡不住我們脖子了。」「回家做飯，鍋也熱了，炕也熱了，心也熱了。」 然而，這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卻說出了與其他省委書記不一樣的話。他對公共食堂還情有獨鍾。1961年5月11日，他在內江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據他調查，有25%的食堂多數社員不贊成解散；75%的食堂有半數社員不贊成解散的。他說，內江縣交通公社臨江大隊第二生產隊不願意解散食堂，社員說：「你們再動員，我們也不退食堂。」李井泉在這份報告中主張，凡是有利生產、便利群眾，自願參加、自己管理，適合當前生產力水平的食堂，多數社員將會繼續辦下去。對這類食堂應當幫他產辦好。他還把給毛澤東的信印發四川省各地委、州委。  對公共食堂情有獨鐘的不只是李井泉。30多年以後的90年代，新華社主辦的《中國圖片報》一版頭條發出了來自山東的一條新聞：一號字的標題是「公共食堂又回來了」，認為這是改革中出現的新事物。這條消息是新華社副總編兼《中國圖片報》總編輯姚某親自選定的。發稿前，他們請我為這條消息配一個評論。我看了哭笑不得。在評論中我只好寫道：「看了這條消息，使人們起了荒唐的1958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還搞公共食堂更是荒唐。如果真的搞起來了，勢必成為鄉村幹部搞腐敗的場所。」我對來拿稿子的一位編輯說：「這篇評論不要改，如果你們要改，就不要發了。」姚總編看了我寫的評論，不但不用，據說還背後罵了我。 第十九章 「五風」肆虐 所謂「五風」是指「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這「五風」是隨著「三面紅旗」而起的，它的產生又與中國當時的社會制度、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關係。「五風」同時肆虐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奇觀。「五風」以「共產風」為主，相互伴隨、交織作惡，摧殘了廣大農民，破壞了農村生產力，是造成大饑荒的一個直按原因，也是大饑荒年間的災難之一。 一、「共產風」留下歷史的笑柄 1958年8月16日到8月30日的北戴河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共產風」的產生起著決定性作用。這個會議上通過的《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中，對人民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的時間。」各地的領導人對決議的理解不同，有的認為，三四年時間是就全國範圍講的，我們這裡可以更快一些。毛澤東於8月30日的總結中還講到：「有人說，平均主義出懶漢，過去22年，出了幾個懶漢？我沒有看見幾個。這是什麼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帥，階級鬥爭，有共同目的，為了多數人而辛苦。」 這種公開提倡平均主義的「最高指示」，對「共產風」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北戴河會議以後，各級黨報大造共產主義的輿論，理論家們紛紛出來寫文章。張春橋為了迎合毛澤東，寫了《論資產階級法權》。這篇文章批評工資制，鼓吹供給制，很受毛澤東欣賞，毛澤東推薦給《人民日報》發表，並親自寫了編者按。8月份，《人民日報》又以「資產階級法權」為題，開展專題討論，連續發表了多篇文章。關鋒發表文章認為，「部分供給制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分配形式」。胡繩發表文章批評工資制，讚揚供給制。在這個專題以外，《人民日報》也發表了不少鼓吹共產主義的文章，如吳傳啟發表《從人民公社看共產主義》等。發表文章的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的學者，對一般幹部很有號召力。 人們對共產主義如此熱心，還有一個原因，這就是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廣泛深入人心。無論從小學到大學的教科書，還是各種政治培訓班，都講社會發展規律。說社會發展必須經歷五個階段：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後一種社會制度比前一種先進，後一種制度必定取代前一種制度。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並且進入共產主義是遲早的事，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多少年來，中國的知識界都相信這種理論，從小學教師到大學教授都向自己的學生灌輸這種理論。這種歷史決定論的思想到老百姓那裡，就成了宿命論：歷史發展規律是「天律」，誰也無法抗拒。