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历史

（接上期） 八、约束人们行为的无形制度 制度可以分为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前面说的都是属于有形制度。无形制度是指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思想灌输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力，常常超过有形制度。 毛泽东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是由共产主义理想、阶级斗争学说、永不停息的斗争哲学、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个人保证集体的道德观等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构成的。信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道德观等构成了一整套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是通过所有的舆论工具长期灌输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 几千年形成的以王权思想为特征的文化传统，其积淀比新形成的价值体系还要深厚。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是至高无上的。中国古代虽然有“民为贵，君为轻”的说法，但从根本上说，重民，爱民不是目的，它是维护君权的一种手段，君主才是目的。 君主是全社会的宗法大家长，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乱兴亡的决定因素，是全社会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一），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君即父，父即君，君尊臣卑，忠孝一体。臣民必须自觉认同为子为臣的卑贱地位和工具属性，恪守本分，尽心从事。王权主义与人格平等、个人尊严、个性独立是对立的，依附、盲从、奴性是王权主义的产物。 这种以王权为特征的文化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实行，已经深入到中国民间，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它在随时随地在起作用。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和共产党的价值体系相沟通，成为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例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思想中，把“仁”理解为“牺牲小我为大我”，把“义”理解为“共产主义”，就会产生很大的精神力量。人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在迫害临近的时候，人们以欺骗求自保，以出卖朋友而换取自己的安全。在每一级权力阶梯上的人都具有两面性：在上级面前是奴才，在下级面前是主人。在这个权力金字塔上，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这是错误的政策产生并顺利推行的条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的错误会得到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放大”。 这里只有正反馈，没有纠错机制。权力的鞭子加上天堂的诱惑，使干部们失去了理智，变成了疯子、骗子，变成了用鞭子驱赶着奴隶的恶棍。 无形制度不仅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还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是极权制度的社会根源之一。捷克前总统、著名学者哈维尔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谈到崩溃的道德环境时，我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全都顺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作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什么人只是一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人制造了这部机器。” 九、极权制度的超稳定性 专制制度首先压制的是地方豪强、社会能人。这样，使豪强不能欺压百姓，能人不能聚集财富。在专制制度下，处于社会最顶层的少数人可以任意消费和处置国家财富，但在高官以下的人，虽然可以按行政级次分享利益，但不允许官员以外的豪强存在，不允许政府以外的富人存在。这样，可以实现高官以外的社会公正。高官的特权是国家机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与此相反，政府控制的舆论还不断地宣传官员们如何“廉洁奉公”。老百姓虽然受专制的高压，但心里不平的情绪很少。 在专制制度下，剥夺和保障是并存的。中央政权剥夺了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但给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多数群众虽然处于半饥半饱、衣衫褴褛的状态，但可以维持生命。生了病，也可以得到简单的医疗。如果年景好，经济情况好一些，群众生活可以略有改善。由于信息单一，老百姓不知道国外的情况，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虽然自己生活水平极度低下，但情绪上还满足，没有更多的奢求。如果没有更大的压迫，就不会有造反的要求。西方国家的一些自由主义者，过高估计了专制制度下群众的反抗情绪。在2003年的美伊战争中，美国人以为他们的大兵一到，伊人民就欢迎解放者。实际情况与美国人的期望相反，不仅没有大批的叛变者，也没有外逃的难民，而叛变者恰恰是接近萨达姆的上层人物。 极权制度使多数人利益受损，但很难有人出来为多数人的利益而挑战当局。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论证了这个思想：如果个人行动使整个集团增加利益，则可以假设个人付出成本与集体收益等价。但付出此成本的个人却只能获得集体收益中的极少份额。集团利益属于所有的人，集团越大，成员越趋向于搭便车而坐享其成。以致于“经济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进而产生“集体行动的困境”。由于迫害，所谓“理性人”都不敢对暴政有任何微词。于是，前所未有的强大专制出现了。每个人都服从于权力的意志，无疑，它比以往任何一个政权强大。  极权制度的超稳定性是因为政权以外的民间力量难以推翻它，这一点，在本书“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一章中已有阐述。 十、这个制度缺乏纠错机制  在极权制度下，最高统治者即使有最完美的人格，也难避免犯错误。 首先是他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他不可能集中更多人的智慧把事情办好。一个人的脑袋代替了千百万人的脑袋，难免出现决策错误。他做出错事以后不仅没有人敢批评，还要阿谀奉承，小错会铸成大错，局部错误会演成全局错误。 更为重要的是，专制制度下的高层领导者常常受骗。他们得到的信息很多是假的。用假的信息作决策，哪有不犯错误的？在极权制度下，最高统治者垄断了一切信息，控制了一切舆论。他主观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观上也就封锁了自己的耳目。在这个制度下，信息只能纵向传播，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由于利害的诱导，下级总是反映对自己升迁有利的信息，只反映上级爱听的信息。最高领导人就是根据这些假信息作出决策的。1958年粮食“放卫星”的假信息，使毛泽东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并提出了“少种、高产、多收”的指导思想，使得大片耕地撂荒。 从1958年冬到1960年初，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大量出现。由于得到不全面、确切的信息，在毛泽东认为，这类情况是个别的、暂时的困难，不应妨碍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会议更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1960年春夏，在饥荒进一步全面加剧的情况下，毛泽东从省委书记那里得到的还是好消息。1960年2月24日，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中共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毛又予以赞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在全国推广了贵州省办公共食堂的经验。 1960年3月，由张平化任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报告了兴修水利改造农田的大量喜讯，还说“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 2月27日、3月21日，在由舒同任第一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对于社员的生活安排问题……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 ，还总结形势无限好的几大表现。 3月5日，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说“大多数食堂办得很好，一般都有菜园子，大多数养了猪，一部分培养了鸡……”3月5日，由吴芝圃任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向毛泽东报喜讯：河南全省人口88%已入食堂，办得好的的食堂占总数66%。吴芝圃且声称该省创造的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的措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市的汇报整理的报告说：“目前大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  为什么最高领导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曾对我说：你站在天坛圜丘的园心大喊一声，一会儿回音从四面传来。你听到的声音还是你自己的声音。天坛这个地方就象征我们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最高统治者听到的声音都是自己的回声。换言之，他发出什么信息，下面就会送来同类的信息。他不可能听到与他意志不一致的声音。 毛泽东有时相信一些谎言，有时对有些谎言将信将疑，但也没有办法。据毛的秘书叶子龙回忆，开始，毛泽东对“放卫星”的报道是相信的，对于粮食“放卫星”的浮夸报道，毛泽东都逐篇认真阅读，在一些地方还用红铅笔划了杠杠。 后来，对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毛泽东看到了。他视察很多地方，尽管事先地方干部做了这样那样的“准备”，毛泽东对一些放卫星、说假话是有所察觉的。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公社领导人说这块地亩产10万斤。毛泽东不信，他指着一位市领导说：“你在吹牛。这不可能，你在放大炮，我是种过地的，你没种过地吧，这靠不住，10万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来么！”那位领导说：“他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往里吹风。他们让小孩往水稻上站。”毛泽东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毛泽东对听不到真话也很苦恼。有一次他当着叶子龙的面，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说真话？到底为什么？” 据叶子龙回忆：“早在1958年1月份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听到的不完全是实话。”毛泽东找人了解情况，但听到的是一片好好好，没人讲问题。 为了摆脱假话的困扰，1961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亲自搞调查研究。毛让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分三个组搞调查，田去四川，胡去湖南，陈去浙江。刘少奇回老家湖南宁乡调查研究了40多天，周恩来去河北，陈云去青浦，朱去四川。没有这些调查就不可能做出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 在这个制度下的领导人不仅容易犯错误，而且缺乏纠错机制。没有纠错机制的制度是最危险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纠错机制。而极权制度出现错误后，只有最高统治者幡然悔悟，才能纠正错误；或者通过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改组领导机构，才能改弦更张。 在是否出现错误和纠正错误方面，制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坏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减少损失，但全局的损失难以发现和纠正。在大饥荒期间，由于主事的领导人素质不同，各省死人严重程度不同，但全国还是饿死几千万。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坏人主事，也会造成损失，但容易发现和纠正。坏人会很快会失去权力。 第二十七章 集体信仰――共产主义宗教 1958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口号铺天盖地，共产主义的狂潮席卷神州。一时，中国的多数人被共产主义理想所振奋。正是在这美好理想的旗帜下，铸成了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但是，这共产主义的狂潮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少数人一时的疯狂。它源远流长，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极端化。为了探索这一理想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妨从它的源流说起。 一、对千古难题的探索 人是万物之灵，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高级动物，他自私、贪婪、残忍、淫荡，而且无休无尽，在这些恶劣的方面远远超过其它高级动物。但人有同情心，有关爱心，有自尊心，有思辨能力，这是其它高等动物不能企及的。所以，有人说人类“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说法是：“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兽”)。人是群居的，有社会性。作为“魔鬼”的人经常和其社会性相冲突，而作为“天使”的人使他们和谐相处。为了维护其社会性，使其不至于相互残杀而自灭，人类的精英们一直想方设法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一面，因而出现了种种宗教，种种学说。然而，在这种种宗教、种种学说之间的相互斗争中，人类的魔鬼性表演得更加淋漓尽致，那些执行抑制人类魔鬼性的精英们，自己常常变成了更加可怕的魔鬼。1958-1961年三年间，这种执行者的魔鬼性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人类是智能高度发达的动物，正是智能的创造性才使人类社会从茹毛饮血发展为现代文明。尽管人类的创造是在社会中相互启发、相互激励和相互合作中发展的，但作为创造性的本源还是每一个人的脑力和体力。但是，人的创造性冲动常常与其魔鬼性相伴生。如果在抑制人类的魔鬼性的过程中，同时把个人的创造性抑制了，人类社会就会出现停顿的危机。计划经济制度和与它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如何既抑制魔鬼性，又发挥其创造性，成了千古难题。 人是社会动物，如果没有社会，单个的人是无法生存的。和上一个难题相关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把成千上万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组织起来和谐相处？即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组织社会生活需要权威，需要在一些共同的问题上众多的意志服从共同的意志。然而，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一旦形成，它就有可能成为“依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马克思语）。控制众人的权威如果得不到控制，力量过于强大，就会变成力量强大的魔鬼。毛泽东组织社会的方式就是运用秦始皇遗留下来的“控制者不受控制”的制度，它使得大大小小的权威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恶魔，大饥荒年代表现得最为突出。怎样防止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变成压迫人类的恶魔？这也是人们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难题。 人类社会对上述千古难题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在长达数千年时间内，人类依靠超乎众人之上的最高权威力量来压制人性恶劣的一面。这个最高权威有的在人类之上，如上帝以及种种神；有的在人类之中，如“承受天命”的皇帝。