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歷史

（接上期） 二、以鋼為綱 搞亂全局 「以鋼為綱」的指導思想及全民大辦鋼鐵的作法，搞亂了國民經濟全局。對國民經濟影響最大，危害最深。 1957年鋼產量535萬噸，1958年計劃620萬噸。如果不搞大躍進，實現700萬噸是完全可能的，但要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是不可能的事。 表格 毛澤東早就把大話說出去了。1957年11月，毛澤東率團訪蘇期間，得知赫魯曉夫計劃蘇聯15年趕上美國後，於11月18日，就在64個黨的會議上發言，提出了中國用15年鋼產量等方面趕上英國的目標。毛澤東金口一出，就成為全國上下鐵打不動的任務。 1958年3月初，冶金部長王鶴壽組織治金部黨組「務了8天虛」向毛澤東提出了鋼鐵「十年趕上英國、二十年或稍多一點時間趕上美國」的報告。這比毛澤東在莫斯科提出所目標又提前了5年，毛十分高興，多次表揚了這個報告，還說這個報告是「一首抒情詩」。  1958年2月3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經委主任的薄一波，在一屆人大五次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鋼產量為624.8萬噸的指標，比上一年增長16.7%。但是，這個指標被認為太低。 1958年4月14日，又把指標提高到771萬噸，比上年增長44.1%。但這個指標還是認為太低。 1958年5月30日，政治局會議又把鋼產計劃提高到800萬-850萬噸。比上年增長49.5%-58.9%。這個指標還是認為太低。 5 月底，中央政治局第48次擴大會議時，華東局柯慶施提出爭取明年華東區鋼的生產能力達到 800萬噸。這被認為「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建議指標。」隨後，各大協作區紛紛召開鋼鐵規劃會議，各自提出明年鋼產指標：華東800萬噸，華北600萬噸，西南310萬噸，東北1100萬噸，西北150萬噸，並預計到1962年將達到八九千萬噸。 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其中說，1959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6月22日，毛澤東將此件印發給軍委會議各同志，將題目改為《兩年超過英國》，毛澤東批示說： 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裡主要是鋼。只要1959年達到2500萬噸，我們就鋼的產量達到英國了。  在這種氣氛之下，6月19日晚上在中南海開各大區協作會議以前，毛澤東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領導人，冶金部長王鶴壽也參加了，毛問他：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6月19號才決定搞一千一。 1958年鋼產指標為 1100萬噸（對外公布是1070萬噸）就是這樣的確定下來的。這麼重大的事情就在游泳池邊三言兩語決定了。 但是，從6月19日到8月中旬，鋼鐵完成任務的情況不理想，8月16日，在北戴河會議召開的那一天，毛澤東提出書記挂帥，全黨全民辦鋼鐵工業的方針。在北戴河會議的前幾天，毛澤東聽取了鋼鐵生產情況的彙報以後，給陳雲打電話，作了8點指示，其中談到要有鐵的紀律，沒有完成生產和調撥計劃的，分別情況給予警告、記過（小過、中過、大過）、撤職留任、留黨察看、撤職、開除黨籍的處分（這些處分措施後來寫進了北戴河會議的文件中）。並讓陳雲把各省工業書記召到北戴河開一次會議。8月21日，陳雲向參加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人傳達了毛的指示，並提議，要發動群眾搞「土爐子」，說「土爐子」在中國的命運還有一個時期。薄一波插話說，對土爐子要有信心，100個土爐子有一個出鐵那就很好。 從此，「小、土、群」（小爐子，土爐子，遍地成群）在中國大地到處風行，危害極深。一向被人們譽為講究科學、頭腦冷靜的陳雲也出此下策，可能當時人們頭腦熱到什麼程度。在北戴河的工業書記會上，按月落實了鋼鐵的生產進度，還按地區分配了鋼鐵生產任務，連幾乎沒有鋼鐵工業的廣西，也必須生產20萬噸生鐵，其它省市的任務就更重了。北戴河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公報。全民的大鍊鋼鐵運動迅速展開。 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在8月30日的總結報告中說： 死與活的問題。不是死人之「死」，是統死統活的問題，世界上沒「死」是不行的。1100萬噸鋼，少一噸也不行，這是「死」的。明年2500萬到2700萬噸，爭取3000萬噸，其中2500萬噸是「死」的，是「死鋼」，另外200萬-250萬噸是「活」的，歸地方支配。  北戴河會議的精神傳達下去已經9月份了。在剩下兩三個月時間內，還要完成600多萬噸的任務，才能實現全年的1070萬噸。按常規這是不可能的，只好發動全民蠻幹。9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立即行動起來，完成把鋼鐵產量翻一番的偉大任務》。9月5日，《人民日報》再發社論：《全力保證鋼鐵生產》，號召與鋼鐵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部門「停車讓路」。這一「停車讓路」，使各頂工作停頓，各個部門為鋼鐵行業作出犧牲，造成的損失是無法計算的。當時，1070萬噸這個數字用巨字寫在全國各地的牆壁上，「為鋼鐵元帥升帳」 「為鋼鐵元帥讓路」的宣傳品遍及各地。全國上下，不分工農商學兵，不分男女，都為「1070」而奮鬥。工廠，農村，學校，機關，都搭起了爐子，找來礦石，不分晝夜地大鍊鋼鐵。9月4日的電話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傳達說：「主席提出，明年糧食再翻一番，今年1100萬噸鋼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敗。」彭真說：「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鋼鐵有一個大躍進，因為9月是要命的一個月。」9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又召開電話會議，要求到9月30日，要達到日產鋼6萬噸，鐵10萬噸。 9月，全國參加大鍊鋼鐵的人數由8月份的幾百萬人增加到5000萬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爐60多萬座。10月，達6000多萬人，最高達9000萬人。加上其它戰線直接或間接支援的，全國投入大鍊鋼鐵的人數超過了一億。 為了配合大辦鋼鐵，還大辦地質，全國上千萬人上山找礦；大辦煤炭，到處設法挖煤，僅小煤窯就開挖了10萬多個；大辦運輸，組成了數以千萬計的運輸大軍，各行各業，男女老少，既有現代化的運輸車輛，又有牛車馬車和肩挑背馱。 這上億人的大辦鋼鐵的大軍中，絕大多數人不僅從來沒有煉過鋼鐵，連高爐也沒有見過。對他們能不能煉出鋼來，是有人懷疑的。懷疑是要受到批評的。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報》在介紹湖南邵陽專區的經驗中說：「他們組織全民大辯論，駁倒『農民煉不出鐵來』的』『懷疑論』、『條件論』等右傾保守思想，在全區組織了萬餘名幹部、93萬群眾投入煉鐵運動。沒有礦，他們說，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礦來。」 「全民大辦鋼鐵」，的確到了全民的程度。中南海也架起了鍊鋼爐，建立了小型鋼鐵廠，毛澤東的生活秘書葉子龍被任命為廠長。葉子龍對鋼鐵生產一竅不通。毛澤東還到這個「鋼鐵廠」視察，聽取葉子龍彙報。 在中南海的帶動下，中央機關和各省委機關也都架起了煉鐵爐： 在國家計委在三里河的辦公樓的院子里鍊鋼爐火衝天，把鐵絲網剪成一段一段去煉鐵，煉出幾塊鐵疙瘩，還綁上紅布報喜，把有用的鐵煉成無用的鐵。  文化部也成立了鍊鋼指揮部，副部長、著名戲劇家夏衍擔任鍊鋼總指揮，倒是頗有戲劇性。 外交部也在院里築起了小土爐，燃起了熊熊烈火。 連手無縛雞之力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在她家的院子里也搭起了煉鐵爐，秘書、司機、炊事員一齊上陣，孫夫人也親自動手，也在努力為「1070」作貢獻。 中央命令一下，到地方就變成了荒唐的行動。河南省遂平縣提出了口號：「建百廠，設萬爐，日產千噸」。後來以發展到：「社社建爐，鄉鄉建廠，三天準備三天建，五天投入生產，日產萬噸鋼」。為了找礦報礦，他們提出：「向深山進軍，向高山要寶，白天山河一片人，黑夜山河一片明，撒下天羅地網，圍剿山中寶藏，不漏一個山頭，為找到6000萬噸鐵礦石而奮鬥！」礦石還沒有找到，遂平縣嵖岈山公社就接受到縣裡分配的鋼鐵生產指標，10月14日，公社就把鋼鐵生產指標到各大隊。經過千辛萬苦，人們終於在歪尖山下紅石崖發現了鐵礦，品位很低。但人們已經顧不得品位高低了，瘋了一樣到紅石崖挖礦石。幾天時間，紅石崖、柴王台的山野里，就建起了一座座煉鐵爐子，8萬鋼鐵大軍聚集在這裡，全縣建立了三個戰區、42個營，174個連隊，開始了大鍊鋼鐵的戰鬥。原來這裡滿山遍野是樹林，林子里有老虎、豹子、野豬，這一大鍊鋼鐵，樹全砍光了。縣委還嫌進度太慢，高爐太少，要求村村建高爐，幾戶建小爐。建爐的磚從哪裡來？扒房子。先扒沒人住的，夫妻雙雙上占戰區去了，房子空了，拆了再說。據統計，在大鍊鋼鐵期間， 嵖岈山公社共扒房屋1653間。煤燒完了，樹砍光了，可鋼鐵指標還是上不去，急壞了公社書記陳炳寅。後來公社黨委決定「六找、七查」：床下找，牆上找，牆內找，大人小孩一起找，找光，找凈，不放過一根鐵釘。查古老山寨，挖古炮；查古廟古寺，找大鐘香爐；查武舉人後代，挖古代兵器；查地富分子，挖埋藏鐵器；查光，查凈，家家不能有鐵鍋。一夜間，千家萬戶沒有鍋，古廟寺院再沒有鐘聲，石磨石碾挖去了鐵軸，門沒有鐵鼻。這一夜，嵖岈山公社共繳「廢鐵」71786斤，全部投進了煉鐵爐里。  全國各地都像嵖岈山公社一樣，機關、學校、公社、商店，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鋼鐵生產指標，搜集各種鐵件，化成鐵錠，向上級交差。老百姓真正成了「手無寸鐵」。 當時，我所在湖北省浠水一中也為「1070」而奮鬥。在熱火朝天的大鍊鋼鐵運動中，青年學生們是很真誠的。浠水縣，既沒有鐵礦，也不產煤。我們這些中學生到四十里外的蘭溪港去挑從外地運來礦石和煤炭。那時我們熱情很高，雖然體重只有七八十斤，卻挑了上百斤的擔子。學校請人在校園後面的空地上搭了一個很大的土爐子，請木匠做了一個很大的風箱。拉風箱是四個人，他們以同一節奏，以跑步的速度前進，後退，前進，後退，不到幾分鐘就滿身大汗。因此組織了幾個小組，十幾分鐘就輪換一次。物理老師，化學老師也在爐子邊忙碌著。忙了幾天，沒見出鐵。有人說，必須用鐵做「引子」，新煉的鐵水才會出來。於是，畢業班陳武安、范炳文、雷伯軒、侯耀等同學把學校上下課報時的大鐵鐘砸了，投進爐子里。不久，紅紅的鐵水果然出來了，大家歡呼「總路線萬歲！三面紅旗萬歲！」鐵水流進模型里鑄出了幾塊「鋼錠」，還不等完全冷卻，就給它紮上紅綢，敲鑼打鼓地抬到縣委會去報喜。大家心情非常激動，認為在「1070」中也有我們的一份貢獻。當時只有50多萬人口的浠水縣，組織了13萬多人的「大兵團」砍樹燒炭，建鍊鋼爐168個，煉鐵爐2846個，在城關、蘭溪兩地各建鋼鐵廠一個，職工上千人。據當時上報共鍊鋼9.34噸，鐵3078噸，實際多為廢渣。 這13萬砍樹燒炭的「大兵團」使全縣所有的山林都變成一片光禿。 像農業上大放高產衛星一樣，各地也大放鋼鐵的高產衛星。《人民日報》在鼓吹鋼鐵生產「放衛星」中，又一次大顯身手，除了發表大量的新聞報道以外，還在一版顯蓍位置不停地發表社論： 9月15日，《人民日報》社論《緊緊地抓，狠狠地抓》中介紹，9月14日，貴州省首放衛星，宣布生產生鐵14000噸，提前完成了9月份的9000噸生產計劃。 9月17日，《祝河南大捷》的社論中說，僅在9月15日這一天，全省就產鐵18939.2噸，日產千噸以上的縣出現了8個，其中禹縣日產生鐵高達4396噸。 10月1日，《衛星齊上天，躍進再躍進》的社論中說，9月29日，是中央確定放衛星的日子。這一天，各種衛星一齊上天，全國鋼的日產量近6萬噸，鐵的日產量近30萬噸，出現了9個日產生鐵超過萬噸的省，73個日產生鐵超過千噸的縣，出現了兩個日產5千噸鋼、一個日產4千噸鋼的省。 