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历史

（接上期） 二、以钢为纲 搞乱全局 “以钢为纲”的指导思想及全民大办钢铁的作法，搞乱了国民经济全局。对国民经济影响最大，危害最深。 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1958年计划620万吨。如果不搞大跃进，实现700万吨是完全可能的，但要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是不可能的事。 表格 毛泽东早就把大话说出去了。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访苏期间，得知赫鲁晓夫计划苏联15年赶上美国后，于11月18日，就在64个党的会议上发言，提出了中国用15年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毛泽东金口一出，就成为全国上下铁打不动的任务。 1958年3月初，冶金部长王鹤寿组织治金部党组“务了8天虚”向毛泽东提出了钢铁“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的报告。这比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所目标又提前了5年，毛十分高兴，多次表扬了这个报告，还说这个报告是“一首抒情诗”。  1958年2月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钢产量为624.8万吨的指标，比上一年增长16.7%。但是，这个指标被认为太低。 1958年4月14日，又把指标提高到771万吨，比上年增长44.1%。但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1958年5月30日，政治局会议又把钢产计划提高到800万-850万吨。比上年增长49.5%-58.9%。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5 月底，中央政治局第48次扩大会议时，华东局柯庆施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 800万吨。这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指标。”随后，各大协作区纷纷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各自提出明年钢产指标：华东800万吨，华北600万吨，西南310万吨，东北1100万吨，西北150万吨，并预计到1962年将达到八九千万吨。 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月22日，毛泽东将此件印发给军委会议各同志，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毛泽东批示说： 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达到英国了。  在这种气氛之下，6月19日晚上在中南海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毛泽东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领导人，冶金部长王鹤寿也参加了，毛问他：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6月19号才决定搞一千一。 1958年钢产指标为 1100万吨（对外公布是1070万吨）就是这样的确定下来的。这么重大的事情就在游泳池边三言两语决定了。 但是，从6月19日到8月中旬，钢铁完成任务的情况不理想，8月16日，在北戴河会议召开的那一天，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在北戴河会议的前几天，毛泽东听取了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以后，给陈云打电话，作了8点指示，其中谈到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这些处分措施后来写进了北戴河会议的文件中）。并让陈云把各省工业书记召到北戴河开一次会议。8月21日，陈云向参加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传达了毛的指示，并提议，要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薄一波插话说，对土炉子要有信心，100个土炉子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 从此，“小、土、群”（小炉子，土炉子，遍地成群）在中国大地到处风行，危害极深。一向被人们誉为讲究科学、头脑冷静的陈云也出此下策，可能当时人们头脑热到什么程度。在北戴河的工业书记会上，按月落实了钢铁的生产进度，还按地区分配了钢铁生产任务，连几乎没有钢铁工业的广西，也必须生产20万吨生铁，其它省市的任务就更重了。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全民的大炼钢铁运动迅速展开。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在8月30日的总结报告中说： 死与活的问题。不是死人之“死”，是统死统活的问题，世界上没“死”是不行的。1100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这是“死”的。明年2500万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其中2500万吨是“死”的，是“死钢”，另外200万-250万吨是“活”的，归地方支配。  北戴河会议的精神传达下去已经9月份了。在剩下两三个月时间内，还要完成600多万吨的任务，才能实现全年的1070万吨。按常规这是不可能的，只好发动全民蛮干。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铁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9月5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号召与钢铁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这一“停车让路”，使各顶工作停顿，各个部门为钢铁行业作出牺牲，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当时，1070万吨这个数字用巨字写在全国各地的墙壁上，“为钢铁元帅升帐” “为钢铁元帅让路”的宣传品遍及各地。全国上下，不分工农商学兵，不分男女，都为“1070”而奋斗。工厂，农村，学校，机关，都搭起了炉子，找来矿石，不分昼夜地大炼钢铁。9月4日的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传达说：“主席提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今年1100万吨钢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彭真说：“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9月是要命的一个月。”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到9月30日，要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 9月，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由8月份的几百万人增加到5000万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炉60多万座。10月，达6000多万人，最高达9000万人。加上其它战线直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一亿。 为了配合大办钢铁，还大办地质，全国上千万人上山找矿；大办煤炭，到处设法挖煤，仅小煤窑就开挖了10万多个；大办运输，组成了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大军，各行各业，男女老少，既有现代化的运输车辆，又有牛车马车和肩挑背驮。 这上亿人的大办钢铁的大军中，绝大多数人不仅从来没有炼过钢铁，连高炉也没有见过。对他们能不能炼出钢来，是有人怀疑的。怀疑是要受到批评的。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在介绍湖南邵阳专区的经验中说：“他们组织全民大辩论，驳倒‘农民炼不出铁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在全区组织了万余名干部、93万群众投入炼铁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 “全民大办钢铁”，的确到了全民的程度。中南海也架起了炼钢炉，建立了小型钢铁厂，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叶子龙被任命为厂长。叶子龙对钢铁生产一窍不通。毛泽东还到这个“钢铁厂”视察，听取叶子龙汇报。 在中南海的带动下，中央机关和各省委机关也都架起了炼铁炉： 在国家计委在三里河的办公楼的院子里炼钢炉火冲天，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段去炼铁，炼出几块铁疙瘩，还绑上红布报喜，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  文化部也成立了炼钢指挥部，副部长、著名戏剧家夏衍担任炼钢总指挥，倒是颇有戏剧性。 外交部也在院里筑起了小土炉，燃起了熊熊烈火。 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她家的院子里也搭起了炼铁炉，秘书、司机、炊事员一齐上阵，孙夫人也亲自动手，也在努力为“1070”作贡献。 中央命令一下，到地方就变成了荒唐的行动。河南省遂平县提出了口号：“建百厂，设万炉，日产千吨”。后来以发展到：“社社建炉，乡乡建厂，三天准备三天建，五天投入生产，日产万吨钢”。为了找矿报矿，他们提出：“向深山进军，向高山要宝，白天山河一片人，黑夜山河一片明，撒下天罗地网，围剿山中宝藏，不漏一个山头，为找到6000万吨铁矿石而奋斗！”矿石还没有找到，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就接受到县里分配的钢铁生产指标，10月14日，公社就把钢铁生产指标到各大队。经过千辛万苦，人们终于在歪尖山下红石崖发现了铁矿，品位很低。但人们已经顾不得品位高低了，疯了一样到红石崖挖矿石。几天时间，红石崖、柴王台的山野里，就建起了一座座炼铁炉子，8万钢铁大军聚集在这里，全县建立了三个战区、42个营，174个连队，开始了大炼钢铁的战斗。原来这里满山遍野是树林，林子里有老虎、豹子、野猪，这一大炼钢铁，树全砍光了。县委还嫌进度太慢，高炉太少，要求村村建高炉，几户建小炉。建炉的砖从哪里来？扒房子。先扒没人住的，夫妻双双上占战区去了，房子空了，拆了再说。据统计，在大炼钢铁期间， 嵖岈山公社共扒房屋1653间。煤烧完了，树砍光了，可钢铁指标还是上不去，急坏了公社书记陈炳寅。后来公社党委决定“六找、七查”：床下找，墙上找，墙内找，大人小孩一起找，找光，找净，不放过一根铁钉。查古老山寨，挖古炮；查古庙古寺，找大钟香炉；查武举人后代，挖古代兵器；查地富分子，挖埋藏铁器；查光，查净，家家不能有铁锅。一夜间，千家万户没有锅，古庙寺院再没有钟声，石磨石碾挖去了铁轴，门没有铁鼻。这一夜，嵖岈山公社共缴“废铁”71786斤，全部投进了炼铁炉里。  全国各地都像嵖岈山公社一样，机关、学校、公社、商店，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钢铁生产指标，搜集各种铁件，化成铁锭，向上级交差。老百姓真正成了“手无寸铁”。 当时，我所在湖北省浠水一中也为“1070”而奋斗。在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运动中，青年学生们是很真诚的。浠水县，既没有铁矿，也不产煤。我们这些中学生到四十里外的兰溪港去挑从外地运来矿石和煤炭。那时我们热情很高，虽然体重只有七八十斤，却挑了上百斤的担子。学校请人在校园后面的空地上搭了一个很大的土炉子，请木匠做了一个很大的风箱。拉风箱是四个人，他们以同一节奏，以跑步的速度前进，后退，前进，后退，不到几分钟就满身大汗。因此组织了几个小组，十几分钟就轮换一次。物理老师，化学老师也在炉子边忙碌着。忙了几天，没见出铁。有人说，必须用铁做“引子”，新炼的铁水才会出来。于是，毕业班陈武安、范炳文、雷伯轩、侯耀等同学把学校上下课报时的大铁钟砸了，投进炉子里。不久，红红的铁水果然出来了，大家欢呼“总路线万岁！三面红旗万岁！”铁水流进模型里铸出了几块“钢锭”，还不等完全冷却，就给它扎上红绸，敲锣打鼓地抬到县委会去报喜。大家心情非常激动，认为在“1070”中也有我们的一份贡献。当时只有50多万人口的浠水县，组织了13万多人的“大兵团”砍树烧炭，建炼钢炉168个，炼铁炉2846个，在城关、兰溪两地各建钢铁厂一个，职工上千人。