通常是二者的结合。但控制最高权威、防止他不变为魔鬼的难题直到现代才在部分国家中得到解决。 与服从权威相适应的理念是崇尚集体主义，压抑个人主义。崇尚集体、压抑个体的思想在孔子和柏拉图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渊源。孔子的“克己复礼”，就是要求人们克制个人的私欲，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礼”的规范之中。汉字中有一个“公”字，这个字是由“八”和“厶”组成的。“厶”即古“私”字，《说文解字》说：“公，平分也，从八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私为公。” 中国的“公”是和个人相背的，是表示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中国很早就有“天下为公”的说法，其本来意义是“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 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礼运第九》从“天下为公”出发，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天下为公”，“大同”，是中国人几千年梦寐以求的社会政治理想。 人类面临相同的问题，在交通极不发达的远古，相隔万里的异域也会有相似的探索。和孔子远隔万里的柏拉图认为：“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你。”他认为，如果你不能为了整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你就是自私的。 柏拉图承认的首要准则是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柏拉图主张“共有财产”。在同一书中，他写道： 妻子们、孩子们及其所有的奴隶们都有他们的一份共有财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尽可能地根除各种形式的私人或个人行为。只要这点能做到，即便是自然造化为私人或个人的，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家的共有财产。就像我们的眼睛、耳朵和手可以视、听和行动–好似它们不是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社会一样。所有的人被格式化，让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让他们甚至在相同的时间内，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欢喜或悲伤。所有这些法律因把国家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而更加完善。 为了实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柏拉图主张控制舆论，主张对文艺作品的检查制度。他甚至认为：“治理者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时不得不使用一些假话和欺骗。”  在中国，几千年来，是王权支配一切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王权是至上的，是无限的，没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被统治的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个人都是国王的臣下和奴婢。王权思想就是专制思想。这种专制思想，由秦始皇构建的完整的制度而实体化。这种制度将所有的人都“格式化”了，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所谓“格式化”，就是消灭了个性。 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距今几百年前，对上述千古难题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兴起，工商文明的发展，从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梁启超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引述了颉德（即英国哲学家基德，著有《社会进化论》）的话：“今之德国，有最占优势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即马克思最早汉语译名）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的早期汉语译名）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劣者所钳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 这“持之的故，言之面理”的两种理论，使得人类对千古难题的探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线： 第一条线：集体主义-行政整合-公有制-计划经济-专制政治-封闭社会； 第二条线：个人主义-契约整合-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条平行线。这两条平行线不能交叉，却相互感应，在感应中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对方积极因素。 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因专制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一个广阔的过渡地带。这两条平等线的极端把对方当成势不两立的异端加以攻击，两个极端还不停地争夺中间地带。数百年来，这两条线是不断地磨擦、碰撞、互补、融合。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个性不断得到解放，自由主义不断得到张扬。 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和利己主义、自私自利不是一个概念，利己主义是和利他主义相对应的。个人主义可以和利他主义相结合，用利他主义来抑制人类的魔鬼性。而利他主义也是出于人类的同情心和关爱心。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相结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圣经》上说，“爱你的邻人”，不要“爱你的部落”），也是产生于西方文明并促进西方文明的一切道德学说的核心。波普尔认为，“在人类道德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其它跟它一样如此有力的思想。” 波普尔批评柏拉图“简单地把所有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等同起来，把所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划上等号。”这就为集体主义穿上了无私的外衣，为个人主义披上了自私的脏外套。 个人主义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了基本原则，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发展，此后成长和发展为西方文明。也就是说，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爱好。” 无缘无故地压制别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错误的。基督教徒会说，其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上帝对人的设计。 个人主义的美德是：尊重和宽容别人和他人的意见；独立精神；敢冒风险；有首创精神；自力更生；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随波逐流；为维护自己的意见不受上级左右（刚直不阿）；对弱者的关怀；尊重别人的隐私，对别人的善意怀有信任；不干涉别人的事务；宽容异端；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这些美德减少了社会交往中的磨擦。 个人主义道德观认为，道德只能在个人能负责任的范围内才是真正的道德。在个人不能负责的范围，个人没有权力作决定，谈不上恶和善，没有机会获得道德评价。任何人没有权力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博取无私的美名。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是用强力威逼出来的善行，自己决定在自己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为他人做出牺牲，自己对这个决定的后果负完全责任，这才是真正的道德。  “个人自由是和整个社会都必须完全地、永久地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的至上性这一观念水火不容。自由社会绝不能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这条规则的唯一例外就是战争和它暂时性的灾难。” 从17世纪到19世纪，由于商业的发展，欧洲那种有严格组织的压抑个性的等级制度，在剧烈的社会震荡过程中，逐渐转变成一种新制度。在这种新制度下，个人从束缚他的种种习惯和成规中解放出来，个人能够创造自己的生活，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商业规范逐渐代替了等级规范，自由竞争逐渐代替了行政垄断，契约整合逐渐代替了行政整合。一旦除去了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类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个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结果是科学技术的大进步，生产力的大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如是说。  资本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是民主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保护个人的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自决权是国家的目的。政府的权力不能无限扩张，必须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这种制度不承认有“内圣外王”的超人，却承认任何一个人都有魔鬼和天使的两面。因此，不能把管理社会的全权交给任何一个人，也不能交给一个不受外力制衡的独立的组织。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这些都是为了防止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变成压迫人类的恶魔。 如上所述，人类是群居的，是有社会性的。除了协调人性以外，还有一个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的问题。在组织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种种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极而言之分为两类：一是自由民主制度，二是专制独裁制度。在二者之间，因民主和专制的程度不同，有着种种不同的情况。专制独裁制度通常是以代表大众利益的面目出现的。专制独裁制度的统治者总是宣称自己代表全民利益。 从人的生理本源上看，专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人的动物性。看一看某些具有社会性动物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它们的领袖取得权力靠的是强力征服，维护权力靠的是强力镇压。其征服和镇压是极其残酷、极其血腥的。猴群如此，蜂群和蚁群也是如此。随着人类的进化，人性的成份逐渐增多，动物性成份逐渐减少。政权更迭方式和执政手段逐渐人性化。专制制度逐渐被民主制度取代。 二、共产主义探源 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危机。马克思对这些危机的概括大体是符合实际的：一是贫富悬殊，工人阶级贫困化，造成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二是个别资本家占有巨额的生产资料和完全放任的自由经济造成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而引发社会周期性的动荡；三是人和人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谎言和真理，泪水和微笑，良心和尊严都可以变成商品出卖。金钱淹没了真理、正义和道德，埋葬了融洽与和谐。这些危机造成不停息的社会动荡，造成不停息的冲突和战争。 对于这些弊端，自从资本主义出现那天起，文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都用各自不同的理论武器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然而，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源泉大都来自古已有之的集体主义思想。 因此，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集体主义思想，在其发展中找到了新的社会实践依据。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它的现代形式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一些天才人物作出了重要贡献。 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1478-1533）出版了《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有益且有趣的金书》，这就是以后人们简称为《乌托邦》的传世之作。这本不到10万字的小册子，使托马斯•莫尔名垂千古。莫尔在这本小册子里，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岛国，在那里废除了私有制度，一切财产、甚至包括个人消费品都属于全民所有。为了杜绝私有观念的产生，住宅也要每隔10年抽签调换一次。金钱被取消，没有金钱流通。那么黄金干什么用呢？“粪桶和尿盆，都是金银铸成的”，“奴隶身上的链铐也是金的或银的”。“可耻的罪犯都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还有一项金冠”，“金银变成了可耻的标记”。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和手工业，人人参加劳动。产品按需分配，设立公共食堂。但保留着奴隶。《乌托邦》的问世形成了一个的思想流派，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起源。  1602年，意大利人托马佐•康帕内拉（1568-1639）发表了《太阳城》。这是他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27年的囚禁中写成的著作之一。在“太阳城”里，居民建立了公社制度，由公社组织生产和分配。在那里，没有贫富之分，没有私有财产，一切产品都由公社的公职人员分配，人人都能从公社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没有商品，没有货币。由祭司掌握政权。居民在集体食堂里用餐，食谱由医生安排。劳动是全民的义务，人人热爱劳动，劳动光荣。“太阳城”比乌托邦前进了一步，在那里没有仆人，没有奴隶。  18世纪末，法国人格拉古•巴贝夫（1760-1797）提出了国民公社。国民公社实行财产公有制。原国家的财产、私人的财产、耕地和未开垦的土地等等，一律归国民公社所有。参加国民公社以自愿为原则，依靠公社的优越性，使私有者放弃财产加入公社。人人无条件地参加劳动。福利由大家享受，平均分配。为防止盲目生产和产品过剩，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19世纪初期，英国人罗伯特•欧文（1771-1858），法国人圣西门（1760-1825），法国人夏尔•傅立叶（1772-1837）使社会主义理想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把他们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提出工业资产和其它资本实行公有制，并且建立计划化社会。  所有的社会主义学说都认定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都主张消灭私有制，有的主张取消商品、货币，采取直接分配。马克思继承了在他以前的社会主义学说并加以发展。人们说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理想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哪些方面变成了科学呢？恩格斯说：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的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  由此看来，马克思把空想变成科学，是指两个方面：一是对为什么要实现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指出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即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马克思全盘接受了从莫尔到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消灭货币。连他的关于“用黄金修建厕所”的说法也是来自莫尔的《乌托邦》。他对这些核心内容并没有进行多少科学的分析。例如这些设想是否可行，怎样实行，实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等，他都没有进行科学分析。但是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不同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理应如此”，马克思认为“必然如此”。前者是理想的天堂，后者是历史的逻辑。马克思用德国人特有的严密的逻辑把这一理想妆扮起来，使社会主义由赏心悦目之花变成了历史必然之果。 这个合乎逻辑的理想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未完待续）

