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多城限制示威並延長宵禁 警方加強部署應對周末抗議
2026 年 10 月 23 日
齊邦媛的自傳《巨流河》被譽為「一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一部過渡新舊時代衝突的女性奮鬥史，一部台灣文學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記，一部用生命書寫壯闊幽微的天籟詩篇」。從二十年代至今，中國的硝煙與烽火、奮起與沉淪，中國人的掙扎與流亡、希望與彷徨，如同白山黑水之間的巨流河，有時波濤洶湧，有時寧靜如海，有時冰封凝固。讀《巨流河》，不禁讓我想起同樣剛毅卓絕的東北女子蕭紅的《呼蘭河傳》，她們不約而同地以河流命名畢生心血之作，而她們真正抒寫的不是河流與土地，卻是寫不盡的人的心靈世界。 《巨流河》中最讓我感動的部分，是寫三、四十年代在抗戰的生離死別中仍然弦歌不斷的學生生活。齊邦媛有幸獲得了那個時代中國最好的教育——可能也是迄今為止中國最好的教育。她先後就讀於南開中學和武漢大學，儘管校園由北而南、由東而西遷徙數千里，從校舍到圖書，無不因陋就簡，但那時的學生遇到了一群學貫中西、忘我教學的老師——張伯苓、朱光潛、吳宓、錢穆……這個藍衫白裙的女孩，得到了這群若群星燦爛的大師的指點，由此奠定了其學術道路上的第一塊基石。 那個時代，也是知識界、輿論界和學生普遍左傾親共的時代。齊邦媛神奇地擁有了對「土共」的免疫力。我原以為「土共」一詞是香港人的發明，其實齊邦媛早在四十年代便以此輕蔑地稱呼共產黨。《世界日報》專欄作家東方珠在《「土共」之爭》一文中談及港人關於這一稱呼的爭論：《信報》健筆林行止就「土共」二字，與曾受溫家寶單獨接見的吳康民筆戰。林行止為文批評「土共」回歸後有大翻身想法，引來吳康民強烈反駁，指「土共」帶有貶意，批評林行止其心可誅。但林響應說「大地養育之功有賴土壤，土有生機厚德之寓意，讓港共冠上土字，應是過譽！」如果不是幽默的話，林的這一說法顯然是強辯。東方珠則貌似公允地說，既然「土共」一說讓當事人不舒服，他就絕對拒用。但在我看來，「土共」就是「土共」，就是對這個禍國殃民的群體的蔑稱，他們的滔天罪行令她們只配得到這樣的羞辱，何須為其解下緊箍咒？即便優雅如齊邦媛，也在書中頻頻使用「土共」一詞，何須大驚小怪！ 與愛書人為敵的「讀書會」 齊邦媛在書中寫道：「我記得常聽父親說，一個知識分子，二十歲以前從未迷上共產主義是缺少熱情，二十歲以後去做共產黨員是幼稚。」這句話出自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愛因斯坦長期左傾，說這句話不足為奇。但這句話絕非真理，因為共產主義在本質上就是邪惡的，即便年輕時代也不應當受其誘惑。 齊邦媛從未對共產黨及其虛假的主義有好感。讓她認清是非的一段重要經歷是參加「進步學生」組織的「讀書會」。那時，一名姓侯學姐帶她去參加讀書會，讀高爾基的《母親》、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唱很多俄國民謠和《東方紅》。這時，父親給她寫信說：「現在各大學都有『讀書會』，是共產黨吸收知識分子的外圍組織……吾兒生性單純，既對現在功課有很大興趣，應盡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圖書館多讀相關書籍，不必參加任何政治活動。」 於是，齊邦媛埋首學業，不再參加此類「讀書會」。結果，侯姐姐立即翻臉，大聲罵她「貪官污吏的女兒」。齊邦媛深受傷害：「這是我獨立為人第一次見識到政治的可怕與謊言。在我生長的家庭，革命與愛國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義的，最忌諱翻臉無情，出賣朋友。」而共產黨革命首要的要求就是「翻臉無情，出賣朋友」。 差不多三十年後，齊邦媛訪學美國，偶遇從大陸出來的留學生、《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恆。梁恆向她講述了「文革」的背叛與殘暴。齊邦媛追問道：是什麼樣的政治魅力驅使數代的青年，從學潮到「文革」，相信只有推翻和摧毀才能建立新中國？這些人的心，若非變成麻木無情，必也是傷痕纍纍，如何得以平復回到正常的人生呢？當他們長大，統治中國，那將是怎樣的國家呢？今天中國的統治者，不正是紅衛兵和知青一代嗎？齊邦媛回想起當年侯姐姐罵她「沒有靈魂」的場景，回想起共產黨煽動的學潮隊伍中仇恨的口號和扭曲的面孔。如果一九四七年她沒有應聘台大而留在大陸，等待她的將是怎樣的命運呢？ 又過了二十多年，台灣已經走向了民主化，曾在台灣被禁的蘇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也在台北書市中露面。齊邦媛感嘆說：「看到這本書，如遇舊友，捧回再讀。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產黨政治狂熱將我們趕出大陸，而他們自己也在各種大同小異的狂熱中自相殘殺多年，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塵，真感百年世事不勝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約已有理性根源，那一類的書確實成為我判斷的基礎。」齊邦媛對「土共」的厭惡，是理性、情感和審美交織而成的結論。重視親情和友情的她，怎麼會為了主義而六親不認呢？長期浸淫在濟慈和雪萊詩歌中的她，怎麼會喜歡粗俗煽情的共產黨文藝呢？ 那個「讀書會」是仇視讀書人的，當然仇視齊邦媛堅持的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不過，在國民黨統治時代，青年學生畢竟有自我組織讀書會的權利。而在共產黨統治時代，組織「讀書會」成了「顛覆國家政權」的重罪，北大學子楊子立等人因組織「新青年學會」入獄十年至八年不等。可見，「共和國」比「民國」來不知退步到哪裡去了。 聞一多的悲劇 《巨流河》中寫到很多三、四十年代的左傾教授，著墨最多的是聞一多。在學術傳承的意義上，我算是聞一多的第四代弟子：聞一多在西南聯大時期的研究生季鎮淮後來當過北大中文系主任，而我的研究生導師夏曉虹教授正是季鎮淮的學生。因此，我對四十年代聞一多為何急劇左轉的問題懷有強烈的興趣。 不可否認，聞一多控訴黑暗和專制的道德勇氣彪炳千秋。聞一多之死是一個悲劇，據史料分析，暗殺聞一多並非蔣介石下令，而是出於雲南地方當局的意思，但蔣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過，聞一多死在中共奪取之前，也算求仁得仁。否則，以他自由奔放、攪動死水的個性，如果活到「反右」和「文革」，只能像吳晗、傅雷、老舍等人那樣屈辱地自盡。 當時，聞一多以激進的左傾立場風靡大學校園，影響力讓胡適、傅斯年等「右派」望塵莫及。當時，齊邦媛雖然崇敬站在講台上講授楚辭的聞一多，但對站在政治舞台中央翩翩起舞的聞一多有所質疑：「我們那一代青年，在苦難八年後彈痕未修的各個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號召，遊行，不上課，不許自由思想，幾乎完全荒廢學業，大多數人淪入各種仇恨運動，終至文革……身為青年偶像的他，曾經想到過衝動激情的後果嗎？」 聞一多是篆刻高手，當時在授課之餘靠幫人刻章補貼家用。在聞一多的遺物中，有一枚沒有完成的石質印章，印面寫著「其愚不可及」！這個印章讓人想起瞿秋白臨行前寫下的《多餘人的話》。瞿秋白和聞一多是被誤卷進革命洪流的書生，最終不能融入毛澤東的「痞子運動」。齊邦媛感嘆說，無論怎麼詮釋，說是他在生死關頭，「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留下這枚「自勵章」表白心志，決心以「追屈原、拜倫蹤跡的莊嚴表示」作最後的遺言，正常的讀者很難不想到悔懊與自譴；到底他曾經寫了許多情深意明的好詩，深研過文字的精髓，正要刻上石章的五個字，應是先在內心琢磨過它的意義的。雖然，在那狂熱的兩年中，他未必預見到自己的死亡，並未能給他深愛的國和家帶來幸福。 研究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學者謝泳說過：「對社會現狀的深入了解，生活的貧困化以及統治者的專制腐敗，這些都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國民政府產生離心傾向和普遍左傾的客觀原因。」《巨流河》中提供的對聞一多等人人生軌跡和政治立場變遷的近距離觀察，再度印證了這一結論。而當時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校長對聞一多的評論極為中肯：「（聞一多）實一理想革命家，其見解、言論可以煽動，未必切實際，難免為陰謀者利用耳。」 自由高於故鄉 當《巨流河》在港台炙手可熱之際，中國大陸也想出版簡體版。囿於綿密的出版審查制度，齊邦媛不得不同意大肆刪減為一個「潔本」。人流亡了，文字也隨之流亡，書猶如此，情何以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宣稱「我沒有敵人」，他不以中共為敵人；但是，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更利害千百倍的中共，何嘗不是文化的敵人！當年，文學大師吳宓以「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的期勉，支撐齊邦媛一甲子以上的歲月。吳宓卻慘死於「文革」之中，令柔和溫婉的齊邦媛罕有地發出一聲獅子吼：「這些老師所受之苦，是中國文人百年來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極致，即使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憤慨憾恨！」 書的命運與作者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德國作家阿圖爾？霍利切爾的回憶錄被列入納粹焚書的目錄。他在流亡路上向同胞呼籲說：「不要讓我的書消失，消失得好像我從來沒有寫過似的。由於來自外界的麻煩，有的書面臨著這種命運的威脅。在我的書中，那些用劣質紙張印刷的，你們要想辦法用好紙重新印刷。那些已經脫銷的書要再版。不要讓我的那些能使你們和你們的後代更富有、更自由、更快樂的書消失。讓那些白付了愛和痛苦而產生的書不至於是徒勞的！」在最後一頁，他寫道：「你們，讀過了這本回憶錄的你們，要記住一個人的苦難，別讓他的吶喊成為那些裝聾作啞的耳邊風。拯救這本書吧，不要讓它消失，好好保護火星！」一九四一年，他在日內瓦一個慈善組織的營地死去，念念不忘他的被焚燒的書。他所愛的，是文化德國，或如思想家哈貝馬斯所言，是憲政德國，而絕非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同樣的道理，中國的文化人，所愛的理應是文化中國、自由中國和憲政中國，而絕非共產黨獨裁的中國。 阿圖爾•霍利切爾關於自己的回憶錄的這段話，好似一篇為《巨流河》而寫的書評。齊邦媛是幸運的，她如傳燈者一般，後半生在美麗島上守護著文化與學術的薪火。而在彼岸，「一九四九年中共進駐時，大多數學者留在大陸，距抗戰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留下者沒有不說話的自由，由批鬥侮辱中倖存已屬不易，中國學術研究至此幾乎形成斷層。」半個世紀以後，齊邦媛訪問大陸，重逢病榻之上的老同學魯巧珍，魯巧珍斷斷續續地喘息著對她說：「你到台灣這些年，可以好好讀書，好好教書，真令我羨慕。」這句話讓人黯然神傷，「好好讀書，好好教書」本來是一個知識分子最低的生存需求，在毛澤東時代卻成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還有那些當年不辭而別、奔赴延安的同學，青春折翼，革命夢碎，歷盡浩劫，所余者唯軀殼而已。 自由理應高於故鄉，看不透這一點的中國知識分子，必定遭遇滅頂之災。初到台灣的齊邦媛，剛開始只是將這裡當作暫居之地，隨著時間的流逝，她才對台灣有了越來越強烈的歸屬感。流亡者以流亡之地為家，才能重建尊嚴與自信。此書以巨流河開篇，以啞口海收尾，如一生顛沛流離的蘇東坡所云「此心安處是吾鄉」，到此境界，何須「葉落歸根」？如果用受希特勒逼迫而不得不長期流亡異鄉的德國文豪托馬斯？曼的話來說，就是：「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如果用對共產黨統治洞若觀火的歷史學家余英時的話來說，就是：「我在哪裡，中國文化就在哪裡。」這是對自我何等豪邁與自信，這也是對文學和文化的信賴與期盼。《巨流河》所揭示的，亦是同樣的道理。 作者寫於2015年 文章來源：RFA
復活節（Easter），又稱主復活日，是基督宗教的重要節日之一。該節日是為了紀念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後第三天復活的事迹，是基督信仰的高峰，因此被基督徒認為象徵著永生與赦罪。 自耶穌離開這個世界後，復活節的具體日子一直是各族群各說各的，直到公元325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召開了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訂明了各地統一復活節日期。把復活節規定每年3月21日當日或之後，出現月圓後的第一個星期日。 由於每年的計算日期隨著月運周期改變，因此每年的復活節日子也不一樣。外加東正教與羅馬教會對耶穌復活的日子計算方式也不同，同一年的復活節日子也各不相同。 按照羅馬教會的定義，2024年3月29日（星期五）是耶穌受難日，3月31日（星期日）是復活節。 但依照東正教的計算方式，2024年5月5日（星期日）才是復活節。 澳洲官方選用了羅馬教會定下的日子，2024年3月29日至4月1日，為四天國定假期慶祝復活節（Easter）。 復活節 （圖：Freepik） 復活節吃羊肉 根據《聖經》中記載，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用死亡來替世人贖罪，成為所有人的替罪羔羊，所以，羔羊就成為了耶穌基督犧牲的象徵。所以，在復活節，人們有吃羊肉的習俗，之後，也會用火腿來代替。 復活節百合花 百合花也是復活節最具代表性的物品，百合花在《聖經》中多次出現，百合花象徵著重生、純潔、和希望，與耶穌基督的重生正好寓意相同。復活節的時候，人們習慣佩戴百合花，有的教堂會使用百合花來布置教堂，基督徒們也會互相贈送百合花。 復活節小白兔和彩蛋 在《聖經》中並沒有小白兔和彩蛋的記載，用小白兔和彩蛋來紀念基督復活是新教徒的創意。 後人有著各種版本對小白兔和彩蛋的來源進行各種註解。 有一說是：復活節的英文字Easter，源於北歐民族神話中春天女神Eostre的英文名字。女神Eostre曾拯救一隻被凍傷翅膀的小鳥，然後將它變成一隻兔子，並保留生蛋的能力。因此，這隻兔子被稱復活兔，它誕下的蛋也稱復活蛋。 新教徒們更將復活蛋塗上紅色，以象徵基督的血液。之後教徒們直接用巧克力製作彩蛋，作為禮物送給孩子們。 各地風俗 儘管小白兔和彩蛋是後人的創意，卻已成為復活節的重要象徵。 根據美洲的傳統，復活節兔子就像聖誕老人一樣，在復活節那天的早晨給乖孩子一籃子的禮物（包括彩蛋和各式各樣的巧克力和糖果。 在匈牙利，孩子們會在復活節前為兔子準備巢，好讓它們擺放送來的蛋，巧克力或是其他的禮物。有的時候，有些家長會送孩子們一隻真的小兔子， 在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孩子們和家長一起在復活節前的周四或者周六裝飾彩蛋，然後復活節兔子會在周六到周日的晚上給孩子送來禮物。有的家庭也會在周五到周六的晚上收到禮物。在澳大利亞，復活節到來時，許多商店都擺放著巧克力製作的兔子和彩蛋，幾乎家家都會購買兔子或彩蛋來歡度復活節。
