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歷史

（接上期） 八、約束人們行為的無形制度 制度可以分為有形制度和無形制度。前面說的都是屬於有形制度。無形制度是指兩個方面的結合，一是思想灌輸所形成的價值體系；二是中國的文化傳統，特別是政治文化傳統。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對人們行為的規範力，常常超過有形制度。 毛澤東所建立的價值體系是由共產主義理想、階級鬥爭學說、永不停息的鬥爭哲學、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犧牲個人保證集體的道德觀等一系列的思想觀念構成的。信仰、哲學、政治學、經濟學、道德觀等構成了一整套價值體系。這一價值體系是通過所有的輿論工具長期灌輸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成為判斷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 幾千年形成的以王權思想為特徵的文化傳統，其積澱比新形成的價值體系還要深厚。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君主是至高無上的。中國古代雖然有「民為貴，君為輕」的說法，但從根本上說，重民，愛民不是目的，它是維護君權的一種手段，君主才是目的。 君主是全社會的宗法大家長，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亂興亡的決定因素，是全社會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一），是認識的最高裁決者。君即父，父即君，君尊臣卑，忠孝一體。臣民必須自覺認同為子為臣的卑賤地位和工具屬性，恪守本分，盡心從事。王權主義與人格平等、個人尊嚴、個性獨立是對立的，依附、盲從、奴性是王權主義的產物。 這種以王權為特徵的文化傳統，經過幾千年的實行，已經深入到中國民間，深入到人們的思想深處，它在隨時隨地在起作用。傳統文化中的某些內容和共產黨的價值體系相溝通，成為集體主義的思想基礎。例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傳統思想中，把「仁」理解為「犧牲小我為大我」，把「義」理解為「共產主義」，就會產生很大的精神力量。人們迷信領袖，崇尚權力，順應潮流，逆來順受。在迫害臨近的時候，人們以欺騙求自保，以出賣朋友而換取自己的安全。在每一級權力階梯上的人都具有兩面性：在上級面前是奴才，在下級面前是主人。在這個權力金字塔上，高層的意志被層層放大，底層的聲音被層層壓制，這是錯誤的政策產生並順利推行的條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的錯誤會得到一級又一級的「創造性的發揮」，使錯誤政策「放大」。 這裡只有正反饋，沒有糾錯機制。權力的鞭子加上天堂的誘惑，使幹部們失去了理智，變成了瘋子、騙子，變成了用鞭子驅趕著奴隸的惡棍。 無形制度不僅約束每一個人的行為，還形成一種廣泛的社會心理。這種社會心理是極權制度的社會根源之一。捷克前總統、著名學者哈維爾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談到崩潰的道德環境時，我是指我們每一個人。因為我們全都順從了這個制度，都把它當作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維持了它的運轉。換言之，我們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對這個制度的存在負有責任，沒有什麼人只是一個受害者。是我們所有人製造了這部機器。」 九、極權制度的超穩定性 專制制度首先壓制的是地方豪強、社會能人。這樣，使豪強不能欺壓百姓，能人不能聚集財富。在專制制度下，處於社會最頂層的少數人可以任意消費和處置國家財富，但在高官以下的人，雖然可以按行政級次分享利益，但不允許官員以外的豪強存在，不允許政府以外的富人存在。這樣，可以實現高官以外的社會公正。高官的特權是國家機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與此相反，政府控制的輿論還不斷地宣傳官員們如何「廉潔奉公」。老百姓雖然受專制的高壓，但心裡不平的情緒很少。 在專制制度下，剝奪和保障是並存的。中央政權剝奪了老百姓的勞動成果，但給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多數群眾雖然處於半飢半飽、衣衫襤褸的狀態，但可以維持生命。生了病，也可以得到簡單的醫療。如果年景好，經濟情況好一些，群眾生活可以略有改善。由於信息單一，老百姓不知道國外的情況，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雖然自己生活水平極度低下，但情緒上還滿足，沒有更多的奢求。如果沒有更大的壓迫，就不會有造反的要求。西方國家的一些自由主義者，過高估計了專制制度下群眾的反抗情緒。在2003年的美伊戰爭中，美國人以為他們的大兵一到，伊人民就歡迎解放者。實際情況與美國人的期望相反，不僅沒有大批的叛變者，也沒有外逃的難民，而叛變者恰恰是接近薩達姆的上層人物。 極權制度使多數人利益受損，但很難有人出來為多數人的利益而挑戰當局。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論證了這個思想：如果個人行動使整個集團增加利益，則可以假設個人付出成本與集體收益等價。但付出此成本的個人卻只能獲得集體收益中的極少份額。集團利益屬於所有的人，集團越大，成員越趨向於搭便車而坐享其成。以致於「經濟人」都不會為集團的共同利益採取行動，進而產生「集體行動的困境」。由於迫害，所謂「理性人」都不敢對暴政有任何微詞。於是，前所未有的強大專制出現了。每個人都服從於權力的意志，無疑，它比以往任何一個政權強大。  極權制度的超穩定性是因為政權以外的民間力量難以推翻它，這一點，在本書「大饑荒年代的社會震動和社會控制」一章中已有闡述。 十、這個制度缺乏糾錯機制  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即使有最完美的人格，也難避免犯錯誤。 首先是他聽不到不同的聲音。他不可能集中更多人的智慧把事情辦好。一個人的腦袋代替了千百萬人的腦袋，難免出現決策錯誤。他做出錯事以後不僅沒有人敢批評，還要阿諛奉承，小錯會鑄成大錯，局部錯誤會演成全局錯誤。 更為重要的是，專制制度下的高層領導者常常受騙。他們得到的信息很多是假的。用假的信息作決策，哪有不犯錯誤的？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壟斷了一切信息，控制了一切輿論。他主觀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觀上也就封鎖了自己的耳目。在這個制度下，信息只能縱向傳播，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由於利害的誘導，下級總是反映對自己升遷有利的信息，只反映上級愛聽的信息。最高領導人就是根據這些假信息作出決策的。1958年糧食「放衛星」的假信息，使毛澤東考慮「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並提出了「少種、高產、多收」的指導思想，使得大片耕地撂荒。 從1958年冬到1960年初，農村餓死人的情況大量出現。由於得到不全面、確切的信息，在毛澤東認為，這類情況是個別的、暫時的困難，不應妨礙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廬山會議繼續反右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在毛的全力推動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40條》，五年趕上英國，同時著手部署在城市大辦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會議更號召：實現「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緊接著，全國各大城市紛紛興辦起人民公社。 1960年春夏，在饑荒進一步全面加劇的情況下，毛澤東從省委書記那裡得到的還是好消息。1960年2月24日，貴州已出現嚴重的餓死人現象，中共貴州省委卻向毛彙報：全省食堂辦得好和比較好的佔總數80%。毛又予以讚揚，說貴州的經驗「是一個科學的總結」。在全國推廣了貴州省辦公共食堂的經驗。 1960年3月，由張平化任第一書記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報告了興修水利改造農田的大量喜訊，還說「群眾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較好。」 2月27日、3月21日，在由舒同任第一書記的山東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對於社員的生活安排問題……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雖然也承認該省存在水腫、餓死人現象，但卻把壞事當作好事彙報，報告認為全省「當前形勢無限好」 ，還總結形勢無限好的幾大表現。 3月5日，黑龍江省委的報告說「大多數食堂辦得很好，一般都有菜園子，大多數養了豬，一部分培養了雞……」3月5日，由吳芝圃任第一書記的河南省委向毛澤東報喜訊：河南全省人口88%已入食堂，辦得好的的食堂佔總數66%。吳芝圃且聲稱該省創造的三級書記進食堂，搞「試驗田」的措施，鞏固了社會主義的食堂陣地。 在此期間，中共中央辦公廳根據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八個省市的彙報整理的報告說：「目前大多數食堂是辦得好的。」  為什麼最高領導人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曾對我說：你站在天壇圜丘的園心大喊一聲，一會兒迴音從四面傳來。你聽到的聲音還是你自己的聲音。天壇這個地方就象徵我們的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最高統治者聽到的聲音都是自己的回聲。換言之，他發出什麼信息，下面就會送來同類的信息。他不可能聽到與他意志不一致的聲音。 毛澤東有時相信一些謊言，有時對有些謊言將信將疑，但也沒有辦法。據毛的秘書葉子龍回憶，開始，毛澤東對「放衛星」的報道是相信的，對於糧食「放衛星」的浮誇報道，毛澤東都逐篇認真閱讀，在一些地方還用紅鉛筆划了杠杠。 後來，對大躍進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毛澤東看到了。他視察很多地方，儘管事先地方幹部做了這樣那樣的「準備」，毛澤東對一些放衛星、說假話是有所察覺的。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到天津新立村參觀稻田，公社領導人說這塊地畝產10萬斤。毛澤東不信，他指著一位市領導說：「你在吹牛。這不可能，你在放大炮，我是種過地的，你沒種過地吧，這靠不住，10萬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來么！」那位領導說：「他們用電燈為水稻照明，用鼓風機往裡吹風。他們讓小孩往水稻上站。」毛澤東說：「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毛澤東對聽不到真話也很苦惱。有一次他當著葉子龍的面，像是自言自語地說：「他們為什麼不說真話？到底為什麼？」 據葉子龍回憶：「早在1958年1月份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就說過要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毛澤東聽到的不完全是實話。」毛澤東找人了解情況，但聽到的是一片好好好，沒人講問題。 為了擺脫假話的困擾，1961年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親自搞調查研究。毛讓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分三個組搞調查，田去四川，胡去湖南，陳去浙江。劉少奇回老家湖南寧鄉調查研究了40多天，周恩來去河北，陳雲去青浦，朱去四川。沒有這些調查就不可能做出解散公共食堂的決定。 在這個制度下的領導人不僅容易犯錯誤，而且缺乏糾錯機制。沒有糾錯機制的制度是最危險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糾錯機制。而極權制度出現錯誤後，只有最高統治者幡然悔悟，才能糾正錯誤；或者通過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改組領導機構，才能改弦更張。 在是否出現錯誤和糾正錯誤方面，制度的重要性遠遠超過領導者的個人素質。壞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減少損失，但全局的損失難以發現和糾正。在大饑荒期間，由於主事的領導人素質不同，各省死人嚴重程度不同，但全國還是餓死幾千萬。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壞人主事，也會造成損失，但容易發現和糾正。壞人會很快會失去權力。 第二十七章 集體信仰――共產主義宗教 1958年，「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的口號鋪天蓋地，共產主義的狂潮席捲神州。一時，中國的多數人被共產主義理想所振奮。正是在這美好理想的旗幟下，鑄成了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但是，這共產主義的狂潮不是空穴來風，不是少數人一時的瘋狂。它源遠流長，它是中國共產黨人理想的極端化。為了探索這一理想的來龍去脈，我們不妨從它的源流說起。 一、對千古難題的探索 人是萬物之靈，又是一種非常複雜的高級動物，他自私、貪婪、殘忍、淫蕩，而且無休無盡，在這些惡劣的方面遠遠超過其它高級動物。但人有同情心，有關愛心，有自尊心，有思辨能力，這是其它高等動物不能企及的。所以，有人說人類「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的說法是：「人半是天使，半是野獸」)。人是群居的，有社會性。作為「魔鬼」的人經常和其社會性相衝突，而作為「天使」的人使他們和諧相處。為了維護其社會性，使其不至於相互殘殺而自滅，人類的精英們一直想方設法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一面，因而出現了種種宗教，種種學說。然而，在這種種宗教、種種學說之間的相互鬥爭中，人類的魔鬼性表演得更加淋漓盡致，那些執行抑制人類魔鬼性的精英們，自己常常變成了更加可怕的魔鬼。1958-1961年三年間，這種執行者的魔鬼性達到了空前的地步。 人類是智能高度發達的動物，正是智能的創造性才使人類社會從茹毛飲血發展為現代文明。儘管人類的創造是在社會中相互啟發、相互激勵和相互合作中發展的，但作為創造性的本源還是每一個人的腦力和體力。但是，人的創造性衝動常常與其魔鬼性相伴生。如果在抑制人類的魔鬼性的過程中，同時把個人的創造性抑制了，人類社會就會出現停頓的危機。計劃經濟制度和與它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就證明了這一點。所以，如何既抑制魔鬼性，又發揮其創造性，成了千古難題。 人是社會動物，如果沒有社會，單個的人是無法生存的。和上一個難題相關的另一個難題是，如何把成千上萬既具有創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組織起來和諧相處？即如何組織社會生活？組織社會生活需要權威，需要在一些共同的問題上眾多的意志服從共同的意志。然而，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一旦形成，它就有可能成為「依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馬克思語）。控制眾人的權威如果得不到控制，力量過於強大，就會變成力量強大的魔鬼。毛澤東組織社會的方式就是運用秦始皇遺留下來的「控制者不受控制」的制度，它使得大大小小的權威變成了大大小小的惡魔，大饑荒年代表現得最為突出。怎樣防止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變成壓迫人類的惡魔？這也是人們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難題。 人類社會對上述千古難題經歷了漫長的探索。在長達數千年時間內，人類依靠超乎眾人之上的最高權威力量來壓制人性惡劣的一面。這個最高權威有的在人類之上，如上帝以及種種神；有的在人類之中，如「承受天命」的皇帝。通常是二者的結合。但控制最高權威、防止他不變為魔鬼的難題直到現代才在部分國家中得到解決。 與服從權威相適應的理念是崇尚集體主義，壓抑個人主義。崇尚集體、壓抑個體的思想在孔子和柏拉圖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淵源。孔子的「克己復禮」，就是要求人們剋制個人的私慾，把自己的行為限制在「禮」的規範之中。漢字中有一個「公」字，這個字是由「八」和「厶」組成的。「厶」即古「私」字，《說文解字》說：「公，平分也，從八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私為公。」 