大力推進共產主義的人們，都是符合這個「天律」的。掃除這個「天律」的實現的障礙，無論用什麼手段，都是「替天行道」。 1958年，各級黨報造同樣的的輿論：全民所有制就是共產主義，是天堂。在輿論的鼓動下，為了早日進天堂，各地都企圖比中共中央預計的速度還要快。各地的農村幹部很快付之行動。結果鬧了很多荒唐事，給農民帶來了災難。 搞共產主義，河北省徐水縣最早成了全國學習的典型。這個縣提出：1959年建成社會主義，1963年進入共產主義。 毛澤東、劉少奇先後到這裡視察，並通過報紙向全國宣傳。在全國起了示範作用。在發動大躍進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多次肯定了徐水搞共產主義的經驗。本書《燕趙悲歌》一章詳細個紹了徐水搞共產主義的情況，這裡不再重複。 《人民日報》等媒體的大力宣傳徐水的試點。毛澤東十分關注報紙對徐水的宣傳宣傳。毛澤東視察徐水後不久，他讓身邊的秘書葉子龍看《人民日報》上登的《徐水人民公社頌》的報道。文章對徐水人民公社的前景做了生動的描述。其中提到棉花畝產將達到5000斤。毛澤東說：「以後有機會，我們再到徐水看看。」 後來證明，《人民日報》宣傳徐水的一些報道和文章都是假話。但這些宣傳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十萬朝聖者。到這裡「取經」的各省及中央部門的單位共有3000多個。 1958年10月中旬，徐水縣弄虛作假的問題被揭露，11月9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即將結束時，毛澤東提出以後不要宣傳徐水。但徐水的「共產風」的已刮到全國。各地新出現了一批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典型。1958年10月，山東壽張縣作出了二年內「基本建成一個像樣的共產主義」的規劃。山東莒南縣制定出大幹200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規劃。最先實行一縣一社的河南武修縣制定了「三年豐衣足食、五年建成社會主義並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規劃。從毛澤東對山東范縣（後屬河南省）的態度可以看出，他當時對這些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規劃是很欣賞的，是鼓勵的。 1958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宣專部編印的《宣教動態》上，刊登了《山東范縣提出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一文，主要內容是，在兩年內實現全縣工業化、電氣化；糧食畝產2萬斤；建成4至6所大學和一個科學院；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製度等等。規劃同時提出，用三年時間把全縣993個自然村改造成25個新樂園。新樂園的前景是：「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種種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11月6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看到了這份文件，讀後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陳伯達、張春橋、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嗎？行路匪遙，一周可以往返。會後出征，以為如何？」同時印發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部分中央領導人、大區負責人和部分省委書記。 第一次鄭州會議是糾偏會議。從這個批示可見，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對范縣這個「共產風」的典型卻十分珍愛，沒有「糾」的意思。不過在這次會上他說過：「修武一縣一社，它的東西在縣的範圍可以調撥，但河南省去調就不行，國家調更不行。修武的糧，七里營的棉，是要交換的，不能調撥……總不能說全民所有制，可以說縣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體所有制。把全民、集體混起來，恐怕不利。好像我們現在差不多了，共產主義已經來了。這麼快，太快了！奮鬥太容易了！」 看來，毛澤東只反對縣以上範圍的「共產風」，對一縣之內的「共產風」是支持的。 湖北省當陽縣（1989年1月撤縣建市）跑馬公社是又一個共產主義典型。這個公社成立於1958年9月底。共有農戶5875家、23025人。公社成立以後，打破了原有的鄉社界線，人力、財力、物力集中由公社統一支配。