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多城限制示威并延长宵禁 警方加强部署应对周末抗议
2026 年 10 月 23 日
文/清箫 如果给晚明政治划分不同的阶段，可以概括为有张居正的时代和没有张居正的时代。张居正执政的时代总体非常正面，国家上下一致，“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明史》），即使在万里之外的地方，早上下令，傍晚即可实施。他撒手人寰后，国家逐渐失去主心骨，越来越散，越来越不严格。官员目睹鞠躬尽瘁的股肱之臣死后被抄家，心想：认真做事的人换来如此下场，又何必再认真？ 然而任何一种执政作风都不会百利而无一害或百害而无一利，张居正的铁腕和操切作风引发反弹的同时，也迎来一段奔放的短暂时期，这段时期的自由是值得肯定的。 舆论牵制庙堂 政治言论奔放 譬如有个经典案例：万历十七年，雒于仁上疏骂万历皇帝有病，不是说身体有病，而是人品精神有病。该疏题为《酒色财气四箴疏》，嘲讽万历贪财、好色、贪酒、尚气。 万历看完后像个挨打的小孩一样向几个大臣诉苦，为自己鸣不平。最后在申时行等人的劝说下做出让步，只是暗示雒于仁辞职，没有引发更加严重的报复性处分。即使万历本人不怎么好，但当时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政治氛围的确起到了制约作用。 雒于仁的意义在于他开了一个先河，之后诸臣听说如此具有讽刺性的上疏没有换来廷杖或生命危险，于是纷纷大胆起来，一个接一个上疏提意见。 万历（图：公有领域） 大臣之间的关系也出现微妙变化，言论自由意识显著增强。许国的一段话反映出万历年间下级对上级态度的变化：“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 其实明朝的制度除废宰相外，一直以来在权力互制方面都做得不错，特别是以下制上。如六科官小而权大，可封驳圣旨，制约皇帝，圣旨必须经六科通过才能生效。六科若觉得圣旨不周全，发给六部时可以进行“科参”。顾炎武《日知录》称：“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而且士大夫自明初起便以敢言为荣，形成风气。到晚明万历年间的一段时间里，小臣仿佛才是老板，大肆批评大臣种种不好。大臣刚开口发飙，小臣便展现出极强的维权意识：“你阻我言论自由。” （图：Adobe Stock） 那时上至高官，下至游棍，几乎所有人都热情地议论时政，骂昏君与恶官，听者也通常不会举报谁批评皇帝朝廷如何。沈一贯在谈到私议朝政时说，以往百姓只是在街头巷尾耳语而已，如今“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这种反权威现象不同于秦末、隋末和晚唐，万历年间没有天下大乱的局面，仍处于太平时期。 顺便一提，明朝的百姓其实受到很好的保护，尽管有些时期政治黑暗，我们却不该以偏概全。明太祖时就已规定，当官方渠道未能解决问题时，百姓有权将贪官污吏捆绑，直接到京城交给皇帝判决，而且皇帝要补贴百姓的路费。明初宣德年间新淦县就发生过一起这类事件，县民把欺压他们的县丞厉中绑了，还杀死一名军官。宣德皇帝亲自审案并判该县丞死刑，公正为民，所依法律为《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诸位不妨对比一下现在21世纪的中国，真的比明朝进步吗？ 明宣宗（图：国立故宫博物院） 晚明民间强大的舆论力量直接左右著官员的升降，吵了15年的太子问题竟然因受流言飞语所迫而敲定，的确是个好玩的现象。 若要世道昌 去了八狗与三羊 舆论代表人物之一是山人乐新炉，他散布的飞语几乎无人不怕，无人不知。有一件特别搞笑的事：乐新炉将民意认为糟糕的官员说成狗和羊——“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与三羊”，广为流传。他并宣传正面的十君子，其中代表人物是敢言的邹元标。这几位正负人物合称十子、八狗、三羊。 虽然这像是中国古代很常见的口号，似乎不会产生严重后果，但被他列为八狗之一的张鼎思忐忑不安。据《万历野获编》，张鼎思原本是吏科都给事中，后来被谪为幕僚，觉得冤屈，特意向皇帝解释：“乐新炉肯定搞错了，那个狗本来说的是别人，误换成了我。”于是他“荣幸”获得一个响亮的新外号——“张换狗”。 同样狗官榜上有名的胡汝宁、杨文举受此流言影响，在吏部和都察院考核后均被罢免。当时有人甚至认为，大太监冯保被贬也是拜乐新炉所赐。 值得重视的是，乐新炉掀起的舆论极大影响著吏部和都察院，在民间起到强大监督作用的同时，也导致人心惶惶，加剧了官员之间的派系划分和对立。 （图：Adobe Stock） “隐形人”写的“妖书” 万历年间最大的纷争莫过于国本之争，究竟是遵守祖制立皇帝不喜欢的皇长子，还是立宠妃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抑或继续拖延，全民热议，文官划派，万历皇帝却不尽早拍板，耗费了大明王朝15年的精力，开启了间接导致明朝最终灭亡的党争。寡断麻木的万历也因不堪忍受文臣反对，索性20多年不上朝，大量文件已读不回。 有趣的是，最终迫使万历就太子问题拍板的是流言飞语：一篇于万历二十六年在民间盛传的文章《忧危竑议》。该文作者为化名“朱东吉”，猛烈抨击郑贵妃及朝臣中的“温和派”，称他们有夺储的阴谋，一时震动朝野。该文被万历视为“妖书”、“妖言”，不过所谓“妖”只代表官方立场。 （图：Adobe Stock） 万历勃然大怒，却抓不到作者，郑氏家族不得不表态支持即刻立皇长子为太子，因为若再不表态，就等同于默认他们在酝酿阴谋。于是皇帝被迫向舆论妥协，于万历二十九年正式定长子为继承人。 这一起所谓“妖书案”过后还不算完，又出现一篇《续忧危竑议》，说皇帝立皇长子只是迫不得已，有意更换太子，把已退休的朱赓调到内阁就是为了此事，再度引发轩然大波。万历迫不得已立太子是真的，但说朱赓参与更换太子著实是冤枉。官府这次也查不出作者身分，最后以替罪羊结案。 古代帝王立储，通常要么老实遵守嫡长子继承制，要么和心腹大臣商议后决定废立与否，再者便是秘密立储。譬如唐太宗经褚遂良提醒，最终决定立李治为太子；明成祖不喜欢长子朱高炽，偏爱次子朱高煦，犹豫之际，解缙一句“好圣孙”点醒梦中人；清朝从雍正开始秘密立储。而万历朝的国本争论持久，闹得轰轰烈烈，主要是因为万历本人的寡断性格、听不进反对者的意见以及身边缺少解缙那样的高人指点。但从中也可见当时的舆论制约力度和臣民参与度，特别是清流派及其支持者的责任感。当然，这种宣传阴谋论的流言也搅得官场人人自危，相互猜忌。 庙堂与天下 我认为反映晚明舆论与朝廷关系最精辟语，当属《明史纪事本末》王锡爵和顾宪成的一段对话。 王锡爵吐槽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的回复相当经典：“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不是舆论偏要和朝廷对立，而是朝廷已不能反映民意了。 顾宪成及东林书院在野形成一个强大的舆论中心，批评时政，后来发展为朝廷中的东林党，在晚明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家喻户晓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便始于顾宪成。 （图：Adobe Stock） 涣散不和 门户之见 东林人士一开始不算是党，其实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是很正常的事。而与东林对立的齐、楚、浙等党把他们称作东林党，这些党为抱团选择倚靠魏忠贤，于天启年间形成阉党势力。魏忠贤专权是明朝最黑暗的时期，迫害东林，残害忠良，人神共愤。东林党和阉党间的腥风血雨，既可视为正邪较量，也可视为瓦解大明的分裂。 东林人士大多正直，如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气节值得赞许。但党争之弊确也不可小觑，因为大明此时已经没有主心骨，朝臣变得意气用事了。只要是对立派系就必然反对，已偏离制衡的初衷与裨益。 北宋也曾有此趋势，王安石变法期间原本是君子政见之争，彼此依然互敬；而到宋徽宗时，朝廷变味成激烈打击异己的“战场”，出发点由为公转为为私，便是亡国之象了。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辩得好，说“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重点应是君子与小人之别，像周武王三千臣子一心，和而不同，才是强盛之道。纵览宋明，足知党同伐异、门户之见的危害。 崇祯年间与清议和与主战争论亦出现类似问题。大臣普遍吸取宋朝主和教训的确不错，明朝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骨气，从不签辱国条约。