10月18日，《祝廣西大捷》的社論中介紹，毫無鋼鐵生產基礎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反而後來居上，接連放了幾顆特大的衛星。其中，環江縣日產生鐵6300多噸。 10月26日，《「鋼鐵生產周」勝利以後》的社論中說，10月15日到21日，中央確定的「鋼鐵生產高產周」，在這一周內，鋼鐵平均日產量比以前14天的平均日產量增加了85%，生鐵的平均日產量比以前增加了303%。其中鋼的最高日產量曾達到10萬多噸，生鐵最高日產量達到37萬多噸。 12月23日，《人民日報》以套紅通欄標題報道：《一0七0噸鋼――黨的偉大號召實現》。消息說，據治金工業部12月19日統計，全國已生產鋼1073萬噸。以後的報道說，到12月31日，全年累計產鋼1108萬噸。 《人民日報》提供的這些鋼鐵產量的數字，和它提供的糧食產量的數字一樣，完全是天方夜談。但是，對這些謊言不容懷疑，誰懷疑，誰就要倒霉。時任中央工業部副部長的高揚到河南了解大鍊鋼鐵的情況，他發現「小、土、群」煉鐵爐煉出的根本不是鐵，只是一些熏得烏黑的石頭。高揚當即對禹縣委書記刁文指出，這裡有嚴重的弄虛作假現象，上報的數字90%與實際不符。高揚還向中央工業部和中央監委寫了報告。但是，他一回到北京就受到批評，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人民日報》的這些假話比賽的惡果不僅是數字的浮誇，而是成天以中共中央的權威使荒唐更加擴大，逼迫人們在錯誤的路上走得更遠。1958年同時兼任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兩家權威新聞單位第一把手的吳冷西，在37年以後的1995年，出版了《憶毛主席》的小冊子，其中反省道： 我主持的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也隨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嚀，開始還是比較謹慎，但到了6月份，農業上的生產「衛星」開始放了，接著是鋼鐵「衛星」、煤炭「衛星」也陸續出現了，大躍進形成高潮，浮誇風到處泛濫。對人民公社，開始還只限於典型報道，後來從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颳起一股共產風。雖然不能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應對1958年的浮誇風和共產風負有主要責任，但我主持這兩個單位的宣傳工作在這期間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仍深感內疚。  吳冷西在1958年的行為是制度的必然，他像所有的人一樣，逃不過制度的約束。所以，人們不能過多地追究他的責任。但是，他對於造成他犯錯誤的制度是戀戀不捨的，以致於在1978年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中，公然出面強烈反對。在《憶毛主席》這本小冊子中，雖然講了一些真話，但還處處還流露出對那種制度的留戀，流露出他當年能伴隨毛澤東左右的得意之情。 不講科學的蠻幹，必然受到科學的懲罰。1958年四季度和1959年一季度，各鋼廠調入的生鐵，合格率不到一半。有的小高爐處產的生鐵含硫量超過2%、3%，有的高達6%。生鐵質量太低，用這種生鐵作原料的大鋼廠產品質量也下降。鞍鋼1958年四季度一級鋼在全部鋼產量中的比重，由原來的93%下降到50%以下，1959年初的幾個月，鞍鋼每天有3000多噸鐵水不能煉成鋼，只能鑄成鐵塊。不僅質量差，成本也上升。原來生鐵的調撥價每噸150元，小高爐生鐵的成本多數為250-300元，為了鼓勵群眾煉鐵的積極性，從1958年9月起，小高爐生鐵的調撥價提高到200元，虧損部分由國家財政補貼。僅這項補貼就占當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大鍊鋼鐵只折騰了幾個月時間，但給中國人留下的創傷是多少年也無法醫治的。大量農業勞動力成了鋼鐵大軍，使糧食爛在田裡沒人收穫。在大鍊鋼鐵第一線，一度「放開肚皮吃飯，甩開膀子大幹」，吃掉了很多糧食，是造成1959年春天饑荒的原因之一。大鍊鋼鐵還擠掉了輕工業，造成了日用品市場供應緊張。礦產資源遭到破壞，茂密的森林破砍光，古城牆的千年磚塊拆下來砌了煉鐵爐，價值連城的金屬文物都化成了鐵水。 但是，「以鋼為綱」的方針並沒有就此結束，1958年10月，在第七次全國計劃會議上提出1959年「為生產3000萬噸鋼而奮鬥」的口號。後來到武昌會議上定為2000萬噸，對外公布1800百萬噸。以後看到不行，1959年三四月，在上海會議上降到1650萬噸。年末實際完成1387萬噸。1960年鋼產量的指標又定為1800萬噸。國家經委年初就提出「開門紅、滿堂紅、月月紅、紅到底」的口號。七月份蘇聯撕毀協議，撤走專家，為了反擊「蘇修」，咬著牙要「爭氣鋼」，要給毛主席爭氣，給我們國家爭氣。你赫魯曉夫欺侮我們，我們要幹個樣子給你看。鋼產量不是搞1800萬噸，而是要搞2000萬噸。就這樣使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失調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誰為這場災難負責？現在幾乎所有的著作中都把責任推給了毛澤東。當然，作為國家第一把手，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是「始作俑者」。但是，僅停留在這個層面上，是膚淺的。在當時那個制度，沒有民主決策機制，沒有制度性的糾錯機制，沒有暢通的信息傳送渠道，如果把別人放在毛澤東的位置，也會犯同樣的錯誤。 三、工業躍進 盲目建廠 在1958年1月召開的南寧會議上，中共中央提出在5年到10年內，各省的地方工業產值都要超過當地農業產值。3月成都會議，又進一步提出發展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的方針，通過了《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4月7日，中央正式批發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區儘快使本地區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一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 5年到10年縮短為5年到7年。 這個文件下達不久，一個聲勢浩大的辦地方工業的高潮在全國形成，從省、市、縣到鄉、社紛紛提出大辦工業的躍進計劃，都要求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6月到8日初，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先後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  由於糧食高產「喜訊」頻傳，1958年8月17日到30日召開的北戴河會議認為，中國的農業和糧食問題已經基本解決，1958年全國每人佔有糧食的平均數已經達1000斤左右，省一級領導今後的工作重心應當由農業轉到工業上去。會議公報指出：「農業戰線的偉大勝利要求工業戰線迅速地趕上去，而且省一級黨委有可能把注意力的重心轉發移到工業方面來」。這個會議估計，「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將提前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傳大社會主義國家，並創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  宏偉的設想使各級幹部亢奮。為了實現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的目標，各地出現了盲目建廠，亂上工業項目的熱潮。工業落後的西部省――甘肅省，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建廠1000多個；3月到5月，建廠3500個；5月到6月，全省廠礦數猛增到220000個。其中，省辦的2500多個，縣辦的15000多個，社辦的185000多個。全省出現了10多個萬廠縣，20多個千廠鄉，50多個百廠社。 河北省定縣，在一個多月時間內，就建起了1530個中、小型工廠，平均每天35個工廠投入生產。 只有13萬人口的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布特哈旗，到5月底就建成了廠礦307座。根據各鄉鎮提出的數字，全旗1958年新建廠礦可達1267座。 這些數字顯然帶有浮誇的成份，不可信以為真，但盲目建廠的情況是真實的。不過，全民大辦工業為以後縣鄉以下的「五小」工業播下了種子，成為1980年代鄉鎮企業的起點之一。然而，這種代價是十分昂貴的。 為了追求產量和產值，新建煤井尚未投產，就追加了煤產量任務，這些增加的任務還得靠原有的礦井完成。中央直屬煤礦在1959年時92%的產量依靠原有礦井提供。由於高指標的壓力，這些礦井的採掘比嚴重失調，工作面大量減少，設備破壞。據國家礦山小組1962年調查，在煤炭部屬的508處礦井中，生產能力破壞嚴重和簡易投產的有179處、設計能力7484萬噸，占設計總能力的44%。其中採掘關係不正常的礦井佔77%，因此從1960年4、5月份開始，產量就不得不逐月下降。  由於通過大搞群眾運動的方式辦工業，把過去一套管理制度都衝垮了，企業管理混亂，經濟效果顯著下降，成本提高，品種減少，產品質量下降。重點煤礦煤炭灰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平均為21%，1960年提高到24%；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1960年比1957年下降了12%。虧損額直線上升，到1961年達到105億元。其中工業虧損46.5億元。  由於以鋼為綱，只顧發展重工業，忽視了輕工業，輕重工業的比重1957年的53：47下降到1960年的33：67。 自行車、電池、火柴、日用陶瓷、鐵鍋、甚至女人用的發卡等小商品嚴重供不應求，影響群眾生活。輕工產品的質量也很差，老百姓稱質量差的日用工業品為「躍進牌」。 要大上工業，就得擴大基本建設規模。基本建設投資：1957年138億元，1958年267億元，1959年345億元，1960年384億元。從1958年到1960年，三年基本建設投資共996億元，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基本建設總投資還多81%。平均每年投資332億元，比1957年高出1.4倍。 機械、煤炭、電力、化工、建材等重工業部門，上了一大批重點項目，超過了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1958年，全國施工的大中型項目有1587個，1959年1361個，1961年1815個，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五年施工的大中型項目只有1384個。小型項目更是遍地開花，不計其數。基本建設投資效果很差，建設周期長，建成投產少，許多建成項目因設備不配套，不能充分發揮效益。 由於基本建設規模太大，儘管擠了農業、輕工業、文教衛生和人民生活，仍然難以為繼，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極大緊張。從國民收入分配看，1958年至1960年三年共增加國民收入312億元，而同期基本建設投資總額就增加了246億元，佔新增國民收入的80%，其中1960年國民收入減少2億元，基本建設投資還增加了39億元。基本建設材料的增長速度低於基本建設投資的增長速度。三年中「三材」的平均增長速度：鋼材為38.8%，木材為14.8%，水泥為31.7%，而基本建設投資增速為40.7%。在編製1959年計劃時物資無法平衡，就留了50元物資缺口，致使許多項目開工後不是無物資就是無資金，長期不能投產。從人力看，儘管基建職工人數增加很多，三年增加了421萬人，但仍到處喊人不夠。不少項目不得不半途停建，僅停建項目，全國損失約150億元。  表格 為了籌集基本建設投資，就擴大國民收入的積累率。國民收入即全社會創造的財富，一部分用於當年消費，一部分用於積累，積累主要用於工業建設，以圖進一步發展。