人們常把詩、詞視為一類，但作詞和作詩有很大不同。假設現在寫一首非常出色的格律詩，並保留其主旨、思路、用字，按某個詞牌的格律改寫成詞，之後您很快就會發現它變成了一闋爛詞。能寫出好詩、好文的人未必作出好詞。李清照有段評論很有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俗話說隔行如隔山，其實文學領域內隔體也如隔山。 詩與詞最直觀的不同在於，詩不分片，而很多詞分上片、下片，還有一些分三片、四片。詞的句子變化多端，從「形」方面看，有單句、領句、對句、疊句；而在「意」方面，又有設想句、層深句、翻案句、呼應句、透過句、擬人句。某些情況下詞比詩更好玩，且更有助於表達。 詞句的形易學，但用意不易學。本文從設想句聊起，帶諸位一同品味詞的美妙，感受古人的智慧。 想必大家從小都背過蘇東坡的〈水調歌頭〉，其中「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可謂千古佳句。該三句能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原因之一便是「想而不敢」的表達方式。假設我們換個方式表達，譬如「遙望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這類句法名叫設想句，其特點是「想怎樣卻不得怎樣」。有些詞表達的是「想而不敢」，有些則是「想而不能」，但都異曲同工。 我們再看李清照〈武陵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圖：Adobe Stock） 這闋詞下片也是典型的設想句，想泛輕舟，卻怕輕舟載不動愁。全詞營造出一波三折的效果，先寫物是人非，流淚傷感；又寫「春尚好」，想出門泛舟散心，似乎有望走出傷感，出現轉折；但之後又說「只恐」，內心再度陷入憂愁，陡然間的落差突顯喜悅短暫，感情沉重。 無論是東坡「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還是易安「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都有願望和現實的對比及落差感。 蔣捷〈賀新郎〉則透過設想句宛轉地表達對故國的懷念： 夢冷黃金屋。嘆秦箏、斜鴻陣里，素弦塵撲。化作嬌鶯飛歸去，猶認紗窗舊綠。正過雨、荊桃如菽。此恨難平君知否，似瓊台、湧起彈棋局。消瘦影，嫌明燭。 鴛樓碎瀉東西玉。問芳悰、何時再展，翠釵難卜。待把宮眉橫雲樣，描上生綃畫幅。怕不是、新來妝束。彩扇紅牙今都在，恨無人、解聽開元曲。空掩袖，倚寒竹。 （圖：Adobe Stock） 其中「待把宮眉橫雲樣，描上生綃畫幅。怕不是、新來妝束」，藉對美人的思念抒發亡國之痛。多想將那佳人的容顏畫在生綃上，畫成雙眉如雲橫於額前的模樣，可轉念一想，難道妝束還跟以前一樣嗎？只怕畫不出現在流行的新妝！蔣捷作此詞時，南宋已亡，美人昔日的妝束代指故國，他想見，卻見不到；想畫，又不知近來模樣，催人淚下。 劉過〈唐多令〉的今昔對比亦引人感慨萬千： 蘆葉滿汀洲，寒沙帶淺流。二十年重過南樓。柳下系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 黃鶴斷磯頭，故人今在否？舊江山渾是新愁。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游。 結尾「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游」也是設想句。詞人想買桂花、帶美酒到水上泛舟遊樂，但失去了年少時的豪情，又有何用？「欲」字一揚，「終不似」陡然一轉，與上片「二十年重過南樓」綰合，更顯物是人非，愁情深重。 （圖：Adobe Stock） 柳永也曾苦中求樂而不得，其〈蝶戀花〉寫道：「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詞人自知不可能忘掉愁苦，於是只圖一醉，舉杯高歌，但終究是勉強歡笑，毫無意味。春愁不能靠痛飲抑住，可見執著之固、纏綿長久。「圖一醉」和「還無味」構成鮮明對比。 又如黃孝邁〈湘春夜月〉：「欲共柳花低訴，怕柳花輕薄，不解傷春。」詞人在羈旅中深感孤獨，想向柳花訴說，又怕柳花不懂羈旅傷春之情，說也無用。 透過以上設想句，我們不難發現，當「想而不得」與看似微不足道的心愿相結合，情感變得更深更濃，對人物心理的刻畫也更細膩了，令讀者忍不住同情。唐圭璋有評，這類設想句「頗有一種凄涼怨慕之感存乎其中」。我們在寫作時不妨參考並加以創新。 （圖：Adobe Stock） 作詞像蓋樓房，文字不宜單薄，下期將介紹詞的另一種句法——層深句，以及如何增加文字的厚度和廣度。
文/清簫 上回說到，史可法遭馬士英出賣，福王朱由崧在馬士英、四鎮和盧九德擁戴下黃袍加身。 史可法雖對馬士英的背叛深感遺憾，但依然以大局為重。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他陪同福王抵達南京燕子磯；半個月後，福王於五月十五日稱帝，建立南明第一個政權——弘光。 然而，高官間的矛盾並沒有隨繼統大事塵埃落定而消弭。就在福王登極前不久，一些大臣見史可法略顯失勢，旋即轉向，落井下石。 史可法作為南京兵部尚書，原是留都政府的最高決策人，所以在弘光朝廷成立後，他自然是新內閣首輔的不二人選。諸文臣也推舉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進內閣。但原先支持史可法的勛臣魏國公徐弘基忽然唱反調，竟以「勤王無功」為由指責史可法「該殺」。 （圖：Adobe Stock） 與此同時，另一位勛臣的表現也值得關注，他便是大明開國元勛劉伯溫的後裔——誠意伯劉孔昭。劉孔昭攘臂自薦，也要爭內閣一席之地，引得眾人一片嘩然。反對者說，本朝自開國以來從未有勛臣入閣之例，而劉孔昭聽後當即勃然大怒，懟道：「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明史》卷274）原來，劉孔昭爭入內閣是虛，推舉馬士英才是真。 史可法德高望重，想撼動他並非易事。朱由崧決定任命史可法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馬士英、高弘圖也一併入閣。 馬士英得知後非但不高興，而且勃然大怒。他做夢都想當內閣首輔，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於是怒氣沖沖地將史可法以前反對朱由崧的言論上奏。 史可法清楚自己必然不受朱由崧信任，且北方大敵當前，軍務為重，於是自請外出督師。雖然史可法的加銜高於馬士英，但事實上已被排擠。當時許多文臣極為憤怒地說，這無異於「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弘光朝廷剛成立時，史可法、高弘圖的設想是朝中要職均由正臣君子擔任，但不久後，高弘圖、姜曰廣等人也遭到排擠。 史可法（圖：公有領域） 據李清《三垣筆記》記載，馬士英為穩固自身地位，曾上密疏對朱由崧說：「陛下之所以能得位，是因為臣與四鎮出力，而其餘大臣都主張擁戴潞王。倘若今天陛下不用臣，明天眾人都必將擁立潞王。」朱由崧信以為真，感動得淚如雨下，之後一切朝廷大事都委託馬士英。但其實，馬士英之前在和史可法商議時支持的是桂王。 馬士英和四鎮勾結將朱由崧擁上皇位，最嚴重的後果就是導致四鎮跋扈，尾大不掉。高傑、劉良佐、劉澤清、黃得功四鎮原本毫無功績，卻因擁戴福王自詡「立下大功」，並獲封爵位，愈發驕傲蠻橫，仗著手握重兵，甚至視弘光帝為傀儡。弘光帝和馬士英本想靠四鎮鞏固自身權力，卻適得其反。 四鎮究竟囂張到何等地步？史可法有時引用聖旨，高傑竟公然頂撞：「聖旨、聖旨，什麼聖旨！你見過皇極殿里有人走馬嗎？！」黃得功的行為更猖狂，有次他跪聽使臣宣讀詔書，當聽到不滿意的內容時，竟不顧禮節，站起身掀翻桌案，並破口大罵：「去！速去！」（姜曰廣《過江七事》）如中晚唐的藩鎮一般跋扈。 然而四鎮的囂張氣焰只針對自己人，對外卻像縮頭烏龜。比如劉澤清，明朝滅亡前崇禎叫他火速勤王，他卻不顧國難，拒絕奉詔；大順軍攻入山東後，他一路逃到淮安。 亡國後，四鎮樂不思蜀，只想爭奪富庶繁華之地。其中，揚州是黃得功、劉澤清、高傑爭相佔據之地。高傑搶先抵達揚州城外，而揚州百姓很清楚高軍搶掠成性，所到之處屍橫遍野，斷然拒絕他帶兵入城。高傑惱羞成怒，於六月七日命令大軍攻城。 （圖：Adobe Stock） 史可法聞訊後，趕忙跑來勸阻。高傑一向害怕史可法，如今更是作賊心虛，便趁夜間倉促掘坑埋藏屍體。次日早晨，高傑惶恐不安地來到史可法的軍營，「辭色俱變，汗浹背」（《明史》卷274）。然而史可法對他坦誠相待，語氣溫和，高傑見狀大喜過望。 但高傑依然「防可法甚嚴」（李清《南渡錄》），一切出入文書一定親自過目後才肯傳遞。經過不懈努力，反覆談判，史可法終於將此事平息，把瓜洲分給高傑屯兵。 可惜，史可法雖有一腔報國之心、收復中原之志，卻被文臣武將各種內鬥拖累，分身乏術。 當時北方的環境其實很利於南明。大順軍已經西撤，清軍主力1644年五月至十月間始終沒有南下，山東和河南東部長達幾個月都處于歸屬不定的狀態，倘若南明組織一支齊心協力的軍隊北伐，至少能收回中原大片土地，實在不該偏安一隅。 （圖：Adobe Stock） 有識之士看在眼裡，急在心裡，譬如梁以樟就曾提醒史可法「守江非策也」，要「示天下不忘中原」，對於跋扈的四鎮「宜使分，不宜使合」。梁以樟的建議十分高明，史可法也心知肚明，但他做不到，因為自己已經大權旁落。四鎮連聖旨都敢不敬，更不會心甘情願聽史可法指揮。從別處調兵也不切實際，因為極可能激起四鎮不滿，引發內戰，而且武昌的左良玉此時已無異於獨立軍閥，鄭芝龍、方國安等將領也各圖私利。當時南明半壁江山坐擁逾50萬軍隊，無論經濟還是軍事上都比滿清、大順更有優勢，完全可以趁兩方鷸蚌相爭之際出擊，但可靠之兵將究竟有多少？ 1644年春夏，史可法的內心接連遭受打擊，恨鐵不成鋼：「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史可法集》卷二）他當然也期盼南明大軍以氣吞萬里之勢齊心北上，然而這樣的雄壯之師來得太遲，他也無法看到自己死後鄭成功與張煌言聲震天下的北伐。 追溯南明弘光朝廷局面被動的原因，不得不提到它延續了晚明渙散不合的風氣。 回顧1449年土木之變，明英宗被俘後明朝為何還能延續200年？正是因為以于謙為首的朝廷依然有強大的向心力和組織力，迅速立英宗之弟朱祁鈺為新君，嚴令軍隊出城拚死一戰，凡後退者斬，最終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那時朝堂之上文臣穩定，又有于謙等救時能臣，所以朝堂以下才能心穩。 到晚明萬曆朝，從「爭國本」開始形成黨爭。而到南明時，既失去了最權威的君主和北京朝廷，為繼統問題激烈內耗，又過分依賴武將，被四鎮和姦臣趁虛而入，君與臣、文臣與文臣、文臣與武將、武將與武將之間各有矛盾，盤根錯節。反清復明的英雄義士不勝枚舉，許多「小人物」比「大人物」強太多，足見朝廷令人失望。 （圖：Adobe Stock） 北方群起抗清 自山海關戰役清軍擊敗大順軍起，滿清理論上已成為中原漢人共同的勁敵。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炎武《日知錄》）大順滅掉明朝，只是亡國改代，復興明室不過是君臣權貴的責任；但滿清入主中原在當時看來有「亡天下」的可能，中原會否披髮左衽，漢人傳統文化與仁義禮樂能否延續，都是未知。 山海關大戰過後，多爾袞一度強制沿途官民剃頭髮、留長辮，激起官怒民怨。 1644年五月，清軍雖然佔領全國政治中心北京，但民心尚不穩固，許多漢人向南逃竄，抑或揭竿而起。 楊士聰記錄了當時南逃的狀況：「昨聞泛海諸臣，漂沒者七十餘艘」；「弟聯䑸南來縉紳不下百餘人」。這還只是他知道的，其餘的更多。 北京附近反清者千百成群，畿南、山東和河南東部甚至長達三個月都處於近乎無政府的局面。其中，山東的起義多為自發，沒有南明朝廷的援助或支持。直到八月，山東許多地方依然不願降清。 （圖：Adobe Stock） 九月，青州發生一起奪城殺官的事變。有一名將領名叫趙應元，曾歸屬於大順軍，但當時大順軍主力早已撤走，所以他所率的軍隊相當於一支孤軍。二十九日，他領兵奪門攻入青州城，之後派步兵登上城頭，自己率騎兵沖向部堂轅門。 此時青州名義上已歸清廷管轄，負責招撫山東、河南的清朝侍郎官王鰲永就在城內。他看到趙應元時，起初以為是來投降的「反賊」；當發現趙應元的將士兵器露刃，蜂擁而上，他才恍然大悟：這是來奪城的！ 王鰲永倉促逃向上房，又聽到震天動地的喊叫聲，於是趕忙翻牆躲進居民家中。趙應元以重金懸賞，命士兵全城搜捕王鰲永；捉到後下令將其處斬。 趙應元奪取青州後，宣布要扶持原明朝一位藩王做皇帝，計劃於十月八日擁衡王登基。但衡王沒有絲毫喜悅，反而嚎啕大哭，眼睛腫得像桃兒。原來他七月就已投降清朝，現在趙應元扶他復明，恐怕小命不保。 不管衡王願不願意，趙應元都沒有回頭路。他打算長期抗清，大張旗鼓地招兵買馬，周邊昌樂、壽光縣等地的反清義軍將領趙慎寬、翟五和尚等人也派部下來青州聯絡，共商大計。 （圖：Adobe Stock） 青州之變很快驚動清廷。據《清史稿》卷226，清方將領和托率軍征討，與巡撫陳錦、總兵柯永盛會師，直逼青州。 已經降清的李士元向清軍獻上一計。他進入青州城騙趙應元說，如果趙應元降清，將不追究其將士任何罪過，清廷定將賜他「通侯之賞」。清方為使趙應元相信，約定雙方歃血，對天發誓。趙應元信以為真。 既已歃血起誓，趙應元於是卸下防備，當晚於北門瞻辰樓大擺宴席。樓內歡天喜地，城外卻是伏兵四起。趙應元等人尚沉浸於酒樂之際，忽聽一聲炮響，李士元及隨從當場擊殺趙應元。清軍隨即攻入城中，斬殺趙軍殘餘。至此，青州再度落入清方手中。 山東反清義軍一度此起彼伏，聲勢浩大，令清政府焦頭爛額。如《即墨縣誌》記載，郭爾標倡眾起義，其餘義軍與其響應，「眾十餘萬，號十四營，環圍即墨」。 山東很多百姓之所以反清，是因為之前大順在取代明朝佔領該地後免賦免稅，頗得民心，而清政府佔據後繼續征賦稅。很多百姓貧困，有些人長期不務農業，無可繳納；反清隊伍中有人搖擺觀望，但一聽說官府要開徵，立即又堅定反意。可見明清易代之際北方百廢待興。 （圖：Adobe Stock） 1644年夏秋，山東和河南局勢非常複雜，漢人當中大順與明朝殘餘勢力對立，漢人又與清朝對立，不少地區打出「復明」旗幟，像趙應元這樣的前大順將領也一度想以復明為名。如果兩面夾擊，南明或許能收復舊河山。 然而，弘光政權的內耗尚未停息。出乎所有人意料，一起「假太子案」又火上澆油；左良玉竟突然以「清君側」為名發起內戰。所謂「偽太子」究竟是真是假？史可法為何登上燕子磯放聲痛哭？且見下回：偽太子轟動朝野，左將軍叛變東征。