（接上期） 二、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 哈耶克说：“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他们想要引导社会努力所要达到的目标性质不同。但他们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不同，则在于他们都想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这个单一目标，而拒绝承认个人目的至高无上的自主领域。”  怎样“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共产主义的“这个单一目标”呢？这就得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正是这样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完全剥夺了个人的自主领域。 在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 在城市，工商业都由国家直接经营管理，各类物资全由国家控制。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57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占53.8%，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公私合营工业占26.3%，私人工业占0.1%，城镇个体工业占0.8%。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62.1%，集体所有制商业16.4%，公私合营商业占16%，个体商业只占2.7%，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为2.8%。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全都由国家计划调拨。只有国家计划，没有市场。个人不可能在“国家分配”以外的渠道买到任何物资。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全都由国家下达计划。工厂建一个厕所也得层层报批，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动工。财政统收统支，产品统购包销，外贸统进统出，职工统招统配，工资全国统一制定级别、统一时间调整。 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集中到中央。其中，毛泽东的个人意见份量最重。例如，中国的很多经济指标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在这样经济制度下，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一架大机器，是一架使几万万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架大机器里，控制中枢（中共中央）一方面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中枢支配，一方面对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实行各种形式的配给制。中国当时的制度不仅剥夺了老百姓获取食物的权利，也剥夺了百姓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食物的权力。 要使最高当局的经济指令畅通无阻，就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要使最高当局的指令不受干扰，就得清除“噪音”和“杂音”，实行舆论一律。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 中国的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1958年“大跃进”时，中国共产党有1500万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必须信奉一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有的党员必须执行一条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有的党员必须尊崇一个领袖–毛泽东。由于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所以，不仅共产党员这样做，也要求全民这样做。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 “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党内奉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党内不同意见很难发表，对党的领导人的权力制衡力量很微弱。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和秦始皇建立的专制制度结合起来，就成为最高领导人实行专断的工具，成为极权政治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在城市按部门或单位建立组织，在农村按属地建立组织。这些组织与各级政府相平行（实际是凌驾在各同级国家行政机构之上），都设立了党委会，基层组织为党支部。名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实行代表大会制度，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党的主席凌驾于代表大会之上。他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各级党代会只不过议事机构和表决机器。中央委员会内又产生政治局，政治局内又设常务委员会。政治局常委是掌握实权的领导机构，而政治局常委又在中共中央主席的领导之下。党中央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名义上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由它产生的委员会，实际上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及常委均由上一级任命。在干部任命等一切重大问题上，党的第一把手有绝对的权力。地方党委会内也设常委，执掌日常实际权力。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特征是，一是它在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处于独立的执政地位。按照党的理论，共产党执政一直到国家消亡、共产主义实现为止。二是党的机构全部国家化了。党的专职干部就是国家干部，他们的工资由国家财政开支，党的活动经费也由国家财政支出。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实际上只有集中没有民主，民主只不过是集中的手段。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党外再没有人敢于批评共产党。1959年党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党内也不敢批评领导人，不敢批评党的政策。各级都是一元化，一言堂，各级党委书记都成了家长，毛泽东是全党最大的家长。党的各级领导人既缺乏党外监督，又缺乏党内监督。从1957年以后，党内特权开始严重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来解决，即通过协商、讨论，少数服从多数。在通常情况下，不同看法靠毛泽东“一锤定音”。而对重大问题的争论是靠“路线斗争”来解决的。所谓“路线斗争”，就是不同意见双方互不让步，最终是一批人战胜另一批人。执行“错误路线”的一批人下台，坚持“正确路线”的一批人上台。这种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有时是“你死我活”的，因为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自从毛泽东有着绝对权力以后，路线斗争常常成为他用来打击异己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的唯一政治集团。中国虽然也有其它党派，但这些党派都不以取得执政地位为目的，都以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它们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它们被称之为“参政党”。这些民主党派的第一把手是中国共产党派进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有的民主党派内还设立中国共产党的“党组”，作为该党派的领导核心。从经济上，是靠共产党用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民主党派的干部也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任命。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民主党派都不是政党，只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为共产党服务的社会团体。 在帝王社会，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皇帝，又用一个新皇帝来代替它。在政党社会，推翻了一个一党专政，又一个新的一党专政来代替它。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果呢？还是一党专政。只不过是用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取代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两个党在建立之初，都曾得到过苏联共产党的帮助，都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吸取了组织经验，都是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原则。 四、用枪杆子保卫权力 军队是这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的支柱。高度集权制度是靠军队来维持的。这支军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这支军队共歼灭蒋介石掌握的国民党军807万人，实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一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庞大军队。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末，即1948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有400万人。到1950年7月，又增加到500万人。1951年，人数为历史上最多，即611万人。朝鲜战争以后，还一直维持在400万人以上。一直到1985年6月，邓小平决定裁军100万，人数降低到330万人。 除了这支庞大的常备军以外，一旦战争需要还可以随时召集数以千万计的预备役军人。 这是一支由多兵种合成的强大军队。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八十年代撤消）、防化兵和战略导弹部队。这支多兵种高度合成化的部队，其火力、防护力、突击力、机动力和快速反应能力都相当强大。 这是一支由庞大的军事科研队伍支撑的部队。全国有数以百计的国防科研机构、100多所军事院校和国防科研机构，几乎囊括了工科院校所有的优秀人才。 这是一支由整个国家的重工业为后盾的军队。毛泽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出于备战的需要。一旦需要，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汽车拖拉机工业很快就可以转为军事工业。毛泽东时代的很多武器装备都是在民用工厂里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生产的。即动员民用工厂的力量、用民用工厂的资源生产武器，毛泽东时代的军费不包括“军工动员”的费用。 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在毛泽东帝国，是“党指挥枪”。党指挥抢，不是一项空洞的原则，不仅是靠军官们对党的忠诚，而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帅全军。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中央军委的成员。军队的主要干部都由中央军委任命。各级军队都有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军事干部都是同级党委的成员。部队的重大事情都由党委讨论、批准。从上到下，党组织无处不在，无处不起领导作用。这些是“党指挥枪”的重要组织保证。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每一个战士都知道“党指挥枪”的原则。此外，毛泽东还吸收了中国历代的监军制的经验，并进行了完善，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 一、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军官调动频繁。这样，上级军官和下级军官之间，军官和战士之间，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这就防止军队变成个别军官的私家军队。在一支军队内部也不可能进行对抗中央的密谋。 二、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军长和军长以下的各级带兵的军官，不能带领自己的部队移动。作战部队一个营的移动需要中央军委批准。生产经营部队一个团的移动要经过总参谋部批准。另一方面，有调兵权的人，不经批准，不能自已到一个部队里去带兵。调兵权和带兵权分离，使每一支军队只能在划定的驻防范围内活动，不可能进行中央给定以外的军事行动。 三、不能一个人单独调兵，军队调动由集体决定。中央军委调兵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集体研究，集体决定。当然，中央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四、军饷和装备由中央统一供给，不能就地筹饷。过去军阀割据，其中一个原因是军阀在自己管辖的地盘里筹饷，他可以在辖地内成为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地盘大，军饷就充足，就可以进一步扩充军队。因此就有军阀间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饷由总后勤部统一供给，一律“吃皇粮”。军队自己不能就地筹饷。 五、驻军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分离，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分离。在军阀时代，地方军政合一，军事长官就是行政长官。他们既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和中央分庭抗礼，又凭借自己的行政职务，对百姓发号施令。毛泽东时代，地方长官没有军事力量，只能听命于中央；军事长官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号令百姓。中央对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分别控制，并让二者相互监督。这样，地方实行军事割据就无可能。虽然地方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兼任当地驻军政委、当地驻军主要负责人参加驻地党委，但这只是一种相互沟通，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还是泾渭分明。 六、“双长制”，即同一部队有两个一把手。军长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二人平起平坐。两人都对上级党委负责。二人有相互制衡作用。他们很难齐心协力进行谋反。 七、司、政、后分立，军队里的作战指挥、干部和考核任免、后勤保障分别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分别负责。三者都服从同级党委领导，同时接受上一级对口部门的业务指导。 八、强干弱枝。在军队部署上，首都附近的军事力量大于任何一个地区的军事力量。万一个别地方出现问题，中央可以凭借具有压倒优势的首都军事力量讨伐叛逆。驻首都以外的部队（包括军事首长）带一支枪进入首都要经过批准。空、海军的飞机不能飞越首都上空。 由于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所以，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也就是毛泽东指挥枪，说到底还是毛泽东拿着枪来指挥党，再通过党控制全民。过去毛泽东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毛泽东用枪杆子来保卫自己的权力。 