積累過多，消費必然減少，群眾生活水平必然下降。這就是所謂「勒緊褲腰帶搞建設」。如果真正有效果，「勒」幾年也是可以的，但事與願違。1958年到1961年的國民收入中，用於積累的部分共佔39.1%，積累率大大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24.2%。高積累、高投入，卻是低效果。每百元積累增加的國民收入，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平均35元，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僅有1元。  「大上快上」工業，就必須大量進口機器設備。要進口設備，就得增加出口，換回外匯。而當時出口的主要是農副產品（主要是食品），1959年和1960年出口商品中，農副產品和農副產品加工品占出口商品總額的比重，1959年為76.3%，1960年為73.3%。見表24-4。出口商品都從農民口邊擠出來的。 表格   「大上快上」工業，不僅基本建設項目大增，城鎮人口也急劇增加。1958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各地的招工計劃經省、市確定後即可執行，不必經中央批准。招工權力下放以後，各地放手大招工，有的甚至在車站設立招工點。職工人數從1957年的3101萬人，增加到1960年的5969萬人，三年增加2868萬人，增長92.2%。與此相應的是城鎮人口增加。1957年，城鎮人口總數為9949萬人，以後連續三年猛增。1958年為10721萬人，1959年為12371萬人，1960年達13073萬人。三年共增加3124萬人，增長31.4%。 其中從農村遷入城鎮的大約有2218萬人。 城鎮人口急劇增加，吃商品糧的人口大幅度上升，糧食徵購指標不得不提高，加劇了農村的饑荒。 在人們的印象中，認為大慶油田是在大饑荒年代開發出來的，認為這是工業大躍進的亮點。實際上，大慶油田的地質勘探始於1954年初，經過幾年艱辛的努力，於1959年9月國慶10周年前夕射孔試油成功。大慶油田並不是大躍進的成果。 四、全面躍進，全面緊張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於市場不能起配置資源的作用，為了保證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完全靠宏觀經濟領導部門對國民經濟進行綜合平衡：積累與消費的平衡，供給與需求的平衡，工業與農業的平衡，重工業與輕工業平衡，相關產業間的平衡，等等，如果這些方面失去了平衡，就是比例失調。這樣，有的部門生產能力閑置，有的部門生產能力不足，就會造成嚴重的浪費。此外還有物資平衡，財政平衡，外匯平衡等，這些也是保證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 但是，在大躍進期間，由於按主觀意志行事，搞亂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相互關係，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由於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這些失調又不能靠市場配置資源去自動地平衡，就帶來了極其惡劣的後果。 財政金融全面困難。從1958年到1960年，財政收入年年增加，1960年的財政收入竟比1957年增長了84%，當年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達到47%，大大突破了中國財政收入一向只佔國民收入30%多一點的比例。這表明國家財政集中了過多的社會財富。國家財政集中得過多，其資金又主要用於基本建設，就擠了人民的消費。基本建設投資效益又很差，就直接損害了人民的利益。財政集中過多的情況是不可能持久的，加上在財政收入中還有不少虛假部分，因此，財政收入很快銳減。在1960年81.8億的赤字的基礎上，1961年財政收入比1960年減少37.8%，1962年又減少11.9%。財政的虛假收入，銀行的虛假存款，掩蓋了財政赤字。據有關部門事後估計，大躍進造成的財政赤字，大約180億元。 在市場經濟國家，民間財富大於國家財富，這個赤字不算大；但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這個赤字已經相當危險。何況當時的財政總收入才300多億元，180億元的赤字，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是相當大的。 財政不平衡，只能靠多印票子來解決。1961年，全國市場貨幣流通量比1957年增加了一倍多，但是，同期的工農業總產值只增長14.7%。貨幣流通量大大超過了商品流通的需要。社會購買力同商品可供量的差額，1960年達74.8億元，1961年仍有26.9億元。 每一貨幣流通量擁有的商品庫存量（包括一部分沒有用的質次價高的在內）由1957年的5.2元降到1961年的4.1元。 1962年2月26日，陳雲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上說：「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現在的通貨膨脹，雖然根本不同於國民黨垮台前那種惡性通貨膨脹，但是，毫無疑義，也是一種通貨膨脹……這幾年挖了商業庫存，漲了物價，動用了很大一部分黃金、白銀和外匯儲備，在對外貿易上還欠了債，並且多發了六七十億元票子來彌補財政赤字，這些，都是通貨膨脹的表現。  表格   （未完待續）

（接上期） 四、中國學者的研究結果 蔣正華的研究  蔣正華研究的結論是，在三年大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700萬人。由於蔣正華的這個結論已被國內主流意見接納，所以，我作一詳細介紹。 蔣正華的研究是在李成瑞的推動下進行的。李成瑞是一位資深的革命幹部，是副部級高官，直到晚年還保持著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1956年後任國務院副總理、財政部長李先念秘書多年，後任國家統計局局長。他在統計局長任期內，主持了1982年的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因此對人口問題有相當深的研究。1985年6月，李成瑞赴義大利佛羅倫薩參加國際人口科學研究會的第二十屆大會。在這次會上，他結識了科爾、班久蒂和卡洛等國際著名學者，同他們交談中產生了研究中國大饑荒期間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願望。回來以後，他向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陳慕華提議，將這個問題列入了國家研究課題。經過多方「招賢」，最後由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正華接受了任務。 蔣正華，1937年10月生，1958年畢業於西安交大電機系，1958-1980年在該校自動控制系任教，1980-1982年在印度孟買國際人口研究院讀研究生，回國後在西安交大系統工程研究所任講師。1984年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這個研究所成立一年多，就接受了李成瑞的這個課題。蔣正華和他的助手李南的研究的結論是，三年大饑荒時期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700萬人，遠遠低於國外學者的估計。蔣正華的研究成果經過國家有關部門組織的專家評審後，得到了認可。 李成瑞在他的《「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中認為，和國外學者比起來，蔣正華的研究「科學性更高一些」。他接受我的採訪時，也一再推薦蔣正華的研究。 由於此時的蔣正華已經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算是國家領導人，找他採訪很困難。於是，我找到了蔣正華就這個問題發有的所有文章。但是，我看到了他提供了三組完全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數字（後來我向李成瑞提起此事，李似乎不知道這個情況）。一是蔣正華、李南：《中國人口動態參數的校正》，載《西安交通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的數據。（以蔣正華和李南的名義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提供的論文《中國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學講義專用紙手抄稿複印件，也是這組數據。）二是在《中國人口年鑒，1987》 上以《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與結果》為題的文章中的數據。 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國人口.總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第617頁上的數據，李成瑞對我說，這部分內容是他和蔣正華二人合寫的，數字是蔣正華的。現列出三組數字列表如下： 表格 表格  蔣正華以歷年的生命表為基礎，估算出歷年的死亡人數，其中，1958年到1963年總共死亡人數為8299萬人；同時按這6年預期壽命的正常變化，估算正常死亡為6602萬人。二者相減，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697萬人，約1700萬人。 讀者可能看到，蔣正華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比國外學者低，主要不是他估計的死亡人口少，而是他估計的正常死亡人口多。蔣正華提出1958年到1963年總共死亡人數為8299萬人（這和科爾的估計的8626萬人僅少327萬人），他估計的正常死亡人數高達6602萬人（這個數比科爾的5840萬人高出662萬人）。 我不知道6602萬人這個數是怎樣計算出來的，但我們可以用蔣正華提出1958年到1963年總共死亡人數為8299萬人；用他修正後的死亡率求出正常死亡率，再用他修正後的每年平均人口數，算出每年的正常死亡數；總死亡數減去正常死亡數，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數。我們起點用1955，1956，1957三年平均數，終點取1964，1965，1966三年平均數，用他提出的三組死亡率分別計算： 按西安交大學報數據計算： 正常死亡率＝[（12.68+12.80+13.01）/3+(12.64+10.86+9.60)/3]/2=11.93（‰） 按11.93‰正常死亡率，用蔣正華修正後的歷年年中人口，可以算出每年正常死亡人數，6年正常死亡人數總共4685萬人。蔣正華算出的6年死亡總數8626萬人減去4685萬人，則非正常死亡為3941萬人。 按《中國人口.總論》數據計算的正常死亡率為14.10‰，由此計算出的6年正常死亡人數為5538.5萬人；則6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2760萬人； 按《中國人口年鑒，1987年》數據計算的正常死亡率為17.36‰，6年正常死亡人口為6818.8萬人。6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1478萬人。 蔣正華在1987年發表的《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和結果》（此文收在《中國人口年鑒，1987年》上）一文中正式公布大饑荒年代非正常死亡1700萬，原因在於這篇文章中他公布的大饑荒以前各年的死亡率比前兩組數字要高得多，從而算出正常死亡人數高，非正常死亡就自然少了。 上面我用蔣正華估計的總死亡人口，用蔣正華修正後的死亡率算出正常死亡人口，從而求出非正常死亡人口。 