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警衛局長周洪許罕見出席「莫習會」
2026 年 9 月 14 日
（接上期） 不管怎樣加大徵購力度，政府總感到糧食緊張。因此，中央政府又採取了一系列減少糧食供應的措施。 1957年5月17日糧食部發文 ，對牲畜的飼料實行定量供應。北京有組織的專業運輸騾馬每月每頭供應飼料180斤，驢供應飼料90斤，零散大牲畜減半供應。在飼料供應上，對牲畜也限制單幹，鼓勵集體化。麩皮、玉米皮一斤折糧一斤，榨油後的豆餅每斤折糧一斤。 1957年10月11日，國務院發出文件：《國務院關於統購統銷的補充規定》中寫道：「1955年實行的糧食『三定』所規定的留糧標準不得提高，國家核定的糧食收購數量不得減少，定銷數字不增加。災區人民的口糧標準應該適當降低，收成較差的地區的農民口糧標準也應該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 由於糧食緊張，1957年9月下旬以來，京、津、滬三大城市及主要產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鎮，供應給居民的口糧中開始用紅薯搭配。搭配紅薯的比例和折糧率為：北京、天津為10%，四斤薯折一斤糧。其大地方比例更大一些。 1958年2月21日，劉少奇從河北省拿來各種百分比的紅薯面和小麥面摻和做的饃十多個，給中央領導人嘗一嘗。大家嘗了以後覺得好吃。建議糧食部全國統一安排。1958年3月7日，糧食部黨組全面安排薯類生產和銷售。根據劉少奇的意見，在農村和城市銷售糧食搭配10%-20%的薯干或薯面。 1958年春天，農村缺糧問題相當嚴重。4月17日到19日，中央辦公廳聽取了安徽、河北、山東、廣西、廣東、甘肅、山西、四川、江蘇、吉林、遼寧、湖南、福建、內蒙古、雲南16個省的電話彙報，得知這些省都發生了缺糧、斷糧、鬧糧情況。安徽130萬人缺糧。山東農村有67萬多人斷糧。廣東僅15個縣斷糧的就有69萬多人。甘肅21個縣缺糧，其中最嚴重的縣餓死735人。 在「大躍進」以前，糧食短缺問題就相當嚴重。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1958年5月8日寫的《對今後五年糧食局勢的展望》中說：「過去幾年糧食工作是很緊張的，冬季抓統購，春季抓統銷，夏季既要抓統銷，又要抓夏糧統購，工作稍一放鬆，糧食局勢就會出問題。這是因為，糧食產需矛盾非常尖銳。」「原來認為，要經過十幾年的緊張，才能爭取糧食情況的好轉，而糧食問題的根本解決，則要到更遠的將來。」 四、毛澤東擔心「糧食多了怎麼辦」 由於「大躍進」期間「五風」成災，農村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糧食大幅度減產。全國糧食總產量1956年就達到3855億斤，1958年估計為4000億斤，1959-1963年，一直在3400億斤以下，最低的一年即1960年只有2870億斤，低於1951年。到1965年才恢復到1956年的水平。 但是，大躍進期間，浮誇風盛行，1958年各地大放糧食高產「衛星」，糧食總產量一下子吹到8500億斤。 表22-7 大饑荒年代及前後年代的糧食產量（億斤） 表格22-7 人們通常認為，1958年糧食「放衛星」只是下面幹部的荒唐，是下面幹部欺騙中央。實際上，這種荒唐行為是上下互動的結果。最早是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要舉豐收的例子，搞幾十個、百把個例子，來說明對立統一和相互轉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認識。」 毛澤東一句話，黨報立即緊跟，馬上宣傳「豐收的例子」，就放起了「衛星」。上面有高產的希望和急切心理，並且聽不進「保守」的意見，下面就千方百計地迎合上級的意圖。毛澤東希望畝產1萬斤，下面就會送來畝產10萬斤的好消息。浮誇，實際上是對上層意志的迎合和誇大。而這種迎合和誇大是權力機器的利害所逼。 浮誇風是從1958年夏收開始的。《人民日報》先出現的是河南省遂平縣「放衛星」的報道，說是畝產小麥2015斤。 遂平縣假話只不過是全國假話大合唱中的一個音符。翻開1958年的《人民日報》真叫人大開眼界：在一版顯著地位不斷地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小麥創高產的新聞，不斷地為假話推波助瀾 ： 6月8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5 畝小麥平均畝產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樂民公社畝產2357斤；湖北襄陽，700萬畝小麥畝產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產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3530斤； 6月15日，一版頭條眉題：豐收凱歌震天響億萬人民笑開顏 主題：河南小麥產量躍增一倍多副題：「觀潮派」、「算帳派」應及時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雙樓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輝縣田莊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鋒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國，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達木海拔2797米的一個農場畝產8585斤6兩。 從報紙上可以看出，《人民日報》簡直是組織浮誇競賽，後一個參賽者的「成績」 總是比前一個參賽者要高，後一個吹牛者比前一個吹牛者膽子更大。 進入7月，《人民日報》又開始報道早稻畝產的高產衛星，開始新一輪浮誇競賽： 7月12日，福建閩侯城門鄉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閩侯連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陽，9195斤； 7月31日，湖北應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長風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樅陽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國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兩； 9月5日，廣東北部山區連縣，60437斤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辦公廳派往山東壽張縣的工作人員寫回的信中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到壽張縣調查的工作人員是奉劉少奇之命派遣的。