据当时上报共炼钢9.34吨，铁3078吨，实际多为废渣。 这13万砍树烧炭的“大兵团”使全县所有的山林都变成一片光秃。 像农业上大放高产卫星一样，各地也大放钢铁的高产卫星。《人民日报》在鼓吹钢铁生产“放卫星”中，又一次大显身手，除了发表大量的新闻报道以外，还在一版显蓍位置不停地发表社论： 9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紧紧地抓，狠狠地抓》中介绍，9月14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生产生铁14000吨，提前完成了9月份的9000吨生产计划。 9月17日，《祝河南大捷》的社论中说，仅在9月15日这一天，全省就产铁18939.2吨，日产千吨以上的县出现了8个，其中禹县日产生铁高达4396吨。 10月1日，《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中说，9月29日，是中央确定放卫星的日子。这一天，各种卫星一齐上天，全国钢的日产量近6万吨，铁的日产量近30万吨，出现了9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省，73个日产生铁超过千吨的县，出现了两个日产5千吨钢、一个日产4千吨钢的省。 10月18日，《祝广西大捷》的社论中介绍，毫无钢铁生产基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反而后来居上，接连放了几颗特大的卫星。其中，环江县日产生铁6300多吨。 10月26日，《“钢铁生产周”胜利以后》的社论中说，10月15日到21日，中央确定的“钢铁生产高产周”，在这一周内，钢铁平均日产量比以前14天的平均日产量增加了85%，生铁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增加了303%。其中钢的最高日产量曾达到10万多吨，生铁最高日产量达到37万多吨。 12月23日，《人民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一0七0吨钢――党的伟大号召实现》。消息说，据治金工业部12月19日统计，全国已生产钢1073万吨。以后的报道说，到12月31日，全年累计产钢1108万吨。 《人民日报》提供的这些钢铁产量的数字，和它提供的粮食产量的数字一样，完全是天方夜谈。但是，对这些谎言不容怀疑，谁怀疑，谁就要倒霉。时任中央工业部副部长的高扬到河南了解大炼钢铁的情况，他发现“小、土、群”炼铁炉炼出的根本不是铁，只是一些熏得乌黑的石头。高扬当即对禹县委书记刁文指出，这里有严重的弄虚作假现象，上报的数字90%与实际不符。高扬还向中央工业部和中央监委写了报告。但是，他一回到北京就受到批评，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人民日报》的这些假话比赛的恶果不仅是数字的浮夸，而是成天以中共中央的权威使荒唐更加扩大，逼迫人们在错误的路上走得更远。1958年同时兼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家权威新闻单位第一把手的吴冷西，在37年以后的1995年，出版了《忆毛主席》的小册子，其中反省道： 我主持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吴冷西在1958年的行为是制度的必然，他像所有的人一样，逃不过制度的约束。所以，人们不能过多地追究他的责任。但是，他对于造成他犯错误的制度是恋恋不舍的，以致于在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公然出面强烈反对。在《忆毛主席》这本小册子中，虽然讲了一些真话，但还处处还流露出对那种制度的留恋，流露出他当年能伴随毛泽东左右的得意之情。 不讲科学的蛮干，必然受到科学的惩罚。1958年四季度和1959年一季度，各钢厂调入的生铁，合格率不到一半。有的小高炉处产的生铁含硫量超过2%、3%，有的高达6%。生铁质量太低，用这种生铁作原料的大钢厂产品质量也下降。鞍钢1958年四季度一级钢在全部钢产量中的比重，由原来的93%下降到50%以下，1959年初的几个月，鞍钢每天有3000多吨铁水不能炼成钢，只能铸成铁块。不仅质量差，成本也上升。原来生铁的调拨价每吨150元，小高炉生铁的成本多数为250-300元，为了鼓励群众炼铁的积极性，从1958年9月起，小高炉生铁的调拨价提高到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仅这项补贴就占当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大炼钢铁只折腾了几个月时间，但给中国人留下的创伤是多少年也无法医治的。大量农业劳动力成了钢铁大军，使粮食烂在田里没人收获。在大炼钢铁第一线，一度“放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大干”，吃掉了很多粮食，是造成1959年春天饥荒的原因之一。大炼钢铁还挤掉了轻工业，造成了日用品市场供应紧张。矿产资源遭到破坏，茂密的森林破砍光，古城墙的千年砖块拆下来砌了炼铁炉，价值连城的金属文物都化成了铁水。 但是，“以钢为纲”的方针并没有就此结束，1958年10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1959年“为生产300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1800百万吨。以后看到不行，1959年三四月，在上海会议上降到1650万吨。年末实际完成1387万吨。1960年钢产量的指标又定为1800万吨。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七月份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为了反击“苏修”，咬着牙要“争气钢”，要给毛主席争气，给我们国家争气。你赫鲁晓夫欺侮我们，我们要干个样子给你看。钢产量不是搞1800万吨，而是要搞2000万吨。就这样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谁为这场灾难负责？现在几乎所有的著作中都把责任推给了毛泽东。当然，作为国家第一把手，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始作俑者”。但是，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肤浅的。在当时那个制度，没有民主决策机制，没有制度性的纠错机制，没有畅通的信息传送渠道，如果把别人放在毛泽东的位置，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三、工业跃进 盲目建厂 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在5年到10年内，各省的地方工业产值都要超过当地农业产值。3月成都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4月7日，中央正式批发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 5年到10年缩短为5年到7年。 这个文件下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在全国形成，从省、市、县到乡、社纷纷提出大办工业的跃进计划，都要求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月到8日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由于粮食高产“喜讯”频传，1958年8月17日到30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1958年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已经达1000斤左右，省一级领导今后的工作重心应当由农业转到工业上去。会议公报指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力的重心转发移到工业方面来”。这个会议估计，“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传大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宏伟的设想使各级干部亢奋。为了实现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目标，各地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工业落后的西部省――甘肃省，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建厂1000多个；3月到5月，建厂3500个；5月到6月，全省厂矿数猛增到220000个。其中，省办的2500多个，县办的15000多个，社办的185000多个。全省出现了10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多个百厂社。 河北省定县，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就建起了1530个中、小型工厂，平均每天35个工厂投入生产。 只有13万人口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到5月底就建成了厂矿307座。根据各乡镇提出的数字，全旗1958年新建厂矿可达1267座。 这些数字显然带有浮夸的成份，不可信以为真，但盲目建厂的情况是真实的。不过，全民大办工业为以后县乡以下的“五小”工业播下了种子，成为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起点之一。然而，这种代价是十分昂贵的。 为了追求产量和产值，新建煤井尚未投产，就追加了煤产量任务，这些增加的任务还得靠原有的矿井完成。中央直属煤矿在1959年时92%的产量依靠原有矿井提供。由于高指标的压力，这些矿井的采掘比严重失调，工作面大量减少，设备破坏。据国家矿山小组1962年调查，在煤炭部属的508处矿井中，生产能力破坏严重和简易投产的有179处、设计能力7484万吨，占设计总能力的44%。其中采掘关系不正常的矿井占77%，因此从1960年4、5月份开始，产量就不得不逐月下降。  由于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办工业，把过去一套管理制度都冲垮了，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果显著下降，成本提高，品种减少，产品质量下降。重点煤矿煤炭灰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为21%，1960年提高到24%；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60年比1957年下降了12%。亏损额直线上升，到1961年达到105亿元。其中工业亏损46.5亿元。  由于以钢为纲，只顾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轻重工业的比重1957年的53：47下降到1960年的33：67。 自行车、电池、火柴、日用陶瓷、铁锅、甚至女人用的发卡等小商品严重供不应求，影响群众生活。轻工产品的质量也很差，老百姓称质量差的日用工业品为“跃进牌”。 要大上工业，就得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基本建设投资：1957年138亿元，1958年267亿元，1959年345亿元，1960年384亿元。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基本建设投资共996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还多81%。平均每年投资332亿元，比1957年高出1.4倍。 机械、煤炭、电力、化工、建材等重工业部门，上了一大批重点项目，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1958年，全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1587个，1959年1361个，1961年1815个，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只有1384个。小型项目更是遍地开花，不计其数。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很差，建设周期长，建成投产少，许多建成项目因设备不配套，不能充分发挥效益。 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太大，尽管挤了农业、轻工业、文教卫生和人民生活，仍然难以为继，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紧张。从国民收入分配看，1958年至1960年三年共增加国民收入312亿元，而同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就增加了246亿元，占新增国民收入的80%，其中1960年国民收入减少2亿元，基本建设投资还增加了39亿元。