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巴青7級強震 已知16死65傷339戶房屋受損
2026 年 10 月 23 日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無名氏 （十五） 網上有許多關於羅文父親遇崇基先生和母親王秋琳的材料，都不如羅文告訴我的有意思。 我從網上的材料算出來，遇伯父生於1912年，1988年在北京逝世時76歲。 羅文的母親王秋琳女士於1983年5月在北京逝世，享年63歲，應該是1920年生人。 遇伯母的遺體告別儀式我參加了。遇伯父的我沒能參加，我87年7月10日離開中國去澳洲自費留學了。 羅文告訴我，遇伯母有個閨蜜楊姨，嫁的是大官兒，想去日本玩，就拉尚在閨中的遇伯母一起去。遇伯母說：「我別白去一趟，乾脆留個學吧！」就這樣，去日本留學學的是商業管理。 1949年，遇伯母、楊姨和另一個女性朋友三人合夥開了「理研鐵工廠」，遇伯母任廠長，56年公私合營，工廠改名為「機床附件廠」遇伯母任副廠長，並成為北京東城區政協委員和東城區人民代表。1957年反右鬥爭，遇伯母替一個被定為右派的人說話：「我們是不是應該再考慮考慮。」自己也被打成右派。因為檢查的好，沒被送去勞改，削去公職，只保留了一份工資。 遇伯父在同時自己開的是「大業營造廠」。56年公私合營，遇伯父分配到華北電力工業部北京基建局技術處 職稱 工程師。57年反右鬥爭中，被打成「極右分子」。被開除公職，送去勞改，60年代初期回家賦閑。 關於遇伯父的右派言論，文革史專家宋永毅先生在浩瀚的反右史料里大海撈針一句句找出，並對遇伯父有高度評價，這是我今天早上從Google里看到的，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查。 我想到的則是遇伯父告訴我一句鈧鏘有力的話語：「洛誦，我的楞角到現在都沒有磨沒！」 以下的故事是羅文這次講給我聽的： 先從曾祖父那代說起吧，本來我們家是山東人。是從曾祖父那代到的東北。（我插了一句「遼寧營口？」羅文說：「對！」） 羅文接著說：我以為是窮闖關東呢！還真不是，是覺得那兒搞得挺好的，有前途，就帶著全部財產拖家帶口去了。一開始也很順利，發了財，後來因為一場官司家敗了。（他一說官司，我想起來他給我講過，並很詳細地說過官司的經過） 到了爺爺這輩就沒什麼錢了。爺爺去世後，奶奶還帶著爸爸、爸爸的姐姐去黑河投靠親戚，最後還是回到營口。爸爸這時候就發憤讀書，走靠讀書改變命運這條路。 爸爸上的是鐵路學校，以第一名成績畢業，被分配當站長。不久，又以第二名成績考上去日本官費留學。這下可不得了了，以前看不起我們的親戚朋友都來了，還張羅著要給爸爸找對象。最多的時候，來了一屋子女孩，爸爸都沒看上，只見遠遠的有個女孩，非常文靜可愛，大概是來看熱鬧的，就說，我看上她了。女孩姓什麼不知道，名字里有個茜字。就和這女孩結婚了！這就是爸爸的第一個老婆。 （羅文還說：羅錦在書里也寫過這個女孩，有姓，估計是她編的。） 爸爸去日本留學，上的是早稻田大學土木建築系。有獎學金，可是他還要養家，家裡還有奶奶，他姐姐和新婚妻子等他養呢！他看留學生看報紙困難，就寫了本書「日文報紙譯讀法」，用「羅茜」的筆名發表。靠這本書養了家。現在這本書還有，在潘家園二手貨書店炒到3000元人民幣。這個茜命不好，還沒等爸爸回國就病死了。 爸爸特別懷念茜，說她特別溫柔。 羅文評價說：「因為他們沒在一起生活，生活久了，會遇到很多問題，誰知道還溫柔不溫柔？」 （十六） 我對羅文說：「有人認為羅錦的價值不亞於羅克。羅錦辦了兩件大事，一是寫了’冬天的童話’這本書，造成很大影響，二是公開討論與蔡忠培的離婚案，解放了人們的思想。」 羅文說：「還有第三件，出國後向德國政府要求政治避難。」 我在潛意識裡忽略了這件事情，因為羅錦後來說我：「沒想到你第一個站出來在香港雜誌上指責我！」並反唇相譏說：「你那麼熱愛這個國家，你出來幹什麼？」 我向她道歉說：「對不起，我當時的思想覺悟太低……」 祖國，從小根植在我們心中是至高無上的概念，我五歲上北京大方家衚衕幼兒園，老師教的第一首歌是：祖國像個大花園，田野森林望不到邊，綠水青山真美麗，我愛我們的大花園。 共產黨在洗腦教育中，偷換概念，把毛主席、中國共產黨與祖國混為一談，甚至凌駕於祖國之上。還是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首先澄清的這個概念，「愛國不是愛共產黨！」 共產黨竊國，只為特權階級謀利益，把人民當芻狗、奴隸，整個中國是座大監獄，沒有民主、自由、人權，往國外逃跑的人烏泱烏泱的，有門路的走大路，沒門路的走線路。號稱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怎麼大家都削尖腦袋想盡辦法鑽到鐵絲網的外面啊！ 遇羅錦成了這股大逃亡的先驅！ 我們在國外不是僅僅為自己的幸福著想，我們會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幫助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擺脫奴隸的命運做國家的主人。「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我66年11月底認識羅文的時候，羅錦已經不在了！她已被革命群眾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革命群眾強迫警察收下她，說她在日記里寫著要投敵叛國，把她從竄逃到廣州的路上抓回北京送到公安局的。公安局一開始不收，革命群眾就呼口號，警察被鬧得沒有辦法，硬著頭皮收下了，馬馬虎虎判了個最輕的罪：三年勞動教養。 我何以知道羅錦被扭送公安局的壯觀場面，是聽扭送她的革命群眾之一「端村王」的妹妹說的。 「端村王」一開始是我二弟弟陶江的朋友，正式的姓名已經無法考證了。是北京大學西語系學生，文革中的畢業生，分配到白洋淀北岸端村當老師，他是資本家出身，找了個幹部子弟的女朋友。他帶女友到邸庄玩，認識了我和戎雪蘭。 回北京又認識王妹妹，那時候是74年，被槍決的遇羅克事迹在民間流傳，王妹妹對我講遇羅錦時語氣充滿了讚歎，說她像劉胡蘭，毫無懼色，對趕到公安局焦灼的母親說：「媽，沒事兒，您回去吧！」 我能想像她那幅樣子，我早在67年就見過她那樣子，在她家，羅文給我看的她的自畫像，一個美麗的少女微側看著前方，圓圓的臉，尖下巴，長發披肩，倔強堅毅的表情，當時我就感到像劉胡蘭。 我和羅文坐在她的單人床上，我靠在羅文的胸前，拿著她的水彩自畫像，端詳著她， 羅文說：「她會喜歡你的！」 直到1978年11月，我才第一次見到羅錦真人的面，她和第二任丈夫蔡忠培住在朝陽區三里屯一個居民樓里，我沒想到後來她鬧出那麼多的大動靜！ （十七） 羅文對我說：「羅錦和馬沛文是真正的愛情！」我驚訝地說：「你覺得是這樣？我覺得她和吳范軍是真愛。」 羅錦的三個丈夫（不算現在的德國第四個丈夫海曼），我認識兩個，蔡忠培和吳范軍，都是很好的人。 羅文說：「不是，她和馬沛文是真愛，結果弄成這樣，……」 這讓我想起羅錦曾深情地說：「愛情就是要有犧牲精神，……他老了，我就用輪椅推著他，給他擦哈啦子。」想來這指的是馬沛文了，她說這話的時間是決定和忠培離婚的時候。 我Google了一下馬沛文先生（1921—2014）。和羅錦相識時任職「光明日報」副總編輯。 羅錦給我講過北京中級法院開庭討論她和忠培離婚案的時況，我轉述給羅文： 羅錦提出離婚的理由是蔡忠培是好人不是愛人，忠培走上台，激動地舉著羅錦給他繡花的飯盒袋，說這不是愛情是什麼？ 還誇讚羅錦會過日子，一毛錢一斤的小魚做成噴香的干爆魚，「我沒有本事，不能給愛人過好日子！」忠培難過地自責。 就在這個時候，有人舉手發言：「我說兩句」羅錦想：「這聲音怎麼這麼熟悉啊？」回頭一看，先看到穿著42號鞋的一雙腳，原來是插隊東北時的前夫。 羅錦說：「這兩個不得意的丈夫！」 羅文對我說：「世俊其實特別顧家，他們粘糖葫蘆，世俊賣，賣不完捨不得吃都帶回家。羅錦也是一個好母親，她把孩子背在背上鋤地。」 故事中的故事—-羅文給我講了羅錦他們買的房子曾發生過案件，村裡人都不敢買，因為便宜，羅錦他們就買下了，為了美好的生活打拚。 三年後，夫妻離婚，羅錦和忠培結婚，戶口回到北京。 前幾年，有人把我寫羅錦的文章放在國內「頭條」上刊登，我聽陶江說下面有幾條留言，其中一條是：「遇羅錦與蔡忠培離婚是很不仗義的！不必把道德降到她的水平。」 