這句話一時成為人們的口頭禪，說假話的人膽子就越來越大，報上來的產量說越來越高。 作假者掩人耳目編造謊言，宣傳機器捕風捉影散布謊言，瘋狂的「衛星」大戰把謊言變成災難。全國群起效尤「後期移栽」的「先進經驗」，造成慘重損失。 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浮誇風中起了主導作用。它今天推波助瀾，鼓勵浮誇；明天施加政治壓力，打壓不相信浮誇的看法。當時吳冷西兼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和新華社社長。2002年6月16日，吳冷西病逝，他的老同事穆青在紀念吳的文章中寫道：「冷西同志不但是新聞界優秀的領導人，也是我黨老一代新聞事業奠基人之一。」「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為我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永遠是激發我們前進的動力。」 新華社有人寫的紀念文章中竟說吳冷西「用一生詮釋兩個字」：「真」和「嚴」。新華社和吳冷西同時代的老編輯私下議論：「吳冷西『真』在何處？」「他的精神，他的品格經不起歷史的考驗。」「這樣吹捧吳冷西，說明改革20多年了，中國的新聞界和吳冷西時代沒有根本變化。」 黨報宣傳的這些「衛星」開始有人懷疑。但是，誰要提出懷疑的看法，誰就有被打成右傾的危險。在基層，誰懷疑，誰就會成為辯論對象。當時的所謂「辯論」，是一種看法壓制另一種看法，不讓另一種看法說話。在城市就是對不同意見進行批駁，說人家懷疑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農村，「辯論」不是口頭上的爭辯，而是人身摧殘。 說假話受到鼓勵，說真話受到打擊，浮誇就成為風氣。而浮誇邪風一旦形成，就會產生互動效應，那些本來不說假話的人也會發表助長假話的言論，從而使浮誇風就成為肆虐中國大地的惡風。 在人們對報紙上的「高產衛星」心懷疑慮的時候，著名的科學家、當時全國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錢學森，以科學的名義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他寫道： 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今後，通過農民的創造和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將會大大突破今天的豐產成績。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 這並不是空談。舉一個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別豐產試驗田要在一畝地里收一百六十萬斤蔬菜。雖說蔬菜不是糧食，但到底是畝產一百六十萬斤！ 所以，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條件，加上人們的不斷創造，產量的不斷提高是沒有問題的。今天條件不具備，明天就會創造出來，今天還沒有，明天一定會有！ 著名科學家的文章以科學的權威掃除了人們的懷疑。1959年3月的上海會議期間，李銳問毛澤東為何輕信糧食高產衛星，毛澤東回答說，是因為看了錢學森的這篇文章。 2004年，李銳對本書作者說，毛澤東這一說法也可能有推脫責任的意思，不完全是事實。 科學家如此，官員的狂熱和無知就更不足為奇了。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在《紅旗》雜誌發表文章《駁「糧食增產有限論」》，認為廣東水稻畝產可達一萬斤。1958年8月11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長篇文章《論我國今年夏季的空前大豐收》，不僅肯定了所紙上的浮誇數字，還從政治高度肯定了這些數字的偉大意義。9月26日，以講實話著稱的副總理陳毅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廣東番禺縣訪問記》的文章，說他親眼看見了廣東省番禺縣畝產100萬斤番薯、60萬斤甘蔗、5萬斤水稻的事實。 如果說上述單產是個別現象的話，下面的報道就是全面大豐收了：8月22日，安徽省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畝產千斤省；9月13日，河南也宣布自己是第二個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也宣布是千斤省。9月29日《人民日報》稱：「甘肅糧食增產1倍多，糧食總產量可達200億斤，比去年增長1.4倍，全省平均每人擁有糧食1540斤，至此，一向缺糧的甘肅省在糧食方面開始富裕起來了。」《人民日報》還報道，全國夏糧總產量比上一年增長69%，早稻總產量比上年增長1倍。 多年來為糧食而發愁的糧食部也高興起來。他們向中央的報告寫道：「過去我們以為糧食大量增產、糧食狀況根本好轉是10年以後的事，現在我們看，三、四年後糧食狀況就能根本好轉。三、四年後糧食產量可達6000億斤（包括大豆），人均900斤，比現在增長50%。」 糧食部黨組1958年8月15日向中央的報告更為樂觀：「據各地彙報的材料來看，今年全國糧食產量預計為6283億斤，比去年的3899億斤增加2384億斤，增長61.44%。 在這種情況下，誰要對高產提出懷疑誰就是給「大好形勢抹黑」。「懷疑派」是一頂不輕的政治帽子。在信陽，誰要說高產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鬥，據信陽地委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回憶，全區為此挨批鬥的大約有12000人次。 於是，浮誇風越刮越嚴重。 問題的嚴重性不僅在於下面的浮誇，而且在於相當多的中央領導人以致中央工作會議，竟相信這種天方夜譚的高產記錄。1958年8月29日，毛澤東對這些高產「衛星」有時相信，有時懷疑，但相信還是主要方面。他對1958年糧食成倍增長深信不疑。1958年9月中旬的一天，毛澤東在武漢對王任重說：「許多事情看來怪得很，要就沒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過去九年糧食增加很慢，老愁糧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幾千億斤。今年翻一翻，明年還可能翻一翻，這樣我們糧食就多得不得了。鋼也一樣。過去九年搞了幾百萬噸，今年幾個月就可能增加幾百萬噸……你看怪不怪。」 