中國的「公」是和個人相背的，是表示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中國很早就有「天下為公」的說法，其本來意義是「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 儒家經典之一的《禮記.禮運第九》從「天下為公」出發，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姦邪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天下為公」，「大同」，是中國人幾千年夢寐以求的社會政治理想。 人類面臨相同的問題，在交通極不發達的遠古，相隔萬里的異域也會有相似的探索。和孔子遠隔萬里的柏拉圖認為：「部分為了整體而存在，但整體並不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體而被創造，而整體的被創造並非為了你。」他認為，如果你不能為了整體而犧牲自己的利益，那麼你就是自私的。 柏拉圖承認的首要準則是集體利益，個人利益處於次要地位。因此，柏拉圖主張「共有財產」。在同一書中，他寫道： 妻子們、孩子們及其所有的奴隸們都有他們的一份共有財產。在我們的生活當中要儘可能地根除各種形式的私人或個人行為。只要這點能做到，即便是自然造化為私人或個人的，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大家的共有財產。就像我們的眼睛、耳朵和手可以視、聽和行動–好似它們不是屬於個人而是屬於社會一樣。所有的人被格式化，讓他們能最大限度地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讓他們甚至在相同的時間內，對相同的事情感到歡喜或悲傷。所有這些法律因把國家最大限度地團結起來而更加完善。 為了實現「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柏拉圖主張控制輿論，主張對文藝作品的檢查制度。他甚至認為：「治理者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時不得不使用一些假話和欺騙。」  在中國，幾千年來，是王權支配一切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裡，王權是至上的，是無限的，沒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被統治的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個人都是國王的臣下和奴婢。王權思想就是專制思想。這種專制思想，由秦始皇構建的完整的制度而實體化。這種制度將所有的人都「格式化」了，實現了「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所謂「格式化」，就是消滅了個性。 人類社會發展到近代，距今幾百年前，對上述千古難題的探索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是由於個人主義的興起，工商文明的發展，從而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論。梁啟超敏感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引述了頡德（即英國哲學家基德，著有《社會進化論》）的話：「今之德國，有最佔優勢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即馬克思最早漢語譯名）之社會主義，二曰尼志埃（尼採的早期漢語譯名）之個人主義。麥喀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強者所壓伏；尼志埃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少數之優者為多數劣者所鉗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 這「持之的故，言之面理」的兩種理論，使得人類對千古難題的探索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論和實踐路線： 第一條線：集體主義-行政整合-公有制-計劃經濟-專制政治-封閉社會； 第二條線：個人主義-契約整合-私有制-市場經濟-民主政治-開放社會。 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兩條平行線。這兩條平行線不能交叉，卻相互感應，在感應中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對方積極因素。 在這兩條平行線之間，因專製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一個廣闊的過渡地帶。這兩條平等線的極端把對方當成勢不兩立的異端加以攻擊，兩個極端還不停地爭奪中間地帶。數百年來，這兩條線是不斷地磨擦、碰撞、互補、融合。但從總的趨勢來看，隨著社會的發展，人的個性不斷得到解放，自由主義不斷得到張揚。 個人主義是與集體主義相對立的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和利己主義、自私自利不是一個概念，利己主義是和利他主義相對應的。個人主義可以和利他主義相結合，用利他主義來抑制人類的魔鬼性。而利他主義也是出於人類的同情心和關愛心。個人主義與利他主義相結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義（《聖經》上說，「愛你的鄰人」，不要「愛你的部落」），也是產生於西方文明並促進西方文明的一切道德學說的核心。波普爾認為，「在人類道德的發展歷程中，還沒有其它跟它一樣如此有力的思想。」 波普爾批評柏拉圖「簡單地把所有的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等同起來，把所有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划上等號。」這就為集體主義穿上了無私的外衣，為個人主義披上了自私的臟外套。 個人主義由基督教與古典哲學提供了基本原則，在文藝復興時期得到了發展，此後成長和發展為西方文明。也就是說，個人主義是西方文明社會政治生活的基礎。「個人主義的基本特徵，就是把人當作人來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範圍內承認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無上的。縱然這個範圍可能被限制得很狹隘，也就是相信人應該發展自己的天賦與愛好。」 無緣無故地壓制別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錯誤的。基督教徒會說，其錯誤就在於違背了上帝對人的設計。 個人主義的美德是：尊重和寬容別人和他人的意見；獨立精神；敢冒風險；有首創精神；自力更生；堅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隨波逐流；為維護自己的意見不受上級左右（剛直不阿）；對弱者的關懷；尊重別人的隱私，對別人的善意懷有信任；不干涉別人的事務；寬容異端；對權力和權威的適度懷疑……這些美德減少了社會交往中的磨擦。 個人主義道德觀認為，道德只能在個人能負責任的範圍內才是真正的道德。在個人不能負責的範圍，個人沒有權力作決定，談不上惡和善，沒有機會獲得道德評價。任何人沒有權力以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來博取無私的美名。不是對上級而是對自己的良心負責，不是用強力威逼出來的善行，自己決定在自己認為必要的情況下，為他人做出犧牲，自己對這個決定的後果負完全責任，這才是真正的道德。  「個人自由是和整個社會都必須完全地、永久地從屬於某個單一目的的至上性這一觀念水火不容。自由社會絕不能從屬於某個單一目的，這條規則的唯一例外就是戰爭和它暫時性的災難。」 從17世紀到19世紀，由於商業的發展，歐洲那種有嚴格組織的壓抑個性的等級制度，在劇烈的社會震蕩過程中，逐漸轉變成一種新制度。在這種新制度下，個人從束縛他的種種習慣和成規中解放出來，個人能夠創造自己的生活，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商業規範逐漸代替了等級規範，自由競爭逐漸代替了行政壟斷，契約整合逐漸代替了行政整合。一旦除去了自由運用人類天才的阻礙，人類很快就能滿足不斷擴大的慾望。個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結果是科學技術的大進步，生產力的大發展。「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如是說。  資本主義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是民主政治制度。這種制度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每一個人的自由。保護個人的生活自由和財產的自決權是國家的目的。政府的權力不能無限擴張，必須限制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這種制度不承認有「內聖外王」的超人，卻承認任何一個人都有魔鬼和天使的兩面。因此，不能把管理社會的全權交給任何一個人，也不能交給一個不受外力制衡的獨立的組織。任何權力都要受到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相互制衡。這些都是為了防止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變成壓迫人類的惡魔。 如上所述，人類是群居的，是有社會性的。除了協調人性以外，還有一個如何組織社會生活的問題。在組織社會生活中，也出現了種種不同的模式，這些模式極而言之分為兩類：一是自由民主制度，二是專制獨裁製度。在二者之間，因民主和專制的程度不同，有著種種不同的情況。專制獨裁製度通常是以代表大眾利益的面目出現的。專制獨裁製度的統治者總是宣稱自己代表全民利益。 從人的生理本源上看，專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來源於人的動物性。看一看某些具有社會性動物的情況就可以知道，它們的領袖取得權力靠的是強力征服，維護權力靠的是強力鎮壓。其征服和鎮壓是極其殘酷、極其血腥的。猴群如此，蜂群和蟻群也是如此。隨著人類的進化，人性的成份逐漸增多，動物性成份逐漸減少。政權更迭方式和執政手段逐漸人性化。專制制度逐漸被民主制度取代。 二、共產主義探源 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危機。馬克思對這些危機的概括大體是符合實際的：一是貧富懸殊，工人階級貧困化，造成了尖銳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二是個別資本家佔有巨額的生產資料和完全放任的自由經濟造成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從而引發社會周期性的動蕩；三是人和人的關係變成了赤裸裸的金錢關係。謊言和真理，淚水和微笑，良心和尊嚴都可以變成商品出賣。金錢淹沒了真理、正義和道德，埋葬了融洽與和諧。這些危機造成不停息的社會動蕩，造成不停息的衝突和戰爭。 對於這些弊端，自從資本主義出現那天起，文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都用各自不同的理論武器進行了深刻而尖銳的批判。然而，他們批判資本主義的理論源泉大都來自古已有之的集體主義思想。 因此，與個人主義相對立的集體主義思想，在其發展中找到了新的社會實踐依據。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柏拉圖，它的現代形式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其中一些天才人物作出了重要貢獻。 1516年，英國人托馬斯•莫爾（1478-1533）出版了《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有益且有趣的金書》，這就是以後人們簡稱為《烏托邦》的傳世之作。這本不到10萬字的小冊子，使托馬斯•莫爾名垂千古。莫爾在這本小冊子里，描繪了一個理想的島國，在那裡廢除了私有制度，一切財產、甚至包括個人消費品都屬於全民所有。為了杜絕私有觀念的產生，住宅也要每隔10年抽籤調換一次。金錢被取消，沒有金錢流通。那麼黃金幹什麼用呢？「糞桶和尿盆，都是金銀鑄成的」，「奴隸身上的鏈銬也是金的或銀的」。「可恥的罪犯都戴著金耳環，金戒指，金項圈，還有一項金冠」，「金銀變成了可恥的標記」。主要生產部門是農業和手工業，人人參加勞動。產品按需分配，設立公共食堂。但保留著奴隸。《烏托邦》的問世形成了一個的思想流派，成了空想社會主義的起源。  1602年，義大利人托馬佐•康帕內拉（1568-1639）發表了《太陽城》。這是他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27年的囚禁中寫成的著作之一。在「太陽城」里，居民建立了公社制度，由公社組織生產和分配。在那裡，沒有貧富之分，沒有私有財產，一切產品都由公社的公職人員分配，人人都能從公社裡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沒有商品，沒有貨幣。由祭司掌握政權。居民在集體食堂里用餐，食譜由醫生安排。勞動是全民的義務，人人熱愛勞動，勞動光榮。「太陽城」比烏托邦前進了一步，在那裡沒有僕人，沒有奴隸。  18世紀末，法國人格拉古•巴貝夫（1760-1797）提出了國民公社。國民公社實行財產公有制。原國家的財產、私人的財產、耕地和未開墾的土地等等，一律歸國民公社所有。參加國民公社以自願為原則，依靠公社的優越性，使私有者放棄財產加入公社。人人無條件地參加勞動。福利由大家享受，平均分配。為防止盲目生產和產品過剩，一切都按計划進行。  19世紀初期，英國人羅伯特•歐文（1771-1858），法國人聖西門（1760-1825），法國人夏爾•傅立葉（1772-1837）使社會主義理想進一步發展。馬克思把他們稱之為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提出工業資產和其它資本實行公有制，並且建立計劃化社會。  所有的社會主義學說都認定私有財產是萬惡之源，都主張消滅私有制，有的主張取消商品、貨幣，採取直接分配。馬克思繼承了在他以前的社會主義學說並加以發展。人們說馬克思把社會主義理想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從哪些方面變成了科學呢？恩格斯說： 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再被看作某個天才頭腦的偶然發現，而被看作兩個歷史地產生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鬥爭的必然產物。它的任務不再是想出一個儘可能完善的社會制度，而是研究必然產生的這兩個階級及其相互鬥爭的那種歷史的經濟的過程；並在由此造成的經濟狀況中找出解決衝突的手段。 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餘價值揭破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馬克思。由於這些發現，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科學……  由此看來，馬克思把空想變成科學，是指兩個方面：一是對為什麼要實現社會主義作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明；二是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指出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即通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最終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裡，馬克思全盤接受了從莫爾到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滅私有制，消滅商品經濟，消滅貨幣。連他的關於「用黃金修建廁所」的說法也是來自莫爾的《烏托邦》。他對這些核心內容並沒有進行多少科學的分析。例如這些設想是否可行，怎樣實行，實行以後會有什麼樣的後果等，他都沒有進行科學分析。但是馬克思和空想社會主義者還是不同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理應如此」，馬克思認為「必然如此」。前者是理想的天堂，後者是歷史的邏輯。馬克思用德國人特有的嚴密的邏輯把這一理想妝扮起來，使社會主義由賞心悅目之花變成了歷史必然之果。 這個合乎邏輯的理想的首要任務就是：消滅私有制。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得消滅私有制。「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  （未完待續）