剛才我Google遇羅錦離婚案，看到「文學城」轉載我在「新三屆」上的文章，原名為「遇羅錦給我的信（上）」，被改名為「我知道的遇羅錦離婚風波」。 最新評論是：1.友朋如此，彼此也可心安了。2.好文和好人。 女人是愛情動物，遇羅錦也並不例外。牟志京告訴我，美國女人說遇羅錦是「中國婦女解放第一人。」我把這話轉告給她聽，她說：「我對這些頭銜一點都不感興趣，我就是想找一個情投意合的人和他好好過日子。」 縱觀她的波瀾壯闊的婚姻與愛情史，她實際上是個很傳統的中國女人，只是造化弄人，生不逢時，中國最大的黨媒「人民日報」內參竟在頭版頭條標題稱她為「一個墮落的女人」。 女作家喬雪竹很為羅錦不平，對我說：「真不像話！那麼大的報紙跟一個女人過不去！」 喬雪竹還說過，「男人憑藉武力可以打開一個地盤，女人只有撕毀自己給別人看。」 80年代，正是世界對「女性學」研究的一個高潮，中國出了個遇羅錦，一個為沒有愛情為由的離婚案把全社會鬧得沸沸揚揚，「新觀察」雜誌和「民主與法治」持對立的觀點大辯論，地方法院批了，中級法院給駁回了。最後雖然判離了，遇羅錦在道德上卻被判了死刑。為她辯護的地方法官黨春元被消職為民，在法院當雜工。 不管怎樣，遇羅錦付出巨大犧牲，撕毀自己給全世界看，讓中國在「女性學」這一塊跟上了世界的步伐。 目前的中國社會可沒有這麼自由熱烈的討論空間了！ （未完待續） 作者陶洛誦
文/清簫 上期講到詩之本在於言志，詩可以起到興、觀、群、怨的作用，概括而言，作詩要有藝術感染力，使讀者產生聯想；同時反映現實生活，詩人可以透過詩諷諫時政。此外還談到性靈、氣象、體面、血脈、韻度。性靈即真性情，詩應是詩人真性情的表現，言志的同時自然包含詩人的真情實感與個性，字句由情志產生，而不能為造句而損害情志。氣象既在字句之內，也在字句之外，來自詩人的氣質，譬如李白，他的詩詞妙在氣象。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舉例說：「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絕妙詩詞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以上是簡單回顧。下面講的內容以上期為基礎，繼續探討詩的審美，以及我們怎樣作出好詩。 諸位或許已見到本期標題：「水中月，鏡中象」，可能看起來有點模糊，難道詩的最高水準是這樣的嗎？非也。在講什麼是「水中月，鏡中象」前，我們先聊一聊言外之意。 （圖：Adobe Stock） 諸位不妨回顧一下，當感到一首詩很好時，究竟詩的哪一部分令我們覺得好？文采或許是其一，但如果細想，會發現真正使你難忘的不在言內，而是言外之意、形外之神，是文字帶給你的聯想，這是中國古詩的一大魅力。詩是精華語言，註定不能將全部想表達的意思寫出，古體詩尚能寫很長，而絕句和律詩長度固定，終究十分有限，所以必有意在言外，必有神在形外。因此好詩都有一個共同點：「言有盡而意無窮」，意味深長，繞樑三日，使讀者回味無窮。 劉勰《文心雕龍》說：「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劉勰講的隱和秀，即文外與文內之美兼得，隱意為「重旨」，即能以簡約的辭表達豐富的意。唐代僧人皎然也談到文外之意，其《詩式》講道：「兩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中總結道：「超以象外，得其環中。」這是講詩貴在象外。《二十四詩品》還講：「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著的意思是粘著，此句也是談言外意味，提倡含蓄而餘味繞樑。梅堯臣論詩也頗重視言外無窮之意，他認為：「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言外、文外、象外都可以概括為神，和水中月、鏡中象異曲同工，寫詩只寫形是不夠的，有了神，詩才真正活起來。 （圖：Adobe Stock） 為何說詩的言外之意、形外之神是水中月、鏡中象呢？我們抬頭看月亮，天上的那個月是實體，倒映在水中的月是影子，人可以憑藉科技登陸月球，但水中月影永遠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景物本是客觀存在，當人帶有主觀情感看它時，景物便被賦予新的意義，詩人筆下的景物便是那一瞬間所感所見，將其以詩再現，而不是生硬的描述。水平高的詩人能將其寫得含蓄深遠，餘味無窮，介於可言與不可言之間。讀者讀後，雖心領神會，卻發現只可意會而難以言傳，如果想複述給別人，非用此詩句不可。水中月、鏡中象看似可用手摸到，實際上永遠都無法觸碰到，這種感覺與可言和不可言之間相似。不需要精確，應留給讀者餘味及聯想。 （圖：Adobe Stock） 嚴羽《滄浪詩話》對此講得很精闢：「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嚴羽所說的興趣不是指愛好和趣味，而是指詩人內心情感的興發，有時是看到某景物後的感悟，都是自己的真情實感，而非尋章摘句得來，所以無跡可求。因為抒發真情，獨一無二，所以有味可品，若功夫到位，自然達到言盡意永。 舉例詳說，譬如杜甫寫過一首〈冬日謁玄元皇帝廟〉，描繪老子廟的壯麗，其中一句寫道「碧瓦初寒外」，真可謂神來之筆。細想，為何碧瓦會在寒氣之外呢？冬季寒氣充滿天地間，任何一物都逃脫不了低溫，而且寒無象無形，怎能分內外？但這就是詩人感受到的，杜甫見到如此壯美的建築，心中覺得溫暖，碧瓦也顯得溫暖了。 （圖：Adobe Stock） 葉燮《原詩》有評：「初寒無象無形，碧瓦有物有質，合虛實而分內外，吾不知其寫碧瓦乎？寫初寒乎？寫近乎？寫遠乎？使必以理而實諸事以解之，雖稷下談天之辯，恐至此亦窮矣！然設身而處當時之境會，覺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設，呈於象、感於目、會於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碧瓦和初寒人人皆知，人人能言，但「碧瓦初寒外」只有杜甫感受到，是屬於他的想像。不需多言，讀者就可以領會到他當時的心境，若讀者轉述給別人，便失去味道，唯有「碧瓦初寒外」能表達他的意。葉燮還有一段觀點，說：「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於前者也。」杜甫這句「碧瓦初寒外」就是典型的詩家語言，可意會而不可言傳。 （圖：Adobe Stock） 杜甫另有一首詩〈春望〉，家喻戶曉，我們來看前兩聯，也是言外意味深長——「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安史之亂爆發後，長安遭受蹂躪，杜甫眼見昔日繁華的國都破敗，觸景生情，寫下該詩。說「山河在」，言外之意是唯有山河仍在，其餘都蕩然無存。說「草木深」，雜草叢生，雖不直接寫人，但讀者可感受到人煙因戰亂而稀少。至於花鳥，本是樂景，卻令詩人傷感，以樂景更襯哀情。寥寥四句，寫得含蓄深沉，令人難忘，最觸動讀者的部分在言外。 （圖：Adobe Stock） 我們再看溫庭筠的〈商山早行〉，其中「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最經典。這兩句沒有一個生僻字，景物也是生活中常見的，看似平淡，卻讓人讀後如身臨其境。雞表現聲，月表現色，茅店反映遠離故鄉的山區，霜反映冷，人跡說明有比詩人更早出行的人，僅十個字就能使讀者腦海產生許多畫面，感受到早行辛苦與羈旅愁思。這是梅堯臣所謂「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的典範。 另有兩首詩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典範，即李白〈夜泊牛渚懷古〉和孟浩然〈晚泊潯陽望廬山〉。王士禎《帶經堂詩話》評道：「詩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為何評價如此高？以下分別賞析。 〈夜泊牛渚懷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 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 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 明朝掛帆去，楓葉落紛紛。 