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歷史

3、朱德 朱德和毛澤東在井崗山會師，建立革命根據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外面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為「朱毛」，朱在毛的前面。建國以後，毛澤東給朱德一個委員長的職務，名義上很好聽，蔣介石也不過是個委員長嘛！實際沒有實權。朱德也落得個清閑，不爭權，學明朝初年的徐達對朱元璋，和毛澤東保持君臣之禮。朱德有較深的國學根底，知道新的王朝建立以後，必然「狡兔死，走狗煮；飛鳥盡，良弓藏」；知道此時再不能像戰爭年代那樣不講「名份」。在這一點上彭德懷不如朱德有「文化」。 1958年10月9日，朱德題詞支持甘肅荒唐的引洮上山工程：「引洮上山是甘肅人民改造自然的偉大創舉」，如果這是不了解實情的話，那麼，1959年他和董必武、林楓一起到東北三省視察，是看到了一些真實情況的。 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組發言，很客觀、很明白。他說：要認識農民還有私有者這一面。對農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供給制是共產制，工人還得發工資，農民就那麼願意共產嗎？食堂說是自負盈虧，實際公家總吃虧。辦不起來不要硬辦，全垮掉也不見得是壞事。我們應當讓農民致富，而不是讓他們「致窮」。家庭制度應當鞏固起來。各省不要自搞工業體系。  7月23日下午，朱德參加第一組，他第一個發言。他為1958年過熱辯護，說：「大躍進是靠熱出來的，熱是革命的基礎。」他的調子開始向支持大躍進變化。不過，他還是堅持說一些真話：去年農業是好收成，糧食斷什麼還緊？主要是吃大鍋飯吃掉了。好的，吃了；壞的，爛了。農民對私有制習慣了，分散消費可能節省一些。  7月25日下午，朱德參加第四組，作了較長的發言才談到對彭德懷的信的看法。他說，高級幹部有不同意見，無論如何要搞清楚。把問題搞清楚了，統一了認識，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主席過去批評我空洞的樂觀主義，現在可以說是落實的樂觀主義。彭德懷的信雖然沒有直接說出悲觀失望，但是他把缺點錯誤說重了。這不符合事實。彭總的一個特點，是容易固執己見。如果是正確的當然要堅持；是錯誤的，就要接受批評，改正錯誤。彭德懷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錯誤的，應當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地檢查一下自己，對某些缺點看得太重。李銳就這段話評論說：「朱德同彭德懷是30來年的戰友，相知很深。看得出來，這時他非說這番話不可。「非說這番話不可」說明，在中國當時的制度條件下，連朱德這樣高地位的人，既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26日，彭德懷違心地作了檢查以後，朱寬慰地說：「彭總發言態度是好的，我想他是暢快的。彭總發言中有這樣一句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是農民意識。在座的天天向前進，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觀性、片面性就是這樣來的。大家對彭總的批評是對的，彭總今天對大家的批評也比較聽得進去了。過去就談不進去，談起來就吵。我相信，經過這次會議，統一了思想，統一了認識，就不會把它當作包袱背起來了。」 朱德還寫了一首詩，其中兩句是：「此地召開團結會，交心獻膽實空前。」 8月1日常委會，第一個發言的是朱德，態度比較溫和，只是就信的內容而談。當然沒有「擊中要害」。他還沒有講完，毛澤東即將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幾下鞋面，說：「隔靴搔癢。」弄得朱德臉一紅，就停止了發言，直到散會，只是最後講了幾句。  8月4日晚，由劉少奇主持，向晚來廬山的人傳達前兩天常委批評彭德懷的情況。在林彪作了長篇發言之後，朱德講了約10分鐘。他說，自己原來估計不合適，認為彭德懷同志寫這封信是臨時想到的，現在看來並非如此。他最後說：「現在毛主席還在，反對毛主席，毛主席讓位，我看誰也不贊成的。德懷同志對總路線動搖，最基本的問題是不認識群眾，不認識黨。他的最大錯誤就在這裡。」  朱德和彭德懷是老戰友，對待「三面紅旗」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是，彭德懷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時，朱德雖然批判的調子比別人低，也沒有為彭德懷說一句公道話。朱德也是看毛澤東的臉色行事。儘管如此，在毛澤東的眼中，朱德是「老右派」。他曾同他的英文秘書林克私下說過：「朱德是老右派，張聞天也是，李銳這次也是。」 在「會議政治」制度下，參加會議的人，必須就最高領導人的看法，人人表態。通過表態來「劃線」、「站隊」。這像每個人必須脫光衣服，在眾目睽睽之下，接受最高領導人的檢查。在這種情況下，參加會議的人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不說話是不行的。不說話就意味意站到反對派一邊了。但是，要說話，只能跟隨主流意見。說不同的意見，就要遭到圍攻。朱德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在話下。 4、林彪 新中國的建立，論戰功，沒人在林彪之上。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他身敗名裂之後，也沒有人否認這一點。1954年的高崗事件，林彪受到牽連，在政治上丟了不少分。從此林彪以養病為名，韜光養晦，等待時機。1956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林彪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人們分析這中間有毛澤東的授意。1957年夏，毛澤東在上海期間，還看望了在上海養病的林彪。1958年5月，在八屆五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議，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澤東相信，有了這樣的政治投資，在關鍵時刻，林彪還是一員用得著的猛將。也許毛澤東對彭德懷早就不滿意，把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放在彭德懷之上，就有讓林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的安排。 林彪本來沒有參加廬山會議。毛澤東收到彭德懷的信以後，就調林彪作為「援軍」上山。在軍事建設上本來林彪和彭德懷是一致的。他們兩人一起批評劉伯承的軍事思想。工於心計的林彪，對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洞若觀火，他知道毛澤東此時處境相當困難。他盤算，此時支持毛澤東，一定是收效最大的政治投資。 林彪是7月17日上山的。和其他人經過了「神仙會」階段不同，他一上山，就以堅決的態度反右。他對彭德懷的批判上綱最高，火力最為猛烈。 7月31日常委會上，主要是毛澤東說話，他批彭的過程中別人插話幫腔。當毛澤東說到1958年的問題是在群眾運動中發生的，氣可鼓而不可泄。彭德懷說，我對此俯不深。林彪急忙插話說，氣難鼓易泄，泄了便難鼓。 他的態度和彭德懷成了鮮明對比，他說的話也符合毛澤東的思路。 眾所周知，抗日戰爭期間，平型關大捷廣為中國人稱道的好事，也是林彪的重要政治資本。彭德懷搞百團大戰 使在日本鐵蹄下的中國人振奮。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認為百團大戰雖然對抗日戰爭有好處，但有損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因為它暴露了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實力，把日本的兵力吸引到八路軍這邊來了。因此，毛澤東不僅不肯定百團大戰，反而當作彭德懷的一個歷史錯誤。為了迎合毛澤東，林彪在批判彭德懷時，把自己指揮的平型關大戰也否定了。他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毛澤東接著林彪的話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就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我，日，三國志」。 在毛澤東的心中，共產黨的利益高於民族利益，愛黨勝於愛國。如果在抗日戰爭中全國人民知道了毛澤東的這個態度，中國共產黨就會受到中國人的唾罵。所以，百團大戰結束時毛澤東公開向彭發了賀電：「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以組織一兩次？」 這個賀電並不是毛澤東的真實思想。 7月14日的信，本來是彭德懷給毛個人的，毛不經彭本人同意就冠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發給與會者。彭對此有意見，一再要求收回。毛在7月31日卻違背事實地說：「你說發表你的信你不高興，不一定吧。寫這信的目的就是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林彪立即幫腔：「完全同意這個看法。」  8月1日常委會上，緊接著朱德「隔靴搔癢」的發言之後，林彪的發言直擊要害，為即將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定了調子。他聲色俱厲地說彭德懷是野心家，偽君子，馮玉祥。說中國只有毛澤東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 在劉少奇的發言後，林彪又對彭德懷的人格進行否定：「好名，攬權，要指揮全局，大場面掌握在手。換個名字，就是野心，派頭、氣勢。形式上有很多迷人的東西。說你張飛，實際上不是張飛；你自己走火說過，老奸巨滑，老於世故。內容形式不統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無心（劉少奇插話：不好敞開談）……平時以二杆子、張飛出現，一句話不走火，並不隨便，是假張飛，不是真張飛。利用坦率形式迷人。用很沒有成見的形式對人，但仇解不開，如對羅瑞卿，實際記仇，實際是老奸巨滑的本質。（毛澤東插話：內有二心，外似張飛）說信不準備發表，而是準備發表的……國內外都颳風，以為好時機到了……表面上好意，實際要抓辮子……表面似好意，實際用意很深，是壞意，表現個人的單獨見解。內容與形式總相反，採取迷人的辦法。事實證明是右傾，動機是從個人野心出發，撈一筆。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 8月4日晚上，由劉少奇主持向晚上山的人傳達兩天常委會開會的情況，第一個是林彪講話，他講了一個半小時，不用「彭德懷同志」。林彪說：「我是先到的援兵，你們是最後到的援兵。」彭德懷的信「總的方面是右傾的，是反對總路線的，反對大躍進的，反對人民公社的。」「他雖然沒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在前前後後，會內會外的講話，字裡行間，攻擊的目標非常明顯，就是反對毛主席。」「他是打著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旗幟，來向党進攻，向毛主席進攻。」「我的直接印象，這個人非常英雄主義，非常驕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他野心很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流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作一個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毛主席無論在天資方面，學問方面，事業的成就，工作能力，馬列主義水準方面，更何況思想意識，在哪些方面他能比得上呢？他太自不量力了。」  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澤東不是始於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始於1964年，而是始於毛澤東最困難的1959年。這對毛澤東是雪中送炭。 在8月1日的會上，彭德懷曾提出換一個人管軍隊，毛澤東很明確地說：「現在不談此事，還是你干。」但就在8月17日，廬山會議閉幕的第二天，彭德懷被罷了官。經毛澤東提議，林彪接替彭德懷的工作，擔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和國防部長，幫助毛澤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廬山會議以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親自主持，對彭德懷、黃克誠、鄧華（接替彭德懷任志願軍司令員，當時任副總參謀長兼瀋陽軍區司令）、洪學智（接替黃克誠任總後勤部長）、萬毅（國防科委副主任）、鍾偉（北京軍區參謀長）等進行了殘酷的批判和鬥爭。 5、陶鑄 陶鑄當時是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是重要的封疆大吏。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毛澤東派他到廣東大反地方主義，打擊和壓制了一批廣東籍幹部。1959年反瞞產私分是廣東最先搞起來的。 7月2日，從武漢到九江的江新輪上，陶鑄遇到從北京來開會的人。他請大家吃荔枝。談到廣東因鬧水災，更增加形勢的嚴峻。不過，他是樂觀的。  7月3日，陶鑄在中南組發言談廣東的情況。說共產風將副業、手工業刮掉了，商業協作搞亂了。將絲一下子攪成團，「九年慘淡經營，真是毀於一旦」。農民不養豬了，副食傷得太厲害。不過，他雖然講廣東形勢嚴峻，但還認為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  7月3日，剛上山的晚飯後，在胡喬木的住處，李銳、陶鑄、胡喬木三人一起漫談。談話的內容基本是批評1958年的高指標，沒有遵守客觀規律，計劃工作沒有搞好綜合平衡。談到高指標計委頂不住的問題，都認為計委有責任。陶鑄還從王明路線的歷史情況，談到富春是頂不住的。冶金部的負責人，當然更有責任。  7月22日下午，陶鑄在小組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可能聽到了什麼風聲，談問題的基調同會議初期有了不同。認為成績是主要的，用不著懷疑。去年糧食和工業增長幅度古今中外都沒有過。談到彭德懷信的問題，「不在於個別措辭用字不當，而在於總的看法有問題。講成績與缺點應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但從通篇精神來看，對缺點的看法不止一個指頭。這封信把去年的一些缺點錯誤，看成好像把整個階級關係搞翻了似的，看成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看成為去年一度出現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傾保守還要困難些，是不正確的。」「這實際上會引導到懷疑黨的總路線的正確性，懷疑去年大躍進和偉大的群眾運動所取得偉大勝利是否可靠。從我黨歷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於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所產生的左的錯誤，那確實是難以糾正的。而難以糾正的錯誤，也決不是如黨中央和毛主席所屢次指出的一個指頭的缺點、錯誤。這樣，就要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去年下半年一度出現的左的偏差，不是一個指頭的錯誤，而這種錯誤現在並未糾正，因此目前主要任務是反左。這就會把事情搞壞。」 請注意，在毛7月23日講話以前，這樣上綱上線的批判彭的信，唯有陶鑄。 陶鑄三次找黃克誠勸降。第一次沒有效果，第二次又找黃談話，說：「不管你主觀上怎麼想，但客觀上表現出來的是有組織的反黨活動，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麼用呢？」黃克誠反駁：「如果就能定罪，何必要我承認？」第二次失敗，陶鑄第三次批黃克誠談話，讓黃「為黨、為國家大局著想」，儘早承認錯誤 。8月5日，陶鑄寫信給黃克誠，說：「德懷同志的錯誤已明若觀火，你為何不站出來與之劃清界限，幫助德懷同志挖掘思想，切實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我以為這種幫助即使你與德懷同志友誼決裂，也並不表示你對德懷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愛人以德』，真正站在黨的立場上給他以同志式的幫助。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立身處世，不講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 陶鑄用專制社會婦女的「貞節」解釋「對黨的忠誠」（實際是對領袖的忠誠），把對領袖個人的忠誠，當作一個人立身的「操守」。不顧人民的利益，不管真理在誰手裡，只對最高掌權者個人忠誠，正是專制制度中官員的行事原則。 8月6日，陶鑄在第三組發言。說他對彭德懷「總的印象是，他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核心很不服」。「30多年來黨的歷史證明，沒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就沒有今天革命的勝利。可是彭德懷同志對毛澤東同志不服，不知是何居心？彭德懷說黨中央沒有民主，那是胡說……大家知道，毛澤東同志親自製定了一系列黨的生活原則，黨內民主有了充分的保證」。「彭德懷同志之所以對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核心不滿，其用意不是別的，是企圖改變黨中央的領導，由他來干。他總希望中國出現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即時他就可以充當納吉的角色」。「他惟恐天下不亂，搞亂了，他就可以出來收拾殘局，實現個人野心。」陶鑄把彭德懷比作納吉，這是這次會上批彭上綱最高的說法。陶還對彭德懷的人格進行全面否定，說「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功則歸己，過則歸人，是彭德懷同志的一貫作風……彭德懷同志的為人就是這樣：從他的外表看，似乎艱苦樸素，道貌岸然；但把他的外表揭開來看，完全不是那回事。」 8月8日，陶鑄在小組會上又揭批張聞天，對張聞天的檢討提出三點意見。說張聞天與「軍事俱樂部」的關係「完全是自覺的、有意識伯，並有實際行動的」。逼問張21日發言的目的。還說張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根本沒有改造好。又聲色俱厲地逼問周小舟在「軍事俱樂部」里的位置。  在上山不久的「神仙會」期間，陶鑄寫了《七律•登廬山》： 廬山真面誰能識？盡在雲煙變幻奇。 偶見晴空飄白練，忽驚樹杪涌清漪。 朱陳往事增惆悵，白李遺詩添彩姿。 