文/清簫 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入北京、滅掉大明之際，發生了戲劇性的一幕：他帶領大順軍自西長安門入，仰天大笑，彎弓搭箭，一箭射中坊之南偏。行至承天門時，他環視左右，揚揚得意，再度彎弓，指向門榜並對諸將士說：「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統。」（《明史紀事本末》卷79）卻沒射中，瞬間尷尬。 回到大環境，李自成的起義軍一度深得民心，北京的百姓「俱言李公子至貧人給銀五兩，往往如望歲焉」（《定思小紀》）；京城內的明朝官員大多望風歸附，「衣冠介胄，叛降如雲」（《國榷》）。不過，投降大順的官員出發點未必都是棄暗投明，有些人只是恬不知恥地求榮求貴，如考功司郎中劉廷諫，當得知新政權嫌他太老，趕忙說：「太師若用我，我的鬍鬚自然會由白變黑。」還有個曾在明朝親近閹黨的少詹事項煜也向大順投降，大言不慚地說名節既然不能保全了，那就像管仲、魏徵那樣建立蓋世功名。然而這群見風使舵的烏合之眾，論德論才都比管仲之輩差太遠，不過是為自己洗白而已。 （圖：Adobe Stock） 回想歷代興亡更替，群雄逐鹿，得江山者未必坐穩江山，誠如陸賈所言：「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李自成所在的十字路口亦是如此。他無疑是條好漢，但入北京後方針仍停留於追贓助餉，甚至對官紳嚴刑拷打。很多歸順者失望了，抱怨道：「是豈興朝之新政哉？依然流寇而已矣。」（《豫變紀略》） 除大順政權本身的過失外，另一關鍵人物的舉動亦影響了歷史的走向，他便是吳三桂。 （圖：公有領域） 吳三桂二叛降清 山海關激戰易勢 明亡前夕，吳三桂接到崇禎的緊急勤王通知後，慢悠悠地回撤，安置百姓入關。但當得知崇禎在三月十九日自縊後，勤王對他而言已無必要了。考慮到江南的明朝殘餘勢力太遠，且關外的滿清既是宿敵又是異族，自己的父母還在大順控制下，於是他很快決定投降大順。這是吳三桂的一叛，即叛明降順。 歷史總是充滿意外，有時甚至是一個意外接一個意外。三月二十六日許，吳三桂的兵馬已走在前往北京覲見新君李自成的路上，而且離北京已經很近了，他卻忽然轉變立場，與李自成決裂。這是吳三桂的二叛，即驟叛大順。 看到這裡，許多讀者可能會馬上聯想到美女陳圓圓以及「衝冠一怒為紅顏」。多年來，人們習慣於認為吳三桂降清是因為他的愛妾陳圓圓被大順軍搶掠，把他視為一個浪漫人物。但事實真的這樣簡單嗎？ 據張怡《?聞續筆》，吳三桂聽說父親吳襄被大順政權索餉二十萬，頓時大驚，說「此誘我，剪所忌耳。」之後率兵退還。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記載，吳襄「被獲將夾」，「知終不免，遣人貽書於子云。」之後「書達三桂，並不言被夾，而齎書人誤傳已夾。三桂大痛憤，以道里日期計襄必死矣。」這是第二種說法，即他聽說父親被捕且被追贓。大順軍追贓極可能使用刑拷，再加上送信人的誤傳，吳三桂擔憂父親安危，以為李自成召他必有詐。 （圖：Adobe Stock） 彭孫貽《平寇志》記載了第三種說法，即吳襄家的奴僕趁亂逃出，見到吳三桂後謊稱「老將軍被收，一門皆為鹵。」吳三桂誤以為全家都被大順軍抄了，於是決裂。這是彭孫貽聽人轉述吳三桂的幕客所言。 能使吳三桂叛順的一定是關乎自身前途的事，因為他是個投機主義者，底線並不高。明亡前清廷就對他勸降過，他沒接受；明亡後他立即接受了大順的招降。他和麾下的關寧鐵騎長期與清兵敵對，正常人都不會投奔仇人，而二叛意味著他只有倒向滿清這一條路。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他從情報中看出李自成的政權不改劫富濟貧的路線，必然坐不穩江山。 而「衝冠一怒為紅顏」也有其依據。據《吳三桂紀略》，吳三桂宣告和李自成決裂時充滿恨意，說：「不滅李賊，不殺權將軍，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釋。」這裡「權將軍」指強佔陳圓圓的劉宗敏。 李自成得知吳三桂叛變後，安撫吳襄，並以吳襄名義寫信勸他回心轉意。同時李自成也做好了戰爭準備，四月十三日率大順軍向山海關行進。 （圖：Adobe Stock） 另一邊，吳三桂派使者向滿清借兵求助。四月十五日，清軍和使者意外相遇，對多爾袞來說這是個驚喜的「大禮」。在信中，吳三桂把自己營造成「亡國孤臣」的「忠義」形象，還說願意割地酬謝。他此時還不算投降，而是談合作。多爾袞當然不滿足於合作關係，於是拋出誘惑：「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清世祖實錄》），希望他投降。此時吳三桂倒向誰，近乎決定著大順和清軍孰勝孰敗。他手下的關寧鐵騎是前明朝最精銳的部隊。 四月二十一日早上，山海關大戰正式展開，吳三桂和大順軍激戰了一日夜。這場戰役影響中國近三百年，滿清和大順逐鹿的序幕正式拉開。 山海關大戰打得非常慘烈，「鱗次相搏，前者死，後者復進。」（《平寇志》）到二十二日上午，吳三桂軍已明顯撐不住，畢竟人數不佔優勢。 為防大順軍搶先一步奪關，清軍二十一日急速南下，當晚抵達距山海關城十里處，二十二日早晨到達距關二里處，觀望戰局。由於戰況緊急，吳三桂親自突圍去見多爾袞，請求清軍支援。 （圖：Adobe Stock） 其實多爾袞一直對吳三桂存有疑心，但經過觀察，見吳三桂狼狽如此，知道此時是絕佳的收買機會。他對吳三桂說：「昔為敵國，今為一家」（《山海關志》），並要求他盟誓。至此，吳三桂剃髮，正式降清，放清軍入關。 大明覆亡前，山海關沒有一次被八旗攻破過，如今清軍竟以這樣不費吹灰之力的方式進關，若袁崇煥、孫承宗在天之靈見此，不知會有多悲痛！ 多爾袞並沒有立刻出兵，而是按兵不動，並告誡清軍：「爾等毋得越伍躁進」（《明季北略》），暗中觀察吳三桂是否真降以及李自成兵力如何，坐收漁翁之利。等看到吳三桂實在撐不住時，清軍突然殺出，至此強弱易勢，大順軍陣容大亂，李自成下令急撤。 李自成像（圖：公有領域） 之後，李自成將一腔怒火發泄在吳三桂家屬身上，決定處斬吳襄，並殺死吳家數十口。 山海關大戰後，李自成放棄了北京，給滿清留下佔據中原之機。五月初二，多爾袞率清軍進入北京。 四藩孰繼統 南京起紛爭 再看南京，三月十九日明亡以前，官府收到的最後一份來自崇禎帝的詔書是緊急勤王詔，之後北方局勢如何，對南京的明朝官員而言可謂疑雲重重，所以他們做出了一些過時的舉動。四月初一，史可法號召天下臣民勤王，四月初七帶兵渡江，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此時崇禎已死，北京已淪。 （圖：Adobe Stock） 當時北方大亂，音訊不暢，真假難辨。有人訛傳崇禎航海南下，太子朱慈烺也成功逃出，但事實上三個皇子都已被大順軍控制。當得知北廷覆滅後，南京官員驚覺空歡喜一場，南宋歷史恐將重演。縱然淮河以南大多數地方仍屬明朝，但無主之國何能長久。此時重中之重便是確立新君。 回顧大明277年，除靖難之役和奪門之變外，皇位交接基本上都是有序的。但在1644年四月半壁江山殘局之下，崇禎及其皇子均不在，只有從諸藩中挑選，掀起巨大紛爭。 依倫序，應先考慮福王朱由崧，其次是桂王、惠王。但當時很多人主張迎立潞王，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東林黨領袖錢謙益，表示立潞王即「立賢」。也有堅持倫序者建議史可法早迎福王臨蒞南京。 朱由崧（圖：公有領域） 從地理上看，福王和潞王離南京較近，就在淮安；而桂王、惠王1643年就已逃往廣西。再看輩份，現在的福王朱由崧是萬曆帝的孫子、老福王朱常洵的長子；潞王朱常淓是萬曆帝的侄兒。潞王、桂王、惠王都比崇禎高一輩。朱元璋《皇明祖訓》規定：「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比如正德後嘉靖繼統，以及天啟後崇禎繼統就是兄終弟及。找崇禎的繼承人，比他高一輩的藩王是不合適的。綜合來看，福王最適宜。 此時江南一部分官員之所以反福王，是因為萬曆至天啟年間的舊恩怨。史可法在爭論面前猶豫了，他既贊同依照倫序，也想照顧反福藩者的意見，畢竟自己也是親近東林的。史可法曾認為，若立福王這種缺少主見的，朝廷由君子主管，未必是壞事，「以齊桓之伯也，聽管仲則治，聽易牙、開方則亂。今吾輩之所立者，豈其不惟是聽，而又何患焉？」（姜曰廣《過江七事》）這種觀點隨後惹起軒然大波，支持潞王者一片嘩然。 為難之際，史可法約鳳陽總督馬士英秘密商議。他為何專門找馬士英呢？因為馬士英掌握實際兵權。 史可法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擁立桂王，在倫序和反福之間達成平衡。 （圖：Adobe Stock） 原本史可法和馬士英已經商定，「以親以賢，惟桂乃可。」（《過江七事》）之後史可法詢問南京其他高層的意見，得到認同，於是禮部準備到廣西迎接桂王。 意外卻在此時發生：曾在萬曆朝服侍老福王的太監盧九德對此不滿，於是勾結高傑、黃得功、劉良佐三鎮擁立小福王朱由崧。山東總兵劉澤清原先擁立潞王，聽聞三鎮立場後，見風使舵倒向福王一邊。 馬士英原想炫耀一番，以為自己是擁立桂王的第二功臣，突然聽聞三鎮擁福，大驚。為保自身權力，馬士英立刻背信棄義，轉舵向福王表忠。他與四鎮掌握兵權，南京諸臣得知後無可奈何。「士英亦自廬、鳳擁兵迎福王至江上，諸大臣乃不敢言。」（《明史》卷308）最終，擁福派爭得上風，福王黃袍加身，立桂化為泡影。 馬士英不僅背棄了與史可法之間的協議，還將史可法反對福王的話視為把柄。據《明史》卷274，「馬士英潛與阮大鋮計議，主立福王，諮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馬士英還故意渲染說，聽聞南中有臣尚懷異議，因此勒兵五萬防備。足見小人之心。 而史可法只得在失望與後悔中接受了現實。後人對史可法的人品普遍評價很高，但這件事上他一開始就不該寡斷；且錯信馬士英，令人遺憾。圍繞福、桂、潞王的紛爭至此以戲劇性的方式落幕。
文/清簫 寒風凜冽，大雪紛飛，京城一帶，一名官員偕同幾個隨從走進一座古寺中。為避免擾民，該官員微服出行，毫無架子。他便是時任京畿學政左光斗。 寺中一間廂房內，有個書生竟伏案睡著了。此時的氣溫，即使蓋上棉被也難抵禦風寒，何況這書生衣著單薄。 左光斗走近，見書生案上放著一篇剛寫完的文章，於是仔細讀了一遍。看完後，左光斗小心翼翼地脫下自己的貂皮外衣，輕輕蓋在書生背上，之後靜靜走出廂房，並悄悄關上房門。 離開古寺前，左光斗詢問寺里的和尚，方知那書生的姓名。從此，他一直將這個名字記在心間。而書生此時還不知道，這位為他披貂衣的陌生人未來將成為他的恩師。 （圖：Adobe Stock） 後來書生參加考試，恰巧又遇到左光斗，但因兩人不曾見到對方面容，起初未能認出。小吏呼考生姓名，喊到「史可法」三字時，左光斗瞬間心頭一震，那段古寺中的記憶即刻浮現。這一刻，左光斗目光中閃爍著驚喜，仔細注視著面前名叫史可法的這位青年才俊。 千里馬難得，伯樂更難得。左光斗和史可法自此正式結下師生緣。之後他召史可法拜見其夫人，欣然說道：「我的兒子都很平庸。將來能繼承我志向的，唯有這個學生！」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史可法亦將師恩與教誨牢記於心。 左光斗為人正直廉潔。他做御史期間嚴厲懲惡打假，「捕治吏部豪惡吏，獲假印七十餘，假官一百餘人」（《明史》卷244），一時令整個京師的人震驚。他掌管屯田事宜時，提出「三因十四議」，井井有條，得到詔令批准施行，使水利大興、百姓豐收。 左光斗拜左僉都御史後，當時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鄭三俊、李邦華、魏大中都身居要職，左光斗和他們相互配合，仗義敢言，嚴格考核，重用正人君子。特別是他和楊漣的配合頗受讚譽，二人皆是東林人士，對抗宦官，輔佐少主，被並稱為「楊左」。左光斗的人品與氣節也如日月輝光感染著學生史可法，不久後，史可法將以實際行動證明這一點。 （圖：Adobe Stock） 一夜風雨梅花殘 師生再遇不堪看 可嘆好景不長。明熹宗天啟皇帝在位初期重用東林人士，朝廷充盈正氣，但這個年輕的君主寵溺宦官，貪玩怠政。很快，中國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太監魏忠賢走向權力的頂峰，與明熹宗的奶媽客巴巴及外廷反東林勢力勾結，形成閹黨集團，禍亂朝綱。「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明史紀事本末》卷71） 天啟四年（1624年）六月，楊漣寫奏疏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左光斗與其謀，鼎力支持；此外，左光斗還揭發閹黨分子崔呈秀贓私，列舉魏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條當斬之罪，打算在十一月二日上奏。但這未能躲過閹黨的情報網，魏忠賢得知後，先撤了左光斗的職，後製造冤案將他打入獄中。 左光斗在獄中遭到極殘忍的酷刑折磨。史可法聽聞恩師入獄，萬分焦急卻無力相救。閹黨防備甚嚴，就算是左家的人也被禁止靠近。 當聽說左光斗遭受炮烙、命懸一線後，史可法拿出五十兩銀子，哭著求獄卒放他進去。獄卒被感動了，說可以找個時間喬裝打扮後混進去。然而，倘若被發現，史可法和這名獄卒極可能也丟掉性命。 史可法依照獄卒的吩咐換了身衣服，背一個筐，手持長鑱，扮成清理垃圾的人，之後獄卒領他悄悄走入獄內。 （圖：Adobe Stock） 據《明史》，關押左光斗的是詔獄。這裡如十八層地獄般恐怖，「往者魏、崔之世，凡屬凶網，即煩緹騎，一屬緹騎，即下鎮撫，魂飛湯火，慘毒難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樂矣。」（瞿式耜《陳時政急著疏》） 獄卒悄悄用手指了指左光斗的位置。史可法朝此方向看去，待看清楚時，他的內心瞬間崩潰了！ 此刻，左光斗身子靠著牆坐在地上，臉和額頭都已被酷刑燒得焦黑腐爛，已無法辨認出原先的相貌，左腿膝蓋以下的筋骨已全部脫落。 史可法顫抖著走上前，撲通一聲跪在地上，伸手抱著恩師的膝蓋哭泣不止。而左光斗此時眼皮已被燒壞，睜不開了，只隱約聽出似乎是愛徒的聲音。他此時連抬起手臂都十分困難，使勁用手指撥開眼皮。當發現確實是史可法後，左光斗不再有昔日見面時的驚喜，也沒有訴苦，而是憤怒訓斥道： 「愚蠢！這是甚麼地方，你竟到這裡來！國家之事糜爛到這個地步，我也時日不多了，你卻如此輕身，不明大義，置天下大事於不顧！」 史可法怎忍心走？左光斗又棒喝道：「還不快走！與其等奸人來陷害你，不如我現在打死你！」然後費力地在地上摸索刑械，做出要砸的動作趕愛徒走。 史可法見恩師話已至此，只得強忍住哭聲，含淚離開。 天啟五年（1625年）七月二十六日，左光斗於獄中被迫害至死。和他一同遇害的還有楊漣等五人，合稱「東林六君子」。 （圖：Adobe Stock） 兩年後，明熹宗駕崩，弟朱由檢登極，即明思宗崇禎帝。崇禎繼位後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剷除魏忠賢及閹黨，為東林黨人平反，左光斗亦在其中。然而，逝去的生命再回不來了。 梅花凋謝後，化作了春泥，而史可法的體內流淌著左光斗的魂。 又到寒風凜冽時 崇禎年間，流寇之亂極為嚴重。史可法一度擔任鳳廬道，負責守衛鳳陽、廬州。他恪盡職守，每有警報，常常連續數月不回室內睡覺，休息時也只在帳外。他待自己甚嚴，但不忘關愛部下，總是先考慮將士的飽暖，「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明史》卷274）。 同時他更不會忘的，是恩師。 （圖：Adobe Stock） 和左光斗初遇的那天，寒風凜冽。如今值班時，也是相近的天氣。長夜漫漫，史可法每次站起身，鎧甲上的冰霜就會撒落下來，伴有似敲打金石的聲音。有人勸他休息時，他便說：不能愧對恩師啊。每向別人講起在獄中的場景，他便潸然淚下，說：「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相傳史可法的母親尹氏在懷孕時，「夢文天祥入其舍」（《明史》卷274），之後誕下了他。或許從那時起，上天已暗示了他的結局。 （圖：公有領域） 明失其鹿 崇禎末年，史可法調任南京兵部尚書。明朝自永樂遷都北平後，南京成為留都，保留了六部等和北京相近的一整套中央機構，但多為虛銜，享有實權的只有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等幾個官職。在此體系下，天子守國門，萬一北京有難，南京理論上可迅速組建臨時朝廷，亦便於天子南遷。事實上，自永樂以來二百多年間，沒有一個皇帝逃向南京，北京總能化險為夷。 然而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對大明而言這是北京第一次被攻陷，也是最後一次。當日崇禎自縊，李自成率大順軍進入北京，自此明朝覆亡。這一年亦是大順永昌元年、大清順治元年，明失其鹿，自成、滿清共逐之。僅在短短一個多月內，北京就兩度易手，死了一個皇帝（崇禎），跑了一個皇帝（李自成），又來一個關外的攝政王（多爾袞）。局勢變化之快，對局內人而言可謂撲朔迷離。 五月初二，多爾袞率領清軍從朝陽門進入北京，自此，三足鼎立之勢基本成型——北有滿清，西有大順，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區仍歸明朝政府管轄。 三月十九日明朝滅亡後至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前，南方半壁江山處於沒有皇帝的狀態。這期間的亂局中發生了哪些充滿戲劇性的大事？史可法及南京政府又作何反應？且見下回：北廷滅順清逐鹿，南京疑福潞相爭。
