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多城限制示威並延長宵禁 警方加強部署應對周末抗議
2026 年 10 月 23 日
文/清簫 如果給晚明政治劃分不同的階段，可以概括為有張居正的時代和沒有張居正的時代。張居正執政的時代總體非常正面，國家上下一致，「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明史》），即使在萬里之外的地方，早上下令，傍晚即可實施。他撒手人寰後，國家逐漸失去主心骨，越來越散，越來越不嚴格。官員目睹鞠躬盡瘁的股肱之臣死後被抄家，心想：認真做事的人換來如此下場，又何必再認真？ 然而任何一種執政作風都不會百利而無一害或百害而無一利，張居正的鐵腕和操切作風引發反彈的同時，也迎來一段奔放的短暫時期，這段時期的自由是值得肯定的。 輿論牽制廟堂 政治言論奔放 譬如有個經典案例：萬曆十七年，雒於仁上疏罵萬曆皇帝有病，不是說身體有病，而是人品精神有病。該疏題為《酒色財氣四箴疏》，嘲諷萬曆貪財、好色、貪酒、尚氣。 萬曆看完後像個挨打的小孩一樣向幾個大臣訴苦，為自己鳴不平。最後在申時行等人的勸說下做出讓步，只是暗示雒於仁辭職，沒有引發更加嚴重的報復性處分。即使萬曆本人不怎麼好，但當時得饒人處且饒人的政治氛圍的確起到了制約作用。 雒於仁的意義在於他開了一個先河，之後諸臣聽說如此具有諷刺性的上疏沒有換來廷杖或生命危險，於是紛紛大膽起來，一個接一個上疏提意見。 萬曆（圖：公有領域） 大臣之間的關係也出現微妙變化，言論自由意識顯著增強。許國的一段話反映出萬曆年間下級對上級態度的變化：「小臣百詆大臣，輒以為不可屈而抗威權；大臣一侵小臣，便以為不能容而沮言路。」 其實明朝的制度除廢宰相外，一直以來在權力互制方面都做得不錯，特別是以下制上。如六科官小而權大，可封駁聖旨，制約皇帝，聖旨必須經六科通過才能生效。六科若覺得聖旨不周全，發給六部時可以進行「科參」。顧炎武《日知錄》稱：「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而且士大夫自明初起便以敢言為榮，形成風氣。到晚明萬曆年間的一段時間裡，小臣彷彿才是老闆，大肆批評大臣種種不好。大臣剛開口發飆，小臣便展現出極強的維權意識：「你阻我言論自由。」 （圖：Adobe Stock） 那時上至高官，下至游棍，幾乎所有人都熱情地議論時政，罵昏君與惡官，聽者也通常不會舉報誰批評皇帝朝廷如何。沈一貫在談到私議朝政時說，以往百姓只是在街頭巷尾耳語而已，如今「通衢鬧市，唱詞說書之輩，公然編成套數，抵掌劇談，略無顧忌，所言皆朝廷種種失政，人無不樂聽者。」這種反權威現象不同於秦末、隋末和晚唐，萬曆年間沒有天下大亂的局面，仍處於太平時期。 順便一提，明朝的百姓其實受到很好的保護，儘管有些時期政治黑暗，我們卻不該以偏概全。明太祖時就已規定，當官方渠道未能解決問題時，百姓有權將貪官污吏捆綁，直接到京城交給皇帝判決，而且皇帝要補貼百姓的路費。明初宣德年間新淦縣就發生過一起這類事件，縣民把欺壓他們的縣丞厲中綁了，還殺死一名軍官。宣德皇帝親自審案並判該縣丞死刑，公正為民，所依法律為《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變良民，因而聚眾反叛，失陷城池者斬。」諸位不妨對比一下現在21世紀的中國，真的比明朝進步嗎？ 明宣宗（圖：國立故宮博物院） 晚明民間強大的輿論力量直接左右著官員的升降，吵了15年的太子問題竟然因受流言飛語所迫而敲定，的確是個好玩的現象。 若要世道昌 去了八狗與三羊 輿論代表人物之一是山人樂新爐，他散布的飛語幾乎無人不怕，無人不知。有一件特別搞笑的事：樂新爐將民意認為糟糕的官員說成狗和羊——「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與三羊」，廣為流傳。他並宣傳正面的十君子，其中代表人物是敢言的鄒元標。這幾位正負人物合稱十子、八狗、三羊。 雖然這像是中國古代很常見的口號，似乎不會產生嚴重後果，但被他列為八狗之一的張鼎思忐忑不安。據《萬曆野獲編》，張鼎思原本是吏科都給事中，後來被謫為幕僚，覺得冤屈，特意向皇帝解釋：「樂新爐肯定搞錯了，那個狗本來說的是別人，誤換成了我。」於是他「榮幸」獲得一個響亮的新外號——「張換狗」。 同樣狗官榜上有名的胡汝寧、楊文舉受此流言影響，在吏部和都察院考核後均被罷免。當時有人甚至認為，大太監馮保被貶也是拜樂新爐所賜。 值得重視的是，樂新爐掀起的輿論極大影響著吏部和都察院，在民間起到強大監督作用的同時，也導致人心惶惶，加劇了官員之間的派系劃分和對立。 （圖：Adobe Stock） 「隱形人」寫的「妖書」 萬曆年間最大的紛爭莫過於國本之爭，究竟是遵守祖制立皇帝不喜歡的皇長子，還是立寵妃鄭貴妃所生的皇三子，抑或繼續拖延，全民熱議，文官劃派，萬曆皇帝卻不儘早拍板，耗費了大明王朝15年的精力，開啟了間接導致明朝最終滅亡的黨爭。寡斷麻木的萬曆也因不堪忍受文臣反對，索性20多年不上朝，大量文件已讀不回。 有趣的是，最終迫使萬曆就太子問題拍板的是流言飛語：一篇於萬曆二十六年在民間盛傳的文章《憂危竑議》。該文作者為化名「朱東吉」，猛烈抨擊鄭貴妃及朝臣中的「溫和派」，稱他們有奪儲的陰謀，一時震動朝野。該文被萬曆視為「妖書」、「妖言」，不過所謂「妖」只代表官方立場。 （圖：Adobe Stock） 萬曆勃然大怒，卻抓不到作者，鄭氏家族不得不表態支持即刻立皇長子為太子，因為若再不表態，就等同於默認他們在醞釀陰謀。於是皇帝被迫向輿論妥協，於萬曆二十九年正式定長子為繼承人。 這一起所謂「妖書案」過後還不算完，又出現一篇《續憂危竑議》，說皇帝立皇長子只是迫不得已，有意更換太子，把已退休的朱賡調到內閣就是為了此事，再度引發軒然大波。萬曆迫不得已立太子是真的，但說朱賡參與更換太子著實是冤枉。官府這次也查不出作者身分，最後以替罪羊結案。 古代帝王立儲，通常要麼老實遵守嫡長子繼承製，要麼和心腹大臣商議後決定廢立與否，再者便是秘密立儲。譬如唐太宗經褚遂良提醒，最終決定立李治為太子；明成祖不喜歡長子朱高熾，偏愛次子朱高煦，猶豫之際，解縉一句「好聖孫」點醒夢中人；清朝從雍正開始秘密立儲。而萬曆朝的國本爭論持久，鬧得轟轟烈烈，主要是因為萬曆本人的寡斷性格、聽不進反對者的意見以及身邊缺少解縉那樣的高人指點。但從中也可見當時的輿論制約力度和臣民參與度，特別是清流派及其支持者的責任感。當然，這種宣傳陰謀論的流言也攪得官場人人自危，相互猜忌。 廟堂與天下 我認為反映晚明輿論與朝廷關係最精闢語，當屬《明史紀事本末》王錫爵和顧憲成的一段對話。 王錫爵吐槽說：「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顧憲成的回復相當經典：「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不是輿論偏要和朝廷對立，而是朝廷已不能反映民意了。 顧憲成及東林書院在野形成一個強大的輿論中心，批評時政，後來發展為朝廷中的東林黨，在晚明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家喻戶曉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便始於顧憲成。 （圖：Adobe Stock） 渙散不和 門戶之見 東林人士一開始不算是黨，其實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是很正常的事。而與東林對立的齊、楚、浙等黨把他們稱作東林黨，這些黨為抱團選擇倚靠魏忠賢，於天啟年間形成閹黨勢力。魏忠賢專權是明朝最黑暗的時期，迫害東林，殘害忠良，人神共憤。東林黨和閹黨間的腥風血雨，既可視為正邪較量，也可視為瓦解大明的分裂。 東林人士大多正直，如楊漣、左光斗等六君子，氣節值得讚許。但黨爭之弊確也不可小覷，因為大明此時已經沒有主心骨，朝臣變得意氣用事了。只要是對立派系就必然反對，已偏離制衡的初衷與裨益。 北宋也曾有此趨勢，王安石變法期間原本是君子政見之爭，彼此依然互敬；而到宋徽宗時，朝廷變味成激烈打擊異己的「戰場」，出發點由為公轉為為私，便是亡國之象了。歐陽修在《朋黨論》中辯得好，說「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重點應是君子與小人之別，像周武王三千臣子一心，和而不同，才是強盛之道。縱覽宋明，足知黨同伐異、門戶之見的危害。 崇禎年間與清議和與主戰爭論亦出現類似問題。大臣普遍吸取宋朝主和教訓的確不錯，明朝一直以來都有這樣的骨氣，從不簽辱國條約。