1958年11月16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和農業部長廖魯言，兩人聯合給黨中央和毛主席提交的《關於農業生產和農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況、問題和意見》中說：「根據西安、廣州、南京、呼和浩特四個分片農業會議的預計，1958年糧食總產量為8500億斤。這是經過各省、市、自治區壓縮後的數字，壓縮幅度一般比地縣報的數字少10%-30%。下面報產，有浮誇的，也有隱瞞產量的。經過省、地、縣三級打了些折扣，8500億斤是比較可靠的；退一步講，總不會少於7500億斤，可以照此數公布。這比1957年的產量3700億斤翻一番還多一點，這是很大的躍進。這一點必須肯定，不能為少數虛報浮誇現象以及某些缺點錯誤而動搖這個總的估計。」 從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這兩位領導人對待數字的態度是認真的，各省也注意了數字的真實性。但是，這些自認為「認真」的高官們卻是被下面幹部「認真地」騙了一把。而下面幹部其所以騙上面，也是上面逼出來的。有了8500億斤這個數字，這兩位農業領導人樂觀地說：「1958年糧食增產較多，完成了國家徵購任務以後，可以分一部分糧食給社員，使每戶都有300-500斤儲備糧……這樣做，減少了集中儲備所引起的倉房設備等困難」。也是有了上面的數字，「意見」中談到下一年的計劃時說：「1959年經濟作物種植面積增加，糧食種植面積減少了4億畝左右，比1958年減少了20%以上。但糧食產量計劃定為10500億斤，城鄉人口人均糧食2000斤。」 高產神話不僅掃除了主管農業的高官們多年糧食緊張的愁苦，也使毛澤東對糧食的狀況十分樂觀。1958年8月4日毛澤東視察河北省徐水縣，他相信了縣委書記張國忠的假話，高興地說：「你們全縣31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要求幹部不要只考慮怎麼多打糧食。「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呢！」 還說：「以後人民就主要吃小麥，玉米和山藥喂牲口，餵豬；豬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還說，「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兒。」 毛澤東擔心糧食多了，進而提出了種植方面的對策：少種，高產，多收。1958年9月底，劉少奇到江蘇視察時也提倡「三分之一的地種糧食，三分之一植樹，三分之一休閑」，「少種、多收」。 。1958年12月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明文規定：「過去人們經常憂愁我們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大豐產的事實，把這種理論推翻了。……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若干年內，根據地方條件，把現有農作物面積縮小到三分之一左右，而其餘的一部分實行輪休，種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樹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種其萬紫千紅的觀賞值物，實行大地園田化。」 高產不容易，少種是最容易的，減少糧食種植面積，自然是少收。上面這麼說，下面就行動。這一行動又和瞎指揮結合起來。江蘇省曲塘公社胡庄大隊為了貫徹「少種、高產、多收」的精神，1958年秋種全大隊只種耕地面積的54.5%，社員看到大片良田拋荒十分痛心，瞞著幹部直到臘月三十夜還偷種了200多畝。 但是，不是所有被幹部拋荒的土地社員都偷種了。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所不惜1960年2月召開的全國財貿書記會上說：「1959年播種面積比1958年少17700萬畝，即減少10%弱。 這大概是1959年糧食減產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提出「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以後，還引出中國科學院的一場鬧劇。8月6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召開擴大會議，傳達和討論毛澤東的指示。主持人說：「主席說鋼鐵產量超過英國，糧食也要大大增產，過不了幾年，全國人民每年有3000斤糧食，糧食多了怎麼辦？糧食多了要研究用途。」經過緊張討論，中國科學院黨組把糧食綜合利用的研究任務下達給6個與化學和生物學有關的研究所。它們是：在長春的應用化學所，在大連的石油研究所（即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前身），在北京的化學所，在上海的有機化學所、生物化學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這些研究所停止了許多重要的研究課題，抽調了一大批科研人員，於8月25日正式啟動了糧食綜合利用課題。這些課題進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資，取得了不小成果。此時，研究「糧食多了怎麼辦」的科學家們也餓得發慌。於是，20多個與生物有關的研究所的數百名研究人員被緊急動員起來，轉而進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代食品成果。 1960年11月9日，中國科學院黨組上書黨中央、毛主席，提出了「關於大辦糧食代用品的建議」。 五、殘酷的高徵購 糧食高產的神話帶來了兩個直接後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徵購。大吃大喝是在1958年秋季短暫時間，但也是造成1959年大饑荒的一個原因。有些地方「吃飯放衛星」，「甩開膀子干，敞開肚皮吃」，一天三頓乾飯。個別地方還開「流水席」，給過往行人大開方便之門。來了就吃，吃了就走。當時我上高中，利用暑假搞勤工儉學，幫郵局送信，在一次從浠水縣城到洗馬鎮送信的路上，正碰上一個公共食堂開午飯，食堂牆上掛著「吃飯不要錢」的紅布橫幅。我也試著走進了食堂，管理人員二話不說，就給我一個大碗讓我隨便吃。我飽吃了一頓白米飯，享受了一次「共產主義」的美餐。在我家所在的八一大隊，食堂還為農民炸油條吃。過去農民連節日也吃不上油條。 由於大辦鋼鐵，大辦水利，留在農業上的只有老年、婦女和兒童，已經成熟了的糧食爛在田裡不能收。湖北省五六百萬人上山大辦鋼鐵，留在農業戰線上的勞動力很少，有的鄉只留下幾個男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還提「秋收放衛星」，莊稼熟了不收割，等著放衛星的時候，「青黃一齊割」，個別地方甚至出現臘月二十七還割穀子的怪現象。收穫上浪費，一般要丟失一成左右，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紅苕丟失二三成。 