（接上期） 1958年3月-9月月陸良事件。雲南省曲靖地區陸良縣，從2月到9月，全縣發生腫病33319人次，佔總人口的13%，因腫病死亡5203人，占發病人數的15.6%，佔總人口的2.04% 1958年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其中說，1959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6月22日，毛澤東對此件批示說：「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裡主要是鋼。只要1959年達到2500萬噸，我們鋼的產量就達到英國了。」 1958年6月19日晚，毛澤東在北京住地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領導人，毛問冶金部長王鶴壽：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1958年鋼產指標為 1100萬噸（對外公布是1070萬噸）。從此全國掀起了大辦鋼鐵的群眾運動。加上其它戰線直接或間接支援的，全國投入大鍊鋼鐵的人數超過了一億。 1958年六、七月間，上海市奉賢縣在「掃除殘餘反革命」和「反擊富裕中農進攻」的口號下，發生了亂關、亂斗的現象。到1958年深耕深翻、興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戰三十晝夜」，「不完成任務拿頭來見」，「要用殺人之心去搞生產」等口號，在全縣範圍內普遍發生了捆綁吊打，亂罰、亂斗、亂關等現象。造成了960人非正常死亡。 1958年7月1日，陳伯達在《紅旗》雜誌第三期上發表了《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向全國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7月16日，他又在《紅旗》第四期上發表了《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一文，傳達了毛澤東關於辦人民公社的思想：把工、農、商、學、兵（民兵），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他參觀了台前社畝產將達3萬至5萬斤的玉米，3萬至5萬斤的穀子，30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15000斤籽棉的豐產後，讚揚他們說：「你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來兩次參觀河南省的「小麥豐收展覽會」，他除了肯定河南的高產衛星以外，還大力稱讚河南的公共食堂。 1958年8月6日，毛澤東視察河南省七里營人民公社時說：「看來人民公社是一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8月9日，毛澤東視察山東省時，對譚啟龍等當地領導人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 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裡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中，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 1958年8月4日，毛澤東視察徐水。8月6日，陳正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到這裡來搞「共產主義試點」。《人民日報》大力宣傳徐水的試點吸引了全國各地的32萬人到徐水參觀。中共中央領導人幾乎都到徐水參觀過。從此全國颳起了共產主義風。11月6日，毛澤東在《山東范縣提出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共產風更加強勁。 1958年8月29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一些時間。」決議最後豪邁地宣布：「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當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到1958年9月29日止，全國農村實現了公社化。除西藏以外的27個省市自治區，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個，加入的農戶112174651戶，佔總農戶的90.4%，其中有12個省達100%。到10月底，農村共有人民公社26576個，參加的農戶占農戶總的99.1%。 1958年9月10日至29日，毛澤東視察湖北、安徽、江蘇、上海等地。在安徽視察時，他聽說該省舒茶人民公社實行了吃飯不要錢時說，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認為應該提倡。 1958年9月27日，劉少奇在南京向黨員幹部的講話中說：「江蘇省有300多萬人鍊鋼鐵，大多是從農村調去的。他們搭起棚子就干，情緒很高，不扯皮，不鬧待遇，也不鬧什麼勞動保險。江蘇省只有50萬產業工人，現在鍊鋼鐵的有300萬。哪個大呢？是300萬大。這就為我們創造了一種新的勞動制度。鍊鋼鐵可以這麼做，是不是開紗廠也可以這麼做？機械廠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呢？比如，這個廠要兩千名工人，請你們哪兩個縣調兩千工人。共產主義勞動是沒有報酬的，因為你橫豎有飯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個報酬，而且是沒有定額的。」 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報道：劉少奇在江蘇省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問鄉黨委書記：「秋後，即將實行糧食供給制，群眾擁護不擁護？」公社黨委書記連忙接上來說：「大家一聽說吃飯不要錢，都高興得跳了起來。」少奇說：「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話，給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 1958年夏秋以來，《人民日報》經常在一版顯著地位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糧食高產「衛星」。先是夏收小麥創高產的新聞 ： 6月8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5 畝小麥平均畝產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樂民公社畝產2357斤；湖北襄陽，700萬畝小麥畝產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產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3530斤； 6月15日，一版頭條眉題：豐收凱歌震天響億萬人民笑開顏 主題：河南小麥產量躍增一倍多副題：「觀潮派」「算帳派」應及時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雙樓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輝縣田莊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鋒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國，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達木海撥2797米的一個農場畝產8585斤6兩。 秋收開始，《人民日報》又開始報道早稻畝產的高產衛星，開始新一輪浮誇競賽： 7月12日，福建閩侯城門鄉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閩侯連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陽，9195斤； 7月31日，湖北應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長風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樅陽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國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兩； 9月5日，廣東北部山區連縣，60437斤 1958年6月16日，當人們對高產衛星產生懷疑的時候，在全國享有很高聲望的物理學家錢學森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他寫道：「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 1958年8月4日毛澤東視察河北省徐水縣，高興地說：「你們全縣31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要求幹部不要只考慮怎麼多打糧食。「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呢！」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辦好公共食堂》的社論。1958年夏秋以來，毛澤東多次讚揚公共食堂。全國各地城鄉紛紛成立公共食堂。12月10日，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批印《三國志•魏志》中的《張魯傳》，他在批語中說：「張魯行五斗米道，置義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飯不要錢，大受群眾歡迎。」12月7日，另有一則批示中說：「道路上飯鋪里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 1958年10月26日，雲南省祿勸縣大松樹新村煤礦發生了以李光榮為首的「中國人民起義軍」的反革命暴亂案。次日，暴亂首犯及骨幹均被民兵擒獲。28日，平叛工作組到達出事地點，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傷致殘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嚴重擴大化問題。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第一次鄭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體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要大發展。 1958年11月25日晚，雲南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4個區、20個鄉，發生「土匪暴亂」。他們提出「反對三化」、「反對公共食堂、反對託兒所」「反對日夜苦戰」的口號。公安部隊組織力量即時圍殲。 1958年11月21-27日，武昌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強調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提出經濟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實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殘餘，如商品、貨幣、按勞分配，我們還要利用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 1958年11月28-12月10日，八屆六中全會。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提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 1958年12月6日，中共雲南省德宏地委《關於少數民族外逃情況的檢查報告》中說：從今年1月到11月20日止，已外逃56267人占邊沿縣總人口的14%。 1959年1月山東「館陶事件」暴露。自1959年1月份以來，館陶縣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狀態迅速發展。社員四處覓食，到處逃荒。不能遠出者就近拾凍地瓜、凍羅卜度日。生產停頓。餓死多人，慘不忍睹。 1959年1月27日，中共廣東省委送上《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 1959年2月，《經濟消息》第九期發表了《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認為「目前農村所謂糧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徵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真地做好當前的糧食工作。」 這兩個報告都提出了「反瞞產私分」的經驗。2月22日、28日，毛澤東先後對這個報告作了長篇批示。全國掀起了反瞞產私分的運動。 1959年2月27-3月5日，第二次鄭州會議。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話，堅持以生產隊為基礎。堅持按勞分配，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兩種傾向。重申價值規律、等價交換，揭示共產風就是無償佔有別人的成果。 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決定對「一平二調」的財產清算退賠，強調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許可權。通過《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經濟指標。 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就包產問題、密值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機械化問題、講真話的問題這六個方面，糾正了偏激的看法。 1959年3月，山東「濟寧事件」暴露。從1958年冬到1959年春，這個地區的農民除了挖麥苗、剝樹皮吃以外，把枕頭裡的糠也扒出來吃了。全區水腫病發病人數曾達67萬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年4月6日，國務院秘書廳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月9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毛澤東於4月17日作了批示：一、將這兩個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內送到15省委第一書記手中，請他們迅速處理；二，給15省在京開會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實際上，從1958年年底開始，農村不斷出現餓死人的情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一直把餓死人當作個別現象，當作「暫時的緊急危機」，不承認糧食不足，繼續加緊糧食徵購。 