李白此詩抒發知音難逢、懷才不遇的傷感，自然而無雕琢痕迹，含蓄有味。「青天無片雲」寫開闊景色，這類環境容易激發懷古之情，詩人的思想自然地融入景中。之後借謝尚與袁宏的典故表達懷才不遇之感。結尾想像次日之景，掛帆離去，楓葉飄落，更襯未遇知音的寂寞冷清。 （圖：Adobe Stock） 〈晚泊潯陽望廬山〉 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 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 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 東林精舍近，日暮空聞鍾。 孟浩然這首也寫得自然無痕。「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不寫具體景，給讀者留下想像空間，「都未逢」用語平淡，委婉表露不滿之意。之後「始見香爐峰」，「始見」二字含蓄地表現驚喜之意。望見香爐峰，孟浩然不禁懷念起曾在廬山建造東林寺的高僧慧遠，他仰慕慧遠，但如今昔人已去，只餘夕陽之下，寺廟鐘聲。「日暮空聞鍾」憂鬱而深遠，一個「空」字暗指高僧已逝世，惆悵之情寓於景中，下筆素淡，卻情思悠遠，餘味無盡。孟浩然透過懷念慧遠，表達對隱居生活的嚮往，詩中未直說理想，而蘊含於字裡行間。 （圖：Adobe Stock） 〈夜泊牛渚懷古〉和〈晚泊潯陽望廬山〉都在寓情於景方面寫得好，情在景中，味在言外，露出一點引導讀者聯想和感悟，這一點足矣，如此才更值得品味。兩首詩都沒有驚奇文字，簡單易懂，佳作不靠文采，用語平淡也無妨，詩重在直奔上乘，形為輕。作詩不宜太實太滿，而要留白，講究虛活。字句就像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橋樑，真正溝通的是心靈，不同讀者的領會各不盡同，無關乎第三者，貴在心有靈犀，相視會意。嚴羽所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葉燮所謂「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可謂上乘。這不等同於晦澀模糊，用語依然應使人易懂，「水中之月」在意境而不在表面。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無名氏 （十二） 一見鍾情這種事情多在才子佳人的小說中出現，我和遇羅文的第一次見面猶如昨天。但絕對不是一見鍾情。是偶然的相遇。 我按圖索驥，圖是楊鷗提供的，中學界造反派組織的名單。我會按照這些名單給他們派送「中學生動態報」。 要說我們處在一個魔幻的環境也不假，在血淋淋的天空下，給我們一個到全國大串聯的契機，開始的時候，只許紅衛兵去，後來控制不住，明文規定只有「黑五類」出身的不許去，一般出身沒問題都可以去，這是我去學校開串聯證明時知道的。 我揣著師大女附中掌權的紅衛兵給我開的證明，游遍祖國西南部大好河山，等我11月底回來的時候，中學造反派組織像雨後春筍林立，與紅衛兵抗衡。 造反派組織都是在學校佔個教室，每個班為單位，批判班裡的紅衛兵同學。我找了幾個女孩，辦個油印小報，覺得可以隨意走動空間廣闊，附合我愛動的性格。 我找到六十五中「北斗星戰鬥組」的時候，完全把「出身論」一事忘在腦後，以為會像給每個學校戰鬥組發傳單一樣，發完就走。 我左手拿著幾頁動態報，右手敲敲緊閉的門，「進來！」裡面幾個聲音不約而同。我推門而入，沒容我開口，一個坐在地上的娃娃臉男孩沖裡面門喊了一聲：「遇羅文！找你的！」 一個瘦瘦的略高個子的男孩應聲出來。穿著藍色短棉大衣，戴著栽絨帽子。我們倆大眼瞪小眼，感到莫明其妙，我從未聽過「遇羅文」這個名字，遇羅文也看出我不是沖他來的。 我禮貌地說明來意，順手把「中學生動態報」遞給遇羅文。當我即將轉身的一剎那，遇羅文及時叫住我：「你看過 ‘出身論’ 嗎？」我想起楊鷗的那段評說，眼前這位就是和那篇有爭議文章相關的人了。我說：「沒有」，接著想轉身，遇羅文迅速從上衣口袋掏出一疊紙，油印的黑體字透到背面，他遞過來，我接住。 「你看完得還給我，我就這一份了！」他說，看我有些猶豫，他說：「你要在這兒找不到我，可以去我家找我。」 這點倒挺像我的，我辦的「中學生動態報」也是以我家為基地，我給要地址的人都大大方方寫上我家的地址。四中的李寶臣、王祖鄂、蔣孝愚都是這麼找到我家，跟我聯繫的。李寶臣成為我全家朋友後還說：「當時發現這個地址是個住家挺尷尬的！」 蔣孝愚則在認識我沒幾天，就帶著我們五男五女去新疆「打聯動」。我們67年2月7號春節是在去烏魯木齊的火車上度過的。 去新疆以前，我按遇羅文給我的地址找到他家，還給他「出身論」一文，並向他告別，「我們受中學生代表委員會委託，調查一月二十四號新疆石河子槍殺事件，並追蹤逃往新疆的聯動分子。」 羅文興奮地告訴我：「我們出鉛印報紙了，我給你十份，你帶到新疆散發吧！」 （十三) 我所知道東城區中學被稱為「流氓學校」有兩個，一個是128中，一個是61中，都是男女合校，錄取分數線最低。 羅克、羅文高中上的都是65中，65中是個新建學校，只有高中部，男女合校，排名中等，名聲不錯。地址在沙灘。羅克初中上的是25中，羅勉初中上的也是25中。25中與女12中初中部隔一道牆。地址是燈市口。25中前身名為育英中學。羅錦初中上的是女12中，沒考高中，上了做兒童玩具的技術學校。 前天和羅文通電話，他告訴我，初中上「流氓學校」61中，因禍得福。 羅文小學上的是五條小學，這也是前天和他通電話才知道的。我不知道五條有學校。我對他說：「我差點上了六條小學。」羅文說：「你上是史家衚衕小學的吧！」我說：「是！我們從南小街老君堂搬到六條，我媽媽帶我和湘誦去六條小學辦轉學手續，因為我對媽媽說這個學校怎麼這幺小啊！他們聽見了，就不收我，把我退回史小去了！」 羅文說：「史小比六條好吧！」我說：「那當然！要上六條我就完了！」（我的意思是我會失去了許多出風頭的機會，上雜誌封面、給外賓獻花什麼的。） 羅文說：「那不一定！」在電話里，他給我詳細地講了上「流氓學校」的好處。 他好像開竅較晚，小學時並不懂要好好學習。父母對他們是任其自由發展。他考上末等學校61中，母親還安慰他說：「沒關係，更好。咱們寧當雞頭，不當鳳尾。」 羅克是個帶好頭的哥哥，不僅嚴格要求自己，還讓羅文對知識產生興趣，帶羅文去天文館觀望星空，定閱「天文愛好者」雜誌。羅文初中開始開竅，知道努力學習了。 他是老師喜歡和倚重的學生，老師有事情請學生幫忙，羅文和一些同學甚至去過老師岳母家。有位老師和羅文保持了六十年的師生情誼。 但是羅克、羅錦、羅勉在學校里均因為出身問題不受待見。羅克的遭遇是人人皆知。羅錦在初中操行評定是「中」，學校評學生品行分為「優、良、中、差、劣」。一般都是優或良，最壞的學生是中。有羅克成績優秀但屢考不上大學的前車之鑒，羅錦連高中都沒報，直接上中專了。 羅勉初中考上男校25中，25中和女12中是東城一流學校，羅勉在學校里更是受氣，除了出身不好，老師還當著全班說他哥哥遇羅克是反動學生。羅文講到這裡，強調說：「羅克那時候還沒出事兒。」也就是說這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前了！ 只有羅文所在的「流氓學校」沒有這一套，只看能力和學習成績，羅文的性格得到了自由發展，自信、自尊、自強、樂觀、熱情、開朗。他立志考大學當科學家。 父母認為羅克的教訓在那兒擺著，想讓他走羅錦的路，母親還對他說：「上中專好找工作。」61中初三班主任去他家，說羅文功課好，應該繼續學業，勸父母讓他上高中，這樣，羅文才得以參加高中考試，羅文考上65中後，學習能力更是突飛猛進，學習成績名列前茅。 我對羅文說：「我以為是64年才開始講階級路線。」 羅文說：「早就開始了！」 （十四） 今天早上，從YouTube 上看到美國馬里蘭州6月5日遭遇龍捲風，趕快給羅文撥了電話，他那頭安然無恙。說：「風不大，院子里樹都沒倒。」視頻拍得挺邪乎。 我其實心裡有兩個問題想問他。一個是上次他說煮了碗餛飩，事後我非常想知道皮是買的還是自己做的？他曾告訴我，他是美國朋友圈裡有名氣的美食家，他也教過我許多高招，如何炒糖色？如何用空氣炸鍋烤出最香的白薯。 我在一個半小時的談話里不失時機地問了最焦慮的餛飩皮的問題。得到的答案很令我失望。「餛飩是人送我的。」我本想讓他教我怎樣做餛飩皮的。他說今天吃的是蝦肉韭菜餡的餃子，他的餃子餡和的特別香，別人都向他請教。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他父親家族的故事，當我提出，他給我詳細敘述過程中，我發現他曾給我講過. 