但未必議和即賣國，主戰即忠國，取決於談判底線和原則。楊嗣昌所言東漢耿國變通應該是更合適的解決方向，應以議和為權宜之計。若徒有氣節卻不能救國，究竟是為虛名還是務實？戰爭時期過度猶豫和內部矛盾最易誤事，碰巧崇禎又寡斷搖擺，錯過最佳議和時機。楊嗣昌背後掣肘，與盧象升將相不合怎不是又一樁悲劇？此時到哪裡呼喚張居正、戚繼光和李成梁近乎完美配合的時代？萬曆年間在對待日本侵朝戰爭時，君臣基本上一致主戰援朝，可謂是抗日援朝獲勝的基石，那時的齊心後來也一去不返了。 （圖：Adobe Stock） 假設 兩種極端均要不得。晚明短時間的自由奔放與民權意識理論上有望推動制度變革，確實可貴，不能因為沒走到那一步便予以否定，可惜的是缺少明確的方向和充足的準備。 之前我看到有人以為萬曆年間的政治已經算是君主立憲、無為而治，這當然是謬論，其實只是君主「躺平」，比昏聵更糟糕。中國傳統文化一直都強調以民為本，如錢穆所言：「中國政治上從秦、漢下來，雖一直都有皇帝，但在思想上從來沒有說要專制」；且孟子早就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士大夫的主要意義就是以道義糾正君主過失，敦促君主重視民生民意，雖沒有單獨建立一個代表民意的機構和選舉，君主與朝政昏暗時期逆天逆民，但好的時期是做到了順應民意的。晚明出現這些狀況是因為高層不行了，民間的力量顯著突出，人人平等意識增強，是一個建立新秩序的契機。 如果要挑選一個最重磅的指南，在傳統道德的精華基礎上建立順應時代的新制度，也許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可能促成接近君主立憲的制度，不過可能性應該很小，而且他寫此書時大明已亡。明末皇帝不愛管事、受很大制約，但君權依然很強，想胡作非為時依然難以限制，只能勸諫；輿論有左右朝廷之勢，嚴格講卻不屬於民主雛形。雖然晚明沒來得及用上《明夷待訪錄》，但200年後晚清維新志士梁啟超、譚嗣同大力推崇該書思想，無心插柳柳成蔭。 假設明國祚再延長，會怎樣？依然不會樂觀。晚明政治內鬥是硬傷，看明亡之後的南明如何就知道了：大臣和福王派系的舊恩怨走向新的分裂，門戶之見依然延續，想根除內鬥只有重新洗牌一條路，不得不亡。南明不及南宋或東晉，晚明政治遺毒之深是重要原因。 （圖：Adobe Stock） 另在道德方面，南明反清義士華夏感嘆：「大明無鄉紳久矣。即有亦膏腴潔衣，多買田產為子孫計耳。」「只苦這幾個秀才為著明倫堂三字丹心耿耿，刻不能寐。」雖不乏英雄義士，但能指望那些唯利是圖、隨風倒的富人嗎？有人以為明初朱元璋如何不好，其實洪武朝在儒學倫理教育上的復興有著重大意義，明朝能有277年，傳統道德觀與責任感是比君主更重要的頂樑柱。晚明繁華中夾雜頹廢，當時崇禎很想歸正道德風氣，近乎比登天更難。 遙想大明風骨，雖遠猶近，如松柏常青，與日月同輝，在風雨飄搖的最後時刻，依然有人正氣凜然，視死如歸。楊漣獄中血書「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盧象升沙場吶喊「關羽斷頭，馬援裹革，在此時矣！」感天動地，永照汗青。冀以拙筆，繼續於「北京淪陷前夕」系列書寫大明最後的英雄與小丑、興亡和榮辱、繁榮的文化及影響數百年的大思想家，探究個中因果規律。敬請關注。 （未完待續）
文/清簫 如果有一台時光機讓現代人穿越回古代民間，那麼，有一個時期現代人可以很快融入，甚至會覺得除科技外沒太大差別，非常自由、好玩，這個時期就是晚明。上海在民國時曾掀起一陣晚明潮，明人小品一度洛陽紙貴，林語堂等大師也對晚明風極為推崇。 之前有朋友問我，為何最近寫的系列以晚明史為主題，在此我簡單聊一聊原因。當你讀懂晚明，再聯想當今，無需多言，自然心領神會其意義。 五千年間最特別的時代之一 中國歷史有「三晚」——晚唐、晚明、晚清。雖然每個朝代都有末年，但不是每個末年都可以稱作「晚」。「三晚」的共同點是，儘管政治已衰落，但文化、經濟、社會卻在進步。 唐朝的分水嶺是「安史之亂」，其後進入中唐和晚唐，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等問題削弱著這個強大帝國的實力。但也恰恰由於這一分水嶺，大唐從此在衰落的同時又進入一個新的繁華時代，較穩定的南方逐漸成為全國經濟中心。當時「揚一益二」，透過揚州與益州，可以看到不同於盛世長安的另一種繁華。晚唐的手工業依然十分發達，比初唐進步；文學出現新潮流，詩有小李杜，詞有溫庭筠，特別是詞的發展。晚唐文學受時代變化影響，更注重私情，有下啟五代詞的重要地位。至於晚清，大家普遍熟悉，我就不贅述了。 晚明也有其特殊之處，特別是萬曆年間張居正死後，朝廷官府日趨黑暗，皇帝越來越不管事，而社會自發地自由奔放，經濟文化高度發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思想上的變革。陽明心學頗受崇拜，又有何心隱、李贄這類被官方視為「異端」卻開啟新潮的大思想家。王陽明為凡夫俗子做學問，其「知行合一」說不僅影響中國500年，也使日本維新人士沉醉其中。 （圖：Adobe Stock） 民間呈現出很強的政治參與意識，熱衷於議論與批評時政和帝王，盛傳流言飛語，以輿論的非武力形式對官員、朝廷乃至皇帝構成巨大壓力，直接影響官員的任免與立太子的決策。晚明看似處在全面大變革的前夕，但結局只是改朝換代，而沒有發生類似英國光榮革命的變革。 晚明的文學清新通俗，率性活潑，尤其是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跨越時空和三百年後的民國大師形成心靈上的共鳴。如果把唐朝比喻為佛家，明朝就可以比喻為道家，縱觀整個明朝的大人物、大事件、氣節、文化，都能感受到強烈的耿直與真性情，晚明文化則將真性情推向一個新高度。 （圖：Adobe Stock） 關於晚明的時間跨度，通常指萬曆初（1573年）至崇禎煤山自縊（1644年）的近70年，經歷神宗（萬曆）、光宗、熹宗（天啟）、思宗（崇禎）四代皇帝統治，但尚無統一定論，也有說從正德或嘉靖開始。萬曆至崇禎大多數時間是太平的，農民起義主要是崇禎在位17年間的事，集中於西北，但對中原破壞不小；努爾哈赤正式叛明是從1618年算起，主要戰場在遼東，所以嚴重內憂外患的時間只有約20年。張居正1573年至1582年的改革使大明煥然一新，國富兵強，萬曆後來能取得三大征的勝利，且即使20多年不上朝，國家也能基本穩定，一定程度應歸功於張居正建立的雄厚基礎。 大明繁華早在1402至1424年永樂朝就已出現，但晚明的繁華和永樂盛世有很大區別。說到這裡，簡單講一講明朝的發展歷程。 永樂皇帝（明成祖朱棣）勤政節儉，知人善任，文治武功卓越，《明史》贊永樂盛世「幅隕之廣，遠邁漢唐」。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國到永樂盛世，再到仁宣之治，這一階段主要以帝王為主導，引導社會從元末亂世恢復至正軌，國君英明，政治清平，寬賦省役，興農愛民；但政治風氣總體冷峻，重農輕商，人們的理想追求以仕途為主。 （圖：Adobe Stock） 之後從正統到成化，君主的政治素質、治國能力不及明初，但社會觀念不再固守，棄學從商者越來越多，社會更加多元化。 成化以後到晚明，社會已經變得相當豐富有趣，許多人鄙視科舉和當官，靠賣小說、賣詩詞、售書畫、看相、黃白朮、做工匠等一技之長發財致富的人成為龐大群體，還有不少人當訟師（律師）。民間各種書籍琳琅滿目，如神怪小說、偵探故事、愛情、養生、育兒等，商家還有意引導消費者購買哪些書。 （圖：Adobe Stock） 此時，明人社會價值取向發生巨大變化，在農民、商人和文人身上體現顯著。讀書人掀起反科舉大潮，把秀才帽撕碎，戴上山人帽。明朝中後期的山人現象是歷朝中最突出的，可謂一大特色。蘇州出現農民不願種地的現象，他們湧入城裡打工，因為比種地賺錢多。以前自命清高的文人開始向商人低頭，有個典型例子：大文豪王世貞對朋友詹景鳳說：「徽州商人看見蘇州文人就像蒼蠅追羊膻。」詹景鳳回懟道：「蘇州文人看見徽州商人也像蒼蠅追羊膻。」王世貞聽後竟無言以對。這段對話反映出晚明商人的精神文化追求更高了，而文人則變得更加拜金。 這個時期的政治可劃分為弘治中興之治世、正德至隆慶的中葉時期、萬曆至明亡的晚明。我認為隆慶更靠近晚明，因為隆慶朝解決俺答問題等邊患及開放海禁的政策對晚明影響極大，是萬曆初年飛速進步的前奏。明中葉和晚明的皇帝中只有孝宗弘治可稱得上明君，而正德、嘉靖、萬曆、天啟都屬於離經叛道的類型，隆慶、崇禎則平庸。在此期間，皇帝的主導作用、素質和能力已大不如明初。 晚明最精彩之處，不在廟堂，而在民間。之前長期講張居正新政，現在我們不妨輕鬆一下，到大街上走一走。 （圖：Adobe Stock） 他們比我們更會玩 晚明人熬夜玩樂，通宵「追劇」。如崇禎二年中秋後的一個夜晚，二鼓已過，金山寺鑼聲震天，原來是有人叫小廝來唱戲，把寺里的和尚震得從睡夢中驚醒，全寺人都跑來圍觀。戲一曲接一曲，演罷還不夠盡興，一直演到天色快亮。連我們現代人也會覺得這樣通宵相當瘋狂。 那時的戲多到像天上的星河，不管文化水平高低、政治立場如何，大家都爭相寫劇本。被迫害致死的東林君子楊漣和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賢是晚明政壇的大人物，民間也有圍繞他們而寫的劇本，有多達上萬觀眾看戲，台下人山人海。 有一回演《冰山記》，演員上台念白說「我是楊漣」時，台下觀眾紛紛傳道：「楊漣！楊漣！」由近到遠，如海潮湧動，表達著對英雄的崇拜。戲演到魏忠賢杖打范元白、逼死裕妃的時候，觀眾雖安靜卻個個都咬牙切齒、面露怒色。待演到顏佩韋擊殺錦衣衛校尉的情節時，可謂大快人心，觀眾群起歡呼跳躍，喊聲幾乎快把房屋震塌。 （圖：Adobe Stock） 為何演到顏佩韋時觀眾如此激動？之前，魏忠賢迫害東林人士並逮捕周順昌時，蘇州百姓憤起抗議，出手打死一名旗尉。後來顏佩韋挺身投案犧牲，百姓都對他頗為敬佩懷念。 當時也有為魏忠賢洗白的劇本，比如阮圓海的劇大多詆毀東林黨，因此受民意唾棄，沒能出名。 蘇州是最好玩的地方，男男女女們聚集在荷花宕，場面甚為壯觀。天啟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全民傾城而出，大船小船都坐滿，有人甚至拿數萬錢還雇不到船，用山和海都不足以形容人多的程度。晚明文人袁石公形容說：「其男女之雜，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輥濤趨。」上千名年輕美女競相微笑，歌聲如波濤澎湃，這是何等熱鬧！ 這些男女們不滿虎丘中秋夜的躲閃，特意在六月二十四日正大光明地聚在一起。 （圖：Adobe Stock） 那麼虎丘中秋節又是怎樣的壯觀？張岱在《陶庵夢憶》中回憶，無論是士大夫，還是少男、少婦、妙女、戲婆、聲伎、奴僕，甚至包括惡少、騙子，不管本地的還是外地的，無不聚集此地。夜幕降臨後，有百十處奏樂，聲音如雷轟鼎沸，想跟身邊的朋友聊天都聽不清對方說的話。夜深時，許多人依然留下，乘船戲水，每桌都演唱，南北腔調混雜，觀眾議論紛紛。直到半夜三更，仍有百十人像大雁群一樣排列而坐，這些夜貓子痴迷地沉浸在精彩的表演中，彷彿忘記時間。 聽說書也是不可或缺的娛樂活動。晚明的南京有兩位大明星——王月生和柳麻子（柳敬亭）。柳麻子說書水平極高，要提前十天送請帖和定金預約，即便如此也未必聽到，換成今天的說法可謂一票難求。 （圖：Adobe Stock） 晚明的客店是何等規模？假如你能穿越回那時的山東泰安州，會發現他們一家客店有二、三十間拴驢馬的槽房，有二十多處戲子的住所。據《陶庵夢憶》，宴席分三個等級，上等一人獨享一席，有十種佳肴、五種水果以及糖餅乾果，還有文藝團隊為顧客演戲，一人包席看演出；最下等數人一席，有各種美食，雖沒有演戲，但仍有彈唱。整個店內即使只算彈唱的人數就已經多到不勝枚舉，服務員多達一、兩百人，廚房有二十多間。諸位想一想，我們現代人到賓館，有幾家達到這樣的規模，吃飯包演出？晚明這樣的客店客人每天都有，絡繹不絕，可見消費水平之高。 （圖：Adobe Stock） 那時和朋友們聚餐聽歌，比我們現在唱卡拉OK還高級。他們現場創作、填歌詞，普遍文化水平高，我們還要看大屏幕上的歌詞，人家即興填。每逢聚會，必有美酒、美女、美文才。 那時的流行歌曲可謂高產。馮夢龍編纂的時調民歌集《掛枝兒》幾乎全是情歌，80%以上的時調曲是以女性口吻的，熱情奔放地歌頌愛情。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晚明流行歌曲不只在年輕人中流行，全國男女老少皆傳唱，而且走哪都能聽到，「酒廬茶肆，異調新聲」，「嬌聲充溢於鄉曲」（《博平縣誌》）。 （圖：Adobe Stock） 《鄆城縣誌》記錄晚明窮人也追求高質生活與時尚，「貧者亦槌牛擊鮮，合享群祀，與富者斗豪華」。又如《博平縣誌》：「販鬻廝隸走卒，亦多纓帽緗鞋，紗裙細褲」。《陶庵夢憶》也紀錄了越地掃墓的盛況，名曰掃墓，其實是趁機旅遊玩樂，連小戶人家也一定要坐舒服的船，而且一定要有音樂伴奏，歡呼暢飲。 晚明對穿衣的審美是怎樣的？時裝是什麼樣子？萬曆年間，「里中子弟，謂羅綺不足珍，及求遠方吳綢、宋錦、雲縑、駝褐，價高而美麗者，以為衣，下逮褲襪，亦皆純采，其所制衣，長裙闊領寬腰細折，倏忽變異，號為時樣。」（《通州志》）相比之下，約100年前，弘治、正德年間還有淳本務實的風氣。 想必諸位也已看出，晚明奢靡成風。凡事都有兩面，社會高度發達的同時，人心也不知不覺間醉生夢死。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起義規模浩大，朝廷財政枯竭，窮人被逼反，經濟繁華與窮途末路形成鮮明反差。明朝一直以來的國策是以東南養西北，東南始終是財源，而明末最大的危機恰恰不出在江南，而在西北，地域貧富差距大到只能以戰爭終結王朝的地步。 假如派一名記者穿越回去採訪南方民間的富人，他們的回答肯定是不相信大明會亡。走過270多年的風雨，總體上相當穩定，連土木堡之變的危機都能挺過，總有如于謙、王陽明、戚繼光、張居正、李如松這樣的英雄人物化險為夷，各大城市富裕繁華，1644年的他們一定十分詫異：怎麼說沒就沒了？明亡後，張岱的總結刻骨銘心：「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持向佛前，一一懺悔。」 （未完待續）
編者按：11月26日，貴陽著名人權捍衛者李任科於因病去世，享年73歲。數十年來，李任科因積极參与人權事務及聲援民運同僚曾多次被中當局關押，只要是敏感事件或者所謂敏感日都會被強制失蹤。以下是李任科撰寫的《永遠同行——楊天水與楊天水們》。 網路圖片 永遠同行——楊天水與楊天水們 11 月 7 日立冬，隨後就收到楊天水的死訊，我心裡不由一陣寒顫。楊天水是繼彭明、曹勝利、劉曉波之後蹊蹺死亡的又一人，他們都有一個特殊的共同背景——政治犯！ 歷來，政治犯楊天水們在追求中國憲政、自由、民主、和平的道路上做出的犧牲是巨大而慘痛的。他們的一生只有付出和犧牲，始終沒有關注自己的「五斗米」而是終身致力爭取全體民眾的「倉滿粟」，他們卻變成了政治犯。因為他們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觀點與把持政治資源的黨派相左！政治犯楊天水多次坐牢失去了很多，而更重要的是因其牢獄的時間太長，在他有限生命中的巨大付出鮮為人知，這促使我回憶起與楊天水的交集。 記得 2003 年末，我執筆與廖雙元共同署名發表了《中國現代文明社會的曙光——紀念「啟蒙社」成立二十五周年》後，在國內外引起反響。接踵而至的來函來電錶示了對貴州「啟蒙社」成員和貴州民主黨成員的關注。2004 年初，一個寒冷的夜裡我接到電話，對方彬彬有禮的話語「是李任科先生嗎？我是南京的楊天水。」這一通電話持續了 4 個多小時。最後楊天水說「有機會我一定到貴州見見你們這群可愛的朋友。」雖未曾謀面，心裡已經暖意綿綿。 那個時期貴州的這一群朋友正在艱難生活中學習使用電腦，能夠打開雅虎郵箱的人並不多，大家有機會聚在一起時都是交流網上的資訊。那時國內能夠在互聯網發出聲音的朋友各地都有，但尤以楊天水、李國濤、張林的資訊為最多。貴州朋友對這一現象稱之為「華東的三架馬車」。 2004 年深秋的一天下午，貴陽的朋友約我去他家。在去的路上我遇見全林志（已故）朋友，他也是如約而來。進了朋友家門，一個身材高大而壯實、服飾整潔體態文靜、臉廓清晰濃眉大眼四十歲開外的美男子微笑著與我們握手。當互相通報姓名後，楊天水和我長時間的擁抱，相互勉勵之語不絕於耳。朋友們陸續到達，通過介紹得知楊天水剛從雲南調查完文革時期的「沙田事件」專程到貴州與朋友們見面。楊天水平靜地闡述了自己的心路歷程：自 89.64 之後他放棄了政府部門的職務，深刻地反思研究中國的歷史與現狀，不斷提出自己的見解，對未來政治社會的前景充滿信心。在幾次被關押坐牢之後，安排好同時也是放棄了一個曾經完美的家庭，全身心地投身到中國民主運動的大潮中。楊天水博學多才，待人友善，言談舉止有很強烈的親和力，與國內各地的民運朋友都有良好的交往。當我們問及某地一些朋友的情況時楊天水會如數家珍般地客觀介紹。對於「華東三駕馬車」高產的寫作，貴州朋友感興趣的是他們電腦操作的技巧，楊天水著重介紹了安徽的張林。他說張林坐牢出獄後，雙手十個手指的關節已經被折磨得不能曲伸了，張林每次使用電腦鍵盤時都是用一隻手指打字寫稿。這讓我們在場的朋友十分驚訝佩服不已。 