1959年4月18日至25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批准了中共八屆七中全會確定的1959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將這些高指標正式公布。 1959年進入第二季度，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嚴重後果進一步暴露。農業方面，當年夏季作物播種面積比上年減少20%。夏收糧食、油料大幅度減產。蔬菜、肉類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業方面，鋼鐵生產上不去。由於「以鋼為綱」，其他工業部門特別是輕工業被擠占，人民日用品生產下降，許多商品庫存減少，到處供應緊張。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農業的緊急指示》，第四條中提出要迅速扭轉養豬頭數大量減少的局面，集體餵養和社員私人餵養並重，對私人養豬要給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顧。同一天，中共中央還下發了《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鴨鵝問題》。 1959年5月11日，陳雲向中央政治局建議：1959年的鋼產量應降為1300萬噸，獲得批准。 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央關於自留地等問題的指示稿》，再一次允許社員私人餵養家禽家畜問題。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廬山會議」。 第一階段是「神仙會」，主要是反左氣氛。7月14日，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著重指出大躍進以來的一些嚴重問題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澤東在彭德懷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這個標題，批示：「印各同志參考」。7月23日，毛澤東召開大會發表講話，向彭德懷發起反擊。8月2日至16日，在廬山舉行了八屆八中全會。大會小會展開了對彭、黃、張、周的鬥爭。最後，會議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決議正式肯定「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 1959年8月中至年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全國有上千萬的幹部遭到批判。195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頒布的一些向農民讓步的政策不僅停止實施，還當做右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斂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又重新颳了起來。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反瞞產私分相結合，和完成糧食徵購任務相結合，加劇了農村糧食短缺，加劇了饑荒。 195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轉發貴州省委關於糧食和市場情況的報告，報告謊稱糧食緊張的問題已得到了徹底解決，保證完成糧食徵購任務，市場好轉等，毛澤東十分重視，在上面作了長篇批示，把反右傾鬥爭和糧食問題聯繫起來。 1959年10月，山西壽陽發動「挖糧集資」運動。從發動到1960年 1月被制止，經歷三個月時間，據運動後統計，全縣 283個管理區中，有 259個管理區發生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 435個生產隊中，有 11159戶被抄家搜查， 24063戶被「集資」，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 349人之多。後稱「壽陽事件」。 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河南省信陽地區因飢餓而死亡的農民超過一百萬人。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陽事件」。 1959年冬到1960年春，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全縣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被稱為「通渭問題」。 1959年，國家出口糧食415.75萬噸「貿易糧」，創出口糧食最高紀錄。這些「貿易糧」相當於500萬噸原糧。這一年進口糧食摺合原糧只有0.2萬噸。不僅出口糧食，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 1960年1月到8月，廣東省羅定縣發生了大批餓死人的事件，稱為「羅定事件」。佔全縣一半左右的公社，約27萬人的地區，發生了極其嚴重的浮腫、瘦弱死亡情況。據全縣1-8月統計，死亡達17000多人，佔全縣總人口的2.62%。 1960年春，貴州省遵義農民成批成批餓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絕，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現象也有發生。成為驚動北京的「遵義事件」。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認為，1960年將是一個大躍進年。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從基本隊有制過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設想。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40條》，五年趕上英國，同時著手部署在城市大辦人民公社。這個會議是在繼續大躍進的氣氛中召開的，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標。會後，全國又開始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場等。一些原來確定減縮的基本建設項目重新上馬，高指標，浮誇風，命令風和共產風又嚴重泛濫起來。 1960年3月4日，毛澤東中共中央對貴州省委的《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作了批示。3月6日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要求「全國仿行，不要例外」。貴州省委的報告用「群眾的話」的話歌頌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辦好食堂有依靠，飯熱菜香吃得飽，社員勁頭高又高」，還主張取消自留地。此時，貴州省的農民正在大批飢死。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布文件，向全國各地推薦了「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河南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1959年底全國公共食堂情況」三個材料。毛澤東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請你們對這個極端重要的公共食堂問題，在今年一年內，認真大抓兩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學習貴州、河南等省那樣作出科學的總結，普遍推行。」 1960年3月24-25日，毛澤東在天津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上討論了十七個問題，如：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問題，今年全國80%的人在食堂里吃飯；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問題，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鋼鐵要依靠「小洋群」，還要搞「小土鐵路」、「小洋鐵路」；農業發展綱要提前完成的問題等。天津會議還是堅持「三面紅旗」，但反對刮共產風。 1960年3月25日，餓死多人的「中寧事件」被揭露，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工作組進駐中寧，接管了縣委，在全縣範圍內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算原縣委錯誤的鬥爭。 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京舉行，通過了《1956年至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和《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的決議》。《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一定要繼續躍進 一定能繼續躍進》。 1960年春青黃不接之際，各地農民大量餓死。這是大饑荒期間餓死人最多的時候。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開縣滿月公社發生了萬全堂暴動。道首劉志善帶領300多名道徒搶走公社民兵槍支18條，子彈1200多發，洗劫百貨商店、供銷社，佔領國有林場，打死、打傷黨員幹部4人，綁架幹部16人。搗毀大量救災物資。1961年7月，反革命集團「工農民主黨」首犯徐世清盜竊「五四」式手槍5支，子彈50發，在眉山、邛崍、新津等地搶劫糧庫和運糧汽車。 1960年6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暴動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曾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盡。因虛報糧食產量而激起民變的縣委書記也投河身死。 1960年6月10日-18日，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14日的講話中提出降低計劃指標，提出鋼鐵要講質量、品種、規模，把這個放在第一位，數量放在第二位。會議期間他寫下了《十年總結》，開始反省前幾年經濟建設中高指標的錯誤。 1960年7月6日，中共中央提倡大搞代食品，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量生產小球藻》。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工作會議，在討論中蘇關係問題的同時，研究了國內經濟問題，會議通過《關於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和《關於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在這次會議上提出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撕毀了同中國簽訂的600個合同（專家合同343個，科技合同257個），並通知中國政府，他們決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在華專家1390名，並終止派遣專家900多人。這些合同與農業無關。 1960年7月30日，《齊燕銘同志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11月9日發文指出：「中央認為，這個報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見，原則上也適用於全國各地區，現把它摘要轉發，希望各地參照執行。」 1960年8月，主管計劃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躍進」難以為繼，提出了「整頓、鞏固、提高」的方針，後周恩來改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成為八字方針。但由於認識不一，八字方針此時還無法貫徹。 1960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再次發出《關於確保完成糧食調運計劃的指示》。 1960年9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省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的指示》。9月10日，中共中央專門召開「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問題電話會議」。 1960年10月23-26日，毛澤東召集華北、中南、東北、西南四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開會，聽取他們關於農業的彙報。主要討論如何糾正「共產風」的問題。會上討論了問題暴露得較早的河南和山東兩省的問題。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彙報了信陽事件。信陽事件的材料，10月26日送到毛澤東手裡。毛澤東認為信陽事件的原因是農村基層政權沒有掌握在共產黨手裡，是「民主革命不徹底」。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農業十二條》)。這個文件主要是糾左，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但「十二條」還堅持辦公共食堂。 1960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代食品會議，譚震林副總理在這個會議上的報告，號召全國開展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11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接著，各地組織成千上萬的人上山下水，尋找各種代食品。