對農民致命的打擊是高徵購。由於把1958年的糧食總產量估為8500億斤，公布數為7500億斤（兩三年後糧食部的數字是3980億斤，1980年代統計局公布的數字為4000億斤，實際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徵購指標也就水漲船高。1958-1959糧食年度（1958年7月1日到1959年6月30日），實際徵購糧食1113.35億斤，比上一年度多徵購了195.14億斤，增長幅度為21.25%，糧食實際產量按4000億斤算，只比上年增長0.26%。 1113.35億斤比正常年景的850億斤高出263.35億斤。 高徵購的直接後果是擠占農民的口糧。福建省1959年全省糧食總產比1957年下降12.2%，而從農村凈徵購（徵購扣減返銷）的糧食卻比上年增長40.9%，1960年比1957年糧食總產量減少11.45億公斤，而糧食凈徵購量卻比1957年增加1.4億公斤。糧食凈徵購佔全省糧食總產量的比例，1957年為16.8%，1959年、1960年分別上升到31.9%、27.2%。全省人均口糧水平從1957年的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1960年只215公斤，再加上當時限制甚至不準農村公社社員個人經營農副業生產，使全省出現了嚴重的糧食危機。根據省公安廳與省統計局資料統計， 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達87萬人。 福建當時並不是饑荒最嚴重的省份尚且如此，其它省份可想而知。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通欄標題：「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 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這是動用400多名勞動力把其它已成熟的稻子移栽在第二生產隊1.016畝的水田上造出的假典型。幹部造假，農民糟殃。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時間內，僅第二生產隊所在地河北垸的400多人口就餓死了70多人，餓死人數佔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見了建國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們建國一社的光，牽連我們的糧食也賣超了。」 農民沒有這多糧食，徵購自然遇到困難。1958年10月4日，糧食部黨組給中共中央的報告 中說：「今年糧食大豐收，糧食問題基本解決。可是糧食購銷調運情況很不好。從今年7月1日到9月底，全國徵購糧食268億斤，比去年同期減少了49億斤，銷售糧食211億斤，比去年同期多22億斤。其中城市多銷10億斤，農村多銷12億斤。全國9月底，糧食庫存418億斤，比去年同期減少了68億斤。有17個省市庫存減少，其中津、京、遼、吉庫存最為薄弱。」 據中央有關部門匯總，到1959年4月初，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15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2517萬。 從1959年春天開始，農村大批餓死人。由於地方官員隱瞞和縮小死亡數字，中央一直把餓死人當作個別現象，不承認糧食不足，繼續加緊糧食徵購。1959年2月21日，譚震林在晉、冀、魯、豫、陝、川、鄂、蘇、皖、京十省市小麥座談會的總結上說：「現在糧食問題主要是心理狀態，並不是實際上有什麼糧食問題。河南整社還沒有結束，據說就搞出來成百億斤糧食。為什麼這樣的豐收他們還要打一些埋伏？這是一個心理狀態。」 譚震林其所以這麼說，因為當時上層有這麼一股輿論。 1959年1月27日，廣東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寫了《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自去年12月中旬以來，糧食問題已成為農村的輿論中心。雷南縣去年晚造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為此全縣召開了一系列幹部會議，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糧食7000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這個報告介紹，雷南縣反覆交待兩條政策：一、糧食政策。明確宣布1959年夏收之前糧食消費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對糧食問題的顧慮；二、對待瞞產幹部的政策。應明確宣布瞞產是錯誤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以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給予處分，甚至法辦。廣東省委在趙紫陽的報告上的批語中強調「去年大豐收、大躍進是完全肯定的，糧食是有的」，「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鬥爭，才能保證糧食外調任務和安排好群眾生活」。1959年2月22日，毛澤東對趙紫陽的報告作了長篇批示，認為「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毛澤東在批語中肯定了雷南縣的兩條政策。 時任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的杜導正，當時經常列席廣東省委常委會，是知道廣東反瞞產私分的。他在2003年8月對本書作者說：反瞞產私分是陶鑄的意見，趙是支持的，當時只有陳郁夫人對此提出不同意見，其他人都是支持的。陶在東莞反瞞產，趙在湛江反瞞。趙比陶緩和得多。陶整人，趙不主張整人。不過，到了在四月份，陶鑄看到農民真的沒糧食，主動停止了反瞞產運動。 無獨有偶，1959年2月，國家計委辦的供領導人參考的內部刊物《經濟消息》第九期發表了《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調查報告（見本書第＊頁「安徽不安」一章――頁數待編完後定，致編輯先生）。毛澤東不知底細，2月28日，他對這個報告作了長篇批示。他認為只有實行「基本的隊有制，部分的社有制」才能解決瞞產私分的問題。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鄭州會議上，雖然各地鬧糧食的嚴重情況不斷傳來，但中共中央還不承認缺糧。