最是勁松絕壁立，崇高風格不須疑。 陶鑄以自己的政治經驗，判斷這次廬山會議一定會風雲變幻，他隨風向變化而自保，但心頭還是若有所失。他多麼希望自己也能有松樹的風格啊？但是，在專制制度下，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又怎能像松樹那種傲然挺立呢？這是陶鑄的悲劇，也是共產黨多數高官的悲劇。 6、譚震林 譚震林是國務院主管農業的副總理，是大躍進的積極分子，他在廬山會議上站在堅決維護「三面紅旗」的立場是很自然的事。 還是在武昌會議時，討論糧食公布數字時，彭德懷參加西北小組。有的說可以公布1萬億斤，有的說可以9000億斤。彭說糧食沒有那麼多。譚震林立即說：「老總啊，你這也懷疑，那也懷疑，怎麼辦呢？」 7月20日，在周恩來處開會，批評周惠時，黃克誠同譚震林大吵了一頓。譚震林說請黃克誠上山是作為批彭德懷的「救兵」，黃回答說，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黃說的「反兵」本來是從譚的「救兵」而來的，後來批判黃時，譚震林把這句話說成為「蓄意反黨」罪證。  26日，在黃克誠檢討之後，譚在第五組發言。他首先檢查了自己在1958年的錯誤，認為他要負主要責任，要追究責任，要給處分。在檢討自己時，還為毛開脫，說毛主席不僅無過錯，而且作出了偉大貢獻。說兩次鄭州會議，主席嚴厲批評了左的錯誤，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然後說到彭德懷的信，說：「這封信是煙幕加毒氣。彭德懷是一個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好同志。他為革命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勞，這是誰也無法否定的。我決不因為這封信，就不承認他的過去。他的為人是正直無私的。他勇敢地寫這封信，引起爭論，是一件大好事。我不能因為他過去的功勞而原諒他。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我是要和他鬥爭到底的。這種鬥爭並不妨礙我尊重他的過去，也不妨礙我尊重他將來再作出的貢獻。」 過了兩天，有人批評譚對彭人格和歷史功勞的肯定，譚不得不改口，收回了他對彭德懷的肯定方面。還說：「我看他不像張飛，倒有點像魏延。」 在《三國演義》中，張飛是忠心耿耿、心直口快的，而魏延卻是有「反骨」的。 7、陳伯達 陳伯達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澤東的秘書。在1958年大躍進高潮時，陳伯達提出不要商品生產、取消貨幣的主張，在鄭州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奚落。後來他到下面看到一些實際情況，開始轉向反左。 剛上廬山時，他和幾個秀才一起發表議論，批評1958年的失誤。他在7月18日、19日在第三組曾經兩次發言，認為不能忽視大躍進的副產品，要對事不對人。他說：「我和陳正人同志開了一次火」，中央農村工作部應當檢討。因為陳正人認為農業並沒有多大問題，糧食只是小部分地區緊張。陳伯達還說到他受騙、「吃苦藥」的事：「我去年到河南遂平、山東范縣所看到、所聽到的一些東西，有一部分是不真實的。是下面幹部預先布置的。最近《紅旗》雜誌的同志到那兩個縣，把一些情況查清楚了。我把反映這些情況的信，給舒同和吳芝圃同志看了。他們兩位都很難過。」廬山會議前陳伯達到福建作過調查，因為他是福建人，聽到一些真實情況，因此反映了一些福建問題。  在毛澤東7月23日講話以前，陳伯達和田家英、吳冷西、李銳等人看法是相同的， 23日講話以後，他和田家英等人一樣，心中沉甸甸的。他也是「離右派30公里」的人中的一個。  23日以後，陳伯達在小組會上自然成了被批評的對象之一。 為了擺脫自己的困境，陳伯達一方面修改自己的發言稿（《簡報》刊出時刪掉一些），一方面又長篇大論地批判彭德懷的信。他以理論家的姿態，引經據典地為毛澤東7月23日的講話幫腔。把大躍進和巴黎公社並提。還說：「我完全同意主席講話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范縣，又到廣東、福建，是被廣大群眾那種衝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動的，所吸引住的。對群眾的衝天幹勁，我是沒有懷疑的，雖然我說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陳伯達認為彭德懷的信「一個對形勢的估計，一個對傾向的估計，都是錯誤的。」 由於他在鄭州會議上挨過毛澤東的批評，不管他怎樣表態，怎樣洗刷自己，別人對他還是不留情面，還是不放過他。在8月初最緊張、鬥爭最尖銳的時候，陳伯達就生病，不參加會議。為了挽回政治上的被動局面，陳伯達埋頭寫文章。10月9日，他將寫就的《請看彭德懷同志的政治面目》一文送給毛澤東。此文正中毛澤東下懷，但還嫌火力不足。10月11日，毛澤東批示：「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喬木二同志談一下，可能進一步改得更好。」陳伯達按毛澤東的意見，徵求了康生、胡喬木的意見並加以修改以後，將題目改為《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鬥爭》，再次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作了修改後，發表在《紅旗》1959年22期上。12月13日，中共中央又將這篇文章印發給各級黨委。  由於在批彭上立了新功，陳伯達走出了鄭州會議挨批的陰影，重新得到了毛澤東的信任，在文革中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一度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四號人物。 8、胡喬木 胡喬木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毛澤東秘書，是毛澤東的近臣。 在去廬山開會的列車上，李銳和胡喬木、田家英有過閑談，主要是交換各自的看法，對1958年大躍進都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胡還認為「以鋼為綱」是取其諧音的文字遊戲。  7月3日，剛上山的那天晚上，在胡喬木的住處，李銳、陶鑄、胡喬木三人一起漫談。談話的內容基本是批評1958年的高指標。胡喬木除了再次引證了天體運行的規律以外，還舉了遵守戰爭規律的程序：先遵守戰爭規律，次遵守革命戰爭規律，再遵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他說，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的名言，他（指毛）本人似乎忘記了。  7月6日晚，在田家英和吳冷西住處，李銳、胡喬木、陳伯達五人閑談，胡再一次談到綜合平衡的重要性。認為平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規律，不平衡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規律，因而才經常出現經濟危機。又認為「以鋼為綱」、「三大元帥」的說法統統違背了按比例的規律。胡喬木還特別談到，1958年一反常規，毛澤東當時指示過：報紙刊載中央活動要及時。為什麼南寧會議、成都會議都沒有要報道呢？可見北戴河會議之後毛澤東頭腦發熱之程度。武昌會議公布糧食產量7500億斤時，陳雲曾不同意公布，告訴了胡喬木，但胡沒有敢向毛彙報。為此，上海會議胡喬木挨了毛的批評，毛稱讚了陳云：「真理有時在一個人手中」。胡喬木說，當時不彙報是為了保護陳雲，否則上海會議時，陳雲也恢復不了名譽。胡喬木介紹，武昌會議時，王稼祥對劉少奇說，不要公布關於人民公社的決定，王不敢去向毛彙報，劉向毛轉告了，結果毛髮了脾氣。胡喬木說，王應該受到表揚。隨後大家還談到，自南寧會議以後，柯慶施等人受了誇獎，不久又進了政治局，於是更加發展了迎合之風。反右派運動之後，整得人們不敢講真話，養成了講假話的習慣。去年講假話成風，登峰造極了。  大概是7月18日，在田家英住處，胡喬木、吳冷西、陳伯達、李銳五人對彭德懷的信都很感興趣，覺得信內容好，觀點跟我們一致。不過，胡喬木說了一句：這封信可能惹出亂子。他可能從王任重那裡得知毛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不滿的消息。  7月18日，胡喬木在第二組作了較長的發言，為《記錄》（草稿）起草者辯護。因為《記錄》（草稿）中關於形勢的那一段受到一些人的批評，批評者認為對1958年成績講得不夠，問題講得太重。胡喬木回答這些批評，認為1958年問題還是應該說透。在發言中，胡喬木沒有提及彭德懷的信，他實際上是支持這封信的。  毛澤東7月23日講話之後，胡喬木一度沉默，幾天以後態度180度大轉彎，急忙緊跟。8月10日下午，胡喬木來到第四組（他本是參加第二組的），作了長篇「斥所謂『斯大林晚年』的污衊」的長篇發言。 他說，毛主席有點像斯大林晚年這個話，用意顯然是專門說斯大林錯誤方面，這是一個嚴重的原則問題，這是對毛主席和黨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惡毒的污衊。」接著從六個方面將斯大林晚年和毛澤東作了比較，藉此對毛澤東進行吹捧。 由於胡喬木、陳伯達等「秀才」的善變，8月11日毛澤東講話中說：「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們的人。」「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這樣，雖然會議初期，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吳冷西也說了一些真話，但沒有受到批判。 為了進一步取得毛澤東的信任，一下廬山，胡喬木就送上了《剝開皮來看――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為什麼是一個反黨的綱領？》的長文，對彭德懷的信無中生有，上綱上線，強加了種種政治帽子。這篇文章經毛澤東批示，印發給全國，成為批判彭德懷等人的重武器。 說完了原喬木，還得順便提一提吳冷西。他身兼新華社社長和人民日報社長之職。上廬山以前和廬山會議初期，吳冷西對大躍進的形勢持批評態度。他還給分社下達指令，讓分社收集大躍進以來的材料。所以，當時分社發來的內參稿件講了一些真話。彭德懷回國以後看了很多「內部參考」、並對他產生影響的，就是新華社提供的。廬山會議轉向以後，吳冷西不僅態度很快轉變，他還立即給北京新華社總社打電話，讓把分社收集的批評大躍進的材料送上廬山，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罪證。根據這些材料，浙江分社社長尤淇、廣東分社社長杜導正、四川分社社長紀希晨、雲南分社社長陳湧進、青海分社社長程光遠、福建分社社長孫權等7位，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據杜導正對本書作者說，他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主要是總社的意見，廣東的陶鑄是想保他的。 9、賀龍及其他幾位高級將領 賀龍元帥是一個有膽量的人。1916年春天，他用兩把菜刀砍了巴茅溪鹽稅局子，拉起了一支劫富濟貧的隊伍。在南昌起義時，他是主要領導人之一。新中國成立以後，賀龍先是協助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後調北京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委主任。處在高位的賀龍，在毛澤東面前，已經沒有「兩把菜刀鬧革命」的膽量了。在廬山會議上，他是毛澤東的一個得力打手。 從7月18日到21日，在第三組討論中，對彭德懷的信持批評態度的主要有陳正人、程子華和賀龍少數幾個人。那時毛澤東還沒有發表7.23講話，他們卻態度鮮明，堅決維護「三面紅旗」。賀龍還揭發彭德懷說的「請紅軍來」的話。 7月24日，賀龍在發言中進一步揭發彭德懷，他提到洛川會議，說對毛主席的抗戰戰略方針，有人不堅決執行。 毛在7月17日晚找周小舟、周惠、胡喬木、田家英、李銳五人談話時，談到洛川會議舊事。說彭德懷主持的華北軍委分發的小冊子中，不同意中央在洛川會議定的游擊為主的方針。這小冊子曾為王明所利用。說明彭歷史上就跟他不一致。 但這五人沒有向其他人透露過毛談話的內容。賀龍這個揭發和毛澤東的想法完全一致。 在7月23日毛澤東講話以後，賀龍發言更為尖銳。8月3日，他在第三組發言說，德懷同志的信，我認為是一個反黨的綱領。他過去幾次在緊要關頭上發生動搖，對毛澤東同志是很不服氣的，當了錯誤路線的幫手。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黨綱領，也完全是對著黨中央和毛主席的。  在軍隊幹部中，羅瑞卿、蘇振華、黃永勝、蕭華等對彭德懷的批判也十分激烈和尖銳。 （未完待續）  

（接上期） 他為刮共產風的幹部和自己開脫，並且表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的態度，他說：「他們（指括共產風的幹部-作者注）不曉得作了多少次檢查了，從去年11月鄭州會議以來，大作特作，六級會議、五級會議都要檢討……我們作過多次檢討，難道就沒有聽到？」（批評大躍進的意見）「無非是講得一塌糊塗，罵祖宗三代……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住。」 接著，毛澤東指出：「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動搖的。」「有些人在關鍵時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不堅定。」「如果現在要講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一種資產階級的什麼性？狂熱？資產階級它不狂熱，是冷冷清清凄凄慘慘切切的泄氣性、悲觀性了。」 講到反冒進，他話鋒直指彭德懷，說：「雖然彭德懷「不講反冒進， 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這都是仔細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往往是受資產階級影響，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壓力之下，右起來的。」「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 他告誡那些批評大躍進的人說：「這些同志現在據我看，他們還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講的左派，是不加引號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者。……他們重複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但是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我時常講，你們自己把自己拋到離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現在他們這種論調，右派一定歡迎。不歡迎才怪，距離右派不過還有30公里。這種同志採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 接著，他為食堂和大辦鋼鐵辯護說：「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要多方面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復。」他說在辦食堂方面：「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塌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他正話反說：「我有兩條罪狀：一個，1070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9000萬人上陣，補貼40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我去河南調查時，發現楂岈山這個典型，得了衛星公社的一個章程，如獲至寶。你講我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是有一點，不然為什麼如獲至寶呢？」「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中國也不是沒有反對，照江西黨校這樣看，人民公社還有什麼意思。」「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闆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雲同志，現在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一個大鍊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滅孫。」 這篇講話態度鮮明，對左派只是安撫，讓他們「硬著頭皮聽」；說批評「三面紅旗」的人 「離右派只有30公里」；把中間派說成「動搖分子」。他在講話中批駁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的說法。講話中也講了大躍進中一些問題的責任，說自己是「始作俑者，應該絕子滅孫」，但這些話明顯帶有賭氣的情調緒，不是誠心自我批評，不是「罪己詔」。毛澤東曾說過，他是不下「罪己詔」的。 散會後，萬毅將軍走出小禮堂時，親眼看到這樣一幕：彭德懷站在門外，當毛主席走出小禮堂後，他立即迎上去，貼近毛澤東，懇切地說：「主席，我是你的學生，我說的不對，你可以當面批評教育嘛，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毛澤東沒有停下腳步，把臉一沉，甩手走開了。7月23日聽毛澤東講話回來後，彭德懷和黃克誠都吃不下飯，沉默不語，他們雖然同住一棟房子里，但卻避免交談。 在這以後彭德懷再沒有到餐廳同大家一起吃過飯。7月24日（或25日）張聞天遇到彭德懷，交談時張說：不能講缺點了，不能批評，批評有危險。我們沒有錯，毛澤東講話是壓，是扣帽子。 田家英、陳伯達、吳冷西、李銳聽了講話猶如晴天霹靂，悶頭一棍。他們四人沿著山邊信步走去，心中沉甸甸的，沒有一個人說話。田家英拾起一根燒焦的松枝，在石頭上寫了一首有名的舊聯：「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  7月23日晚，彭德懷怎麼睡不著，直到天亮還在想：我的信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麼成了意見書呢？為什麼能成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呢？為什麼說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呢？  四、大臣們機變求自保 在中國當時的制度條件下，只要毛澤東拿定了主意，在領導集團中，絕大多數人就會積極響應，很快形成具有壓倒優勢的主流意見。在這種情況下，誰要發表和主流意見不同的看法，誰就處於十分孤立的地位，就會遭到集體的圍攻。所以，在這個領導集體中，誰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就很難有人為他說半句公道話。只有若干年後，隨著大環境的變化，主流意見隨之發生了變化，他的錯案才能得到糾正。 西方國家是議會政治，當時的中國是「會議政治」。