基本建设材料的增长速度低于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三年中“三材”的平均增长速度：钢材为38.8%，木材为14.8%，水泥为31.7%，而基本建设投资增速为40.7%。在编制1959年计划时物资无法平衡，就留了50元物资缺口，致使许多项目开工后不是无物资就是无资金，长期不能投产。从人力看，尽管基建职工人数增加很多，三年增加了421万人，但仍到处喊人不够。不少项目不得不半途停建，仅停建项目，全国损失约150亿元。  表格 为了筹集基本建设投资，就扩大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国民收入即全社会创造的财富，一部分用于当年消费，一部分用于积累，积累主要用于工业建设，以图进一步发展。积累过多，消费必然减少，群众生活水平必然下降。这就是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如果真正有效果，“勒”几年也是可以的，但事与愿违。1958年到1961年的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共占39.1%，积累率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24.2%。高积累、高投入，却是低效果。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35元，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仅有1元。  “大上快上”工业，就必须大量进口机器设备。要进口设备，就得增加出口，换回外汇。而当时出口的主要是农副产品（主要是食品），1959年和1960年出口商品中，农副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1959年为76.3%，1960年为73.3%。见表24-4。出口商品都从农民口边挤出来的。 表格   “大上快上”工业，不仅基本建设项目大增，城镇人口也急剧增加。195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各地的招工计划经省、市确定后即可执行，不必经中央批准。招工权力下放以后，各地放手大招工，有的甚至在车站设立招工点。职工人数从1957年的3101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5969万人，三年增加2868万人，增长92.2%。与此相应的是城镇人口增加。1957年，城镇人口总数为9949万人，以后连续三年猛增。1958年为10721万人，1959年为12371万人，1960年达13073万人。三年共增加3124万人，增长31.4%。 其中从农村迁入城镇的大约有2218万人。 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吃商品粮的人口大幅度上升，粮食征购指标不得不提高，加剧了农村的饥荒。 在人们的印象中，认为大庆油田是在大饥荒年代开发出来的，认为这是工业大跃进的亮点。实际上，大庆油田的地质勘探始于1954年初，经过几年艰辛的努力，于1959年9月国庆10周年前夕射孔试油成功。大庆油田并不是大跃进的成果。 四、全面跃进，全面紧张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市场不能起配置资源的作用，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完全靠宏观经济领导部门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积累与消费的平衡，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工业与农业的平衡，重工业与轻工业平衡，相关产业间的平衡，等等，如果这些方面失去了平衡，就是比例失调。这样，有的部门生产能力闲置，有的部门生产能力不足，就会造成严重的浪费。此外还有物资平衡，财政平衡，外汇平衡等，这些也是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大跃进期间，由于按主观意志行事，搞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相互关系，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由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失调又不能靠市场配置资源去自动地平衡，就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财政金融全面困难。从1958年到1960年，财政收入年年增加，1960年的财政收入竟比1957年增长了84%，当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47%，大大突破了中国财政收入一向只占国民收入30%多一点的比例。这表明国家财政集中了过多的社会财富。国家财政集中得过多，其资金又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就挤了人民的消费。基本建设投资效益又很差，就直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财政集中过多的情况是不可能持久的，加上在财政收入中还有不少虚假部分，因此，财政收入很快锐减。在1960年81.8亿的赤字的基础上，1961年财政收入比1960年减少37.8%，1962年又减少11.9%。财政的虚假收入，银行的虚假存款，掩盖了财政赤字。据有关部门事后估计，大跃进造成的财政赤字，大约180亿元。 在市场经济国家，民间财富大于国家财富，这个赤字不算大；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个赤字已经相当危险。何况当时的财政总收入才300多亿元，180亿元的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财政不平衡，只能靠多印票子来解决。1961年，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57年增加了一倍多，但是，同期的工农业总产值只增长14.7%。货币流通量大大超过了商品流通的需要。社会购买力同商品可供量的差额，1960年达74.8亿元，1961年仍有26.9亿元。 每一货币流通量拥有的商品库存量（包括一部分没有用的质次价高的在内）由1957年的5.2元降到1961年的4.1元。 1962年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说：“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表格   （未完待续）

（接上期） 四、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 蒋正华的研究  蒋正华研究的结论是，在三年大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由于蒋正华的这个结论已被国内主流意见接纳，所以，我作一详细介绍。 蒋正华的研究是在李成瑞的推动下进行的。李成瑞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干部，是副部级高官，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1956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李先念秘书多年，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他在统计局长任期内，主持了1982年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因此对人口问题有相当深的研究。1985年6月，李成瑞赴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国际人口科学研究会的第二十届大会。在这次会上，他结识了科尔、班久蒂和卡洛等国际著名学者，同他们交谈中产生了研究中国大饥荒期间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愿望。回来以后，他向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提议，将这个问题列入了国家研究课题。经过多方“招贤”，最后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接受了任务。 蒋正华，1937年10月生，1958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系，1958-1980年在该校自动控制系任教，1980-1982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研究院读研究生，回国后在西安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任讲师。1984年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成立一年多，就接受了李成瑞的这个课题。蒋正华和他的助手李南的研究的结论是，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远远低于国外学者的估计。蒋正华的研究成果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后，得到了认可。 李成瑞在他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认为，和国外学者比起来，蒋正华的研究“科学性更高一些”。他接受我的采访时，也一再推荐蒋正华的研究。 由于此时的蒋正华已经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算是国家领导人，找他采访很困难。于是，我找到了蒋正华就这个问题发有的所有文章。但是，我看到了他提供了三组完全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数字（后来我向李成瑞提起此事，李似乎不知道这个情况）。一是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的数据。（以蒋正华和李南的名义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供的论文《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学讲义专用纸手抄稿复印件，也是这组数据。）二是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 上以《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为题的文章中的数据。 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617页上的数据，李成瑞对我说，这部分内容是他和蒋正华二人合写的，数字是蒋正华的。现列出三组数字列表如下： 表格 表格  蒋正华以历年的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其中，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同时按这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为6602万人。二者相减，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697万人，约1700万人。 读者可能看到，蒋正华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国外学者低，主要不是他估计的死亡人口少，而是他估计的正常死亡人口多。蒋正华提出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这和科尔的估计的8626万人仅少327万人），他估计的正常死亡人数高达6602万人（这个数比科尔的5840万人高出662万人）。 我不知道6602万人这个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但我们可以用蒋正华提出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用他修正后的死亡率求出正常死亡率，再用他修正后的每年平均人口数，算出每年的正常死亡数；总死亡数减去正常死亡数，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我们起点用1955，1956，1957三年平均数，终点取1964，1965，1966三年平均数，用他提出的三组死亡率分别计算： 按西安交大学报数据计算： 正常死亡率＝[（12.68+12.80+13.01）/3+(12.64+10.86+9.60)/3]/2=11.93（‰） 按11.93‰正常死亡率，用蒋正华修正后的历年年中人口，可以算出每年正常死亡人数，6年正常死亡人数总共4685万人。