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說： 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係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1958年農業大豐收以後，糧食棉花油料等農產品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1953年和1955年那兩次糧食風潮有過之而無不及。同志們，請你們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認為，我們應該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麼地方。這裡有幾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為主要地應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採取的政策方面去尋找答案。 在這裡，毛澤東認識到公社所有制還不行，要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但是，毛澤東還不相信糧食不足，不相信農民挨餓。認為只要所有制調整了，糧食就會來。 表22-8 大饑荒時期國家調度糧食情況一覽 單位：貿易糧，億斤 表格22-8 高徵購指標下達以後，農民算計了一下，按這個指標，口糧、飼料、種子都沒有了，為了保衛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些生產隊的確私下藏了一些糧食，但數量不多。中央和省級幹部過高地估計了這個數量，在大批農民餓死的時候，還不相信沒有糧食。有了這個錯誤的估計，中央和各省還繼續加大糧食徵購力度，徵購指標一斤不能少。徵購任務的沉重壓力，上級對徵購期限的緊迫要求，基層幹部也顧不得按毛澤東所要求的從所有制上、從政策上做工作，通過反瞞產私分對農民的暴力掠奪是一條捷徑。反瞞產私分和整風整社結合在一起，強化了政治壓力。可憐的中國農民，在深受飢餓的拆磨的同時，又遭受反瞞產私分的暴力摧殘。本書在介紹各省情況的章節中，對反瞞產私分中出現的慘狀進行了描述，這裡再補充兩個案例： 1959年，四川省榮縣小春徵購任務沒有完成，10月2日，在長山區召開五級幹部千餘人的會議，反瞞產，落實徵購任務。縣委第一書記徐某布置鬥爭說：「群眾真正起來打人，不要潑冷水。」長山區首先打人，縣委立即表揚，並批評其他地區右傾。這個會上吊打了30多名社隊幹部，10多人致殘，捕了3個公社幹部。10月25日，又在鐘鼓樓召開生產小隊長以上的會議，規模為4000人。會議的內容是反右傾，查糧食。這個會有30多個分會場同時打人，會場嚴加警戒，不準外出，不準會客。樂德公社14個公社幹部中被吊打4人，撤職8人，受其它處分2人。該公社大小隊幹部被打的有142人，當場打死1人，打殘病死1人。縣委第一書記徐某等人提出「要糧不要人」、「要社會主義不要人」、「有糧不交者打」等的口號。會後，區、公社、生產隊又層層打人。縣裡召開的會計會、醫生會都打人，打人成風，「上級打下級，一級打一級，幹部打群眾，壞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幹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幹部受到批評。於是，區、公社、生產隊普遍設「警察」、「監獄」、「土勞改隊」，任意對下級幹部和群眾進行毆打、逮捕、勞教、處分，並且普遍使用肉刑。據對長山、人和、劉家三個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隊長以上幹部被打死。復興公社三大隊打死社員3人。（詳見本書第三章《天府飢魂》）1959年12月9日，豐都縣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區召開「反糧食瞞產」現場會，縣委主要負責人提出「先打第一線(管區支書、大隊長、會計、保管)，再打第二線（生產隊長），後打富裕中農」的主張。現場會上吊打7人，其中1 人當場打死。會後，區、鄉先後召開現場會，當場打死173人，1179名幹部被撤職。 遼寧省鐵嶺泛河公社在查糧挖糧過程中宣布：「誰藏一粒糧食，就等於私藏一粒子彈」，「誰藏一粒糧食，誰就是反革命」。有的在黨員幹部會上提出「沒有殺人的心，就購不出糧食」。公社黨委書記徐某在楊威樓片召開生產隊支部書記會時，把繩子擺在桌子上，問大家：「你們認識這個東西不？有沒有糧食看著辦！」當場把藥王廟生產隊的支部書記崔鳳伍鬥爭得尿撒在褲子里。在藥王廟召開的生產隊隊幹部會上，第一小隊隊長劉春林生病沒有來，徐廣仁讓人用手推車推到會上「辯論」。徐問劉：「生產隊大躍進了沒有？」劉只好答：「大躍進了。」又問：「人民公社優越不？」劉答：「優越。」緊接著問：「那你為什麼不拿糧食？」購糧幹部（縣委宣傳部的）安某逼社員李墨林回家拿來70斤口糧，還要他再回去拿。李說這是逼人命，安就說李「破壞糧食運動」，送縣公安局押了15天。購糧幹部魏某（縣農委股長）在藥王廟生產隊逼社員劉玉青拿糧，劉說沒有糧。魏就把劉綁起來讓其跪在地上，魏親自用腳踢，還遊街一天，劉被迫自殺，劉的老婆也逼瘋了。魏在老河生產隊開大會動員群眾交糧時，叫社員跑步走，他站在台上學著日本人的腔調訓話：「你們把糧食統統地拿來，糧食大大的有！」會後領著30多人到各家搜糧。公社秘書李興民，在城南堡生產隊立公堂，審訊逼糧。在1959年購糧過程中，全公社有67名幹部打過人，被打的88人，被「辯論」的112人。 （未完待續）
1572年的北京紫禁城內，年僅10歲的萬曆皇帝愛不釋手地翻閱著一本有趣的插圖教科書，看得眉開眼笑，津津有味。對於10歲小孩而言，生動的繪畫顯然比文字更具吸引力，他的老師張居正深曉此理，所以日夜辛勞，完成了這本寓教於樂的教材，以唐太宗「以古為鑒」之語將其命名為《帝鑒圖說》。 該書共含一百多個歷史故事，由張居正從史冊中精心挑選。書分上、下兩篇。上篇名為〈聖哲芳規〉，向萬曆講述歷代帝王值得學習的舉措，譬如任賢圖治、諫鼓謗木、孝德升聞、揭器求言、下車泣罪、戒酒防微、解網施仁、桑林禱雨、丹書受戒、感諫勤政、入關約法等。下篇名為〈狂愚覆轍〉，顧名思義，選取歷代帝王的過錯提醒萬曆皇帝不要重蹈覆轍。 編纂插圖教材對現代人而言不是什麼新鮮事，畢竟我們有五花八門的圖書和動畫片給小孩看。而那時，張居正是整個大明王朝為皇帝編纂插圖教材的唯一一人。 萬曆的父親隆慶帝1572年駕崩，年幼的他不幸失去父愛，並在懵懂中匆匆登極。他的好朋友太監馮保陪伴他長大，被親切地叫作「大伴」，張居正便是受這位「大伴」推薦的老師。在萬曆和李太后孤兒寡母的日子裡，張老師成為這一特殊家庭以及整個王朝的依靠。 在這對母子眼中，張老師是偶像般的存在。他「頎面秀眉目，須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明史》），長得帥，沉穩負責，而且作為內閣大學士，學富五車，精明幹練。之前他做過隆慶皇帝的老師，現受先帝託付輔佐萬曆，成為兩代帝師。除太后外，他曾是萬曆最敬愛的人，被稱為「元輔張先生」。 萬曆的課程有3門：經書、歷史與書法，以及一項莊嚴的儀式——經筵。「君德成就責經筵」，它是當時帝王必須參加的。明朝對經筵尤為重視，當時在春季和秋季每月三次舉行，通常在早朝後，不僅皇帝，內閣大學士、六部尚書等諸多大臣也要參加。 經筵場面盛大而文雅。