前者是民主制度，後者雖然只是顛倒了一個字，就變成了專制制度了。所謂「會議政治」，就是通過開會來貫徹最高領導人的意圖，通過開會來圍攻與最高領導人不一致的看法。「會議政治」比皇權政治還要厲害。皇權政治只是皇帝一個人講自己的看法，沒有那麼多人跟著幫腔起鬨，沒有「多數人專政」，所以，皇帝想懲治一個人，如果錯了，別人還可以為之說情。在「會議政治」條件下，連說情的可能也沒有了。 毛澤東7月23日講話以後，風雲突變，再也沒有人說反左的話了。大會集中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進行批判，逼他們作違心的檢查。毛澤東身邊的高官們迅速改變態度，緊跟毛澤東，加入反右傾的大合唱。他們中的有些人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沒有畏懼，在敵人嚴刑拷打中也沒有屈服，而在極權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後，有的變成了馴服的綿羊，有的變成了兇惡的鷹犬，更多人則是見風使舵，八面討好。當然，他們這樣做有種種堂而皇之的理由：為了維護大局，為了黨的團結。但是，有一點是不能迴避的：個人利害關係。在戰爭年代，他們多是孤身一個，沒有家庭包袱，他們認定鬥爭的對象是邪惡的，成功了就是英雄，犧牲了就是烈士。當了高官以後，有妻子兒女，有榮華富貴。更為重要的是，懲治他們的是被戴上種種理想光環的政權，是被所有的宣傳工具天天歌頌的「英明領袖」。這使他們感到，殺了頭不僅殃及子女，還要遺臭萬年。極權制度就是這樣把昔日的英雄變成了奴才。中國的高官曆來有一個追求：文死諫，武死戰。實際在中國的歷史上，武死戰的層出不窮，文死諫的寥若晨星。這也是制度使然。 在廬山會議期間，林彪、康生、柯慶施、李井泉等左派人物，像一條條兇猛的鷹犬對彭德懷勁頭十足地批判，無根無據地加罪，這是意料之中的。這些人在文革以後也沒有多少人為他們說好話。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以後受到報刊輿論備加稱讚的高官中，在廬山會議上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令人深思的。 由於廬山會議檔案還沒有公開，我無法引證更多的資料研究7月23日前後高官們態度的變化。目前唯一公開的信史就是李銳根據他參加廬山會議的記錄整理的《廬山會議實錄》一書。《廬山會議實錄》中是按時間順序寫的，高官們的態度變化淹沒在複雜的事件和冗長的過程之中。我重新整理《廬山會議實錄》這本書中每一個人的資料，按人頭把每一位高官的言行集中起來。這樣就可以清晰看出每一個人在7月23日前後態度的變化。請讀者原諒，在這一節中我只能大量用李銳這本書的資料。我儘可能再引用其它當事人的材料，儘可能地避免李銳一個人的孤證。 1、劉少奇 1959年4月，在第二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劉少奇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成為國家行政的第一把手。說是當選，實際是毛澤東指定的，選舉只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當時毛澤東不願意當國家主席，這把交椅就讓給了劉少奇。但毛澤東還是中共中央主席（劉少奇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最有實權的職務。誰掌握了軍隊，誰就是第一把手。但是，不管怎麼說，當時劉少奇的地位僅次於毛澤東，真可謂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那時中央領導人的地位排序是：毛、劉、周、朱、陳、林、鄧。陳雲和鄧小平因生病沒有參加廬山會議。如果劉少奇是真正的第二把手，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就不可能隨心所欲。在當時的制度條件下，名義上劉是二把手，實際上劉是毛的臣下。劉的命運還是由毛主宰。所以，劉還得看毛的臉色行事。 7月4日，劉少奇參加了中南組的討論時發了言。他說，1958年的躍進，吃了1957年的庫存、預支了1959年。他指出1958年最大的成績是得到教訓，全黨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訓。去年錯誤對經濟生活造成很大影響，決不可忽視。聰明人是碰了釘子知道轉彎，不犯長期性、全國性的錯誤。全民鍊鋼、親身經驗，碰釘子轉彎，就是馬克思主義、正確領導，欲速不達，不要責備下面。他談到教訓深刻的一面，但仍以革命的名義為失誤辯護。  7月16日劉少奇講話，提出「成績講夠，缺點講透，鼓足幹勁」，作為會議的開法。 對於認為反左是主要矛盾的人來說，這12個字中，「缺點講透」4個字是核心內容。 李銳認為，劉少奇是主張反左的，在會議發言中沒有明講，但從許多言外之意看得出來。他曾找胡喬木長談過反左問題，胡喬木沒有敢向毛反映。 劉少奇是毛澤東下面的第二把手，他的想法不能直接向毛澤東談，還得通過地位比他低很多的胡喬木向毛反映，這正如皇權時代丞相的意見還得通過皇帝的近臣轉達一樣。胡喬木雖然地位遠低於劉、周、朱、陳、林、鄧，但他是毛澤東的近臣。在武昌會議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總理陳雲也向胡喬木表示，不同意公布7500億斤糧食產量，胡喬木也沒敢及時向毛反映。王光美和劉源也說「廬山會議前後，劉少奇是反『左』的」。  7月23日早晨，毛澤東通知要開大會，他要講話。劉少奇頭天晚上很晚才吃了安眠藥入睡，突然接到開會通知，王光美只得把他叫醒。由於安眠藥性還沒有過去，警衛員扶著他晃晃悠悠走進會場。劉聽了毛批彭講話以後，約胡喬木到他的住處談話，主張批彭只在小範圍進行，另外發一個反左文件。要胡喬木起草這個文件。胡喬木說，是不是同毛主席談一下。劉生氣了，說：你寫出來，我自然會去談。後來胡喬木讓彭真找劉少奇談，才決定不寫。  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會上，對彭德懷的集體圍攻中，看法本來與彭德懷接近的劉少奇，不僅沒說一句公道話，在毛澤東批判彭德懷時，劉少奇還抓住機會插話、幫腔，當別人追逼彭德懷交待什麼問題時，劉少奇也積极參与追問。8月1日，劉少奇發言說彭德懷「腦子裡所想的社會主義與黨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慮」，「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講的有野心，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根本問題在此」。劉少奇還揭發了一件事：「會理會議 前，批評軍委，很不守紀律，我聽不下去了。建議打電報，不要這樣講。我要打電報，話都是彭的，寫好電報交彭和尚昆，彭不簽字。會理楊、劉電報，是彭的意見。從那以後，我覺得此人不簡單。」劉少奇的這個揭發引起了毛澤東和林彪尖銳的插話。 劉少奇還揭發彭德懷反對唱《東方紅》，彭認為中國有個人崇拜，中國很需要反個人崇拜。黨章中關於毛澤東思想這一條七大有，八大沒有了。劉少奇的發言中把八大黨中沒有寫上毛澤東思想這一條的責任推給了彭德懷。 劉少奇這個揭發不僅打擊了彭德懷，還討好了毛澤東。 黃克誠回憶說，有人說我是彭德懷的走狗，我氣得要命，說：你砍了我的頭，我也不承認。有位中央領導同志找我談話，談了兩次。他以幫助我擺脫困境的善意，勸我對彭德懷「反戈一擊」。我說：「落井下石」得有石頭，可是我一塊石頭也沒有。我絕不做誣陷別人解脫自己的事。從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一書第253頁可知，這位兩次找黃克誠談話的中央領導同志就是劉少奇。 8月17日，廬山會議閉幕的第二天，開了一個中央工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作了主要發言。他一開頭就說：「這次會開得很好，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勝利。」接著又為大躍進中的錯誤辯護說：「我想，革命本身就是亂子。我們現在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破除規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視為亂子，實際並不是亂子，並不是缺點錯誤，而是一個革命的正常現象、正常秩序。」接著，劉少奇大力提倡「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他先說毛澤東的領導是「最好的領導，是最正確的領導」，接著說：「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我們黨內也有人要在中國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志就是有這個意見的。在西樓開會的時候，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了什麼『斯大林晚年』，什麼『沒有集體領導』，『毛主席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等等。實際上，蘇共二十大以後，他就一貫要在中國搞反對『個人崇拜』運動。我想，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 在廬山會議上，劉少奇和林彪在毛澤東面前進行拍馬比賽，8月1日，在常委會上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澤東，8月17日，劉少奇又超過了林彪。 其實，劉少奇並不是不知道「三面紅旗」的危害。廬山會議後不到一個月，195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國慶觀禮時，他和鄧子恢一同上廁所。在廁所里劉少奇對鄧子恢說：「想不到人民公社對生產力破壞這麼嚴重！」當時鄧子恢的秘書在場。事後，鄧的秘書將此事告訴了劉的秘書姚力文。40年後，姚力文將此事告訴本書的作者。可見，在廬山會議上劉少奇心底里的看法和彭德懷是一致的，但他還是參與圍攻了彭德懷。 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他和其母王光美等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一書中，說乃父親生前有兩個錯誤：一是沒有阻止大躍進，二是沒有阻止文化大革命。書中說：「對大躍進，劉少奇的態度是被動消極的，他的觀點即使在『文革』中，對造反派的回答中也隱約可見；但他曾力圖緊跟，積極去理解，對人民群眾中迸發出巨大的積極性，倍感興奮，為取得驚人『奇蹟』所感動，並由衷高興。正如他後來說的：『如果能夠快，當然好，誰願意慢呢？』不久，發現了嚴重問題。廬山會議前後，他堅決要反『左』，並在以後的工作中，儘力去糾正『五風』，反對高指標。」 「劉少奇雖不負有主要責任，但是他畢竟沒能制止這場災難。作為黨的第二號領袖、國家主席，他參與、贊同了『大躍進』，支持了反右。發現問題後又未能有效地修正錯誤，責任重大而不可推卸。」 「至今，因種種原因，對這場浩劫以及嚴重的災難性後果，沒有深刻總結。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總有一天，歷史的偉人們，必須承受歷史和後代給予的最嚴厲的批判。」  劉源說乃父沒有制止大饑荒的災難，這是苛求。他沒有想到，乃父名義上是黨的第二號領袖，但在當時的制度下，實際是毛澤東的臣下。不過，劉源這一句話是有道理的：「毛澤東最後得以凌駕於全黨全民，人們自然歸根到始作俑者的他。」他「被自己塑造的神祗砸死」。  2、周恩來 在過去漫長的革命歲月，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一直高於毛澤東。在長征中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是「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實際上，周恩來將軍事實際指揮權交給了毛澤東。1935年3月的「打鼓新場風波」以後，毛澤東向周恩來、張聞天提出「軍事指揮不能搞少數服從多數」，並以辭職相要脅，最終得到了周、張的同意，毛澤東從此取得了獨自指揮軍隊的權力。 建國以後，周恩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和毛澤東以君臣關係相處。1956年，周恩來和陳雲根據在第一線抓經濟所遇到的困難，提出了「反冒進」，後來在南寧會議以及其它會議上，遭到毛澤東的痛斥。周恩來一度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大躍進」就是針對「反冒進」而提出來的。周恩來從此「痛改前非」，再也不敢非議「大躍進」了，緊跟毛澤東搞「大躍進」。 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全黨範圍內的糾「左」，已成氣候。6月24日，毛澤東在赴長沙的火車上同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談起1958年「大躍進」的失誤時，提到正在養病的國務院副總理陳雲，竟說出了「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 那樣耐人尋味的話。同時，他再三提議由周恩來負責編製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周恩來等人這才重新獲得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 會議的第二天，周恩來受留在北京主持經濟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之託，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將國家經委黨組提交的《關於當前工業生產中急待解決的幾個問題向中央的報告》，分送到會各同志參考。這份報告在肯定成績的同時，著重強調:大躍進以來所出現的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以及工業內部比例關係的某些失調現象也是嚴重的，低估這方面也是危險的。為此，報告提出了一些調整、鞏固的措施。 周恩來是7月1日上山的，2日，他到毛澤東處開會，討論了毛澤東出的19個題目，關於國際問題是他建議加上去的。以後，他先後參加東北小組、華南小組、華北小組、西北小組等小組會以及各協作區主任會議，都明確地指出了「大躍進」以來的黨在領導工農業方面的一系列缺點、錯誤:生產計劃指標偏高，基本建設規模偏大，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周恩來是一個聰明人，他深知，對某些「左」的錯誤進行一定程度的批評或糾正可以，但傷及「三面紅旗」是絕對不行的。周恩來的傳記作者認為；「廬山會議期間，周恩來對形勢有著和彭德懷類似的看法，但沒有採取和彭德懷相同的做法。」  既要維護「三面紅旗」，又要解決「三面紅旗」造成的惡果，周恩來的內心是矛盾的。這種矛盾的心態，造成了他在廬山會議期間的雙重人格。他一方面努力解決現實問題，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地迎合毛澤東。 7月10日，毛澤東召集各小組組長開了一次會，講了一番話。這番講話主要是為大躍進中的缺點、錯誤辯護。第二天傳達時，當傳達到「一年來有好的壞的經驗，有成功的與錯誤的經驗；不能光說有壞的錯誤的經驗」時，周恩來插話說，1958年邀請來中國的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扎夏季科回國後談在中國的觀感，說中國高速度發展，「大躍進」超過蘇聯，對社會主義陣營有好處；錯誤缺點發現快，糾正也快。蘇聯一教授說中國「大躍進」這個詞好。其實，扎夏季科對中國有批評性意見。周恩來只轉達人家的好話，把人家批評的話隱瞞了。周恩來為了用蘇聯人的話為毛澤東幫腔，竟片面地轉述人家的意見。  7月12日到22日，周恩來四次找國務院各部開會，討論形勢與任務。12日周有一個長篇講話，談形勢、擺問題、算細賬，他認為去年是新的革命，當然問題不少，突破了舊的平衡，要解決新的平衡。 他用大量的時間講業務問題，這是國務院工作的需要，也可以迴避政治鬥爭的鋒芒。 7月16日，關於大鍊鋼鐵問題，周恩來講話中算了一筆賬：雖然財政補貼了40億，但是「取得了經驗，爭取了時間」。不僅大大提高了我國鋼鐵生產的設備能力，而且大大縮短了投入生產的時間。「小土群」為「小洋群」作了準備，小高爐為大高爐作了準備。「兩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鐵資源。鋼鐵賬要算，但既要算經濟賬，也要算政治賬；既要算現在盈虧的賬，也要算將來盈虧的賬。 當時不少人認為，周恩來這麼算賬，對於維護「大躍進」，很有說服力。 7月23日上午，毛澤東發表講話批評彭德懷，卻表揚了周恩來。在講話中間，他偏過頭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極大，是個樂觀主義了。」一邊表揚，一邊又說：「他們重複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只差30公里了。」這句話雖然是指批評大躍進的那些人，但鉤起周恩來南寧會議的舊痛。毛澤東又拉又打，使周恩來更加小心。 7月23日毛澤東講話散會以後，周恩來召集幾位副總理談話。其中，周恩來和彭德懷有一段對話頗有意味，不妨抄錄如下： 周：9000萬人上山。1070萬噸鋼，是一個革命。2700萬-3000萬噸則根據不多，現在落實到1300萬噸。 彭：我寫的「有失有得」是講「小土群」這一點，只講這一點，根本沒講「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識的，應把落實和泄氣分開。 彭：1070萬噸，腦子熱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總的路線不能動搖，而且他冷得比較早，10月底就冷下來了。這次會議我為什麼要寫這封信供主席參考呢？我有個感覺，共產黨有不敢批評的風氣了，寫個東西要字斟句酌，我實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說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對。當然，他沒指名，要注意，也沒什麼了不起的，你還沒有到反冒進的情況，有那麼個趨勢。你到此為止，認識了，就是了，這個批評也很好。 彭：共產黨里不能批評，這違反共產黨的基本原則。 周：鋼、鐵、煤的計劃不能完成，比較緊。還有運輸是個大問題。木材、化肥、糧食繼續緊張。更重要的是基建。還要機械、財政、金融、外貿……上海的煤只有7天的儲備。6月底的存糧只有310億斤。去年增加了2010萬人。按「一五」經驗，1元貨幣比9.6元物資，市場就正常一點。1956年1比8.8就緊張了。 彭：這個情況為什麼不到大會上講一講呢？ 周：開始就講這些困難，像訴苦會了，誤會成泄氣不好。 彭：你們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這是方法，不是1956年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嗎？當時是衝口而出的，沒有準備好就跑到二中全會上講了那麼一通。應當謹慎，汲取教訓。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實，你有鑒於我，還是寫了總路線基本正確，沒寫「冒進」字眼。但我那時說話也是這兩個方面都說了的。  周彭對話中，彭很直率地批評周恩來「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在上海會議上，毛澤東讓周恩來和彭德懷學海瑞，周恩來沒有學，彭德懷學了。