我再換一種方法驗算，還是用蔣正華修訂後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修訂後的每年平均人口，計算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當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當年年中人口 某年少出生人口＝（正常出生率-當年出生率）×當年年中人口 由於他提提供了三組數據，我們還得計算三次，其結果如下： 用蔣正華西安交大學報的數據計算：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數＝（13.36-11.93）×64354＝92.03（萬人） 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數＝（17.29-11.93）×64999＝348.39（萬人） 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數＝（32.40-11.93）×65504＝1340.86（萬人） 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16.52-11.93）×64932＝298.03（萬人） 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13.60-11.93）×65489＝109.36（萬人） 在1958年到1961年四年間，非正常死亡為2188.67萬人。 用西安交大學報數據可以算出四年少出生人口為2821萬人（1958年為377.1萬人，1959年為674.7萬人，1960年為883萬人，1961年為886.3萬人）。大饑荒對人口的總影響為5009.9萬人。 用蔣正華《中國人口.總論》中的數據計算的結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2337萬人（1958年為204萬，1959年為317.2萬，1960年為1124.7萬，1961年為681.1萬），少出生人口為2868.5萬人（1958年為359.1萬，1959年為568.1萬，1960年為875.1萬，1961年為1066.2萬）。大饑荒對人口總影響為5205.5萬人。 用《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與結果》中的數據計算的結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總數為2209.9萬人（1958年173.1萬，1958年620.1萬，1960年830.8萬，1961年455.2萬，1962年30.8萬）。四年少出生人數為2748.9萬人。大饑荒對人口總減少為4958.8萬人。 以上用蔣正華的數據從不同的角度計算，都不能得出非正常死亡1700萬的結果。按數學常識，一種方法計算是否正確，可以用另一種方法來驗算。但不知道為什麼驗算的結果有如此大的出入？ 為什麼蔣正華同一種方法得出三組不同的數據？為什麼提出與前一組數據不同的數據時，不作為什麼不同的說明？為什麼用他提供的數據計算，得出的結果都遠遠超過他的1700萬的結論？2002年6月我曾就此寫信向蔣正華求教，他沒有答覆。此時，我冒昧猜測，蔣正華最早用《西安交大學報》的數據算出非正常死亡超出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過多，就提出了後兩組數據。後兩組數據主要是提高正常死亡率，其目的是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辦法來減少非正常死亡數，從而減少政治風險。他發表的三組數據中，官方性最濃的《中國人口年鑒，1987》上正常死亡率最高，可能出於這種考慮。他做的畢竟是國家下達的課題啊！ 我不願意停留在猜測上，2005年6月再一次將三年以前的信寄給蔣正華，10月19日，終於收到了他的回信（手寫，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公廳信簽，信簽抬頭是黑字，顯然發給我的是複印件）。為了供讀者研究，現將此信全文公布如下：    繼繩同志： 收到來函，以事煩未即復為歉。 中國經濟困難時期的人口數量變動情況是國內外都關心的的問題，也是我們應當在歷史上講清的一段往事。外國學者對這幾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的推算是以1957年或在此前死亡率與1964年前後死亡率或1964年死亡率為基準，估計其間正常死亡率水平，與實際死亡率之差即非正常死亡數。這樣的估計有兩個最大的誤差，第一，每個年齡人口死亡率不同，採用總死亡率不能考慮到1957年到1964年中國不同年齡人口死亡率變化模式的影響。當時的死亡率水平下，嬰兒和兒童死亡率下降較快，其它年齡段死亡率變化較少，或基本不變。第二，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老年人相對較多，因為這部分人受不利生活條件衝擊較為嚴重，逃離最不利的環境的能力也差。因此，有的學者獲得的計算結果高於實際。我們根據1982年人口普查獲得了很好的數據，在第四、五兩次人口普查後，我們都做過數據分析，發現這兩次普查數據質量都不及三普，因此我認為可利用的詳盡的死亡率分年齡資料仍以這次最可靠。我們利用1982年數據構建了年齡別的生命表，並利用優化擬合的回推技術，再現了歷史上各年的生命表，據此計算1957年到1965年的死亡率與非正常死亡率之差從方法學而言比外國學者更加嚴密，我們的優勢是成瑞同志大力支持，提供了三普的微觀個人數據。 三組數字有所不同的原因是優化擬合回推時，需要採取歷史上的時點的基準數，優化技術也可以有總體優化和年齡組優化的不同準則。歷史上的基點可以用一年的死亡率，也可以用一年前後的平均值為準，也可以對每一年的死亡率都進行擬合，最早在西安交大學報上發表的就是採用總體優化和時點基準計算的結果，年鑒數據發表時，我們已經用總體擬合了歷史上每一年的死亡率，生命表的結構就有了變化。「中國人口.總論」的數字計算中，我們在優化技術上又進行了改進，採取了分年齡組的優化方法，從方法學上看是最嚴密的，我個人認為這個結果是我可以推薦你作為參考的基準。因我手頭沒有詳細資料，許多計算結果都壓在手稿等資料堆中，要待我有機會再來整理。現在的印象三次計算相差不過200萬左右，1700萬是取其整大數，待我找到原始材料當可提供直到個位數的計算結果。 以上情況供您參考，您在退休後仍關心國家大事，拳拳之心令人起敬。匆匆，順祝 秋安 蔣正華 17/10，2005   蔣正華的回信沒有完全解釋我的疑惑。蔣正華說用三組數據計算的結果相差不過200萬人，我在上面用三數字分別計算的結果的差異顯然超出了200萬。他說三組數字其所以不同，是因為對數字不同的的「優化」。蔣正華的「優化」的技術的問題，人口統計學者會作出科學的評判。三年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蔣正華的1700萬為國內的主流所接受，被視為權威數據。但學術界普遍認為這個數字偏低了很多。 丁抒的研究 研究三年大饑荒人口減少的第二位是旅居海外的中國學者丁抒。他認為： 一，如果有可靠的死亡率，則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某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前一年年底人口數 二，如果有可靠的出生率。則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該年年底人口-[1＋（出生率-正常死亡率）] ×前一年底人口數 由於沒有可靠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他將1957年的死亡率作為正常死亡率（10.08‰），如果不發生大饑荒，死亡率應當是逐年下降的，選1957年的死亡率作為各年正常死亡率，不會低估正常死亡率，從而不會高估非正常死亡率。他認為國家統計局發布的1962年的出生率可信（37.01‰）。由於不能得到每年可靠的死亡率，他只能用上述第二個公式計算。 丁抒計算的結果是，從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總共3500萬人。這個數是以統計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數字為依據的計算結果。 然而，丁抒不相信國家統計局的總人口數據，因為統計局公布的年底人口數和人口增長率互相矛盾。但他認為他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增長率比較可信。他同意金輝的判斷：「統計人員出於職業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組相對真實的歷史資料」，而人口增長率就是他們保留的真實數據。所以，丁抒以人口增長率為依據，推算出則非正常死亡為4400萬。（丁抒：《人禍》附錄：「大躍進餓死了多少人？」）丁先生遠在國外，他採用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從他的敘述中，對中國人口統計數據的形成過程不甚了解，還相信什麼「統計人員出於職業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組相對真實的歷史資料」。我覺得其計算結果不可靠，只能作參考。 金輝的研究 上海的金輝先生也提出了一個數字。1993年，金輝先生根據中國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歷年人口統計數，指出1960年和1961年，中國人口凈減少1348萬；又按照中國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計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計為2568萬，根據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兩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約為1395萬。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減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據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達到2521萬。按照同樣方法計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間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於2791萬。 金輝認為，總人口減少值也不可靠，因為，在鄉村人口銳減的同時，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長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長數，中國農村非正常死亡的絕對數字，就比統計意義上的全國非正常的總數還要多出680萬。將總人口減少值修正以後，三年災難中，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達到3471萬。  金輝先生雖然計算方法不同，但還是用的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並沒有對數據進行修正，他的結果只能作為參考。 陳一咨的數據 [英]傑斯帕•貝克(Jasper Becker)在他的：《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一書中透露，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曾告訴他，體改所有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大饑荒年代，大約有4300萬人死於飢餓，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這個數字是5000萬到6000萬。這份資料的準確性得不到檢驗，迄今少為人引用。 曹樹基的研究 歷史地理學家曹樹基採用人口學和歷史地理學的方法，以縣級政區為基礎，以虛擬的「府」級政區為單位，重建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數。  