（接上期） 二、國家壟斷一切經濟資源，嚴密控制一切經濟生活 哈耶克說：「形形色色的集體主義，如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它們之間的不同在於他們想要引導社會努力所要達到的目標性質不同。但他們與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不同，則在於他們都想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這個單一目標，而拒絕承認個人目的至高無上的自主領域。」  怎樣「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共產主義的「這個單一目標」呢？這就得通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國共產黨人建立的正是這樣的經濟體制。這個體制完全剝奪了個人的自主領域。 在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生產資料收歸集體，農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一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生產隊種什麼作物，種多大面積，怎麼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幹部沒有權力決定。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 在城市，工商業都由國家直接經營管理，各類物資全由國家控制。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的1957年，全民所有制工業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佔53.8%，集體所有制工業佔19%，公私合營工業佔26.3%，私人工業佔0.1%，城鎮個體工業佔0.8%。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全民所有制商業佔62.1%，集體所有制商業16.4%，公私合營商業佔16%，個體商業只佔2.7%，農民對非農業居民零售額為2.8%。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資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買賣，全都由國家計劃調撥。只有國家計劃，沒有市場。個人不可能在「國家分配」以外的渠道買到任何物資。工廠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用什麼樣的方式生產，全都由國家下達計劃。工廠建一個廁所也得層層報批，蓋上幾十個圖章才能動工。財政統收統支，產品統購包銷，外貿統進統出，職工統招統配，工資全國統一制定級別、統一時間調整。 經濟建設的重大決策集中到中央。其中，毛澤東的個人意見份量最重。例如，中國的很多經濟指標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在這樣經濟制度下，全部國家經濟機構是一架大機器，是一架使幾萬萬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機器。在這架大機器里，控制中樞（中共中央）一方面集中老百姓的勞動成果，由中樞支配，一方面對老百姓的生活資料實行各種形式的配給制。中國當時的制度不僅剝奪了老百姓獲取食物的權利，也剝奪了百姓通過自己的勞動創造食物的權力。 要使最高當局的經濟指令暢通無阻，就必須實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要使最高當局的指令不受干擾，就得清除「噪音」和「雜音」，實行輿論一律。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切 中國的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在中國共產黨手裡。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嚴密組織。1958年「大躍進」時，中國共產黨有1500萬黨員。在「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約束下，所有的黨員必須信奉一個思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有的黨員必須執行一條路線–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所有的黨員必須尊崇一個領袖–毛澤東。由於中國是共產黨一黨專政，所以，不僅共產黨員這樣做，也要求全民這樣做。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蘇聯共產黨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它是一個 「組織嚴密的、有鐵的紀律的黨」。黨內奉行「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黨內不同意見很難發表，對黨的領導人的權力制衡力量很微弱。這種「組織嚴密的、有鐵的紀律的黨」，和秦始皇建立的專制制度結合起來，就成為最高領導人實行專斷的工具，成為極權政治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在城市按部門或單位建立組織，在農村按屬地建立組織。這些組織與各級政府相平行（實際是凌駕在各同級國家行政機構之上），都設立了黨委會，基層組織為黨支部。名義上，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實行代表大會制度，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實際上，黨的主席凌駕於代表大會之上。他的意志就是黨的意志，各級黨代會只不過議事機構和表決機器。中央委員會內又產生政治局，政治局內又設常務委員會。政治局常委是掌握實權的領導機構，而政治局常委又在中共中央主席的領導之下。黨中央主席有最後決定權。黨的地方各級領導機關名義上是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和由它產生的委員會，實際上地方黨委主要負責人及常委均由上一級任命。在幹部任命等一切重大問題上，黨的第一把手有絕對的權力。地方黨委會內也設常委，執掌日常實際權力。 中國共產黨組織建設的特徵是，一是它在新中國建立後一直處於獨立的執政地位。按照黨的理論，共產黨執政一直到國家消亡、共產主義實現為止。二是黨的機構全部國家化了。黨的專職幹部就是國家幹部，他們的工資由國家財政開支，黨的活動經費也由國家財政支出。 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但實際上只有集中沒有民主，民主只不過是集中的手段。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以後，黨外再沒有人敢於批評共產黨。1959年黨內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以後，黨內也不敢批評領導人，不敢批評黨的政策。各級都是一元化，一言堂，各級黨委書記都成了家長，毛澤東是全黨最大的家長。黨的各級領導人既缺乏黨外監督，又缺乏黨內監督。從1957年以後，黨內特權開始嚴重發展。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內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來解決，即通過協商、討論，少數服從多數。在通常情況下，不同看法靠毛澤東「一錘定音」。而對重大問題的爭論是靠「路線鬥爭」來解決的。所謂「路線鬥爭」，就是不同意見雙方互不讓步，最終是一批人戰勝另一批人。執行「錯誤路線」的一批人下台，堅持「正確路線」的一批人上台。這種路線鬥爭是很殘酷的，有時是「你死我活」的，因為路線鬥爭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自從毛澤東有著絕對權力以後，路線鬥爭常常成為他用來打擊異己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的唯一政治集團。中國雖然也有其它黨派，但這些黨派都不以取得執政地位為目的，都以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原則。它們和中國共產黨不是平等競爭的關係，而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它們被稱之為「參政黨」。這些民主黨派的第一把手是中國共產黨派進去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在有的民主黨派內還設立中國共產黨的「黨組」，作為該黨派的領導核心。從經濟上，是靠共產黨用國家財政撥款養活的。民主黨派的幹部也由中共中央統戰部任命。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的民主黨派都不是政黨，只是一個共產黨領導下、為共產黨服務的社會團體。 在帝王社會，農民起義推翻了一個皇帝，又用一個新皇帝來代替它。在政黨社會，推翻了一個一黨專政，又一個新的一黨專政來代替它。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結果呢？還是一黨專政。只不過是用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取代了國民黨一黨專政。這兩個黨在建立之初，都曾得到過蘇聯共產黨的幫助，都從蘇聯共產黨那裡吸取了組織經驗，都是奉行「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原則。 四、用槍杆子保衛權力 軍隊是這個高度集權的國家機器的支柱。高度集權制度是靠軍隊來維持的。這支軍隊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從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這支軍隊共殲滅蔣介石掌握的國民黨軍807萬人，實現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 這是一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龐大軍隊。在解放戰爭的第三年度末，即1948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有400萬人。到1950年7月，又增加到500萬人。1951年，人數為歷史上最多，即611萬人。朝鮮戰爭以後，還一直維持在400萬人以上。一直到1985年6月，鄧小平決定裁軍100萬，人數降低到330萬人。 除了這支龐大的常備軍以外，一旦戰爭需要還可以隨時召集數以千萬計的預備役軍人。 這是一支由多兵種合成的強大軍隊。不僅有陸軍，還有空軍、海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八十年代撤消）、防化兵和戰略導彈部隊。這支多兵種高度合成化的部隊，其火力、防護力、突擊力、機動力和快速反應能力都相當強大。 這是一支由龐大的軍事科研隊伍支撐的部隊。全國有數以百計的國防科研機構、100多所軍事院校和國防科研機構，幾乎囊括了工科院校所有的優秀人才。 這是一支由整個國家的重工業為後盾的軍隊。毛澤東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出於備戰的需要。一旦需要，機械工業、化學工業、電子工業、汽車拖拉機工業很快就可以轉為軍事工業。毛澤東時代的很多武器裝備都是在民用工廠里通過「軍工動員」的方式生產的。即動員民用工廠的力量、用民用工廠的資源生產武器，毛澤東時代的軍費不包括「軍工動員」的費用。 這支強大的軍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毛澤東手裡。在毛澤東帝國，是「黨指揮槍」。黨指揮搶，不是一項空洞的原則，不僅是靠軍官們對黨的忠誠，而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來保證的。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統帥全軍。軍事委員會主席由黨中央主席兼任。軍委主席對重大問題有最後決定權。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都是中央軍委的成員。軍隊的主要幹部都由中央軍委任命。各級軍隊都有黨的組織，支部建在連上。軍事幹部都是同級黨委的成員。部隊的重大事情都由黨委討論、批准。從上到下，黨組織無處不在，無處不起領導作用。這些是「黨指揮槍」的重要組織保證。同時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使每一個戰士都知道「黨指揮槍」的原則。此外，毛澤東還吸收了中國歷代的監軍制的經驗，並進行了完善，從而形成了一整套嚴密的監軍辦法： 一、兵無常帥，帥無常兵。軍官調動頻繁。這樣，上級軍官和下級軍官之間，軍官和戰士之間，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關係。這就防止軍隊變成個別軍官的私家軍隊。在一支軍隊內部也不可能進行對抗中央的密謀。 二、帶兵的不能調兵，調兵的不能帶兵。軍長和軍長以下的各級帶兵的軍官，不能帶領自己的部隊移動。作戰部隊一個營的移動需要中央軍委批准。生產經營部隊一個團的移動要經過總參謀部批准。另一方面，有調兵權的人，不經批准，不能自已到一個部隊里去帶兵。調兵權和帶兵權分離，使每一支軍隊只能在劃定的駐防範圍內活動，不可能進行中央給定以外的軍事行動。 三、不能一個人單獨調兵，軍隊調動由集體決定。中央軍委調兵不是一個人說了算，而是集體研究，集體決定。當然，中央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 四、軍餉和裝備由中央統一供給，不能就地籌餉。過去軍閥割據，其中一個原因是軍閥在自己管轄的地盤裡籌餉，他可以在轄地內成為自給自足的獨立王國，地盤大，軍餉就充足，就可以進一步擴充軍隊。因此就有軍閥間爭奪地盤的軍閥混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餉由總後勤部統一供給，一律「吃皇糧」。軍隊自己不能就地籌餉。 五、駐軍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權分離，地方行政長官和軍事長官分離。在軍閥時代，地方軍政合一，軍事長官就是行政長官。他們既憑藉自己的軍事實力和中央分庭抗禮，又憑藉自己的行政職務，對百姓發號施令。毛澤東時代，地方長官沒有軍事力量，只能聽命於中央；軍事長官沒有行政權力，不能號令百姓。中央對軍事長官和行政長官分別控制，並讓二者相互監督。這樣，地方實行軍事割據就無可能。雖然地方黨委的主要負責人兼任當地駐軍政委、當地駐軍主要負責人參加駐地黨委，但這只是一種相互溝通，軍事工作和地方工作還是涇渭分明。 六、「雙長制」，即同一部隊有兩個一把手。軍長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二人平起平坐。兩人都對上級黨委負責。二人有相互制衡作用。他們很難齊心協力進行謀反。 七、司、政、後分立，軍隊里的作戰指揮、幹部和考核任免、後勤保障分別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後勤部分別負責。三者都服從同級黨委領導，同時接受上一級對口部門的業務指導。 八、強幹弱枝。在軍隊部署上，首都附近的軍事力量大於任何一個地區的軍事力量。萬一個別地方出現問題，中央可以憑藉具有壓倒優勢的首都軍事力量討伐叛逆。駐首都以外的部隊（包括軍事首長）帶一支槍進入首都要經過批准。空、海軍的飛機不能飛越首都上空。 由於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所以，說是黨指揮槍，實際上是軍委主席指揮槍，也就是毛澤東指揮槍，說到底還是毛澤東拿著槍來指揮黨，再通過黨控制全民。過去毛澤東靠「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現在，毛澤東用槍杆子來保衛自己的權力。 五、名為民主實為專制的政體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北京市3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隆重集會。毛澤東站在天安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共和國實行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呢？毛澤東在和蔣介石的鬥爭中他曾多次提出過民主政治的口號，多次提出要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 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他對民主的態度比過去顯得不同了。1949年8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採用民主集中制，而不採用資產階級議會制……不必搞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和三權鼎立等。」他把人類創造的現代政治制度――「議會制」和權力制衡的「三權分立」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從根本上加以否定。 毛澤東把國家組成分為國體和政體兩個問題。他說，「國體是國家的階級性質。國體問題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問題，即國家政權的階級支配問題。」 在中國應當由那個階級來專政呢？在1940年2月，他主張「各個階級聯合專政」。