現在周恩來主動了，可以批評彭德懷了。 7月26日，毛澤東提出「對事，也要對人」以後，批鬥升級。彭德懷寫信成了「右傾活動」，成了「猖狂進攻」。這一天下午，周恩來向北京來的各部委的來參加會議的幹部作了長篇講話。他在講話中堅持兩點：一點是政治上維護總路線，另一點是實事求是地抓工作。說：「這兩點一個是政治方向，一個是工作態度」。他強調：「政治主向是第一位的問題，是思想性、政治性、路線性的問題，工作態度是第二位的問題。」他不僅認為彭德懷的信屬於政治方向的問題，還說國家計委李雲仲的信 也是政治方向上的錯誤。」 他苦口婆心地對他的部下關照。讓大家在這場政治鬥爭中不要站錯隊，要保衛總路線，不要動搖；同時要抓好經濟工作，渡過經濟難關。  8月1日常委會上，主要是毛澤東講話，其他人也不時插話，追問。周恩來也有不少插話和追問。彭德懷在談到一些歷史情況時，周恩來問，訪問蘇聯時，他們一起同斯大林談話後，送彭德懷出門時，斯大林跟彭德懷說過什麼話。這是在追查彭德懷「裡通外國」的問題。周還插話說，彭德懷的信「方向是向總路線進攻，站在右傾立場，信的鋒芒是指向總路線」。「主席講了話，還聽不進去。」當林彪說彭德懷「不少人說你講假話，有野心」、「看風使舵」、「馬列主義世界觀沒有接受」的時候，周恩來插話：「相反，很驕傲，犯上。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是辯證法。要脫胎換骨。我多次錯誤，認識不全面。難道檢討了就沒有骨頭……馴服就沒骨頭？所有領導同志都要馴服，否則如何勝利？你的骨頭是犯上。」周恩來說彭批評毛澤東是「犯上」，這顯然是皇權時代的思維。當劉少奇揭發彭德懷反對唱《東方紅》時，周恩來插話說：「這是感情問題。」當毛澤東說彭德懷過去和他七分合作時，周恩來急忙補充說：「華北又鬧獨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戰爭合作，抗美援朝，回到軍委，不大靠攏了。」 8月1日，批判彭德懷的大批「援軍」上山，他們是來參加八屆八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8月4日晚，由劉少奇主持，向這批「援軍」傳達前兩天常委批評彭德懷的情況。周恩來作了長篇發言，他說：「會議中有一種苗頭，就是多講缺點，誇大缺點，以彭德懷國志為代表。他在火車上就談到若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就會出匈牙利事件，7月7日在主席那裡彙報時，他也談了這個看法，我們聽到就不以為然。」，接著，周恩來把常委會上強加給彭德懷的各種罪名，傳達給「援軍」。如：「常委會找彭談，認為這封信是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是一個反黨中央、反總路線、反毛主席的活動，是一個綱領性的東西。」 「張聞天講了三個鐘頭，『文武合壁，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國防、外交。省上的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著無產階級旗幟向『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進攻的。」「彭信一出來，問題性質變了……是糾左之後，右傾機會主義露頭了。山上山下，黨內黨外，國外都有。彭德懷同志是這一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代表。所以，這次全會毛主席提出來，全會的任務，就是要保衛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對黨內分裂鬥爭。問題本質是這麼一回事。」 8月19日，在北京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集中力量批判毛澤東強加給彭德懷等人的「軍事俱樂部」。8月24日，周恩來在這個會上作《善於彭德懷同志歷史問題的報告》，不僅傳達了廬山會議上加給彭德懷的種種罪名，還按照毛澤東的口徑，清算了彭德懷在歷史上的錯誤。  在彭德懷受到圍攻的時候，周恩來沒有說一句公道話，反而落井下石。在7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附和毛澤東「打倒」了劉少奇，還擔任了劉少奇專案組組長，把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這個定案材料，經周恩來簽字，傳達到全國每一個黨支部。 （未完待續）  

（接上期） 1959年5月，彭德懷到東歐國家訪問，6月中旬回到北京。在匈牙利訪問時，了解到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原因是肅反擴大化和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所致。匈牙利領導人卡達爾接見他時，彭德懷感慨地說：「敵人並不可怕，最怕的是黨的路線不正確和黨的作風脫離群眾，這是我們最深刻的體會。」在羅馬尼亞時，他給總參謀長黃克誠打電話，專門詢問了國內的經濟情況。 6月13日，彭德懷出國回京，他對國內問題十分關注，認真看了內部參考，把自己認為嚴重的情況都圈出來，送給主席看，數量很多。6月底彭德懷收到了到廬山開會的通知，他不想去，讓黃克誠去，黃克誠說：「中央通知你，沒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你是不是受了批評，心裡不舒服？」彭說，也不是不舒服，就是感情上覺得彆扭。他後來還是開會去了。  北京到廬山開會的高級幹部們先從北京乘火車到武漢，再從武漢乘船到九江上廬山。6月27日到7月1日，在北京赴武漢的火車上，彭德懷、張聞天、賀龍、康生等同乘一節車箱，車上交談很隨便。彭德懷都談到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還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也會要請紅軍來的。 後來，他的這些話都被認為是重要的政治錯誤，而嚴加批判。 在「神仙會」期間，彭德懷在西北組連續作了七次發言，坦率地講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一些是關係到毛澤東的內容。如： 「1957年整風反右以來，政治上、經濟上一連串的勝利，黨的威禽高了，得意忘形，腦子熱了一點。」「主席家鄉那個公社，去年提的增產數，實際沒那麼多，我了解實際只增產16%。我問了周小舟同志，他說那個公社只增產14%，國家還給了不少幫助和貸款。主席也去過這個公社，我曾問主席，你了解怎麼樣？他說沒有談這件事。我看他是談過。」（7月3日上午）「去年忽視了《工作方法六十條》中的一切經過試驗，吃飯不要錢那麼大的事，沒有經過試驗。」「無產階級專政以後容易犯官僚主義，因為黨的威信高。……與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事情我們可以做到，如除四害，但與人民利益相違背的事，如砸鍋，在一定的時候也可以做到，因為黨在群眾中威信高。」「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1070』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責任！上海會議他作了自我批評，說他自己腦子也熱了一下。」（7月4日上午）「從北戴河會議以後，搞了個『左』的東西，全民辦鋼這個口號究竟對不對？全民辦工業，限額以下搞了13000多個，現在怎麼辦？」「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以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7月6日上午）「人民公社我認為辦早了些，高級社的優越性剛發揮，還沒有充分發揮，就公社化，而且沒有經過試驗，如果試上一年再搞，就好了。」 （7月7日上午）「政治與經濟各有不同的規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經濟工作。毛主席與黨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亂傳主席的意見，問題不少。」（7月8日上午）「什麼『算賬派』、『觀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對於擴大言路有影響，有些人不說真話，摸領導人的心理。」（7月9日上午）「基層黨組織的民主問題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沒有問題呢？現在是不管黨委的集體領導的決定，而是個人決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的威信，只建立個人的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7月8日上午）等等。柯慶施把彭的這些尖銳發言，送給了毛澤東。這些話，在原來的西北組《簡報》中刪去了，後來批判彭德懷時，又整理出來，當作批判的材料。  據彭德懷說，在「神仙會」階段，周小舟到彭的住處談過兩次。第一次談話是周向彭談了湖南的工業情況。還談了水利建設的成就。過了兩天，周小舟第二次來談。說去年糧食數字造了假。還談到公共食堂的問題。彭對周說，這些問題應當如實地向主席反映。周說昨天向主席談了一些。 李銳在日記中記載這兩次談話的時間和內容， 第一次是7月5日，周介紹了湖南的一些情況。彭德懷除了向周小舟重複他在西北小組的發言以外（周小舟在中南組，沒有聽到他的發言），還談到，今年1月毛澤東找幾個人討論鋼鐵指標，陳雲認為2000萬噸指標不可能完成。說毛澤東以個人名義直接寫信給基層幹部，不知是否經過中央。還說他從歐洲回來向毛澤東彙報，談到鐵托左右幾十個人跑到阿爾巴尼亞去了，這時毛澤東臉色頓然發紅。還對周說在中央常委之間有些問題不能很好地開展討論，有的是不便說話，有的是不能說話，有的是不多說話。彭對周說，有些意見想找毛主席談，又怕講錯，引起不滿，由於自己性格，言詞生硬，容易頂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引起誤會。不過，「犯上」了頂多撤職，也不要緊，黃克誠可當國防部長。第二次是7月12日上午，是毛澤東找周小舟、周惠、李銳三人談話之後。他們三人都感到毛是能聽不同意見的。周對彭說，我們講話很隨便，主席都聽進去了，希望彭也找主席談一談。彭說怕談不好，有些意見還不成熟，在西北組上沒有談，有些談了《簡報》上也沒有登。因此想寫一封信。小舟贊成寫信。 7月12日下午彭德懷又覺得寫信不易，還不如當面談一次。他下午到毛澤東住處去了一次，毛澤東正在睡覺，沒有談成。又想到會議幾天內要結束，於是下決心寫信。  13日中午，彭德懷手持擬好的提綱，向隨從參謀口述了詳細內容。記錄整理以後，他親自修改兩遍，參謀謄了兩次，於14日下午送給毛澤東。也許彭德懷自己不會想到，這封信引起如此軒然大波，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 彭德懷在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他接著談到「1958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計劃時，更應當放在實事求是和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加以認真考慮。對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設項目實在無法完成的，也必須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在這方面必須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則嚴重失調現象將要延長，某些方面的被動局面難以擺脫」。 彭德懷還肯定：「1958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這當然是嚴重的現象。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一系列會議，基本已經解決」 彭德懷還從另一個角度肯定了大躍進：「在1958年大躍進中，解決了失業問題，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經濟落後的國度里，能夠迅速得到解決，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談到「全民鍊鋼鐵」，彭德懷說：「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了一筆學費（貼補20餘億）。即在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在這裡，彭德懷說「有失有得」，把「失」字放在前面，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接著，彭德懷談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 據我看，1958年大躍進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有一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同我們黨30多年來領導歷次革命運動一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係到我們今後動員廣大群眾繼續實現躍進的關鍵所在。 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對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體會不深，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面的實際工作中去。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 接著，彭德懷指出了「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他認為「政治挂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  可以說，彭德懷這封信既沒有鋒芒畢露，也沒有直抒胸臆，在講缺點以前先講成績，講缺點留有餘地，並且一再肯定「三面紅旗」。像德懷這樣敢說話的人尚且如此，可見，當時的政治氣氛之壓抑，「神仙會」大概也「神」不起來。沒想到這樣平和的信，毛澤東卻不能容忍。他收到彭的信以後，7月16日，加上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這個標題，批示：「印各同志參考」。彭德懷沒有想到這封本來是給毛澤東個人參考的信成了公開發表的「意見書」。7月18日，在小組會上彭德懷要求收回這封信，申明這封信這封信是倉促寫成的，而沒有完全寫明意思 ，覆水難收。善於整人的康生，就在意見書下發的當天，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字條：「我斗膽建議，不能姑息」。 信發下去以後，與會者多數人基本上是同意這封信的，但其中不少人認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有些人對第二部分意見較多，認為講得過於嚴重了；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對的則是個別人。胡喬木、周小舟、李銳很支持彭德懷的信。一機部部長趙爾陸、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21日在第四組發言時都積極地肯定了彭德懷的信。陶魯笳說：我們目前需要彭總這種精神，信中某些內容容易引起誤會，可以不必爭論，主要應看精神。賈拓夫在第三組發言中也表示，彭總的意見書總的是好的，總的是同意的，這會推動大會的討論。軍隊幹部萬毅全面肯定了彭德懷的信。 後來，有這類發言的人都受到批評和追究。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應召於7月17日上山（毛澤東7月16日讓劉少奇、周恩來、楊尚昆寫信讓調來的，同時調上山的還有林彪、彭真、陳毅、宋任窮、安子文等）。把黃克誠召上山來，是毛澤東向彭德懷發起攻擊的一步棋。如果在廬山上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在北京掌握軍隊，毛澤東感到不安全。把黃召上山來，不僅解了北京之憂，還可以一網打盡。黃克誠上山的當晚，彭告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並給黃看。黃克誠看後說：「這封信提的意見我贊成，但寫得不好，語言中有些提法有剌激性，你那樣幹什麼？」彭說：「實際情況那麼嚴重，會上沒有人敢說尖銳的話，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視。」18日，周小舟、周惠、李銳去看望黃克誠，他們三人都談到在會上有一種壓力，不能多說缺點。黃克誠說：「在書記處會上我也說過，我黃克誠總算是一個敢講話的人，但現在也不大好講了」。在這期間，黃克誠和大躍進的激進派譚震林大吵了一頓。譚震林發火說：「你是不是吃了狗肉，發熱了，這樣來勁！你要知道，我們找你上山來，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們的。」黃克誠說：「那你就想錯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黃說「反兵」的本意是和譚震林的意見相反，後來受批判時說成是「畜意謀反」。 在毛澤東發起反擊以前，與會者的發言中批評彭德懷信的人不是很多，只有陳正人、程子華、賀龍等人。陳正人有這樣的態度除了他在徐水搞共產主義試點的因素以外，更多是受柯慶施的影響，在會議期間，他與柯慶施住一棟房子。在毛髮起反擊以前，柯慶施和李井泉卻沒有在會上對彭的信發表意見。7月21日賀龍在小組全上發言說：「目前主要問題是幹勁不足，而不頭腦發熱和虛報。」他批評彭德懷的信說：「我們的缺點不到一個指頭。這麼大國家，這麼多人，工作中有一點缺點、錯誤，這有什麼奇怪的？而且缺點、錯誤很快糾正。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因此，我對彭總給主席的信，覺得在總的估計上是不恰當的，是把問題說得過於嚴重。」接著賀龍揭發了一件事：「我記得彭總在火車上曾說過，『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這當然把問題說得過火了。」 賀龍把火車上的私下閑談拿到政治鬥爭的桌面上了，這個揭發非常要害。23日毛澤東講話中說：「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這句很重的話就是針對這個揭發的。 彭德懷和毛澤東這裡說的「紅軍」是指中國工農紅軍，意思是重新搞革命。而鄧力群在1998年4月16日的談話中 ，談到廬山會議時，卻在紅軍前面加上了「蘇聯」二字，硬說彭德懷要請蘇聯紅軍來解決中國問題。看來，鄧力群先生直到40年以後，還堅持彭德懷有「裡通外國」的罪名。 賀龍給彭德懷這麼重重的一擊，大概是出於倆人的關係原因。8月16日，毛澤東在批判彭德懷的講話中有這麼一段話：「過去彭德懷對賀龍不信任，甘泗淇到華北局去請示，回來的時候，他們五人寫了一封信給我，說賀龍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學習。哪不是讓蕭克代替嗎？六軍團、二軍團是兩個山頭。在雲陽，反山頭主義就是反賀龍。