但未必议和即卖国，主战即忠国，取决于谈判底线和原则。杨嗣昌所言东汉耿国变通应该是更合适的解决方向，应以议和为权宜之计。若徒有气节却不能救国，究竟是为虚名还是务实？战争时期过度犹豫和内部矛盾最易误事，碰巧崇祯又寡断摇摆，错过最佳议和时机。杨嗣昌背后掣肘，与卢象升将相不合怎不是又一桩悲剧？此时到哪里呼唤张居正、戚继光和李成梁近乎完美配合的时代？万历年间在对待日本侵朝战争时，君臣基本上一致主战援朝，可谓是抗日援朝获胜的基石，那时的齐心后来也一去不返了。 （图：Adobe Stock） 假设 两种极端均要不得。晚明短时间的自由奔放与民权意识理论上有望推动制度变革，确实可贵，不能因为没走到那一步便予以否定，可惜的是缺少明确的方向和充足的准备。 之前我看到有人以为万历年间的政治已经算是君主立宪、无为而治，这当然是谬论，其实只是君主“躺平”，比昏聩更糟糕。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都强调以民为本，如钱穆所言：“中国政治上从秦、汉下来，虽一直都有皇帝，但在思想上从来没有说要专制”；且孟子早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士大夫的主要意义就是以道义纠正君主过失，敦促君主重视民生民意，虽没有单独建立一个代表民意的机构和选举，君主与朝政昏暗时期逆天逆民，但好的时期是做到了顺应民意的。晚明出现这些状况是因为高层不行了，民间的力量显著突出，人人平等意识增强，是一个建立新秩序的契机。 如果要挑选一个最重磅的指南，在传统道德的精华基础上建立顺应时代的新制度，也许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可能促成接近君主立宪的制度，不过可能性应该很小，而且他写此书时大明已亡。明末皇帝不爱管事、受很大制约，但君权依然很强，想胡作非为时依然难以限制，只能劝谏；舆论有左右朝廷之势，严格讲却不属于民主雏形。虽然晚明没来得及用上《明夷待访录》，但200年后晚清维新志士梁启超、谭嗣同大力推崇该书思想，无心插柳柳成荫。 假设明国祚再延长，会怎样？依然不会乐观。晚明政治内斗是硬伤，看明亡之后的南明如何就知道了：大臣和福王派系的旧恩怨走向新的分裂，门户之见依然延续，想根除内斗只有重新洗牌一条路，不得不亡。南明不及南宋或东晋，晚明政治遗毒之深是重要原因。 （图：Adobe Stock） 另在道德方面，南明反清义士华夏感叹：“大明无乡绅久矣。即有亦膏腴洁衣，多买田产为子孙计耳。”“只苦这几个秀才为著明伦堂三字丹心耿耿，刻不能寐。”虽不乏英雄义士，但能指望那些唯利是图、随风倒的富人吗？有人以为明初朱元璋如何不好，其实洪武朝在儒学伦理教育上的复兴有著重大意义，明朝能有277年，传统道德观与责任感是比君主更重要的顶梁柱。晚明繁华中夹杂颓废，当时崇祯很想归正道德风气，近乎比登天更难。 遥想大明风骨，虽远犹近，如松柏常青，与日月同辉，在风雨飘摇的最后时刻，依然有人正气凛然，视死如归。杨涟狱中血书“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卢象升沙场呐喊“关羽断头，马援裹革，在此时矣！”感天动地，永照汗青。冀以拙笔，继续于“北京沦陷前夕”系列书写大明最后的英雄与小丑、兴亡和荣辱、繁荣的文化及影响数百年的大思想家，探究个中因果规律。敬请关注。 （未完待续）
文/清箫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让现代人穿越回古代民间，那么，有一个时期现代人可以很快融入，甚至会觉得除科技外没太大差别，非常自由、好玩，这个时期就是晚明。上海在民国时曾掀起一阵晚明潮，明人小品一度洛阳纸贵，林语堂等大师也对晚明风极为推崇。 之前有朋友问我，为何最近写的系列以晚明史为主题，在此我简单聊一聊原因。当你读懂晚明，再联想当今，无需多言，自然心领神会其意义。 五千年间最特别的时代之一 中国历史有“三晚”——晚唐、晚明、晚清。虽然每个朝代都有末年，但不是每个末年都可以称作“晚”。“三晚”的共同点是，尽管政治已衰落，但文化、经济、社会却在进步。 唐朝的分水岭是“安史之乱”，其后进入中唐和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问题削弱著这个强大帝国的实力。但也恰恰由于这一分水岭，大唐从此在衰落的同时又进入一个新的繁华时代，较稳定的南方逐渐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当时“扬一益二”，透过扬州与益州，可以看到不同于盛世长安的另一种繁华。晚唐的手工业依然十分发达，比初唐进步；文学出现新潮流，诗有小李杜，词有温庭筠，特别是词的发展。晚唐文学受时代变化影响，更注重私情，有下启五代词的重要地位。至于晚清，大家普遍熟悉，我就不赘述了。 晚明也有其特殊之处，特别是万历年间张居正死后，朝廷官府日趋黑暗，皇帝越来越不管事，而社会自发地自由奔放，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思想上的变革。阳明心学颇受崇拜，又有何心隐、李贽这类被官方视为“异端”却开启新潮的大思想家。王阳明为凡夫俗子做学问，其“知行合一”说不仅影响中国500年，也使日本维新人士沉醉其中。 （图：Adobe Stock） 民间呈现出很强的政治参与意识，热衷于议论与批评时政和帝王，盛传流言飞语，以舆论的非武力形式对官员、朝廷乃至皇帝构成巨大压力，直接影响官员的任免与立太子的决策。晚明看似处在全面大变革的前夕，但结局只是改朝换代，而没有发生类似英国光荣革命的变革。 晚明的文学清新通俗，率性活泼，尤其是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跨越时空和三百年后的民国大师形成心灵上的共鸣。如果把唐朝比喻为佛家，明朝就可以比喻为道家，纵观整个明朝的大人物、大事件、气节、文化，都能感受到强烈的耿直与真性情，晚明文化则将真性情推向一个新高度。 （图：Adobe Stock） 关于晚明的时间跨度，通常指万历初（1573年）至崇祯煤山自缢（1644年）的近70年，经历神宗（万历）、光宗、熹宗（天启）、思宗（崇祯）四代皇帝统治，但尚无统一定论，也有说从正德或嘉靖开始。万历至崇祯大多数时间是太平的，农民起义主要是崇祯在位17年间的事，集中于西北，但对中原破坏不小；努尔哈赤正式叛明是从1618年算起，主要战场在辽东，所以严重内忧外患的时间只有约20年。张居正1573年至1582年的改革使大明焕然一新，国富兵强，万历后来能取得三大征的胜利，且即使20多年不上朝，国家也能基本稳定，一定程度应归功于张居正建立的雄厚基础。 大明繁华早在1402至1424年永乐朝就已出现，但晚明的繁华和永乐盛世有很大区别。说到这里，简单讲一讲明朝的发展历程。 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勤政节俭，知人善任，文治武功卓越，《明史》赞永乐盛世“幅陨之广，远迈汉唐”。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到永乐盛世，再到仁宣之治，这一阶段主要以帝王为主导，引导社会从元末乱世恢复至正轨，国君英明，政治清平，宽赋省役，兴农爱民；但政治风气总体冷峻，重农轻商，人们的理想追求以仕途为主。 （图：Adobe Stock） 之后从正统到成化，君主的政治素质、治国能力不及明初，但社会观念不再固守，弃学从商者越来越多，社会更加多元化。 成化以后到晚明，社会已经变得相当丰富有趣，许多人鄙视科举和当官，靠卖小说、卖诗词、售书画、看相、黄白术、做工匠等一技之长发财致富的人成为庞大群体，还有不少人当讼师（律师）。民间各种书籍琳琅满目，如神怪小说、侦探故事、爱情、养生、育儿等，商家还有意引导消费者购买哪些书。 （图：Adobe Stock） 此时，明人社会价值取向发生巨大变化，在农民、商人和文人身上体现显著。读书人掀起反科举大潮，把秀才帽撕碎，戴上山人帽。明朝中后期的山人现象是历朝中最突出的，可谓一大特色。苏州出现农民不愿种地的现象，他们涌入城里打工，因为比种地赚钱多。以前自命清高的文人开始向商人低头，有个典型例子：大文豪王世贞对朋友詹景凤说：“徽州商人看见苏州文人就像苍蝇追羊膻。”詹景凤回怼道：“苏州文人看见徽州商人也像苍蝇追羊膻。”王世贞听后竟无言以对。这段对话反映出晚明商人的精神文化追求更高了，而文人则变得更加拜金。 这个时期的政治可划分为弘治中兴之治世、正德至隆庆的中叶时期、万历至明亡的晚明。我认为隆庆更靠近晚明，因为隆庆朝解决俺答问题等边患及开放海禁的政策对晚明影响极大，是万历初年飞速进步的前奏。明中叶和晚明的皇帝中只有孝宗弘治可称得上明君，而正德、嘉靖、万历、天启都属于离经叛道的类型，隆庆、崇祯则平庸。在此期间，皇帝的主导作用、素质和能力已大不如明初。 晚明最精彩之处，不在庙堂，而在民间。之前长期讲张居正新政，现在我们不妨轻松一下，到大街上走一走。 （图：Adobe Stock） 他们比我们更会玩 晚明人熬夜玩乐，通宵“追剧”。如崇祯二年中秋后的一个夜晚，二鼓已过，金山寺锣声震天，原来是有人叫小厮来唱戏，把寺里的和尚震得从睡梦中惊醒，全寺人都跑来围观。戏一曲接一曲，演罢还不够尽兴，一直演到天色快亮。连我们现代人也会觉得这样通宵相当疯狂。 那时的戏多到像天上的星河，不管文化水平高低、政治立场如何，大家都争相写剧本。被迫害致死的东林君子杨涟和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是晚明政坛的大人物，民间也有围绕他们而写的剧本，有多达上万观众看戏，台下人山人海。 有一回演《冰山记》，演员上台念白说“我是杨涟”时，台下观众纷纷传道：“杨涟！杨涟！”由近到远，如海潮涌动，表达著对英雄的崇拜。戏演到魏忠贤杖打范元白、逼死裕妃的时候，观众虽安静却个个都咬牙切齿、面露怒色。待演到颜佩韦击杀锦衣卫校尉的情节时，可谓大快人心，观众群起欢呼跳跃，喊声几乎快把房屋震塌。 （图：Adobe Stock） 为何演到颜佩韦时观众如此激动？之前，魏忠贤迫害东林人士并逮捕周顺昌时，苏州百姓愤起抗议，出手打死一名旗尉。后来颜佩韦挺身投案牺牲，百姓都对他颇为敬佩怀念。 当时也有为魏忠贤洗白的剧本，比如阮圆海的剧大多诋毁东林党，因此受民意唾弃，没能出名。 苏州是最好玩的地方，男男女女们聚集在荷花宕，场面甚为壮观。天启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全民倾城而出，大船小船都坐满，有人甚至拿数万钱还雇不到船，用山和海都不足以形容人多的程度。晚明文人袁石公形容说：“其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大约露帏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上千名年轻美女竞相微笑，歌声如波涛澎湃，这是何等热闹！ 这些男女们不满虎丘中秋夜的躲闪，特意在六月二十四日正大光明地聚在一起。 （图：Adobe Stock） 那么虎丘中秋节又是怎样的壮观？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回忆，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少男、少妇、妙女、戏婆、声伎、奴仆，甚至包括恶少、骗子，不管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无不聚集此地。夜幕降临后，有百十处奏乐，声音如雷轰鼎沸，想跟身边的朋友聊天都听不清对方说的话。夜深时，许多人依然留下，乘船戏水，每桌都演唱，南北腔调混杂，观众议论纷纷。直到半夜三更，仍有百十人像大雁群一样排列而坐，这些夜猫子痴迷地沉浸在精彩的表演中，仿佛忘记时间。 听说书也是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晚明的南京有两位大明星——王月生和柳麻子（柳敬亭）。柳麻子说书水平极高，要提前十天送请帖和定金预约，即便如此也未必听到，换成今天的说法可谓一票难求。 （图：Adobe Stock） 晚明的客店是何等规模？假如你能穿越回那时的山东泰安州，会发现他们一家客店有二、三十间拴驴马的槽房，有二十多处戏子的住所。据《陶庵梦忆》，宴席分三个等级，上等一人独享一席，有十种佳肴、五种水果以及糖饼干果，还有文艺团队为顾客演戏，一人包席看演出；最下等数人一席，有各种美食，虽没有演戏，但仍有弹唱。整个店内即使只算弹唱的人数就已经多到不胜枚举，服务员多达一、两百人，厨房有二十多间。诸位想一想，我们现代人到宾馆，有几家达到这样的规模，吃饭包演出？晚明这样的客店客人每天都有，络绎不绝，可见消费水平之高。 （图：Adobe Stock） 那时和朋友们聚餐听歌，比我们现在唱卡拉OK还高级。他们现场创作、填歌词，普遍文化水平高，我们还要看大屏幕上的歌词，人家即兴填。每逢聚会，必有美酒、美女、美文才。 那时的流行歌曲可谓高产。冯梦龙编纂的时调民歌集《挂枝儿》几乎全是情歌，80%以上的时调曲是以女性口吻的，热情奔放地歌颂爱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明流行歌曲不只在年轻人中流行，全国男女老少皆传唱，而且走哪都能听到，“酒庐茶肆，异调新声”，“娇声充溢于乡曲”（《博平县志》）。 （图：Adobe Stock） 《郓城县志》记录晚明穷人也追求高质生活与时尚，“贫者亦槌牛击鲜，合享群祀，与富者斗豪华”。又如《博平县志》：“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陶庵梦忆》也纪录了越地扫墓的盛况，名曰扫墓，其实是趁机旅游玩乐，连小户人家也一定要坐舒服的船，而且一定要有音乐伴奏，欢呼畅饮。 晚明对穿衣的审美是怎样的？时装是什么样子？万历年间，“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裤袜，亦皆纯采，其所制衣，长裙阔领宽腰细折，倏忽变异，号为时样。”（《通州志》）相比之下，约100年前，弘治、正德年间还有淳本务实的风气。 想必诸位也已看出，晚明奢靡成风。凡事都有两面，社会高度发达的同时，人心也不知不觉间醉生梦死。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规模浩大，朝廷财政枯竭，穷人被逼反，经济繁华与穷途末路形成鲜明反差。明朝一直以来的国策是以东南养西北，东南始终是财源，而明末最大的危机恰恰不出在江南，而在西北，地域贫富差距大到只能以战争终结王朝的地步。 假如派一名记者穿越回去采访南方民间的富人，他们的回答肯定是不相信大明会亡。走过270多年的风雨，总体上相当稳定，连土木堡之变的危机都能挺过，总有如于谦、王阳明、戚继光、张居正、李如松这样的英雄人物化险为夷，各大城市富裕繁华，1644年的他们一定十分诧异：怎么说没就没了？明亡后，张岱的总结刻骨铭心：“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持向佛前，一一忏悔。” （未完待续）
编者按：11月26日，贵阳著名人权捍卫者李任科于因病去世，享年73岁。数十年来，李任科因积极参与人权事务及声援民运同僚曾多次被中当局关押，只要是敏感事件或者所谓敏感日都会被强制失踪。以下是李任科撰写的《永远同行——杨天水与杨天水们》。 网络图片 永远同行——杨天水与杨天水们 11 月 7 日立冬，随后就收到杨天水的死讯，我心里不由一阵寒颤。杨天水是继彭明、曹胜利、刘晓波之后蹊跷死亡的又一人，他们都有一个特殊的共同背景——政治犯！ 历来，政治犯杨天水们在追求中国宪政、自由、民主、和平的道路上做出的牺牲是巨大而惨痛的。他们的一生只有付出和牺牲，始终没有关注自己的“五斗米”而是终身致力争取全体民众的“仓满粟”，他们却变成了政治犯。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与把持政治资源的党派相左！政治犯杨天水多次坐牢失去了很多，而更重要的是因其牢狱的时间太长，在他有限生命中的巨大付出鲜为人知，这促使我回忆起与杨天水的交集。 记得 2003 年末，我执笔与廖双元共同署名发表了《中国现代文明社会的曙光——纪念“启蒙社”成立二十五周年》后，在国内外引起反响。接踵而至的来函来电表示了对贵州“启蒙社”成员和贵州民主党成员的关注。2004 年初，一个寒冷的夜里我接到电话，对方彬彬有礼的话语“是李任科先生吗？我是南京的杨天水。”这一通电话持续了 4 个多小时。最后杨天水说“有机会我一定到贵州见见你们这群可爱的朋友。”虽未曾谋面，心里已经暖意绵绵。 那个时期贵州的这一群朋友正在艰难生活中学习使用电脑，能够打开雅虎邮箱的人并不多，大家有机会聚在一起时都是交流网上的资讯。那时国内能够在互联网发出声音的朋友各地都有，但尤以杨天水、李国涛、张林的资讯为最多。贵州朋友对这一现象称之为“华东的三架马车”。 2004 年深秋的一天下午，贵阳的朋友约我去他家。在去的路上我遇见全林志（已故）朋友，他也是如约而来。进了朋友家门，一个身材高大而壮实、服饰整洁体态文静、脸廓清晰浓眉大眼四十岁开外的美男子微笑着与我们握手。当互相通报姓名后，杨天水和我长时间的拥抱，相互勉励之语不绝于耳。朋友们陆续到达，通过介绍得知杨天水刚从云南调查完文革时期的“沙田事件”专程到贵州与朋友们见面。杨天水平静地阐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自 89.64 之后他放弃了政府部门的职务，深刻地反思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对未来政治社会的前景充满信心。在几次被关押坐牢之后，安排好同时也是放弃了一个曾经完美的家庭，全身心地投身到中国民主运动的大潮中。杨天水博学多才，待人友善，言谈举止有很强烈的亲和力，与国内各地的民运朋友都有良好的交往。