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中共跨國鎮壓真相獲獎紀錄片《堅不可摧》昆士蘭首映各界熱烈迴響
2026 年 9 月 14 日
（接上期） 不管怎样加大征购力度，政府总感到粮食紧张。因此，中央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减少粮食供应的措施。 1957年5月17日粮食部发文 ，对牲畜的饲料实行定量供应。北京有组织的专业运输骡马每月每头供应饲料180斤，驴供应饲料90斤，零散大牲畜减半供应。在饲料供应上，对牲畜也限制单干，鼓励集体化。麸皮、玉米皮一斤折粮一斤，榨油后的豆饼每斤折粮一斤。 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发出文件：《国务院关于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中写道：“1955年实行的粮食‘三定’所规定的留粮标准不得提高，国家核定的粮食收购数量不得减少，定销数字不增加。灾区人民的口粮标准应该适当降低，收成较差的地区的农民口粮标准也应该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 由于粮食紧张，1957年9月下旬以来，京、津、沪三大城市及主要产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镇，供应给居民的口粮中开始用红薯搭配。搭配红薯的比例和折粮率为：北京、天津为10%，四斤薯折一斤粮。其大地方比例更大一些。 1958年2月21日，刘少奇从河北省拿来各种百分比的红薯面和小麦面掺和做的馍十多个，给中央领导人尝一尝。大家尝了以后觉得好吃。建议粮食部全国统一安排。1958年3月7日，粮食部党组全面安排薯类生产和销售。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在农村和城市销售粮食搭配10%-20%的薯干或薯面。 1958年春天，农村缺粮问题相当严重。4月17日到19日，中央办公厅听取了安徽、河北、山东、广西、广东、甘肃、山西、四川、江苏、吉林、辽宁、湖南、福建、内蒙古、云南16个省的电话汇报，得知这些省都发生了缺粮、断粮、闹粮情况。安徽130万人缺粮。山东农村有67万多人断粮。广东仅15个县断粮的就有69万多人。甘肃21个县缺粮，其中最严重的县饿死735人。 在“大跃进”以前，粮食短缺问题就相当严重。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1958年5月8日写的《对今后五年粮食局势的展望》中说：“过去几年粮食工作是很紧张的，冬季抓统购，春季抓统销，夏季既要抓统销，又要抓夏粮统购，工作稍一放松，粮食局势就会出问题。这是因为，粮食产需矛盾非常尖锐。”“原来认为，要经过十几年的紧张，才能争取粮食情况的好转，而粮食问题的根本解决，则要到更远的将来。” 四、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 由于“大跃进”期间“五风”成灾，农村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全国粮食总产量1956年就达到3855亿斤，1958年估计为4000亿斤，1959-1963年，一直在3400亿斤以下，最低的一年即1960年只有2870亿斤，低于1951年。到1965年才恢复到1956年的水平。 但是，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1958年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粮食总产量一下子吹到8500亿斤。 表22-7 大饥荒年代及前后年代的粮食产量（亿斤） 表格22-7 人们通常认为，1958年粮食“放卫星”只是下面干部的荒唐，是下面干部欺骗中央。实际上，这种荒唐行为是上下互动的结果。最早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 毛泽东一句话，党报立即紧跟，马上宣传“丰收的例子”，就放起了“卫星”。上面有高产的希望和急切心理，并且听不进“保守”的意见，下面就千方百计地迎合上级的意图。毛泽东希望亩产1万斤，下面就会送来亩产10万斤的好消息。浮夸，实际上是对上层意志的迎合和夸大。而这种迎合和夸大是权力机器的利害所逼。 浮夸风是从1958年夏收开始的。《人民日报》先出现的是河南省遂平县“放卫星”的报道，说是亩产小麦2015斤。 遂平县假话只不过是全国假话大合唱中的一个音符。翻开1958年的《人民日报》真叫人大开眼界：在一版显著地位不断地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小麦创高产的新闻，不断地为假话推波助澜 ： 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 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 6月15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亿万人民笑开颜 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副题：“观潮派”、“算帐派”应及时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达木海拔2797米的一个农场亩产8585斤6两。 从报纸上可以看出，《人民日报》简直是组织浮夸竞赛，后一个参赛者的“成绩” 总是比前一个参赛者要高，后一个吹牛者比前一个吹牛者胆子更大。 进入7月，《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 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寿张县的工作人员写回的信中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到寿张县调查的工作人员是奉刘少奇之命派遣的。这句话一时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说假话的人胆子就越来越大，报上来的产量说越来越高。 作假者掩人耳目编造谎言，宣传机器捕风捉影散布谎言，疯狂的“卫星”大战把谎言变成灾难。全国群起效尤“后期移栽”的“先进经验”，造成惨重损失。 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浮夸风中起了主导作用。它今天推波助澜，鼓励浮夸；明天施加政治压力，打压不相信浮夸的看法。当时吴冷西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新华社社长。2002年6月16日，吴冷西病逝，他的老同事穆青在纪念吴的文章中写道：“冷西同志不但是新闻界优秀的领导人，也是我党老一代新闻事业奠基人之一。”“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发我们前进的动力。” 新华社有人写的纪念文章中竟说吴冷西“用一生诠释两个字”：“真”和“严”。新华社和吴冷西同时代的老编辑私下议论：“吴冷西‘真’在何处？”