楊天水的生活十分儉樸，我與他有一個共同的嗜好那就是吸煙，那天他遞給我抽的是雲南很便宜的「春城牌」香煙，幾個小時後我買了一條貴州也很便宜的「黃果樹」牌送他，天水再三推辭後收下了。楊天水雖然在生活中不能善待自己，在事業上他卻可以傾其所有購買了一台筆記本電腦，當他拿出給大家看時，很多人都懷著複雜心情小心翼翼地撫摸這台貴重的設備。相對比較貧困的貴州幾乎所有朋友家裡都沒有安裝網路，楊天水說在南京是租住房子也沒有安裝網路，他每天與朋友們交流都是上網吧。好在我們見面的朋友家樓下就有一個網吧，想必楊天水在貴陽的那天晚上又去「泡吧」而通宵達旦。 楊天水與我們交談時始終面帶可親的笑容，他的語速恰到好處不緊不慢，聲調柔美圓潤。天水的知識很豐厚，但他卻從不引經據典地顯示自己的博學，總是深入淺出平穩地敘述各種問題與事件。每一個與天水交流過的人都能從他的眼睛裡不斷析出睿智、理解、鼓勵、友善的目光。這也許就是楊天水朋友滿天下特有的氣質。當我書寫到這裡時一個豐滿、和善、健康、充滿活力精力、笑容可掬而很少談及自己經受重重磨難的楊天水呈現在我的腦海里……，怎麼就失去了你？我們的好兄弟！ 楊天水離開貴陽沿廣西、湖南走訪各地朋友後回南京。不久《誰是最可愛的人》和《英勇不屈的陳西》等文章見諸於報道。 2005 年 5 月貴州陳西受刑十年刑滿出獄的那天，我將楊天水轉託國外朋友私人支助的幾百元錢交給陳西。陳西噙著淚花獃滯了幾分鐘，接著天水的電話打過來了。當時陳西剛步出貴陽第一監獄的大門，與楊天水通話的語速很慢，他不停地眨巴著眼睛，眼眶裡的淚花好幾次都差點流下來。陳西在通話中說的最多的話是「謝謝朋友們，謝謝大家……」。 楊天水對各地民運朋友生活工作的情況十分了解，不管是哪裡的朋友生活工作上發生困難，他都積極主動地想辦法聯絡爭取一些幫助與支助。當楊天水得知劉國凱資助貴州民主黨人的一百美元，竟被非民主黨人因生活困難截留私吞的情況，就積極聯絡境外貴州朋友爭取在台灣政府的名下建立一個平台，以對貴州及其西部艱辛生存的朋友提供可能的資源，由於貴州某些朋友的誤解最後事情黃了沒有辦成。楊天水也因此被貴州的某些人指責，對於這些誤解指責天水卻一笑了之。 那個時期大家都知道，在全國範圍內各地艱辛生活的很多朋友都通過楊天水受到一些關注和幫助。在西南地區重慶的許萬平也做過許多這方面的事情，因此重慶警方將許萬平抓捕判刑十年。在許萬平被捕後，我曾經提醒過楊天水，他很有可能是下一個警方抓捕的目標。楊天水平靜地對我說，這種可能性不大，因為南京國保的許多人對他的為人處世是折服的。可是不久楊天水還是被捕了，重判了十二年。 第二年貴州畢節日報記者李元龍（夜狼），在博訊網發表了四篇文章而被「煽動顛覆」罪開庭。李建強受國際中文筆會委派作為李元龍的法庭辯護人從貴陽轉道畢節，我們從李建強口裡了解些許楊天水被判刑的情況。楊天水的辯護律師是李建強（劉路）。據李建強說：在他去調閱楊天水案卷時，看見包括貴州在內全國各地民運人士的材料每個人都堆有一米多高。而楊天水案件是由江蘇鎮江的公安辦的。整個過程中南京國保與鎮江國保之間還發生了衝突，當鎮江國保到南京要帶走楊天水時，南京國保不許帶走，強調楊天水一直是南京國保的工作對象，有關楊天水的案件要交由南京方面處理。最後是由江蘇省公安廳作出決定，楊天水被鎮江國保帶走。而鎮江國保最終帶走楊天水的原因是，鎮江公安抓獲一名盜車賊，這名盜車賊是一個盜竊慣犯、累犯，多次被關押判刑，此賊曾在關押時與楊天水同監。為了減輕對他累犯的打擊重判，揭發了楊天水在獄中積極從事民主黨的組織活動。出獄後此賊與楊天水有過幾次接觸，楊天水都是用對待民主黨戰友的方式接待和提供幫助。雖然他們從來沒有以民主黨的形式進行過任何活動。惡運還是降臨到了楊天水的頭上！ 據李建強講，他從南京國保那裡了解到楊天水曾卧病在床好幾天。南京國保人員去他家「工作」時，他們揭開楊天水家裡的鍋蓋，鍋里有的只是幾片青菜葉子。在場的國保人員全都驚愕、感慨，他們的佩服之情勝於言表。南京國保都知道楊天水在國內幫助過很多人，他卻從沒有利用這樣的機會善待和改變過自己的處境！ 雖然在監獄裡和監獄都經常有人死去，但是楊天水們的死卻意義非凡。首先是他們對憲政民主事業堅持不懈的努力，堅忍不拔的信念和他們道德力量的感召力；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死——不明不白！ 其實從湖南李旺陽「自殺」就是一個重大重要信號，這沒有引起全人類社會的足夠重視，沒有組織深入調查、揭露、呈情以至於情勢發展到今天的局面，這足以顯示我朝今天的傲慢與強大。我也為聯合國人權機構和世界衛生組織的不作為感到羞恥。我朝能將高精尖的設備送上太空，也能夠輕易地讓一個平凡羸弱的生命悄無聲息的滅失。 楊天水死了，楊天水們死了，這對無端失去各種權利的人們精神思想上產生了巨大衝擊。 我朝什麼時候沒有政治犯？今天的監獄裡還有多少政治犯？還有多少被失蹤的政治人物及其家屬？我們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如今還在獄中的政治犯們，而我們只能不斷地為他們祈禱祝福——朋友啊，你千萬千萬要保重啊！ 楊天水們為了世界人類的自由和平事業獻出了他們的生命，願上帝榮光永耀這些高貴的靈魂！ 網路圖片 （2017年11月13日，包括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內的數名社民連及支聯會成員在中聯辦門外為楊天水默哀三分鐘）
關於如何加深記憶，長期牢記細節，最近筆者總結了三點：圖像化，聲音化，故事化。 日常生活中把自己當作說書人能將許多邏輯捋得更清楚，比方說假設身處做presentation的講堂，有許多觀眾，然後對著花草或牆壁模擬說書，一遍不順就再來一遍，將語氣誇張化，最好再加上口技，儘可能用上各種感官。伴隨著栩栩如生的場景想像，久之數據呈現便成為生動的故事。 16世紀末，義大利學者利瑪竇向中國推薦了一種「記憶宮殿」法，在背誦知識點時可以在腦海里想出一個宮殿，裡面都「擺放」你熟知的傢具，每個傢具對應一個要背的知識。 舉例言，下次每當想起，腦海中浮現的就是打開門後先看到沙發，再看到廚房，再看到卧室；有幾層樓，不同樓里知識點的分類也不同。嘗試賦予一個形象給你要背的知識，為這些形象安排固定位置，下次會很容易想起來。利瑪竇的這種記憶宮殿法為何十分有效？因為圖畫往往比枯燥的字母更容易記住，在腦海中建造的是非常熟知且忘不掉的場所。 （圖：Adobe Stock） 這種方法的原理很簡單，它其實起源於一場偶然的災難。利瑪竇說： 「古西詩伯西末尼德嘗與親友聚飲一室，賓主甚眾，忽出戶外，其堂隨為迅風摧崩，飲眾悉壓而死，其屍齏粉，家人莫能辨識。西末尼德因憶親友坐次行列，乃一一記而別之，因悟記法，遂創此遺世焉。」 古希臘詩人西末尼德某天和一群人喝酒，他走出門後沒想到身後房子坍塌，賓客都被壓死，廢墟里的屍體身份難辨。但他因為清楚地記得離開前每人座位的位置，成功識別身份，幫助家屬們找到各自親人的遺骸。他從此悟出了這種宮殿記憶法。 利瑪竇精通中文，他在中國期間正值明朝末年。他和中國學者分享自己的記憶理論，並以漢語寫成一本講記憶方法的書，將其贈送給大明江西巡撫陸萬垓及其三個兒子。 利瑪竇（圖：公有領域） 利瑪竇在致友人信中說，當時南昌人都欣賞這一記憶法的精妙。 筆者認為，再加上聲音的聯想會更有效。這樣多感官齊用不僅適用於學新語言，也可用於醫學、財經、歷史等，估計半輩子都忘不掉。 如果還發現短時間內會忘記細節，那就下硬功夫，不斷重複在頭腦里「播放」，這是看起來最笨但是有效的辦法。學過鋼琴的朋友應該都有體會，肌肉記憶比刻意背譜可靠多了，那是熟能生巧的自然結果。這世上天才佔少數，天才能成功也是靠看似笨拙的重複成功的。 記憶的硬功夫不可小覷。康熙學四書五經時每句都朗讀一百二十遍、背誦一百二十遍。有大臣說背一百遍就差不多了吧，但康熙堅決背夠一百二，所以經典中任抽一句都考不倒他。 擠時間學習也很重要，其實時間只會越擠越多，不會越擠越少。我們常說自己太忙，可能要一邊打工一邊讀書，或者要花很大精力照顧孩子，可是大多數普通人難道比成功人士更忙嗎？他們能日復一日地擠時間，我們當然也可以。 像明成祖朱棣，吃飯時間一邊吃一邊思考及討論國政，半夜想起什麼事就馬上起床叫人紀錄，在位8000多日無一日鬆懈。又如乾隆，上朝總是第一個到，每次等待大臣的時間裡就讀一會兒書。乾隆退居太上皇后依然早起，凌晨三點就起了，導致他兒子嘉慶凌晨兩點多就得起床，只能比爹早，不敢比爹晚。古代的帝王享受榮華富貴的同時標準也高，英主明君能夠勤政到堅持不懈的地步。 另外近代人當中，美國著名的發明家、政治家、科學家富蘭克林每天的時間也安排得很精準，每天5點起床，工作的午休時段用於讀書學習。大家想想，假如我們每個午休時間都能抽一點點背誦要記住的東西，一次不需太多，例如幾個英文詞、三頁書，三百六十五天之後能積累多少？