代食品為緩解飢餓起了一點作用，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農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數。 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看了關於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的報告，寫信給周恩來，信中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觀點，對農村形勢作出了嚴峻的判斷。他說，有三分之一地區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196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財貿書記會議「關於堅決做好秋冬糧食工作的討論紀要」》 1960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抓緊糧食調運的通知》。 1960年12月24日晚，宣威暴亂。雲南省宣威縣阿都公社發生了暴亂，波及增平、翠華、兩個公社。暴亂涉及13個管理區的37個生產隊，共417人。暴亂分子提出的口號：「實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戶，不交公糧，不賣餘糧」、「解散公共食堂，糧食分到戶，隨便吃飯」、「恢復自由市場，不要糧票、布票、飯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還各」等。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會議除子討論國際共運的問題以外，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和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 1960年，中國出口糧食272.04萬噸。這些「貿易糧」摺合原糧326萬噸，相當於一千萬人一年的口糧。當年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這一年進口糧食只有6.63萬噸。1960年大量餓死人後，1961年進口糧食580.97萬噸。出口糧食減少到135.5萬噸。 1961年1月14日-18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當時的提法是「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速度，在已有勝利的基礎上，採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但由於認識上不一致，真正的調整是在1961後下半年開始的。 1961年1月18日，毛澤東提出1961年要成為一個調查年。20日，毛派出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率三個組分別去浙江、廣東、湖南去做調查研究。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 1961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 1961年3月28日，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召開省委常委會，確定在全省搞「責任田」。為了減少搞包產到戶的阻力和猜疑，1961年4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了《安徽省試行包工包產責任制情況的報告》。與此同時，全國各地都搞起了責任田。這是當年拯救農民最有效的辦法。 1961年4月19日晚，經毛澤東同意，以胡喬木為首的中央調查組在韶山大坪大隊陳家灣召開社員大會，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員皆大歡喜。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323號，以《中央批發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為題，向全國轉發胡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這是第一個主張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報告。 1961年5月21日-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上討論毛澤東提出的四個問題：調查研究，群眾路線，退賠，平反。會上討論和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這個文件強調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社員的口糧一律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從此，公共食堂在中國消失。 1961年8月23-9月16日，第二次廬山會議。會議討論糧食問題、市場問題、兩年計劃和工業問題、工業企業管理問題等。毛澤東在會上認為：經濟形勢1961年到了谷底，從此天天向上。 1961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在有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上，專門落實糧食徵購及上調問題。會上鄧小平說糧食就是兩個問題：第一，今年的數無非60億，搞得好70億。主要是30天的工作。這30天抓住，就抓到了，這30天抓不到，就嗚呼哀哉。總想減，不努力完成任務，說不過去。這是這兩年的一個思想狀態，整風要首先整這一條。廬山會議確定的任務一定要完成，不能講價錢。 1961年12月9日，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北京市委擬了一份報告：《關於在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和一部分負責幹部副食品供應問題的請示》，12月17日中共中央同意這份報告，並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北京市即可照此辦理。各省、市、自治區可以參照這一辦法執行。」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召開。劉少奇在會上代表黨中央初步總結了1958年以來黨在經濟建設上的缺點和錯誤，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 […]
（接上期） 隨著「四清」運動的全面鋪開，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終於爆發。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開了討論「四清」的工作會議，制定《二十三條》。在會議期間的12月20日，召開了一次「很小規模」的常委擴大會議，一向對毛澤東百依百順的劉少奇，在這次會上卻和毛澤東爭執起來。王光美、劉源的書中介紹了這場爭論： 劉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毛澤東說：地富是後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就是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 劉少奇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複雜，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 毛澤東激動地說：「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麼『四清』『四不清』運動，什麼多種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麼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什麼社會裡都能整；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都能用。沒能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麼主義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堅持己見，請教式地問：「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要消亡了，怎麼可能有什麼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 劉少奇不再問了。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點誰的名，誰就要被打倒。 毛澤東對這次爭論十分在意。幾天以後的12月26日，是他的71歲生日，他在人民大會堂用自己的稿費擺了幾桌菜。毛澤東和幾位勞動模範及科學家在一桌，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在另一桌。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通常是談笑風生的，這次卻一臉嚴肅。他一開始就講，今天沒有叫我的子女們來，因為他們對革命沒做什麼工作。隨後他批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提法，說：什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的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還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出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 1965年1月28日，還是在討論「四清」工作的這次會上，鄧小平主持了一次會議，他以為是中央書記處召開的一般彙報會，會前，鄧出於好意地對毛澤東說：「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參加。」毛澤東誤解了鄧的好意，他一手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手拿著《中國共產黨黨章》，走進了會場。他說 「一個不叫我開會（指鄧小平），一個不叫我講話（指劉少奇），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毛說的「（劉少奇）不讓他講話」是怎麼回事？陳伯達晚年向他兒子陳曉農談了當時的情況： 在討論「二十三條」的中央會議上，毛主席先發言，剛講了不多幾句，劉少奇就插話。插話說幾句不就行了么，總還要讓人家講完嘛。可劉少奇卻自己一直說了下去。毛主席就沒有機會再講。第二天開會，毛主席就拿來了黨章，說黨章規定，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有發言權。參加會議的人一聽就明白他是說劉少奇不讓他發言。 劉少奇的這種做法令人不解，陳伯達也不理解。可見兩人矛盾之深。王光美、劉源的書中寫道：「毛澤東不能容忍對他的權威哪怕最輕微的挑戰，平等的討論意味著蔑視他的權威，稍受頂撞，便勃然大怒。他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毛澤東在1970年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他是1965年1月討論「二十三條」的時候確定要打倒劉少奇的。 1966年5月16日以後，文化大革命開始。由於北京市委已被定為「黑市委」，以它的名義派出的「四清」工作組立即撤出。延慶縣的「四清」運動中途停頓，我們參加工作隊的學生也撤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其它各省的情況也大體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果然打倒了劉少奇。當然不只是用一個小指頭，而是發動了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把文化大革命歸結為毛、劉之間的權力鬥爭，歸結為毛的個人性格和品質，是過於膚淺的；但是，毛對劉的猜疑、不滿，是其中的一個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領導人的更換有一套正常機制，但在專制制度下，在最高領導人周圍總是充滿諂媚和陰謀，領導人的更迭總是伴隨著殘酷和血腥。坐在權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爐上一樣（曹操說過讓他當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爐上）。熟悉中國專制歷史的毛澤東，自然會對周圍的人有提防和猜疑。 五、從批判「修正主義」走向「原教旨主義」 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是在中國建成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共產黨不僅要求自己的黨員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也用這個理想教育所有的中國人。但是，在建設共產主義的實踐中，這個理想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現實的衝擊。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在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層就出現了不同的意見：是堅持純而又純的共產主義，還是根據現實作某些修正？是快一點建成社會主義，還是根據實際情況逐步推進？中共「八大」的決議實際是理想對現實的讓步。毛澤東在八大三次會議上不經中央討論推翻了「八大」的決議，接著提出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加快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速度，從而造成了三年大饑荒。三年大饑荒的根源在於用極權制度、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快速推行共產主義理想。 大饑荒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內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派別：一派面向實際，從共產主義理想退回現實，做現實需要做的事，可以稱為「務實派」；另一派還是堅持共產主義理想，用不停的政治鬥爭來推動這一理想的實現，可以稱為「理想派」。當然，這是一種簡單化的劃分，陣線也不十分清晰。