“他的精神，他的品格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这样吹捧吴冷西，说明改革20多年了，中国的新闻界和吴冷西时代没有根本变化。” 党报宣传的这些“卫星”开始有人怀疑。但是，谁要提出怀疑的看法，谁就有被打成右倾的危险。在基层，谁怀疑，谁就会成为辩论对象。当时的所谓“辩论”，是一种看法压制另一种看法，不让另一种看法说话。在城市就是对不同意见进行批驳，说人家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农村，“辩论”不是口头上的争辩，而是人身摧残。 说假话受到鼓励，说真话受到打击，浮夸就成为风气。而浮夸邪风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互动效应，那些本来不说假话的人也会发表助长假话的言论，从而使浮夸风就成为肆虐中国大地的恶风。 在人们对报纸上的“高产卫星”心怀疑虑的时候，著名的科学家、当时全国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钱学森，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著名科学家的文章以科学的权威扫除了人们的怀疑。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期间，李锐问毛泽东为何轻信粮食高产卫星，毛泽东回答说，是因为看了钱学森的这篇文章。 2004年，李锐对本书作者说，毛泽东这一说法也可能有推脱责任的意思，不完全是事实。 科学家如此，官员的狂热和无知就更不足为奇了。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认为广东水稻亩产可达一万斤。1958年8月11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不仅肯定了所纸上的浮夸数字，还从政治高度肯定了这些数字的伟大意义。9月26日，以讲实话著称的副总理陈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广东番禺县访问记》的文章，说他亲眼看见了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 如果说上述单产是个别现象的话，下面的报道就是全面大丰收了：8月22日，安徽省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省；9月13日，河南也宣布自己是第二个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也宣布是千斤省。9月29日《人民日报》称：“甘肃粮食增产1倍多，粮食总产量可达200亿斤，比去年增长1.4倍，全省平均每人拥有粮食1540斤，至此，一向缺粮的甘肃省在粮食方面开始富裕起来了。”《人民日报》还报道，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69%，早稻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倍。 多年来为粮食而发愁的粮食部也高兴起来。他们向中央的报告写道：“过去我们以为粮食大量增产、粮食状况根本好转是10年以后的事，现在我们看，三、四年后粮食状况就能根本好转。三、四年后粮食产量可达6000亿斤（包括大豆），人均900斤，比现在增长50%。” 粮食部党组1958年8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更为乐观：“据各地汇报的材料来看，今年全国粮食产量预计为6283亿斤，比去年的3899亿斤增加2384亿斤，增长61.44%。 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谁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是一顶不轻的政治帽子。在信阳，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12000人次。 于是，浮夸风越刮越严重。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下面的浮夸，而且在于相当多的中央领导人以致中央工作会议，竟相信这种天方夜谭的高产记录。1958年8月29日，毛泽东对这些高产“卫星”有时相信，有时怀疑，但相信还是主要方面。他对1958年粮食成倍增长深信不疑。1958年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对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翻，明年还可能翻一翻，这样我们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一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 1958年11月16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两人联合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交的《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中说：“根据西安、广州、南京、呼和浩特四个分片农业会议的预计，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8500亿斤。这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压缩幅度一般比地县报的数字少10%-30%。下面报产，有浮夸的，也有隐瞒产量的。经过省、地、县三级打了些折扣，8500亿斤是比较可靠的；退一步讲，总不会少于7500亿斤，可以照此数公布。这比1957年的产量3700亿斤翻一番还多一点，这是很大的跃进。这一点必须肯定，不能为少数虚报浮夸现象以及某些缺点错误而动摇这个总的估计。”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这两位领导人对待数字的态度是认真的，各省也注意了数字的真实性。但是，这些自认为“认真”的高官们却是被下面干部“认真地”骗了一把。而下面干部其所以骗上面，也是上面逼出来的。有了8500亿斤这个数字，这两位农业领导人乐观地说：“1958年粮食增产较多，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以后，可以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使每户都有300-500斤储备粮……这样做，减少了集中储备所引起的仓房设备等困难”。也是有了上面的数字，“意见”中谈到下一年的计划时说：“1959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4亿亩左右，比1958年减少了20%以上。但粮食产量计划定为10500亿斤，城乡人口人均粮食2000斤。” 