五、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政体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市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毛泽东站在天安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共和国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毛泽东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他曾多次提出过民主政治的口号，多次提出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对民主的态度比过去显得不同了。1949年8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他把人类创造的现代政治制度――“议会制”和权力制衡的“三权分立”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毛泽东把国家组成分为国体和政体两个问题。他说，“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国体问题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支配问题。” 在中国应当由那个阶级来专政呢？在1940年2月，他主张“各个阶级联合专政”。到1949年6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到了晚年，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这三种提法有其一致的方面。关键在于对“人民”的解释上。如果把“人民”解释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各个阶级的联合专政。如果强调在这个联合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则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的范围越来越小了，除了地、富、反、坏、右以外，在城市把知识分子当成资产阶级，在农村连富裕中农也受打击。实际上还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毛泽东曾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和“敌人”并没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律界定。从毛泽东到一个村支部书记，都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人说成“敌人”，从而变成专政对象。 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就是它的“政体”。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最高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除了有权修改宪法、制定法律、行使立法权外，拥有产生并监督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的权力。国家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国务院总理，经国家主席提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选举产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有权决定国家生活中的各种重大问题，如审查和批准国民经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批准省、市自治区区划，决定战争与和平等。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有国家元首制度。按照1954年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必须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结合起来才能行使某些元首职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元首实际是国家主席和人大常委组成的集体。第一届人大届满以后，毛泽东再不愿意当国家主席，1958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后，就不设国家主席了。以后，由于毛泽东自己不愿意当国家主席，又不让别人当国家主席，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就规定不设国家主席。《宪法》上的条款也得遵命毛泽东的个人意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有“共和”两字。孟德斯鸠把国家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三种。他认为，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遵照法律执政的政体；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自己的意志来执政的政体。从《宪法》的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的，不是专制的。 中国当时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宪法》，一部是《婚姻法》。毛泽东（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宪法》而不顾，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1958年8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 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刘少奇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参考。南宁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双反”，报纸一登，全国展开。）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是1400人的大会 (指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 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他说的“我们那一套”是指中国共产党那一套，“我们这一套”否定了“他们那一套”。“决议”是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党大还是国家大？党大。刘少奇反对法治，赞成人治。最后他还是被人治所害：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度，就被置之于死地。这是后话。 西方现代国家是议会政治，中国则是“会议政治”。所谓“会议政治”，就是通过会议来决定一切重大事情，中国共产党会议的“决议”高于法律。然而，什么时候开会，会议讨论什么内容，用什么形式讨论，会议开多长时间，参加会议的人是没有决定权的，有关会议的一切完全听从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会议是贯彻最高领导人意志的工具，会议的“决议”实际是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的文字表达。会议政治是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政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议会政治”和“会议政治”虽然只是调换了一个字的排列顺序，却发生了本质变化：“议会政治”是民主政治，“会议政治”是专制政治。 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车间、田头、地角和所有的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各级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实施绝对领导。“工农商学兵，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各级党组织，第一把手又凌驾于组织之上。书记当家，委员们对书记如众星拱月。行政领导人对书记也只能俯首听命。名义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实际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 这样一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形同虚设。《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也是一纸空文。《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最高权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选国家主席、副主席，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实际上，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决定了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计划，而这个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内事先反复讨论过了的；《宪法》规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实际上这是一个虚设机构，军队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掌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 在秦始皇的制度根基上嫁接列宁、斯大林制度，就被称为“革命政权”，反对这个政权的当然也是“反革命”。“反革命分子”要受到严厉惩处。 六、极其严密的思想控制 与党权、政权、军权、经济权高度集中相适应的是舆论高度集中，高度统一，“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抓紧“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这两杆子。“笔杆子”就是一切舆论工具，抓紧“笔杆子”就是掌握动员资源，就是控制思想。把“笔杆子”和枪杆子并列，可见其对思想控制的重视程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用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国的统一思想，要求全国人民完全地、永远地服从共产主义这个目标。让每个人都知道，为全人类的最高理想的实现，牺牲小我，顾全大我是必要的、光荣的、高尚的，不愿做出牺牲是可耻的。关于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一个比前一个进步，后一个必然取代前一个，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个人利益，个人生命在历史规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为此，一方面不让知识分子发表与共产主义不同的言论，另一方面对广大群众强力灌输共产主义。一切舆论工具，一切图书，一切讲坛，一切会议，都灌输共产主义理想，批判与之不同的思想。广大群众，特别是无知青年，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只知道一种理论，使他们思想十分“纯洁”，他们的“爱憎”分明而强烈。这些“纯洁”的青年实际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又是排斥、打击非共产主义思想的真诚、坚定、强大力量，在政治运动中他们是狂热分子，是制造过激行为的主力。共产主义理想是以“大我”消灭“小我”、以强权剥夺个性的最有说服力的、最合法的工具，是推行“一大二公”最有力的动员工具。为什么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共产风”刮了一阵又一阵，这是多年共产主义灌输的结果。 当时只有两张全国发行的大报，一张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人民日报》，另一张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这两张报纸除了风格略有差异以外，指导思想完全一样。各省在省委直接领导下有一张报纸，除了省委审定的地方新闻以外，其它内容和《人民日报》没有不同。各家报纸的社长、总编辑全都是上级党委任命的。发什么，不发什么，全由上级党组织决定。党报的编辑记者要遵守党的宣传纪律。为了避免犯错误，各省报纸的夜班编辑在每晚确定版面时都要打电话和《人民日报》夜班编辑“对表”，以求“版面语言”的一致。在相当多情况下，同一天全国所有的报纸的第一版的稿件、标题、排版几乎完全一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也绝对是中共中央的喉舌。重要稿件虽然选题是上级定的，但稿件还要送审。审稿者要考虑的方面虽然很多，但是，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是降低还是提高领导人的威信，是决定稿件能否发表的最为根本的原则。外国的真实情况，工作中的负面情况，不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听境外电台的广播，除了国家设立强大的干扰电台以外，还以“偷听敌台”的罪名逮捕、判刑。偷听“美国之音”是了不得的罪名。那时老百姓很少有收音机，有收音机也不让有短波。 当时中国也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但研究的选题、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成果的发表，都由党的官员决定。研究人员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独立地研究，不能对真理进行追根问底的探讨。对官方意见的注释、论证，对官方错误的辩护，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目标。当时也有一些学术刊物，如《哲学研究》、《经济研究》等，但这些刊物牢牢地控制在党政官员手中，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工具。 全国各地图书馆，一些与中共中央意见不一致的书刊都拿下了书架，有的封存，有的销毁。文化艺术被当作革命事业这架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当时的文艺作品绝大部分是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神化领袖、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是文艺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如果说，报刊从舆论上、社会科学从理论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的话，那么，文艺则从情感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动员人们忠于毛泽东。中国的文艺在神化领袖方面起了其它舆论工具无可比拟的作用，中国的文艺是造神文艺。 毛泽东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态度讲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认为秦始皇只“坑”了几百人，而“我们”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这是实话实说。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初，几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学者专家都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没有这样做、并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陈寅恪等极少数人。在1956年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又对思想界进行了整肃，近60万不服从统一思想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一场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更加强了思想的“统一”。 在那个时代，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为同一目标服务，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从而实现了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 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谁的权力最大，谁就是真理的化身。没有人敢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没有人敢独立思考。大批无知者相信毛泽会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天堂。大批干部自认为是“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而奋斗”的重任在身，是替天行道，在忙得无暇进行说服的情况下，他们对不顺从者施暴是理所当然的。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人们视毛泽东的思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造就了众多的真诚的信奉者。