皇帝先由穿袍服的將軍護送抵達，然後在文華殿面南而坐，再呼百官進入。開講前，兩名講官向皇帝叩首，展書官跪地膝行到書桌旁，為皇帝翻開講義。兩講官一位負責講四書，另一位負責講史。如果皇帝坐姿不端正，講官有權暫停講課，禮貌地提醒皇帝：「作為君主，怎能不莊重？」 文華殿（圖源：公有領域） 萬曆接受的便是上述全國最高水平的教育。經筵是老師提醒皇帝治國的好機會，講師可以委婉地告訴皇帝哪裡做得不好，比如明武宗時就有講師委婉批評他。如今，張居正對待經筵也非常用心，還吩咐儒臣記錄明太祖等皇帝的《寶訓》、《實錄》，把他們分類成書，共四十種，如創業艱難、勵精圖治、勤學、敬天、法祖、慎起居、戒游佚、正宮闈等，多是警切之語。他向萬曆請求在經筵之暇進講這些內容。張居正每次講課都提前半個時辰到達，可見相當盡職。 課堂並非只有嚴肅，也透露著溫暖。《明史紀事本末》記載，萬曆元年，天氣很熱的時候，萬曆直接走到張居正講課的位置旁邊，叫內使為老師搖扇。天冷時則命人在老師講課處鋪氈片，以免張居正受凍。我們現在看覺得平常，但在當時，這些並不是天子必盡的義務，往往是仁君所為。 萬曆年少時很聰明，成績優異，寫得一手好書法，在張居正引導下懂事聽話，虛心節儉。 師生曾經情同父子 萬曆與張居正之間還有一種超乎君臣師生關係、近乎父子的情感，這在整個五千年歷史上都可謂是寶貴的。有一天張居正生病，萬曆到煖閣親手調椒湯賜給他。 還有一件事更令人感動。萬曆因為出疹子在皇宮內長期養病，那段時間張居正非常擔憂牽掛，但不能進皇宮，只能每隔幾天到門外問候。後來萬曆康復後給了他一個驚喜。 那天上早朝時，天色微亮，張居正走入後驚訝地發現許久不見的小皇上竟正坐在龍椅上。出於急切，他徑直走到萬曆面前，跪在地上，仰頭端詳聖上的面容，看病情是否痊癒了。萬曆面帶微笑，絲毫沒有怪罪張居正的突兀，說：「先生走近，看朕面色何如呀？」 張居正關切的目光一刻沒有從萬曆身上移開，向前膝行幾步，要看得更仔細些。這時萬曆為了讓老師放心，低下身子握住他的手，說：「朕近日胃口不錯，飯菜也健康，每日進膳四次，每次都吃兩碗，但不吃葷。」張居正聽後眼眶濕潤，安心地笑了。 （圖：Adobe Stock） 悲劇的萌芽 萬曆皇帝身邊不僅有認真負責、教學質量一流的張老師，還有家教嚴格的母親李太后，更可貴的是還有時常監督他、防止其偷懶的好友馮保。 萬曆大婚前李太后對他的起居管教很嚴，五更喊他起床；萬曆大婚後，母親不便過多干預，但依然十分上心，囑咐張居正：「吾不能視皇帝朝夕，先生親受先帝付託，其朝夕納誨，終先帝憑几之誼。」馮保日夜保護萬曆起居，如發現行為不當，便會立即奏報太后。 （圖：Adobe Stock） 看到這裡，大概很難想像這會演變為教育悲劇，暫且不論期待中的聖君，至少能把孩子培養為守成之君，他怎會變成貪財好色、二十多年不上朝、四處搜刮民脂民膏的敗家皇帝？他後來為何一改敬愛之情，轉而痛恨恩師，恨到想開棺戮屍的地步？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之前的文章里筆者講了一部分原因，本期講述更多課堂和家庭細節。 《明史》記載：「帝或不讀書，即召使長跪。」有時萬曆皇帝不聽話，李太后便罰他長時間跪著。我們現在看，這屬於體罰式教育，不可取，其實在當時無可厚非。但在此過程中，萬曆肯定覺得自己的尊嚴受踐踏。太后是母親，就算再不滿也不能不孝，所以，他的恨意逐漸積累至張居正和馮保身上。 罰跪是太后之意，關他倆什麼事呢？原來，馮保經常向太后告狀使萬曆心生恐懼；太后訓斥孩子不爭氣時，往往補充一句「再不聽話，就告訴張先生。」這點李太后做得不厚道。親子教育不宜頻繁把外人牽扯進來，強化孩子對老師的懼意。張居正和萬曆沒血緣關係，情同父子卻不是真正的父子，更何況張居正是臣，李太后經常強調這句話，導致萬曆對張老師的懼怕漸轉變成厭惡。《明史》明確說：「（太后）每切責之，且曰：使張先生聞，奈何！於是帝甚憚居正。及帝漸長，心厭之。」 （圖：Adobe Stock） 另有一次在課堂上，萬曆被嚇得不輕。那次是講筵，萬曆學習《論語》，讀到「色勃如也」時把「勃」字誤讀成「背」字。張居正忽然厲聲呵斥：「應該是勃！」當時萬曆毛骨悚然，在旁的人也大驚失色，他們沒想到張居正有厲斥皇上的膽量。可以理解張老師一番苦心好意，他把培養明君的希望都寄在萬曆身上，難免急於求成。但正如他改革急功近利，見藩王時不顧禮節，都給未來留下禍患。 以上都只算小事，然而以下這件事相當嚴重，估計萬曆一生難忘。這件事非張居正之錯，主要是皇帝自作孽。 萬曆八年十一月，此時萬曆皇帝18歲，已經結婚，李太后不能時刻管他了，政務依然幾乎全由張居正管，他閑得無聊且自制力不強，開始渴望放縱的生活。皇宮裡有太監誘導他享樂，他們在西城舉辦夜宴，喝得酩酊大醉。萬曆當時佩帶寶劍，隨著醉意上頭，和太監追逐打鬧，耍起酒瘋。 仍覺得不過癮，萬曆於是命令兩名太監唱曲給他聽。兩太監唱了幾首舊調，但都不合他的意。萬曆不耐煩了：「你們唱首新曲給朕聽！」 太監瞬間沉默，他們不敢唱，因為皇上所說的新曲是當時民間的流行曲，在君子看來是低俗的靡靡之音、亡國之音，而作為帝王是應該聽德音雅樂的。若太后知曉此事，後果可能十分嚴重。 萬曆見太監不唱，趁著酒勁龍顏大怒，拔劍就要殺人。隨從趕忙勸阻，之後萬曆雖打消殺人念頭，卻覺得不夠解氣，於是砍斷太監的頭髮代替斬首。 萬曆（圖：公有領域） 即使沒出人命，皇帝也有亂殺臣侍的傾向。此事很快傳到李太后耳中。李太后厲聲訓斥萬曆，數落著他這幾年來的種種不好，而這位血氣方剛的小皇帝無論那夜怎樣威風，此時只哭得像三歲小孩，跪地不敢抬頭。 李太后覺得絕不能善罷甘休，因此傳懿旨喚張居正前來。張老師得知後既驚且怒，即刻從內閣辦公室趕來。當著張居正的面，李太后命人取《漢書》來叫萬曆皇帝翻閱。 學識淵博的張居正立即明白李太后用意，此事真的鬧大了！果然，李太后叫萬曆將書翻至《霍光傳》，萬曆這時也恍然大悟，面色蒼白，渾身顫抖。 公元前74年，漢昭帝駕崩。昌邑王劉賀繼承皇位，但荒淫無道，輔臣霍光因此報請太后廢掉他的帝位，昌邑王便成了在位僅27日的天子。李太后提霍光廢帝的典故，旨在警告萬曆：朱家可不是缺人做皇帝，廢掉你這無道之君，還有你弟弟潞王接替！ 萬曆嚇得伏地乞求開恩，求了很長時間後李太后才答應給他機會。張居正也責令萬曆自省，並同時反省自己教導不嚴的疏漏，代萬曆寫了一篇罪己詔。 之後，萬曆諭閣臣：「朕在沖年，自多過愆，惟藉諸先生力諫，使朕為堯、舜之君。」張居正趁熱打鐵，奏稱：「諸內臣老成廉慎者存之，諂佞放恣者汰之。皇上亦宜痛改，戒宴飲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繼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玩好以定心志，親萬機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端趨向以肅士風，則聖德愈光矣。」（《明史紀事本末》） （圖：Adobe Stock） 萬曆表面上採納了這些建議，實際上是因為迫於李太后的權威。《明史》稱他自此事後，「心頗嗛保、居正矣」，對馮保和張居正的厭惡又深一層。 透過這起醉酒胡鬧事件，想必諸位也看到一些問題：張居正、李太后、馮保等人齊心協力的嚴厲管教下，在以明君為標準的引導下，萬曆為何還會偷偷做出格的事？前幾年含辛茹苦的教導難道沒能使他獨立辨是非？張居正和馮保有助歸正他，何恨之有？ 