蒋正华算出的6年死亡总数8626万人减去4685万人，则非正常死亡为3941万人。 按《中国人口.总论》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14.10‰，由此计算出的6年正常死亡人数为5538.5万人；则6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760万人； 按《中国人口年鉴，1987年》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17.36‰，6年正常死亡人口为6818.8万人。6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1478万人。 蒋正华在1987年发表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此文收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年》上）一文中正式公布大饥荒年代非正常死亡1700万，原因在于这篇文章中他公布的大饥荒以前各年的死亡率比前两组数字要高得多，从而算出正常死亡人数高，非正常死亡就自然少了。 上面我用蒋正华估计的总死亡人口，用蒋正华修正后的死亡率算出正常死亡人口，从而求出非正常死亡人口。 我再换一种方法验算，还是用蒋正华修订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修订后的每年平均人口，计算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年中人口 某年少出生人口＝（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当年年中人口 由于他提提供了三组数据，我们还得计算三次，其结果如下： 用蒋正华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计算：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3.36-11.93）×64354＝92.03（万人） 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7.29-11.93）×64999＝348.39（万人） 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32.40-11.93）×65504＝1340.86（万人） 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6.52-11.93）×64932＝298.03（万人） 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3.60-11.93）×65489＝109.36（万人） 在1958年到1961年四年间，非正常死亡为2188.67万人。 用西安交大学报数据可以算出四年少出生人口为2821万人（1958年为377.1万人，1959年为674.7万人，1960年为883万人，1961年为886.3万人）。大饥荒对人口的总影响为5009.9万人。 用蒋正华《中国人口.总论》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337万人（1958年为204万，1959年为317.2万，1960年为1124.7万，1961年为681.1万），少出生人口为2868.5万人（1958年为359.1万，1959年为568.1万，1960年为875.1万，1961年为1066.2万）。大饥荒对人口总影响为5205.5万人。 用《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209.9万人（1958年173.1万，1958年620.1万，1960年830.8万，1961年455.2万，1962年30.8万）。四年少出生人数为2748.9万人。大饥荒对人口总减少为4958.8万人。 以上用蒋正华的数据从不同的角度计算，都不能得出非正常死亡1700万的结果。按数学常识，一种方法计算是否正确，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验算。但不知道为什么验算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出入？ 为什么蒋正华同一种方法得出三组不同的数据？为什么提出与前一组数据不同的数据时，不作为什么不同的说明？为什么用他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都远远超过他的1700万的结论？2002年6月我曾就此写信向蒋正华求教，他没有答复。此时，我冒昧猜测，蒋正华最早用《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算出非正常死亡超出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过多，就提出了后两组数据。后两组数据主要是提高正常死亡率，其目的是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办法来减少非正常死亡数，从而减少政治风险。他发表的三组数据中，官方性最浓的《中国人口年鉴，1987》上正常死亡率最高，可能出于这种考虑。他做的毕竟是国家下达的课题啊！ 我不愿意停留在猜测上，2005年6月再一次将三年以前的信寄给蒋正华，10月19日，终于收到了他的回信（手写，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信签，信签抬头是黑字，显然发给我的是复印件）。为了供读者研究，现将此信全文公布如下：    继绳同志： 收到来函，以事烦未即复为歉。 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动情况是国内外都关心的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在历史上讲清的一段往事。外国学者对这几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的推算是以1957年或在此前死亡率与1964年前后死亡率或1964年死亡率为基准，估计其间正常死亡率水平，与实际死亡率之差即非正常死亡数。这样的估计有两个最大的误差，第一，每个年龄人口死亡率不同，采用总死亡率不能考虑到1957年到1964年中国不同年龄人口死亡率变化模式的影响。当时的死亡率水平下，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较快，其它年龄段死亡率变化较少，或基本不变。第二，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老年人相对较多，因为这部分人受不利生活条件冲击较为严重，逃离最不利的环境的能力也差。因此，有的学者获得的计算结果高于实际。我们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获得了很好的数据，在第四、五两次人口普查后，我们都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两次普查数据质量都不及三普，因此我认为可利用的详尽的死亡率分年龄资料仍以这次最可靠。我们利用1982年数据构建了年龄别的生命表，并利用优化拟合的回推技术，再现了历史上各年的生命表，据此计算1957年到1965年的死亡率与非正常死亡率之差从方法学而言比外国学者更加严密，我们的优势是成瑞同志大力支持，提供了三普的微观个人数据。 三组数字有所不同的原因是优化拟合回推时，需要采取历史上的时点的基准数，优化技术也可以有总体优化和年龄组优化的不同准则。历史上的基点可以用一年的死亡率，也可以用一年前后的平均值为准，也可以对每一年的死亡率都进行拟合，最早在西安交大学报上发表的就是采用总体优化和时点基准计算的结果，年鉴数据发表时，我们已经用总体拟合了历史上每一年的死亡率，生命表的结构就有了变化。“中国人口.总论”的数字计算中，我们在优化技术上又进行了改进，采取了分年龄组的优化方法，从方法学上看是最严密的，我个人认为这个结果是我可以推荐你作为参考的基准。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现在的印象三次计算相差不过200万左右，1700万是取其整大数，待我找到原始材料当可提供直到个位数的计算结果。 以上情况供您参考，您在退休后仍关心国家大事，拳拳之心令人起敬。匆匆，顺祝 秋安 蒋正华 17/10，2005   蒋正华的回信没有完全解释我的疑惑。蒋正华说用三组数据计算的结果相差不过200万人，我在上面用三数字分别计算的结果的差异显然超出了200万。他说三组数字其所以不同，是因为对数字不同的的“优化”。蒋正华的“优化”的技术的问题，人口统计学者会作出科学的评判。三年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蒋正华的1700万为国内的主流所接受，被视为权威数据。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偏低了很多。 丁抒的研究 研究三年大饥荒人口减少的第二位是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丁抒。他认为： 一，如果有可靠的死亡率，则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某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前一年年底人口数 二，如果有可靠的出生率。则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该年年底人口-[1＋（出生率-正常死亡率）] ×前一年底人口数 由于没有可靠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他将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10.08‰），如果不发生大饥荒，死亡率应当是逐年下降的，选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各年正常死亡率，不会低估正常死亡率，从而不会高估非正常死亡率。他认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62年的出生率可信（37.01‰）。由于不能得到每年可靠的死亡率，他只能用上述第二个公式计算。 丁抒计算的结果是，从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3500万人。这个数是以统计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数字为依据的计算结果。 然而，丁抒不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总人口数据，因为统计局公布的年底人口数和人口增长率互相矛盾。但他认为他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比较可信。他同意金辉的判断：“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而人口增长率就是他们保留的真实数据。所以，丁抒以人口增长率为依据，推算出则非正常死亡为4400万。（丁抒：《人祸》附录：“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丁先生远在国外，他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他的叙述中，对中国人口统计数据的形成过程不甚了解，还相信什么“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我觉得其计算结果不可靠，只能作参考。 金辉的研究 上海的金辉先生也提出了一个数字。1993年，金辉先生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1960年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根据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521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  金辉先生虽然计算方法不同，但还是用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并没有对数据进行修正，他的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陈一咨的数据 [英]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在他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一书中透露，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曾告诉他，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死于饥饿，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5000万到6000万。