按上級要求，公社黨委第一書記「挂帥」，帶領大部分勞動力上山「大辦鋼鐵」，黨委第二書記張天高留在公社主持工作。 張天高只有初小文化，上級對他的評價是：「有樸素的階級感情，聽黨的話，工作熱情很高。」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農田水利建設中，他帶頭大搞「車子化」（即用手推車代替肩挑），不僅受到省、地縣的表揚，毛澤東還在成都會議上說「當陽縣的車子化是技術革命的萌芽」。張天高在《人民日報》上看到徐水縣的經驗和大量關於共產主義的宣傳，又看到《湖北日報》11月7日的社論《走向最終目的――共產主義》中「不要把共產主義神秘化」、「不應把共產主義推向遙遠的將來」等說法，就很快付之行動。 10月，跑馬公社開始實行供給制和工資制相結合的分配製度，興辦以公共食堂為中心的各項福利事業。11月17日，張天高在公社幹部擴大會上說：「我宣布，今天是社會主義的尾，明天是共產主義的頭，共產主義已經到了。」「共產主義要消滅私有制，消滅家庭，除了老婆以外――這是我的意思，什麼也不私有了。」在這個會上，有人列舉了「共產主義社會已經到了」的種種理由。在公社管委會所在的半月街上，相繼貼出了許多歡呼進入共產主義的標語，如「人類最美好的社――共產主義社會已經到了」、「不分你我，各取所需」等。 這次會議以後，就颳起了「共產風」。張天高在公社教師會上講：「現在是共產主義，你們要文具，就到文具店裡去拿。」他親自帶半月中學的事務員到文具店拿走樂器、球類等115件，價值1436元。之後，其它學校聞訊而來，搶光了這個文具店的所有商品。公社黨委的試驗田需要化肥、農藥，張天高帶人將商店裡的化肥、農藥搬走了30萬斤。之後，商店裡的化肥、農藥一搶而空。當有的群眾說沒有衣服穿時，張天高說：「沒有衣服到商店裡去拿，各取所需。」結果，全公社商店被搶走了布11624尺，棉衣1304件。在公社內不分集體和個人、不分你我，隊與隊之間牲畜隨便拉，社員家庭的家禽、蔬菜隨便吃。育溪公社關陵大隊曙光生產隊雙目失明的李婆婆喂的5隻雞全部歸公後，李婆婆嚎啕大哭。事後統計，共吃社員的雞2800多隻，蔬菜68600多斤。社、隊佔用社員的生活用具和小農具更是不計其數。公社集中了社員家庭餵養的12753頭豬、36251隻雞。集中後，豬死了6164頭，雞死了3691隻。 為了體現共產主義，跑馬公社實行居住大集中，學校大集中，幼兒園全托化，老人一律收進養老院。全公社5800多戶社員由原來居住的1200多處集中到62個居民點。食堂由原來的250個合併為69個。三天內將27所學校合併為8所，而且全部學生一律寄宿。居住大集中後，房屋窄小，十分擁擠，三代同室，男女同室。學校集中以後，四個孩了蓋一條被，被子被孩子帶到了學校，家長只好蓋蓑衣睡覺。 幹部按自己設想的共產主義強迫群眾實行，對不聽話的社員，用罰做苦工、開「辯論會」、批鬥、打、罵、不準吃飯等處罰手段。全公社共有28個幹部曾用打、罵、捆、斗、罰、餓等手段，處罰社員68人。 不少地方到當跑馬公社參觀學習，跑馬公社的「共產風」迅速蔓延到當陽全縣。不少幹部開會時講「共產主義到了，不分你我。」社員怕自己的東西被「共產」，有的把自己竹園裡的竹子全部砍光，有的把家裡的樓板拆下來賣光。由於大力宣傳供給制，有的社員說：「干不幹，鐵飯碗，搞不搞，少不了，反正吃飯不要錢」。勞動中出現了「三等」：等幹部喊了才上工，等人到齊了才下田，等組長分了工才幹活。勞動效率很低。   「共產風」在毛澤東的家鄉韶山也颳了起來。韶山在大辦鋼鐵、大修公路、大辦水利、大建居民點的同時，實行「六大集中」：居住、吃飯、勞動、幼兒、學生、家禽家畜，都統統集中。韶山大隊52個屋場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個屋場里。在這個期間，社員遷徙無時，有的搬家十次以上。生活資料和私有小工具誰都可以隨便拿。據大隊統計，從1958年到1960年三年間，共拆房屋144間，損壞農具360件，平調木料5萬根、磚瓦兩萬塊、牲豬190隻、雞鴨570隻、糧食6000、傢具和炊具1950件、勞動日7700個。但是，這個大隊的情況比湘潭縣其它公社相比，不算是嚴重的。  東北的遼寧省，「共產風」從1958年一直刮到1960年底。1960年12月《鐵嶺縣泛河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總結》中說「這個社的『共產風』，從公社化一開始就刮。經過去年春天作了一次糾正，但不久又颳了起來。每一個運動，每一個『高潮』，每一個『大發展』，都要刮一次『共產風』。大運動大刮，小運動小刮，沒有運動零星刮。刮『共產風』的單位，上自省級，下至小隊，各級領導機關都有。掛鉤單位、試驗單位和搞『南泥灣』的單位也在刮。刮『共產風』的範圍，大自土地、勞力、車馬，小至磚瓦石塊、破銅爛鐵、鍋碗瓢盆、皮麻繩套，連幔杆子和供老祖宗的香爐也都颳走了。氣得群眾說：除了老婆孩子不要，其它什麼都要。」這個報告還說，「總的看，共產風隊隊都刮，只是程度不同。大體規律是：在工作重點、富裕隊、城市近郊、公社所在地、重點工程所在地，凡是離官近的地方，刮的就嚴重。」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