（接上期） 不管怎樣加大徵購力度，政府總感到糧食緊張。因此，中央政府又採取了一系列減少糧食供應的措施。 1957年5月17日糧食部發文 ，對牲畜的飼料實行定量供應。北京有組織的專業運輸騾馬每月每頭供應飼料180斤，驢供應飼料90斤，零散大牲畜減半供應。在飼料供應上，對牲畜也限制單幹，鼓勵集體化。麩皮、玉米皮一斤折糧一斤，榨油後的豆餅每斤折糧一斤。 1957年10月11日，國務院發出文件：《國務院關於統購統銷的補充規定》中寫道：「1955年實行的糧食『三定』所規定的留糧標準不得提高，國家核定的糧食收購數量不得減少，定銷數字不增加。災區人民的口糧標準應該適當降低，收成較差的地區的農民口糧標準也應該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 由於糧食緊張，1957年9月下旬以來，京、津、滬三大城市及主要產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鎮，供應給居民的口糧中開始用紅薯搭配。搭配紅薯的比例和折糧率為：北京、天津為10%，四斤薯折一斤糧。其大地方比例更大一些。 1958年2月21日，劉少奇從河北省拿來各種百分比的紅薯面和小麥面摻和做的饃十多個，給中央領導人嘗一嘗。大家嘗了以後覺得好吃。建議糧食部全國統一安排。1958年3月7日，糧食部黨組全面安排薯類生產和銷售。根據劉少奇的意見，在農村和城市銷售糧食搭配10%-20%的薯干或薯面。 1958年春天，農村缺糧問題相當嚴重。4月17日到19日，中央辦公廳聽取了安徽、河北、山東、廣西、廣東、甘肅、山西、四川、江蘇、吉林、遼寧、湖南、福建、內蒙古、雲南16個省的電話彙報，得知這些省都發生了缺糧、斷糧、鬧糧情況。安徽130萬人缺糧。山東農村有67萬多人斷糧。廣東僅15個縣斷糧的就有69萬多人。甘肅21個縣缺糧，其中最嚴重的縣餓死735人。 在「大躍進」以前，糧食短缺問題就相當嚴重。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1958年5月8日寫的《對今後五年糧食局勢的展望》中說：「過去幾年糧食工作是很緊張的，冬季抓統購，春季抓統銷，夏季既要抓統銷，又要抓夏糧統購，工作稍一放鬆，糧食局勢就會出問題。這是因為，糧食產需矛盾非常尖銳。」「原來認為，要經過十幾年的緊張，才能爭取糧食情況的好轉，而糧食問題的根本解決，則要到更遠的將來。」 四、毛澤東擔心「糧食多了怎麼辦」 由於「大躍進」期間「五風」成災，農村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糧食大幅度減產。全國糧食總產量1956年就達到3855億斤，1958年估計為4000億斤，1959-1963年，一直在3400億斤以下，最低的一年即1960年只有2870億斤，低於1951年。到1965年才恢復到1956年的水平。 但是，大躍進期間，浮誇風盛行，1958年各地大放糧食高產「衛星」，糧食總產量一下子吹到8500億斤。 表22-7 大饑荒年代及前後年代的糧食產量（億斤） 表格22-7 人們通常認為，1958年糧食「放衛星」只是下面幹部的荒唐，是下面幹部欺騙中央。實際上，這種荒唐行為是上下互動的結果。最早是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要舉豐收的例子，搞幾十個、百把個例子，來說明對立統一和相互轉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認識。」 毛澤東一句話，黨報立即緊跟，馬上宣傳「豐收的例子」，就放起了「衛星」。上面有高產的希望和急切心理，並且聽不進「保守」的意見，下面就千方百計地迎合上級的意圖。毛澤東希望畝產1萬斤，下面就會送來畝產10萬斤的好消息。浮誇，實際上是對上層意志的迎合和誇大。而這種迎合和誇大是權力機器的利害所逼。 浮誇風是從1958年夏收開始的。《人民日報》先出現的是河南省遂平縣「放衛星」的報道，說是畝產小麥2015斤。 遂平縣假話只不過是全國假話大合唱中的一個音符。翻開1958年的《人民日報》真叫人大開眼界：在一版顯著地位不斷地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小麥創高產的新聞，不斷地為假話推波助瀾 ： 6月8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5 畝小麥平均畝產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樂民公社畝產2357斤；湖北襄陽，700萬畝小麥畝產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產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3530斤； 6月15日，一版頭條眉題：豐收凱歌震天響億萬人民笑開顏 主題：河南小麥產量躍增一倍多副題：「觀潮派」、「算帳派」應及時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雙樓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輝縣田莊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鋒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國，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達木海拔2797米的一個農場畝產8585斤6兩。 從報紙上可以看出，《人民日報》簡直是組織浮誇競賽，後一個參賽者的「成績」 總是比前一個參賽者要高，後一個吹牛者比前一個吹牛者膽子更大。 進入7月，《人民日報》又開始報道早稻畝產的高產衛星，開始新一輪浮誇競賽： 7月12日，福建閩侯城門鄉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閩侯連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陽，9195斤； 7月31日，湖北應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長風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樅陽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國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兩； 9月5日，廣東北部山區連縣，60437斤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辦公廳派往山東壽張縣的工作人員寫回的信中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到壽張縣調查的工作人員是奉劉少奇之命派遣的。這句話一時成為人們的口頭禪，說假話的人膽子就越來越大，報上來的產量說越來越高。 作假者掩人耳目編造謊言，宣傳機器捕風捉影散布謊言，瘋狂的「衛星」大戰把謊言變成災難。全國群起效尤「後期移栽」的「先進經驗」，造成慘重損失。 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浮誇風中起了主導作用。它今天推波助瀾，鼓勵浮誇；明天施加政治壓力，打壓不相信浮誇的看法。當時吳冷西兼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和新華社社長。2002年6月16日，吳冷西病逝，他的老同事穆青在紀念吳的文章中寫道：「冷西同志不但是新聞界優秀的領導人，也是我黨老一代新聞事業奠基人之一。」「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為我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永遠是激發我們前進的動力。」 新華社有人寫的紀念文章中竟說吳冷西「用一生詮釋兩個字」：「真」和「嚴」。新華社和吳冷西同時代的老編輯私下議論：「吳冷西『真』在何處？」「他的精神，他的品格經不起歷史的考驗。」「這樣吹捧吳冷西，說明改革20多年了，中國的新聞界和吳冷西時代沒有根本變化。」 