这份资料的准确性得不到检验，迄今少为人引用。 曹树基的研究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他的作法是，采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再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资料，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确定各地灾前灾后人口，藉以再求出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具体作法是：以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为基础，根据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口。用1958年人口减去1961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再加上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所得为减少人口或称全部减少人口，再加净迁移人口，所得为这一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人口普查资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是其它任何资料所不可替代的，这是本项研究赖以进行的基础。地方志资料虽然不完整，但从抽样的角度看，却已足够。两套资料的配合应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误差，排除错误。可以最大限度地求解大饥荒造成的各府人口损失，并借此求得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进而求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他研究的结果是：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 我阅读了曹树基的专著《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 ，我觉得他以清代的“府”为单位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比较可取，这可以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多次行政区划的变化造成的影响。他的方法我还要作进一步研究。 五、我基本同意王维志的结论 我在这里要重点介绍介绍另外一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位学者就是王维志。 王维志，1955年到1959年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学习人口统计专业，1959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过很短一段时间后，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20世纪六十年代初王维志曾到一些省去核实人口数据，了解了更多的实际情况。80年代以后，到中国社会科院人口所从事研究。他对中国人口统计的理论和实践十分熟悉。王维志认为，蒋正华提供的1700万非正常死亡数据偏小，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他的研究结果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300万-3500万人。 王维志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对已经公布的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数据进行了修正。 表格 中国政府已公布的上述数字相互矛盾，三年累计，按总人口增加数计算，减少135万人，按自然变动算，却增加622万人，两者差额为757万人。究竟哪个对呢？王维志认为，这两笔数都有问题。他分析，1959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的情况已经开始。这一年自然增长677万比上一年的增长数下降40%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而总人口增长1213万，只比上一年少增128万，增长率仍然保持1.8%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是，当时不少地方不相信人口增长速度已经减慢，为维持较高的增长率有意多报人口。对1960年来说，总人口减少1000万，自然变动减少304万都是偏低的。实际减少人口还要多。一方面有意多报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报死亡人数。1961年总人口继续减少，而自然变动却增加了249万人，两者方向相反，数字也都是不准确的。 根据1964年人口普查资料回推，1961年人口应当是64508万人，比原统计数减少1486万人。这就需要对三年困难时期总人口和自然增长人数重新估计。王维志做了以下假定，1959年按自然变动计算，人口增加677万人。1960年和1961年共减少2163万人，比原来统计数减少1348万人多减少815万人。王维志将这多减少的815万人调整到1960年和1961年两年里。即将1960年的原统计总人口减少1000万调为1500万，1961年原统计人口减少的348万调整为663万。见表23-13。 表格  公安部公布的三年的出生人口是：1959年1647.4万人，1960年1389.3万人，1961年1188.6万人。 如前所述，当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人口可以得到国家的供应指标，出生人口漏报较少，所以假定这些数字是准确的。当年的出生人口减去当年的自然增长人口，就是当年的死亡人口： 1959年死亡人口=1647.4-667＝980.4万人 1960年死亡人口=1389.3-（-1500）＝2889.3万人 1961年死亡人口=1188.6-（-663）＝1851.6万人 三年总死亡人数是以上三项相加，即5721.3万人。在这总死亡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人口，即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饿死人口）。1958年死亡人口为781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页），王维志仅粗略估算，将781万人作为1959-1961年三年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数，则1959-1961年三年正常死亡为2343万人，总死亡人数5721.3万人中扣除正常死亡的2343万人，则非正常死亡为：5721.3-2343＝3367.9万人。即三年饿死3378.3万人。 其实，1958年四季度有些地方已发生饥荒，这781万人比正常死亡人口要多，若按1956-1958年三年平均死亡人口作为正常死亡人数，即（706.2＋687.5＋781.1）/3＝724.9，则1959-1961年正常死亡人数为724.9＊3＝2174.7万人，将总死亡人口的5721.3万人扣除2174.7万人，则三年饿死人口为3546.6万人。 按王维志的修订数，1960年的死亡率应为44.33‰，而不是统计年鉴上的25.43‰。44.33‰这个死亡率和班久蒂估计的44.60‰、卡洛的40.76‰接近，高于科尔的38.8‰，更高于蒋正华的31.25‰（《中国人口•总论》数）、31.58‰（李成瑞书中数）和32.40‰（《西安交大学报》数）。 王维志上述工作是以他多年的实际经验和亲身体验对统计数字进行调整的。他是学统计的，当然熟悉数学工具，但他没有用复杂的数学计算。他知道各地报上来的数字是多么不准确，如果用精确的数学工具来处理这些数据，显得滑稽。 金辉、曹树基、王维志几位中国学者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250万到3500万之间，他们三人用的方法不同，却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但是，金辉、王维志没有考虑1958年和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因为1958年冬和1962年春，一些地方有饿死人的现象。曹树基的计算中虽然包括了1958年和1962年，但他计算中小规模的人口死亡无法发觉。有些地区计算中有遗漏。如果加上1958和1962年两年的饿死人的数字（按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是，1958年为181万，1962年为42万，共计223万人），则大饥荒饿死人在3500万到3700万之间。取其中数3600万。 据我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十多个省对大饥荒课题的调查，我认为，同所有中外学者的数字比较，3600万这个数字比较接近实际，但还是低于实际。例如，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认为，四川饿死人数在1200万人（本书前面用省的官方数据计算结果为797万）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安子文在文革期间下放安徽时考察结果，认为安徽饿死500万人（本书前用省的官方数据计算结果为226万）。在大饥荒期间曾负责亳县统计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梁志远（他当时担任亳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以亲身经历证明，非正常死亡统计数据远远低于实际情况（见本书《安徽不安》一章）。亲历者提供的数据远远多于现有的各种统计数据，也高于王维志的数据。 在人口减少中，本书计算没有考虑各省净迁出人口。如果考虑这一因素，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少一些。但不会少很多。这是因为流动人口的数量是有限的。据当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提供人的数字，1960年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省内流动人口为600万人，省际流动远远小于这个数。 省内流动不会影响我上述各省非正常死亡数字，省际流动对我上述计算有一些影响。因此，我将廖伯康、安子文、梁志远等亲历者所说的情况抵消省际流动的数字。全国非正常死亡还是按3600万计。 根据以上分析和多方面听取意见，我估计，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  第二十四章 大跃进狂澜中的国民经济 尽管粮食生产非常重要，但国家的总体经济状况更为重要，如果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一旦出现饥荒，国家可以从国外购买粮食。所以解决饥荒问题的关键是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不能仅限于增加粮食生产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状况。 1958年8月16日到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对1958年的形势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17个问题，其中，重点讨论了当年的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正是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李锐说，如果说大跃进是狂风巨浪，那么，北戴河会议就是洪峰的最高峰。8月31日，薄一波在工业书记会上作总结发言，传达了毛泽东一个惊人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 一般的超英赶美已经不够气魂了， 要变成四个美国，还要成为老大哥苏联的一倍。人们的思想更加狂热。 这次会议不仅就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还提出了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办法，这就是“拔白旗”和“插红旗”。所谓“拔白旗”，落实到基层就是对大跃进有不同看法的人施加政治压力，甚至批判斗争。“插红旗”就是对那些激进分子进行表彰。这样做的结果，形成了“正反馈”机制，使大跃进越来越向激进的方向偏移。 