所以，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人为造成这么大的灾难，而农民却认为毛主席是英明的，中央是正确的，只是下面干部没搞好。 七、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 中国在帝王时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但是，由于交通不便，鞭长莫及，还有王法不行的荒蛮之地。在毛泽东时代，借助现代的交通和通讯，真正实现了昔日帝王的梦想。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出现政治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脱之地。本书介绍了一些省份在三年饥荒时的情况，读者会看到，各地的情况竟如此相似，原因就在这里。 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城市，是市――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居民组――居民。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找到和另一个城市相同的结构和相对应的层次和角色。在农村，是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社员。在任何一个乡村都可以找到与另一个遥远的乡村相对应的层次角色。在广东省的一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是一个相似形。广东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和黑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差别。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使社会结构稳定，社会成员角色简单，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征同一化。政府机构金字塔，城市结构金字塔，农村结构金字塔，交织成网络，构成金字塔体系。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这一网络的不同层级一个个网眼中。社会成员不能流动，社会成员之间也没有交换关系。这种社会结构便于高度集中管理，它既排斥民主，也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错误的政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会通行无阻，不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错误效应还会层层放大。 在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里，没有“化外”之民。著名女作家章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时，她父亲章伯钧对她说：“你一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为寇也要活下去！”章诒和悲哀地说：“哪有草啊！”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饥民连逃荒都没有去处。 （未完待续）

（接上期） 4、刑事案件增多 个案调查报告显示，四川省泸县治安情况混乱，个别严重的生产队、管理区，连夜里开会都开不起来。如杨九公社自1961年1月6日到10日5天当中，连续发生抢劫偷盗案件17起。该村二朗管区三队社员杨云章在10日晚就被持棍棒进家抢走6只鹅、12个鸡蛋、3只羊。又如曹市公社从1960年12月底以来，发生抢劫偷盗案件104起。据政法部门统计，1961年春一周内，全县69个公社中，有36个公社发生了抢劫偷盗案件。  过去中国是不公布犯罪统计资料的，1987年才在有关部门中逐年公布，并且将以往的犯罪统计补充公布。从公布的刑事案件数据中，可以看到，正常年景刑事立案数21万起左右，在饥饿最为严重的1960年和1961年，刑事立案数大幅度上升。 刑事立案数大幅度上升的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但也与司法部门的指导思想不当有关。甘肃省《民勤县志》记载：“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中，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人们大量外逃和死亡，为了生存，一些社员宰杀牲畜、偷盗粮食。期间，法院审判工作由于受左的影响，将这些行为当作破坏活动进行打击。1959年受理各种案件种类刑事案件492件，占总案数的55.8%。” 这本县志的说法也符合其它地方的情况。 中国公安大学研究社会治安的教授张庆五当年曾在公安部工作，他对本书作者说，当年所发生的所谓刑事案件，大多是饥民为了生存偷窃或抢劫食物。所以，在刑事案件中，盗窃案最多，杀人案很少。从吉林省的一份统计资料证实，在最困难的时候，凶杀、纵火、诈骗等案件与常年差不多，强奸案大幅下降，而盗窃案和残害牲畜案（杀了吃了）大幅上升。这和张庆五教授的看法一致。 表格  二、没有发生大规模社会震动的原因 在三年大饥荒期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社会震动，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有效的社会控制，而这些社会控制的手段都是来自极权制度。 1、大规模的镇反肃反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名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这些政令发出以后，各地大规模地开展了镇压和肃清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这场大规模的镇反运动中，共捕了260万人（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人），杀了71.2万人，关了129万人，管制了120万人。  以后这种惩治反革命的政令持续不断： 1951年6月22日，公安部公布《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 1952年7月17日，公安部公布《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罗法》； 1955年4月21日，国务院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的决议； 1957年8月9日，国务院第56次会议通过关于处理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在肃反运动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工龄和工资问题的规定； 1957年9月20日到11月27日，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罪证展览在北京展出，开展了关于肃反的大宣传。 1958年6月24日到8月16日，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加强对“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区”的肃反力度。 中央政府每一次指示，都会在各省、地、县掀起一次肃清反革命的高潮。从广东省镇反可见一斑。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名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发表以后，1950年10月，广州市军管会就颁布了《关于特务分子登记自新的布告》，限令所有国民党特务在10月11日之前，前往公安部门登记自新。广州市的镇反由此拉开序幕。叶曙明先生写了一篇题为《1951年：广东镇反实录》长文，现摘引部分内容如下。 直到1951年3月为止，在省、市机关及铁路自首登记的特务共有1013人；另有反动党团分子登记，在市机关有10669人；铁路系统职工总人数9000人，其中已登记的反动党团分子就有5054人……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新生的人民政府已把3437名反革命分子投入大牢（不包括治安案件在内，其中广州市1263人），杀了1465人（其中广州市67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中南局要求尽快完成两广的剿匪和镇反。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反中“宽大无边”的偏向。毛泽东多次指示中南军区、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领导，国民党进攻厦门、汕头的可能性很大，广东、福建要加强剿匪，大胆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恶霸匪首。“广东必需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毛泽东《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判刑问题的电报》）， 1951年1月22日）。广东决心急起直追。至1951年1月上半月以前，再逮捕了1340人（不完全统计，其中广州市300人），杀了1308人，在押15322人（剿匪中的俘虏未计，其中广州市3322人）。中央派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到广东坐镇督战。1月下旬以后，广东再加快捕杀的进度。为了提高效率，决定把杀人批准权，下放到地委一级。据广东省公安厅2月份的公布，从11月会议之后，至翌年2月，“根据初步统计，全省处决反革命分子2831名（其中军区1406，地方1425），破案180件。另外仅潮汕、珠江、西江三个区和汕头湛江二市的统计，已抓7270名，现在全省统计共押犯人40486名，其中公安系统28575名，法院11911名。”但距离完成“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的任务尚远。 2月17日，毛泽东在一封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信中，对两广在剿匪和镇反中的“宽大无边”政策，再次提出严厉批评……随着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批准和公布，广东各地，再次掀起镇反高潮，成批镇压反革命分子。并定下指标，在大城市须按0.5‰比例杀，在农村须按1‰比例杀。 按3月份一个月统计，全省处决反革命分子8039名，超过了解放后至1951年2月的14个月内所处决的总和（5218名）。现在（截至3月份）全省共已处决13257名，关押49281名。  通过游街、举行宣判大会、街头布告、动员、上门宣讲，以及诗歌、小说、电影等等形式的铺天盖地的宣传，形成全民镇反的高潮。 4月25日，广州市举行了有3万人参加的各界人民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当场判处198名反革命分子死刑。会后三天之内，政府收到群众投寄的拥护信和检举反革命分子信件，竟多达3万多封。 3月以后，雷霆万钧，高潮叠涌，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公审大会、控诉大会。在报纸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我检举了我的爷爷”，“我不承认他是我的父亲，我要控诉他”，“我的丈夫是特务，现在人民政府枪决了他，我很欢喜”。 广东的情况不是个别的。朝鲜战争开始以后，为了纠正一些地方对反革命分子处理“过宽”的倾向，根据政务院和最高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东北地区迅速大规模地逮捕了匪特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处决近千人。 广西接到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后，扣押了各类反革命分子8万多人，其中一批人被处决。  建国初的彻底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五十年代中期又进行了多次肃反。在1955-1957年，全国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进行了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各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形势下，中共中央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遵照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它基层单位共141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由于肃反任务过于繁重，就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从而“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40多万件，对地富反坏份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年3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市、县的肃反现场会议。6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25000 名“反、坏份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跃进期间新建、扩建单位共77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大跃进期间，公安力量的地位得到明显的突出。1959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城市基层的领导，南京各公安派出所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公安部门与所辖地段的所有单位建立了经常的工作联系，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已全面渗入到每一个角落。  连续不断的镇反、肃反运动，使社会反抗力量大为削弱，没有人敢当反抗的带头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的一份报告分析说：“由于几年来镇压反革命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加上各级政治机关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抓紧了打击现行、挖掘残余、大搞改造、加强预防等工作，给敌人连续不断的沉重打击。所有这些，促使全省敌我斗争形势进一步趋向缓和，反革命虽然还有，但比过去更少、更弱和更加分化孤立了。”  2、利用专政工具连续严厉打击  大跃进以来，专政机关也对专政工作实行了大跃进，任何反政府的言论和行为以及犯罪嫌疑都被及时发现和严厉打击。1958年6月24日到8月16日，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肃反斗争进行了总结，还作出了《关于彻底肃清山区、结合部、水上、落后地区漏网外逃反革命分子和流窜犯的决议》，加强了肃反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区的清理力度。根据全国第九次公安会议的决议，各省纷纷行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59年6月，吉林省共挖出残余反革命分子9058名，反动会道门骨干943名；捉住流窜犯677名。还揭发出隐瞒成份逃避管制、改造的地富分子4959名。此外，还清查出嫌疑分子11145名。战役中收到群众检举揭发材料26839件，其中有价值的16538件。在群众压力和党的政策的感召下，有2232名反革命、流窜犯投案自首。1960年7月，吉林省将“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区”的批捕人犯的权限下放到县委和省、地委工作组，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打击力度 。据本书作者党握的资料，吉林的情况具有普遍性。1958-1960年，安徽天长县法院带着盖好公章的空白判决书下乡，遇到被认为表现不好的人，随时判决，宣布管制。公安、检察机关和公社干部亦可随时填写空白判决书，甚至出现少数口头判决现象。 1958-1961年间，云南省楚雄自治州共打击现行反革命5813人， 在1958年共打击各种坏分子10549名，其中死刑37人，逮捕3238人，劳动教养702人，被打击的坏分子大约占总人口0.7%。 这些被打击的对象，有相当一部分是冤假错案。 除了常规打击以外，各地还集中组织力量，进行突击性的打击。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统一部署，1961年12月13日到19日，吉林省在城市、铁路沿线的集镇，集中力量统一领导，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对盗窃和投机倒把活动，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围剿。这次行动，全省组织了2万多名干部参加，检查了12487个重点场所和部位。全省共发现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和可疑、嫌疑分子共9905名，其中集中审查8733名，拘留审查1172名。清查处理了7713名。其中逮捕了39名，劳动教养79名，强制劳动143名，行政拘留315名。其它属一般问题，转交有关部门或经过批评教育后放回。由于广泛发群众，群众检举各种犯罪线索1万多件，扭送违法犯罪分子52名。在强大的声势下，7天中坦白自首的盗窃、投机倒把、走私分子2000多名，坦白出来的集团有21个。 1961年四川崇庆县开展了7天的突击“治安运动”，对909名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进行斗争，造成打死和被打者自杀事件12起。  为了防止敌捕乱杀，有的省对捕人、杀人有控制数字。但是，1960年，感到原定的捕人、杀人的指标不够。如，1960年吉林省捕人的控制数为5000人，杀人控制数字为80人。