高产神话不仅扫除了主管农业的高官们多年粮食紧张的愁苦，也使毛泽东对粮食的状况十分乐观。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他相信了县委书记张国忠的假话，高兴地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求干部不要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还说：“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还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 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进而提出了种植方面的对策：少种，高产，多收。1958年9月底，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也提倡“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少种、多收”。 。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文规定：“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理论推翻了。……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农作物面积缩小到三分之一左右，而其余的一部分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值物，实行大地园田化。” 高产不容易，少种是最容易的，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自然是少收。上面这么说，下面就行动。这一行动又和瞎指挥结合起来。江苏省曲塘公社胡庄大队为了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精神，1958年秋种全大队只种耕地面积的54.5%，社员看到大片良田抛荒十分痛心，瞒着干部直到腊月三十夜还偷种了200多亩。 但是，不是所有被干部抛荒的土地社员都偷种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所不惜1960年2月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上说：“1959年播种面积比1958年少17700万亩，即减少10%弱。 这大概是1959年粮食减产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以后，还引出中国科学院的一场闹剧。8月6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人说：“主席说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粮食也要大大增产，过不了几年，全国人民每年有3000斤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经过紧张讨论，中国科学院党组把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任务下达给6个与化学和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所。它们是：在长春的应用化学所，在大连的石油研究所（即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在北京的化学所，在上海的有机化学所、生物化学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停止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抽调了一大批科研人员，于8月25日正式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课题。这些课题进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资，取得了不小成果。此时，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学家们也饿得发慌。于是，20多个与生物有关的研究所的数百名研究人员被紧急动员起来，转而进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代食品成果。 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 五、残酷的高征购 粮食高产的神话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征购。大吃大喝是在1958年秋季短暂时间，但也是造成1959年大饥荒的一个原因。有些地方“吃饭放卫星”，“甩开膀子干，敞开肚皮吃”，一天三顿干饭。个别地方还开“流水席”，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当时我上高中，利用暑假搞勤工俭学，帮邮局送信，在一次从浠水县城到洗马镇送信的路上，正碰上一个公共食堂开午饭，食堂墙上挂着“吃饭不要钱”的红布横幅。我也试着走进了食堂，管理人员二话不说，就给我一个大碗让我随便吃。我饱吃了一顿白米饭，享受了一次“共产主义”的美餐。在我家所在的八一大队，食堂还为农民炸油条吃。过去农民连节日也吃不上油条。 由于大办钢铁，大办水利，留在农业上的只有老年、妇女和儿童，已经成熟了的粮食烂在田里不能收。湖北省五六百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留在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很少，有的乡只留下几个男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还提“秋收放卫星”，庄稼熟了不收割，等着放卫星的时候，“青黄一齐割”，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腊月二十七还割谷子的怪现象。收获上浪费，一般要丢失一成左右，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红苕丢失二三成。 对农民致命的打击是高征购。由于把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估为8500亿斤，公布数为7500亿斤（两三年后粮食部的数字是3980亿斤，1980年代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4000亿斤，实际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征购指标也就水涨船高。1958-1959粮食年度（1958年7月1日到1959年6月30日），实际征购粮食1113.35亿斤，比上一年度多征购了195.14亿斤，增长幅度为21.25%，粮食实际产量按4000亿斤算，只比上年增长0.26%。 