大跃进不仅没有使国民经济实现超越式发展，反而使国民经济落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1957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总值为369亿美元，日本只有297亿美元。1961年，日本的国民收入总值超过了中国，从此以后两国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一、农业跃进 粮食减产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的跃进就是要完成《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具体目标是，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如本书“粮食问题”一章所述，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1936年的3000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1967年粮食总产量只有4374亿斤。1996年才突破1万亿斤，以后一直在1万亿斤上下徘徊。可见，这个指标“冒进”了30年，当时却作为政治任务层层下达，非完成不可。  为了完成高产任务，各地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如，深翻土地，密植，开荒，大兴水利。而这些都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大兵团作战。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极为荒唐的瞎指挥和骇人听闻的强迫命令。其中的具体情况，在本书介绍各省情况中有详尽的陈述。 农业大跃进的前奏是水利化运动。1957年冬，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以后，各地投入了大量劳动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兴修水利是应该的，但要求过高过急，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在修水利过程中，又不讲科学，强迫命令，蛮干，好的出发点，就造成了坏的结果。 据统计，全国各地农村兴修农田水利每天的出工人数，从1957年10月的两三千万人，到1958年1月，增加到1亿人左右。到1958年4月中旬，全国农民投入兴修水利的劳动日共计130多亿个，完成土石方量250多亿立方米。有人计算，如果将这些土方铺成1米厚、66米宽的路，可以从地球铺到月球。  1亿农村劳动力兴修水利是个什么概念呢？1958年，全国人口为65994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55303万人，农村劳动力约有2.65亿人，即每2.65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人上了水利工地。这是全国平均而言，那些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投入的劳动力远远超出了这个数比例。在很多地方，每家都有人长期在水利工地上。 据水利部门当年统计，从1957年10月到1958年4月，全国扩大灌溉面积35334万亩，比解放后8年增加的灌溉而积还多29.3%。 显然，这个数是夸大了很多，是不可信的。不过，当年建设的水利设施，有一些到80年代还起作用。所以，对1958年的水利建设，不能全盘否定。但是，相当多的水利工程，有的没有考虑当时科技和经济能力，有的缺乏科学的勘探和设计，结果半途而废，既劳民伤财，又破坏了生态环境。1亿人上工地，消耗了大量的粮食，这是民饥荒的原因之一。 兴修水利是大兵团作战。在工地上的劳动者按军事编制。不分天晴下雨，不分白天黑夜，劳动都不停止。在水利工地上，干部摧残农民的情况相当普遍，特别是任务难以完成的时候，情况更为严重，打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当时搞水利化运动实行的是“三边方针”：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使很多工程仓促上马，半途而废。修成了的，也留下了很多后患。 在耕作上，一反农民千百年的犁耕的习惯，要农民用铁锨搞深翻。过去农民犁耕的深度20厘米左右，现在用铁锨深翻深度要求一米以上，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还把上面的熟土埋到深处，把深处的生土翻了上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深翻时候，田头红旗招展，上百个劳动力，每人一把铁锨，站成一横排，像运动场上短跑比赛一样向前挖掘。领导人还组织学生们在田头敲锣打鼓助威。 水利化运动和积肥运动，使得运输任务重。上级要求各地在搬运土方和肥料时，用手推车取代扁担。于是，各地又大搞“车子化”的群众运动。为了造车子，不仅砍树，还把农民家里的板凳也拿来做车子。有了车子，为了提高速度，上级要求给车子装上轴承。于是又搞起了“轴承化”。轴承哪里来？发动农民自己制造。于是，千家万户拿起铁锤砸铁珠子。农村铁匠把这些珠子镶嵌在大小两个铁圈之间就算是轴承。显然，这样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浪费了。 农业大跃进，不但没有跃上去，反而大幅度下降。和1957年相比，1961年粮食产量下降了24.3%（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粮食部的数字，减少了26.4%――本书作者注），棉花产量下降了51.2%，三种油料下降了57.1%，，林牧副渔也大幅度下降。耕畜减少了28.8%，中小农具减少了25%，旧式中型农具减少了40%左右。 1959-1961年，农业总产值连续三年下降。按可比价格计算，1960年和1961年的农业总产值低于1952年。按当年价格计算，1960年农业总产值低于1952年。详见表24-1。   表格  本表中农业总产值为当年价格。农业总产值不变价格曾有三次变动，因此表中的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从指数可以年出各年农业发展速度。 （未完待续）

上面介绍的是“不全饥饿”的情况。如前所述，在大饥荒期间，部分地区的中国农民处于间断性“完全饥饿”状态。“完全饥饿”可分为“饮水全饥饿”和“不饮水全饥饿”，前一种完全饥饿可以喝到水。大饥荒年代的农民都是属于“饮水全饥饿”。 饮水全饥饿的整个过程通常可分为三期：1，兴奋期，约3到4天；2，抑制期，约35-40天；3，麻痹期，约2-3天。 兴奋期以消耗机体内储存的糖原为主；糖原消耗殆尽，就转为以分解脂肪为主。机体能量80%以上靠分解脂肪获得；到末期时，由于脂肪消耗殆尽，同时代谢调节机能发生了深刻的障碍，组织蛋白质急剧地被分解。因此上述三个时期也可称为：1，最初适应期；2，最大适应期；3，濒死前障碍期。 和不全饥饿相比，完全饥饿水肿较不突出，在早期可能发生水盐丧失。到了后期，当血浆蛋白减少、血液胶体渗透压降低时可以出现水肿。但它并不是普遍出现的症状。 完全饥饿的脏器形态改变没有不全饥饿明显，尤其是心脏一般并不萎缩。就各器官的重量丧失程度而言，心脏重量减少得最慢。但是心脏的收缩力的减小与其重量的减轻并不成比例。心脏的重量虽然减少得慢，但心力衰竭并不慢，因为心力还与糖的供应有关。所以，相当多的饥饿者死于心力衰竭。完全饥饿100天时，脂肪消耗了97%，脾消耗了60%，肝消耗了53.7%，睾丸消耗了40%，肌肉消耗了30.7%，血液消耗了30.7%，肾消耗了25.9%，皮肤消耗了20.6%，肠消耗了18%，肺消耗了17.7%，胰腺消耗了17%，骨消耗了13.9%，神经系统消耗了3.9%，心脏消耗了3.6%。最为重要的器官消耗得最少。 和不全饥饿相比，完全饥饿时往往体重丧失更多，达40%-50%或50%以上时才死亡。 人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活动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时间内，其本能的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一千起 ，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读者在本书上篇中已经看到，在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 第二十三章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 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期间，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大饥荒发生期间，由于饿死人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级政府极力隐瞒和缩小人口死亡数字，没有留下完整可靠的资料。再加上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比较混乱，很难用公布的人口数据推算。所以，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一种估计，而各种估计之间相差很大。我在这里先介绍中外学者的估计，再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一章数字计算很多，读者在读这一章时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最好手拿计算器，一边看，一边算，否则一头雾水。 一、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结果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公安部报送的，其根据是户口登记。这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官方数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虽然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但指出的这几年的人口变化的趋势是可信的。从人口统计数据上看，说是三年大饥荒，实际上从1958年冬天就开始了。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表明，1958年死亡率高于正常状态，出生率低于正常状态。到了1962年，除四川等个别省份以外，全国的死亡率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由于饥荒以后的恢复性增长，出生率高于正常的状态。所以，本书对全国数据的分析计算中，从1958年算起。个别省份的起止年份，视其情况而定。 中国官方对大饥荒期间饿死人的问题讳莫如深。据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向本书作者介绍，由于死亡人口过多，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省的人口统计数字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如山东省的人口数只能五个人看：省委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晚年对本书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在这以后，没有公布人口数字。从生产队到公社到县，都尽可能隐瞒或少报饿死人口。少报饿死人口不仅可以减小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还可以领取这些已死的人的口粮，这种“吃空额”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除了公布1982年普查数据以外，还公布了1953年和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公布数字中，1960年人口总数比1959年减少1000万（1959年67207万人，1960年为66207万人），这个数字曾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反响。日本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1960年人口比1959年整整少了一千万。这个数字是不是人造的？为此我访问了公安大学的张庆五教授。张教授从1955年到1986年一直在公安部三局从事人口统计工作，1986年以后才到公安大学任教。他说，1984年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都来自公安部三局。公安部每年出一本人口年报。有总户数、总人口、男、女、城市人口、乡村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迁出数、迁入数。