当我们问及某地一些朋友的情况时杨天水会如数家珍般地客观介绍。对于“华东三驾马车”高产的写作，贵州朋友感兴趣的是他们电脑操作的技巧，杨天水着重介绍了安徽的张林。他说张林坐牢出狱后，双手十个手指的关节已经被折磨得不能曲伸了，张林每次使用电脑键盘时都是用一只手指打字写稿。这让我们在场的朋友十分惊讶佩服不已。 杨天水的生活十分俭朴，我与他有一个共同的嗜好那就是吸烟，那天他递给我抽的是云南很便宜的“春城牌”香烟，几个小时后我买了一条贵州也很便宜的“黄果树”牌送他，天水再三推辞后收下了。杨天水虽然在生活中不能善待自己，在事业上他却可以倾其所有购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当他拿出给大家看时，很多人都怀着复杂心情小心翼翼地抚摸这台贵重的设备。相对比较贫困的贵州几乎所有朋友家里都没有安装网络，杨天水说在南京是租住房子也没有安装网络，他每天与朋友们交流都是上网吧。好在我们见面的朋友家楼下就有一个网吧，想必杨天水在贵阳的那天晚上又去“泡吧”而通宵达旦。 杨天水与我们交谈时始终面带可亲的笑容，他的语速恰到好处不紧不慢，声调柔美圆润。天水的知识很丰厚，但他却从不引经据典地显示自己的博学，总是深入浅出平稳地叙述各种问题与事件。每一个与天水交流过的人都能从他的眼睛里不断析出睿智、理解、鼓励、友善的目光。这也许就是杨天水朋友满天下特有的气质。当我书写到这里时一个丰满、和善、健康、充满活力精力、笑容可掬而很少谈及自己经受重重磨难的杨天水呈现在我的脑海里……，怎么就失去了你？我们的好兄弟！ 杨天水离开贵阳沿广西、湖南走访各地朋友后回南京。不久《谁是最可爱的人》和《英勇不屈的陈西》等文章见诸于报道。 2005 年 5 月贵州陈西受刑十年刑满出狱的那天，我将杨天水转托国外朋友私人支助的几百元钱交给陈西。陈西噙着泪花呆滞了几分钟，接着天水的电话打过来了。当时陈西刚步出贵阳第一监狱的大门，与杨天水通话的语速很慢，他不停地眨巴着眼睛，眼眶里的泪花好几次都差点流下来。陈西在通话中说的最多的话是“谢谢朋友们，谢谢大家……”。 杨天水对各地民运朋友生活工作的情况十分了解，不管是哪里的朋友生活工作上发生困难，他都积极主动地想办法联络争取一些帮助与支助。当杨天水得知刘国凯资助贵州民主党人的一百美元，竟被非民主党人因生活困难截留私吞的情况，就积极联络境外贵州朋友争取在台湾政府的名下建立一个平台，以对贵州及其西部艰辛生存的朋友提供可能的资源，由于贵州某些朋友的误解最后事情黄了没有办成。杨天水也因此被贵州的某些人指责，对于这些误解指责天水却一笑了之。 那个时期大家都知道，在全国范围内各地艰辛生活的很多朋友都通过杨天水受到一些关注和帮助。在西南地区重庆的许万平也做过许多这方面的事情，因此重庆警方将许万平抓捕判刑十年。在许万平被捕后，我曾经提醒过杨天水，他很有可能是下一个警方抓捕的目标。杨天水平静地对我说，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南京国保的许多人对他的为人处世是折服的。可是不久杨天水还是被捕了，重判了十二年。 第二年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夜狼），在博讯网发表了四篇文章而被“煽动颠覆”罪开庭。李建强受国际中文笔会委派作为李元龙的法庭辩护人从贵阳转道毕节，我们从李建强口里了解些许杨天水被判刑的情况。杨天水的辩护律师是李建强（刘路）。据李建强说：在他去调阅杨天水案卷时，看见包括贵州在内全国各地民运人士的材料每个人都堆有一米多高。而杨天水案件是由江苏镇江的公安办的。整个过程中南京国保与镇江国保之间还发生了冲突，当镇江国保到南京要带走杨天水时，南京国保不许带走，强调杨天水一直是南京国保的工作对象，有关杨天水的案件要交由南京方面处理。最后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作出决定，杨天水被镇江国保带走。而镇江国保最终带走杨天水的原因是，镇江公安抓获一名盗车贼，这名盗车贼是一个盗窃惯犯、累犯，多次被关押判刑，此贼曾在关押时与杨天水同监。为了减轻对他累犯的打击重判，揭发了杨天水在狱中积极从事民主党的组织活动。出狱后此贼与杨天水有过几次接触，杨天水都是用对待民主党战友的方式接待和提供帮助。虽然他们从来没有以民主党的形式进行过任何活动。恶运还是降临到了杨天水的头上！ 据李建强讲，他从南京国保那里了解到杨天水曾卧病在床好几天。南京国保人员去他家“工作”时，他们揭开杨天水家里的锅盖，锅里有的只是几片青菜叶子。在场的国保人员全都惊愕、感慨，他们的佩服之情胜于言表。南京国保都知道杨天水在国内帮助过很多人，他却从没有利用这样的机会善待和改变过自己的处境！ 虽然在监狱里和监狱都经常有人死去，但是杨天水们的死却意义非凡。首先是他们对宪政民主事业坚持不懈的努力，坚忍不拔的信念和他们道德力量的感召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死——不明不白！ 其实从湖南李旺阳“自杀”就是一个重大重要信号，这没有引起全人类社会的足够重视，没有组织深入调查、揭露、呈情以至于情势发展到今天的局面，这足以显示我朝今天的傲慢与强大。我也为联合国人权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不作为感到羞耻。我朝能将高精尖的设备送上太空，也能够轻易地让一个平凡羸弱的生命悄无声息的灭失。 杨天水死了，杨天水们死了，这对无端失去各种权利的人们精神思想上产生了巨大冲击。 我朝什么时候没有政治犯？今天的监狱里还有多少政治犯？还有多少被失踪的政治人物及其家属？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如今还在狱中的政治犯们，而我们只能不断地为他们祈祷祝福——朋友啊，你千万千万要保重啊！ 杨天水们为了世界人类的自由和平事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愿上帝荣光永耀这些高贵的灵魂！ 网络图片 （2017年11月13日，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在内的数名社民连及支联会成员在中联办门外为杨天水默哀三分钟）
关于如何加深记忆，长期牢记细节，最近笔者总结了三点：图像化，声音化，故事化。 日常生活中把自己当作说书人能将许多逻辑捋得更清楚，比方说假设身处做presentation的讲堂，有许多观众，然后对著花草或墙壁模拟说书，一遍不顺就再来一遍，将语气夸张化，最好再加上口技，尽可能用上各种感官。伴随著栩栩如生的场景想像，久之数据呈现便成为生动的故事。 16世纪末，义大利学者利玛窦向中国推荐了一种“记忆宫殿”法，在背诵知识点时可以在脑海里想出一个宫殿，里面都“摆放”你熟知的家具，每个家具对应一个要背的知识。 举例言，下次每当想起，脑海中浮现的就是打开门后先看到沙发，再看到厨房，再看到卧室；有几层楼，不同楼里知识点的分类也不同。尝试赋予一个形象给你要背的知识，为这些形象安排固定位置，下次会很容易想起来。利玛窦的这种记忆宫殿法为何十分有效？因为图画往往比枯燥的字母更容易记住，在脑海中建造的是非常熟知且忘不掉的场所。 （图：Adobe Stock） 这种方法的原理很简单，它其实起源于一场偶然的灾难。利玛窦说： “古西诗伯西末尼德尝与亲友聚饮一室，宾主甚众，忽出户外，其堂随为迅风摧崩，饮众悉压而死，其尸齑粉，家人莫能辨识。西末尼德因忆亲友坐次行列，乃一一记而别之，因悟记法，遂创此遗世焉。” 古希腊诗人西末尼德某天和一群人喝酒，他走出门后没想到身后房子坍塌，宾客都被压死，废墟里的尸体身份难辨。但他因为清楚地记得离开前每人座位的位置，成功识别身份，帮助家属们找到各自亲人的遗骸。他从此悟出了这种宫殿记忆法。 利玛窦精通中文，他在中国期间正值明朝末年。他和中国学者分享自己的记忆理论，并以汉语写成一本讲记忆方法的书，将其赠送给大明江西巡抚陆万垓及其三个儿子。 利玛窦（图：公有领域） 利玛窦在致友人信中说，当时南昌人都欣赏这一记忆法的精妙。 笔者认为，再加上声音的联想会更有效。这样多感官齐用不仅适用于学新语言，也可用于医学、财经、历史等，估计半辈子都忘不掉。 如果还发现短时间内会忘记细节，那就下硬功夫，不断重复在头脑里“播放”，这是看起来最笨但是有效的办法。学过钢琴的朋友应该都有体会，肌肉记忆比刻意背谱可靠多了，那是熟能生巧的自然结果。这世上天才占少数，天才能成功也是靠看似笨拙的重复成功的。 记忆的硬功夫不可小觑。康熙学四书五经时每句都朗读一百二十遍、背诵一百二十遍。有大臣说背一百遍就差不多了吧，但康熙坚决背够一百二，所以经典中任抽一句都考不倒他。 挤时间学习也很重要，其实时间只会越挤越多，不会越挤越少。我们常说自己太忙，可能要一边打工一边读书，或者要花很大精力照顾孩子，可是大多数普通人难道比成功人士更忙吗？他们能日复一日地挤时间，我们当然也可以。 像明成祖朱棣，吃饭时间一边吃一边思考及讨论国政，半夜想起什么事就马上起床叫人纪录，在位8000多日无一日松懈。又如乾隆，上朝总是第一个到，每次等待大臣的时间里就读一会儿书。乾隆退居太上皇后依然早起，凌晨三点就起了，导致他儿子嘉庆凌晨两点多就得起床，只能比爹早，不敢比爹晚。古代的帝王享受荣华富贵的同时标准也高，英主明君能够勤政到坚持不懈的地步。 另外近代人当中，美国著名的发明家、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每天的时间也安排得很精准，每天5点起床，工作的午休时段用于读书学习。大家想想，假如我们每个午休时间都能抽一点点背诵要记住的东西，一次不需太多，例如几个英文词、三页书，三百六十五天之后能积累多少？