1113.35亿斤比正常年景的850亿斤高出263.35亿斤。 高征购的直接后果是挤占农民的口粮。福建省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57年下降12.2%，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却比上年增长40.9%，1960年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减少11.45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1957年增加1.4亿公斤。粮食净征购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1957年为16.8%，1959年、1960年分别上升到31.9%、27.2%。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1957年的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1960年只215公斤，再加上当时限制甚至不准农村公社社员个人经营农副业生产，使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根据省公安厅与省统计局资料统计， 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87万人。 福建当时并不是饥荒最严重的省份尚且如此，其它省份可想而知。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通栏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这是动用400多名劳动力把其它已成熟的稻子移栽在第二生产队1.016亩的水田上造出的假典型。干部造假，农民糟殃。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时间内，仅第二生产队所在地河北垸的400多人口就饿死了70多人，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见了建国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牵连我们的粮食也卖超了。” 农民没有这多粮食，征购自然遇到困难。1958年10月4日，粮食部党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中说：“今年粮食大丰收，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可是粮食购销调运情况很不好。从今年7月1日到9月底，全国征购粮食268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9亿斤，销售粮食211亿斤，比去年同期多22亿斤。其中城市多销10亿斤，农村多销12亿斤。全国9月底，粮食库存418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8亿斤。有17个省市库存减少，其中津、京、辽、吉库存最为薄弱。” 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 从1959年春天开始，农村大批饿死人。由于地方官员隐瞒和缩小死亡数字，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1959年2月21日，谭震林在晋、冀、鲁、豫、陕、川、鄂、苏、皖、京十省市小麦座谈会的总结上说：“现在粮食问题主要是心理状态，并不是实际上有什么粮食问题。河南整社还没有结束，据说就搞出来成百亿斤粮食。为什么这样的丰收他们还要打一些埋伏？这是一个心理状态。” 谭震林其所以这么说，因为当时上层有这么一股舆论。 1959年1月27日，广东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写了《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成为农村的舆论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粮食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这个报告介绍，雷南县反复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1959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以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广东省委在赵紫阳的报告上的批语中强调“去年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对赵紫阳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认为“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在批语中肯定了雷南县的两条政策。 时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杜导正，当时经常列席广东省委常委会，是知道广东反瞒产私分的。他在2003年8月对本书作者说：反瞒产私分是陶铸的意见，赵是支持的，当时只有陈郁夫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其他人都是支持的。陶在东莞反瞒产，赵在湛江反瞒。赵比陶缓和得多。陶整人，赵不主张整人。不过，到了在四月份，陶铸看到农民真的没粮食，主动停止了反瞒产运动。 无独有偶，1959年2月，国家计委办的供领导人参考的内部刊物《经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见本书第＊页“安徽不安”一章――页数待编完后定，致编辑先生）。毛泽东不知底细，2月28日，他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他认为只有实行“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才能解决瞒产私分的问题。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郑州会议上，虽然各地闹粮食的严重情况不断传来，但中共中央还不承认缺粮。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说： 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该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在这里，毛泽东认识到公社所有制还不行，要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是，毛泽东还不相信粮食不足，不相信农民挨饿。