到1949年6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即「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到了晚年，又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當然，這三種提法有其一致的方面。關鍵在於對「人民」的解釋上。如果把「人民」解釋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各個階級的聯合專政。如果強調在這個聯合中的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則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人民」的範圍越來越小了，除了地、富、反、壞、右以外，在城市把知識分子當成資產階級，在農村連富裕中農也受打擊。實際上還是少數人對多數人專政。毛澤東曾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但是，「人民」和「敵人」並沒有嚴格而明確的法律界定。從毛澤東到一個村支部書記，都可以把反對自己的人說成「敵人」，從而變成專政對象。 人民代表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這就是它的「政體」。按《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也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最高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除了有權修改憲法、制定法律、行使立法權外，擁有產生並監督國家領導工作人員的權力。國家主席、副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國務院總理，經國家主席提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選舉產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按《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有權決定國家生活中的各種重大問題，如審查和批准國民經經濟計劃和國民經濟計劃的執行情況報告，審查和批准國家的預算和預算執行情況報告，批准省、市自治區區劃，決定戰爭與和平等。 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有國家元首制度。按照1954年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對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外國使節，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召開最高國務會議，擔任最高國務會議主席。但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必須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結合起來才能行使某些元首職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元首實際是國家主席和人大常委組成的集體。第一屆人大屆滿以後，毛澤東再不願意當國家主席，1958年，二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後，就不設國家主席了。以後，由於毛澤東自己不願意當國家主席，又不讓別人當國家主席，1975年和1978年的《憲法》就規定不設國家主席。《憲法》上的條款也得遵命毛澤東的個人意願。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中有「共和」兩字。孟德斯鳩把國家政體分為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專制政體三種。他認為，共和政體是全體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權力的政體；君主政體是由單獨一個人遵照法律執政的政體；專制政體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一個人按自己的意志來執政的政體。從《憲法》的規定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的，不是專制的。 中國當時只有兩部法律，一部是《憲法》，一部是《婚姻法》。毛澤東（特別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憲法》而不顧，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1958年8月21日下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說： 法律這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一套，還是馬青天那一套好。…（劉少奇插話：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辦事參考。南寧會議、八大二次會議，北戴河會議的決定，大家去辦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雙反」，報紙一登，全國展開。）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軍隊靠軍法治人，治不了，實際是1400人的大會 (指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 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治的，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每個決議案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治安條例也靠成了習慣才能遵守，成為社會輿論，都自覺了，就可以到共產主義了。我們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  他說的「我們那一套」是指中國共產黨那一套，「我們這一套」否定了「他們那一套」。「決議」是指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的「決議」大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黨大還是國家大？黨大。劉少奇反對法治，贊成人治。最後他還是被人治所害：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度，就被置之於死地。這是後話。 西方現代國家是議會政治，中國則是「會議政治」。所謂「會議政治」，就是通過會議來決定一切重大事情，中國共產黨會議的「決議」高於法律。然而，什麼時候開會，會議討論什麼內容，用什麼形式討論，會議開多長時間，參加會議的人是沒有決定權的，有關會議的一切完全聽從最高領導人的意見。會議是貫徹最高領導人意志的工具，會議的「決議」實際是最高領導人的意志的文字表達。會議政治是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政治，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議會政治」和「會議政治」雖然只是調換了一個字的排列順序，卻發生了本質變化：「議會政治」是民主政治，「會議政治」是專制政治。 中國共產黨成千上萬個黨支部，深入到每一個工廠、車間、田頭、地角和所有的機關、學校、居民委員會。在每一個基層單位和各級政權機構，黨組織都凌駕於行政領導之上，凌駕於人民代表大會之上，實施絕對領導。「工農商學兵，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而各級黨組織，第一把手又凌駕於組織之上。書記當家，委員們對書記如眾星拱月。行政領導人對書記也只能俯首聽命。名義上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實際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高度集中於黨，而黨權又高度集中於主要領導人的手中。 這樣一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就形同虛設。《憲法》賦予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也是一紙空文。《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實際上最高權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選國家主席、副主席，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實際上，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決定了的。《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查國民經濟計劃，而這個計劃是中國共產黨內事先反覆討論過了的；《憲法》規定設立國防委員會，實際上這是一個虛設機構，軍隊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掌握；《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實際上是由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不過是一枚橡皮圖章而已。 在秦始皇的制度根基上嫁接列寧、斯大林制度，就被稱為「革命政權」，反對這個政權的當然也是「反革命」。「反革命分子」要受到嚴厲懲處。 六、極其嚴密的思想控制 與黨權、政權、軍權、經濟權高度集中相適應的是輿論高度集中，高度統一，「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實現了「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抓緊「兩杆子」：槍杆子，筆杆子。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這兩杆子。「筆杆子」就是一切輿論工具，抓緊「筆杆子」就是掌握動員資源，就是控制思想。把「筆杆子」和槍杆子並列，可見其對思想控制的重視程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就用共產主義思想作為全國的統一思想，要求全國人民完全地、永遠地服從共產主義這個目標。讓每個人都知道，為全人類的最高理想的實現，犧牲小我，顧全大我是必要的、光榮的、高尚的，不願做出犧牲是可恥的。關於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的學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後一個比前一個進步，後一個必然取代前一個，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寫進了中小學教科書，實現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個人利益，個人生命在歷史規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為此，一方面不讓知識分子發表與共產主義不同的言論，另一方面對廣大群眾強力灌輸共產主義。一切輿論工具，一切圖書，一切講壇，一切會議，都灌輸共產主義理想，批判與之不同的思想。廣大群眾，特別是無知青年，只能聽到一種聲音，只知道一種理論，使他們思想十分「純潔」，他們的「愛憎」分明而強烈。這些「純潔」的青年實際是共產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他們又是排斥、打擊非共產主義思想的真誠、堅定、強大力量，在政治運動中他們是狂熱分子，是製造過激行為的主力。共產主義理想是以「大我」消滅「小我」、以強權剝奪個性的最有說服力的、最合法的工具，是推行「一大二公」最有力的動員工具。為什麼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共產風」颳了一陣又一陣，這是多年共產主義灌輸的結果。 當時只有兩張全國發行的大報，一張是中共中央主辦的《人民日報》，另一張就是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光明日報》。這兩張報紙除了風格略有差異以外，指導思想完全一樣。各省在省委直接領導下有一張報紙，除了省委審定的地方新聞以外，其它內容和《人民日報》沒有不同。各家報紙的社長、總編輯全都是上級黨委任命的。發什麼，不發什麼，全由上級黨組織決定。黨報的編輯記者要遵守黨的宣傳紀律。為了避免犯錯誤，各省報紙的夜班編輯在每晚確定版面時都要打電話和《人民日報》夜班編輯「對錶」，以求「版面語言」的一致。在相當多情況下，同一天全國所有的報紙的第一版的稿件、標題、排版幾乎完全一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新華社也絕對是中共中央的喉舌。重要稿件雖然選題是上級定的，但稿件還要送審。審稿者要考慮的方面雖然很多，但是，是加強還是削弱人們的共產主義信仰，是加強還是削弱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是降低還是提高領導人的威信，是決定稿件能否發表的最為根本的原則。外國的真實情況，工作中的負面情況，不讓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聽境外電台的廣播，除了國家設立強大的干擾電台以外，還以「偷聽敵台」的罪名逮捕、判刑。偷聽「美國之音」是了不得的罪名。那時老百姓很少有收音機，有收音機也不讓有短波。 當時中國也有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如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但研究的選題、研究的指導思想、研究成果的發表，都由黨的官員決定。研究人員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獨立地研究，不能對真理進行追根問底的探討。對官方意見的注釋、論證，對官方錯誤的辯護，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唯一目標。當時也有一些學術刊物，如《哲學研究》、《經濟研究》等，但這些刊物牢牢地控制在黨政官員手中，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宣傳工具。 全國各地圖書館，一些與中共中央意見不一致的書刊都拿下了書架，有的封存，有的銷毀。文化藝術被當作革命事業這架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當時的文藝作品絕大部分是歌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神化領袖、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是文藝工作者的主要任務。如果說，報刊從輿論上、社會科學從理論上動員人們忠於中國共產黨的話，那麼，文藝則從情感上動員人們忠於中國共產黨，動員人們忠於毛澤東。中國的文藝在神化領袖方面起了其它輿論工具無可比擬的作用，中國的文藝是造神文藝。 毛澤東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態度講到秦始皇「焚書坑儒」，認為秦始皇只「坑」了幾百人，而「我們」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這是實話實說。所以，新中國建立之初，幾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學者專家都自覺地或被迫地放棄了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沒有這樣做、並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陳寅恪等極少數人。在1956年到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中，又對思想界進行了整肅，近60萬不服從統一思想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分子」。一場一場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鬥爭，更加強了思想的「統一」。 在那個時代，全國的一切宣傳機器、一切文化教育，都為同一目標服務，都集中地朝一個方向影響每一個人。全國上下，真正做到了輿論一律。一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從而實現了全體人民的思想「一體化」，實現了「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那時，全國只有一個思想家，只有一個理論權威，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一」。 