（接上期） 不管怎样加大征购力度，政府总感到粮食紧张。因此，中央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减少粮食供应的措施。 1957年5月17日粮食部发文 ，对牲畜的饲料实行定量供应。北京有组织的专业运输骡马每月每头供应饲料180斤，驴供应饲料90斤，零散大牲畜减半供应。在饲料供应上，对牲畜也限制单干，鼓励集体化。麸皮、玉米皮一斤折粮一斤，榨油后的豆饼每斤折粮一斤。 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发出文件：《国务院关于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中写道：“1955年实行的粮食‘三定’所规定的留粮标准不得提高，国家核定的粮食收购数量不得减少，定销数字不增加。灾区人民的口粮标准应该适当降低，收成较差的地区的农民口粮标准也应该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 由于粮食紧张，1957年9月下旬以来，京、津、沪三大城市及主要产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镇，供应给居民的口粮中开始用红薯搭配。搭配红薯的比例和折粮率为：北京、天津为10%，四斤薯折一斤粮。其大地方比例更大一些。 1958年2月21日，刘少奇从河北省拿来各种百分比的红薯面和小麦面掺和做的馍十多个，给中央领导人尝一尝。大家尝了以后觉得好吃。建议粮食部全国统一安排。1958年3月7日，粮食部党组全面安排薯类生产和销售。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在农村和城市销售粮食搭配10%-20%的薯干或薯面。 1958年春天，农村缺粮问题相当严重。4月17日到19日，中央办公厅听取了安徽、河北、山东、广西、广东、甘肃、山西、四川、江苏、吉林、辽宁、湖南、福建、内蒙古、云南16个省的电话汇报，得知这些省都发生了缺粮、断粮、闹粮情况。安徽130万人缺粮。山东农村有67万多人断粮。广东仅15个县断粮的就有69万多人。甘肃21个县缺粮，其中最严重的县饿死735人。 在“大跃进”以前，粮食短缺问题就相当严重。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1958年5月8日写的《对今后五年粮食局势的展望》中说：“过去几年粮食工作是很紧张的，冬季抓统购，春季抓统销，夏季既要抓统销，又要抓夏粮统购，工作稍一放松，粮食局势就会出问题。这是因为，粮食产需矛盾非常尖锐。”“原来认为，要经过十几年的紧张，才能争取粮食情况的好转，而粮食问题的根本解决，则要到更远的将来。” 四、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 由于“大跃进”期间“五风”成灾，农村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全国粮食总产量1956年就达到3855亿斤，1958年估计为4000亿斤，1959-1963年，一直在3400亿斤以下，最低的一年即1960年只有2870亿斤，低于1951年。到1965年才恢复到1956年的水平。 但是，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1958年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粮食总产量一下子吹到8500亿斤。 表22-7 大饥荒年代及前后年代的粮食产量（亿斤） 表格22-7 人们通常认为，1958年粮食“放卫星”只是下面干部的荒唐，是下面干部欺骗中央。实际上，这种荒唐行为是上下互动的结果。最早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 毛泽东一句话，党报立即紧跟，马上宣传“丰收的例子”，就放起了“卫星”。上面有高产的希望和急切心理，并且听不进“保守”的意见，下面就千方百计地迎合上级的意图。毛泽东希望亩产1万斤，下面就会送来亩产10万斤的好消息。浮夸，实际上是对上层意志的迎合和夸大。而这种迎合和夸大是权力机器的利害所逼。 浮夸风是从1958年夏收开始的。《人民日报》先出现的是河南省遂平县“放卫星”的报道，说是亩产小麦2015斤。 遂平县假话只不过是全国假话大合唱中的一个音符。翻开1958年的《人民日报》真叫人大开眼界：在一版显著地位不断地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小麦创高产的新闻，不断地为假话推波助澜 ： 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 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 6月15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亿万人民笑开颜 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副题：“观潮派”、“算帐派”应及时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达木海拔2797米的一个农场亩产8585斤6两。 从报纸上可以看出，《人民日报》简直是组织浮夸竞赛，后一个参赛者的“成绩” 总是比前一个参赛者要高，后一个吹牛者比前一个吹牛者胆子更大。 进入7月，《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 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寿张县的工作人员写回的信中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到寿张县调查的工作人员是奉刘少奇之命派遣的。这句话一时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说假话的人胆子就越来越大，报上来的产量说越来越高。 作假者掩人耳目编造谎言，宣传机器捕风捉影散布谎言，疯狂的“卫星”大战把谎言变成灾难。全国群起效尤“后期移栽”的“先进经验”，造成惨重损失。 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浮夸风中起了主导作用。它今天推波助澜，鼓励浮夸；明天施加政治压力，打压不相信浮夸的看法。当时吴冷西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新华社社长。2002年6月16日，吴冷西病逝，他的老同事穆青在纪念吴的文章中写道：“冷西同志不但是新闻界优秀的领导人，也是我党老一代新闻事业奠基人之一。”“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发我们前进的动力。” 新华社有人写的纪念文章中竟说吴冷西“用一生诠释两个字”：“真”和“严”。新华社和吴冷西同时代的老编辑私下议论：“吴冷西‘真’在何处？”“他的精神，他的品格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这样吹捧吴冷西，说明改革20多年了，中国的新闻界和吴冷西时代没有根本变化。” 党报宣传的这些“卫星”开始有人怀疑。但是，谁要提出怀疑的看法，谁就有被打成右倾的危险。在基层，谁怀疑，谁就会成为辩论对象。当时的所谓“辩论”，是一种看法压制另一种看法，不让另一种看法说话。在城市就是对不同意见进行批驳，说人家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农村，“辩论”不是口头上的争辩，而是人身摧残。 说假话受到鼓励，说真话受到打击，浮夸就成为风气。而浮夸邪风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互动效应，那些本来不说假话的人也会发表助长假话的言论，从而使浮夸风就成为肆虐中国大地的恶风。 