认为只要所有制调整了，粮食就会来。 表22-8 大饥荒时期国家调度粮食情况一览 单位：贸易粮，亿斤 表格22-8 高征购指标下达以后，农民算计了一下，按这个指标，口粮、饲料、种子都没有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些生产队的确私下藏了一些粮食，但数量不多。中央和省级干部过高地估计了这个数量，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候，还不相信没有粮食。有了这个错误的估计，中央和各省还继续加大粮食征购力度，征购指标一斤不能少。征购任务的沉重压力，上级对征购期限的紧迫要求，基层干部也顾不得按毛泽东所要求的从所有制上、从政策上做工作，通过反瞒产私分对农民的暴力掠夺是一条捷径。反瞒产私分和整风整社结合在一起，强化了政治压力。可怜的中国农民，在深受饥饿的拆磨的同时，又遭受反瞒产私分的暴力摧残。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的章节中，对反瞒产私分中出现的惨状进行了描述，这里再补充两个案例： 1959年，四川省荣县小春征购任务没有完成，10月2日，在长山区召开五级干部千余人的会议，反瞒产，落实征购任务。县委第一书记徐某布置斗争说：“群众真正起来打人，不要泼冷水。”长山区首先打人，县委立即表扬，并批评其他地区右倾。这个会上吊打了30多名社队干部，10多人致残，捕了3个公社干部。10月25日，又在钟鼓楼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会议，规模为4000人。会议的内容是反右倾，查粮食。这个会有30多个分会场同时打人，会场严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乐德公社14个公社干部中被吊打4人，撤职8人，受其它处分2人。该公社大小队干部被打的有142人，当场打死1人，打残病死1人。县委第一书记徐某等人提出“要粮不要人”、“要社会主义不要人”、“有粮不交者打”等的口号。会后，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县里召开的会计会、医生会都打人，打人成风，“上级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干部打群众，坏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干部受到批评。于是，区、公社、生产队普遍设“警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逮捕、劳教、处分，并且普遍使用肉刑。据对长山、人和、刘家三个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队长以上干部被打死。复兴公社三大队打死社员3人。（详见本书第三章《天府饥魂》）1959年12月9日，丰都县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区召开“反粮食瞒产”现场会，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先打第一线(管区支书、大队长、会计、保管)，再打第二线（生产队长），后打富裕中农”的主张。现场会上吊打7人，其中1 人当场打死。会后，区、乡先后召开现场会，当场打死173人，1179名干部被撤职。 辽宁省铁岭泛河公社在查粮挖粮过程中宣布：“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谁藏一粒粮食，谁就是反革命”。有的在党员干部会上提出“没有杀人的心，就购不出粮食”。公社党委书记徐某在杨威楼片召开生产队支部书记会时，把绳子摆在桌子上，问大家：“你们认识这个东西不？有没有粮食看着办！”当场把药王庙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崔凤伍斗争得尿撒在裤子里。在药王庙召开的生产队队干部会上，第一小队队长刘春林生病没有来，徐广仁让人用手推车推到会上“辩论”。徐问刘：“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刘只好答：“大跃进了。”又问：“人民公社优越不？”刘答：“优越。”紧接着问：“那你为什么不拿粮食？”购粮干部（县委宣传部的）安某逼社员李墨林回家拿来70斤口粮，还要他再回去拿。李说这是逼人命，安就说李“破坏粮食运动”，送县公安局押了15天。购粮干部魏某（县农委股长）在药王庙生产队逼社员刘玉青拿粮，刘说没有粮。魏就把刘绑起来让其跪在地上，魏亲自用脚踢，还游街一天，刘被迫自杀，刘的老婆也逼疯了。魏在老河生产队开大会动员群众交粮时，叫社员跑步走，他站在台上学着日本人的腔调训话：“你们把粮食统统地拿来，粮食大大的有！”会后领着30多人到各家搜粮。公社秘书李兴民，在城南堡生产队立公堂，审讯逼粮。在1959年购粮过程中，全公社有67名干部打过人，被打的88人，被“辩论”的112人。 （未完待续）
1572年的北京紫禁城内，年仅10岁的万历皇帝爱不释手地翻阅著一本有趣的插图教科书，看得眉开眼笑，津津有味。对于10岁小孩而言，生动的绘画显然比文字更具吸引力，他的老师张居正深晓此理，所以日夜辛劳，完成了这本寓教于乐的教材，以唐太宗“以古为鉴”之语将其命名为《帝鉴图说》。 该书共含一百多个历史故事，由张居正从史册中精心挑选。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名为〈圣哲芳规〉，向万历讲述历代帝王值得学习的举措，譬如任贤图治、谏鼓谤木、孝德升闻、揭器求言、下车泣罪、戒酒防微、解网施仁、桑林祷雨、丹书受戒、感谏勤政、入关约法等。下篇名为〈狂愚覆辙〉，顾名思义，选取历代帝王的过错提醒万历皇帝不要重蹈覆辙。 编纂插图教材对现代人而言不是什么新鲜事，毕竟我们有五花八门的图书和动画片给小孩看。而那时，张居正是整个大明王朝为皇帝编纂插图教材的唯一一人。 万历的父亲隆庆帝1572年驾崩，年幼的他不幸失去父爱，并在懵懂中匆匆登极。他的好朋友太监冯保陪伴他长大，被亲切地叫作“大伴”，张居正便是受这位“大伴”推荐的老师。在万历和李太后孤儿寡母的日子里，张老师成为这一特殊家庭以及整个王朝的依靠。 在这对母子眼中，张老师是偶像般的存在。他“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明史》），长得帅，沉稳负责，而且作为内阁大学士，学富五车，精明干练。之前他做过隆庆皇帝的老师，现受先帝托付辅佐万历，成为两代帝师。除太后外，他曾是万历最敬爱的人，被称为“元辅张先生”。 万历的课程有3门：经书、历史与书法，以及一项庄严的仪式——经筵。“君德成就责经筵”，它是当时帝王必须参加的。明朝对经筵尤为重视，当时在春季和秋季每月三次举行，通常在早朝后，不仅皇帝，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等诸多大臣也要参加。 经筵场面盛大而文雅。皇帝先由穿袍服的将军护送抵达，然后在文华殿面南而坐，再呼百官进入。开讲前，两名讲官向皇帝叩首，展书官跪地膝行到书桌旁，为皇帝翻开讲义。两讲官一位负责讲四书，另一位负责讲史。