在政教合一的情況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誰的權力最大，誰就是真理的化身。沒有人敢發表不同的意見，甚至沒有人敢獨立思考。大批無知者相信毛澤會把人們引向共產主義的天堂。大批幹部自認為是「為人類最美好的理想而奮鬥」的重任在身，是替天行道，在忙得無暇進行說服的情況下，他們對不順從者施暴是理所當然的。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人們視毛澤東的思想為權威，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一的價值，造就了眾多的真誠的信奉者。所以，在三年大饑荒期間，人為造成這麼大的災難，而農民卻認為毛主席是英明的，中央是正確的，只是下面幹部沒搞好。 七、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 中國在帝王時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說法，但是，由於交通不便，鞭長莫及，還有王法不行的荒蠻之地。在毛澤東時代，藉助現代的交通和通訊，真正實現了昔日帝王的夢想。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一個組織之中，都喊同樣的口號，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各地的官員們都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由於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一旦出現政治災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脫之地。本書介紹了一些省份在三年饑荒時的情況，讀者會看到，各地的情況竟如此相似，原因就在這裡。 當時中國的社會是同構同體的金字塔的社會結構。在城市，是市――區――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居民組――居民。在任何一個城市都可以找到和另一個城市相同的結構和相對應的層次和角色。在農村，是省――地――縣――公社――大隊――小隊――社員。在任何一個鄉村都可以找到與另一個遙遠的鄉村相對應的層次角色。在廣東省的一個生產隊和遠在千里之外的黑龍江省的某一個生產隊是一個相似形。廣東省的一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和黑龍江省的一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沒有多大差別。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使社會結構穩定，社會成員角色簡單，社會成員的行為特徵同一化。政府機構金字塔，城市結構金字塔，農村結構金字塔，交織成網路，構成金字塔體系。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被局限在這一網路的不同層級一個個網眼中。社會成員不能流動，社會成員之間也沒有交換關係。這種社會結構便於高度集中管理，它既排斥民主，也排斥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社會成員的個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錯誤的政策在這種社會結構中會通行無阻，不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錯誤效應還會層層放大。 在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里，沒有「化外」之民。著名女作家章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時，她父親章伯鈞對她說：「你一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為寇也要活下去！」章詒和悲哀地說：「哪有草啊！」在這樣的社會結構里，饑民連逃荒都沒有去處。 （未完待續）

（接上期） 4、刑事案件增多 個案調查報告顯示，四川省瀘縣治安情況混亂，個別嚴重的生產隊、管理區，連夜裡開會都開不起來。如楊九公社自1961年1月6日到10日5天當中，連續發生搶劫偷盜案件17起。該村二朗管區三隊社員楊雲章在10日晚就被持棍棒進家搶走6隻鵝、12個雞蛋、3隻羊。又如曹市公社從1960年12月底以來，發生搶劫偷盜案件104起。據政法部門統計，1961年春一周內，全縣69個公社中，有36個公社發生了搶劫偷盜案件。  過去中國是不公布犯罪統計資料的，1987年才在有關部門中逐年公布，並且將以往的犯罪統計補充公布。從公布的刑事案件數據中，可以看到，正常年景刑事立案數21萬起左右，在飢餓最為嚴重的1960年和1961年，刑事立案數大幅度上升。 刑事立案數大幅度上升的現象，一方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但也與司法部門的指導思想不當有關。甘肅省《民勤縣誌》記載：「1959年-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中，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人們大量外逃和死亡，為了生存，一些社員宰殺牲畜、偷盜糧食。期間，法院審判工作由於受左的影響，將這些行為當作破壞活動進行打擊。1959年受理各種案件種類刑事案件492件，佔總案數的55.8%。」 這本縣誌的說法也符合其它地方的情況。 中國公安大學研究社會治安的教授張慶五當年曾在公安部工作，他對本書作者說，當年所發生的所謂刑事案件，大多是饑民為了生存偷竊或搶劫食物。所以，在刑事案件中，盜竊案最多，殺人案很少。從吉林省的一份統計資料證實，在最困難的時候，兇殺、縱火、詐騙等案件與常年差不多，強姦案大幅下降，而盜竊案和殘害牲畜案（殺了吃了）大幅上升。這和張慶五教授的看法一致。 表格  二、沒有發生大規模社會震動的原因 在三年大饑荒期間，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社會衝突和社會震動，其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有效的社會控制，而這些社會控制的手段都是來自極權制度。 1、大規模的鎮反肅反  1950年7月23日，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名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在這些政令發出以後，各地大規模地開展了鎮壓和肅清反革命的群眾運動。在這場大規模的鎮反運動中，共捕了260萬人（捕後因罪惡不大教育釋放了38萬人），殺了71.2萬人，關了129萬人，管制了120萬人。  以後這種懲治反革命的政令持續不斷： 1951年6月22日，公安部公布《關於沒收反革命罪犯財產的規定》； 1952年7月17日，公安部公布《管制反革命分子暫行羅法》； 1955年4月21日，國務院第九次會議通過關於加強鎮壓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的鬥爭的決議； 1957年8月9日，國務院第56次會議通過關於處理國家機關、企業、學校在肅反運動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工齡和工資問題的規定； 1957年9月20日到11月27日，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罪證展覽在北京展出，開展了關於肅反的大宣傳。 1958年6月24日到8月16日，第九次全國公安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強調加強對「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區」的肅反力度。 中央政府每一次指示，都會在各省、地、縣掀起一次肅清反革命的高潮。從廣東省鎮反可見一斑。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名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發表以後，1950年10月，廣州市軍管會就頒布了《關於特務分子登記自新的布告》，限令所有國民黨特務在10月11日之前，前往公安部門登記自新。廣州市的鎮反由此拉開序幕。葉曙明先生寫了一篇題為《1951年：廣東鎮反實錄》長文，現摘引部分內容如下。 直到1951年3月為止，在省、市機關及鐵路自首登記的特務共有1013人；另有反動黨團分子登記，在市機關有10669人；鐵路系統職工總人數9000人，其中已登記的反動黨團分子就有5054人……從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新生的人民政府已把3437名反革命分子投入大牢（不包括治安案件在內，其中廣州市1263人），殺了1465人（其中廣州市67人）。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中共中央、中南局要求儘快完成兩廣的剿匪和鎮反。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要求堅決糾正鎮反中「寬大無邊」的偏向。毛澤東多次指示中南軍區、華南分局和廣東軍區領導，國民党進攻廈門、汕頭的可能性很大，廣東、福建要加強剿匪，大膽處決一批罪大惡極的惡霸匪首。「廣東必需有計劃地處決幾千個重要反動分子」（毛澤東《關於對反革命分子判刑問題的電報》）， 1951年1月22日）。廣東決心急起直追。至1951年1月上半月以前，再逮捕了1340人（不完全統計，其中廣州市300人），殺了1308人，在押15322人（剿匪中的俘虜未計，其中廣州市3322人）。中央派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親自到廣東坐鎮督戰。1月下旬以後，廣東再加快捕殺的進度。為了提高效率，決定把殺人批准權，下放到地委一級。據廣東省公安廳2月份的公布，從11月會議之後，至翌年2月，「根據初步統計，全省處決反革命分子2831名（其中軍區1406，地方1425），破案180件。另外僅潮汕、珠江、西江三個區和汕頭湛江二市的統計，已抓7270名，現在全省統計共押犯人40486名，其中公安系統28575名，法院11911名。」但距離完成「處決幾千個重要反動分子」的任務尚遠。 2月17日，毛澤東在一封給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信中，對兩廣在剿匪和鎮反中的「寬大無邊」政策，再次提出嚴厲批評……隨著2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的批准和公布，廣東各地，再次掀起鎮反高潮，成批鎮壓反革命分子。並定下指標，在大城市須按0.5‰比例殺，在農村須按1‰比例殺。 按3月份一個月統計，全省處決反革命分子8039名，超過了解放後至1951年2月的14個月內所處決的總和（5218名）。現在（截至3月份）全省共已處決13257名，關押49281名。  通過遊街、舉行宣判大會、街頭布告、動員、上門宣講，以及詩歌、小說、電影等等形式的鋪天蓋地的宣傳，形成全民鎮反的高潮。 4月25日，廣州市舉行了有3萬人參加的各界人民控訴反革命罪行大會，當場判處198名反革命分子死刑。會後三天之內，政府收到群眾投寄的擁護信和檢舉反革命分子信件，竟多達3萬多封。 3月以後，雷霆萬鈞，高潮疊涌，各地都有不同規模的公審大會、控訴大會。在報紙上，人們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報道：「我檢舉了我的爺爺」，「我不承認他是我的父親，我要控訴他」，「我的丈夫是特務，現在人民政府槍決了他，我很歡喜」。 廣東的情況不是個別的。朝鮮戰爭開始以後，為了糾正一些地方對反革命分子處理「過寬」的傾向，根據政務院和最高法院《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東北地區迅速大規模地逮捕了匪特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處決近千人。 廣西接到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後，扣押了各類反革命分子8萬多人，其中一批人被處決。  建國初的徹底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後，五十年代中期又進行了多次肅反。在1955-1957年，全國在機關、企事業單位、工廠進行了三次肅反運動。大躍進期間，公安部門還強化了各單位、機關、企事業單位和農、林基層單位的治安保衛系統，基本達到了「無一死角」。在熱火朝天的大躍進形勢下，中共中央對公安工作發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國「每一個角落都打掃一下」，其具體方法就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進一步展開內部肅反和社會鎮反運動。大躍進運動展開後，遵照中央的指示，江蘇省又在全省公私合營工礦企業、手工業合作社等其它基層單位共141萬人口中進行第四次肅反。「這一次肅反任務比第一、二、三批的總和要大一倍以上」。由於肅反任務過於繁重，就批判「肅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傾保守思想，從而「促進了肅反運動的大躍進」。在這次肅反期間，全省共收到檢舉材料40多萬件，對地富反壞份子普遍地開展了一次審查評議工作。1958年3月，江蘇省在鎮江、常州召開了各地、市、縣的肅反現場會議。6月下旬，南京大學進行「肅反補課」。在大躍進的形勢下，第四次肅反進展尤其順利，江蘇全省「搜出各種反動證件三萬一千餘件」，給一些「翹尾巴」的地富反壞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強大的國家威權的震懾下，全省有25000 名「反、壞份子」投案自首，或補充交代了問題。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躍進期間新建、擴建單位共77萬人中繼續開展肅反運動，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結束。經過這次肅反運動，實現了「三見底」：「反革命組織見底，外來人口、長期外出回歸人員政治情況見底，現行破壞事故見底。」大躍進期間，公安力量的地位得到明顯的突出。1959年，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城市基層的領導，南京各公安派出所支部與街道支部合併為街道黨委，多數黨委書記由原派出所長擔任，公安部門與所轄地段的所有單位建立了經常的工作聯繫，對城市社會的控制已全面滲入到每一個角落。  連續不斷的鎮反、肅反運動，使社會反抗力量大為削弱，沒有人敢當反抗的帶頭人。吉林省人民檢察院黨組的一份報告分析說：「由於幾年來鎮壓反革命鬥爭取得了巨大成就，加上各級政治機關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抓緊了打擊現行、挖掘殘餘、大搞改造、加強預防等工作，給敵人連續不斷的沉重打擊。所有這些，促使全省敵我鬥爭形勢進一步趨向緩和，反革命雖然還有，但比過去更少、更弱和更加分化孤立了。」  2、利用專政工具連續嚴厲打擊  大躍進以來，專政機關也對專政工作實行了大躍進，任何反政府的言論和行為以及犯罪嫌疑都被及時發現和嚴厲打擊。1958年6月24日到8月16日，第九次全國公安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對肅反鬥爭進行了總結，還作出了《關於徹底肅清山區、結合部、水上、落後地區漏網外逃反革命分子和流竄犯的決議》，加強了肅反和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區的清理力度。根據全國第九次公安會議的決議，各省紛紛行動。 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冬到1959年6月，吉林省共挖出殘餘反革命分子9058名，反動會道門骨幹943名；捉住流竄犯677名。還揭發出隱瞞成份逃避管制、改造的地富分子4959名。此外，還清查出嫌疑分子11145名。戰役中收到群眾檢舉揭發材料26839件，其中有價值的16538件。在群眾壓力和黨的政策的感召下，有2232名反革命、流竄犯投案自首。1960年7月，吉林省將「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區」的批捕人犯的許可權下放到縣委和省、地委工作組，從而進一步加強了打擊力度 。據本書作者黨握的資料，吉林的情況具有普遍性。1958-1960年，安徽天長縣法院帶著蓋好公章的空白判決書下鄉，遇到被認為表現不好的人，隨時判決，宣布管制。公安、檢察機關和公社幹部亦可隨時填寫空白判決書，甚至出現少數口頭判決現象。 1958-1961年間，雲南省楚雄自治州共打擊現行反革命5813人， 在1958年共打擊各種壞分子10549名，其中死刑37人，逮捕3238人，勞動教養702人，被打擊的壞分子大約佔總人口0.7%。 這些被打擊的對象，有相當一部分是冤假錯案。 除了常規打擊以外，各地還集中組織力量，進行突擊性的打擊。根據中共中央東北局的統一部署，1961年12月13日到19日，吉林省在城市、鐵路沿線的集鎮，集中力量統一領導，採取突然襲擊的方法，對盜竊和投機倒把活動，進行了一次規模較大的圍剿。