賀龍是有缺點，但要看大處：對敵鬥爭堅決，忠於黨，忠於人民。有這三條就好。」  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時，也整過劉伯承、肖克等高級將領。我還記得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會議期間，我與同事陳大斌、姬乃甫三人一起採訪時任中顧委常委的肖克上將，肖克談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教訓，談到大躍進餓死人的情況。我接他的話薦說：對大躍進，彭德懷還是講了些實話。沒想到肖克說：「別提彭德懷了，他和林彪是一丘之貉！」他說彭德懷和林彪一起整劉伯承。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麼批評彭德懷的，還是在80年代，彭德懷已經平反、在社會上備受稱讚的時候。高級將領來自不同的「山頭」，他們之間有種種矛盾和成見。高級將領之間不團結，對毛澤東的地位來說是最安全的。毛澤東很好地利用了這一點。 在7月17日，彭德懷的信交上去兩天以後，下午5時到10時，毛澤東還找周小舟、周惠、李銳、胡喬木、田家英5人去談了5個小時。他們在一起吃飯，喝茅台酒，頻頻舉杯，談笑風生。當時給李銳的感覺是「這時的毛澤東還沒有完全轉向左派，更沒有立意發起一場反擊」。 從7月16日到7月22日，毛澤東沒有流露出反擊彭德懷的意思。但當時會議的形勢，猶如廬山氣象：密雲不雨，氣壓很低，雲霧繚繞，山上的人都不識廬山真面目。但一切都深藏在毛澤東心中。 事有湊巧，彭德懷回國不久的7月18日，赫魯曉夫在波蘭波茲蘭省的「波拉夫采」生產合作社發表講話中談到，蘇聯在內戰剛結束時就搞了公社，但公社既不具備經濟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所以這些公社都沒有什麼成績，我們就不搞了，就把農民組織在合作社中。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認為，赫魯曉夫7月18日的講話讓毛澤東佔了理，這是毛澤東批判彭德懷的原因。 麥克法誇爾的說法是不對的。蘇聯《真理報》7月21日才發表赫魯曉夫講話的全文，只有這個全文中才有批評人民公社的話。新華社7月27日在《內部參考》2831期以《赫魯曉夫談蘇聯過去的公社》為題刊出，胡喬木7月28日才將這期《內部參考》送給毛澤東，毛澤東7月29日就批給與會人員參閱。也就是說，毛澤東知道赫魯曉夫7月18日的講話是在7月23日講話以後。毛澤東7月16日就把彭德懷的信當作「意見書」批給大會，而且對會議作了兩個新的部署：一是重新編組；二是調援兵上山，這些顯示毛此時已露殺機，這時赫魯曉夫還沒有發表講話。中國作家權延赤也寫過與麥克法誇爾類似的文字，他說，在蘇聯批評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以後，在毛看來，「『意見書』本身的內容已不是問題的焦點，對全局事業而言，他的威信，共產黨的領導權，以及黨的凝聚力，變成了問題的焦點，這些是遠比彭德懷命運更為重要的大事。」 言外之意，毛澤東整彭德懷是出於大局。40年以後的1998年，鄧力群也持這一看法，他談到廬山會議時說：「蘇聯的報刊，領導人的講話，指責我們的錯誤，這些說法同彭德懷的說法大同小異。因此，引起懷疑：里外互相呼應。」 根據我上面列出的時間順序，權延赤和鄧力群的說法也是與事實相悖的。 三、毛澤東翻臉倒乾坤 李銳的書中只講了他們這些對「三面紅旗」有意見的人的一些活動，沒有講柯慶施、李井泉等左派的活動。這些人的活動李銳是不知道的。7月21日，這時距毛澤東的反擊只有兩天，由於左派的活動，對彭德懷信的指責的聲音已經逐步升高，左派說這封信主要是「針對毛主席的」。左派的活動和言論對毛澤東有多大影響，至今不得而知。政治嗅覺特別敏銳的人已經聞到了某種氣味。張聞天準備這天在第二組(通稱華東組，組長柯慶施)發言，得悉風聲已緊的胡喬木，早晨打電話給張聞天，提醒他少講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全民鍊鋼和得不償失問題。 張聞天不顧這些，卻作了長達3小時的發言。在發言過程中，組長柯慶施和其他好幾個人，不斷插話，表示不同意見。張聞天毫不讓步，按照自己的提綱，一直把話講完。 張聞天又名洛甫，早年曾留學美國。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同年派往蘇聯學習和工作。1931年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同年9月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年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任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在長徵到達遵義時，他支持毛澤東，參與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隨後，他代替博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他的總書記職務一直擔任到1943年，不過，後幾年由於毛澤東專權，他的總書記只是名義而已。在延安期間，他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先後任駐蘇聯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麥克法誇爾認為，張聞天是在廬山會議上批評「三面紅旗」的主要策劃者，而彭是配角。 就這個問題我專門問過廬山會議的參加者李銳（時任毛澤東的秘書）和姚力文（時任劉少奇的秘書），他們都認為麥克法誇爾這個說法只是他個人猜想，與事實不符。 張聞天對「三面紅旗」有一整套看法，他是一位有深厚理論功底的革命家，也是一名經濟學家。他在3個小時的發言中，張聞天講了13個問題：1，大躍進的成績；2，缺點；3，缺點的後果；4，對缺點的估計；5，產生缺點的原因；6，主觀主義和片面性，7，政治和經濟；8，三種所有制關係；9，民主和集中；10，缺點講透很必要；11，光明前途問題；12，關於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13，成績和缺點的關係。發言對大躍進以來暴露的嚴重問題及其後果作了系統的分析，全面，深刻，明快，尖銳，針對性強，幾乎毫無顧忌。他強調，對產生問題的原因「不能滿足於說缺乏經驗，而應當從思想方法和作風上去探討」，領導經濟「光靠政治挂帥不行，還要根據客觀規律辦事」。他認為1958年以來出現的這些問題關鍵在於健全黨內民主生活。他說：「主席常說，要敢提不同意見，要捨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領導上要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便於下面敢於發表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自由的局面。」發言最後才提到彭德懷的信。他認為信的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好的。彭信中受批評最多之處就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句話，就是支持彭這封信的人，也認為這句話不妥當。張聞天卻說：「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麼樣，可以考慮。但是，『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  張聞天發言當天晚飯後，他見到彭德懷說，我今天講了三個鐘頭，支持了你。彭德懷把張聞天的發言提綱要去，讓參謀讀了一遍。後告張「你講得很全面。」 在批判張聞天的時候，有人說他的這個發言對彭德懷的信「作了全面、系統的發揮」，是「進攻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反黨綱領。」有人對他的這個發言作了精心統計：全文9000多字，講成績的只270多個字。用了39個「但」字，只有一個好「但」，其餘都是壞「但」。  張聞天當時是外交部副部長。他是6月30日離京赴廬山參加會議的。乘同一車廂的有彭德懷、賀龍、康生等。上廬山後，住東谷河東路177號，同彭德懷住的河東路176號是近鄰。7月2日到16日，張聞天被編在華北組。他在小組發言說：大躍進給外交部門的工作造成被動，我們的駐外使節很不好講話。會議初期，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他對身邊的秘書說：小高爐鍊鋼是無效勞動，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按勞分配原則不能破壞等看法。還說，現在是驕傲了，就像當年斯大林說的勝利沖昏頭腦。7月12日，他同彭德懷交談時說：會議開了十多天，只能講好，不能講壞，有壓力。彭說：我們西北組也是這樣。張說：毛澤東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樣。毛澤東同志從中國歷史中學了不少好的東西，但是也學了些舊中國統治階級的權術。要防止斯大林後期的錯誤。 7月上、中旬，彭、張二人在飯前飯後還有若干交談。其中曾講，政治局會議很少討論，一般只做個大報告，實際是空的。 7月14日，彭德懷給毛的信送出。此前張散步到彭處，得悉彭將寫信，對彭所說的寫信是希望把問題攤開、搞得深些表示贊成。彭要張看信，張不看。彭念給張聽，張沒聽完就走了。  7月17-8月1日，張聞天被編入第二組（華東組）。7月18日，張準備在小組會上發言，開始準備發言提綱。 7月19日，張聞天出席小組會議後，路上被田家英邀去小坐，同時相遇的還有周小舟、陳伯達、胡喬木、吳冷西、李銳。交談中大家都感到有壓力，認為應當肯定成績之後，缺點也可以講。胡喬木說：主席也是主張講一講缺點的。同日，在田家英處吃飯後，邀周小舟到住處交談。  7月下旬某一天，張聞天約戎子和到住處閑談。得知國家給土鐵生產補貼了40億元時說：問題主要還不在於這40億，而在於9000萬人上山對農業生產造成的影響。  7月20日前後在準備發言過程中，張聞天接田家英電話，田勸說，如果發言，有些問題別講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話後張聞天對秘書說：「不去管他！」接著繼續準備提綱。後來又接胡喬木電話，說毛要向彭開火，勸張少說。同時秘書也感到發言與會上對彭批評的氣氛不合，擔心會挨批評。但張不顧一切要講。  李銳認為，「使毛澤東作23日講話的原因很多，張聞天這個長篇尖銳的發言，可能是最後的一副催化劑。」  1959年3月30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的報告中談到：「據榆次市、太谷縣的材料，五級幹部會議經過三天的鳴放，有觀潮派、算賬派的言論甚至反動言論的人佔10%左右。估計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的言論是屬於發牢騷的性質。」毛註：「牢騷也吧，反動言論也吧，放出來就好。牢騷是一定要讓人發的，當然發者無罪。反動言論，放出以後，他們立刻就會感到孤立，他們自己會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緊，群眾的眼睛裡已經照下了他們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實行言者無罪。現在是1959年，不是1957年了。」  在上海會議上，4月5日，毛澤東在講話中抱怨他的下屬「不大批評我的缺點」，提倡海瑞精神。他說： 海瑞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麼尖銳，非常不客氣。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們的同志那有海瑞那樣勇敢。我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看了。同時也勸你（指周恩來）看，你看了沒有？（周恩來答：看了）  彭德懷的這封信和海瑞給皇帝的信相比，要客氣得多了。勸彭德懷學海瑞的毛澤東，是怎對待彭德懷這封信的呢？怎樣對待張聞天等人的批評呢？ 7月22日，毛澤東找幾個人談話。柯慶施、李井泉對糾左不滿。柯慶施說：現在很需要毛主席出來講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他認為，彭德懷的信是對著總路線，對著毛主席的。當天晚上，毛主席同劉少奇、周恩來商量準備第二天開大會。  7月23日早晨，通知大家開會，聽主席講話。毛澤東講話的內容事前沒有跟常委討論，常委們也和大家一樣，也是早晨得到通知，事先也不知道講話什麼。 毛澤東在講話中一開頭就說他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 毛澤東在講話中說，這次會上「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這大概是指緊跟他的京官和省委書記。「我跟這些同志談過，勸過他們，要聽壞話，好話、壞話，兩種話都要聽嘛。」他講的另一種傾向是：「現在黨內黨外夾攻我們……集中表現在江西省委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論都印出來了，龍雲、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為代表。」「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有那麼一批人，對形勢也認為一塌糊塗。」他說：「越講得一塌蹋糊塗越好，越要聽。『硬著頭皮頂住』……神州不會下沉，天不會塌下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為什麼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髮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緊張。我看沒有什麼緊張的。」 會上發給與會者的江西黨校、廣東軍區等材料，以及龍雲、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等人的言論上，本來沒有加按語，有人還以為是批「左」的材料，毛澤東現在明確列為反面教材。接著，他針對彭德懷的信中說幹部脫離群眾和「小資產階級狂熱」的批評說：「說我們脫離了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春節前後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點，不那麼多。」「就是太窮了，想早點搞共產主義。現在聽說這些地方搞共產主義，那還不去看看。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一點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這些幹部率領幾億人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大規模耕作，非常積極。他們要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他講到共產風、講到一平調，他說：「用了一個多月時間，今年三四月間，就把風壓下去了，該退的退，社與隊的賬算清楚了，隊跟群眾的賬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繼續算。」 （未完待續）  

（接上期） 1960年1月7日到17日，正是農村大量餓死人的時候，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面對遍地的餓殍，毛澤東繼續吹響了大躍進的號角。他在會上說：「廬山會議以後很靈，生產月月高漲，看來今年至少不弱於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我們準備分幾個階段，把我們這個國家搞強大起來，把人民進步起來，把物質力量搞強大起來。」 這個會議批准了國家國家計委《關於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提出了今後三年和八年的設想。會議認為，1960年還將是一個大躍進年，可能比1959年形勢更好；確定1960年鋼產量為1840萬噸，糧食產量6000億斤。八年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同時要基本完成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會議還要求大辦食堂，試辦和推廣城市人民公社。上海一月會議是在繼續大躍進的氣氛中召開的，會議以後，全國各地又開始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場等。一些原來確定壓縮的基本建設項目重新上馬，共產內等「五風」又嚴重泛濫起來。  下面繼續送上來欺騙毛澤東的報告。《內務部關於各地加強工作春荒有所好轉的報告》（1959年4月23日）。報告說，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經在全省的範圍內停止發展，山東農民外流現象大部分已經停止，浮腫現象開始下降，但少數地區春荒俘在發展。其實，當時饑荒正在迅速發展。26日，毛澤東批示：「多種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閑時少吃，忙時多吃。」 1960年10月26日，毛澤東看到了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四名幹部關於信陽事件的調查材料。這個材料說信陽地區餓死了幾十萬人，並介紹了農村的慘狀。毛澤東只是輕描淡寫地批了十幾個字：「請劉周今日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 他還是把信陽事件當個別問題處理，當一般工作中的問題來處理。也沒有在糧食徵購問題上鬆口。 在糧食徵購和返銷給農民的糧食方面，1958-1859糧食年度徵購數達1125.44億斤，比上一年度高出22.32%，大饑荒全面出現的1959年，不但沒有減少糧食徵購，徵購數反而比上一糧食年度高出88.85億斤，高出比例為7.89%。（從生產年度看，1959年的徵購數比1958年高出103.18億斤，高出比例為9.45%）。而返銷給農村的糧食，1959-1960糧食年度只比上一年度多21.29億斤。也就是說，在大饑荒全面爆發的1959-1960年，國家不僅沒有救濟，反而從農村多拿走糧食67.56億斤。（見表20-1，表20-2）在饑民口中奪糧，是一件十分殘酷的、而且是很不容易的事，因而出現了本書前面所介紹的鮮血淋淋的反瞞產私分的大規模慘劇。直到大饑荒發生了一年半以後的1960年秋，才不得不降低了糧食徵購數。1960-1961年度，糧食徵購數從上一年度的1214.29億斤，降低到780.84億斤，降低了433.6億斤（從生產年度看，1960年只比上一年降低了342.53億斤），但向農民返銷的糧食也減少了164.4億斤，實際農民負擔只減輕了269.2億斤。 表20-1大饑荒時期國家對農村糧食的徵購和銷售 單位：貿易糧，億斤 表格 表20-2  生產年度的糧食徵購數單位：貿易糧，億斤 表格 在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不僅在糧食徵購上不讓步，1960年1月，大批農民正在餓死的時候，中共中央不僅沒有考慮開倉放糧，反而刻意繼續增加國家糧食庫存。