務實派在務實過程中由於理想的情結，使他們在做違背理想的事時，總有一種理虧感，因而不事張揚；理想派由於理想總是遭到現實的無情碰撞，在維護理想時，總有一種階級鬥爭的危機感和敵對情結。在中國這個政治條件和話語條件下，務實派在政治上處於劣勢，但是，在理想派把經濟搞亂了以後，總得由務實派來收拾局面。在收拾局面的過程中，務實派更加偏離理想，使得理想派認為他們更加危險。在毛澤東手中，對付務實派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修正主義。 在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的同時，開展了批判「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最早產生於19世紀九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愛德華•伯恩施坦是當時的代表人物。1893年7月底恩格斯立遺囑時，把全部手稿和書信遺贈伯恩施坦和倍倍爾，並把伯恩施坦作為遺囑執行人之一。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後，他根據19世紀末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和議會民主發展新情況，從1896年10月～1898年6月，以《社會主義問題》為總題目，在《新時代》發表6篇文章，修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1899年3月出版《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從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3個方面，全面系統地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他自詡為「修正主義分子」，說明當時「修正主義」並沒有貶義。持這種思想的「第二國際」批評俄國的十月革命，批評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因此，「第二國際」就受到列寧的批判，從列寧開始，「修正主義」就成了貶義詞。 批判「修正主義」除了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以外，與毛澤東企圖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也不無關係。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使中國成為亞洲一支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為中國奠定了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初步的工業基礎，而波、匈事件 的「圓滿解決」則有賴於中共領導人的出面相助。所有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澤東本人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毛澤東此時已經開始從領導者的角度來考慮這個陣營的問題了。正是在這樣的心情下，1957年11月2日至20日毛澤東第二次來到莫斯科。 與1950年訪問蘇聯的情形完全不同，這一次，毛澤東在莫斯科出盡了風頭：在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大會上，只有當毛澤東講話時，全場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在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期間，所有發言者都是站在講台上按照本黨中央通過的講稿作報告，只有毛澤東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發表講話。在會下，毛澤東儼然是莫斯科半個主人，遊說於東歐各黨領導人之間，努力化解他們與蘇共的矛盾，並反覆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以蘇聯為首」。如果說過去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當然領導者，那麼在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與赫魯曉夫似乎平起平坐了。 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全面揭露批評了斯大林的錯誤。毛澤東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推倒了壓在他頭上的這尊神，提高了他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憂的是批判斯大林也會危及他毛澤東，因為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所以，最後定的調子是斯大林「功大於過」。毛澤東反對赫魯曉夫丟掉「列寧主義這把刀子」，也反對全部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實際上，丟掉了「兩把刀子」就會危及當時中國的社會制度。「丟掉兩把刀子」是修正主義最為根本的罪狀。 當毛澤東在做國際共運領袖夢的時候，有一件事情卻被蘇共搶了先機，即赫魯曉夫在倡導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方針時，提出了15年超過美國的口號。毛澤東不甘落後，在11月18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談到了在「東風壓倒西風」的大好形勢下中國的奮鬥目標：「15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1958年8月，毛澤東又說：「要破除迷信，美國算不了什麼。用不了一二十年，蘇聯可以變成兩個美國，我們可以變成四個美國」。有學者分析，毛澤東搞大躍進，除了國內的原因外，還有國際共運的原因。他想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當時他說「以蘇聯為首」只是一種策略。 然而，蘇共領導人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持批評態度。自蘇共20大以來儘管兩黨有分歧，但導致毛澤東決心向莫斯科公開宣戰的原因，是蘇聯領導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懷疑、蔑視和批評。但毛澤東對蘇共放出的第一炮卻集中在「和平共處」、「和平過渡」上。1960年4月，為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中共中央組織發、表了三篇文章，即《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偉大的列寧的道路前進》和中宣部長陸定一在紀念大會上的報告《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這三篇文章系統闡述了中共中央對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社會主義革命、戰爭與和平、帝國主義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評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實際矛頭直指蘇共中央。5月下旬，毛澤東又分別與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和丹麥共產黨主席耶斯佩森談話，正式表明中共不贊成和平共處、和平過渡，指責蘇聯和東歐各黨放棄了階級觀點，甚至點名批評赫魯曉夫，批評「戴維營精神」，還表示「將來要算算賬」。 對蘇共和赫魯曉夫的激烈批評，不可能不引起回應。1960年6月24日，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布加勒斯特舉行會談。彭真率中共代表團參加了會談。會談前夕，蘇共代表團突然散發蘇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書，對中共進行全面攻擊。在會議中，赫魯曉夫又帶頭批評中國黨的方針政策。 從此，中共中央的反修鬥爭態度更加堅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把蘇共領導人也說成是修正主義者。「蘇修」就成了中國人口頭上一個常用語。在毛澤東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以後，「修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是相通的兩個概念。毛澤東曾說彭德懷是修正主義者。以後又把這頂帽子扣在劉少奇頭上。自20世紀60年代初起，毛澤東把「反修防修」作為一項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 1963年可以說是「反修年」。為了打好這一仗，中共中央組織了一個「中央反修領導小組」，由總書記鄧小平任組長，組員有康生、吳冷西、姚臻、熊復、王力、范若愚、吳江。這個小組的任務就是寫反修文章。他們住在釣魚台國賓館，從1963年9月到1964年3月，共寫了9篇指名道姓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文章（簡稱「九評」）。「九評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發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激昂的戰鬥音調一遍又一遍地向全國廣播，在中國深入人心。「九評」把反修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把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推到了極左。現在看來，批判修正主義的指導思想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在1958年就在中國開始實踐，大躍進失敗，文化大革命又更加瘋狂地實踐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在中國南方一個小國也大行其道。這就是波爾布特領導的柬埔寨。這是毛澤東輸出革命的一項重大「成果」。 波爾布特所領導的組織成立於1960年，但長期不公布名稱，國外稱之為「紅色高棉」，1977年9月他訪問北京時公布黨的名稱為柬埔寨共產黨。柬埔寨共產黨宣稱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完全一樣。波爾布特多次秘密訪問北京，自稱是毛澤東的學生。 波爾布特的作法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受到稱讚。毛澤東對他這位得意門生的作法非常滿意，他稱讚波爾布特：你們幹得好，我們想干而沒有干成的事，你們干成了。 然而，柬埔寨共產黨執政幾年，全國人口死亡三分之一。毛澤東稱讚波爾布特的時候還不知道這個惡果。 自「大躍進」以來，中國的「理想派」和「務實派」的鬥爭經過多次反覆，裂痕越來越深，鬥爭逐漸加劇，最終釀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張推向了極端，也推向了毀滅。到20世紀末，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這面旗幟已經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輝。為了挽救危機，在毛澤東逝世以後，「務實派」把中國推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卻進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機：多數中國人、甚至中國共產黨內相當多的人，不相信共產主義。當理想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時，執政者不敢對這個理想提出質疑。因為放棄共產主義旗幟，共產黨就失去執政的合法性。唯一的辦法是，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把共產主義推向遙遠的未來而加以擱置。 把強加於全體人民的理想擱置起來，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執政集團不再用某一種理想來塑造國家的未來、規範人民的行為，而是面向實際，做一個有效的社會管理者。這是社會的重大進步。但是，作為社會管理者的執政集團，它的管理許可權應當是民眾授予的有限權力，對它管理效果的評價應當是民眾的實際體驗，而不是某種先驗的標準。因此，管理權的授予和管理效果的評價，只能通過民眾的選票來表達。顯然，這樣的制度是民主制度。 如果情況不是這樣，而是共產主義理想被擱置以後，把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當成最高目標，也就是把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作為最高目標，那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一個政權把保護執政集團的利益作為執政的第一要務，就不能服眾，就沒有希望。 從鄧小平以後的政治實踐和發展趨勢來看，中國應當是前者，而不是後者。 但是，我們不能太樂觀。勒龐說過：「讓觀念在群眾的頭腦里紮根需要很長時間，而根除它所需要的時間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觀念而言，群體總是落後於博學之士和哲學家好幾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他們執政的那些基本觀念中混雜著錯誤，然而，由於這些觀念的影響力依然十分強大，他們也不得不根據自己已經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則進行統治。」 因此，現代民主制度在中國建立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我們不能消極等待，我們要在各自的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資源，努力推進民主的進程。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制度的轉變不能過於激進，不能過於急切。近百年來，中國人吃激進的誇太多了，教訓十分深刻。激進的作法可能使社會失控。一旦激進的民主主義和無政主義者的過激行動使軟弱的政權失去控制社會的能力，專制者就會應運而生。因為專制是結束社會混亂、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無政府狀態的老百姓，就像歡迎救世主一樣歡迎專制者。所以，反對專制制度過激、過急的那一群，可能恰恰是摧生新的專制制度的那一群。 