這次行動，全省組織了2萬多名幹部參加，檢查了12487個重點場所和部位。全省共發現盜竊、投機倒把分子和可疑、嫌疑分子共9905名，其中集中審查8733名，拘留審查1172名。清查處理了7713名。其中逮捕了39名，勞動教養79名，強制勞動143名，行政拘留315名。其它屬一般問題，轉交有關部門或經過批評教育後放回。由於廣泛發群眾，群眾檢舉各種犯罪線索1萬多件，扭送違法犯罪分子52名。在強大的聲勢下，7天中坦白自首的盜竊、投機倒把、走私分子2000多名，坦白出來的集團有21個。 1961年四川崇慶縣開展了7天的突擊「治安運動」，對909名有小偷小摸行為的人進行鬥爭，造成打死和被打者自殺事件12起。  為了防止敵捕亂殺，有的省對捕人、殺人有控制數字。但是，1960年，感到原定的捕人、殺人的指標不夠。如，1960年吉林省捕人的控制數為5000人，殺人控制數字為80人。到6月底，全省已捕2575人（其中，反革命分子714人，其它犯罪分子1861人）占控制數字的51.5%；殺53人，占控制數字的66.25%。吉林省政法委黨組給省委的報告說：「據目前情況來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更加深入，特別是改造落後地區、三反運動和城市調查摸底工作的全面展開，必然會有許多敵人被揭發暴露出來，捕人、殺人也就會相應地增多……為了爭取主動，領導心中有數，必須將捕人、殺人的控制數加以調整。我們的意見是，捕人控制數由5000人增加到6500-7000人；殺人控制數由80人增加到160人。」 吉林是一個饑荒不算嚴重的省份，殺人的指標成倍突破，一些饑荒嚴重的省份，捕人、殺人就更多一些。 除了加強打擊以外，大躍進一開始，各地基層政權對「敵對勢力」加強了控制。《墊江縣誌》記載：「從1959年起，採取由黨員、團員、民兵、治保員組成『包夾小組』，把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監管起來；實行一月一訓話、季度一考評、年終總評的制度。根據表現好壞，摘『帽子』或戴上『帽子』，由縣人民委員會批准，予以宣布。」 四川省墊江縣的作法具有普遍性。 3、嚴密的組織、嚴格的戶籍制度和食品供應  中國的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在中國共產黨手裡。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嚴密組織。1958年「大躍進」時，中國共產黨有1500萬黨員。在「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約束下，所有的黨員都必須聽從黨的意志，並帶動和監督他周圍的群眾執行黨的意志。黨組織的控制深入到每一個鄉村、每一個車間、每一所學校、每一家商店，每一個連隊。共產黨還領導著共青團、工會、婦聯、少年先鋒隊等「群眾組織」，在中國，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共產黨所控制的組織裡面工作、學習和生活。每一個人都只能從組織里得到生活資料，只能從組織那裡得到信息。每一個人的行為和思想都受到組織的控制。很少有人發表與政府不一致的言論，反政府是極其個別的極端行為。 流民失控最容易造成社會動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十分注意減少流民、控制流民。自1953年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而這些票證只能在居住所在地領取。1958年1 月，國務院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規定由公安部門主管全國公民的戶口登記工作。各級公安部門將加強戶口管理作為公安工作的重要內容。通過對戶口的控制，公安部門對每一個居民的情況了如指掌。戶籍制度極其嚴密，離開戶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當地政府開具的證明文件，並帶上糧票、油票和其它票證，到了目的地以後，拿證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記才能住宿，用自己帶來的糧票、油票才能吃飯。農民除了參加農業勞動以外，不能外出做工。農民離村需要向隊長請假。由於把農民緊緊捆在土地上，社會上基本沒有流民。 大饑荒出現以後，饑民逃荒開始增多，但各級政府對流動人口嚴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農民外逃，另一方面，對逃荒農民嚴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竄犯」的名義加以拘留、拷打、遊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披露，1960年流動人口曾經達到600萬，1961年1月-8月，全國收容207萬人，1962年1月-8月全國共收容140萬人，全年估計收容近200萬人。 1961年11月2日，吉林省政法工作負責人徐守身在省委召開的整頓城市治安秩序的電話會議上講話 說：最近中央公安部、內務部召開了會議，研究了收容自流人口和整頓城市的治安秩序問題。因此，吉林省8個市在11月都要行動起來，到年底要求見效，到春節要求見大效。為了實現這個要求，必須採取以下措施： 一是堅決制止流動人口。首先要堵住外流的口子，教育農民不要外流。第二是鐵路要卡緊，火車上要嚴格執行憑票上車、憑票就餐制度。凡是流入城市、鐵路沿線的流動人口，一律收容起來，有一個收一個。有家可歸、自己願意回去的，就遣送回鄉；實在不願意走或有困難的，也可以安置到農村。對遣送不歸或假籍貫的人，要集中勞動，邊勞動，邊審查，邊教育，邊處理。 二是認真解決城市閑散人口。經過整頓以後，戶口工作要加強起來。城市戶籍警一般只管500戶，力量不足的要補充。戶籍警按幹部待遇，並且不得輕易調動。對旅店、飯店、澡堂等複雜場所控制要嚴，防止壞人混入。立即停止對外售票的舞廳。 三是加強交通要道的治安工作。此外，各工廠、企業、機關、學校，要整頓內部秩序，加強紀律，建立制度，堵塞漏洞。 徐守身還說，要有計劃地大張旗鼓地鎮壓一批反革命分子。中央公安部指示，各個大城市都要選擇典型案件殺幾個，中等城市、農村也要殺一點。殺人要開萬人大會，會上要有市長講話，當場宣判，立即執行，張貼布告，做到家喻戶曉，以收殺一儆百之效。 4、意識形態的嚴密控制  那時，真理的旗幟掌握在共產黨手裡。經過半個世紀的戰亂和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新生政權得到人民的信賴，人們相信中國共產黨能把大家引向美好的共產主義，不少人願意為這個偉大的理想作出犧牲。自己挨了餓，家裡餓死了人，還認為這是個別現象，為了共產主義偉大理想，作出這樣的犧牲也是應該的。 所有報刊，所有會議，所有的課堂和講壇，都千篇一律地宣傳政府的聲音，發布對政府有利的信息。黨支部、共青團、民兵、婦聯、工會、學校，都向群眾灌輸中共中央的意志，抵制和消滅一切與中央聲音不一致的「雜音」。全國的一切宣傳機器、一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一個方向影響每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全國上下，真正做到了輿論一律，實現了全體人民的思想「一體化」。 強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們馴服，新聞封鎖使人愚昧。餓死上百萬人的「信陽事件」、餓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問題」，不僅當時鄰近地區不知有其事，甚到幾十年後還嚴加保密。處理這些重大事件的辦法是，把全局問題當作個別問題來處理，把一個地方餓死人當作「一個指頭」，在承認「一個指頭」的同時，大講「九個指頭」的成績。誰要否定「九個指頭」，誰就是否定「三面紅旗」。用空洞的「全國形勢一派大好」淡化人們實實在在的飢餓，壓制人們對飢餓的不滿。 5、饑民的反抗在萌芽狀態即被消滅，不可能發展壯大 在古代，饑民沒有辦法生存時就嘯聚山林，揭竿而起。毛澤東早年建立「革命根據地」，和中央政權對抗。在現代社會，這些已成為不可重複的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民間力量很難藉助武力來推翻它。這是因為：第一，沒有領袖。中國歷代農民起義，起骨幹作用的還是地方豪強和中小地主。由於土改、鎮壓反革命和歷次政治運動，農村的強人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既然豪強不存，農民起義也就沒有領導精英。第二，沒有財富。在中國共產黨掌權以前，可以通過剝奪民間富豪為造反提供經濟手段，新中國成立以後，一切財富全由國家控制，民間再沒有可剝奪的地主富豪。第三，沒有可以與政府抗衡的武器。政府掌握了現代化武器和現代交通、通訊工具，而民間不能擁有任何武器。任何嘯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內。對任何邊遠地區的「根據地」，政府軍都可以藉助現代交通，迅速到達。第四，沒有組織。沒有結社自由，一旦出現政治組織，很快就被撲滅。無組織的群眾難以對付有組織的政府和軍隊。在現代極權制度下，民間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既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澤東的井岡山。現代極權制度只有在社會矛盾積累到相當尖銳的程度，靠領導集團內部瓦解，靠宮廷政變來更換領導集團。民間的反抗和騷亂只能是上層權力更迭的外因。 在1958年-1962年間，政府擁有400萬人以上的強大軍隊。這支軍隊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它既應對外患，更是為了應對內亂。民間反對者不可能聚集與政府軍相抗衡的力量。為了維持這支軍隊，為了提高這支軍隊的裝備水平，軍費支出在國家財政總支出中一直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見表25-2。 表格 1950年-1952年是朝鮮戰爭期間，國防費用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特別大，最高達41.1%。以後比例下降了。但是，國家建立了初步的工業體系以後，這個表中列出的費用不是國防戰備費用的全部。中國很多武器是通過「軍工動員」的方式由民用工廠生產的。當時各省市都設有「國防工業辦公室」，負責「軍工動員」任務的落實。此外，一些重要的軍事科研項目由非軍事研究單位承擔，很多普通院校承擔了軍事院校的科研項目和培養人才的任務。「兩彈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來自國防經費。從表25-3中可以看出，大饑荒年代軍費開支是最低的。但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還在8.9%-13.6%之間。 6、懲罰農村基層幹部，消減農民的不滿情緒 餓死人最多的地方通常是幹部作風最為惡劣的地方，也是「五風」颳得最嚴重的地方。中共中央通過全國性的糾正「五風」運動，處理了一大批農村基層幹部。處理這些基層幹部的借口是「民主革命不徹底」，說這些被處理的基層幹部本來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這為受害的農民出了一口氣，緩和了矛盾，讓農民感到「中央是英明的，只是地方幹部不好」。而這些壞幹部又都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這就把共產黨的過錯推到已經下台的國民黨身上了。這些情況在本書上冊介紹各省情況時有比較詳細的敘述，這裡不再重複。 第二十六章 大饑荒的制度背景 為什麼像糧食「高產衛星」那麼離奇的謊言沒人揭穿？ 為什麼數千萬的饑民瀕臨死亡得不到救助？ 為什麼造成餓死人的路線、政策一直持續三年？ 為什麼農村基層幹部能如此殘忍地摧殘農民？ 為什麼餓死的大多是生產糧食的農民？ 為什麼餓死幾千萬人絕世慘案能夠密而不宜、一直隱瞞半個世紀？ 這些問題只能從制度中找答案。 產生大饑荒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造成中國這場大饑荒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呢？是以中國傳統的王權主義加上斯大林的專制主義為特徵的極權制度，即藉助秦始皇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制度。 一、毛澤東是中國最後一個皇帝 1973年8月5日，毛召見江青，令其手記七律一首，這首詩是批評郭沫若《十批》 的。 勸君少罵秦始皇， 焚坑事業待商量； 祖龍雖死魂猶在， 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 莫從子厚返文王。  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就是帝王專制史。毛澤東沒有擺脫幾千年帝王專制的強大慣性，在他的頭腦里，王權思想還有重要地位。他這裡說《封建論》作者「唐人」是指唐代的柳宗元，字子厚。在秦以前的分封制，封建領主在他的封地上有很大的獨立性，中央政權不能全面控制，有「尾大不掉」的情況。秦始皇廢封建設郡縣。柳宗元在《封建論》一文中，認為秦始皇最先實行的郡邑制優於周代的分封制。柳宗元從權力集中的角度來評判優劣的。郡邑制把全國的一切權力都集中於皇帝手中，地方官員由皇帝任命，地方官員的去留完全由皇帝決定，「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秦始皇創建的行政制度沿襲了兩千多年。 多年來，人們用「封建社會」來描述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制度，歷史學家劉澤華先生的《中國的王權主義》一書，使這個認識加深了一步：自秦始皇以後，中國不是封建主義，而是王權主義。 實際上，和毛澤東對應的不僅僅是王權主義，而是極權主義。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也有人譯成全權主義。它是20世紀二十年代出現的一個政治術語，是墨索里尼最早發明的，墨索里尼強調「一切從屬於國家，不許脫離國家，不許反對國家」。極權主義以強有力的中央統治為特徵，試圖通過強制和鎮壓，對個人生活各方面進行控制和指導。極權主義把整個社會囚禁在國家機器之中，對人民的整個生活實行無孔不入的統治。極權主義為了實現國家的目標（這個目標是按國家領導人的認識水平和偏好制定的，他們認為這個目標是為了「最大多數人最大的利益」，只有他才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的利益」的代表），不惜一切代價，傾全力以達到目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在極權制度下是被允許的，有時是必要的，它因無限忠於國家的意識形態而變得合理。在王朝時代，由於交通、通訊的落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不過是一個理想，國家的權力很難經常深入到版圖的每一點上。在毛澤東時代，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技術和組織手段，國家的權力深入到一切邊遠的鄉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每一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毛澤東這一代領導人奉行的是共產主義，共產黨人的理想是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他們描繪出了人類最美好制度的圖景。為什麼他們所建成的制度和原來的理想大相徑庭呢？哈耶克在他的《通向奴役之路》這本書中，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深刻的回答。我不再重複他這本書的內容，我只是想說，我並不懷疑開創者的真誠。他們中很多人也許是想救民於水火的仁人志士。但是，他們宣傳共產主義理想的時候、開始用這個理想建造這個制度的時候，不會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人的認識是有限的。 制度是人和人的關係，也是個人和整體的關係。通過制度把單個人的活動連接成整體。但是，連接整體以後所導致的結果，任何個人憑著有限的知識和觀察，是不能預知的。這像數學中的「有限」和「無限」的概念一樣，在「有限」中得出的正確結論放在「無限」中有時是不正確的。這是一。 制度是千百萬人共同建造的，但是，建造的過程並不是完全遵循建造者的意願，它要因襲原有制度的遺產（現代語言稱為「路徑依賴」），它還要受到種種外力的影響。一種「理想的」制度建成以後，建造者會驚奇地發現：「竣工驗收」的成果和「設計圖紙」大相徑庭。這是二。 第三，從理論上說，制度是為人服務的。但是，一旦制度建立起來以後，人們都要受到這個制度約束。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制度本身的力量（制度的邏輯力，制度的慣性力）又迫使制度的執行者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做出這些事情的後果是與制度建造者的最初願望有時是相悖的。 哈耶克說：「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一直為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 中國人經歷的情況正是如此。 