我提到遇伯父在67年5月主動提出教我和羅文學日文，並說六個月就可以把我們培養成日文翻譯。羅文立刻背出了第一句，我接著背出第二句。他說：「你知道用的是什麼教材嗎？」「當然知道，夏目漱石的 ‘我是貓’。」 我說：「老人就是看得遠，當時他看咱們倆只是高中生，沒有一技之長，想讓咱們學個本事，以後有飯吃。」 我也想起羅文在幾年前談話里告訴我，他是有能力養活我的，他認識蘭州的一個人，說蘭州需要木匠，不問出身，能幹活就行，給城市戶口。 當年，我向他提出一起去農村生活，他說：「不。」他在「我家」里寫道：「我不能讓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孩跟我過那種生活。」 「如花似玉的女孩」不僅到過農村，還蹲過大獄。 我們殊途同歸，且是「只要還能夠呼吸，只要還能夠張望，只要還能夠爬行，就一定向前方……」 我沒問過羅文的木匠活兒是跟誰學的，因為我知道他姥爺是木匠，我見過羅文的姥姥幾面，一個瘦瘦的善良的老人家，說話聲音小小的低低的，她跟我說過話，無關緊要的，我沒記住。 羅文在陝北和東北插隊，都靠木匠活兒擺脫了農業勞動，並有不錯的收入。我想他無師自通吧。 羅文這次告訴我他的姥爺不是一個普通的木匠，是一個建築公司的經理兼工程師。 北京的長安大劇院是他姥爺設計的第一個沒有立柱的二層樓劇場。演出開幕式那天，他姥爺不敢去看，怕二樓看台塌了！ 我說：「我最近看見網上說你媽媽15歲去日本留學，碰見你爸爸……」羅文說：「這個不對，時間沒那麼早。而且他們學的不是同一個科，不可能碰見，他們可能是在南京汪精衛政府的建設總曙認識的，後來建設總曙遷到北京。他們倆離開總曙後到處跑，自營企業，不然羅克怎麼會生在南京，羅錦生在徐州，我生在濟南，羅勉生在北京，四個人生在四個地方。」 （未完待續） 作者陶洛誦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 無名氏 （十） 北京中學界在64年九月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時候，上面也沒讓北京的大學生們閑著，有些學生被派到農村去搞正兒八經的「四清」運動。 我是由同班同學汪靜珊的姐姐汪靜愉之死知道的。 汪靜愉本是師大女附中高材生，考上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文革前夕，與一部分北京大學師生被派到四川農村搞四清時自殺了！ 她應該是64年以前考上北大的，因為她爸爸是政法學院有名的國際法教授，但有歷史問題，參加過軍統。 64年，我們聽到一個震耳欲聾的口號：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具體到大中學校招生上，就是不許出身太壞的人升學。 我所在的初中女十二中初三（4）班有三個女孩不予錄取。分別是李心培（父親被鎮壓），佟德印（父親被鎮壓），殷梅黛（父親是右派、現行反革命，其罪行是不服被打成右派，燒了圖書館，殺了妻兒後自殺）。其它的三個畢業班也有同樣情況不讓上高中的，具體人數不詳。 我還親眼看見幾個因出身問題沒考上大學的女十二中高三的姐姐在魏家衚衕106無軌電車站，有人摘下眼鏡在哭。有位姓張的教授女兒，特別美麗又有氣質，她沒和我說過話，我們倆每天車站一起等車，都要互相看幾眼。聽我們班同學何友平說，星探發現她，招她去當演員，她不屑去。後來當了學校輔導員。 女十二中前世是教會學校，名叫「貝滿女子中學」，達官貴人們小姐雲集的學校。大陸易幟後改名為「女十二中」，成為一所平民女孩占絕大多數的普通中學。 以我們班為例，只有一個陳蓉蓉的爸爸是解放軍中將陳先瑞，她還是初二轉學過來的，與她同時轉過來的趙連雲，爸爸是個營長。對，還有一個叫鄒安安的，小三角臉，短頭髮，眼睛又大又黑又亮。媽媽在中國婦聯工作，是個幹部子弟。（據我近期認識的哥兒們說，鄒安安爸爸八級，算正經高幹子弟） 我們那時候並不關心誰是什麼出身，比的是誰長得好看，誰的功課好。 文革開始後，才知道班裡許多出身有問題的同學皆有不同的悲慘遭遇。 那麼，那些出身不好偶然鑽進大學的漏網之魚們，在大學裡日子並不好過。我知道一個是遇羅克同班同學好友郝志，考上北京輕工業學院，受盡屈辱，文革中，被紅衛兵稱為「好混蛋」，此事登在「中學文革報」上，還有就是汪靜珊的姐姐，沒熬到文革開始就自殺了！ 汪靜愉同學是在特定的環境里自殺的，如果不去四川農村參加「四清運動」，她有可能不死。 關於農村的「四清運動」，我們知之甚少，只耳聞是劉少奇領導，夫人王光美有個「桃園經驗」。文革要打倒劉少奇，「桃園經驗」也被批，具體情況怎樣？甚少有人關心。 法國文學家巴爾扎克說：「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我沒看見一本小說是描寫「四清運動」的，只好到Google里去搜，只有共產黨自己的黨史寫些語焉不詳的解說，那也夠觸目驚心的。 四清運動期間77，560人被逼死，總共5，327，350人受到迫害，產生了大量的冤假錯案。 在中國，活的最慘的應該是農民，1959年～1961年毛澤東、共產黨製造了人為的大饑荒，造成近五千萬人的死亡，有位英國經濟學家認為「是有予謀的謀殺。」這和1966年8月「莫斯科廣播電台」對華廣播中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消滅人口」如出一轍。 農民還沒從大饑荒中緩過來，毛澤東就迫不及待在農村開展「四清運動」，說為什麼會有大饑荒，是因為階級敵人掌握了三分之二的基層政權。要把權從階級敵人手中奪過來。其中包括地主富農和他們的子女都是階級鬥爭對象。65年底基本結束農村四清運動，66年五月開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汪靜愉同學眼看著農村慘無人道的階級鬥爭，精神瀕於崩潰，她在日記里寫道：「要不然就大病一場回北京，要不然就死。」 這位貞潔的少女，把大石頭放在鐵鍋里，背在背後，將自己雙手反綁在背後，像屈原自沉汨羅江一樣，自沉在四川農村冰冷的河中。 一開始，以為是地主富農階級敵人作的案，先把汪靜愉同學埋在烈士陵園裡，後來確認是自殺，又起出來埋到他處。 我們班李小琦同學當著汪靜珊和我們的面說：「自殺還想裝烈士！」 汪靜珊哭著對我說：「不是！她會游泳，她怕淹不死……」 （十一） 前些日子跟青萍談話，談到一位以前很有文採的女孩朋友現在寫的文章乾巴巴的毫無生氣，以至認識她的人驚呼：「她以前也這樣嗎？」 我說：「因為她總給自己劃線，自我限制，今天限制一點，明天限制一點，就成了這樣。」 青萍說：「你怎麼知道的？」 我說：「我72年7月從西城分局拘留所出來，她第一句話是 ‘我們跟你不一樣!’ 」青萍說：「其實她的思想跟咱們完全一樣。」 我說：「她跟我說過，你們班徐某某在部隊里裝孫子，裝著裝著就成真孫子了！她也一樣！」 我鄭重的對青萍說：「人時時刻刻都面臨選擇，你選擇裝，實際是一種死，是窒息生命的鮮活，任何時候都要選擇真正的生，就是讓生命鮮活。我的一生就是每時每刻在做這樣的選擇。」 青萍，這位憑「抒情年代」一書曾獲長篇小說一等獎的低我一級的女附中校友訝異地說：「可是從你的作品沒看出來呀！」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躺在床上，在黑暗中睜著眼睛一次思想鬥爭。參加不參加遇羅文的「中學文革報」的活動？ 在我們學校，沒有一個人敢說同意「出身論」的，連楊鷗這樣的「黑五類」子弟們都唯恐被人說和「出身論」沾邊，唯恐躲之不及。 第一次聽到楊鷗介紹65中「北斗星戰鬥組」的時候，楊鷗附帶著說他們那兒有一篇文章「出身論」，「它那裡面有一種情緒，很容易被人抓小辮子」楊鷗壓低聲音對我說，還把右手伸過頭頂，在空中飛快抓了幾把。」又補充說：「有人說這篇文章右，專門替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子女說話，有人說這篇文章左，出現的太早了。現在出現，給造反派搗亂。老紅衛兵就使勁把這篇文章往造反派腦袋上扣！」 大家心知肚明，「出身論」是揭桿而起的檄文，是向無產階級專政發起進攻的第一聲號角，被踩在腳下的賤民再也無法忍受任人任意宰殺踐踏的現實，「出身不好的青年們，勇敢的站起來鬥爭吧！」 我面臨著人生第一次重大的選擇。 我媽媽被紅衛兵打了！許多人活活被打死了，天底下竟有這樣無恥殘暴的社會！遇羅文他們在為我報仇！憑我自己的力量，很難成事。