他的作法是，採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國各市縣人口普查數據作為分析的基礎。再通過各地地方志中記載的資料，計算出各地災前、災後的人口增長速度，確定各地災前災後人口，藉以再求出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具體作法是：以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為基礎，根據災前、災後的人口增長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口。用1958年人口減去1961年人口，所得凈減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再加上大饑荒時期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長人口，所得為減少人口或稱全部減少人口，再加凈遷移人口，所得為這一地區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人口普查資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是其它任何資料所不可替代的，這是本項研究賴以進行的基礎。地方志資料雖然不完整，但從抽樣的角度看，卻已足夠。兩套資料的配合應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誤差，排除錯誤。可以最大限度地求解大饑荒造成的各府人口損失，並藉此求得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進而求得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他研究的結果是：三年大饑荒中，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計約3245.8萬。 我閱讀了曹樹基的專著《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 ，我覺得他以清代的「府」為單位作為分析的基本政區比較可取，這可以減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多次行政區劃的變化造成的影響。他的方法我還要作進一步研究。 五、我基本同意王維志的結論 我在這裡要重點介紹介紹另外一位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位學者就是王維志。 王維志，1955年到1959年在莫斯科經濟統計學院學習人口統計專業，1959年回國後在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過很短一段時間後，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戶政處從事人口統計工作。20世紀六十年代初王維志曾到一些省去核實人口數據，了解了更多的實際情況。80年代以後，到中國社會科院人口所從事研究。他對中國人口統計的理論和實踐十分熟悉。王維志認為，蔣正華提供的1700萬非正常死亡數據偏小，與實際情況差別較大。他的研究結果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300萬-3500萬人。 王維志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和理論研究，對已經公布的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數據進行了修正。 表格 中國政府已公布的上述數字相互矛盾，三年累計，按總人口增加數計算，減少135萬人，按自然變動算，卻增加622萬人，兩者差額為757萬人。究竟哪個對呢？王維志認為，這兩筆數都有問題。他分析，1959年是困難時期的第一年，這一年出生人數減少，死亡人數增加的情況已經開始。這一年自然增長677萬比上一年的增長數下降40%是比較接近實際的。而總人口增長1213萬，只比上一年少增128萬，增長率仍然保持1.8%是不符合實際的。原因是，當時不少地方不相信人口增長速度已經減慢，為維持較高的增長率有意多報人口。對1960年來說，總人口減少1000萬，自然變動減少304萬都是偏低的。實際減少人口還要多。一方面有意多報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報死亡人數。1961年總人口繼續減少，而自然變動卻增加了249萬人，兩者方向相反，數字也都是不準確的。 根據1964年人口普查資料回推，1961年人口應當是64508萬人，比原統計數減少1486萬人。這就需要對三年困難時期總人口和自然增長人數重新估計。王維志做了以下假定，1959年按自然變動計算，人口增加677萬人。1960年和1961年共減少2163萬人，比原來統計數減少1348萬人多減少815萬人。王維志將這多減少的815萬人調整到1960年和1961年兩年里。即將1960年的原統計總人口減少1000萬調為1500萬，1961年原統計人口減少的348萬調整為663萬。見表23-13。 表格  公安部公布的三年的出生人口是：1959年1647.4萬人，1960年1389.3萬人，1961年1188.6萬人。 如前所述，當年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出生人口可以得到國家的供應指標，出生人口漏報較少，所以假定這些數字是準確的。當年的出生人口減去當年的自然增長人口，就是當年的死亡人口： 1959年死亡人口=1647.4-667＝980.4萬人 1960年死亡人口=1389.3-（-1500）＝2889.3萬人 1961年死亡人口=1188.6-（-663）＝1851.6萬人 三年總死亡人數是以上三項相加，即5721.3萬人。在這總死亡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人口，即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餓死人口）。1958年死亡人口為781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彙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頁），王維志僅粗略估算，將781萬人作為1959-1961年三年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數，則1959-1961年三年正常死亡為2343萬人，總死亡人數5721.3萬人中扣除正常死亡的2343萬人，則非正常死亡為：5721.3-2343＝3367.9萬人。即三年餓死3378.3萬人。 其實，1958年四季度有些地方已發生饑荒，這781萬人比正常死亡人口要多，若按1956-1958年三年平均死亡人口作為正常死亡人數，即（706.2＋687.5＋781.1）/3＝724.9，則1959-1961年正常死亡人數為724.9＊3＝2174.7萬人，將總死亡人口的5721.3萬人扣除2174.7萬人，則三年餓死人口為3546.6萬人。 按王維志的修訂數，1960年的死亡率應為44.33‰，而不是統計年鑒上的25.43‰。44.33‰這個死亡率和班久蒂估計的44.60‰、卡洛的40.76‰接近，高於科爾的38.8‰，更高於蔣正華的31.25‰（《中國人口•總論》數）、31.58‰（李成瑞書中數）和32.40‰（《西安交大學報》數）。 王維志上述工作是以他多年的實際經驗和親身體驗對統計數字進行調整的。他是學統計的，當然熟悉數學工具，但他沒有用複雜的數學計算。他知道各地報上來的數字是多麼不準確，如果用精確的數學工具來處理這些數據，顯得滑稽。 金輝、曹樹基、王維志幾位中國學者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250萬到3500萬之間，他們三人用的方法不同，卻得出的數字比較接近。但是，金輝、王維志沒有考慮1958年和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因為1958年冬和1962年春，一些地方有餓死人的現象。曹樹基的計算中雖然包括了1958年和1962年，但他計算中小規模的人口死亡無法發覺。有些地區計算中有遺漏。如果加上1958和1962年兩年的餓死人的數字（按各省官方數據計算的結果是，1958年為181萬，1962年為42萬，共計223萬人），則大饑荒餓死人在3500萬到3700萬之間。取其中數3600萬。 據我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十多個省對大饑荒課題的調查，我認為，同所有中外學者的數字比較，3600萬這個數字比較接近實際，但還是低於實際。例如，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認為，四川餓死人數在1200萬人（本書前面用省的官方數據計算結果為797萬）中共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安子文在文革期間下放安徽時考察結果，認為安徽餓死500萬人（本書前用省的官方數據計算結果為226萬）。在大饑荒期間曾負責亳縣統計非正常死亡人數的梁志遠（他當時擔任亳縣政府辦公室副主任）以親身經歷證明，非正常死亡統計數據遠遠低於實際情況（見本書《安徽不安》一章）。親歷者提供的數據遠遠多於現有的各種統計數據，也高於王維志的數據。 在人口減少中，本書計算沒有考慮各省凈遷出人口。如果考慮這一因素，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少一些。但不會少很多。這是因為流動人口的數量是有限的。據當時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提供人的數字，1960年全國流動人口最多，省內流動人口為600萬人，省際流動遠遠小於這個數。 省內流動不會影響我上述各省非正常死亡數字，省際流動對我上述計算有一些影響。因此，我將廖伯康、安子文、梁志遠等親歷者所說的情況抵消省際流動的數字。全國非正常死亡還是按3600萬計。 根據以上分析和多方面聽取意見，我估計，在大饑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600萬人，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數大約4000萬人。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  第二十四章 大躍進狂瀾中的國民經濟 儘管糧食生產非常重要，但國家的總體經濟狀況更為重要，如果國家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一旦出現饑荒，國家可以從國外購買糧食。所以解決饑荒問題的關鍵是整個經濟的增長，而不能僅限於增加糧食生產方面。因此，我們有必要研究一下1958年到1962年間中國國民經濟的總體狀況。 1958年8月16日到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對1958年的形勢起決定性作用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討論了17個問題，其中，重點討論了當年的鋼鐵生產和人民公社。正是大鍊鋼鐵和人民公社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參加過這次會議的李銳說，如果說大躍進是狂風巨浪，那麼，北戴河會議就是洪峰的最高峰。8月31日，薄一波在工業書記會上作總結髮言，傳達了毛澤東一個驚人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國算不了什麼。用不了一二十年，蘇聯可以變成兩個美國，我們可以變成四個美國。 一般的超英趕美已經不夠氣魂了， 要變成四個美國，還要成為老大哥蘇聯的一倍。人們的思想更加狂熱。 這次會議不僅就人民公社和大鍊鋼鐵作出了具體的規定，還提出了保證工作順利進行的辦法，這就是「拔白旗」和「插紅旗」。所謂「拔白旗」，落實到基層就是對大躍進有不同看法的人施加政治壓力，甚至批判鬥爭。「插紅旗」就是對那些激進分子進行表彰。這樣做的結果，形成了「正反饋」機制，使大躍進越來越向激進的方向偏移。 大躍進不僅沒有使國民經濟實現超越式發展，反而使國民經濟落後於其它國家和地區。