如果皇帝坐姿不端正，讲官有权暂停讲课，礼貌地提醒皇帝：“作为君主，怎能不庄重？” 文华殿（图源：公有领域） 万历接受的便是上述全国最高水平的教育。经筵是老师提醒皇帝治国的好机会，讲师可以委婉地告诉皇帝哪里做得不好，比如明武宗时就有讲师委婉批评他。如今，张居正对待经筵也非常用心，还吩咐儒臣记录明太祖等皇帝的《宝训》、《实录》，把他们分类成书，共四十种，如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慎起居、戒游佚、正宫闱等，多是警切之语。他向万历请求在经筵之暇进讲这些内容。张居正每次讲课都提前半个时辰到达，可见相当尽职。 课堂并非只有严肃，也透露著温暖。《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万历元年，天气很热的时候，万历直接走到张居正讲课的位置旁边，叫内使为老师摇扇。天冷时则命人在老师讲课处铺毡片，以免张居正受冻。我们现在看觉得平常，但在当时，这些并不是天子必尽的义务，往往是仁君所为。 万历年少时很聪明，成绩优异，写得一手好书法，在张居正引导下懂事听话，虚心节俭。 师生曾经情同父子 万历与张居正之间还有一种超乎君臣师生关系、近乎父子的情感，这在整个五千年历史上都可谓是宝贵的。有一天张居正生病，万历到煖阁亲手调椒汤赐给他。 还有一件事更令人感动。万历因为出疹子在皇宫内长期养病，那段时间张居正非常担忧牵挂，但不能进皇宫，只能每隔几天到门外问候。后来万历康复后给了他一个惊喜。 那天上早朝时，天色微亮，张居正走入后惊讶地发现许久不见的小皇上竟正坐在龙椅上。出于急切，他径直走到万历面前，跪在地上，仰头端详圣上的面容，看病情是否痊愈了。万历面带微笑，丝毫没有怪罪张居正的突兀，说：“先生走近，看朕面色何如呀？” 张居正关切的目光一刻没有从万历身上移开，向前膝行几步，要看得更仔细些。这时万历为了让老师放心，低下身子握住他的手，说：“朕近日胃口不错，饭菜也健康，每日进膳四次，每次都吃两碗，但不吃荤。”张居正听后眼眶湿润，安心地笑了。 （图：Adobe Stock） 悲剧的萌芽 万历皇帝身边不仅有认真负责、教学质量一流的张老师，还有家教严格的母亲李太后，更可贵的是还有时常监督他、防止其偷懒的好友冯保。 万历大婚前李太后对他的起居管教很严，五更喊他起床；万历大婚后，母亲不便过多干预，但依然十分上心，嘱咐张居正：“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冯保日夜保护万历起居，如发现行为不当，便会立即奏报太后。 （图：Adobe Stock） 看到这里，大概很难想像这会演变为教育悲剧，暂且不论期待中的圣君，至少能把孩子培养为守成之君，他怎会变成贪财好色、二十多年不上朝、四处搜刮民脂民膏的败家皇帝？他后来为何一改敬爱之情，转而痛恨恩师，恨到想开棺戮尸的地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之前的文章里笔者讲了一部分原因，本期讲述更多课堂和家庭细节。 《明史》记载：“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有时万历皇帝不听话，李太后便罚他长时间跪著。我们现在看，这属于体罚式教育，不可取，其实在当时无可厚非。但在此过程中，万历肯定觉得自己的尊严受践踏。太后是母亲，就算再不满也不能不孝，所以，他的恨意逐渐积累至张居正和冯保身上。 罚跪是太后之意，关他俩什么事呢？原来，冯保经常向太后告状使万历心生恐惧；太后训斥孩子不争气时，往往补充一句“再不听话，就告诉张先生。”这点李太后做得不厚道。亲子教育不宜频繁把外人牵扯进来，强化孩子对老师的惧意。张居正和万历没血缘关系，情同父子却不是真正的父子，更何况张居正是臣，李太后经常强调这句话，导致万历对张老师的惧怕渐转变成厌恶。《明史》明确说：“（太后）每切责之，且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渐长，心厌之。” （图：Adobe Stock） 另有一次在课堂上，万历被吓得不轻。那次是讲筵，万历学习《论语》，读到“色勃如也”时把“勃”字误读成“背”字。张居正忽然厉声呵斥：“应该是勃！”当时万历毛骨悚然，在旁的人也大惊失色，他们没想到张居正有厉斥皇上的胆量。可以理解张老师一番苦心好意，他把培养明君的希望都寄在万历身上，难免急于求成。但正如他改革急功近利，见藩王时不顾礼节，都给未来留下祸患。 以上都只算小事，然而以下这件事相当严重，估计万历一生难忘。这件事非张居正之错，主要是皇帝自作孽。 万历八年十一月，此时万历皇帝18岁，已经结婚，李太后不能时刻管他了，政务依然几乎全由张居正管，他闲得无聊且自制力不强，开始渴望放纵的生活。皇宫里有太监诱导他享乐，他们在西城举办夜宴，喝得酩酊大醉。万历当时佩带宝剑，随著醉意上头，和太监追逐打闹，耍起酒疯。 仍觉得不过瘾，万历于是命令两名太监唱曲给他听。两太监唱了几首旧调，但都不合他的意。万历不耐烦了：“你们唱首新曲给朕听！” 太监瞬间沉默，他们不敢唱，因为皇上所说的新曲是当时民间的流行曲，在君子看来是低俗的靡靡之音、亡国之音，而作为帝王是应该听德音雅乐的。若太后知晓此事，后果可能十分严重。 万历见太监不唱，趁著酒劲龙颜大怒，拔剑就要杀人。随从赶忙劝阻，之后万历虽打消杀人念头，却觉得不够解气，于是砍断太监的头发代替斩首。 万历（图：公有领域） 即使没出人命，皇帝也有乱杀臣侍的倾向。此事很快传到李太后耳中。李太后厉声训斥万历，数落著他这几年来的种种不好，而这位血气方刚的小皇帝无论那夜怎样威风，此时只哭得像三岁小孩，跪地不敢抬头。 李太后觉得绝不能善罢甘休，因此传懿旨唤张居正前来。张老师得知后既惊且怒，即刻从内阁办公室赶来。当著张居正的面，李太后命人取《汉书》来叫万历皇帝翻阅。 学识渊博的张居正立即明白李太后用意，此事真的闹大了！果然，李太后叫万历将书翻至《霍光传》，万历这时也恍然大悟，面色苍白，浑身颤抖。 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昌邑王刘贺继承皇位，但荒淫无道，辅臣霍光因此报请太后废掉他的帝位，昌邑王便成了在位仅27日的天子。李太后提霍光废帝的典故，旨在警告万历：朱家可不是缺人做皇帝，废掉你这无道之君，还有你弟弟潞王接替！ 万历吓得伏地乞求开恩，求了很长时间后李太后才答应给他机会。张居正也责令万历自省，并同时反省自己教导不严的疏漏，代万历写了一篇罪己诏。 之后，万历谕阁臣：“朕在冲年，自多过愆，惟藉诸先生力谏，使朕为尧、舜之君。”张居正趁热打铁，奏称：“诸内臣老成廉慎者存之，谄佞放恣者汰之。皇上亦宜痛改，戒宴饮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继嗣，节赏赉以省浮费，却玩好以定心志，亲万机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端趋向以肃士风，则圣德愈光矣。”（《明史纪事本末》） （图：Adobe Stock） 万历表面上采纳了这些建议，实际上是因为迫于李太后的权威。《明史》称他自此事后，“心颇嗛保、居正矣”，对冯保和张居正的厌恶又深一层。 透过这起醉酒胡闹事件，想必诸位也看到一些问题：张居正、李太后、冯保等人齐心协力的严厉管教下，在以明君为标准的引导下，万历为何还会偷偷做出格的事？前几年含辛茹苦的教导难道没能使他独立辨是非？张居正和冯保有助归正他，何恨之有？ 笔者对此总结了六点： 1、万历的严格标准是被动，家长和老师都轻视了对其自觉性的培养。