到6月底，全省已捕2575人（其中，反革命分子714人，其它犯罪分子1861人）占控制数字的51.5%；杀53人，占控制数字的66.25%。吉林省政法委党组给省委的报告说：“据目前情况来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更加深入，特别是改造落后地区、三反运动和城市调查摸底工作的全面展开，必然会有许多敌人被揭发暴露出来，捕人、杀人也就会相应地增多……为了争取主动，领导心中有数，必须将捕人、杀人的控制数加以调整。我们的意见是，捕人控制数由5000人增加到6500-7000人；杀人控制数由80人增加到160人。” 吉林是一个饥荒不算严重的省份，杀人的指标成倍突破，一些饥荒严重的省份，捕人、杀人就更多一些。 除了加强打击以外，大跃进一开始，各地基层政权对“敌对势力”加强了控制。《垫江县志》记载：“从1959年起，采取由党员、团员、民兵、治保员组成‘包夹小组’，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监管起来；实行一月一训话、季度一考评、年终总评的制度。根据表现好坏，摘‘帽子’或戴上‘帽子’，由县人民委员会批准，予以宣布。” 四川省垫江县的作法具有普遍性。 3、严密的组织、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食品供应  中国的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1958年“大跃进”时，中国共产党有1500万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都必须听从党的意志，并带动和监督他周围的群众执行党的意志。党组织的控制深入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车间、每一所学校、每一家商店，每一个连队。共产党还领导着共青团、工会、妇联、少年先锋队等“群众组织”，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共产党所控制的组织里面工作、学习和生活。每一个人都只能从组织里得到生活资料，只能从组织那里得到信息。每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都受到组织的控制。很少有人发表与政府不一致的言论，反政府是极其个别的极端行为。 流民失控最容易造成社会动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分注意减少流民、控制流民。自1953年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居住所在地领取。1958年1 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的户口登记工作。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作为公安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户口的控制，公安部门对每一个居民的情况了如指掌。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由于把农民紧紧捆在土地上，社会上基本没有流民。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1960年流动人口曾经达到600万，1961年1月-8月，全国收容207万人，1962年1月-8月全国共收容140万人，全年估计收容近200万人。 1961年11月2日，吉林省政法工作负责人徐守身在省委召开的整顿城市治安秩序的电话会议上讲话 说：最近中央公安部、内务部召开了会议，研究了收容自流人口和整顿城市的治安秩序问题。因此，吉林省8个市在11月都要行动起来，到年底要求见效，到春节要求见大效。为了实现这个要求，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坚决制止流动人口。首先要堵住外流的口子，教育农民不要外流。第二是铁路要卡紧，火车上要严格执行凭票上车、凭票就餐制度。凡是流入城市、铁路沿线的流动人口，一律收容起来，有一个收一个。有家可归、自己愿意回去的，就遣送回乡；实在不愿意走或有困难的，也可以安置到农村。对遣送不归或假籍贯的人，要集中劳动，边劳动，边审查，边教育，边处理。 二是认真解决城市闲散人口。经过整顿以后，户口工作要加强起来。城市户籍警一般只管500户，力量不足的要补充。户籍警按干部待遇，并且不得轻易调动。对旅店、饭店、澡堂等复杂场所控制要严，防止坏人混入。立即停止对外售票的舞厅。 三是加强交通要道的治安工作。此外，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要整顿内部秩序，加强纪律，建立制度，堵塞漏洞。 徐守身还说，要有计划地大张旗鼓地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中央公安部指示，各个大城市都要选择典型案件杀几个，中等城市、农村也要杀一点。杀人要开万人大会，会上要有市长讲话，当场宣判，立即执行，张贴布告，做到家喻户晓，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4、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  那时，真理的旗帜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乱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新生政权得到人民的信赖，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能把大家引向美好的共产主义，不少人愿意为这个伟大的理想作出牺牲。自己挨了饿，家里饿死了人，还认为这是个别现象，为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作出这样的牺牲也是应该的。 所有报刊，所有会议，所有的课堂和讲坛，都千篇一律地宣传政府的声音，发布对政府有利的信息。党支部、共青团、民兵、妇联、工会、学校，都向群众灌输中共中央的意志，抵制和消灭一切与中央声音不一致的“杂音”。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实现了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 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们驯服，新闻封锁使人愚昧。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问题”，不仅当时邻近地区不知有其事，甚到几十年后还严加保密。处理这些重大事件的办法是，把全局问题当作个别问题来处理，把一个地方饿死人当作“一个指头”，在承认“一个指头”的同时，大讲“九个指头”的成绩。谁要否定“九个指头”，谁就是否定“三面红旗”。用空洞的“全国形势一派大好”淡化人们实实在在的饥饿，压制人们对饥饿的不满。 5、饥民的反抗在萌芽状态即被消灭，不可能发展壮大 在古代，饥民没有办法生存时就啸聚山林，揭竿而起。毛泽东早年建立“革命根据地”，和中央政权对抗。在现代社会，这些已成为不可重复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间力量很难借助武力来推翻它。这是因为：第一，没有领袖。中国历代农民起义，起骨干作用的还是地方豪强和中小地主。由于土改、镇压反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农村的强人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既然豪强不存，农民起义也就没有领导精英。第二，没有财富。在中国共产党掌权以前，可以通过剥夺民间富豪为造反提供经济手段，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切财富全由国家控制，民间再没有可剥夺的地主富豪。第三，没有可以与政府抗衡的武器。政府掌握了现代化武器和现代交通、通讯工具，而民间不能拥有任何武器。任何啸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内。对任何边远地区的“根据地”，政府军都可以借助现代交通，迅速到达。第四，没有组织。没有结社自由，一旦出现政治组织，很快就被扑灭。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和军队。在现代极权制度下，民间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既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井冈山。现代极权制度只有在社会矛盾积累到相当尖锐的程度，靠领导集团内部瓦解，靠宫廷政变来更换领导集团。民间的反抗和骚乱只能是上层权力更迭的外因。 在1958年-1962年间，政府拥有400万人以上的强大军队。这支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它既应对外患，更是为了应对内乱。民间反对者不可能聚集与政府军相抗衡的力量。为了维持这支军队，为了提高这支军队的装备水平，军费支出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见表25-2。 表格 1950年-1952年是朝鲜战争期间，国防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特别大，最高达41.1%。以后比例下降了。但是，国家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以后，这个表中列出的费用不是国防战备费用的全部。中国很多武器是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由民用工厂生产的。当时各省市都设有“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军工动员”任务的落实。此外，一些重要的军事科研项目由非军事研究单位承担，很多普通院校承担了军事院校的科研项目和培养人才的任务。“两弹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来自国防经费。从表25-3中可以看出，大饥荒年代军费开支是最低的。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还在8.9%-13.6%之间。 6、惩罚农村基层干部，消减农民的不满情绪 饿死人最多的地方通常是干部作风最为恶劣的地方，也是“五风”刮得最严重的地方。中共中央通过全国性的纠正“五风”运动，处理了一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处理这些基层干部的借口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说这些被处理的基层干部本来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为受害的农民出了一口气，缓和了矛盾，让农民感到“中央是英明的，只是地方干部不好”。而这些坏干部又都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就把共产党的过错推到已经下台的国民党身上了。这些情况在本书上册介绍各省情况时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这里不再重复。 第二十六章 大饥荒的制度背景 为什么像粮食“高产卫星”那么离奇的谎言没人揭穿？ 为什么数千万的饥民濒临死亡得不到救助？ 为什么造成饿死人的路线、政策一直持续三年？ 为什么农村基层干部能如此残忍地摧残农民？ 为什么饿死的大多是生产粮食的农民？ 为什么饿死几千万人绝世惨案能够密而不宜、一直隐瞒半个世纪？ 这些问题只能从制度中找答案。 产生大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造成中国这场大饥荒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是以中国传统的王权主义加上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为特征的极权制度，即借助秦始皇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制度。 一、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 1973年8月5日，毛召见江青，令其手记七律一首，这首诗是批评郭沫若《十批》 的。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帝王专制史。毛泽东没有摆脱几千年帝王专制的强大惯性，在他的头脑里，王权思想还有重要地位。他这里说《封建论》作者“唐人”是指唐代的柳宗元，字子厚。在秦以前的分封制，封建领主在他的封地上有很大的独立性，中央政权不能全面控制，有“尾大不掉”的情况。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柳宗元在《封建论》一文中，认为秦始皇最先实行的郡邑制优于周代的分封制。柳宗元从权力集中的角度来评判优劣的。郡邑制把全国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手中，地方官员由皇帝任命，地方官员的去留完全由皇帝决定，“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秦始皇创建的行政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 多年来，人们用“封建社会”来描述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的《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使这个认识加深了一步：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不是封建主义，而是王权主义。 实际上，和毛泽东对应的不仅仅是王权主义，而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也有人译成全权主义。它是20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一个政治术语，是墨索里尼最早发明的，墨索里尼强调“一切从属于国家，不许脱离国家，不许反对国家”。极权主义以强有力的中央统治为特征，试图通过强制和镇压，对个人生活各方面进行控制和指导。极权主义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对人民的整个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统治。极权主义为了实现国家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按国家领导人的认识水平和偏好制定的，他们认为这个目标是为了“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利益”，只有他才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利益”的代表），不惜一切代价，倾全力以达到目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在极权制度下是被允许的，有时是必要的，它因无限忠于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变得合理。在王朝时代，由于交通、通讯的落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一个理想，国家的权力很难经常深入到版图的每一点上。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边远的乡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每一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奉行的是共产主义，共产党人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他们描绘出了人类最美好制度的图景。为什么他们所建成的制度和原来的理想大相径庭呢？哈耶克在他的《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回答。我不再重复他这本书的内容，我只是想说，我并不怀疑开创者的真诚。他们中很多人也许是想救民于水火的仁人志士。但是，他们宣传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开始用这个理想建造这个制度的时候，不会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人的认识是有限的。 制度是人和人的关系，也是个人和整体的关系。通过制度把单个人的活动连接成整体。但是，连接整体以后所导致的结果，任何个人凭着有限的知识和观察，是不能预知的。这像数学中的“有限”和“无限”的概念一样，在“有限”中得出的正确结论放在“无限”中有时是不正确的。这是一。 制度是千百万人共同建造的，但是，建造的过程并不是完全遵循建造者的意愿，它要因袭原有制度的遗产（现代语言称为“路径依赖”），它还要受到种种外力的影响。一种“理想的”制度建成以后，建造者会惊奇地发现：“竣工验收”的成果和“设计图纸”大相径庭。这是二。 第三，从理论上说，制度是为人服务的。但是，一旦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人们都要受到这个制度约束。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制度本身的力量（制度的逻辑力，制度的惯性力）又迫使制度的执行者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做出这些事情的后果是与制度建造者的最初愿望有时是相悖的。 哈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 中国人经历的情况正是如此。 毛泽东身处高位以后，在中国王权文化传统浸润中，在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框架里，把早年自己曾宣扬的民主抛到九霄云外，俨然以帝王自居。 2000年的一天，曾任毛泽东的秘书的李锐，在与他的老朋友在一个饭桌上（当时本书作者也在这个饭桌上）说，在延安，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照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 毛泽东这个理解不足为怪。