中共中央在糧食部的一份報告說：「糧食徵購從1959年夏糧登場時計算起，到1959年12月，已經收到1142億斤（貿易糧），比中央批准的計劃1075.8億斤超過了6%，按糧食季度計算，到1959年12月25日止，已收到1016億斤，完成計劃的94%，再加上1960年五六月的新夏糧，肯定可以超額完成計劃。我們預計1959-1960糧食年度，收到1200億斤糧食是完全可能的。」中在批轉這個文件中寫道：「中央認為，在今後糧食生產繼續躍進的基礎上，逐漸增加國家糧食儲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在餓死人最多的1960年，國家還有數百億斤糧食庫存，卻沒有大規模地開倉放糧救人。 從表20-3的糧食庫存數中可以看出，幾千萬人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年。在這期間，庫存糧食最高達887.03億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億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為嚴重的時候，這時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這是貿易糧，摺合原糧為482億斤，按當時口糧標準計算，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如果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由此可見這個制度的僵化程度。 表20-3大饑荒年代糧食庫存（貿易糧，億斤） 表格 糧食部另一個數字說1960年6月30日，全國糧食庫存為301.48億斤，和表20-3中的297.71億斤差不多。這301.48億斤糧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2.30億斤；天津1.15億斤；上海2.53億斤；河北18.26億斤；山西8.16億斤；內蒙5.49億斤；遼寧7.89億斤；吉林5.08億斤；黑龍江20.41億斤；陝西15.96億斤；甘肅4.81億斤；寧夏0.72億斤；青海1.25億斤；新疆4.45億斤；山東22.44億斤；安徽7.05億斤；浙江12.37億斤；福建2.72億斤；河南25.07億斤；湖北13.22億斤；江西7.14億斤；廣東7.40億斤；廣西2.84億斤；四川41.61億斤；貴州11.49億斤；雲南17.43億斤。  從這些庫存數字可以看出，當信陽100多萬人死於飢餓時，在信陽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億斤糧食存在庫里，在信陽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22億斤糧食存在庫里。如果開倉放糧，僅動用這兩個省的庫存，800萬信陽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糧食，根本不會餓死人！國家千方百計的增加糧食庫存，準備用於何處？為什麼見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 更令人難以容忍的是，在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卻大量出口糧食。按生產年度計，與1957年相比，1959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2500萬噸 ，而1959年的糧食出口卻增加到415.75萬噸，比1957年的209.26萬噸多了一倍以上（見表20-4）。這一年，中國的糧食出口創歷史最高紀錄，達415.75萬噸，這是「貿易糧」，每噸「貿易糧」相當於1.2噸原糧。415.75萬噸貿易糧相當於500萬噸原糧。留給農民的口糧都是原糧，其中大部分還是山芋（又稱白薯、紅薯、甘薯、紅苕。由於本書引用各地檔案資料，所以在各章中名稱不一）。1959-1961年農村人均年消費糧食量為164公斤，1957年為204.5公斤。按1957年的標準算，500萬噸原糧足夠2450萬人吃一年。大饑荒最為嚴重的1960年，還繼續出口糧食272.04萬噸。1959年幾乎沒有進口糧食，1960年也進口很少，直到大饑荒發生以後的第三年，才開始進口糧食及少量砂糖。而進口食品都是供應給城市。（見表20-5） 在這期間，不僅出口糧食，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珍貴的食品。1959年4月19日，在中央召開的全國電話會議上，李先念講了四個問題，其中之一就是「豬和蛋出口的問題」。當時農村已經餓殍遍地，沒有飼料，豬長得又瘦又小，幾十斤就收購走了。李先念說：「今年一季度2.6萬噸豬的出口任務只完成一萬零幾十噸，這樣不行。請各省委考慮，既要很好地說服，也要加一點命令。」李先念抱怨說：「豬出得很不好，出的不是豬而是狗豬。香港挖苦我們，把我們出口的豬燒掉了，說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為什麼賣掉呢。捷克總理西羅基給周總理寫信抗議，說：一是交不了貨，二是交來的不敢在市場上出售，質量太次。」談到蛋，李先念也抱怨出口任務完成得不好。他要求商業系統「來一個突擊收購運動」，「要採取斷然措施來解決出口問題」。  為了從農民嘴邊擠出食品出口，在收購中出現了大規模的暴行。四川省壁山縣獅子公社虎峰大隊在1960年4月收購雞和蛋時，不是按社員實有的雞和可能生的蛋來攤派，而是按人頭下指標，不管有雞無雞，不管雞下不下蛋，不管是不是下蛋季節，將任務層層下達，社員完不成任務就要受到懲罰。誰家拿不出雞蛋，食堂就不讓誰吃飯。六隊社員柯政國沒有蛋上交，全家7口人被扣飯。他母親到親戚家借了6個雞蛋上交了才解除扣飯。除了扣飯以外，完不成雞蛋任務，還不準買鹽、煤油、煙等日用必需品。有的供銷社幹部和生產隊幹部，為了完成雞蛋徵購任務，竟不經社員同意，到社員家強行捉雞。捉雞經常是深更半夜進行，弄得雞飛狗叫，人心惶惶。  表20-4  1956-1965年間中國的食品出口 表格 商業部黨組提供的肉、蛋、水果等食品的出口數字是：1959年商業部系統供應出口的任務完成了303000萬元，占出口計劃的110.8%。比1958年供應出口實績增長了28.9%，其中，豬肉供應出口23.3萬噸，是建國以來出口最多的一年；凍牛羊肉2萬噸，為出口計劃的125%；鮮蛋出口5200多萬斤，冰蛋出口6208噸；活家禽出口954萬隻，凍家禽出口7022噸。此外，還出口蘋果10.2萬噸，桔柑9.1萬噸。  表20-5  1956-1965年間中國進口的食品數（萬噸，原糧） 表格 從表20-4中可看到，1959年到1960年，在全國餓殍遍地的時候，中國出口了多少食品！這食品可以救出多少饑民！但是，當時的中國的領導人卻沒有想到饑民，想到的只是外匯和進口機器。為什麼拋饑民於不顧而急於進口機器，是因為沒有放棄大躍進的指導思想。 由於在政策調整中不能放棄「三面紅旗」，所以在經濟建設中，「大躍進」的思想始終存在。直到1960年，還保持著很高的經濟指標。 1958年大鍊鋼鐵全面搞亂國民經濟以後，10月，在第七次全國計劃會議上提出1959年「為生產3000萬噸鋼而奮鬥」的口號。後來到武昌會議上定為2000萬噸，對外公布1800萬噸。以後看到不行，1959年三四月，在上海會議上降到1650萬噸。年末實際完成1387萬噸。1960年又提出了鋼產量1800萬噸的指標。到了經濟嚴重困難的1960年，國家經委年初就提出「開門紅、滿堂紅、月月紅、紅到底」的口號。七月份蘇聯撤走專家，為了反擊「蘇修」，咬著牙要「爭氣鋼」，鋼產量不是搞1800萬噸，而是要搞2000萬噸。除鋼以外，1960年，由於反右傾的影響，其它工業生產的指標也是居高不下。固定資產投資最能表現國民經濟的冷熱程度。1960年，固定資產投資達416.58億，不僅高於1959年，還比大躍進的1958年高出49%。在固定資產投資中，93%是基本建設投資。全國到處是基建工地。到1961年被迫下馬，到處是半截子工程。 表20-6  大饑荒年代前後全民所有制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單位：億元 表格 現在回過頭來看，對挽回危局起重要作用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場和責任田。但這些是中共中央在很不情願的情況下，做出的無奈的選擇。而自留地、責任田中的大多數是農民背著政府做的，縣以下幹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中央和省級不知道搞責任田的面有這麼廣。從1958年過激政策退回去（所有制，高指標）是形勢所迫，但對阻止形勢進一步惡化起了作用。在這期間，中共中央所做的事就是反右傾。這場政治鬥爭，加劇了災難。對中國共產黨挽救危局如此無力，羅隆基有一段精闢的談話：「他們知道出了毛病，但到現在還不知道毛病出在哪裡，檢查糾正沒有觸及到基本問題，訂的措施沒有抓住要點，只會把事情愈搞愈糟，毛病癒出愈多…….共產黨講唯物，實際上最唯心，說的是客觀規律，實際上最不尊重客觀規律。他們現在拿著1848年的資本論，解決1958年的問題。這是一個什麼制度？平心而論，我要對人類負責，就不能同意這個制度。」羅說：「物資供應如此緊張，不是一時的，而是永久的，是社會制度造成的。」這段話本來是羅隆基在私下說的，後來被人打小報告送到毛澤東手裡。毛澤東把它當作反動言論。1959年7月19日，毛澤東批給廬山會議的參加者，作為反面教材。羅隆基還說：「目前物資供應如此緊張，是古今中外所沒有過的大亂子。依我看，1956年就把事情搞壞了，私營工商業改造有毛病，大工廠只能解決大問題，日常生活問題要靠小工廠來解決，現在只見其大而不見其小。私營工商業改造以後，又來了個反右，反右以後又接著搞政治挂帥、大躍進、人民公社。」 半個世紀以後，人們才知道，羅隆基的這些「反動言論」，是遠見卓識的金石之言。 第二十一章 廬山之變 1959年的廬山會議，從7月2日到8月16日，一共開了46天。8月2日以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2日至16日為八屆八中全會。 如果沒有廬山會議，按照1959年上半年糾偏的勢頭，1959年下半年就可能消除1958年造成的大混亂，饑荒就可能止於1959年。如果是這樣，餓死人數只有已經發生的人數的30%，即可以減少70%的死亡。按照各省官方公布的人口數據計算，如果沒有廬山會議，非正常死亡人數只有665萬人， 可以少餓死1467萬人（見本書「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一章）。 廬山會議，不僅使1959年春天的一切糾錯措施剎車，還使1958年的那種錯誤政策更加嚴重泛濫，從而使大饑荒加劇並延長到三四年之久。 廬山會議是極權制度的產物，不僅維護了極權制度，而且強化了極權制度。 一、神仙會暗藏殺機 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以後，大躍進狂潮席捲全國，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亂。為了挽回危局，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8個月時間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採取了一系列糾正措施。 按照這一段時間的政策邏輯，廬山會議應當是在這些糾偏政策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調整。到了1959年六、七月，大躍進的高溫已經下降，領導人們也冷靜下來了。他們需要總結這一段時間的經驗教訓，安排今、明兩年的任務和各項工作。當然，這些任務和工作安排是狂熱過後較為冷靜的安排。參加廬山會議的人們認為，廬山會議的初衷應當是糾左的。 不過，這些糾左措施，是在一個重要的前題下進行的，即不僅不能傷及「三面紅旗」，還要在維護和高舉「三面紅旗」。在糾正錯誤時必須堅持一個總體估計：如果1958年以來的工作是十個指頭，其成績則是九個指頭，缺點和錯誤只不過是一個指頭。另外，在安排任務時雖然要比上一年冷靜，但也不能泄氣。「氣可鼓而不可泄」，這是毛澤東當時常說的話。 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的心情是複雜的，既認為1958年打了敗仗，應糾正錯誤，又怕自己在政治上丟分，甚至失去領導地位。他最怕被人說成路線錯誤。因為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看，只要是路線錯誤，就得改組黨中央的領導機關。路線錯誤頭子是不可能改正錯誤的，只有下台。而下台的錯誤路線的頭子，都沒有好下場。如果真到了這種地步，他就可能要步陳獨秀、張國燾、王明、博古、李立三的後塵。而這些倒霉的人，是他經常用來教育部下的反面教員。他的支持者也極力維護毛澤東這個最敏感的部分，誰的發言略有涉及路線、政治等內容，必群起而攻，大加韃伐。 過去經濟工作由陳雲主管。1958年，毛澤東和譚震林、田家英一起談話，談到經濟形勢和有關問題時，毛澤東突然說起，還拍了桌子：「只有陳雲能管經濟，我就不能管？」1958年毛澤東走到前台直接管經濟，結果碰了大釘子，捅了大漏子。1959年他對吳冷西說：「搞經濟，我們這些人恐怕不行了。」還說；「去年是打了一次敗仗。」又說：「沉重的心情直到5月後才開始好轉」。 此外，在1959年春夏，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領導人發出的一些糾錯政策，毛澤東雖然沒有說什麼，但從心裡是不愉快的，認為是右傾的。 可見，在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的心情不只是沉重，應當還有酸楚、焦慮、不滿。處在極權頂點的毛澤東，有這種複雜的心態，對他的部下是非常危險的。一旦發作出來，就會傷人。 1959年6月12-13日，在頤年堂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檢討了1958年的錯誤。他說：「我第一次抓工業，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義時那樣，第一仗打了敗仗。不僅我碰了釘子，在座的也碰了釘子。」毛澤東還詳細地談到他在田裡躲了一夜，第二天還不敢到處走動，第三天才找到起義的隊伍。他說：「當時非常狼狽。因為從來沒有帶過隊伍打仗，沒有經驗。抓工業也沒有經驗，第一仗也是敗仗。」他還說：「人不要不如豬，撞了牆就要轉彎。」看來，毛澤東是認了錯，是準備「轉彎」的。但是，他對大躍進的錯誤認識是很膚淺的，沒有觸及到根本問題。他說：「去年（1958年）我們至少有三大錯誤：第一，計划過大，指標過高，勉強去完成，必然破壞比例關係，經濟失調；第二，權力下放過多，結果各自為政，政策也亂了，錢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過快，沒有經過試驗，一下子推開，大刮共產風，幹部也不會當家。現在糧食供應緊張，主要是虛報產量，還有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多了。」 6月29日，毛澤東在武昌他乘坐的船上，召集了各協作區主任開了個小會，有柯慶施、李井泉、王任重、張德生、歐陽欽、林鐵等。他們準備一起從武昌動身，上廬山開會。 在赴廬山的船上召開的會上，毛澤東提出了19個問題請大家討論。這19個問題除了國際問題是周恩來建議加上的以外，其它都出自毛澤東一人。這19個問題是：1，讀書，高級幹部讀《政治經濟學》第三版下冊，縣級讀《好人好事》、《壞人壞事》、《中央政策和工作方法文件》；2，形勢；3，今年任務；4明年的任務；5，四年的任務；6，宣傳問題；7，綜合平衡問題，工業和農業中都有；8，群眾路線問題，工業和農業中的；9，建立和加強工業企業管理制度和提高工業產品質量問題；10，體制問題，即下放了的人權、工權、財權、商權要收回，由中央、省兩級控制，反對無政府主義；11，協作區關係問題；12，公社食堂問題；13，學會過日子問題，富日子當窮日子過；14，三定政策，糧食定產、定購、定銷，三年不變；15，農村初級市場的恢復問題；16，使生產小隊成為半基本核算單位；17，農村黨團基層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18，團結問題，中央至縣委；19，國際問題。  在這19個問題中，最為核心的是對形勢估計和對1958年的評價。對這個核心問題，毛澤東已經定了調子：「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 在當時那種制度下，毛澤東的意志是不能違背的。既然毛澤東給糾正1958年的錯誤定了調子，划了範圍。誰不按這個調了說話，誰超越了他劃定的範圍，誰就可能遭到滅頂之災。 毛澤東不乏支持者，在毛澤東的周圍和封疆大吏中，有一批人是堅決維護「三面紅旗」的。上海的柯慶施，四川的李井泉，是毛澤東權力在地方的兩個支柱。他們兩人不僅是封疆大吏，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是地方官員中僅有的兩名政治局委員。在北京的高官中，林彪、康生，是堅決肯定「三面紅旗」、堅決支持毛澤東的。在南寧會議上因馬鞍形問題受到批評的周恩來，這次也是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的。他不是不了解下面的真實情況，可能是出於維護團結，也可能是出於自保。其他大部分官員都是採取自保而隨風倒的態度。另外，軍隊的高級幹部由於來自不同的「山頭」，在過去的黨內鬥爭中又結下了舊怨，如果有新的政治鬥爭，也是報復舊怨的好機會。還有一些政治投機者、政治陰謀者，也總是依仗毛的權勢，在整人中求得晉陞的機會。 6月23日，毛澤東在周小舟的陪同下考察湖南時得出了「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的結論。還回到了闊別32年的家鄉。28日赴武漢，29日乘船到達廬山。登山後他賦詩一首： 登廬山 1959年7月1日， 一山飛峙大江邊， 躍上蔥蘢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熱風吹雨灑江天。 雲橫九派浮黃鶴， 浪下三吳起白煙。 陶令不知何處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澤東的心境總是那樣豪邁、廣闊而俯視一切。他為什麼想起了陶淵明？是想到自己萬一政治鬥爭失敗，走退隱歸田之路，還是想把政治對手推向遠離權力中心的桃花源？ 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毛澤東這次是很可能下台的。當時可以說是民怨沸騰。專制制度下的官員們通常是報喜不報憂的，但當時毛澤東卻收到了不少批評「三面紅旗」的材料，這些材料已收集起來作為廬山會議的參閱文件：1959年5月，江西省委黨校80多名縣委一級幹部在「鳴放」中，把「三面紅旗」說得一無是處。廣州軍區四十二軍政治部報告反映，一些軍隊幹部的批評矛頭直指中央：「去年不僅是工作方法上有問題，而是帶有路線性質的錯誤，中央要負責任。」國務院秘書廳的幹部在學習中對人民公社、大辦鋼鐵等也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天津各區黨員「比較一致否定大躍進」，對大辦鋼鐵、人民公社提出了懷疑和指責。各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對「三面紅旗」的批評更為尖銳。這些是選送到會上的材料還是經過處理的，下面幹部反對「三面紅旗」的呼聲比這些材料要強烈得多。 就是在毛澤東周圍的人，相當多的人並不承認「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認為1958年的問題很嚴重。6月27日到7月1日，到廬山開會的中央領導人，從北京乘專車到武漢，然後乘船到九江。在這列專車上的高級幹部們自由交談，1958年的大躍進中的問題是重要談話資料。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國務院副總理和國防部長彭德懷坐在一起。