真正的严格应是主动的，如康熙学四书五经时每句都主动朗读一百二十遍、背诵一百二十遍，有大臣说背一百遍就差不多了，但康熙坚决背够一百二十遍，后来经典中任抽一句都考不倒他。 2、万历亲政时间晚。18岁在古代不算小，顺治和康熙帝都是14岁就已亲政，就连不被视为英雄人物的崇祯也能在16岁扳倒奸臣魏忠贤。而万历10岁登极，18岁却还不亲政，一直拖到20岁。他本人表示拒绝早亲政，李太后也说要张居正辅政到他30岁再让他亲政，主观意愿和外部环境都在消磨对成为明君的向往。 3、坐享其成。万历的教育和政治条件优渥，他坐享张居正改革后的国泰民安，未能真正理解改革之艰辛，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无多大意义。 （图：Adobe Stock） 4、万历这时最担忧的只是皇权能否保住。他没有从霍光废帝事吸取正面教训，加紧内省；而是吸取反面教训，厌恶像霍光那样可能对自己有威胁的张老师。李太后的恐吓无形中起到反作用。 5、隐藏的性格。环境严格时万历的性格尚未暴露，实际上他骨子里像他爷爷嘉靖皇帝，偏执、睚眦必报、权力至上。事实证明，十年后万历果真变成了嘉靖2.0，虽不上朝却擅长弄权，敌视文臣劝谏。此外还优柔寡断，缺乏主见，数年后在郑贵妃和太子之争问题上他犹豫不决、麻木逃避，表现得更加明显。性格问题是所有良师良母的教育难题，这点不必太苛责李太后和张居正。 6、缺少严父。这点不怪任何人，因为隆庆帝离世早，却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张老师毕竟是外人，不能代替万历的父亲，而且母亲也不能取代父亲的教育作用。距此100多年前，明成祖对太子朱高炽要求极严，朱高炽在应天府监国期间充分磨练，继位时已然成熟有素，可见前代帝王影响之重要。 （未完待续）
一辆全国最奢华的房车与前后规模庞大的卫队和仪仗队越行越近，迎接这一队人马的官员恭恭敬敬地下跪，丝毫不敢怠慢。 待队伍走近后定睛一看，房车的前方赫然站著24名顶级火枪手，他们镇定且敏锐的眼神与手中的武器令人不寒而栗。往后看去，那房车尾跟著24名魁梧的弓箭手，亦有鱼贯接踵的骑兵一路扬尘。 房车是由32名壮汉抬起的大轿，称它是一座“移动的别墅”一点也不过分。轿子外围有一圈围廊，里面的人休息时可以走到围廊欣赏风景；轿的前半部分名叫重轩，其内部建有书房，供车主工作时使用，相当于移动的办公室，还配备书童在旁服务；轿的后半部分是卧室，车主无论白天黑夜都可以安稳地睡眠。此外轿中还配有珠玉绸缎。 如此级别的轿子远远超过我们常说的八抬大轿，这豪华房车内的贵宾不是皇帝，却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万历帝的老师，大明朝的栋梁，皇亲国戚也畏他几分。 坐在轿中的张居正此时心情复杂。一方面，他终于可以短暂休息，返乡安葬刚故去的父亲并看望年迈体弱的母亲；另一方面，夺情风暴让他折磨得心灰意冷，暗想：“我尽忠为国，却成千夫所指，斥我不孝。反正我已名誉扫地，你们尽情骂吧，道德的楷模不做也罢！” 此时的张居正一改昔日节俭谨慎作风，接受了河北真定知府钱普的献媚，即上述铺张浪费的奢华大轿；也接受了沿途府州县官的下跪、巡抚巡按的越区迎送与亲自开道。 更不应该的是，他途经襄阳时，襄王出城恭候请他赴宴，他仅仅以宾主相见的礼节回应。然而依照大明王朝的制度，即使再大的官、公、侯见藩王时也须行为臣之礼。在路经南阳见唐王时他也同样僭越。《万历野获编》记载，张居正在宴会上“坐南面”，即坐北向南。而依照古代礼法，南面称尊，北面称臣。 （图：Adobe Stock） 张居正这般犯大忌，无疑给自己及家人招来祸患、留下污点。他在世时，万历皇帝敬他，无人因礼节问题罚他，但死后难保多遗留了一个专权罪名的证据。《万历野获编》评价称“僭紊至此，安得不败！”“江陵妄自尊大，并典制不复问矣。”透过返乡葬父的排场和行为，足见张居正受夺情风暴刺激后放松了对自己的道德约束，开始抱持破罐子破摔的心理。 上期讲到《明史》说“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除以上奢侈行为外，还有证据表明“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张居正改革的核心就是整顿官僚恶习，且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但在其改革的后半期，他自己反而性情大变，多数升迁或罢免官员的决定是出于个人喜恶，特别是对待反对者几乎不再留情。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觉得无论怎样努力都会遭受批评与指责，既然不能左右外界的言论，那管好自己能左右的事就足矣，只要能继续大权在握，改革就不会半途而废；只要能实现毕生理想，国富民强，可以不择手段。张居正后期这种偏激的思想只能获得临时的成功，给自己在政坛上树立更多反对者。 但这也不能全怪他一人。如果我们将心比心，客观地分析当时他的环境，会发现他有诸多无奈和不得已。 中国古代五千年历史，所有成功的变法、改革或新政都需要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实权。我们潜意识里习惯于把权力和奸佞权臣挂钩，仿佛这一词离所有正人君子都十分遥远，但试想，如果没有智慧和渠道争取够硬的后台和实权，那么政治理想都将成为泡影。区别是，贤臣良相会以合法途径和较高的道德底线争取，其最终目的是治国平天下；奸臣则不然。这个底线究竟多高算高，它不像数字指标那样量化明了，所以许多致力变法的君子们都是戴著官场“铁链”治国的，要在制度与祖宗之法的局限下尽可能减少改革的阻力。 张居正不见得比前朝前辈们轻松。以前唐朝的政令都由宰相拟，然后交给皇帝画敕；宋朝的制度是宰相先向皇帝呈札子，待皇帝同意后再拟旨。明朝朱元璋废掉宰相后，内阁大学士的权力起初很小，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书或经筵讲官兼任，内阁大学士本身只是五品。 之所以群臣以内阁大学士为尊，一是因为他们的兼职地位高，譬如部门尚书；其次是因为明朝到中后期皇帝不爱管事或暂时不能亲政，于是内阁出现一系列权臣，比如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擅长权术，但不同之处是严嵩是奸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皆是治世能臣。 （图：Adobe Stock） 严格说，张居正作为内阁大学士，即使是首辅，很多事也不该他管，他原本应得的权力远不及汉、唐、宋代的宰相。笔者曾在第四期提到，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要求六部把手上的“考成簿”一字不落地抄两份，一份交给内阁，一份交给六科。该新政很有益处，然而六部没有义务这样做，毕竟内阁大学士不是宰相，不该管六部的事务，六部只听皇帝的话即可。 张居正如此大刀阔斧地改革，提升官员工作效率和质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踏入灰色地带。他早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处者危地也”，名为辅政，实为摄政，揽了不该揽的权。但从另一方面讲，他得到强大后台李太后和万历帝的鼎力支持，似乎又无可厚非。他的一系列争议之举，包括不守孝、任用张四维这样听话的人、调走对戚继光等良才掣肘的人、打击反对者，都旨在减少改革的阻力。