1957年，中國的國民收入總值為369億美元，日本只有297億美元。1961年，日本的國民收入總值超過了中國，從此以後兩國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 一、農業躍進 糧食減產 大躍進是從農業開始的。農業的躍進就是要完成《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具體目標是，到1967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1萬億斤。如本書「糧食問題」一章所述，共和國成立以前糧食（包括大豆）最高年產量是1936年的3000億斤，事後的實際情況是，1967年糧食總產量只有4374億斤。1996年才突破1萬億斤，以後一直在1萬億斤上下徘徊。可見，這個指標「冒進」了30年，當時卻作為政治任務層層下達，非完成不可。  為了完成高產任務，各地採取了種種非常措施，如，深翻土地，密植，開荒，大興水利。而這些都是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搞大兵團作戰。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極為荒唐的瞎指揮和駭人聽聞的強迫命令。其中的具體情況，在本書介紹各省情況中有詳盡的陳述。 農業大躍進的前奏是水利化運動。1957年冬，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在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以後，各地投入了大量勞動力，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興修水利是應該的，但要求過高過急，超過了社會的承受能力，在修水利過程中，又不講科學，強迫命令，蠻幹，好的出發點，就造成了壞的結果。 據統計，全國各地農村興修農田水利每天的出工人數，從1957年10月的兩三千萬人，到1958年1月，增加到1億人左右。到1958年4月中旬，全國農民投入興修水利的勞動日共計130多億個，完成土石方量250多億立方米。有人計算，如果將這些土方鋪成1米厚、66米寬的路，可以從地球鋪到月球。  1億農村勞動力興修水利是個什麼概念呢？1958年，全國人口為65994萬人，其中農村人口為55303萬人，農村勞動力約有2.65億人，即每2.65個勞動力中，就有一個人上了水利工地。這是全國平均而言，那些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投入的勞動力遠遠超出了這個數比例。在很多地方，每家都有人長期在水利工地上。 據水利部門當年統計，從1957年10月到1958年4月，全國擴大灌溉面積35334萬畝，比解放後8年增加的灌溉而積還多29.3%。 顯然，這個數是誇大了很多，是不可信的。不過，當年建設的水利設施，有一些到80年代還起作用。所以，對1958年的水利建設，不能全盤否定。但是，相當多的水利工程，有的沒有考慮當時科技和經濟能力，有的缺乏科學的勘探和設計，結果半途而廢，既勞民傷財，又破壞了生態環境。1億人上工地，消耗了大量的糧食，這是民饑荒的原因之一。 興修水利是大兵團作戰。在工地上的勞動者按軍事編製。不分天晴下雨，不分白天黑夜，勞動都不停止。在水利工地上，幹部摧殘農民的情況相當普遍，特別是任務難以完成的時候，情況更為嚴重，打死、餓死的人不計其數。 當時搞水利化運動實行的是「三邊方針」：邊勘探、邊設計、邊施工，使很多工程倉促上馬，半途而廢。修成了的，也留下了很多後患。 在耕作上，一反農民千百年的犁耕的習慣，要農民用鐵杴搞深翻。過去農民犁耕的深度20厘米左右，現在用鐵杴深翻深度要求一米以上，不僅耗費了大量的勞動力，還把上面的熟土埋到深處，把深處的生土翻了上來，影響農作物的生長。深翻時候，田頭紅旗招展，上百個勞動力，每人一把鐵杴，站成一橫排，像運動場上短跑比賽一樣向前挖掘。領導人還組織學生們在田頭敲鑼打鼓助威。 水利化運動和積肥運動，使得運輸任務重。上級要求各地在搬運土方和肥料時，用手推車取代扁擔。於是，各地又大搞「車子化」的群眾運動。為了造車子，不僅砍樹，還把農民家裡的板凳也拿來做車子。有了車子，為了提高速度，上級要求給車子裝上軸承。於是又搞起了「軸承化」。軸承哪裡來？發動農民自己製造。於是，千家萬戶拿起鐵鎚砸鐵珠子。農村鐵匠把這些珠子鑲嵌在大小兩個鐵圈之間就算是軸承。顯然，這樣的軸承是不能用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浪費了。 農業大躍進，不但沒有躍上去，反而大幅度下降。和1957年相比，1961年糧食產量下降了24.3%（按中央檔案館保存的糧食部的數字，減少了26.4%――本書作者注），棉花產量下降了51.2%，三種油料下降了57.1%，，林牧副漁也大幅度下降。耕畜減少了28.8%，中小農具減少了25%，舊式中型農具減少了40%左右。 1959-1961年，農業總產值連續三年下降。按可比價格計算，1960年和1961年的農業總產值低於1952年。按當年價格計算，1960年農業總產值低於1952年。詳見表24-1。   表格  本表中農業總產值為當年價格。農業總產值不變價格曾有三次變動，因此表中的指數按可比價格計算。從指數可以年出各年農業發展速度。 （未完待續）

上面介紹的是「不全飢餓」的情況。如前所述，在大饑荒期間，部分地區的中國農民處於間斷性「完全飢餓」狀態。「完全飢餓」可分為「飲水全飢餓」和「不飲水全飢餓」，前一種完全飢餓可以喝到水。大饑荒年代的農民都是屬於「飲水全飢餓」。 飲水全飢餓的整個過程通常可分為三期：1，興奮期，約3到4天；2，抑制期，約35-40天；3，麻痹期，約2-3天。 興奮期以消耗機體內儲存的糖原為主；糖原消耗殆盡，就轉為以分解脂肪為主。機體能量80%以上靠分解脂肪獲得；到末期時，由於脂肪消耗殆盡，同時代謝調節機能發生了深刻的障礙，組織蛋白質急劇地被分解。因此上述三個時期也可稱為：1，最初適應期；2，最大適應期；3，瀕死前障礙期。 和不全飢餓相比，完全飢餓水腫較不突出，在早期可能發生水鹽喪失。到了後期，當血漿蛋白減少、血液膠體滲透壓降低時可以出現水腫。但它並不是普遍出現的癥狀。 完全飢餓的臟器形態改變沒有不全飢餓明顯，尤其是心臟一般並不萎縮。就各器官的重量喪失程度而言，心臟重量減少得最慢。但是心臟的收縮力的減小與其重量的減輕並不成比例。心臟的重量雖然減少得慢，但心力衰竭並不慢，因為心力還與糖的供應有關。所以，相當多的飢餓者死於心力衰竭。完全飢餓100天時，脂肪消耗了97%，脾消耗了60%，肝消耗了53.7%，睾丸消耗了40%，肌肉消耗了30.7%，血液消耗了30.7%，腎消耗了25.9%，皮膚消耗了20.6%，腸消耗了18%，肺消耗了17.7%，胰腺消耗了17%，骨消耗了13.9%，神經系統消耗了3.9%，心臟消耗了3.6%。最為重要的器官消耗得最少。 和不全飢餓相比，完全飢餓時往往體重喪失更多，達40%-50%或50%以上時才死亡。 人在極度飢餓的狀態下，人體的各種機能活動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時間內，其本能的飢餓反射極度強烈。由於生存本能的需要，他會不擇手段地去搜尋一切能吃的東西。這時，生存壓倒一切，動物性壓倒了人性。飢到極點的人們，為了找到吃的，不考慮親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後果。據不完全統計，全國人吃人的記錄超過一千起 ，其中有吃自己親人的。讀者在本書上篇中已經看到，在各省的章節中記錄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 第二十三章 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 在六十年代大饑荒期間，中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中外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在大饑荒發生期間，由於餓死人是一個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各級政府極力隱瞞和縮小人口死亡數字，沒有留下完整可靠的資料。再加上中國的人口統計數據比較混亂，很難用公布的人口數據推算。所以，中外學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只能是一種估計，而各種估計之間相差很大。我在這裡先介紹中外學者的估計，再提出自己的看法。 這一章數字計算很多，讀者在讀這一章時必須有一個清醒的頭腦，最好手拿計算器，一邊看，一邊算，否則一頭霧水。 一、用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的結果 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是公安部報送的，其根據是戶口登記。這是中央政府承認的官方數據。中國官方統計數據雖然比實際死亡人數少得多，但指出的這幾年的人口變化的趨勢是可信的。從人口統計數據上看，說是三年大饑荒，實際上從1958年冬天就開始了。官方人口統計數據表明，1958年死亡率高於正常狀態，出生率低於正常狀態。到了1962年，除四川等個別省份以外，全國的死亡率已經恢復到正常狀態，由於饑荒以後的恢復性增長，出生率高於正常的狀態。所以，本書對全國數據的分析計算中，從1958年算起。個別省份的起止年份，視其情況而定。 中國官方對大饑荒期間餓死人的問題諱莫如深。據當年在公安部負責人口統計的王維志向本書作者介紹，由於死亡人口過多，成了敏感的政治問題，各省的人口統計數字是絕密資料，只能讓極少數人看。如山東省的人口數只能五個人看：省委正副書記、正副省長、公安廳長。當年擔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晚年對本書作者說：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看到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才放心。 在這以後，沒有公布人口數字。從生產隊到公社到縣，都儘可能隱瞞或少報餓死人口。少報餓死人口不僅可以減小領導幹部的政治責任，還可以領取這些已死的人的口糧，這種「吃空額」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 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1983年，經國務院批准，除了公布1982年普查數據以外，還公布了1953年和1964年兩次人口普查數據。當時公布數字中，1960年人口總數比1959年減少1000萬（1959年67207萬人，1960年為66207萬人），這個數字曾引起國內外媒體的強烈反響。日本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1960年人口比1959年整整少了一千萬。這個數字是不是人造的？為此我訪問了公安大學的張慶五教授。張教授從1955年到1986年一直在公安部三局從事人口統計工作，1986年以後才到公安大學任教。他說，1984年以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都來自公安部三局。公安部每年出一本人口年報。有總戶數、總人口、男、女、城市人口、鄉村人口、出生數、死亡數、遷出數、遷入數。公安部的數字是各省公安廳所上來的，各省公安廳是各縣公安局上報的。而縣的數字是由公社、大隊、小隊逐級上報的。下面報多少，就寫多少，除了明顯的技術錯誤以外，公安部三局一般對下面來的數據不加改動。1960年人口比上一年減少1000萬，就是根據各省報上來的數字彙總的，沒有進行加工。由於基層幹部怕死人多擔政治責任，不願多報死人數。再加上一個人一份口糧，死一個人口糧就減少一份。所以死亡數是偏小的。在生產隊里並沒有真正的人口統計，大隊要數字，小隊的幾個幹部回憶一下，今年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其中男女各多少，會計記錄下來就上報。小隊的總人口是與糧食供應相關的，和出生、死亡數比，相對準確一些。 1983年還公布了歷年的人口總數、死亡率、出生率。詳見表23-1。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知道了每年的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饑荒期間死亡人口總數，扣除正常死亡人數，就是餓死的人數。