在人们对报纸上的“高产卫星”心怀疑虑的时候，著名的科学家、当时全国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钱学森，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著名科学家的文章以科学的权威扫除了人们的怀疑。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期间，李锐问毛泽东为何轻信粮食高产卫星，毛泽东回答说，是因为看了钱学森的这篇文章。 2004年，李锐对本书作者说，毛泽东这一说法也可能有推脱责任的意思，不完全是事实。 科学家如此，官员的狂热和无知就更不足为奇了。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认为广东水稻亩产可达一万斤。1958年8月11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不仅肯定了所纸上的浮夸数字，还从政治高度肯定了这些数字的伟大意义。9月26日，以讲实话著称的副总理陈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广东番禺县访问记》的文章，说他亲眼看见了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 如果说上述单产是个别现象的话，下面的报道就是全面大丰收了：8月22日，安徽省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省；9月13日，河南也宣布自己是第二个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也宣布是千斤省。9月29日《人民日报》称：“甘肃粮食增产1倍多，粮食总产量可达200亿斤，比去年增长1.4倍，全省平均每人拥有粮食1540斤，至此，一向缺粮的甘肃省在粮食方面开始富裕起来了。”《人民日报》还报道，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69%，早稻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倍。 多年来为粮食而发愁的粮食部也高兴起来。他们向中央的报告写道：“过去我们以为粮食大量增产、粮食状况根本好转是10年以后的事，现在我们看，三、四年后粮食状况就能根本好转。三、四年后粮食产量可达6000亿斤（包括大豆），人均900斤，比现在增长50%。” 粮食部党组1958年8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更为乐观：“据各地汇报的材料来看，今年全国粮食产量预计为6283亿斤，比去年的3899亿斤增加2384亿斤，增长61.44%。 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谁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是一顶不轻的政治帽子。在信阳，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12000人次。 于是，浮夸风越刮越严重。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下面的浮夸，而且在于相当多的中央领导人以致中央工作会议，竟相信这种天方夜谭的高产记录。1958年8月29日，毛泽东对这些高产“卫星”有时相信，有时怀疑，但相信还是主要方面。他对1958年粮食成倍增长深信不疑。1958年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对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翻，明年还可能翻一翻，这样我们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一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 1958年11月16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两人联合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交的《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中说：“根据西安、广州、南京、呼和浩特四个分片农业会议的预计，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8500亿斤。这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压缩幅度一般比地县报的数字少10%-30%。下面报产，有浮夸的，也有隐瞒产量的。经过省、地、县三级打了些折扣，8500亿斤是比较可靠的；退一步讲，总不会少于7500亿斤，可以照此数公布。这比1957年的产量3700亿斤翻一番还多一点，这是很大的跃进。这一点必须肯定，不能为少数虚报浮夸现象以及某些缺点错误而动摇这个总的估计。”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这两位领导人对待数字的态度是认真的，各省也注意了数字的真实性。但是，这些自认为“认真”的高官们却是被下面干部“认真地”骗了一把。而下面干部其所以骗上面，也是上面逼出来的。有了8500亿斤这个数字，这两位农业领导人乐观地说：“1958年粮食增产较多，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以后，可以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使每户都有300-500斤储备粮……这样做，减少了集中储备所引起的仓房设备等困难”。也是有了上面的数字，“意见”中谈到下一年的计划时说：“1959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4亿亩左右，比1958年减少了20%以上。但粮食产量计划定为10500亿斤，城乡人口人均粮食2000斤。” 高产神话不仅扫除了主管农业的高官们多年粮食紧张的愁苦，也使毛泽东对粮食的状况十分乐观。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他相信了县委书记张国忠的假话，高兴地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求干部不要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还说：“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还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 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进而提出了种植方面的对策：少种，高产，多收。1958年9月底，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也提倡“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少种、多收”。 。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文规定：“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理论推翻了。……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农作物面积缩小到三分之一左右，而其余的一部分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值物，实行大地园田化。” 高产不容易，少种是最容易的，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自然是少收。上面这么说，下面就行动。这一行动又和瞎指挥结合起来。江苏省曲塘公社胡庄大队为了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精神，1958年秋种全大队只种耕地面积的54.5%，社员看到大片良田抛荒十分痛心，瞒着干部直到腊月三十夜还偷种了200多亩。 