「出身論」的作者已經有很豐富的閱歷，很深厚的思想功底，很新穎的卓爾不群的獨到的理論，很清晰的文筆，號召我們和他一起戰鬥。 我不跟他們站在一起，我算是人嗎？ 其二，遇羅文確實很吸引我。 我並沒感到遇羅文好看，因為我的弟弟們各個都是美男子，上一代人，爸爸、大伯伯他們都是。 遇羅文具備一般知識分子孩子沒有的氣質。他非常實際，勇敢，敢幹！ 一般知識分子的孩子都是循規蹈矩，忠厚老實，本本份份。上的都是好學校。 遇羅文初中是128中的，有名的流氓學校。遇羅文自己說，他沒當流氓人家都覺得奇怪。他的社會關係也多是底層，像王世偉、王世俊（羅錦後來的第一任丈夫）兄弟。 北京底層人士性格豪爽，非常講究哥兒們義氣，互相幫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點在羅文身上很顯著。 羅克哥哥曾問我：「你說我聰明嗎？」我不加思索地說：「聰明！」羅克說：「我其實並不聰明，羅文聰明。」 我記得給羅文看的第一張照片是文革開始後，在錢糧衚衕旁邊北方照相館照的。當時，寒冬，我們倆穿著棉大衣，我們倆互相送來送去，都捨不得回家，我們停在東四二條口，在昏暗的路燈下，羅文翻來覆去看我遞給他的一張一寸的黑白半身照，沒有我期待的誇獎，竟是一句：「你怎麼愁眉苦臉的啊？」 我的心一驚，我這麼一個大家公認的無憂無慮活潑開朗歡快的女孩子在他眼裡…… 這是他對我生命變化的提醒，讓我更加警覺地思考，靈魂怎樣才能向上，而不是下墜！ 作者陶洛誦 (未完待續)
文/清簫 談到詩和詩人，各位的印象是怎樣的呢？會否覺得詩很遙遠，詩人是社會上一個特殊的群體？其實詩並不神秘，也不是詩人特有的語言，而是大眾的語言。 現在我們都知道，詩學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然而詩的起源很平易近人，原是歌謠和口語。中國最早的古人當心有感想時，便將心志與情感訴說出來，這便是詩。如果覺得言語不足以表達，可以嗟嘆；如果嗟嘆仍不足，可以唱歌；若唱歌還不足以表達，可以盡情跳舞。如《毛詩序》所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與音樂本是一體，表達的有個人的悲喜，也有對天神與大地的信仰和感恩，譬如據《呂氏春秋》記載，「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我們再看《詩經》，各篇也都是可以歌唱的，許多出自民間，其中「國風」可謂是當時的流行歌曲。 （圖：Adobe Stock） 所以詩的本質為言志，最初是音樂的語言，每個人都可以透過詩表達思想情感，《禮記》也說：「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 先秦時代的詩言志與政治和教化緊密相關。舉例說，《左傳》記載了一個春秋時代在外交場合賦詩言志的故事：鄭國的國君鄭簡公在垂隴設宴款待晉使趙孟，有七位大夫作陪，宴會上趙孟請七人賦詩，「以觀七子之志」。這七名大夫各從《詩經》中挑選一首，委婉道出各自的心意，他們想表達的未必與詩的原意相同，只是借某一段意思最貼近的詩句用。趙孟聽後心中有數，宴會結束後，他預測其中一位大夫伯有將被殺害。為什麼呢？趙孟解釋道：「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原來，伯有引用的詩是《鶉之賁賁》，有諷刺君主的含義。 那時詩的言志帶有政治暗示的色彩，未必是自己創作詩，而是從他人的詩中斷章取義（此處斷章取義是中性詞，即字面意思）。如上所述，伯有想重點引用的是《鶉之賁賁》中「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人之無良，我以為君」這四句，該詩本來旨在譴責衛國國君，伯有斷章藉以批評鄭國國君。 （圖：Adobe Stock） 秦穆公和晉國公子重耳之間也有一場國宴，也體現出賦詩言志與外交的關係。席間，秦穆公選取《詩經》中的《小雅‧采菽》，唱道：「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該詩記述周天子親切接見諸侯、迎接諸侯來朝的盛況，天子要賞賜他們，雖然身邊沒有可賜之物，但也要贈給他們駿馬和車。秦穆公吟唱此詩的意思是即將向重耳贈禮，所以重耳隨後降拜表示感謝。 詩言志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教化。《毛詩序》說：「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中國古代非常重視道德修養，詩最早也承擔助夫妻和睦、鼓勵孝道、矯正不良風氣的教化使命。《毛詩序》還解釋了詩的六義，即風、雅、頌、賦、比、興，對風的闡釋是：「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政府以風教化百姓，百姓以風諷刺政府，吟詩者不會因此獲罪，聽到詩的人將以此為戒，可見詩歸正社會的重大意義。不僅風，雅也有相似的作用，「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意思是闡述王政興衰的原因。 （圖：Adobe Stock） 如果國政衰敗，詩歌便會「變風變雅」，此時史官會為人倫敗壞而悲傷，也因刑法苛刻而哀嘆，進而吟詩諷喻君主，懷念舊風。然而詩的變化應當「發乎情，止乎禮義」，這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卻依然符合禮義規範，此七字也是後世詩應守住的文學標準之一。 綜上所述，詩原是和社會上每個人息息相關的語言，也是一種樂語，其本質為言志。「言志說」一直影響後世幾千年，不斷有文學家提醒作詩不宜偏離言志的傳統。在我們鑒賞古詩與學作詩之前，了解詩的起源與傳統是至關重要的，比學技巧方法更重要。詩不僅限於文學領域，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有各自的詩，就像開心或憂傷時哼幾首歌，情至深厚時可以手舞足蹈；或對政治現狀不滿時賦詩諷喻，為社稷盡一份責任。詩是自由而高尚的，詩人的靈魂也應如此。 評詩的標準與作詩的原則 衡量詩的高下，欣賞哪一類詩，永遠都不可能客觀，即使是名家也不能將其標準作為學者共同的準繩。 然而文學一定需要標準，可以主觀，但須嚴格。孔子刪定《詩經》，標準是「思無邪」；蕭統編纂《文選》，標準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選詩如用人才，門戶須寬，採取須嚴」，並總結了他的評詩標準：「聲憑宮征都須脆，味盡酸咸只要鮮。」不介意風格，只看重清新，並要求聲調清亮。各有門檻，不勝枚舉。 （圖：Adobe Stock） 觀點見仁見智，卻總要有最基本的原則。上述孔子所言「思無邪」便是一個最基本的門檻，與「發乎情，止乎禮義」相近，《詩經》三百篇皆如此。 另外還有四字，即興、觀、群、怨，頗受古人看重，有評者認為以此四字足以評價各代詩作的得失優劣。 興、觀、群、怨出自《論語·陽貨》，原話是：「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講的是詩對社會起到的作用。「興」指詩的藝術感染力，使讀者產生聯想，孔安國註解為「引譬連類」，朱熹註解為「感發志意」；「觀」指觀察社會盛衰與政治得失，鄭玄註解為「觀風俗之盛衰」，朱熹註解為「考見得失」，共同點是詩反映現實生活的意義；「群」指詩能使人聚在一起交流，或使社會團結和睦；至於「怨」的意思，不是單指抱怨，而是人能透過詩諷諫時政，這與「下以風刺上」意思相近。 （圖：Adobe Stock） 王夫之認為「興、觀、群、怨」是詩的最高準則，「辨漢、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王夫之還有一段論點：「於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於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摯。」意思是，一首詩如果能在感發志意的句子中反映社會或政治的盛衰得失，則更加深刻；能在反映社會的詩句中感發志意，則更加周密；具有團結作用的詩句若能諷刺時政，便會使讀者難忘；旨在諷刺的詩句若能使人團結，感情就會深摯。總之，詩的興、觀、群、怨是一體的關係，結合後可以發揮更好的效果。《詩經》是這方面最好的典範。 （圖：Adobe Stock） 寫近體詩時，嚴守格律當然也是最基本的要求，還要避免犯孤平、三平尾，若作律詩還要求對仗。但嚴守規則的同時，萬不可牽強附會，須知內容與思想為上，不應受妨礙。吳可《藏海詩話》甚至建議「寧對不工，不可使氣弱」，他的意思不是教人逃避對仗，而是對仗可以稍寬。近體詩的對仗分工對和寬對，有些詩雖未做到工對，但依然不失為佳作。譬如杜甫的七律〈蜀相〉，頸聯「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中「天下」和「老臣」是不對仗的，但「天下計」和「老臣心」可以構成對仗，都是2+1結構，這便是寬對。杜甫此詩堪稱千古絕唱，餘味不絕，字字珠璣，試問那一聯寬對影響到其價值了嗎？一切形式都為內容服務，一切字句都為情意服務。有追求辭藻華麗、堆砌典故者，和對仗求甚工都屬於本末倒置。即使鍊字，也要自然，不可害意，使氣變弱。 無論寫古體詩還是近體詩，有五點都非常關鍵：性靈、氣象、體面、血脈、韻度。詩就像詩人生命的延伸，也有靈魂、氣質、軀幹、脈絡、容貌。性靈即真性情，上文已提及詩的本質是言志，既然是詩人自己的志，自然包含詩人的真情實感與個性，字句由情志產生，而不能為造句而損害情志。氣象指人的氣質及詩的風格氣韻，體面即格局和面貌，血脈即貫穿詩的脈絡，韻度即韻味與氣度。 （圖：Adobe Stock） 姜白石《白石詩說》有一段精闢的總結：「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脈欲其貫穿，其失也露；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值得學者參考。 詩的氣象來自詩人的氣質，每個詩人的氣各不相同，與性格、天賦、成長經歷、教育、見聞、境界、社會環境、時代背景等因素相關，非一年半載形成。若想作出好詩，不單要多讀書，還要養氣，培養獨一無二的氣質，切不可模仿他人。謝榛《四溟詩話》談到：「自古詩人養氣，各有主焉。」「熟讀初唐、盛唐諸家所作，有雄渾如大海奔濤，秀拔如孤峰峭壁，壯麗如層樓疊閣，古雅如瑤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橫雕，清逸如九皋鳴鶴，明凈如亂山積雪，高遠如長空片雲， 芳潤如露蕙春蘭，奇絕如鯨波蜃氣，此見諸家所養之不同也。」形容的是唐朝詩人不同的作品風格，反映各自的內在氣質。 提及盛唐，許多人都會想到李白，他的詩真可謂再無人超越，後人實在學不來。這大概是因為李白的作品主要妙在氣象，由天時、地利、人和多方面形成，與其豪放性格、超凡境界、仙風道骨、想像力、生活遊歷與時代環境密切相關，加之學識淵博，自然養成。後世只學到字句，卻學不到他的氣象。王國維《人間詞話》有一段評論：「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後世唯範文正之〈漁家傲〉、夏英公之〈喜遷鶯〉，差足繼武，然氣象已不逮矣。」說的雖是詞，但詩也同理，貴在氣象。以後再欣賞李白詩時，不妨調整思路，不急於逐句解讀分析，先靜心感受氣象。好詩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論作詞之法，分字法、句法、章法，亦需重視風格，重要之處太多，總得抓一處最要點。有人說，動字最重要，譬如「紅杏枝頭春意鬧」的「鬧」字，僅此一字，便使該句成為千古名句。不過，這是單論具體寫作，好比樹的枝葉，若僅僅枝繁葉美是不夠的，必然要有牢碩的根，先有根，才能有軀幹、枝葉。 那麼詞的根是什麼呢？若以一字概括，或許應是「真」字。況周頤《蕙風詞話》說：「真字是詞骨。情真、景真，所作為佳，且易脫稿。」作詞人可以藉助各種手法表達一種情感，主人公可以不寫自己，但情感一定要真。如果「為賦新詞強說愁」，即使寫得再美，也難免流入虛美。情真與否，讀者無需學問淵博也能體會出。 如果在「真」字基礎上再添一字，或許「真純」最能概括。這種真純反映在李後主身上便是「赤子之心」，像一個涉世未深的小孩，無論寫什麼，都不會刻意矯飾。王國維《人間詞話》云：「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從小在深宮中長大的李煜不擅長政治，在南唐諸皇子中排第六，本來皇冠不可能落在他頭上，命運卻給他開了個大玩笑。在繼統前，為遠離紛爭與猜忌，李煜無心參與政事，成日研究書籍，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赤子之心。王國維說：「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寫詞不像寫《水滸傳》、《紅樓夢》需要閱世很深，李煜不擅長做皇帝且閱世不深是他的短處，卻是作詞方面的長處。 （圖：Adobe Stock） 各位請看他亡國前作的一闋〈木蘭花〉，是其前期代表作，寫得直快奔放。「笙簫吹斷水雲間，重按霓裳歌遍徹。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味切」，毫不掩飾自己對歌舞欲罷不能以及手拍欄杆的狂歡。宴會結束後，由繁華熱鬧轉為浪漫淡雅，「歸時休放燭光紅，待踏馬蹄清夜月」，不想回房間睡覺，感覺仍未盡興，還想騎在馬上，踏在滿地月色上散步。這哪像個成熟的皇帝，分明是長不大的「夜貓子」，行為任性，下筆也任性，看不出什麼需要讀者細品的深意，卻不失美感，寫得俊逸神飛。 經歷亡國後的李煜依然不失其「真」，但此時「真」在詞作中更多地體現在深摯上，他仍是個稚嫩的孩子，曾經歡樂寫得任真，如今悲痛也寫得任真，無論悲歡，他落筆都沒有節制。 其〈破陣子〉詞云：「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句句寫實，對自己的安逸毫不掩飾，離別故國時的心情也寫得極真。後來蘇東坡讀到該詞時極不滿，指責道：後主應該在九廟之外慟哭請罪，向舉國百姓道歉後再走，卻對宮娥揮淚，聽著教坊曲離開故國。確實，李煜作為國君在道德上有諸多可詬病之處，但作為詞人，他深摯地寫下自己最真實的心理，這種真實恰恰是最能引起共鳴的。 （圖：Adobe Stock） 被大宋軟禁期間，他失去往日唾手可得的自由，曾經的歡樂而今只能夢裡去尋，正因親嘗到大起大落的滋味，才將回憶寫得凄涼至極。「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蘚侵階。一任珠簾閑不卷，終日誰來。金鎖已沉埋，壯氣蒿萊。晚涼天凈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南唐宮殿的豪華，故國山河的豪壯，一切都那麼真實而遙遠。「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游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不堪回首的哀痛，在李煜筆下如一江春水奔涌而出。「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這是他囚徒日常的真實寫照，多少次從美夢中醒來，又被無情的現實擊碎，循環往複，似無休止。 這種痛苦的循環最終由一闋〈虞美人〉了結，使他解脫。該詞是這位千古詞帝的絕命詞：「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煜七月七日過生日時寫下該詞，命令歌女作樂唱出，聲響之大，以至於宋太宗也聽到歌聲。宋太宗勃然大怒，命人取來李煜的詞，看到「小樓昨夜又東風」以及「一江春水向東流」後更堅定了殺害李煜的決心，遂賜毒酒將他毒死。 以階下囚身份毫無遮掩地書寫亡國之恨，無疑是大膽之舉，不知他到底是有意求死還是無所顧忌，但正是這種大膽的真情流露，造就了中國歷史上最光彩奪目的詞作。陳廷焯評道：「一聲慟歌，如聞哀猿，嗚咽纏綿，滿紙血淚。」王國維道：「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李煜詞有延綿千年的感染力，和滿紙血淚有密切的關係，彷彿可引起天下人的共鳴和同情，彷彿寫出天下人的哀痛。此種真情，唯有親身經歷過奢華與囚禁的反差才能寫得動人至極。 （圖：Adobe Stock） 李後主能有這樣的文學成就，當然也離不開博學與天賦，然而他主要憑藉的是真率，沒有溫庭筠的艷麗，也沒有南宋詞的曲晦寄託，也無需大量用典，只是純任性靈，就能打入讀者心靈深處。