公安部的数字是各省公安厅所上来的，各省公安厅是各县公安局上报的。而县的数字是由公社、大队、小队逐级上报的。下面报多少，就写多少，除了明显的技术错误以外，公安部三局一般对下面来的数据不加改动。1960年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000万，就是根据各省报上来的数字汇总的，没有进行加工。由于基层干部怕死人多担政治责任，不愿多报死人数。再加上一个人一份口粮，死一个人口粮就减少一份。所以死亡数是偏小的。在生产队里并没有真正的人口统计，大队要数字，小队的几个干部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其中男女各多少，会计记录下来就上报。小队的总人口是与粮食供应相关的，和出生、死亡数比，相对准确一些。 1983年还公布了历年的人口总数、死亡率、出生率。详见表23-1。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即：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平均人口 说某年饿死多少人，除了当年的死亡率、当年的总人口（由于年初和年终人口数不同，计算时取平均人口）以外，正常死亡率也很重要。正常死亡定得高，则非正常死亡就少；正常死亡率定得低，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多。在计算1958-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时，有些学者将1957年的死亡率当作正常死亡率。 我在计算的时候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1、由于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是用每年平均人口计算的，所以先要算出每年平均人口：（上年底人口+本年底人口）/2）。 2、在1949年以后的和平年代，如果没有特别情况，出生率逐年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72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如果没有 “大跃进”，1957年和1964年间的人口趋势是连续的。在这期间，死亡率趋势是一条略微向下倾斜的直线，出生率是一条略微向上倾斜的直线。其间各年的死亡率和出生率都应分布在这条线上。这是估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依据。 3、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数为起点，取1962年后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终点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820多万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由上述数字，我们可以算出： 正常死亡率＝{(12.28+11.40+10.80)/3+(10.04+9.50+8.83)/3}/2‰=10.47‰ 正常出生率＝{(32.60+31.90+34.03)/3+(39.14+37.88+35.05)/3}/2‰=35.10‰ 表23-1中列出了各年度的实际死亡率。当年的实际死亡率减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当年的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平均人口，就是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5324×（11.98-10.47）‰＝98.64万人。同样可以计算出，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74.4万人，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997.94万人，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48.94万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为1619.92万人。 此外，在三年大饥荒期间，由于严重营养不良，大批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男子精子减少，失去了生育能力，加上饥饿使得夫妻生活减少，因而出生率普遍下降。从三年大饥荒的实际情况来看，饥饿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远胜于死亡率的提高。例如，上海市1960年的死亡率为6.8‰比1957年的6.0‰上升不多。但1960年的出生率为27.6‰，1961年的出生率只有22.4‰，比1957年的45.6‰下降了很大的幅度。 所以，上海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很少饿死人，但有约14万正常年景下应当出生的人口没有出生。 有了正常年景的出生率和各年的实际出生率，可以算出各年因饥荒少出生的人口数。例如， 1958年少出生人口为：65324×（35.10-29.22）‰＝385.4万人。同样可以计算出1959年少出生人口为687.3万人，1960年少出生人口为949.9万人，1961年少出生人口为1127.8万人。大饥荒期间共少出生人口3150万人。 也就是说，按照国家公布的数据，由于大饥荒，使全国总人口减少（1619.9＋3150）万人，即4770多万人。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计算三年大饥荒造成全国总人口的减少。由表23-1中各年度的自然增长率，我们采用计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办法，算出正常年景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了正常自然增长率，有了1957年年底的总人口，就可以推算出，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底应当有多少人口。而由于大饥荒，使得1961年底只有65859万人。应有人口和实际人口的差额，就是大饥荒造成总人口的减少。 我采用1955年、1956年、1957年和1964年、1965年、1966年，两个三年的平均自然增长率，计算出的正常自然增长率是24.38‰。以1957年底人口64653万人为基数，按这个自然增长率，1961年底应有人口为71192万人。所以，三年大饥荒使全国总人口减少（71192-65859）万人，即5333万人。这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两部分。 为什么用后一种计算办法得出的总人口减少比分年度计算出来的要多563万？这是因为，第一，在分年度计算时，由于上一年的影响，1959年、1960年、1961年总人口比正常年景少，总人口少了，得出的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也就少了。第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总人口的自然增长数和按自然增长率算出来的人口增长数对不上。 以上两种计算中，都用了总人口数和自然变动数，把原来人口统计中的误差转移过来了。 人口金字塔是以条形图的形式直观地表现某一年人口的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的组合图形。它以纵轴表示年龄，横轴表示人口数量或比重。横轴的左边表示男性人口，横轴的右边表示女性人口。年龄最小的放在底层，然后逐一将相邻各年龄组向上叠加。中国三次人口普查都绘出了人口金字塔图。从图23-1中可以看出，在与大饥荒相应的年龄组上都留下了可怕的缺口。 二、用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情况相差很大，以1957年人口死亡率(官方数据)为例，广东8.43‰，云南却高达16.29‰，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0.8‰。不考虑地区差别，用统一的标准估计中国全国的情况，必然存在较大误差。前面我们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了计算，现在，我们用各省数据进行计算。 各省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这一套书。《中国人口》每省一分册，包括香港和澳门，共32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此书是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各省分册由各省组织有关人员编写。1986年以后陆续出版。各省的数据也是经各省官方审定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也是缩小了的，但比国家官方数据接近实际一些。我从除了西藏、台湾的28本书中，将各省、市、自治区的总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数据抄录如表23-2。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根据表23-2中的数据，采用本章前面的办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再算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人口。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取前三年（1955，1956，1957）和后三年（1963，1965，1966）的算术平均数。计算结果如表23-3。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由表23-3计算结果可知，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了5318万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少出生3220万人）。各省的死亡率数据基本上是以官方统计为基础的。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有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少省份对数进行了一些修正。应当比原有的统计数更接近实际一些。但是，即使到了八十年代，饿死人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有些省份用这些数据计算出的非正常死亡据，比调查者的数字偏小。例如，中监委李坚当年到安徽调查的估计是，非正常死亡是300万人。文革中，中共中央原组织部长安子文下放安徽劳动，回京后对李坚说，安徽饿死500万人（见本书第四章“安徽不安”）。而我上述计算的结果只有226万人。薄一波对赵健民说山东饿死300万人，这里计算的结果只有184.43万人。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著文认为，四川省饿死1200万人，上表中只有787万人。《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1期载文认为， 福建省三年非正常死亡万人数为22万人，少出生65万人，该文是用省公安厅的数字计算的。而表23-3中福建非正常死亡只有18万人。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当年在省里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如果八十年代还在该省或在中央担任要职，他有可能干预这些省份的死亡数据，以减轻其历史责任。我在调查中发现过这种情况。所以，用各省的数据计算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虽然比国家统计局的数要接近实际一些，但还是一个比实际情况缩小了的数据。 根据各省官方数据计算，早在1958年，全国就有172万人非正常死亡，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5万，至1960年达到顶点，非正常死亡为1109万人。随着落实救荒措施，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迅速减少，1961年为300万人，至1962年，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已基本走出饥荒，但个别省份如四川还在饿死人，全国总计仍有42万人非正常死亡。此图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实际要少，但反映的各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变化趋势是可信的。 