陸定一上山前曾奉周恩來之命調查過大鍊鋼鐵的問題。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擔憂的問題，如弄虛作假的現象很普遍，「小土群」、「小洋群」的辦法煉鐵是極大的浪費，大批壯勞動力去煉鐵了，地里的莊稼沒有收，等等。他向彭德懷談了這些情況，彭德懷十分關心這些事。  按照原來的安排，會議開半個月，通過《廬山會議諸問題議定記錄》後，下山各司其職。當時參加會議的人都認為是反左的，2003年4月本書作者同當年參加廬山會議的李銳交談時說：「連柯慶施帶上山來的材料也是反左的，會議轉向以後他不得不再讓上海送反右的材料。」 毛澤東的思想深處是不是這麼想的？看來不是那麼簡單，毛澤東已經看到了自己所處的危機，有人對「三面紅旗」提出了質疑。7月10日下午，毛澤東召集會議，並作長篇講話。在這次講話中，他最關心的是對形勢的估計，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對「三面紅旗」的看法。他警告說：「在這個問題上，認識不一致，黨內就不能團結，這是關係到全黨、全民的大問題。」 看來，毛澤東是想糾正大躍進中的一些具體錯誤，但不「三面紅旗」的問題，不容許有批評意見。 頭幾天，會議的開法是「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人們稱為「神仙會」。與會者講了不少大躍進帶來的問題，批評的聲音較強。有些天真的人真想「暢所欲言」。毛澤東真願意讓大家「暢所欲言」嗎？真願意硬著頭皮聽批評嗎？不是。在7月23日的講話中就很明確表示反對批評的態度： 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好幾十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主義不來，農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了……假如辦10件事，9 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  既然毛澤東從根本上反對批評1958年，為什麼還要開「神仙會」呢？那是引蛇出洞。引蛇出洞的辦法1956年用了一次，結果大獲全勝，把五六十萬說真話的知識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在1959年三四月的上海會議上，毛澤東大講海瑞，提倡海瑞精神，還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讓彭向海瑞學習。就是在這次上海會議會上，毛澤東還談到彭德懷，他說：「我這個人是被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懷同志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僅跟彭德懷一個人這樣，跟其它同志也是這樣，」這不僅僅是引蛇出洞，還暗藏殺機。在毛澤東心中，彭德懷是一個不聽話的人。黃克誠說：「早有一次，主席對彭開玩笑地說：「老總，咱們訂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黃克誠說，可惜彭德懷並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說就說。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先引誘彭德懷「犯我」，然後再將「犯人」的重武器打向彭德懷。 在會議的最初幾天，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在發言中承認河南共產風、浮誇風很厲害，影響全國，特向各省道歉。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了湖北的一些實際情況，心情顯得很沉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發言認為總的形勢不能太樂觀。有些人也對大躍進提出了種種批評。但在批評的同時，有些人維護大躍進，經常打斷批評者的發言。這使得一些想批評者感到有壓力，覺得不能暢所欲言。打斷發言的人除了保衛自己工作成績的「諸候」以外，還有羅瑞卿大將、譚震林副總理等人。 在會議參閱文件中，有幾份否定「三面紅旗」的資料。如《李雲仲仲同志的意見書》，江西省委中級黨校的材料，廣州軍區四十二軍政治部的報告，各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對「三面紅旗」的批評，等。毛澤東都不加表態地批給與會者參閱。 有些參加會議的人看到所發的這些文件，強化了「廬山會議要反左」的看法。其實，這些文件也是為了「引蛇出洞」。毛澤東在7月10日和16日還兩次召見他的幾位「右派朋友」談話，他們是周小舟，周惠、李銳、田家英等，談話是輕鬆愉快的。講了很多「私房話」、「知心話」。書生李銳天真地感到：「山中半夏沐春風，隨意交談吐寸衷」，「登樓再度群言堂」，「都覺暢懷言已盡」。實際這兩次談話是火力偵察，看一看反對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了解一下反對者的動靜。毛澤東多次說他有幾個右派朋友，其實，他的那些右派朋友都沒有好下場。毛澤東熟讀中國古籍，對君王之術爛熟於心。經過江西肅AB團、延安整風、高饒事件、反右鬥爭等一系列實踐，毛澤東整反對派的技術已經得心應手，爐火純青。 說是半個月的會，已經開到超過了半個月，也沒有散會的意思。除了毛澤東以外，誰也不知道會如何繼續開下去。會議進程和內容全在毛澤東一人心中。毛澤東也不事先透露他的意圖，都是臨時發表講話，引導會議走向。而他的講話事先沒跟任何人商量，也不向人事先透露，都是突然襲擊。這就是中國當時政治制度的特點。 二、彭德懷為民請命 彭德懷是毛澤東在井崗山時期的戰友，那時兩人關係很密切，彭要找毛澤東談事推門就進，直呼「老毛」，如果毛澤東在睡覺，就揭開被子和他說話。1949年以後毛澤東已位處九鼎之尊，彭德懷還沒有想到退居臣下，不喜歡叫「萬歲」，不喜歡唱《東方紅》，不習慣稱「主席」，還是稱「老毛」。這在中國皇權制度中已經犯下大忌。 在「大躍進」的時候，彭德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大躍進剛剛開始時，他也曾興高采烈，積極得很。但他接觸實際以後，幾個月就改變了看法。  1958年11月的武昌會議時，彭德懷參加西北小組。在討論公布1958年糧棉數字時，有的人說糧食產量在1萬億斤以上。彭說糧沒有那麼多。譚震林對他客氣地提出了批評：「老總啊，你這也懷疑，那也懷疑，怎麼辦呢？」後來毛澤東說公布7500億斤，彭同意了，但心中還有懷疑。 武昌會議閉幕後，彭德懷到湖南考察，他覺得糧食產量沒有公布的那麼多。在平江縣他還發現了數字造假的情況。他認為按公布的糧食產量確定的1200億斤的徵購任務太重。在株洲，他給中央發了一個電報，說不能徵購1200億斤糧食，只能徵購900億斤。在湖南考察時發現農民挨餓的情況，連「幸福院」的老人一天也只能吃二三兩米。有一位紅軍時期的傷殘老戰士，暗中遞給他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谷撒地，薯葉枯，青壯鍊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嚨胡！」農民悲慘的生活，幹部們的胡作非為，是他在湖南老家親眼目睹的。上廬山以後，他怎能昧著良心不「鼓嚨胡」？他在湖南考察是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陪同的。後來這成了周小舟的一條罪狀：為彭德懷提供「炮彈」。 （未完待續）  

（接上期） 共產風共颳了五次的江蘇省曲唐公社胡庄大隊。十二條下達後，強調退賠兌現。當然，要完全兌現是很難的。只要兌現一點農民就感激不盡。七隊社員劉文彬退賠得到了13元錢，高興得不得了，說：「再不好好生產，就對不起毛主席。」七隊社員馬金榮退回了兩件農具，高興地說：「做夢也想不到拿去的東西還能拿回來。」兌現的第二天早上，隊長的喇叭還沒有喊，社員已經到齊，個個爭做重活，一會兒功夫就把公路兩邊全都種上了蠶豆。  1961年2月4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洛陽地委關於退賠的報告。這個文件介紹了靈寶縣大王公社「政策兌現」的情況。時任洛陽地委書記的紀登奎親自到這個公社抓中共中央「十二條」的落實。層層召開「兌現會」。但是，「各大隊兌現退賠的財物合計，只佔平調總數的23%」，退賠中最困難的是，大辦鋼鐵的虧損，興修水利的虧損，公社無法向大隊退賠。於是，「地縣社工作組決定，在元月1日，又召開第二次兌現會，除了大辦鋼鐵和修水利平調的財產以外，其它基本上退賠徹底了。」中共中央將大王公社的退賠經驗向全國介紹。 要求各地「充分發動群眾，真正依靠貧僱農和下中農，經過幾次嚴肅的鬥爭」來搞退賠工作。實際上，鬥爭再嚴肅，公社也無法退賠已經消耗了的財物。例如，直到1961年6月，四川省眉縣大辦鋼鐵中平調走的財物，基本沒有退賠；大辦水利、大辦交通的調走的財物，只退賠了一小部分。 中共四川省委退賠委員會辦公室的一份報告中提出，在退賠中，縣、公社一級沒有錢退賠，要求財政拿錢出來；而財政又拿不出錢。各地工商部門組織生產出一部分退賠物資，但由於平調單位沒有現金支付，以致這批物資積存起來，退不到社、隊和社員手中。  有些地方在退賠時定了很多限制。江蘇省東台縣盧南大隊規定：「在退賠時，苗豬和小肉豬退還給社員，母豬還是全部歸集體飼養，以免發展資本主義。」「糾正共產風是人民內部的事，地主富農沒有參加運動的權利，對地主富農被颳走的物資，暫不清算」。 據1961年8月統計，全國平調總數為250億元（較原來估算的111億元增加了1.4倍），已退賠了的占平調總數的20%-30%。經過退賠，大部分人相信今後「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像個過日子的樣子了。」但是，退賠普遍不徹底，據各地統計，實際退賠到社員手中的，只佔平調數字的20%-30%，其中實物退賠很少。有的地方又發生了新的平調現象。在1961年夏收中，有的地方還沒收群眾自留地產的小麥，頂上交任務；有的把自留地產的糧食頂分配口糧食。  五、擴大農民自由，但執行中遇到意識形態障礙 集體組織不能保證農民的生活，只好給社員一點自由，讓他們自找生路。從1959年春夏之交開始，對農民的某些政策開始鬆綁。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為改變牲豬頭數大量減少的問題，採取公社各級集體養豬和社員家庭私養並重的方針，兩條腿走路，雞、鴨也是如此，為此，必須分配社員一定的自留地，按人口計算，不超過每人平均佔有土地的5%，也可以按豬計算，每頭豬撥給一分或二分自留地。  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又發出四點指示：一，社員私養的豬羊雞鴨兔賣得價款歸社員個人所有，為了經營自留地和養豬羊雞鴨兔，每月給社員放假幾天；二，恢復自留地，不管喂不餵豬，都給自留地。自留地的產品不征公糧，不派統購任務，但自留地不準社員出賣、出租和私自轉讓；三，鼓勵社員利用零星空閑時間，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土地利用起來。這些土地誰種誰收，不征公糧，不派統購任務。四、房前屋後的零星樹木（包括竹木果樹）歸社員私有。  恢復自留地和家庭飼養以後，又放開了農村集市貿易（有的地方稱為「自由市場」），以調節農民家庭種養產品的餘缺。以江蘇省為例，集市貿易是1960年底和1961年初允許恢復的。到1962年有了一定的發展，幾年不見的生畺、百合、荷藕、荸薺、茨菇都有賣的了。農村集市貿易的商品流通量，大致占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15%左右。集市貿易剛開放時，食品的價格比國家牌價高出兩倍以上，高價格剌激生產，使東西逐漸多了起來，價格也下降了，到1962年6月，食品只比國家牌價只高出百分之幾十。 雖然開放了自由市場，但還是把自由市場當作資本主義的東西。黨內規定，黨員幹部不得到自由市場上買東西。 這些政策是受農民歡迎的。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如果出現偏向農民利益的情況（即偏右），各級黨委立即制止。中共廣東省委很快發現並糾正了農村副產品自給部分過多的現象。《宣教動態》1959年第60期發表了廣東省委的作法，8月1日，毛澤東就作了批示，認為「這是一個大問題，必須一律採取措施，改變現狀」。中共中央於8月19日轉發了這個材料和毛澤東的批示，要求「適當限制自給部分，儘可能按照城鄉需要增加商品部分」，「切實做好農副產品的收購工作」。 這實際是壓農民的肚皮，讓農民不吃，保城市、保出口。 實際上，有些地區並沒有按中央5%的要求給足自留地。江蘇省全省平均只佔4.7%，有的地方不足4%。一部分幹部認為自留地和自由市場「是資本主義」，怕影響集體生產，怕社員搞「自發」，對於恢復自留地的規定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 四川省根本沒有執行中央關於自留地的指示。 六、實行責任田，僅是暫時措施 在農業集體化以後，農村實行生產資料公有、集體勞動、統一經營、統一分配的原則。怎麼分配？按工分分配。工分掙得越多，分得的勞動報酬就越多。開始是「死分死記」，壯勞動力勞動一天記12分，普通勞動力勞動一天記10分，婦女和幾童勞動按勞動能力不同，一天記5分或6分不等。但「死分死記」的辦法造成出工不出力。後來又發展為「死分活評」。每天勞動以後，晚上開會評工分。但評工分時拉不開面子，很難評出真正的勞動成果。後來又發展為「定額包工」的辦法。這一畝地交給你鋤，鋤完了，再檢查一下，如果合格，就給你30分。從包工發展到包產到組，最後發展到包產到戶。所謂包產到戶，就是這塊地包給一個家庭，上交集體1000斤，多餘的歸自己。責任越明確，勞動和分配掛鉤越緊密，勞動積極性就越高。包產到戶也叫「責任田」。但是，包產到戶主要生產過程是家庭經營，打破了集體經濟統一經營、集體勞動、統一分配的原則，因而被認為瓦解集體經濟、走資本主義道路。 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有些地方實行種種變相的包產到戶。這實際是生產隊自發搞起來的，1959年5-7月就出現了。1961年初春安徽省委推廣，安徽10戶農民中有8戶參加包產到戶。當時把分到農戶的田稱為「救命田」。各地也先後採取了同樣的措施。如甘肅的臨夏、浙江和四川局部，參加包產到戶的農戶十中有七。廣西龍勝、福建連城和貴州全省，十中有四。廣東、湖南、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也有大體同樣的比重。到了1962年5月，劉少奇和鄧小平都認定，全國包產到戶者至少已佔總數的20%。  「救命田」的形式是不一樣的。例如，廣西出現了7種形式：1，分田到戶；2，包產到戶；3，「公私合營」，即早造私人種，晚造集體種；4，「井田制」，即徵購田集體種，口糧田個人種。有的實行三三制：即口糧田，上交田，照顧田；5，「抓大頭」，即畲地分到戶，水田集體種；6，山田，遠田，壞田分到戶，誰種誰收；7，化整為零，即過小地劃分生產隊，有的成了兄弟隊、父子隊。江蘇省有些地方在全部農活包到戶的同時，還以「定田到戶，超產獎勵」的辦法，實行了全部或部分農作物（如山芋等）包產到戶。  然而，包產到戶是和共產黨的理想相悖的，也是與集體化的方針相悖的。在三年饑荒以前的1956年，浙江省永嘉縣委農業書記李雲河和縣委農村工作隊隊長戴潔天，就在這個縣的燎原合作社搞過包產到戶的試驗。從生產看效果非常好。當時毛澤東認為，「包產到戶是方向問題」。1958年初，李雲河成了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消職務，勞動改造。戴潔天成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雙料罪犯，押回原籍管制，舉家遣返農村。  在三年大饑荒中，挽救危機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包產到戶。如果沒有這項措施，可能還要餓死更多的人。但是，對這是群眾的自發的救命措施，省、縣級領導人只能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只有安徽的曾希聖1961年才明確支持並推廣，不過，曾希聖也是採取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辦法，對外稱「包工包產責任制」，實際搞的是「包產到戶」。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包產到戶的態度微妙而多變。在1959年，由於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饑荒嚴重程度估計不足，對剛露頭的包產到戶極力打壓。1959年11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揭穿「包產到戶」的真面目》，指出，「包產到戶這種毒草必須連根拔掉，一丁點也不許留！」同年12月4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包產到戶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的綱領》的文章，把反包產到戶和反右傾結合在一起。 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轉江蘇省委的《關於立即糾正把全部農活包到戶和包產到戶的通知》，中共中央的按語中說，「把全部或者大部農活包工到戶或者包產到戶的作法，實際是在農村中反對社會主義道路、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作法，凡有這種意見和活動的地方，都必須徹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1959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河南省委關於幾個典型材料的報告》，河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是9月29日寫的，並作如下批語： 這個報告所反映的情況很值得注意。河南省委候補委員、新鄉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同志和洛陽地委第一書記王慧智同志，借著整社和包工包產的機會，推行所謂「地段責任制」，重新丈量土地、定界碑，主張把土地、牲畜、農具、勞力等，按戶包給家長，在家長指導下幹活，他們讚揚所謂「滿地人，不成群」的單幹景象。他們想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倒退為「一小二私」的互助組或單幹戶。這裡明顯暴露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對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實質，是根本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這種思想直接反映的是一部分富裕中農的要求。但是，歸根結底，最後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企圖使資本主義在農村復辟，實質是反黨反人民的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如果不徹底地加以肅清，黨的總路線是不可能順利貫徹的，社會主義建設是不可能順利進行的。