黨報宣傳的這些「衛星」開始有人懷疑。但是，誰要提出懷疑的看法，誰就有被打成右傾的危險。在基層，誰懷疑，誰就會成為辯論對象。當時的所謂「辯論」，是一種看法壓制另一種看法，不讓另一種看法說話。在城市就是對不同意見進行批駁，說人家懷疑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農村，「辯論」不是口頭上的爭辯，而是人身摧殘。 說假話受到鼓勵，說真話受到打擊，浮誇就成為風氣。而浮誇邪風一旦形成，就會產生互動效應，那些本來不說假話的人也會發表助長假話的言論，從而使浮誇風就成為肆虐中國大地的惡風。 在人們對報紙上的「高產衛星」心懷疑慮的時候，著名的科學家、當時全國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錢學森，以科學的名義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他寫道： 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今後，通過農民的創造和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將會大大突破今天的豐產成績。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 這並不是空談。舉一個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別豐產試驗田要在一畝地里收一百六十萬斤蔬菜。雖說蔬菜不是糧食，但到底是畝產一百六十萬斤！ 所以，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條件，加上人們的不斷創造，產量的不斷提高是沒有問題的。今天條件不具備，明天就會創造出來，今天還沒有，明天一定會有！ 著名科學家的文章以科學的權威掃除了人們的懷疑。1959年3月的上海會議期間，李銳問毛澤東為何輕信糧食高產衛星，毛澤東回答說，是因為看了錢學森的這篇文章。 2004年，李銳對本書作者說，毛澤東這一說法也可能有推脫責任的意思，不完全是事實。 科學家如此，官員的狂熱和無知就更不足為奇了。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在《紅旗》雜誌發表文章《駁「糧食增產有限論」》，認為廣東水稻畝產可達一萬斤。1958年8月11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長篇文章《論我國今年夏季的空前大豐收》，不僅肯定了所紙上的浮誇數字，還從政治高度肯定了這些數字的偉大意義。9月26日，以講實話著稱的副總理陳毅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廣東番禺縣訪問記》的文章，說他親眼看見了廣東省番禺縣畝產100萬斤番薯、60萬斤甘蔗、5萬斤水稻的事實。 如果說上述單產是個別現象的話，下面的報道就是全面大豐收了：8月22日，安徽省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畝產千斤省；9月13日，河南也宣布自己是第二個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也宣布是千斤省。9月29日《人民日報》稱：「甘肅糧食增產1倍多，糧食總產量可達200億斤，比去年增長1.4倍，全省平均每人擁有糧食1540斤，至此，一向缺糧的甘肅省在糧食方面開始富裕起來了。」《人民日報》還報道，全國夏糧總產量比上一年增長69%，早稻總產量比上年增長1倍。 多年來為糧食而發愁的糧食部也高興起來。他們向中央的報告寫道：「過去我們以為糧食大量增產、糧食狀況根本好轉是10年以後的事，現在我們看，三、四年後糧食狀況就能根本好轉。三、四年後糧食產量可達6000億斤（包括大豆），人均900斤，比現在增長50%。」 糧食部黨組1958年8月15日向中央的報告更為樂觀：「據各地彙報的材料來看，今年全國糧食產量預計為6283億斤，比去年的3899億斤增加2384億斤，增長61.44%。 在這種情況下，誰要對高產提出懷疑誰就是給「大好形勢抹黑」。「懷疑派」是一頂不輕的政治帽子。在信陽，誰要說高產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鬥，據信陽地委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回憶，全區為此挨批鬥的大約有12000人次。 於是，浮誇風越刮越嚴重。 問題的嚴重性不僅在於下面的浮誇，而且在於相當多的中央領導人以致中央工作會議，竟相信這種天方夜譚的高產記錄。1958年8月29日，毛澤東對這些高產「衛星」有時相信，有時懷疑，但相信還是主要方面。他對1958年糧食成倍增長深信不疑。1958年9月中旬的一天，毛澤東在武漢對王任重說：「許多事情看來怪得很，要就沒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過去九年糧食增加很慢，老愁糧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幾千億斤。今年翻一翻，明年還可能翻一翻，這樣我們糧食就多得不得了。鋼也一樣。過去九年搞了幾百萬噸，今年幾個月就可能增加幾百萬噸……你看怪不怪。」 1958年11月16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和農業部長廖魯言，兩人聯合給黨中央和毛主席提交的《關於農業生產和農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況、問題和意見》中說：「根據西安、廣州、南京、呼和浩特四個分片農業會議的預計，1958年糧食總產量為8500億斤。這是經過各省、市、自治區壓縮後的數字，壓縮幅度一般比地縣報的數字少10%-30%。下面報產，有浮誇的，也有隱瞞產量的。經過省、地、縣三級打了些折扣，8500億斤是比較可靠的；退一步講，總不會少於7500億斤，可以照此數公布。這比1957年的產量3700億斤翻一番還多一點，這是很大的躍進。這一點必須肯定，不能為少數虛報浮誇現象以及某些缺點錯誤而動搖這個總的估計。」 從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這兩位領導人對待數字的態度是認真的，各省也注意了數字的真實性。但是，這些自認為「認真」的高官們卻是被下面幹部「認真地」騙了一把。而下面幹部其所以騙上面，也是上面逼出來的。有了8500億斤這個數字，這兩位農業領導人樂觀地說：「1958年糧食增產較多，完成了國家徵購任務以後，可以分一部分糧食給社員，使每戶都有300-500斤儲備糧……這樣做，減少了集中儲備所引起的倉房設備等困難」。也是有了上面的數字，「意見」中談到下一年的計劃時說：「1959年經濟作物種植面積增加，糧食種植面積減少了4億畝左右，比1958年減少了20%以上。但糧食產量計劃定為10500億斤，城鄉人口人均糧食2000斤。」 高產神話不僅掃除了主管農業的高官們多年糧食緊張的愁苦，也使毛澤東對糧食的狀況十分樂觀。1958年8月4日毛澤東視察河北省徐水縣，他相信了縣委書記張國忠的假話，高興地說：「你們全縣31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要求幹部不要只考慮怎麼多打糧食。「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呢！」 還說：「以後人民就主要吃小麥，玉米和山藥喂牲口，餵豬；豬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還說，「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兒。」 毛澤東擔心糧食多了，進而提出了種植方面的對策：少種，高產，多收。1958年9月底，劉少奇到江蘇視察時也提倡「三分之一的地種糧食，三分之一植樹，三分之一休閑」，「少種、多收」。 。1958年12月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明文規定：「過去人們經常憂愁我們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大豐產的事實，把這種理論推翻了。