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對後主詞有一段比喻非常貼切：「李後主詞如生馬駒，不受控捉。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粗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己，淡妝也；後主則粗服亂頭矣。」像西施那樣的美女，她們的美無關乎妝容與衣服，天然國色，即使粗服亂頭也美，李煜的詞就是粗服亂頭的絕代佳人，也像一匹生馬駒，靠的是天然本事。他和嚴妝的溫庭筠、淡妝的韋莊形成鮮明對比，雖不宜論孰高孰下，但詞確實從李煜起開啟新風。 （圖：Adobe Stock） 作詞之真體現在李煜作品上可謂真純、深摯、赤子之心、滿紙血淚；在另一位大詞人的作品上，則表現為自然之眼、自然之舌，也飽含深情與血淚，令人不忍卒讀。該詞人便是清初才子納蘭性德。 王國維對此二人評價均極高，他在《人間詞話》中如此評納蘭詞：「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況周頤《蕙風詞話》稱讚納蘭性德為「國初第一詞手」，「天分絕高，適承元明詞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蟲篆刻之譏。獨惜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未能勝起衰之任。其所為詞，純任性靈，纖塵不染」。 詞的鼎盛時期在北宋，自南宋起風格變得深晦，元朝和明朝形成刻意求深的寫作風氣。不宜說南宋以降詞風不好，具體地說，是偏離了以真性情為最要的習氣，如況周頤所言「雕蟲篆刻」，過於追求詞藻麗句，縱然費盡心思，卻只是雕蟲小技、旁門左道。王國維稱納蘭性德「未染漢人風氣」，指未沾染元明以來刻意求深、雕蟲篆刻的風氣，並非指漢人全部文化。王國維給出「北宋以來，一人而已」的高度評價，看似誇大，卻實至名歸，主要針對納蘭詞重視性靈、落筆自然而言。 納蘭性德（圖：公有領域） 納蘭詞和後主詞有一相似之處——縱然在抒發悲情時均使用文學手法，卻彷彿沒有用過般，化於無痕，這是他們共同的高明之處。作詞無疑需要精，不可粗，然而選字造句後呈現出來的應是自然語句，純樸而動人；不可平庸，但可以平常，以尋常場景和語句抒發直擊讀者心靈的情感。納蘭性德甚擅長以尋常寫不尋常。 請欣賞他的一闋〈蝶戀花〉：「蕭瑟蘭成看老去。為怕多情，不作憐花句。閣淚倚花愁不語，暗香飄盡知何處。重到舊時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蓮苦。休說生生花里住，惜花人去花無主。」詞中出現多個「花」字，卻不因重複用字而影響美感。「為怕多情，不作憐花句」，這是只有經歷過亡妻之痛苦且日夜思念才會有的敏感。因愛生怖，怕作憐花句的心情是十分真切的。再讀「重到舊時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蓮苦」，他走到和妻子盧氏曾行過的小路上，當初妻子的袖口也沾染花香，如今物是人非，袖口的殘香隨之消逝，怎不悲苦？尋常的景物，尋常的回憶，最讓人心碎。 （圖：Adobe Stock） 再請欣賞一首〈浣溪沙〉：「誰念西風獨自涼。蕭蕭黃葉閉疏窗。沉思往事立殘陽。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假若沒有對妻子細緻入微的深愛，便不會有「莫驚」二字。試想，她酒後睡得正香，納蘭小心翼翼，生怕有一絲打擾到她。「賭書」引用李清照和趙明誠的典故，可想納蘭和盧氏也共度過無數快樂時光，誰能料到尋常往事竟成一種遙不可及的奢望呢？全詞只有一處用典，卻用得貼切自然，我們彷彿看到納蘭和盧氏夫妻，與趙明誠、李清照夫婦處在同一時空，有一樣的歡聲笑語，甚至就像同一對人。 （圖：Adobe Stock） 另有一首〈蝶戀花〉，情深之至，古今少有。該詞寫道：「辛苦最憐天上月，一昔如環，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輪終皎潔，不辭冰雪為卿熱。無那塵緣容易絕，燕子依然，軟踏簾鉤說。唱罷秋墳愁未歇，春叢認取雙棲蝶。」該詞與納蘭的一個夢有關，夢見亡妻淡妝素服，向他哽咽訴說，臨別時道：「銜恨願為天上月，年年猶得向郎圓。」詞中「一昔如環，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輪終皎潔」便來自此夢。該詞典故化得好，「不辭冰雪」指荀粲不怕冰雪嚴寒而為病重妻子降溫的典故。納蘭化用前人詩句也很自然，李賀有詩云：「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李商隱詩云：「春叢定是雙棲夜，飲罷莫持紅燭行。」納蘭「唱罷秋墳愁未歇，春叢認取雙棲蝶」將兩者融為一體，抒發新意：縱然面對妻墳，唱過鮑詩，愁情卻絲毫不減，多麼希望能和亡妻像雙飛的蝴蝶在草叢裡相守。 （圖：Adobe Stock） 以上寥舉幾例，後主與納蘭還有諸多佳作。概括而言，二人均有詞真、情真的優點，毫無虛偽和刻意。此外，史上還有許多詞人的抒情都是獨一無二的，蘇東坡、李清照、辛棄疾等，不勝枚舉。感受唯有親身經歷才能嘗到，真正感受過血淚的人才會寫出血淚文字。 技法和學識仍是必要的，大量讀書，文學功力深厚，方可下筆流暢，從而擁有自然之舌。佳作絕不是憑臨時學習、矯揉勉強而成，《蕙風詞話》在此方面多有強調，譬如「凡人學詞，功候有淺深，即淺亦非疵，功力未到而已。不安於淺而致飾焉，不恤顰眉、齲齒，楚楚作態，乃是大疵，最宜切忌。」又如「詞過經意，其蔽也斧琢。過不經意，其蔽也褦襶。不經意而經意，易。經意而不經意，難。」詞史上有許多精雕細琢的佳作，是我們應學習的內容之一，然學的越多，下筆反而越不自然，更甚者怕所用手法少，怕被讀者譏笑，這些心思都屬於偏離「真」。若尚未達到深，切不可刻意求深。 作詞需在過直和過曲間找到一個合適點。《蕙風詞話》說：「詞筆固不宜直率，尤切忌刻意為曲折。以曲折葯直率，即已落下乘。昔賢樸厚醇至之作，由性情學養中出，何至蹈直率之失。若錯認真率為直率，則尤大不可耳。」詞忌太露，但不妨礙真，水到渠成最好，一切自然出自你的性情和學養。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 無名氏 （六） 遇羅克行刑前居住的東四北大街西面靠明星電影院的小死胡同至今還在。 明星電影院已經沒有了。明星電影院旁邊的步行街隆福寺里的電影院工人劇樂部、蟾宮電影院還有。文革中蟾宮改成長虹，現在又改回來了，並翻蓋得高大氣派。 遇羅克看不到這一切，他被槍斃時只有27歲，他的生命定格在1970年3月5日，如果他不寫「出身論」，在1966年八月法西斯納粹紅衛兵血洗北京平民時不選擇挺身而出反抗的這條路，苟活至今，會是什麼樣？ 在網上遇羅克的紀念園裡，有幾個女孩子寫道：我們站在前排，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愛人，……天堂里的他聽得到嗎？ 那時候的北京是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俗稱「老三屆」，基本上是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的一部分。遇羅克是1942年5月出生，比我們大幾歲，北平「解放」的時候他已經7歲了，他在「解放前」生活的7年打下和我們從小被共產黨洗腦長大的不一樣的底，他有兩位不同凡響的雙親，他自己聰穎好學，智商超人，讓他在文革中脫穎而出，成為人類歷史長河中一位偉人，一顆在黑暗天空中耀眼的星辰。 我們生活的那個時代北京城不是很大。東邊是朝陽門、東直門，北邊是安定門，西邊是永定門，南面是大前門、崇文門。幾個存在亦或被拆的門圍著四四方方的內城區。 以地安門鼓樓、景山公園、故宮、天安門、前門為北京的中軸線，北海公園、團城、中南海在西面。中山公園在東面。天壇公園在南面。雍和宮在東南角。月壇在西面。 頤和園是遠郊區了，要在西郊動物園換上二路長途汽車，票價很貴，每位二毛錢。小孩過了三尺以上就要打票。 動物園旁邊有北京展覽館、莫斯科餐廳，對面有天文館，是「解放後」在58年「大躍進」前後建的。文革中，各派「老三屆」都以在莫斯科餐廳就餐為榮。 著名的風景區香山公園、壇柘寺、十三陵、八大嶺、長城……都在比頤和園更遠的西邊。要坐專車才能去。 站在城裡的中軸線制高點景山公園的煤山頂山環顧北京，一座莊嚴美麗肅穆的一座古城。