他是在中国农业社会成长起来的，没有接受过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对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情有独钟，在他眼里，总统和皇帝都是君临天下，都是统率万民，当然没有什么不同。 1981年11月14日，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时，朱德的秘书陈友群提供一个情况：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的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审定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也好理解：要“君临天下”就得有人山呼万岁，在专制社会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法国大作家兼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曾在1972年向身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介绍毛泽东：“有一次我问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毛泽东这一代人借助“分久必合”、“久乱必治”的历史契机，把历经半个世纪战乱的国家整合起来了。他们在中国皇权文化的土壤上构筑了一个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强有力的思想控制，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这些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十分稳定的、高度集中的权力金字塔。毛泽东身处金字塔的顶端，牢固地掌握了这个权力结构之柄。这个“柄”就是军队和党的控制权。有了这个权柄，他就比任何人强大，他就成了全国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思想权威。民众的个体在这个权力结构里微不足道，他们只能为全国唯一的目标――共产主义献出一切。 这个金字塔结构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来的，是经过两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尽管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 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毛泽东。毛泽东实际是现代中国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历代皇帝更加强大，统治更加严密。历代帝王可以像法皇路易十四那样说“朕即国家”，毛泽东的权限远远超过了他们，他可以说“朕即社会”。在毛泽东以下的各级领导机关，主要领导人都是毛泽东的臣下，但在他自己领导范围内像毛泽东一样行使权威。他们也是一个个土皇帝。 （未完待续）

（接上期） 商品供应全面紧张。自1958年以来，市场上商品短缺现象逐渐严重，从吃的、穿的到一切日用品都严重供不应求。1960年商品短缺状况进一步加剧，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减少粮食、棉布、食油的定量标准。1961年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更为严重，食盐、火柴、锅、碗、盆、筷之类日常用品都买不到。但是，商业部门的商品库存总额却增加35%，其中，日用品库存总额增加近70%。这些库存商品都是质次价高、不适销、不对路的冷背残次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以后的清仓中报废了。 这是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结果。货币流通过多，商品供应不足，应当物价上涨。但中国的物价受到行政管制，对占人民生活开支的60%的生活必需品，国家不让涨价，它们是列入国家控制的18类商品。但越管制，商品越不足。不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供应的平价消费品还是涨了15%，为了回笼货币，还开放了一些高价商品。1962年一度放开了集市贸易，集市贸易价格大幅度上涨，比计划内的价格高出很多。详见表24-6。有人分析，计划内商品涨价、高价商品的影响、集市贸易价格的带动三项因素加在一起，整个价格上涨了30%，有的地区上涨了40%。  表格  职工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除了粮食定量减少以外，副食品供应也大幅度减少：食用油减少47.6%，猪肉减少80.6%，有些副食品连定量供应也不能保证。以当时生活水平最高的八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武汉、广州、重庆、西安）1961年居民消费水平为例，全年每人消费猪牛羊肉：重庆最高，每人5斤，上海3.6斤，北京、武汉2斤，天津、广州1.7斤，西安1.3斤，沈阳0.6斤。全年每人消费鸡蛋：天津、广州、沈阳无货供应，其它城市平均每人每年不到半斤。全年每人消费食糖：广州最高，为12斤，上海、北京3.5斤，重庆2.8斤，天津、武汉、沈阳1.3-1.8斤，西安不到7两。 职工工资也下降。1961年，国有制单位职工的年工资平均为537元，比1957年下降低15.7%；如果扣除物价因素，比1957年下降28.7%。根据全国大、中、小13个城市、526户职工家庭收支情况调查，1961年上半年，职工家庭每人平均货币收入为17.07元，扣除物价因素，每人平均实际收入只有15.53元，比1957年减少了1.87元。  由于商品供应全面紧张，商品“走后门”的情况十分严重。如果没有私人关系，就是手持国家发的供应票证也买不到东西。有了私人关系，就可以买到超过票证供应量的商品，商品的质量也比正常渠道买的要好。能够“走后门”的主要是干部。当然，一些掌握商品供应人员的亲戚朋友也会沾光。“走后门”卖出的商品有时比正常供应的商品还要多。河北省唐山市节日的副食品供应量，“走后门”卖出去的比实有人数定量供应量多10%。在商品供应本来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走后门”猖獗，普通百姓更买不到东西了。所以，群众对商品走后门的情况非常愤慨。1961年，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召开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专门会议，中共中央在这个会议的《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上批示：“在全民所制企业中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反映”。到1962年3月底，在27个省市自治区中（不包括西藏），有21个开展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群众运动，有3个省进行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教育，有3个省把反对商品“走后门”作为整风运动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之一。1962年4月16日，国务院财贸办和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联合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情况报告》， 这个报告在肯定运动成绩的同时，指出“有些地方只反下，不反上，下反上走，边反边走，有些不合理的‘内部供应办法’还没有取消。” 实际上，只要商品供应紧，只要权力至上，走后门的现象不可能停止。 五、被迫调整，一步三折  面对国民经济的困境，在1960年7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得不年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所谓调整，实际就是从前两年过激的政策中退回去。不过，在这次会上，调整的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完成钢铁生产任务。 北戴河会议期间及稍后，国家计委党组根据中央的决议，酝酿提出对工业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初步设想。8月底，国家计委党组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的计划指标时谈了他们的设想，周恩来总理补充了“充实”两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个字。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报告》的批语中指出：“1961年，我们要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这八个字，但当时尚未当作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明确起来。由于思想认识尚不明确，组织行动不及时，所以1960年下半年调整工作并未实际贯彻下去。中央对1960年的高指标也未提出修改。眼见钢铁生产月月完不成计划，中共中央还于8月和12月两次发出紧急指示，作为政治任务，要求保证完成当年1860万吨钢的生产计划。这一年虽然经过拼消耗、拼设备，勉强把钢铁生产任务完成了，而农业却大幅度地减产，结果造成了工农业比例的更大失调。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作为方针确定下来，是在1961年1月中旬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决定的。全会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和全国宣布：必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当时的提法是，“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在调整方针的贯彻过程中，中共中央制定了若干具体政策和措施，首先制定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同时，压缩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基本建设的规模，充实和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队伍；压缩党政机关和社会集团的购买力；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等等。 这些措施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八届九中全会还抱着“十个指头”成绩和“一个指头”缺点的看法，不承认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的的严重后果，调整工作还是在肯定“大跃进”“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因此，当时确定的1961年的主要工业指标，如要求钢的产量达到1，900万吨，比上年增长1.6%；原煤产量43，100万吨，比上年增长2.6%；粮食产量要求达到4，100亿斤，比上年增长10.8%。发展速度比“大跃进”的速度是大大降下来了，但仍然要求在上年过高的水平上有所发展，而实际执行的结果同人们的主观愿望相反。1961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战线都在全面下跌，不仅距离完成计划甚远，而且大大低于上一年同期的水平。夏收的粮食产量也没有达到计划规定的指标。 在这种情况下，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认真研究了工业状况。会议对当时工业生产中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有了较深的了解，9月15日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在这一指示中承认，八字方针虽然提出一年多，但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以致调整工作没有能够有效地进行，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也不能犹豫了，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降到确实可靠的水平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在应当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要退够。庐山会议确定了具体降低钢、铁、煤、电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规模的指标。又对40种急需的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提出具体的发展指标。这次会议提出“退够了再前进”的思想是符合实际的，但经济调整工作仍然不能越过“肯定‘三面红旗’成绩”的障碍。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随后他又形象地说，“现在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了”。 因此，“退”的决心还不大，这一年计划指标还是很高，始终没有放下大跃进的架子，结果，调整后的计划也没有完成，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30.9%，国民收入比上年下降29.7%主要工农业产品，除粮食略有增长以外，多数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吃穿用的紧张局面还在发展。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对经济形势讲了一些真话。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但是，在对经济困难程度的估计以及如何克服困难的步措施上，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领导核心间和高级干部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部分人能够实事求是地承认国民经的严重局面，主张采取坚决有效的调整措施，扭转危局。另一部分人不愿意承认工作中犯了错误，把困难主要归之于农业遭到的自然灾害，认为只要农业有了好收成，困难就过去了。他们留恋“大跃进”，不仅不肯下马收摊子，还认为政策的后退是右倾，并且随时准备反“右倾”。 真正实现“退够”还是“西楼会议”。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14天，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这次会议上，陈云分析了经济形势的严峻情况，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点措施。西楼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由陈云任组长。5月7日到10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调整国民经济的认识，特别是在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切实加强农业这两件事上下定了决心。进一步调低了1962年的各项经济指标，明确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具体方案。在这次会议以后，对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减少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城镇人口在1961年已经减少1000多万人（其中减少职工873万人）的基础上，1962年又减少1000万人（其中职工850万人）。1961年、1962年两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以上。 精简工作1963年还继续进行。从1961年1月，到1963年，三年共减少职工1940万人。如果减去同期安排就业的大中专学生等，净减职工1744万人。其中，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有1300多万人。精简职工相应带来城镇人口减少，截至1963年6月，共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左右。  （2）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基建战线。1960年基建投资完成384亿元，1961年减到123亿元，1962年计划减到46亿元，后来实际完成56亿元加上自筹完成67亿元。这样，积累率就从1960年的39.6%降到1961年的19.2%，1962年进一步降到10.4%。基本建设的大中型项目，从1960年的1815个减到1961年的1409个，1962年进一步减至1003个，许多工程下马。 （3）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某些必要的关、停、并、转。首先是压缩钢铁指标。1960年钢产量1866万吨，1961年压到870万吨，1962年最初的计划是750吨，后来调整为600万吨，实际完成667万吨。煤炭，1960年实际产量39700万吨，1961年完成27800万吨，1962年计划25100万吨，后来调整为23900万吨，实际完成22000万吨。关、停、并、转，1961年已经开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民所有制企业，1961年已经比1960年减少25000个，主要是大跃进时期发展起来的地方小企业。1962年继续减少了18000，两年合计减少了43700个，相当于1960年96000个的44.8%。 （4）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首先，是精简职工下放城市人口，停止那些徒劳无益的水利建设，农村劳动力1960年只有17017万人，1961至1962年两年，增加到21278万人。其次，减少粮食征购量。