有關大饑荒的大事記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制度開始確立。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華北局寫了一個《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的報告，主張引導互助組走向更高一級形式。劉少奇認為山西省委的提出的「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毛澤東支持山西省委的看法，批評了劉少奇的看法。在此期間，毛澤東還支持高崗在東北搞農業集體經濟的作法。 1953年3月26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要求各地有領導地大量發展勞動互助組，在有基礎的地區，有重點地發展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1953年全國有近半數的農戶參加了互助組，組織起來的合作社也比1952年增加了三倍多。 1953年10月2日晚，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了陳雲的彙報，就解決糧食困難問題採納了陳雲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的建議。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決議規定，「所有收購量和供應量，收購標準和供應標準，收購價格和供應價格等，都必須由中央統一規定或經中央批准」。 195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同意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目前食油的產銷情況和處理辦法的報告》，作出《關於在全國計劃收購油料的決定》。 1953年11月19日，政務院第194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銷售的命令》，11月23日公布，從12月初開始，除西藏、台灣外，全國城鄉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 1954年12月27日新華社報道，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發展到40多萬個。部分農民抵觸情緒嚴重。 1955年3月，鄧子恢到到浙江對合作社進行整頓和鞏固。浙江的農業合作社由53144個，減為37507個。 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譏諷怕農業社發展快了是「小腳女人」。他嚴厲批評鄧子恢和中央農村工作部收縮農業社，他強調， 「在發展問題上，目前不是冒進的問題。」 1955年8月25日，國務院發布《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正式實行「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發布《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規定對非農業人口一律實行居民口糧分等定量供應，工商業用糧實行按戶定量供應，牲畜飼料用糧食實行分類定量供應。 1955年9月，毛澤東親自主編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12月出版。他為這本書寫了序言和104條按語，對合作化和其他許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傾機會主義」，給予尖銳的批評。序言中說：「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1967年，糧食和許多其它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5年12月5日下午，劉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員、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爭取提前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指示。劉少奇傳達的大意是：毛主席說：「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關於八大的準備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按常規走路，時間拉得長，成績不大，這是保守路線。我們有不少同志正在走這條保守路線。客觀事物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斷被衝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辦事，按平衡辦事的單位就有問題。 在這個會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聽了傳達之後，表示擁護毛澤東的看法，他說：「新大陸早已存在，我們發現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年糧食總產量1萬億斤的精神，修改原來擬定的各項計劃指標。 1956年1月經最高國務會議通過了經毛澤東審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對這個綱要作了說明 。「說明」指出，到1967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1萬億斤。 1956年1月，毛澤東在多次講話中都講到，美國那點東西，1億噸鋼，幾百個氫彈，算不了什麼，中國要超過它，第一步是接近它。國務院各部唯恐緊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到1967年）指標。1956年1月4日，以國家計委的名義，把這個高指標的計劃，報送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 1956年2月6日，由於指標越來越高，周恩來感到壓力很大。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決定在計劃和財政會議上，把指標「壓一壓」。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登出由劉少奇、陸定一、胡喬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論，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這篇社論的重點是批評急躁情緒。這篇社論是「反冒進」的標誌性文件。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八大」政治報告認為： 「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1956年，農業集體化在幾個月內快速完成。年底，96.3%的農戶加入了合作社，87.8%的 農戶參加了高級社。原來預計18年完成的農業集體化，7年就完成了。 1956年，在全國範圍內完成了對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7年，就工業而言，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公私合營三者合計占工業總產值的99.1%，再加上農業集體化，私有經濟基本被消滅。計劃經濟體制從此全面確立，國家壟斷了一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城鄉居民的一切生活資料都由政府按國家確定的定量供應。 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發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縣在33個鎮中有29個鄉鎮先後農民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退社，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鬧事後，在全縣302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有116個，部分垮台的有55個。 1957年在城市開展反右派鬥爭的同時，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一，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第二，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第三，工農關係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制問題。就上述問題開展大辯論，弄清大是大非。一大批「有資本主義傾向」的農民遭受打擊。 195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處理了廣西餓死人事件，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省委書記郝中士等12人受到撤職等處分，《人民日報》18日發表社論《堅持同漠視民命的官僚主義作鬥爭》。改組後的廣西省委常委、副省長陳再勵、常委王夢周、委員廖原、駱明、王浩、候補委員廖聯原等陳漫遠、郝中士鳴不平，認為餓死人是合作化與糧食統購統銷的惡果，中央在農村工作中「犯了路線錯誤」，後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向全體中央委員作了《做革命的進派》的高調講話。他把「反冒進」的人說成是「促退委員會」，並且和右派章羅聯盟掛上鉤。批評了經濟建設中的反冒進以後，他輕而易舉地推翻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他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的主要矛盾。」 「八大決議上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這個提法是不對的。」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說：「赫魯曉夫告訴我們，15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 1957年12月2日，在中國工會第8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辭，公開宣布了毛澤東的這一設想，從而成為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 1957年冬到1958年春，上千萬到上億的勞動大軍，從南到北大搞農田水利建設。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沒有力量辦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領導人就產生了將小社合併為大社的想法。毛澤東曾一再強調「大社的優勢性」。 1957年反右派鬥爭，60多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從而堵塞了一切言路。再加上輿論壟斷，與政府不同的意見不能發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封鎖群眾信息來源的同時，也封鎖了自己的信息，從此，他們聽不到真實情況，聽不到對錯誤政策的批評。 1958年1月11日到22日，南寧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毛澤東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6億人一泄氣就不得了。」周恩來作了檢討。他說，反冒進是帶有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 會後，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批右傾，爭躍進」的潮頭。 1958年3月9日到3月26日，成都會議。會上，毛澤東「思如泉湧，氣若長虹，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周恩來再一次就反冒進作檢查，還說毛澤東是「真理的代表。」這個會議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 1958年4月7日，中央正式批發《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要求各省、自治區儘快使本地區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一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 5年到10年縮短為5年到7年。 這個文件下達不久，一個聲勢浩大的辦地方工業的高潮在全國形成，各地力爭在 5年左右，使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6月到8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各地出現了盲目建廠，亂上工業項目的熱潮。 1958年4月20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5月5日，改名為嵖岈山人民公。這是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 1958年5月5日到5月23日在北京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會議作出決議：一致同意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創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1958年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總路線的旗幟插遍全國》，其中強調「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要「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 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提到消滅家庭和建立公共食堂。他說：「我有這麼一個設想：要建立很多託兒所、公共食堂，辦很多服務性行業。」要「把煮飯變成了集體的事業，變成為大生產、大經濟。」他還談到消滅家庭的問題。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