即：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當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當年平均人口 說某年餓死多少人，除了當年的死亡率、當年的總人口（由於年初和年終人口數不同，計算時取平均人口）以外，正常死亡率也很重要。正常死亡定得高，則非正常死亡就少；正常死亡率定得低，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多。在計算1958-1962年間非正常死亡人口數時，有些學者將1957年的死亡率當作正常死亡率。 我在計算的時候注意了以下幾個問題： 1、由於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是用每年平均人口計算的，所以先要算出每年平均人口：（上年底人口+本年底人口）/2）。 2、在1949年以後的和平年代，如果沒有特別情況，出生率逐年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1972年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所以，如果沒有 「大躍進」，1957年和1964年間的人口趨勢是連續的。在這期間，死亡率趨勢是一條略微向下傾斜的直線，出生率是一條略微向上傾斜的直線。其間各年的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應分布在這條線上。這是估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依據。 3、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擾，我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數為起點，取1962年後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數為終點。終點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為了減少大饑荒以後有兩年人口補償性增長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一次性地沖銷了前兩年多報的820多萬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計算正常死亡率時，後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由上述數字，我們可以算出： 正常死亡率＝{(12.28+11.40+10.80)/3+(10.04+9.50+8.83)/3}/2‰=10.47‰ 正常出生率＝{(32.60+31.90+34.03)/3+(39.14+37.88+35.05)/3}/2‰=35.10‰ 表23-1中列出了各年度的實際死亡率。當年的實際死亡率減去正常死亡率就是當年的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平均人口，就是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65324×（11.98-10.47）‰＝98.64萬人。同樣可以計算出，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74.4萬人，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997.94萬人，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48.94萬人。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總共為1619.92萬人。 此外，在三年大饑荒期間，由於嚴重營養不良，大批婦女閉經和子宮脫垂，男子精子減少，失去了生育能力，加上飢餓使得夫妻生活減少，因而出生率普遍下降。從三年大饑荒的實際情況來看，飢餓對生育率下降的影響遠勝於死亡率的提高。例如，上海市1960年的死亡率為6.8‰比1957年的6.0‰上升不多。但1960年的出生率為27.6‰，1961年的出生率只有22.4‰，比1957年的45.6‰下降了很大的幅度。 所以，上海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很少餓死人，但有約14萬正常年景下應當出生的人口沒有出生。 有了正常年景的出生率和各年的實際出生率，可以算出各年因饑荒少出生的人口數。例如， 1958年少出生人口為：65324×（35.10-29.22）‰＝385.4萬人。同樣可以計算出1959年少出生人口為687.3萬人，1960年少出生人口為949.9萬人，1961年少出生人口為1127.8萬人。大饑荒期間共少出生人口3150萬人。 也就是說，按照國家公布的數據，由於大饑荒，使全國總人口減少（1619.9＋3150）萬人，即4770多萬人。 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計算三年大饑荒造成全國總人口的減少。由表23-1中各年度的自然增長率，我們採用計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辦法，算出正常年景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有了正常自然增長率，有了1957年年底的總人口，就可以推算出，如果沒有大饑荒，1961年底應當有多少人口。而由於大饑荒，使得1961年底只有65859萬人。應有人口和實際人口的差額，就是大饑荒造成總人口的減少。 我採用1955年、1956年、1957年和1964年、1965年、1966年，兩個三年的平均自然增長率，計算出的正常自然增長率是24.38‰。以1957年底人口64653萬人為基數，按這個自然增長率，1961年底應有人口為71192萬人。所以，三年大饑荒使全國總人口減少（71192-65859）萬人，即5333萬人。這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兩部分。 為什麼用後一種計算辦法得出的總人口減少比分年度計算出來的要多563萬？這是因為，第一，在分年度計算時，由於上一年的影響，1959年、1960年、1961年總人口比正常年景少，總人口少了，得出的死亡人數和少出生人數也就少了。第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總人口的自然增長數和按自然增長率算出來的人口增長數對不上。 以上兩種計算中，都用了總人口數和自然變動數，把原來人口統計中的誤差轉移過來了。 人口金字塔是以條形圖的形式直觀地表現某一年人口的年齡結構與性別結構的組合圖形。它以縱軸表示年齡，橫軸表示人口數量或比重。橫軸的左邊表示男性人口，橫軸的右邊表示女性人口。年齡最小的放在底層，然後逐一將相鄰各年齡組向上疊加。中國三次人口普查都繪出了人口金字塔圖。從圖23-1中可以看出，在與大饑荒相應的年齡組上都留下了可怕的缺口。 二、用各省官方數據計算的結果 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的情況相差很大，以1957年人口死亡率(官方數據)為例，廣東8.43‰，雲南卻高達16.29‰，而全國平均水平為10.8‰。不考慮地區差別，用統一的標準估計中國全國的情況，必然存在較大誤差。前面我們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進行了計算，現在，我們用各省數據進行計算。 各省的數據來自《中國人口》這一套書。《中國人口》每省一分冊，包括香港和澳門，共32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此書是由教育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的領導下，組成專門編輯委員會組織編寫的。各省分冊由各省組織有關人員編寫。1986年以後陸續出版。各省的數據也是經各省官方審定的，非正常死亡數據也是縮小了的，但比國家官方數據接近實際一些。我從除了西藏、台灣的28本書中，將各省、市、自治區的總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數據抄錄如表23-2。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根據表23-2中的數據，採用本章前面的辦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再算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人口。計算正常死亡率時，取前三年（1955，1956，1957）和後三年（1963，1965，1966）的算術平均數。計算結果如表23-3。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由表23-3計算結果可知，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了5318萬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098萬人，少出生3220萬人）。各省的死亡率數據基本上是以官方統計為基礎的。到了20世紀八十年代，人們有了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不少省份對數進行了一些修正。應當比原有的統計數更接近實際一些。但是，即使到了八十年代，餓死人還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有些省份用這些數據計算出的非正常死亡據，比調查者的數字偏小。例如，中監委李堅當年到安徽調查的估計是，非正常死亡是300萬人。文革中，中共中央原組織部長安子文下放安徽勞動，回京後對李堅說，安徽餓死500萬人（見本書第四章「安徽不安」）。而我上述計算的結果只有226萬人。薄一波對趙健民說山東餓死300萬人，這裡計算的結果只有184.43萬人。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著文認為，四川省餓死1200萬人，上表中只有787萬人。《福建黨史月刊》2001年第1期載文認為， 福建省三年非正常死亡萬人數為22萬人，少出生65萬人，該文是用省公安廳的數字計算的。而表23-3中福建非正常死亡只有18萬人。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當年在省里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幹部，如果八十年代還在該省或在中央擔任要職，他有可能干預這些省份的死亡數據，以減輕其歷史責任。我在調查中發現過這種情況。所以，用各省的數據計算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雖然比國家統計局的數要接近實際一些，但還是一個比實際情況縮小了的數據。 根據各省官方數據計算，早在1958年，全國就有172萬人非正常死亡，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475萬，至1960年達到頂點，非正常死亡為1109萬人。隨著落實救荒措施，以後非正常死亡人數迅速減少，1961年為300萬人，至1962年，全國絕大多數省份已基本走出饑荒，但個別省份如四川還在餓死人，全國總計仍有42萬人非正常死亡。此圖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比實際要少，但反映的各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的變化趨勢是可信的。 三、國外人口學家的研究結果  國外學者對中國大饑荒引起的人口減少作了很多研究，提出了種種不同的數字。艾德爾認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萬，莫舍估計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100萬至3000萬之間。