三、国外人口学家的研究结果  国外学者对中国大饥荒引起的人口减少作了很多研究，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数字。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希尔估计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科尔认为1958-1963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700万。杰勒德•卡罗特认为，1958-1963年有2700万人过量死亡，有2900万婴儿没有出生，他后来在另一篇论文中重新估算，认为在1960年，死亡人口为4090万。  国外学者在研究这个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时，首先用人口学的方法，对《中国统计年鉴》上的人口数据进行修正。 《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的各年底人口总数、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户籍管理部门统计的，具体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三局（治安局）四处（户政处）提供的。户政处有关人口的数字是省公安厅和县公安局逐级报上来的。据当年在公安部户政处工作的张庆五和王维志向本书作者介绍，中国的人口数据最基层是由生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的，他们不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上报的数字就不太准确。当时生产队人口报表上有总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迁出、迁入数。总人口是按粮、油、布的供应人口统计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基本是回顾的：生产队干部在一起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几个人，生了几个孩子。所以，按粮、油、布的供应人口统计的总人口数相对准确一些，但死人过多的年份总人口有多报的情况。死亡率和出生率是根据上述三个数字计算出来的。考虑人口调出和调入以后，总人口增加数（当年底人口总数减去上年底人口总数）和自然人口增加数（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应当是相等的。但是，各省报上来的这两个数字汇总后却有不小的差别。见表23-4。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统计年鉴》上出入最大的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出生和死亡人数漏报。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出生人口漏报较多。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出生人口漏报不多，但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这个人死了，如果销了户口，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它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影响他的仕途。对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王维志说，基层人口数字报到县里、省里以后，上面看到死亡人数太多，就问：“你的数准不准？再核一核！”经过这种暗示，把数字改到上级满意时为止。在1958到1962年间，死亡普遍少报，而出生少报的情况较少。这就造成自然增长人口（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高于总人口（是按分配生活资源统计的，相对准确一些）的增长。 鉴于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的不准确，人口学家则采用人口学的方法来修正。 相对于年度人口数据（即户籍数）而言，人口普查数据要准确得多。中国1953年和1964年进行了两次人口普查。1953年的人口普查项目较少，主要调查年龄、姓别、民族等基本特征。1964年的人口普查在1953年普查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项目，成为九项。1982年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比前两次规模更大，普查项目更多。除了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3年公布了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结果。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大约100万人口中的约30万名15至67岁的妇女进行了抽样调查，即对1940年以来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这一调查是由计划生育人员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可靠性较高。 有了几次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调查数据，人口学家们就采用人口学的方法，对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行修正。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她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班久蒂）是一位国际著名的人口学家。据李成瑞和她接触时的印象，这位学者没有政治偏见，对中国比较友好。她也用千分之一生育率调查的数据，重新对出生率进行估计。并用人口普查数据重估死亡率。她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的总趋势。她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对估计中国三年大饥荒期间的人口变动提供了基础数据。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一书上。他依据我国计生委的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和三次人口普查资料，重估历年出生率。再根据他推算出来的历年出生人数，减去实际存活人口，重新估计了死亡率。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G.Calot）（又译杰.卡罗特）也用他自己的办法重新修订了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现将几位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订结果列如表23-5。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有了以上各位人口学家修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数，就可以算出三年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计算办法是，用1955-1957年的三年平均数作为起始点，用1964-1966三年平均数为另一点。如果不发生三年大饥荒，出生率和死亡率是连续的。即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在这两个点的连线上。为简单起见，取这两个点的平均数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 用班久蒂的数据计算：正常死亡率为： {（22.33＋20.11＋18.12）/3＋（12.45＋11.61＋11.12）/3}‰/2=15.96‰ 正常出生率为： {（43.04＋39.89＋43.25）/3＋（40.29＋38.98＋39.83）/3}‰/2＝40.88‰ 用班久蒂提供的各年度死亡率减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各年度的非正常死亡率。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的平均人口（用班久蒂修正后的总人口数字，见下表），即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年为300.1万人，1959年为386.8万人，1960年为1833.5万人，1961年为456.7万人。1958-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87.1万人。 同样办法，计算出各年少出生人口：1958年199.7万，1959年为803.4万，1960年为921.33万，1961年为1195.1万。四年共少出生人口总数为3119.5万人。 用班久蒂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期间中国人口减少总数为（2987.1＋3119.5）万人，即6106.6万人。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用同样的办法，根据科尔修订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16.2‰，正常出生率为40.2‰。即： 正常死亡率： {（22.4＋20.8＋19.0）/3＋（13..5＋11.1＋10.4）/3}‰/2＝16.2‰ 正常出生率： {(41.3＋40.2＋41.1)/3＋（40.7＋39.7＋38.3）/3}‰/2＝40.2‰ 用科尔修订后出出率和死亡率，计算出他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可求出科尔修订的总人口数(以1954年底总人口60266万为基数)。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有了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就可以计算出这几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 1958年：64522×（20.4-16.2）＝271万人；同样可以算出1959年为463万人；1960年为1468万人，1961年为278万人。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481万人。 少出生人口：1958年：64522×（40.2-37.7）＝161.3万人，同样可以算出1959年为776.3万人，1960年为974.9万人，1961年为1155.8万人。四年少出生人口为3068.3万人。 用科尔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对中国人口总影响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相加，即5549.3万人。 用卡洛修订后出出率和死亡率，计算出他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可求出卡洛修订的总人口数(以1954年底总人口60266万为基数)。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依据表23-8中列出的卡洛提供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1954年总人口为基数，用卡洛的自然增长率，计算出卡洛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结果是，正常死亡率为15.96‰，正常出生率为39.87‰。1958-1962年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50.9万（1958年为130.3万，1959年214.0万，1960年1632.8万，1961年721.4万，1962年为152.4万）。四年少出生人口3197.85万（1958年为237.8万，1959年834.5万，1960年936.2万，1961年1184.1万，1962年为5.25万）。 用卡洛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总影响为上述两项加，即6048.8万人。 现将依据三位国外学者的的修订数据计算的结果列下表。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