對於這種思想，各地黨委應找出一批典型材料，組織黨員幹部進行深入徹底地揭發和批判，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險惡面目徹底揭露，把他們的市場縮小得小而又小，把一切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徹底搞臭，以保證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貫徹執行。 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轉了農業部黨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批評「今年五、六、七月間，農村中曾經出現了一股右傾的邪氣、歪風，搞什麼『生產小隊基本所有制』、『包產到戶』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破壞集體經濟」 也是在10月15日，中共中央轉發湖南省委關於在十個公社中選擇十個大隊整社試點即進行兩條道路鬥爭的經驗，中共中央的按語說：「目前農村中正在進行著一場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場鬥爭是十年來農村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繼續，是一場很激烈很深刻的階級鬥爭。」  在當時那種意識形態條件下，在政權機構內部反對「救命田」的力量相當強大。有些領導人，批判右傾比毛澤東還要堅決。據對有關文獻的分析，中共中央上述四個報告的按語，除湖南這個報告經過毛澤東的修改以外，其它都不是出自毛澤東之手。 到了1960年底，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才真正知道饑荒的嚴重程度，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才以生產責任制的名義默許包產到戶，但不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在不同時間對曾希聖說的三句話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包產到戶的微妙態度：1961年3月15日說：「你試驗嘛！搞壞了檢查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產10億斤糧食，那就是一件大好事。」1961年7月說：「你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1961年12月說：「生產恢復了，是否把這個辦法（指責任田）變回來。」  1960年以後，由於大量餓死人，中共中央再沒有打壓包產到戶，包產到戶在各地發展很快。到1962年秋後，饑荒稍有緩解，中共中央就明確表示，包產到戶是資本主義道路，下令各地「改正」。 原來搞包產到戶比較多的地方，為了擺脫政治上的困境，就千方百計地淡化包產到戶的情況。廣西桂林地區龍勝縣是搞包產到戶比較有名的地方。1962年6月6日到7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陶鑄和王任重，到龍勝縣聽彙報，召開座談會。他們寫的《關於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問題――在廣西龍勝縣舉行的座談紀要》中寫道：「情況表明，絕大多數幹部和群眾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目前形勢的主流。同時確有一部分貧下中農對社會主義道路發生了暫時的動搖；也確實還有一小部分地富分子和少數富裕中農留戀資本主義道路，積極進行單幹。但這不是主流。原來估計全縣有60%甚至70%的生產隊單幹了。事實上單幹並沒有那麼多。那是因為界限不清，把那些正確地採取田間管理責任制和其它基本上仍是集體經營的生產隊，都算到單幹裡面去了。」這個報告表明，在最困難的時刻，中國農民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很需要這樣的報告，7月22日，毛澤東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印發中央工作會議各同志。這個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  為了推動改正「責任田」，1962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以《安徽改正「責任田」情況》為題，向全國轉發了安徽省委關於改正責任田的總結。這個文件介紹，據最近統計，安徽省已改正「責任田」的生產隊有60100多個，占實行「責任田」生產隊總數的23%。這個文件說，從改正責任田過程中揭發出來的大量材料說明，實行責任田雖然不到兩年，但是已經暴露出來許多嚴重惡果：生產資料支配權已逐漸轉移到個人手裡，生產資料所有權發生很大變化；生產上不能統一計劃，不能統一使用勞動力；統一分配受到破壞，集體和國家利益受到損害；四，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農民中個人主義、自私觀念日益發展，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想逐漸削弱。  改正責任田的過程是一次批判資本主義的過程，當初實行責任田的積極分子，從死亡線上救助農民的基層幹部，卻遭受到打擊。這種打擊不僅在改正的過程中，在以後的「四清」和「文革」中，還加倍清算這筆政治帳。 七、下放城鎮職工，減小糧食壓力 糧食徵購是為了滿足城鎮的需要。工業上得太快，城鎮人口增長太快，使農業不堪重負。陳雲說，三年來招收職工2500多萬人，使城市人口增加到1億3千萬，現在看來，並不恰當。 大躍進中，各地上的工業項目太多，造成物資、財政十分緊張。因此，「下馬」一些工業建設項目，精簡城鎮人口，是解決糧食不足和緩解緊張氣氛的一個必要措施。陳雲對此作過精確的計算，他說，下鄉1000萬人可以少供應糧食45億斤，下鄉2000萬人就可以少供應糧食90億斤。  在大躍進中，由於要儘快地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大批農民進城當了工人，成了吃商品糧的人。他們由農民身份變成了工人身份，他們的社會地位上升。但是好景不長，糧食一緊張，他們就成了精簡下放的對象，又由工人變成了農民，社會地位下降。千萬個家庭由此經歷了一次悲歡離合。陳雲建議，「凡是近三年從農村來的，一般地都要動員他們回去。那裡來的，就回到那裡去」。  精簡職工從1959年在一些地方就開始了。但精簡人數不算很多，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後，「三面紅旗」重新高高舉起，各地又進一步招工。由於國民經濟嚴重困難，資金和原料不足，一些工廠無法開工，大批工廠被迫關、停、並、轉，一些基建目被迫停止，成千上萬的工人無事可做。大規模精簡職工是從1961年伴隨著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的。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5月31日，陳雲在會上作了「動員城市人口下鄉」的發言。他說，要解決糧食緊張問題，有四條：第一，繼續調整黨在農村的政策，如貫徹中央十二條緊急指示等；第二，工業要大力支援農業；第三，進口糧食，但沒有外匯，沒有運輸力量；第四，動員城市人口下鄉。以上四條，第一條是基本的，第二、第三兩條有時間和數量的限制，第四條則是必不可少的，非採取不可。 中央接受了陳雲的建議，1961年6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提出在1960年的基礎上，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以上。同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核實城市人口和糧食供應的緊急指示》。中央一聲令下，各地加緊執行，大批城市居民扶老攜幼回到了農村。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下達《關於進一步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又加強了城鎮人口下放的工作。 當年到底有多少城鎮人口下放到農村？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准中央精簡小組《關於精簡任務完成情況和結束精簡工作的意見報告》中說，從1961年到1963年，全國減少職工1833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口減少2800萬人。 在中國當時那種制度下，不管做什麼事，中央一聲令下，各地總是要超額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下放城鎮人口任務也是如此。吉林省的下放指標是81.2萬人，實際下放98.0萬。 河南省任務是109.9萬人，實際下放120.6萬人。 福建省的任務是87.3萬人，實際下放94.5萬人。 除了近三年進城農民以外，城市中其它弱勢群體的部分人口也被迫下放。上海市在1961年到1963年間，將社會閑散戶和無固定工作戶計6000戶、2.6萬人遷往安徽農村。 在齊齊哈爾市，1960年下放了11.4萬人，其中在城裡的盲流3.5萬人，無固定職業的5.6萬人。 在有些地方，勞改、勞教人家屬，如果在農村有家的，也要下放，這種家庭里超過16歲的學生，也是下放對象。 在精簡職工、壓縮城市人口的過程中，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因而遇到一些阻力。被精簡的職工，有的是城市戶口，在農村無依無靠；有的早就脫離農村，在城裡已經成家立業；如果下鄉務農，不僅生產勞動、衣食住行等方面實際困難很多，而且農村並不歡迎他們。因此，精簡職工的阻力很大。以安徽省蚌埠市為例，1961年計劃壓縮城市人口35600人，到10月底，只完成任務28390人，很難完成當年計劃。11月份市委召開擴大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把剩下的指標進一步下達到各個部門，要求所有的企業事業單位，摸底排隊，落實計劃，該停的停，該並的並，該減的減，把一切可以精簡的人員，迅速壓回農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了1961年的計劃，1962又下達了25000人的計劃。 有些地方在精簡過程中還出了些小亂子，如江蘇省常州市大明紡織廠1962年5月20日到23日，70名安排下放回農村的老工人，集體鬧事，經過幾天的說服工作，事態沒有擴大，這70名工人還是老老實實地回農村去了。 也有的城市，一些確定去農村的城市人口並沒有去農村，而是逗留在城市通過種種不合法的手段謀生。但總的說來，兩千多萬人從城市下放到農村，沒有出什麼大亂子，是很不容易的，這隻有在中國的制度下才能做到。毛澤東曾說：「我們的人民好啊！幾千萬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 實際上，這幾千萬人回到農村，留下了大量的遺留問題，受害者中的部分人，幾十年來一直上訪告狀，70年代，我在新華社天津分社工作時，就接待過不少這樣的來訪者，以求得到公正的解決，但很少有如願者。 八、整風整社，把責任推給基層幹部 上述糾錯措施，都是針對「三面紅旗」中過激的問題，事實上正是「三面紅旗」造成了大饑荒。所以，一糾錯，就會傷及「三面紅旗」，一傷及「三面紅旗」，就觸動了毛澤東等人最敏感的神經，認為有一股「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認為大量餓死農民的原因不是「三面紅旗」，而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 「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來自何方？毛澤東認為，在上層來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在基層則來自地、富、反、壞、右。他們反對「三面紅旗」，是他們造成了農村的嚴重問題。自從1960年底信陽事件在黨的高層揭露以後，毛澤東就把過去九分之一（「一個指頭」）的問題改為「三分之一」的地方有問題。而這三分之一的問題是基層幹部中壞人掌權造成的。這就把農民受摧殘的原因歸罪於基層幹部。 1960年11月10日， 中央精簡幹部和安排勞動力五人小組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關於中央一級機關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情況的報告》。11月15日，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上批示：「一定要在五個月內把三分之一地區的形勢扭轉過來，爭取1961年的農業大豐收。」「全國大好形勢，佔三分之二地區；又有大不好形勢的佔三分之一地區。五個月內，一定要把全部形勢扭轉過來。共產黨要有這樣一種本領，五個月工作的轉變，一定要爭取1961年農業大豐收，一切壞人壞事都改過來，邪氣下降，正氣上升。」在同一報告上，毛澤東批給周恩來一句話：「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  196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在《關於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問題的指示》中進一步闡述了民主革命補課問題。其中寫道： 山東、河南、甘肅三省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情況，你們已有所知。現將中央監委工作情況反映215號轉發給你們。這個反映中描述的貴州省的遵義和畢節地區的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嚴重情況、特別是幹部中極其嚴重的鋪張浪費、貪污腐化、破壞黨章、違法亂紀、不顧人民死活的情況，有些簡直不能令人想像，其中某些反革命破壞行為，顯然是封建勢力在地方上篡奪領導、實行絕望性的破壞性報復。這是農村中階級鬥爭最激烈的表現。要知道，中國農村人口中還有8%的地富分子及其家屬，連同城市的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家屬，總共佔全國人口10%左右。他們中間絕大多數人都經過不同程度的社會主義改造，現在已經生活在農村和城市人民公社中，在種種企業、事業、學校、機關、部隊中，至少也生活在街道組織中。因此，我們有絕對必要改造他們。但是，他們中間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也天天在影響和腐蝕我們。其中，未被改造和不接受改造的最堅決的最隱蔽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極端仇視，有意識地隨時都在準備「借屍還魂」篡奪領導，實行報復和瘋狂掙扎。毛澤東同志說，我們不僅要繼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且還要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務。革命勝利，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生產關係的改變，經過一定時間是可以實現的，而上層建築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則需要更多的時間。只要我們領導疏忽麻痹，政策出了偏差，反革命分子利用鑽進來的機會，把我們中間的革命動搖、意志薄弱的人拖過去，使部分地區、單位、至少個別地區、單位黨的領導變質，隨著也就極大地破壞現在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這個材料揭發的事實中，已有不少明證。由此可見，整個社會改造是一個長期而艱苦的階級鬥爭任務。反革命分子只要存在一天，決不會自動放棄他們絕望的破壞和掙扎，我們對他們萬萬疏忽麻痹不得。孫中山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我們可以拿來借用…….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沒有從制度、政策、指導思想方面尋找大饑荒的原因，而把大量死人的原因歸罪於早已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地、富、反、壞、右。說是因「民主革命不徹底」，而使階級敵人篡奪基層領導權。這顯然是違背事實。河南信陽是革命老區，民主革命就很徹底。但也被毛澤東定為「民主革命不徹底」的典型。因此，一些餓死人較多的地方，都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就是像土地改革時期那樣，像鬥爭地主惡霸一樣鬥爭基層幹部，讓農下中農申冤訴苦，然後全面奪權。（見本書「禍起中原」一章中「信陽事件」）本書作者在九十年代到甘肅、四川、廣東等地了解當年情況時得知，在民主革命補課中，也像信陽一樣，有大批農村基層幹部受到摧殘。 1962年10月，中央派到四川的工作組對據四川省合川縣作一了次調查，調查結果是：由於反瞞產私分、反右傾、整風整社等運動，農村幹部受打擊的面很廣：全縣共有幹部25283人，自1959年到1961年，共處理了5184人，占幹部總數的20.5%。其中，公社黨委書記被處理的佔60%，大隊正副書記被處理的佔57.2%，生產隊正副隊長被處理的佔24.8%。  中國農村的基層幹部中，的確有一批流氓地痞，他們藉助國家政權，狐假虎威，欺壓百姓。但其中多數人是在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才傷害了農民。有些人在執行中過激了些，才對農民造成了更嚴重的傷害。這中間雖然有幹部素質低下的原因，但其責任應在中央，而不能讓一些基層幹部當替罪羊。 九、幾個重大錯誤一直堅持到底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一波三折地調整極左政策，也曾下令糾正農村幹部作風，改變1958年大躍進中一些過激的作法，但是，在幾個重大的問題上，沒有採取切實措施。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糧食問題上對農民見死不救，繼續高徵購，繼續出口，從而加劇了饑荒；二是在建設速度和經濟指標上，繼續堅持大躍進，遲遲得不到調整。 1958年冬就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1959年春天餓死人更多。也就是說1959年春天，大饑荒已經全面出現。面對成千上萬的農民在死亡線上掙扎，執政者在糧食上沒有採取應急救助措施，反而繼續從農民口裡剝奪糧食，繼續出口糧食。 國務院秘書廳1959年4月6日，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毛澤東於4月17日作了批示，只採取兩項措施：一是將這兩個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內送到15省委第一書記手中，請他們迅速處理；二是給15省在京開會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毛澤東認為這是「暫時的（兩個月）緊急危機」。 對這麼大面積的危機，毛澤東沒有採取全局性的措施，還是當作局部問題交給地方自己處理。特別是沒有在糧食上鬆口。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