……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若干年內，根據地方條件，把現有農作物面積縮小到三分之一左右，而其餘的一部分實行輪休，種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樹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種其萬紫千紅的觀賞值物，實行大地園田化。」 高產不容易，少種是最容易的，減少糧食種植面積，自然是少收。上面這麼說，下面就行動。這一行動又和瞎指揮結合起來。江蘇省曲塘公社胡庄大隊為了貫徹「少種、高產、多收」的精神，1958年秋種全大隊只種耕地面積的54.5%，社員看到大片良田拋荒十分痛心，瞞著幹部直到臘月三十夜還偷種了200多畝。 但是，不是所有被幹部拋荒的土地社員都偷種了。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所不惜1960年2月召開的全國財貿書記會上說：「1959年播種面積比1958年少17700萬畝，即減少10%弱。 這大概是1959年糧食減產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提出「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以後，還引出中國科學院的一場鬧劇。8月6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召開擴大會議，傳達和討論毛澤東的指示。主持人說：「主席說鋼鐵產量超過英國，糧食也要大大增產，過不了幾年，全國人民每年有3000斤糧食，糧食多了怎麼辦？糧食多了要研究用途。」經過緊張討論，中國科學院黨組把糧食綜合利用的研究任務下達給6個與化學和生物學有關的研究所。它們是：在長春的應用化學所，在大連的石油研究所（即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前身），在北京的化學所，在上海的有機化學所、生物化學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這些研究所停止了許多重要的研究課題，抽調了一大批科研人員，於8月25日正式啟動了糧食綜合利用課題。這些課題進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資，取得了不小成果。此時，研究「糧食多了怎麼辦」的科學家們也餓得發慌。於是，20多個與生物有關的研究所的數百名研究人員被緊急動員起來，轉而進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代食品成果。 1960年11月9日，中國科學院黨組上書黨中央、毛主席，提出了「關於大辦糧食代用品的建議」。 五、殘酷的高徵購 糧食高產的神話帶來了兩個直接後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徵購。大吃大喝是在1958年秋季短暫時間，但也是造成1959年大饑荒的一個原因。有些地方「吃飯放衛星」，「甩開膀子干，敞開肚皮吃」，一天三頓乾飯。個別地方還開「流水席」，給過往行人大開方便之門。來了就吃，吃了就走。當時我上高中，利用暑假搞勤工儉學，幫郵局送信，在一次從浠水縣城到洗馬鎮送信的路上，正碰上一個公共食堂開午飯，食堂牆上掛著「吃飯不要錢」的紅布橫幅。我也試著走進了食堂，管理人員二話不說，就給我一個大碗讓我隨便吃。我飽吃了一頓白米飯，享受了一次「共產主義」的美餐。在我家所在的八一大隊，食堂還為農民炸油條吃。過去農民連節日也吃不上油條。 由於大辦鋼鐵，大辦水利，留在農業上的只有老年、婦女和兒童，已經成熟了的糧食爛在田裡不能收。湖北省五六百萬人上山大辦鋼鐵，留在農業戰線上的勞動力很少，有的鄉只留下幾個男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還提「秋收放衛星」，莊稼熟了不收割，等著放衛星的時候，「青黃一齊割」，個別地方甚至出現臘月二十七還割穀子的怪現象。收穫上浪費，一般要丟失一成左右，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紅苕丟失二三成。 對農民致命的打擊是高徵購。由於把1958年的糧食總產量估為8500億斤，公布數為7500億斤（兩三年後糧食部的數字是3980億斤，1980年代統計局公布的數字為4000億斤，實際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徵購指標也就水漲船高。1958-1959糧食年度（1958年7月1日到1959年6月30日），實際徵購糧食1113.35億斤，比上一年度多徵購了195.14億斤，增長幅度為21.25%，糧食實際產量按4000億斤算，只比上年增長0.26%。 1113.35億斤比正常年景的850億斤高出263.35億斤。 高徵購的直接後果是擠占農民的口糧。福建省1959年全省糧食總產比1957年下降12.2%，而從農村凈徵購（徵購扣減返銷）的糧食卻比上年增長40.9%，1960年比1957年糧食總產量減少11.45億公斤，而糧食凈徵購量卻比1957年增加1.4億公斤。糧食凈徵購佔全省糧食總產量的比例，1957年為16.8%，1959年、1960年分別上升到31.9%、27.2%。全省人均口糧水平從1957年的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1960年只215公斤，再加上當時限制甚至不準農村公社社員個人經營農副業生產，使全省出現了嚴重的糧食危機。根據省公安廳與省統計局資料統計， 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達87萬人。 福建當時並不是饑荒最嚴重的省份尚且如此，其它省份可想而知。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通欄標題：「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 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這是動用400多名勞動力把其它已成熟的稻子移栽在第二生產隊1.016畝的水田上造出的假典型。幹部造假，農民糟殃。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時間內，僅第二生產隊所在地河北垸的400多人口就餓死了70多人，餓死人數佔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見了建國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們建國一社的光，牽連我們的糧食也賣超了。」 農民沒有這多糧食，徵購自然遇到困難。1958年10月4日，糧食部黨組給中共中央的報告 中說：「今年糧食大豐收，糧食問題基本解決。可是糧食購銷調運情況很不好。從今年7月1日到9月底，全國徵購糧食268億斤，比去年同期減少了49億斤，銷售糧食211億斤，比去年同期多22億斤。其中城市多銷10億斤，農村多銷12億斤。全國9月底，糧食庫存418億斤，比去年同期減少了68億斤。有17個省市庫存減少，其中津、京、遼、吉庫存最為薄弱。」 據中央有關部門匯總，到1959年4月初，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15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2517萬。 從1959年春天開始，農村大批餓死人。由於地方官員隱瞞和縮小死亡數字，中央一直把餓死人當作個別現象，不承認糧食不足，繼續加緊糧食徵購。1959年2月21日，譚震林在晉、冀、魯、豫、陝、川、鄂、蘇、皖、京十省市小麥座談會的總結上說：「現在糧食問題主要是心理狀態，並不是實際上有什麼糧食問題。河南整社還沒有結束，據說就搞出來成百億斤糧食。為什麼這樣的豐收他們還要打一些埋伏？這是一個心理狀態。」 譚震林其所以這麼說，因為當時上層有這麼一股輿論。 1959年1月27日，廣東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寫了《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自去年12月中旬以來，糧食問題已成為農村的輿論中心。