希爾估計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3000萬，同時有3300萬嬰兒沒有出生或延遲出生。科爾認為1958-1963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700萬。傑勒德•卡羅特認為，1958-1963年有2700萬人過量死亡，有2900萬嬰兒沒有出生，他後來在另一篇論文中重新估算，認為在1960年，死亡人口為4090萬。  國外學者在研究這個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時，首先用人口學的方法，對《中國統計年鑒》上的人口數據進行修正。 《中國統計年鑒》上公布的各年底人口總數、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戶籍管理部門統計的，具體說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三局（治安局）四處（戶政處）提供的。戶政處有關人口的數字是省公安廳和縣公安局逐級報上來的。據當年在公安部戶政處工作的張慶五和王維志向本書作者介紹，中國的人口數據最基層是由生產隊的會計或文書上報的，他們不專門從事這項工作，上報的數字就不太準確。當時生產隊人口報表上有總人口，出生數，死亡數，遷出、遷入數。總人口是按糧、油、布的供應人口統計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基本是回顧的：生產隊幹部在一起回憶一下：今年死了幾個人，生了幾個孩子。所以，按糧、油、布的供應人口統計的總人口數相對準確一些，但死人過多的年份總人口有多報的情況。死亡率和出生率是根據上述三個數字計算出來的。考慮人口調出和調入以後，總人口增加數（當年底人口總數減去上年底人口總數）和自然人口增加數（出生人數減去死亡人數）應當是相等的。但是，各省報上來的這兩個數字彙總後卻有不小的差別。見表23-4。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中國統計年鑒》上出入最大的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出生和死亡人數漏報。嚴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後，出生人口漏報較多。在生活物資按人頭定量供應的年代，出生人口漏報不多，但死亡漏報很多。對家庭和生產隊來說，這個人死了，如果銷了戶口，一切生活物資供應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報，其它人還可以享用這份資源。死亡不報還有政治原因。死亡過多，對地方官員來說，影響他的仕途。對中央政府來說，死亡人數過多，有損其政治形象。王維志說，基層人口數字報到縣裡、省里以後，上面看到死亡人數太多，就問：「你的數準不準？再核一核！」經過這種暗示，把數字改到上級滿意時為止。在1958到1962年間，死亡普遍少報，而出生少報的情況較少。這就造成自然增長人口（出生人口減去死亡人口）高於總人口（是按分配生活資源統計的，相對準確一些）的增長。 鑒於中國的人口統計數據的不準確，人口學家則採用人口學的方法來修正。 相對於年度人口數據（即戶籍數）而言，人口普查數據要準確得多。中國1953年和1964年進行了兩次人口普查。1953年的人口普查項目較少，主要調查年齡、姓別、民族等基本特徵。1964年的人口普查在1953年普查的基礎上增加了三個項目，成為九項。1982年進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這次普查比前兩次規模更大，普查項目更多。除了原有的人口數、性別、年齡等項目外，還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內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在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之後，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1983年公布了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樣調查結果。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對大約100萬人口中的約30萬名15至67歲的婦女進行了抽樣調查，即對1940年以來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顧性調查。這一調查是由計劃生育人員挨家挨戶進行訪問。可靠性較高。 有了幾次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調查數據，人口學家們就採用人口學的方法，對出生率和死亡率進行修正。 美國普查局中國科科長班尼斯特（J.Bannister，她自己起了一個中國名字：班久蒂）是一位國際著名的人口學家。據李成瑞和她接觸時的印象，這位學者沒有政治偏見，對中國比較友好。她也用千分之一生育率調查的數據，重新對出生率進行估計。並用人口普查數據重估死亡率。她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國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的總趨勢。她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對估計中國三年大饑荒期間的人口變動提供了基礎數據。 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Ansley Coale）對中國人口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發表在《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一書上。他依據我國計生委的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樣調查資料和三次人口普查資料，重估歷年出生率。再根據他推算出來的歷年出生人數，減去實際存活人口，重新估計了死亡率。 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所長卡洛（G.Calot）（又譯傑.卡羅特）也用他自己的辦法重新修訂了中國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現將幾位人口學家對中國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訂結果列如表23-5。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有了以上各位人口學家修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數，就可以算出三年大饑荒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計算辦法是，用1955-1957年的三年平均數作為起始點，用1964-1966三年平均數為另一點。如果不發生三年大饑荒，出生率和死亡率是連續的。即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在這兩個點的連線上。為簡單起見，取這兩個點的平均數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 用班久蒂的數據計算：正常死亡率為： {（22.33＋20.11＋18.12）/3＋（12.45＋11.61＋11.12）/3}‰/2=15.96‰ 正常出生率為： {（43.04＋39.89＋43.25）/3＋（40.29＋38.98＋39.83）/3}‰/2＝40.88‰ 用班久蒂提供的各年度死亡率減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各年度的非正常死亡率。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的平均人口（用班久蒂修正後的總人口數字，見下表），即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年為300.1萬人，1959年為386.8萬人，1960年為1833.5萬人，1961年為456.7萬人。1958-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887.1萬人。 同樣辦法，計算出各年少出生人口：1958年199.7萬，1959年為803.4萬，1960年為921.33萬，1961年為1195.1萬。四年共少出生人口總數為3119.5萬人。 用班久蒂修訂的數據計算，大饑荒期間中國人口減少總數為（2987.1＋3119.5）萬人，即6106.6萬人。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用同樣的辦法，根據科爾修訂後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計算出正常死亡率為16.2‰，正常出生率為40.2‰。即： 正常死亡率： {（22.4＋20.8＋19.0）/3＋（13..5＋11.1＋10.4）/3}‰/2＝16.2‰ 正常出生率： {(41.3＋40.2＋41.1)/3＋（40.7＋39.7＋38.3）/3}‰/2＝40.2‰ 用科爾修訂後出出率和死亡率，計算出他的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減去死亡率），可求出科爾修訂的總人口數(以1954年底總人口60266萬為基數)。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有了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就可以計算出這幾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口。 1958年：64522×（20.4-16.2）＝271萬人；同樣可以算出1959年為463萬人；1960年為1468萬人，1961年為278萬人。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481萬人。 少出生人口：1958年：64522×（40.2-37.7）＝161.3萬人，同樣可以算出1959年為776.3萬人，1960年為974.9萬人，1961年為1155.8萬人。四年少出生人口為3068.3萬人。 用科爾修訂的數據計算，大饑荒對中國人口總影響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相加，即5549.3萬人。 用卡洛修訂後出出率和死亡率，計算出他的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減去死亡率），可求出卡洛修訂的總人口數(以1954年底總人口60266萬為基數)。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依據表23-8中列出的卡洛提供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1954年總人口為基數，用卡洛的自然增長率，計算出卡洛的年平均人口，計算的結果是，正常死亡率為15.96‰，正常出生率為39.87‰。1958-1962年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850.9萬（1958年為130.3萬，1959年214.0萬，1960年1632.8萬，1961年721.4萬，1962年為152.4萬）。四年少出生人口3197.85萬（1958年為237.8萬，1959年834.5萬，1960年936.2萬，1961年1184.1萬，1962年為5.25萬）。 用卡洛修訂的數據計算，大饑荒對中國人口的總影響為上述兩項加，即6048.8萬人。 現將依據三位國外學者的的修訂數據計算的結果列下表。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