但是，不是所有被干部抛荒的土地社员都偷种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所不惜1960年2月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上说：“1959年播种面积比1958年少17700万亩，即减少10%弱。 这大概是1959年粮食减产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以后，还引出中国科学院的一场闹剧。8月6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人说：“主席说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粮食也要大大增产，过不了几年，全国人民每年有3000斤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经过紧张讨论，中国科学院党组把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任务下达给6个与化学和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所。它们是：在长春的应用化学所，在大连的石油研究所（即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在北京的化学所，在上海的有机化学所、生物化学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停止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抽调了一大批科研人员，于8月25日正式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课题。这些课题进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资，取得了不小成果。此时，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学家们也饿得发慌。于是，20多个与生物有关的研究所的数百名研究人员被紧急动员起来，转而进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代食品成果。 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 五、残酷的高征购 粮食高产的神话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征购。大吃大喝是在1958年秋季短暂时间，但也是造成1959年大饥荒的一个原因。有些地方“吃饭放卫星”，“甩开膀子干，敞开肚皮吃”，一天三顿干饭。个别地方还开“流水席”，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当时我上高中，利用暑假搞勤工俭学，帮邮局送信，在一次从浠水县城到洗马镇送信的路上，正碰上一个公共食堂开午饭，食堂墙上挂着“吃饭不要钱”的红布横幅。我也试着走进了食堂，管理人员二话不说，就给我一个大碗让我随便吃。我饱吃了一顿白米饭，享受了一次“共产主义”的美餐。在我家所在的八一大队，食堂还为农民炸油条吃。过去农民连节日也吃不上油条。 由于大办钢铁，大办水利，留在农业上的只有老年、妇女和儿童，已经成熟了的粮食烂在田里不能收。湖北省五六百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留在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很少，有的乡只留下几个男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还提“秋收放卫星”，庄稼熟了不收割，等着放卫星的时候，“青黄一齐割”，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腊月二十七还割谷子的怪现象。收获上浪费，一般要丢失一成左右，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红苕丢失二三成。 对农民致命的打击是高征购。由于把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估为8500亿斤，公布数为7500亿斤（两三年后粮食部的数字是3980亿斤，1980年代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4000亿斤，实际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征购指标也就水涨船高。1958-1959粮食年度（1958年7月1日到1959年6月30日），实际征购粮食1113.35亿斤，比上一年度多征购了195.14亿斤，增长幅度为21.25%，粮食实际产量按4000亿斤算，只比上年增长0.26%。 1113.35亿斤比正常年景的850亿斤高出263.35亿斤。 高征购的直接后果是挤占农民的口粮。福建省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57年下降12.2%，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却比上年增长40.9%，1960年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减少11.45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1957年增加1.4亿公斤。粮食净征购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1957年为16.8%，1959年、1960年分别上升到31.9%、27.2%。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1957年的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1960年只215公斤，再加上当时限制甚至不准农村公社社员个人经营农副业生产，使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根据省公安厅与省统计局资料统计， 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87万人。 福建当时并不是饥荒最严重的省份尚且如此，其它省份可想而知。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通栏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这是动用400多名劳动力把其它已成熟的稻子移栽在第二生产队1.016亩的水田上造出的假典型。干部造假，农民糟殃。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时间内，仅第二生产队所在地河北垸的400多人口就饿死了70多人，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见了建国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牵连我们的粮食也卖超了。” 农民没有这多粮食，征购自然遇到困难。1958年10月4日，粮食部党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中说：“今年粮食大丰收，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可是粮食购销调运情况很不好。从今年7月1日到9月底，全国征购粮食268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9亿斤，销售粮食211亿斤，比去年同期多22亿斤。其中城市多销10亿斤，农村多销12亿斤。全国9月底，粮食库存418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8亿斤。有17个省市库存减少，其中津、京、辽、吉库存最为薄弱。” 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 从1959年春天开始，农村大批饿死人。由于地方官员隐瞒和缩小死亡数字，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1959年2月21日，谭震林在晋、冀、鲁、豫、陕、川、鄂、苏、皖、京十省市小麦座谈会的总结上说：“现在粮食问题主要是心理状态，并不是实际上有什么粮食问题。