雷南縣去年晚造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為此全縣召開了一系列幹部會議，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糧食7000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這個報告介紹，雷南縣反覆交待兩條政策：一、糧食政策。明確宣布1959年夏收之前糧食消費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對糧食問題的顧慮；二、對待瞞產幹部的政策。應明確宣布瞞產是錯誤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以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給予處分，甚至法辦。廣東省委在趙紫陽的報告上的批語中強調「去年大豐收、大躍進是完全肯定的，糧食是有的」，「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鬥爭，才能保證糧食外調任務和安排好群眾生活」。1959年2月22日，毛澤東對趙紫陽的報告作了長篇批示，認為「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毛澤東在批語中肯定了雷南縣的兩條政策。 時任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的杜導正，當時經常列席廣東省委常委會，是知道廣東反瞞產私分的。他在2003年8月對本書作者說：反瞞產私分是陶鑄的意見，趙是支持的，當時只有陳郁夫人對此提出不同意見，其他人都是支持的。陶在東莞反瞞產，趙在湛江反瞞。趙比陶緩和得多。陶整人，趙不主張整人。不過，到了在四月份，陶鑄看到農民真的沒糧食，主動停止了反瞞產運動。 無獨有偶，1959年2月，國家計委辦的供領導人參考的內部刊物《經濟消息》第九期發表了《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調查報告（見本書第＊頁「安徽不安」一章――頁數待編完後定，致編輯先生）。毛澤東不知底細，2月28日，他對這個報告作了長篇批示。他認為只有實行「基本的隊有制，部分的社有制」才能解決瞞產私分的問題。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鄭州會議上，雖然各地鬧糧食的嚴重情況不斷傳來，但中共中央還不承認缺糧。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說： 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係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1958年農業大豐收以後，糧食棉花油料等農產品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1953年和1955年那兩次糧食風潮有過之而無不及。同志們，請你們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認為，我們應該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麼地方。這裡有幾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為主要地應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採取的政策方面去尋找答案。 在這裡，毛澤東認識到公社所有制還不行，要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但是，毛澤東還不相信糧食不足，不相信農民挨餓。認為只要所有制調整了，糧食就會來。 表22-8 大饑荒時期國家調度糧食情況一覽 單位：貿易糧，億斤 表格22-8 高徵購指標下達以後，農民算計了一下，按這個指標，口糧、飼料、種子都沒有了，為了保衛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些生產隊的確私下藏了一些糧食，但數量不多。中央和省級幹部過高地估計了這個數量，在大批農民餓死的時候，還不相信沒有糧食。有了這個錯誤的估計，中央和各省還繼續加大糧食徵購力度，徵購指標一斤不能少。徵購任務的沉重壓力，上級對徵購期限的緊迫要求，基層幹部也顧不得按毛澤東所要求的從所有制上、從政策上做工作，通過反瞞產私分對農民的暴力掠奪是一條捷徑。反瞞產私分和整風整社結合在一起，強化了政治壓力。可憐的中國農民，在深受飢餓的拆磨的同時，又遭受反瞞產私分的暴力摧殘。本書在介紹各省情況的章節中，對反瞞產私分中出現的慘狀進行了描述，這裡再補充兩個案例： 1959年，四川省榮縣小春徵購任務沒有完成，10月2日，在長山區召開五級幹部千餘人的會議，反瞞產，落實徵購任務。縣委第一書記徐某布置鬥爭說：「群眾真正起來打人，不要潑冷水。」長山區首先打人，縣委立即表揚，並批評其他地區右傾。這個會上吊打了30多名社隊幹部，10多人致殘，捕了3個公社幹部。10月25日，又在鐘鼓樓召開生產小隊長以上的會議，規模為4000人。會議的內容是反右傾，查糧食。這個會有30多個分會場同時打人，會場嚴加警戒，不準外出，不準會客。樂德公社14個公社幹部中被吊打4人，撤職8人，受其它處分2人。該公社大小隊幹部被打的有142人，當場打死1人，打殘病死1人。縣委第一書記徐某等人提出「要糧不要人」、「要社會主義不要人」、「有糧不交者打」等的口號。會後，區、公社、生產隊又層層打人。縣裡召開的會計會、醫生會都打人，打人成風，「上級打下級，一級打一級，幹部打群眾，壞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幹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幹部受到批評。於是，區、公社、生產隊普遍設「警察」、「監獄」、「土勞改隊」，任意對下級幹部和群眾進行毆打、逮捕、勞教、處分，並且普遍使用肉刑。據對長山、人和、劉家三個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隊長以上幹部被打死。復興公社三大隊打死社員3人。（詳見本書第三章《天府飢魂》）1959年12月9日，豐都縣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區召開「反糧食瞞產」現場會，縣委主要負責人提出「先打第一線(管區支書、大隊長、會計、保管)，再打第二線（生產隊長），後打富裕中農」的主張。現場會上吊打7人，其中1 人當場打死。會後，區、鄉先後召開現場會，當場打死173人，1179名幹部被撤職。 遼寧省鐵嶺泛河公社在查糧挖糧過程中宣布：「誰藏一粒糧食，就等於私藏一粒子彈」，「誰藏一粒糧食，誰就是反革命」。有的在黨員幹部會上提出「沒有殺人的心，就購不出糧食」。公社黨委書記徐某在楊威樓片召開生產隊支部書記會時，把繩子擺在桌子上，問大家：「你們認識這個東西不？有沒有糧食看著辦！」當場把藥王廟生產隊的支部書記崔鳳伍鬥爭得尿撒在褲子里。在藥王廟召開的生產隊隊幹部會上，第一小隊隊長劉春林生病沒有來，徐廣仁讓人用手推車推到會上「辯論」。徐問劉：「生產隊大躍進了沒有？」劉只好答：「大躍進了。」又問：「人民公社優越不？」劉答：「優越。」緊接著問：「那你為什麼不拿糧食？」購糧幹部（縣委宣傳部的）安某逼社員李墨林回家拿來70斤口糧，還要他再回去拿。李說這是逼人命，安就說李「破壞糧食運動」，送縣公安局押了15天。購糧幹部魏某（縣農委股長）在藥王廟生產隊逼社員劉玉青拿糧，劉說沒有糧。魏就把劉綁起來讓其跪在地上，魏親自用腳踢，還遊街一天，劉被迫自殺，劉的老婆也逼瘋了。魏在老河生產隊開大會動員群眾交糧時，叫社員跑步走，他站在台上學著日本人的腔調訓話：「你們把糧食統統地拿來，糧食大大的有！」會後領著30多人到各家搜糧。公社秘書李興民，在城南堡生產隊立公堂，審訊逼糧。在1959年購糧過程中，全公社有67名幹部打過人，被打的88人，被「辯論」的112人。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