为最大程度营造稳定的政治环境，他要与太监冯保搞好关系，这本是对君子而言可耻的事，却是促成改革顺利的重要一步。他已然视改革比生命更重要，这一思想动机是他治国成功的因素，也是走向偏恣的错误之源。 总体而言，张居正的底线谈不上低，海瑞说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算是比较中肯的评价。另一可贵之处是，张居正几次对万历帝和李太后的劝告都是金玉良言，他们当时也大多虚心接受，这是非常难得的配合。 如某次张居正进讲，提及宋仁宗不喜欢珠饰。万历说：“贤臣为宝，珠玉何益！”张居正说：“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万历当时还算听话，说：“然。宫人好冶妆，朕岁赐未尝不节省。”张居正听后很高兴，称颂道：“皇上言及此，社稷生灵之福也。” （图：Adobe Stock） 李太后既是观念正、教子严的母亲，也是卓越的女政治家。《明史》评价“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离不开她的贡献。对于要节俭的建议她也认同，如《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万历五年，“谕修慈庆、慈宁南宫。张居正言：两宫于万历二年落成，今壮丽如故，足以娱圣母，乃欲坏其已成，更加藻饰，非所急也，请辍工。从之。”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李太后对张居正再怎么信任支持，总有发生矛盾的时候。曾有一起李太后亲爹犯错的事件，虽然她当时没有直接反对张居正，但耿耿于怀，自此结怨。张居正去世后遭万历报复清算时，恰因为此事件，李太后不愿为张居正发声。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张居正家中突然来了不速之客，硬是执意将他喊醒。谁这么大胆？原来这夜访之人是他的老熟人——戚继光。 戚继光大老远从边塞跑来只为给张居正看一件军衣，他话不多说，当面撕开这件棉衣。张居正定睛一看，棉衣里哪有什么棉花？分明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图：Adobe Stock） 张居正瞬间明白戚继光为何这般愤怒急切，他们都是对国事超负责任的类型，当然不会容忍军衣偷工减料令士兵挨冻。于是张居正直接告到李太后那里，因为管军队后勤的人是李太后的父亲、皇帝的姥爷——李伟。 揭露李伟失职是对的，张居正这样做是出于道义公心，不过得罪太后的亲爹确实风险极高。李太后当时的反应非常公正，并无偏袒，怒罚亲爹在门外长站，那时大雪纷飞，寒风凛冽，惩处可谓相当严厉；之后又下令撤李伟的职。至少在行为上，李太后做得大公无私，值得肯定。 但几年后，有人劝她为张居正说情时，她只是冷冷说道：“当年父亲在雪中罚站时，有谁为他说情呢？”张居正遭清算是过分了些，为张居正说情并不违背公义，可见李太后多少有些怀恨在心。 （图：Adobe Stock） 万历帝、李太后、张居正原是合作很好的同盟，亲如一家，1573至1582年间铸造了一段君臣协力中兴的佳话，张居正对年少的万历师恩深重，情同父子，当时万历曾展现出明君特质。然而，张居正九泉之下万万没想到，生前寄予厚望的好学生居然长达二十多年不上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懒的皇帝之一；还抄了自己的家、导致自己十多位亲人饿死、革除了自己生前所有官职，并终止了蒸蒸日上的改革，恨到险些开棺戮尸！“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明史》）直到万历死后，天启年间才有人公开称赞张居正，到崇祯年间才有人出来为其申冤。李日宣上奏称：“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崇祯皇帝表示赞同。 十年改革期间，张居正和李太后的教育和政治配合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三十多年后彻底宣告失败。有人可能觉得这事离我们遥远，但类似的教育遗憾在现代许多家庭和学校都发生过。 为何万历对昔日敬爱的张老师恩将仇报？其中的表面原因有万历的昏庸无道；有对张居正管教太严的不满，觉得少年时失去了享乐和权力至上的快感；有张居正不够谨慎的漏洞留下把柄；还有一个重要的深层原因是，当时的制度以及帝王的观念注定无法回到伊尹的时代。 早期的古人观念较纯朴，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提醒人们“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即使君为臣纲，但圣贤始终都不忘强调对君主的制约，因为君权神授，无道到夏桀商纣地步的国君自然不能再享有福报。3000年前，商朝有位名叫太甲的王昏庸无能，宰相伊尹便将他流放到桐地，让他反省长达三年之久。后来幸运的是太甲悔过自新，于是得以复辟，从此以德治国，成为圣君。伊尹流放太甲使其改过的故事几千年来受文人称赞。 在政治传统上，明朝以前皇帝纵然是九五之尊，却也不能干预宰相的职责，宰相可以驳回他认为皇帝无理的要求，而且皇帝未必能得逞，比如宋真宗和李沆的典故。 北宋程颐有言：“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再回顾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造就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其实大过帝王的作用，唐太宗也说过，他不赞同像隋文帝那样“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亲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实际做法也是发挥各臣的配合作用。 （图：Adobe Stock） 然而明清两朝是无宰相的时代，君权和帝王心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观念上很难转变回更好的时代了。连崇拜程颐的明君乾隆也说，天下最重要的怎么是宰相呢？应该是皇帝才对！ 1582年张居正逝世后不久，万历有过一段励精图治的时期，已满20岁的他在更加成熟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原来曾经德高望重的张老师就像伊尹，而堂堂大明天子怎能容许伊尹再现？当初戒尺压在弹簧上有多重，反弹之时就有多猛。他想抹除一切张老师存在的痕迹，以向天下人证明自己不是太甲，如同后来清朝顺治帝对多尔衮掘坟鞭尸。不同的是，顺治总体上是一位不错的皇帝，而万历把自己放纵成了一个亡国之君。 万历的悲剧不能全归咎于张居正，毕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再怎样也不该罔顾师恩。造成遗憾的因素不只这些，下期将带各位走近他们师生曾经的温暖，看全国最认真的老师、最严的妈妈教育小皇帝的点点滴滴，并总结更多的成败经验。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