筆者對此總結了六點： 1、萬曆的嚴格標準是被動，家長和老師都輕視了對其自覺性的培養。真正的嚴格應是主動的，如康熙學四書五經時每句都主動朗讀一百二十遍、背誦一百二十遍，有大臣說背一百遍就差不多了，但康熙堅決背夠一百二十遍，後來經典中任抽一句都考不倒他。 2、萬曆親政時間晚。18歲在古代不算小，順治和康熙帝都是14歲就已親政，就連不被視為英雄人物的崇禎也能在16歲扳倒奸臣魏忠賢。而萬曆10歲登極，18歲卻還不親政，一直拖到20歲。他本人表示拒絕早親政，李太后也說要張居正輔政到他30歲再讓他親政，主觀意願和外部環境都在消磨對成為明君的嚮往。 3、坐享其成。萬曆的教育和政治條件優渥，他坐享張居正改革後的國泰民安，未能真正理解改革之艱辛，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並無多大意義。 （圖：Adobe Stock） 4、萬曆這時最擔憂的只是皇權能否保住。他沒有從霍光廢帝事吸取正面教訓，加緊內省；而是吸取反面教訓，厭惡像霍光那樣可能對自己有威脅的張老師。李太后的恐嚇無形中起到反作用。 5、隱藏的性格。環境嚴格時萬曆的性格尚未暴露，實際上他骨子裡像他爺爺嘉靖皇帝，偏執、睚眥必報、權力至上。事實證明，十年後萬曆果真變成了嘉靖2.0，雖不上朝卻擅長弄權，敵視文臣勸諫。此外還優柔寡斷，缺乏主見，數年後在鄭貴妃和太子之爭問題上他猶豫不決、麻木逃避，表現得更加明顯。性格問題是所有良師良母的教育難題，這點不必太苛責李太后和張居正。 6、缺少嚴父。這點不怪任何人，因為隆慶帝離世早，卻是不可忽視的客觀因素。張老師畢竟是外人，不能代替萬曆的父親，而且母親也不能取代父親的教育作用。距此100多年前，明成祖對太子朱高熾要求極嚴，朱高熾在應天府監國期間充分磨練，繼位時已然成熟有素，可見前代帝王影響之重要。 （未完待續）
一輛全國最奢華的房車與前後規模龐大的衛隊和儀仗隊越行越近，迎接這一隊人馬的官員恭恭敬敬地下跪，絲毫不敢怠慢。 待隊伍走近後定睛一看，房車的前方赫然站著24名頂級火槍手，他們鎮定且敏銳的眼神與手中的武器令人不寒而慄。往後看去，那房車尾跟著24名魁梧的弓箭手，亦有魚貫接踵的騎兵一路揚塵。 房車是由32名壯漢抬起的大轎，稱它是一座「移動的別墅」一點也不過分。轎子外圍有一圈圍廊，裡面的人休息時可以走到圍廊欣賞風景；轎的前半部分名叫重軒，其內部建有書房，供車主工作時使用，相當於移動的辦公室，還配備書童在旁服務；轎的後半部分是卧室，車主無論白天黑夜都可以安穩地睡眠。此外轎中還配有珠玉綢緞。 如此級別的轎子遠遠超過我們常說的八抬大轎，這豪華房車內的貴賓不是皇帝，卻是內閣首輔張居正——萬曆帝的老師，大明朝的棟樑，皇親國戚也畏他幾分。 坐在轎中的張居正此時心情複雜。一方面，他終於可以短暫休息，返鄉安葬剛故去的父親並看望年邁體弱的母親；另一方面，奪情風暴讓他折磨得心灰意冷，暗想：「我盡忠為國，卻成千夫所指，斥我不孝。反正我已名譽掃地，你們盡情罵吧，道德的楷模不做也罷！」 此時的張居正一改昔日節儉謹慎作風，接受了河北真定知府錢普的獻媚，即上述鋪張浪費的奢華大轎；也接受了沿途府州縣官的下跪、巡撫巡按的越區迎送與親自開道。 更不應該的是，他途經襄陽時，襄王出城恭候請他赴宴，他僅僅以賓主相見的禮節回應。然而依照大明王朝的制度，即使再大的官、公、侯見藩王時也須行為臣之禮。在路經南陽見唐王時他也同樣僭越。《萬曆野獲編》記載，張居正在宴會上「坐南面」，即坐北向南。而依照古代禮法，南面稱尊，北面稱臣。 （圖：Adobe Stock） 張居正這般犯大忌，無疑給自己及家人招來禍患、留下污點。他在世時，萬曆皇帝敬他，無人因禮節問題罰他，但死後難保多遺留了一個專權罪名的證據。《萬曆野獲編》評價稱「僭紊至此，安得不敗！」「江陵妄自尊大，並典制不復問矣。」透過返鄉葬父的排場和行為，足見張居正受奪情風暴刺激後放鬆了對自己的道德約束，開始抱持破罐子破摔的心理。 上期講到《明史》說「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除以上奢侈行為外，還有證據表明「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張居正改革的核心就是整頓官僚惡習，且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但在其改革的後半期，他自己反而性情大變，多數升遷或罷免官員的決定是出於個人喜惡，特別是對待反對者幾乎不再留情。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覺得無論怎樣努力都會遭受批評與指責，既然不能左右外界的言論，那管好自己能左右的事就足矣，只要能繼續大權在握，改革就不會半途而廢；只要能實現畢生理想，國富民強，可以不擇手段。張居正後期這種偏激的思想只能獲得臨時的成功，給自己在政壇上樹立更多反對者。 但這也不能全怪他一人。如果我們將心比心，客觀地分析當時他的環境，會發現他有諸多無奈和不得已。 中國古代五千年歷史，所有成功的變法、改革或新政都需要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實權。我們潛意識裡習慣於把權力和姦佞權臣掛鉤，彷彿這一詞離所有正人君子都十分遙遠，但試想，如果沒有智慧和渠道爭取夠硬的後台和實權，那麼政治理想都將成為泡影。區別是，賢臣良相會以合法途徑和較高的道德底線爭取，其最終目的是治國平天下；奸臣則不然。這個底線究竟多高算高，它不像數字指標那樣量化明了，所以許多致力變法的君子們都是戴著官場「鐵鏈」治國的，要在制度與祖宗之法的局限下儘可能減少改革的阻力。 張居正不見得比前朝前輩們輕鬆。以前唐朝的政令都由宰相擬，然後交給皇帝畫敕；宋朝的制度是宰相先向皇帝呈札子，待皇帝同意後再擬旨。明朝朱元璋廢掉宰相後，內閣大學士的權力起初很小，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書或經筵講官兼任，內閣大學士本身只是五品。 之所以群臣以內閣大學士為尊，一是因為他們的兼職地位高，譬如部門尚書；其次是因為明朝到中後期皇帝不愛管事或暫時不能親政，於是內閣出現一系列權臣，比如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都擅長權術，但不同之處是嚴嵩是奸臣，徐階、高拱、張居正皆是治世能臣。 （圖：Adobe Stock） 嚴格說，張居正作為內閣大學士，即使是首輔，很多事也不該他管，他原本應得的權力遠不及漢、唐、宋代的宰相。筆者曾在第四期提到，張居正推行的考成法要求六部把手上的「考成簿」一字不落地抄兩份，一份交給內閣，一份交給六科。該新政很有益處，然而六部沒有義務這樣做，畢竟內閣大學士不是宰相，不該管六部的事務，六部只聽皇帝的話即可。 張居正如此大刀闊斧地改革，提陞官員工作效率和質量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踏入灰色地帶。他早已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所處者危地也」，名為輔政，實為攝政，攬了不該攬的權。但從另一方面講，他得到強大後台李太后和萬曆帝的鼎力支持，似乎又無可厚非。