河南整社还没有结束，据说就搞出来成百亿斤粮食。为什么这样的丰收他们还要打一些埋伏？这是一个心理状态。” 谭震林其所以这么说，因为当时上层有这么一股舆论。 1959年1月27日，广东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写了《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成为农村的舆论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粮食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这个报告介绍，雷南县反复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1959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以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广东省委在赵紫阳的报告上的批语中强调“去年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对赵紫阳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认为“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在批语中肯定了雷南县的两条政策。 时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杜导正，当时经常列席广东省委常委会，是知道广东反瞒产私分的。他在2003年8月对本书作者说：反瞒产私分是陶铸的意见，赵是支持的，当时只有陈郁夫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其他人都是支持的。陶在东莞反瞒产，赵在湛江反瞒。赵比陶缓和得多。陶整人，赵不主张整人。不过，到了在四月份，陶铸看到农民真的没粮食，主动停止了反瞒产运动。 无独有偶，1959年2月，国家计委办的供领导人参考的内部刊物《经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见本书第＊页“安徽不安”一章――页数待编完后定，致编辑先生）。毛泽东不知底细，2月28日，他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他认为只有实行“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才能解决瞒产私分的问题。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郑州会议上，虽然各地闹粮食的严重情况不断传来，但中共中央还不承认缺粮。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说： 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该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在这里，毛泽东认识到公社所有制还不行，要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是，毛泽东还不相信粮食不足，不相信农民挨饿。认为只要所有制调整了，粮食就会来。 表22-8 大饥荒时期国家调度粮食情况一览 单位：贸易粮，亿斤 表格22-8 高征购指标下达以后，农民算计了一下，按这个指标，口粮、饲料、种子都没有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些生产队的确私下藏了一些粮食，但数量不多。中央和省级干部过高地估计了这个数量，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候，还不相信没有粮食。有了这个错误的估计，中央和各省还继续加大粮食征购力度，征购指标一斤不能少。征购任务的沉重压力，上级对征购期限的紧迫要求，基层干部也顾不得按毛泽东所要求的从所有制上、从政策上做工作，通过反瞒产私分对农民的暴力掠夺是一条捷径。反瞒产私分和整风整社结合在一起，强化了政治压力。可怜的中国农民，在深受饥饿的拆磨的同时，又遭受反瞒产私分的暴力摧残。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的章节中，对反瞒产私分中出现的惨状进行了描述，这里再补充两个案例： 1959年，四川省荣县小春征购任务没有完成，10月2日，在长山区召开五级干部千余人的会议，反瞒产，落实征购任务。县委第一书记徐某布置斗争说：“群众真正起来打人，不要泼冷水。”长山区首先打人，县委立即表扬，并批评其他地区右倾。这个会上吊打了30多名社队干部，10多人致残，捕了3个公社干部。10月25日，又在钟鼓楼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会议，规模为4000人。会议的内容是反右倾，查粮食。这个会有30多个分会场同时打人，会场严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乐德公社14个公社干部中被吊打4人，撤职8人，受其它处分2人。该公社大小队干部被打的有142人，当场打死1人，打残病死1人。县委第一书记徐某等人提出“要粮不要人”、“要社会主义不要人”、“有粮不交者打”等的口号。会后，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县里召开的会计会、医生会都打人，打人成风，“上级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干部打群众，坏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干部受到批评。于是，区、公社、生产队普遍设“警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逮捕、劳教、处分，并且普遍使用肉刑。据对长山、人和、刘家三个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队长以上干部被打死。复兴公社三大队打死社员3人。（详见本书第三章《天府饥魂》）1959年12月9日，丰都县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区召开“反粮食瞒产”现场会，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先打第一线(管区支书、大队长、会计、保管)，再打第二线（生产队长），后打富裕中农”的主张。现场会上吊打7人，其中1 人当场打死。会后，区、乡先后召开现场会，当场打死173人，1179名干部被撤职。 辽宁省铁岭泛河公社在查粮挖粮过程中宣布：“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谁藏一粒粮食，谁就是反革命”。有的在党员干部会上提出“没有杀人的心，就购不出粮食”。公社党委书记徐某在杨威楼片召开生产队支部书记会时，把绳子摆在桌子上，问大家：“你们认识这个东西不？有没有粮食看着办！”当场把药王庙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崔凤伍斗争得尿撒在裤子里。在药王庙召开的生产队队干部会上，第一小队队长刘春林生病没有来，徐广仁让人用手推车推到会上“辩论”。徐问刘：“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刘只好答：“大跃进了。”又问：“人民公社优越不？”刘答：“优越。”紧接着问：“那你为什么不拿粮食？”购粮干部（县委宣传部的）安某逼社员李墨林回家拿来70斤口粮，还要他再回去拿。李说这是逼人命，安就说李“破坏粮食运动”，送县公安局押了15天。购粮干部魏某（县农委股长）在药王庙生产队逼社员刘玉青拿粮，刘说没有粮。魏就把刘绑起来让其跪在地上，魏亲自用脚踢，还游街一天，刘被迫自杀，刘的老婆也逼疯了。魏在老河生产队开大会动员群众交粮时，叫社员跑步走，他站在台上学着日本人的腔调训话：“你们把粮食统统地拿来，粮食大大的有！”会后领着30多人到各家搜粮。公社秘书李兴民，在城南堡生产队立公堂，审讯逼粮。在1959年购粮过程中，全公社有67名干部打过人，被打的88人，被“辩论”的112人。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