毛澤東身處高位以後，在中國王權文化傳統浸潤中，在列寧、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框架里，把早年自己曾宣揚的民主拋到九霄雲外，儼然以帝王自居。 2000年的一天，曾任毛澤東的秘書的李銳，在與他的老朋友在一個飯桌上（當時本書作者也在這個飯桌上）說，在延安，毛澤東曾戲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麼不同？師哲按照書本知識說了個一二三，毛澤東哈哈大笑，說：「其實是一樣的！」 毛澤東這個理解不足為怪。他是在中國農業社會成長起來的，沒有接受過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對農民起義改朝換代情有獨鍾，在他眼裡，總統和皇帝都是君臨天下，都是統率萬民，當然沒有什麼不同。 1981年11月14日，在討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草案時，朱德的秘書陳友群提供一個情況：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節的口號中，最後兩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審定時，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一條。「毛主席萬歲！」這個幾億人呼喊了幾十年的口號竟然是毛澤東自己要別人喊的。這件不可思議的事其實也好理解：要「君臨天下」就得有人山呼萬歲，在專制社會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法國大作家兼哲學家安德烈.馬爾羅曾在1972年向身為美國總統的尼克松介紹毛澤東：「有一次我問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中國最後幾個偉大皇帝的繼承人。毛說，當然我是他們的繼承人。」 經過幾十年的奮鬥，毛澤東這一代人藉助「分久必合」、「久亂必治」的歷史契機，把歷經半個世紀戰亂的國家整合起來了。他們在中國皇權文化的土壤上構築了一個金字塔式權力結構。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強有力的思想控制，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這些相輔相成，形成了一個十分穩定的、高度集中的權力金字塔。毛澤東身處金字塔的頂端，牢固地掌握了這個權力結構之柄。這個「柄」就是軍隊和黨的控制權。有了這個權柄，他就比任何人強大，他就成了全國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思想權威。民眾的個體在這個權力結構里微不足道，他們只能為全國唯一的目標――共產主義獻出一切。 這個金字塔結構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來的，是經過兩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儘管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帝王專制的尾聲，但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控制比歷代帝王的專制更為嚴密細緻，更為深入廣泛。 中國最後一個皇帝不是袁世凱，而是毛澤東。毛澤東實際是現代中國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歷代皇帝更加強大，統治更加嚴密。歷代帝王可以像法皇路易十四那樣說「朕即國家」，毛澤東的許可權遠遠超過了他們，他可以說「朕即社會」。在毛澤東以下的各級領導機關，主要領導人都是毛澤東的臣下，但在他自己領導範圍內像毛澤東一樣行使權威。他們也是一個個土皇帝。 （未完待續）

（接上期） 商品供應全面緊張。自1958年以來，市場上商品短缺現象逐漸嚴重，從吃的、穿的到一切日用品都嚴重供不應求。1960年商品短缺狀況進一步加劇，不得不在全國範圍內減少糧食、棉布、食油的定量標準。1961年商品供應緊張的情況更為嚴重，食鹽、火柴、鍋、碗、盆、筷之類日常用品都買不到。但是，商業部門的商品庫存總額卻增加35%，其中，日用品庫存總額增加近70%。這些庫存商品都是質次價高、不適銷、不對路的冷背殘次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以後的清倉中報廢了。 這是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結果。貨幣流通過多，商品供應不足，應當物價上漲。但中國的物價受到行政管制，對占人民生活開支的60%的生活必需品，國家不讓漲價，它們是列入國家控制的18類商品。但越管制，商品越不足。不過，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供應的平價消費品還是漲了15%，為了回籠貨幣，還開放了一些高價商品。1962年一度放開了集市貿易，集市貿易價格大幅度上漲，比計劃內的價格高出很多。詳見表24-6。有人分析，計劃內商品漲價、高價商品的影響、集市貿易價格的帶動三項因素加在一起，整個價格上漲了30%，有的地區上漲了40%。  表格  職工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除了糧食定量減少以外，副食品供應也大幅度減少：食用油減少47.6%，豬肉減少80.6%，有些副食品連定量供應也不能保證。以當時生活水平最高的八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瀋陽、武漢、廣州、重慶、西安）1961年居民消費水平為例，全年每人消費豬牛羊肉：重慶最高，每人5斤，上海3.6斤，北京、武漢2斤，天津、廣州1.7斤，西安1.3斤，瀋陽0.6斤。全年每人消費雞蛋：天津、廣州、瀋陽無貨供應，其它城市平均每人每年不到半斤。全年每人消費食糖：廣州最高，為12斤，上海、北京3.5斤，重慶2.8斤，天津、武漢、瀋陽1.3-1.8斤，西安不到7兩。 職工工資也下降。1961年，國有制單位職工的年工資平均為537元，比1957年下降低15.7%；如果扣除物價因素，比1957年下降28.7%。根據全國大、中、小13個城市、526戶職工家庭收支情況調查，1961年上半年，職工家庭每人平均貨幣收入為17.07元，扣除物價因素，每人平均實際收入只有15.53元，比1957年減少了1.87元。  由於商品供應全面緊張，商品「走後門」的情況十分嚴重。如果沒有私人關係，就是手持國家發的供應票證也買不到東西。有了私人關係，就可以買到超過票證供應量的商品，商品的質量也比正常渠道買的要好。能夠「走後門」的主要是幹部。當然，一些掌握商品供應人員的親戚朋友也會沾光。「走後門」賣出的商品有時比正常供應的商品還要多。河北省唐山市節日的副食品供應量，「走後門」賣出去的比實有人數定量供應量多10%。在商品供應本來十分緊張的情況下，「走後門」猖獗，普通百姓更買不到東西了。所以，群眾對商品走後門的情況非常憤慨。1961年，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召開了反對商品「走後門」的專門會議，中共中央在這個會議的《關於反對商品「走後門」會議情況的報告》報告上批示：「在全民所制企業中反對商品『走後門』的鬥爭，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階級鬥爭在經濟戰線上的反映」。到1962年3月底，在27個省市自治區中（不包括西藏），有21個開展了反對商品「走後門」的群眾運動，有3個省進行反對商品「走後門」的教育，有3個省把反對商品「走後門」作為整風運動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內容之一。1962年4月16日，國務院財貿辦和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聯合向中共中央上報了《關於反對商品走後門運動情況報告》， 這個報告在肯定運動成績的同時，指出「有些地方只反下，不反上，下反上走，邊反邊走，有些不合理的『內部供應辦法』還沒有取消。」 實際上，只要商品供應緊，只要權力至上，走後門的現象不可能停止。 五、被迫調整，一步三折  面對國民經濟的困境，在1960年7月召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不得不年提出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所謂調整，實際就是從前兩年過激的政策中退回去。不過，在這次會上，調整的目的還是為了保證完成鋼鐵生產任務。 北戴河會議期間及稍後，國家計委黨組根據中央的決議，醞釀提出對工業進行調整、鞏固、提高的初步設想。8月底，國家計委黨組向國務院彙報1961年的計劃指標時談了他們的設想，周恩來總理補充了「充實」兩字，從而形成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個字。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在轉發《國家計委黨組關於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報告》的批語中指出：「1961年，我們要使各項生產建設事業在發展中得到調整、鞏固、充實和提高。」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這八個字，但當時尚未當作一個時期的工作方針明確起來。由於思想認識尚不明確，組織行動不及時，所以1960年下半年調整工作並未實際貫徹下去。中央對1960年的高指標也未提出修改。眼見鋼鐵生產月月完不成計劃，中共中央還於8月和12月兩次發出緊急指示，作為政治任務，要求保證完成當年1860萬噸鋼的生產計劃。這一年雖然經過拼消耗、拼設備，勉強把鋼鐵生產任務完成了，而農業卻大幅度地減產，結果造成了工農業比例的更大失調。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作為方針確定下來，是在1961年1月中旬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決定的。全會第一次正式向全黨和全國宣布：必須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當時的提法是，「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速度，在已有勝利的基礎上，採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 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之後，在調整方針的貫徹過程中，中共中央制定了若干具體政策和措施，首先制定和修改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調整農村生產關係。同時，壓縮重工業的發展速度和基本建設的規模，充實和加強農業和輕工業戰線；壓縮城鎮人口，精簡職工隊伍；壓縮黨政機關和社會集團的購買力；提高農副產品的價格，等等。 這些措施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八屆九中全會還抱著「十個指頭」成績和「一個指頭」缺點的看法，不承認大躍進對國民經濟造成的的嚴重後果，調整工作還是在肯定「大躍進」「已有的勝利的基礎上」來進行的。因此，當時確定的1961年的主要工業指標，如要求鋼的產量達到1，900萬噸，比上年增長1.6%；原煤產量43，100萬噸，比上年增長2.6%；糧食產量要求達到4，100億斤，比上年增長10.8%。發展速度比「大躍進」的速度是大大降下來了，但仍然要求在上年過高的水平上有所發展，而實際執行的結果同人們的主觀願望相反。1961年上半年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戰線都在全面下跌，不僅距離完成計劃甚遠，而且大大低於上一年同期的水平。夏收的糧食產量也沒有達到計劃規定的指標。 在這種情況下，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認真研究了工業狀況。會議對當時工業生產中的混亂和被動局面有了較深的了解，9月15日向全黨發出了《中央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在這一指示中承認，八字方針雖然提出一年多，但由於情況不明，認識不足，經驗不夠，一直沒有按照實際情況降低指標，以致調整工作沒有能夠有效地進行，喪失了一年多的時機。現在再也不能猶豫了，必須以最大的決心，把工業生產指標和基本建設規模降到確實可靠的水平上。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從全局出發，在應當後退的地方堅決後退，而且要退夠。廬山會議確定了具體降低鋼、鐵、煤、電等重工業產品的生產指標，縮短基本建設規模的指標。又對40種急需的輕工業和手工業產品及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提出具體的發展指標。這次會議提出「退夠了再前進」的思想是符合實際的，但經濟調整工作仍然不能越過「肯定『三面紅旗』成績」的障礙。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發言時，毛澤東插話說：「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沒有什麼了不得」。隨後他又形象地說，「現在退到谷底了，形勢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了」。 因此，「退」的決心還不大，這一年計劃指標還是很高，始終沒有放下大躍進的架子，結果，調整後的計劃也沒有完成，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下降30.9%，國民收入比上年下降29.7%主要工農業產品，除糧食略有增長以外，多數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吃穿用的緊張局面還在發展。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大家對經濟形勢講了一些真話。初步總結了「大躍進」的教訓。但是，在對經濟困難程度的估計以及如何克服困難的步措施上，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央領導核心間和高級幹部中，存在著不同的認識。一部分人能夠實事求是地承認國民經的嚴重局面，主張採取堅決有效的調整措施，扭轉危局。另一部分人不願意承認工作中犯了錯誤，把困難主要歸之於農業遭到的自然災害，認為只要農業有了好收成，困難就過去了。他們留戀「大躍進」，不僅不肯下馬收攤子，還認為政策的後退是右傾，並且隨時準備反「右傾」。 真正實現「退夠」還是「西樓會議」。七千人大會結束後的第14天，1962年2月21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後稱「西樓會議」。這次會議上，陳雲分析了經濟形勢的嚴峻情況，提出了克服困難的六點措施。西樓會議以後，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央財經小組，統管經濟工作，由陳雲任組長。5月7日到10日劉少奇又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這次會議，進一步統一了調整國民經濟的認識，特別是在精簡職工和城市人口、切實加強農業這兩件事上下定了決心。進一步調低了1962年的各項經濟指標，明確了國民經濟調整的具體方案。在這次會議以後，對國民經濟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減少城鎮人口，精減職工。城鎮人口在1961年已經減少1000多萬人（其中減少職工873萬人）的基礎上，1962年又減少1000萬人（其中職工850萬人）。1961年、1962年兩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人以上。 精簡工作1963年還繼續進行。從1961年1月，到1963年，三年共減少職工1940萬人。如果減去同期安排就業的大中專學生等，凈減職工1744萬人。其中，下鄉參加農業生產的有1300多萬人。精簡職工相應帶來城鎮人口減少，截至1963年6月，共減少城鎮人口2600萬人左右。  （2）壓縮基本建設規模，縮短基建戰線。1960年基建投資完成384億元，1961年減到123億元，1962年計劃減到46億元，後來實際完成56億元加上自籌完成67億元。這樣，積累率就從1960年的39.6%降到1961年的19.2%，1962年進一步降到10.4%。基本建設的大中型項目，從1960年的1815個減到1961年的1409個，1962年進一步減至1003個，許多工程下馬。 （3）縮短重工業戰線，實行某些必要的關、停、並、轉。首先是壓縮鋼鐵指標。1960年鋼產量1866萬噸，1961年壓到870萬噸，1962年最初的計劃是750噸，後來調整為600萬噸，實際完成667萬噸。煤炭，1960年實際產量39700萬噸，1961年完成27800萬噸，1962年計劃25100萬噸，後來調整為23900萬噸，實際完成22000萬噸。關、停、並、轉，1961年已經開始。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全民所有制企業，1961年已經比1960年減少25000個，主要是大躍進時期發展起來的地方小企業。1962年繼續減少了18000，兩年合計減少了43700個，相當於1960年96000個的44.8%。 （4）加強對農業的支援，大力發展農業。