他的一系列爭議之舉，包括不守孝、任用張四維這樣聽話的人、調走對戚繼光等良才掣肘的人、打擊反對者，都旨在減少改革的阻力。為最大程度營造穩定的政治環境，他要與太監馮保搞好關係，這本是對君子而言可恥的事，卻是促成改革順利的重要一步。他已然視改革比生命更重要，這一思想動機是他治國成功的因素，也是走向偏恣的錯誤之源。 總體而言，張居正的底線談不上低，海瑞說他「工於謀國，拙於謀身」算是比較中肯的評價。另一可貴之處是，張居正幾次對萬曆帝和李太后的勸告都是金玉良言，他們當時也大多虛心接受，這是非常難得的配合。 如某次張居正進講，提及宋仁宗不喜歡珠飾。萬曆說：「賢臣為寶，珠玉何益！」張居正說：「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養人，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萬曆當時還算聽話，說：「然。宮人好冶妝，朕歲賜未嘗不節省。」張居正聽後很高興，稱頌道：「皇上言及此，社稷生靈之福也。」 （圖：Adobe Stock） 李太后既是觀念正、教子嚴的母親，也是卓越的女政治家。《明史》評價「萬曆初政，委任張居正，綜核名實，幾於富強」，離不開她的貢獻。對於要節儉的建議她也認同，如《明史紀事本末》記載，萬曆五年，「諭修慈慶、慈寧南宮。張居正言：兩宮於萬曆二年落成，今壯麗如故，足以娛聖母，乃欲壞其已成，更加藻飾，非所急也，請輟工。從之。」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李太后對張居正再怎麼信任支持，總有發生矛盾的時候。曾有一起李太后親爹犯錯的事件，雖然她當時沒有直接反對張居正，但耿耿於懷，自此結怨。張居正去世後遭萬曆報復清算時，恰因為此事件，李太后不願為張居正發聲。 那是一個冬天的夜晚，張居正家中突然來了不速之客，硬是執意將他喊醒。誰這麼大膽？原來這夜訪之人是他的老熟人——戚繼光。 戚繼光大老遠從邊塞跑來只為給張居正看一件軍衣，他話不多說，當面撕開這件棉衣。張居正定睛一看，棉衣里哪有什麼棉花？分明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圖：Adobe Stock） 張居正瞬間明白戚繼光為何這般憤怒急切，他們都是對國事超負責任的類型，當然不會容忍軍衣偷工減料令士兵挨凍。於是張居正直接告到李太后那裡，因為管軍隊後勤的人是李太后的父親、皇帝的姥爺——李偉。 揭露李偉失職是對的，張居正這樣做是出於道義公心，不過得罪太后的親爹確實風險極高。李太后當時的反應非常公正，並無偏袒，怒罰親爹在門外長站，那時大雪紛飛，寒風凜冽，懲處可謂相當嚴厲；之後又下令撤李偉的職。至少在行為上，李太后做得大公無私，值得肯定。 但幾年後，有人勸她為張居正說情時，她只是冷冷說道：「當年父親在雪中罰站時，有誰為他說情呢？」張居正遭清算是過分了些，為張居正說情並不違背公義，可見李太后多少有些懷恨在心。 （圖：Adobe Stock） 萬曆帝、李太后、張居正原是合作很好的同盟，親如一家，1573至1582年間鑄造了一段君臣協力中興的佳話，張居正對年少的萬曆師恩深重，情同父子，當時萬曆曾展現出明君特質。然而，張居正九泉之下萬萬沒想到，生前寄予厚望的好學生居然長達二十多年不上朝，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懶的皇帝之一；還抄了自己的家、導致自己十多位親人餓死、革除了自己生前所有官職，並終止了蒸蒸日上的改革，恨到險些開棺戮屍！「終萬曆世，無敢白居正者。」（《明史》）直到萬曆死後，天啟年間才有人公開稱讚張居正，到崇禎年間才有人出來為其申冤。李日宣上奏稱：「故輔居正，受遺輔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勞任怨，舉廢飭弛，弼成萬曆初年之治。其時中外乂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崇禎皇帝表示贊同。 十年改革期間，張居正和李太后的教育和政治配合總體上是成功的，但三十多年後徹底宣告失敗。有人可能覺得這事離我們遙遠，但類似的教育遺憾在現代許多家庭和學校都發生過。 為何萬曆對昔日敬愛的張老師恩將仇報？其中的表面原因有萬曆的昏庸無道；有對張居正管教太嚴的不滿，覺得少年時失去了享樂和權力至上的快感；有張居正不夠謹慎的漏洞留下把柄；還有一個重要的深層原因是，當時的制度以及帝王的觀念註定無法回到伊尹的時代。 早期的古人觀念較純樸，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在提醒人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即使君為臣綱，但聖賢始終都不忘強調對君主的制約，因為君權神授，無道到夏桀商紂地步的國君自然不能再享有福報。3000年前，商朝有位名叫太甲的王昏庸無能，宰相伊尹便將他流放到桐地，讓他反省長達三年之久。後來幸運的是太甲悔過自新，於是得以復辟，從此以德治國，成為聖君。伊尹流放太甲使其改過的故事幾千年來受文人稱讚。 在政治傳統上，明朝以前皇帝縱然是九五之尊，卻也不能干預宰相的職責，宰相可以駁回他認為皇帝無理的要求，而且皇帝未必能得逞，比如宋真宗和李沆的典故。 北宋程頤有言：「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再回顧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造就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其實大過帝王的作用，唐太宗也說過，他不贊同像隋文帝那樣「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親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實際做法也是發揮各臣的配合作用。 （圖：Adobe Stock） 然而明清兩朝是無宰相的時代，君權和帝王心機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觀念上很難轉變回更好的時代了。連崇拜程頤的明君乾隆也說，天下最重要的怎麼是宰相呢？應該是皇帝才對！ 1582年張居正逝世後不久，萬曆有過一段勵精圖治的時期，已滿20歲的他在更加成熟的同時，也逐漸意識到，原來曾經德高望重的張老師就像伊尹，而堂堂大明天子怎能容許伊尹再現？當初戒尺壓在彈簧上有多重，反彈之時就有多猛。他想抹除一切張老師存在的痕迹，以向天下人證明自己不是太甲，如同後來清朝順治帝對多爾袞掘墳鞭屍。不同的是，順治總體上是一位不錯的皇帝，而萬曆把自己放縱成了一個亡國之君。 萬曆的悲劇不能全歸咎於張居正，畢竟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再怎樣也不該罔顧師恩。造成遺憾的因素不只這些，下期將帶各位走近他們師生曾經的溫暖，看全國最認真的老師、最嚴的媽媽教育小皇帝的點點滴滴，並總結更多的成敗經驗。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