为了解决国内粮食供应不足，仅1961年和1962年两年，净进口粮食160多亿斤。第三，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向农业增拨钢材、木材、毛竹，满足农村制造小农具需要。到1962年，农村铁制小农具基本上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1和1962年，集中力量修理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及运输工具。第四，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对农民实行退赔。1961年粮食价格提高25%，几年来由国家财政共向农民退赔20亿元。 （5）对一些急需的工业进行了充实。在轻纺工业方面，除了恢复传统手工业和一般轻工业产品外，还发展了洗衣粉、塑料、化学纤维工业。在重工业方面，特别是保证了石油工业的发展。原油产量1960年520万吨，1962年575万吨，化纤1960年10600吨，1962年13600吨，1965年达到50100吨。  （6）整顿了经济秩序，整顿了管理。在经济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集中。同时，在工业、农业、手工业、商业、财政、银行、计划各个方面，都制定了许多新的规章制度。 （7）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首先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和各项事业支出；其次，清仓查库，处理库存积压，包括机关招待所的物资；第三，在坚决稳住18类基本生活必须品价格的基础上，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如糖果，糕点，饭馆，自行车，尼龙袜子等。第四，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开头，自由市场上许多产品的价格，比国营的价格要高几倍甚至十几倍。经过采取上述措施，很快回笼了几十亿货币，自由市场价格就下来了。 经济调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全民所有制”条件下，说是“全民”所有，实际无人负责，工程下马以后，很多地方对停建、缓建工程撒手不管，造成了很大损失。1961年9、10月，建筑工程部派了几个工作组，到沈阳、天津、太原、西安、兰州、长沙等城市，对停建缓建的项目进行了调查，向中共中央送上了调查报告。 报告称，截至1961年9月的不完全统计，上述六个城市先后停建的工程共1035项，建筑面积334.4万平方米，约占开工工程的一半左右。其中，只搞了基础的有95.4万平米，占停建工程的28.5%；主体工程进行了一半的约有132.9万平米，占38.6%；主体工程基本完成的有74.6万平米，占22.3%；只剩下少量装修工程的有31.4万米，占10.6%。到工作组检查的时候，许多工程基础下沉，柱子歪斜，屋面漏水，门窗玻璃丢的丢，坏的坏，甚至房倒屋塌，造成伤亡事故。天津东郊电厂、天津西郊电厂的主厂房和天津钢厂的粗轧车间，都是只挖了槽，打了基础桩，就停下来了，这些基础槽，都被雨水灌满，槽帮遭到严重破坏。沈阳市筹建的小洋水泥厂工程，主要厂房已建成，机械设备也基本安装起来，由于地下防水工程没有做，地下水渗出，深达3米，把安装在地下室的机电设备全部淹没。商业部兰州石油仓库的宿舍工程，砖墙即将砌完，停工以后，由于没有搞好排水，四面墙基全泡在水里。太原艺术学院新建的2600平米的食堂工程，只等挂瓦，就停了工。1961年8月底，一阵大风把屋顶刮掉，刮倒了墙，压死了3人，伤了两人。 停建以后，工地上的大量建筑材料保管不善，造成了很大浪费。据沈阳、天津、甘肃等四地的不完全统计，共留下钢材10285吨，木材10900立方米，水泥12650吨，以及大量的地方建筑材料。这些材料不仅呆滞积压，而且很多损坏变质。天津炭黑厂工程进场的白灰138吨，大部分被风刮走。 有些设备，露天放置，无人管理，损坏严重。沈阳市砖瓦厂一套隧道窑，停建以后，两台鼓风机放在野外，全部生锈，200多个炉篦全部锈烂，不能使用。沈阳合成氨厂七台大型设备也是露天堆放，任其风吹雨淋。天津东郊电厂第一期10万千瓦的进口发电设备和第二期的10万千瓦的国内设备，先后进厂，一无仓库，二无遮盖，在车站、马路以及施工现场，到处乱摆乱放，普遍生锈。 许多停建工程下马以后，多占的土地没有及时退还，任其荒芜。凡是工程下马之处，都能看到残垣断壁，荒草萋萋。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上级一声令下，说停就停。很多本来可以利用的工程，功亏一匮。沈阳地区1960年砍掉的中央和省属工程中，有13项已经基本完成，只需用很少的材料和人工，抹抹灰，上上油，装上玻璃，就可以竣工使用，但由于“一刀切”，这些工程无人收尾。 不管代价多么大，以上措施对于纠正过激的政策，还是取得了明显效果。到1965年，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 但是，这样大步倒退，虽然稳住了经济，但毛泽东从心底里是不满意的，国民经济稍有转机，他就想反右，1962年夏秋经济形势刚有转机。毛泽东等人却认为形势本来不错，主张实行大调整的人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犯了所谓右倾错误，刮了“黑暗风”。于是在8、9月间相继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就又发动批“右倾”，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为新一轮政治斗争埋下了杀机。 第二十五章 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 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通常会引发的农民的大反抗，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有的会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而实现王朝更迭。20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的规模是空前的，死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为什么没有引发重大的社会震荡？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历史之谜。 一、大饥荒年代的社会治安  在1958-1962年间，由于苛政害民、饥民遍地，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加剧，据陕西省兴平县、宝鸡市和西安市雁塔区三个地方统计，1960年发生的116起“反动标语”和信件中，有50%是针对粮食问题的。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局部地区出现了小规模的骚乱和暴动，边民大量外逃，刑事案件增加。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1、骚乱和暴动  骚乱和暴动较多地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原汉族地区相对少一些。这是因为，政府对中原汉族地区的控制比少数地区更为严密，民间没有武器，没有非政府组织；有些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并有枪支武器，有些地方头人还能够起一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对这些骚乱和暴动，政府讳莫如深，报纸上通常不作报道，现将散见在地方志里的一些资料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在本书“大饥荒中的云南”一章中介绍了“丽江小凉山暴乱”、“富宁县瑶族骚乱”、“维西县伏击事件”、“归化寺武装冲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宣威事件”等暴乱。其中“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和“宣威事件”规模最大。这里不再复述。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街老馆里，本书作者调阅了几十本1990年代编修的地方志，从中看到了以下记载： 1958年4月18日，以“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韩乙奴为首的200余名匪徒，胁迫群众4000多人，率先在青海省循化县发起武装叛乱，随之牧业区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这场叛乱历经五年才得以平息。“从1958年4月到1962年3月，为期5年共进行大小战斗3639次（其中部队作战2811次，地方干部和民兵作战828次），毙敌1.6万人，伤敌4876人，俘获4.68万人次，招降5.88万人次。缴获无座力炮4门、高射机枪4挺和其它大量武器。” 1958年3月18日晚，甘肃省卓尼县录竹全区发生武装叛，上迭区（今迭部县）扎尕那、北山地区也相继发生叛乱。  1958年7月，云南省在鹤庆、永胜、宾川三县结合部的四角山发生土匪骚乱。  1958年8月15日，甘肃省广河、东乡发生大规模的叛乱。“在马国忠等人的策划下，广河、东乡等县相继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他们呼喊反动口号、捣毁政府、杀害干部、抢劫银行、破坏公路及通信线路等。8月下旬，兰州部队在民兵的协助下，及时平叛，9月中旬叛乱平息。在平叛中，有扩大化问题。”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年四川省荣昌县破获“归根堂”、“乾元堂”、“万全党”等反动会道门的复辟活动。  1958年云南牟定县有人对大跃进不满，打死公安人员，攻打区公所。  1958年广东阳山县发生暴乱。  1958年广东连南和连山两县的瑶族地区发生暴乱。  1958年12月27日，云南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发生暴乱。  1958年和1959年广东翁源县两度发生暴乱。  1958年广西百色县发生暴乱。  1959年安徽岳西县发生暴乱。  1959年4月16，云南省建水县岔科公社白云村发生暴乱。生产队长李万成被杀，夺走民兵枪支14支。4月26日平息。  1959年青海省海西州发生部落叛乱。  1959年湖北保康县有人自称皇帝，纠集200多农民企图暴动。  1958年，贵州省黔东南州共破获反革命案件24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天柱县的“自由中国民主同盟西南联合反共战斗军”反革命暴乱案、黎平县的中黄农场劳改犯预谋叛国投敌反革命集团案、归养反革命集团预谋暴乱案和岑懂“四一”反革命集团复活预谋暴乱案。四案共逮捕首犯、主犯35名。1959年这个州共破获反革命集团案19起。1960年10月这个州镇远县破获“中国自由民主党”预谋暴乱案。1961年1月，在锦屏、剑河、黎平三县结合部的青山介地区破获“中国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反革命预谋暴乱案。  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全县不足10万人却饿死了4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因为他们家里的孩子也饿死了。手无寸铁的农民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300多名道徒抢走公社民兵枪支18条，子弹1200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4人，绑架干部16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1961年7月，反革命集团“工农民主党”首犯徐世清盗窃“五四”式手枪5支，子弹50发，在眉山、邛崃、新津等地抢劫粮库和运粮汽车。  1960年12月20日，甘肃省镇原县屯字公社发生“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第一师”反革命暴乱。  1960年10月28日，湖南公安厅、株州市公安局和凤凰县公安局在凤凰县的腊尔山、沱江镇抓获以吴求富、龙绍海为首的“中国民主救星党”阴谋暴乱案，抓获40多人。  1960年12月，云南省宣威发生“反革命暴乱。  1960年12月，河北省邯郸市破获“新星会”阴谋暴乱案。首犯阎普真（女）利用“疫病”流行的机会，成立武装组织“仁义军”。12月13日阎普真带领95名道徒人企图占领河北省永年县老城。被公安部门全部抓获。  1961年4月，四川省剑河县公安局破获太拥公社展模管理区反革命集团“中国英雄党”案，首要分子被逮捕法办。1962年8月，剑河县公安局与三穗县公安局配合，捕获涉及剑河县南明、大洋、磻溪、平岑和三穗县瓦寨、顺洞等地的反革命集团“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政司令部”全部成员。  1961年四川省垫江县在西山虾蟆湾一带破获预谋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革命军”，捕获头目5名。  1961年7月，吉林省公安部门破获“中国民主党”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赵革东是原怀德县委宣传部长。  1962年11月10日，云南省南华县沙桥、五街地区发生反革命武装土匪暴乱，11月22日平息。  1963年，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峪关公社黄草营大队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  四川省阿坝地区从1956年到1961年元月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持续不断。  1962年云南镇沅县发生30余人的暴乱。  在地方志里（特别是各地的“公安志”）这样的记载很多，本书不再一一列举。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到图书馆里翻阅。 绝大部分暴乱的规模都不大。有些所谓的反革命暴乱并没有政治动机，只是为了填饱肚皮。有些地方官员把正常的反映意见行为，或者是有些偏激的行为成为反革命暴乱。例如在1957年12月云南通海一名共产党员联名向上级写意见书，反映该乡缺粮情况，并且发动800多人在意见书上签名。结果被定为“反革命骚乱”，14人遭冤狱，到1979年才平反。  2、边民外逃  在苛政、饥饿和干部恶劣作风的压迫下，边疆的居民大量外逃。我所掌握的资料中得知，大规模的边民外逃有三处。 一是西南边界。云南省沿边一带州县发生人口外逃，总数达8万人 ，从现存材料上看，外逃人员超过了此数。仅德宏州外逃人员就有近6万人。在本书《大饥荒中的云南》一章中已有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二是广东深圳，从1958年以来就出现了成批的人逃往香港，但逃港高潮不是发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发生在1961年和1962年，这是因为，这时国家实行大量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强制回农村。有了城镇人口带头逃港，农民逃港也就更多了。参与这次偷渡外流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详见本书《岭南风云》一章） 三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1962年春夏，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前苏联。 3、哄抢粮食 饥民哄抢粮食的事件很多地方的档案馆有资料记录。哄抢粮食多发生在铁路沿线，成群结队的饥民哄抢运粮列车。哄抢粮库的情况也有发生。  张掖地委1961年1月7日晚向省委的报告 说，武威车站自运粮一开始，群众就成群结队地到车站偷粮，1月5日，白天约有五六百人，晚上约有200多名青年人，到车站偷粮、偷煤，共偷去青稞90多包，约18000多斤。驻车站炮兵团警卫战士阻拦不住，有的向战士掷石头，逼迫战士后退。有的喊话说：“你们不敢开枪打我们。”有的一个人纠缠战士，其他人去偷。据了解，当时警卫战士已架起了机枪，以阻拦群众。下午，到车站的群众已增加到1000人左右，县委常委黄进忠，从炮兵团又调两个排。同时，抽了部、局长10多人，到车站附近的生产队了解情况，教育群众，安排社员生活。张掖地委得知情况后立即撤回新调去的两个排战士，不准打骂群众，不准拘留，绝对不准开枪，对远道而来吃不上饭的给他们做饭吃，说服他们回去。这天下午6时张掖地委乔生瑞向省委电话报告说，警卫人员架了一挺机枪，又从炮兵团抽了两个排的战士。 中共酒泉市委1961年1月11日、14日连续向省委的报告 说，从1月5日到8日，先后三天有400多名群众成群结队地抬上梯子，拿着口袋，手持木棒、刀子、铁铣等到面粉厂抢粮。有的是搭上梯子越过墙去硬要，硬拿，有的在墙上挖洞进去偷，还有一些人在公路上趁天黑拦劫拉粮的皮车，用刀子将装粮的口袋割破，一涌而上，抢到粮就走。5日曾鸣枪驱散，但后两天有人继续抢粮。对鸣枪行为酒泉市委向地委和省委作了检查。 省委天水工作组和中共天水地委1961年1月23日联向省委的报告 说，最近以来，铁路沿线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列车被抢被偷事件不断发生，继续蔓延，日益严重，损失非常惊人。北道车站检查组去年12月份检查了进站列车338次，发现有142组列车被盗。另据统计，1960年10月到1961年1月22日，共发生列车被盗事件420次。其中，1961年1月的20天中就发生184次。被盗地区由小到大，由站到线，逐步蔓延发展，偷盗人数由单个发展到三五成群、结伙作案，由小量地偷窃粮食到大宗地见什么偷什么，由黑夜秘密偷盗到白天公开抢夺。 一些地方志记载了一些群众哄抢粮食的事件： 1960年12月安徽芜湖专区发生大小抢粮事件180起，据查清的96起统计， 抢走粮食3.6万斤，1961年初全省又发生抢粮事件65起，抢走粮食万多斤，直到1962年春仍有抢粮事件发生。抢粮事件主要发生在群众生活困难大的地区。据淮南等13个县22起抢粮事件调查，参与者5495人。  甘肃省在1961年1月间发生哄抢粮食事件 五六百起，损失粮食百万斤以上，牲畜近万头，还有大批百货，使交通陷于瘫痪。  1961年在张掖市发生3000多人抢国家粮库哄抢粮食事件。  1961年甘肃安西县发生群众砸开国家粮食仓库抢粮食事件。  贵州省雷山县在1960年发生多次哄抢国家粮库事件。  贵州黎平县1960年12月-1961年1月期间发生4000多群众因缺粮而哄抢国家和集体粮食事件。  广东省潮州市也发生哄抢集体粮食事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