首先，是精簡職工下放城市人口，停止那些徒勞無益的水利建設，農村勞動力1960年只有17017萬人，1961至1962年兩年，增加到21278萬人。其次，減少糧食徵購量。為了解決國內糧食供應不足，僅1961年和1962年兩年，凈進口糧食160多億斤。第三，加強工業對農業的支援，向農業增撥鋼材、木材、毛竹，滿足農村製造小農具需要。到1962年，農村鐵制小農具基本上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1961和1962年，集中力量修理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及運輸工具。第四，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對農民實行退賠。1961年糧食價格提高25%，幾年來由國家財政共向農民退賠20億元。 （5）對一些急需的工業進行了充實。在輕紡工業方面，除了恢復傳統手工業和一般輕工業產品外，還發展了洗衣粉、塑料、化學纖維工業。在重工業方面，特別是保證了石油工業的發展。原油產量1960年520萬噸，1962年575萬噸，化纖1960年10600噸，1962年13600噸，1965年達到50100噸。  （6）整頓了經濟秩序，整頓了管理。在經濟管理方面，進行了一些必要的集中。同時，在工業、農業、手工業、商業、財政、銀行、計劃各個方面，都制定了許多新的規章制度。 （7）穩定市場，回籠貨幣，消滅財政赤字。首先是大力壓縮財政支出，特別是基本建設和各項事業支出；其次，清倉查庫，處理庫存積壓，包括機關招待所的物資；第三，在堅決穩住18類基本生活必須品價格的基礎上，對部分商品實行高價政策，如糖果，糕點，飯館，自行車，尼龍襪子等。第四，堅決打擊投機倒把。開頭，自由市場上許多產品的價格，比國營的價格要高几倍甚至十幾倍。經過採取上述措施，很快回籠了幾十億貨幣，自由市場價格就下來了。 經濟調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全民所有制」條件下，說是「全民」所有，實際無人負責，工程下馬以後，很多地方對停建、緩建工程撒手不管，造成了很大損失。1961年9、10月，建築工程部派了幾個工作組，到瀋陽、天津、太原、西安、蘭州、長沙等城市，對停建緩建的項目進行了調查，向中共中央送上了調查報告。 報告稱，截至1961年9月的不完全統計，上述六個城市先後停建的工程共1035項，建築面積334.4萬平方米，約佔開工工程的一半左右。其中，只搞了基礎的有95.4萬平米，占停建工程的28.5%；主體工程進行了一半的約有132.9萬平米，佔38.6%；主體工程基本完成的有74.6萬平米，佔22.3%；只剩下少量裝修工程的有31.4萬米，佔10.6%。到工作組檢查的時候，許多工程基礎下沉，柱子歪斜，屋面漏水，門窗玻璃丟的丟，壞的壞，甚至房倒屋塌，造成傷亡事故。天津東郊電廠、天津西郊電廠的主廠房和天津鋼廠的粗軋車間，都是只挖了槽，打了基礎樁，就停下來了，這些基礎槽，都被雨水灌滿，槽幫遭到嚴重破壞。瀋陽市籌建的小洋水泥廠工程，主要廠房已建成，機械設備也基本安裝起來，由於地下防水工程沒有做，地下水滲出，深達3米，把安裝在地下室的機電設備全部淹沒。商業部蘭州石油倉庫的宿舍工程，磚牆即將砌完，停工以後，由於沒有搞好排水，四面牆基全泡在水裡。太原藝術學院新建的2600平米的食堂工程，只等掛瓦，就停了工。1961年8月底，一陣大風把屋頂刮掉，颳倒了牆，壓死了3人，傷了兩人。 停建以後，工地上的大量建築材料保管不善，造成了很大浪費。據瀋陽、天津、甘肅等四地的不完全統計，共留下鋼材10285噸，木材10900立方米，水泥12650噸，以及大量的地方建築材料。這些材料不僅獃滯積壓，而且很多損壞變質。天津炭黑廠工程進場的白灰138噸，大部分被風颳走。 有些設備，露天放置，無人管理，損壞嚴重。瀋陽市磚瓦廠一套隧道窯，停建以後，兩台鼓風機放在野外，全部生鏽，200多個爐篦全部銹爛，不能使用。瀋陽合成氨廠七台大型設備也是露天堆放，任其風吹雨淋。天津東郊電廠第一期10萬千瓦的進口發電設備和第二期的10萬千瓦的國內設備，先後進廠，一無倉庫，二無遮蓋，在車站、馬路以及施工現場，到處亂擺亂放，普遍生鏽。 許多停建工程下馬以後，多佔的土地沒有及時退還，任其荒蕪。凡是工程下馬之處，都能看到殘垣斷壁，荒草萋萋。 在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上級一聲令下，說停就停。很多本來可以利用的工程，功虧一匱。瀋陽地區1960年砍掉的中央和省屬工程中，有13項已經基本完成，只需用很少的材料和人工，抹抹灰，上上油，裝上玻璃，就可以竣工使用，但由於「一刀切」，這些工程無人收尾。 不管代價多麼大，以上措施對於糾正過激的政策，還是取得了明顯效果。到1965年，國民經濟逐漸恢復到正常狀態。 但是，這樣大步倒退，雖然穩住了經濟，但毛澤東從心底里是不滿意的，國民經濟稍有轉機，他就想反右，1962年夏秋經濟形勢剛有轉機。毛澤東等人卻認為形勢本來不錯，主張實行大調整的人把形勢看得過於嚴重了，犯了所謂右傾錯誤，颳了「黑暗風」。於是在8、9月間相繼召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就又發動批「右傾」，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為新一輪政治鬥爭埋下了殺機。 第二十五章 大饑荒年代的社會震動和社會控制 中國歷史上的大饑荒通常會引發的農民的大反抗，造成劇烈的社會動蕩。有的會引起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從而實現王朝更迭。20世紀六十年代的大饑荒的規模是空前的，死人是中國歷史上最多的，為什麼沒有引發重大的社會震蕩？這是一個需要認真探討的歷史之謎。 一、大饑荒年代的社會治安  在1958-1962年間，由於苛政害民、饑民遍地，群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加劇，據陝西省興平縣、寶雞市和西安市雁塔區三個地方統計，1960年發生的116起「反動標語」和信件中，有50%是針對糧食問題的。 大饑荒期間，中國的社會治安狀況惡化，局部地區出現了小規模的騷亂和暴動，邊民大量外逃，刑事案件增加。但是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動蕩。 1、騷亂和暴動  騷亂和暴動較多地發生在少數民族地區，中原漢族地區相對少一些。這是因為，政府對中原漢族地區的控制比少數地區更為嚴密，民間沒有武器，沒有非政府組織；有些少數民族性格驃悍好鬥，並有槍支武器，有些地方頭人還能夠起一定的領導和組織作用。20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經常出現民族騷亂和暴動。民族騷亂和暴動的原因比較複雜，不全是「大躍進」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認，農業合作化中的過激政策、大躍進中的失誤，群眾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騷亂和暴動的重要誘因。對這些騷亂和暴動，政府諱莫如深，報紙上通常不作報道，現將散見在地方志里的一些資料摘錄如下，供讀者參考。 在本書「大饑荒中的雲南」一章中介紹了「麗江小涼山暴亂」、「富寧縣瑤族騷亂」、「維西縣伏擊事件」、「歸化寺武裝衝突」、「金平縣崇崗公社老街管理區鐵匠寨事件」、「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事件」 、「宣威事件」等暴亂。其中「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事件」 和「宣威事件」規模最大。這裡不再複述。 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街老館裡，本書作者調閱了幾十本1990年代編修的地方志，從中看到了以下記載： 1958年4月18日，以「反共救國軍」總司令韓乙奴為首的200餘名匪徒，脅迫群眾4000多人，率先在青海省循化縣發起武裝叛亂，隨之牧業區部分地區也出現了反革命武裝叛亂。 這場叛亂歷經五年才得以平息。「從1958年4月到1962年3月，為期5年共進行大小戰鬥3639次（其中部隊作戰2811次，地方幹部和民兵作戰828次），斃敵1.6萬人，傷敵4876人，俘獲4.68萬人次，招降5.88萬人次。繳獲無座力炮4門、高射機槍4挺和其它大量武器。」 1958年3月18日晚，甘肅省卓尼縣錄竹全區發生武裝叛，上迭區（今迭部縣）扎尕那、北山地區也相繼發生叛亂。  1958年7月，雲南省在鶴慶、永勝、賓川三縣結合部的四角山發生土匪騷亂。  1958年8月15日，甘肅省廣河、東鄉發生大規模的叛亂。「在馬國忠等人的策划下，廣河、東鄉等縣相繼發生反革命武裝叛亂，他們呼喊反動口號、搗毀政府、殺害幹部、搶劫銀行、破壞公路及通信線路等。8月下旬，蘭州部隊在民兵的協助下，及時平叛，9月中旬叛亂平息。在平叛中，有擴大化問題。」  1958年10月26日，雲南省祿勸縣大松樹新村煤礦發生了以李光榮為首的「中國人民起義軍」的反革命暴亂案。次日，暴亂首犯及骨幹均被民兵擒獲。28日，平叛工作組到達出事地點，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傷致殘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嚴重擴大化問題。  1958年四川省榮昌縣破獲「歸根堂」、「乾元堂」、「萬全黨」等反動會道門的復辟活動。  1958年雲南牟定縣有人對大躍進不滿，打死公安人員，攻打區公所。  1958年廣東陽山縣發生暴亂。  1958年廣東連南和連山兩縣的瑤族地區發生暴亂。  1958年12月27日，雲南省金平縣崇崗公社老街管理區發生暴亂。  1958年和1959年廣東翁源縣兩度發生暴亂。  1958年廣西百色縣發生暴亂。  1959年安徽岳西縣發生暴亂。  1959年4月16，雲南省建水縣岔科公社白雲村發生暴亂。生產隊長李萬成被殺，奪走民兵槍支14支。4月26日平息。  1959年青海省海西州發生部落叛亂。  1959年湖北保康縣有人自稱皇帝，糾集200多農民企圖暴動。  1958年，貴州省黔東南州共破獲反革命案件24起。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天柱縣的「自由中國民主同盟西南聯合反共戰鬥軍」反革命暴亂案、黎平縣的中黃農場勞改犯預謀叛國投敵反革命集團案、歸養反革命集團預謀暴亂案和岑懂「四一」反革命集團復活預謀暴亂案。四案共逮捕首犯、主犯35名。1959年這個州共破獲反革命集團案19起。1960年10月這個州鎮遠縣破獲「中國自由民主黨」預謀暴亂案。1961年1月，在錦屏、劍河、黎平三縣結合部的青山介地區破獲「中國邊區游擊總指揮部」反革命預謀暴亂案。  1960年6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全縣不足10萬人卻餓死了4萬人。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因為他們家裡的孩子也餓死了。手無寸鐵的農民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曾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盡。因虛報糧食產量而激起民變的縣委書記也投河身死。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開縣滿月公社發生了萬全堂暴動。道首劉志善帶領300多名道徒搶走公社民兵槍支18條，子彈1200多發，洗劫百貨商店、供銷社，佔領國有林場，打死、打傷黨員幹部4人，綁架幹部16人。搗毀大量救災物資。1961年7月，反革命集團「工農民主黨」首犯徐世清盜竊「五四」式手槍5支，子彈50發，在眉山、邛崍、新津等地搶劫糧庫和運糧汽車。  1960年12月20日，甘肅省鎮原縣屯字公社發生「救國起義為民五極軍第一師」反革命暴亂。  1960年10月28日，湖南公安廳、株州市公安局和鳳凰縣公安局在鳳凰縣的臘爾山、沱江鎮抓獲以吳求富、龍紹海為首的「中國民主救星黨」陰謀暴亂案，抓獲40多人。  1960年12月，雲南省宣威發生「反革命暴亂。  1960年12月，河北省邯鄲市破獲「新星會」陰謀暴亂案。首犯閻普真（女）利用「疫病」流行的機會，成立武裝組織「仁義軍」。12月13日閻普真帶領95名道徒人企圖佔領河北省永年縣老城。被公安部門全部抓獲。  1961年4月，四川省劍河縣公安局破獲太擁公社展模管理區反革命集團「中國英雄黨」案，首要分子被逮捕法辦。1962年8月，劍河縣公安局與三穗縣公安局配合，捕獲涉及劍河縣南明、大洋、磻溪、平岑和三穗縣瓦寨、順洞等地的反革命集團「中國人民反共救國軍政司令部」全部成員。  1961年四川省墊江縣在西山蝦蟆灣一帶破獲預謀反革命組織「中國國民革命軍」，捕獲頭目5名。  1961年7月，吉林省公安部門破獲「中國民主黨」現行反革命集團。首犯趙革東是原懷德縣委宣傳部長。  1962年11月10日，雲南省南華縣沙橋、五街地區發生反革命武裝土匪暴亂，11月22日平息。  1963年，甘肅省嘉峪關市嘉峪關公社黃草營大隊發生反革命武裝叛亂。  四川省阿壩地區從1956年到1961年元月少數民族上層發動的武裝叛亂持續不斷。  1962年雲南鎮沅縣發生30餘人的暴亂。  在地方志里（特別是各地的「公安志」）這樣的記載很多，本書不再一一列舉。讀者如有興趣可以到圖書館裡翻閱。 絕大部分暴亂的規模都不大。有些所謂的反革命暴亂並沒有政治動機，只是為了填飽肚皮。有些地方官員把正常的反映意見行為，或者是有些偏激的行為成為反革命暴亂。例如在1957年12月雲南通海一名共產黨員聯名向上級寫意見書，反映該鄉缺糧情況，並且發動800多人在意見書上簽名。結果被定為「反革命騷亂」，14人遭冤獄，到1979年才平反。  2、邊民外逃  在苛政、飢餓和幹部惡劣作風的壓迫下，邊疆的居民大量外逃。我所掌握的資料中得知，大規模的邊民外逃有三處。 一是西南邊界。雲南省沿邊一帶州縣發生人口外逃，總數達8萬人 ，從現存材料上看，外逃人員超過了此數。僅德宏州外逃人員就有近6萬人。在本書《大饑荒中的雲南》一章中已有介紹，此處不再贅述。 二是廣東深圳，從1958年以來就出現了成批的人逃往香港，但逃港高潮不是發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發生在1961年和1962年，這是因為，這時國家實行大量精簡城鎮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強制回農村。有了城鎮人口帶頭逃港，農民逃港也就更多了。參與這次偷渡外流的有11萬多人，其中6萬人越境到了香港。從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當遣返4萬人，留在香港的大約有2萬人。（詳見本書《嶺南風雲》一章） 三是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1962年春夏，6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前蘇聯。 3、哄搶糧食 饑民哄搶糧食的事件很多地方的檔案館有資料記錄。哄搶糧食多發生在鐵路沿線，成群結隊的饑民哄搶運糧列車。哄搶糧庫的情況也有發生。  張掖地委1961年1月7日晚向省委的報告 說，武威車站自運糧一開始，群眾就成群結隊地到車站偷糧，1月5日，白天約有五六百人，晚上約有200多名青年人，到車站偷糧、偷煤，共偷去青稞90多包，約18000多斤。駐車站炮兵團警衛戰士阻攔不住，有的向戰士擲石頭，逼迫戰士後退。有的喊話說：「你們不敢開槍打我們。」有的一個人糾纏戰士，其他人去偷。據了解，當時警衛戰士已架起了機槍，以阻攔群眾。下午，到車站的群眾已增加到1000人左右，縣委常委黃進忠，從炮兵團又調兩個排。同時，抽了部、局長10多人，到車站附近的生產隊了解情況，教育群眾，安排社員生活。張掖地委得知情況後立即撤回新調去的兩個排戰士，不準打罵群眾，不準拘留，絕對不準開槍，對遠道而來吃不上飯的給他們做飯吃，說服他們回去。這天下午6時張掖地委喬生瑞向省委電話報告說，警衛人員架了一挺機槍，又從炮兵團抽了兩個排的戰士。 中共酒泉市委1961年1月11日、14日連續向省委的報告 說，從1月5日到8日，先後三天有400多名群眾成群結隊地抬上梯子，拿著口袋，手持木棒、刀子、鐵銑等到麵粉廠搶糧。有的是搭上梯子越過牆去硬要，硬拿，有的在牆上挖洞進去偷，還有一些人在公路上趁天黑攔劫拉糧的皮車，用刀子將裝糧的口袋割破，一涌而上，搶到糧就走。5日曾鳴槍驅散，但後兩天有人繼續搶糧。對鳴槍行為酒泉市委向地委和省委作了檢查。 省委天水工作組和中共天水地委1961年1月23日聯向省委的報告 說，最近以來，鐵路沿線社會秩序十分混亂，列車被搶被偷事件不斷發生，繼續蔓延，日益嚴重，損失非常驚人。北道車站檢查組去年12月份檢查了進站列車338次，發現有142組列車被盜。另據統計，1960年10月到1961年1月22日，共發生列車被盜事件420次。其中，1961年1月的20天中就發生184次。被盜地區由小到大，由站到線，逐步蔓延發展，偷盜人數由單個發展到三五成群、結夥作案，由小量地偷竊糧食到大宗地見什麼偷什麼，由黑夜秘密偷盜到白天公開搶奪。 一些地方志記載了一些群眾哄搶糧食的事件： 1960年12月安徽蕪湖專區發生大小搶糧事件180起，據查清的96起統計， 搶走糧食3.6萬斤，1961年初全省又發生搶糧事件65起，搶走糧食萬多斤，直到1962年春仍有搶糧事件發生。搶糧事件主要發生在群眾生活困難大的地區。據淮南等13個縣22起搶糧事件調查，參與者5495人。  甘肅省在1961年1月間發生哄搶糧食事件 五六百起，損失糧食百萬斤以上，牲畜近萬頭，還有大批百貨，使交通陷於癱瘓。  1961年在張掖市發生3000多人搶國家糧庫哄搶糧食事件。  1961年甘肅安西縣發生群眾砸開國家糧食倉庫搶糧食事件。  貴州省雷山縣在1960年發生多次哄搶國家糧庫事件。  貴州黎平縣1960年12月-1961年1月期間發生4000多群眾因缺糧而哄搶國家和集體糧食事件。  廣東省潮州市也發生哄搶集體糧食事件。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