文革中，共產黨的二代法西斯紅衛兵把它糟蹋得不成樣子。 （七） 遇羅克行刑前居住的東四北大街西面靠明星電影院的小死胡同至今還在。 明星電影院已經沒有了。明星電影院旁邊的步行街隆福寺里的電影院工人劇樂部、蟾宮電影院還有。文革中蟾宮改成長虹，現在又改回來了，並翻蓋得高大氣派。 遇羅克看不到這一切，他被槍斃時只有27歲，他的生命定格在1970年3月5日，如果他不寫「出身論」，在1966年八月法西斯納粹紅衛兵血洗北京平民時不選擇挺身而出反抗的這條路，苟活至今，會是什麼樣？ 在網上遇羅克的紀念園裡，有幾個女孩子寫道：我們站在前排，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愛人，……天堂里的他聽得到嗎？ 那時候的北京是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俗稱「老三屆」，基本上是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的一部分。遇羅克是1942年5月出生，比我們大幾歲，北平「解放」的時候他已經7歲了，他在「解放前」生活的7年打下和我們從小被共產黨洗腦長大的不一樣的底，他有兩位不同凡響的雙親，他自己聰穎好學，智商超人，讓他在文革中脫穎而出，成為人類歷史長河中一位偉人，一顆在黑暗天空中耀眼的星辰。 我們生活的那個時代北京城不是很大。東邊是朝陽門、東直門，北邊是安定門，西邊是永定門，南面是大前門、崇文門。幾個存在亦或被拆的門圍著四四方方的內城區。 以地安門鼓樓、景山公園、故宮、天安門、前門為北京的中軸線，北海公園、團城、中南海在西面。中山公園在東面。天壇公園在南面。雍和宮在東南角。月壇在西面。 頤和園是遠郊區了，要在西郊動物園換上二路長途汽車，票價很貴，每位二毛錢。小孩過了三尺以上就要打票。 動物園旁邊有北京展覽館、莫斯科餐廳，對面有天文館，是「解放後」在58年「大躍進」前後建的。文革中，各派「老三屆」都以在莫斯科餐廳就餐為榮。 著名的風景區香山公園、壇柘寺、十三陵、八大嶺、長城……都在比頤和園更遠的西邊。要坐專車才能去。 站在城裡的中軸線制高點景山公園的煤山頂山環顧北京，一座莊嚴美麗肅穆的一座古城。文革中，共產黨的二代法西斯紅衛兵把它糟蹋得不成樣子。 （八） 聽說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士，稱羅文為「羅文哥哥」。我聽了很高興，據說這位女士是位離異人士，是位工程師。 羅文單身一人，與一隻貓一條狗住在諾大的莊園里，能在晚年找到真正的愛情，陪伴他度過往後的悠悠歲月，再好不過。 年輕的時候看過鄭念女士寫的「上海灘生死記」，聽我的老師劉渭平先生告訴我，劉先生認識鄭女士，本來都是中華國民政府外交部的工作人員，大陸易職後，劉先生時任國民政府駐澳大利亞悉尼的領事，回不去了，就全家移民澳洲生活下來。 鄭女士則在大陸歷經中國共產黨各項運動的磨難，文化大革命中，女兒不幸被紅衛兵折磨至死。她本人則九死一生逃離生天，移民海外，把自己的真實遭遇寫成一部書，轟動一時。 晚年她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愛情，她書中有一句話說：「愛情比孩子更重要。」我當時很不理解，活到現在，在心靈深處，發現想情人遠比想孩子多。 我有一個對我無話不談的哥們兒，他比我小不了兩歲，依然在執著地追求愛情，像年輕人一樣徒步遠行，風塵僕僕，口甘舌燥，百死而無一悔，我聽他描述朝聖過程，實在理解並感動。 老年人對愛情的渴望遠勝於年輕人，因為歲月的沉積告訴老年人真愛是什麼樣的，真愛的稀有與可貴。得到就得到了，沒得到也許就永遠得不到了，因為沒有多少時間了！ 我想我是真愛過羅文的，他愛我則是在他第二次離婚後，他在微信里稱我：「我的摯愛…」 當年我一廂情願愛他的時候，他一心撲在反「血統論」上，上上次打電話，他還說：「我那時候不需要。」 我那時候也沒有任何需要，只是單純的愛他。我一直很敬佩他，他始終在我眼裡，是個最勇敢的人，是個英雄，一個自始至終與專制暴政做鬥爭的人，一個為中國草根人民說話的人。 我那時才18歲，我沒看錯他。他永遠是我最值得信任的朋友之一。 對我而言，文化大革命是在1966年6月2日開始的。因為校園裡出現了我們班政治老師楊振率領十三名高幹子弟給校領導貼的大字報，指責校領導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 從那天開始，再也沒恢復正常的上課，社會正常秩序大崩盤，愈演愈烈，這一拖就是整整十年。 我也是在那時候發現，我們被從小灌輸的理論全不管用，全是扯蛋！怎麼活下去呢？靠什麼往下走呢？ 周圍的同學都在爭著當左派，認為左派是革命的，寧左勿右，即使犯了錯誤，左是認識問題，右是立場問題等等，扯不清，理還亂，怎麼著都不對，怎麼著都不行。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第一次開始用自己的大腦思考問題，以前我就是隨大流，社會學校讓我怎麼走我就怎麼走，我從小就是個名副其實的好孩子好學生。 那時候是6月，我強烈地感到，周圍的一切都在裝丫挺，演戲，裝給別人看，證明自己不是自己，是某種勢力要求你做的那樣的人。 我懶得裝，那樣太累了不說，對我而言是一種雖生猶死的事情。 （九） 我從徐家禎先生那兒聽到過一個詞，說：「共產黨每次運動都是關起門來打狗，他們自己說的。」 「關起門來打狗」夠形象的，No way out ! 躲沒地方躲，藏沒地方藏，該打死的打死，該打傷的打傷，該勞改的勞改，該收監的收監，只有坐以待斃的份！ 記得在北京1978年認識民間地下刊物「四五論壇」創始人之一劉青時，和他曾討論過遇羅克有沒有生存的機會？劉青自信地說：「那時候不行，天羅地網，現在就可以逃跑！」我疑惑地問：「能跑到哪兒？」「哪兒都可以，外地、農村、大山深處……」 輪到他自己的時候（為魏京生一案），他不但沒跑，還為了使被捕的朋友脫險，主動去北京市公安局自首。一關押就是十年之久。 「運動」是共產主義「大洋國」特有又日常的生活形態。對比在國外幾十年的生活，更感到中共國的窒息與恐懼。對特權階層是天堂，對平民是地獄。 初來澳洲，徐家禎先生對我說，他是「苦海餘生」，三十多年後，我問他記不記得，他說：「不是苦海餘生，是虎口餘生！」誰又不是！！！ 其實還有一條路—自殺。文化大革命6月份開始，我覺得生活變得特別無聊，不好玩，呼吸困難，我想過自殺。一閃而過，並不深刻，更談不上付之行動。而且覺得這種念頭可恥。 這個念頭只有一個人知道，就是羅文的前妻張富英。她和張君若、王玲是在中學文革報第五期加入的。 1968年一月以後，有一次，我和她一邊走一邊談，她突然問我：「你想過自殺嗎？」「想過，你呢？」「我也想過。」她回答。 那次她還對我說：「你要想找比羅文更高的，我認識，可以給你介紹。」 我心想：「我看上羅文可不是為這個！」 對男孩，我從不以貌取人。 我知道想過自殺並想付諸行動的還有中學文革報創始人之一牟志京，牟志京親口講給許多人聽過。我是其中之一。他們男四中和我們師大女附中是北京最負盛名的兩個中學。據說我們學校的大部分人馬是共產黨老區帶過來的，所以高幹子弟多。四中平民子弟多是勤奮飽學之士，高幹子弟多是被塞進去的。 兩個學校的政治空氣一個比一個濃。 我1964年考入女附中高中，一進去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先搞暴露思想，後搞學習雷鋒。但沒聽說哪個學生挨整。 四中挺邪乎，學生分成幾等，左、中、右。文革中，我打聽一個媽媽同事的小孩，和我史家衚衕小學同學、高我一級的張力行是哪一等？回答是：「當然是右派學生了！」 牟志京也當仁不讓地被劃在「右派學生」里，最讓他受不了的是他們偷看了他的日記，說他「愛情至上」，他決定自殺，掏出兜里僅有的二元錢，準備大吃一頓，自裁了事。 羅文對他的故事付之一笑，對我說：「兩塊錢叫什麼大吃一頓！」 這些運動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熱身、前奏，全北京市的中學都在開展政治思想教育，抓階級鬥爭，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疑神疑鬼，把雜誌上的風景看成「蔣介石萬歲」，凡此種種，人心惶惶，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樹欲靜而風不止」，勢不可擋。 現在的台海風雲讓我感到大有當年的勁頭。 我總想：「文革為什麼沒人出來制止呢？非要’八億人不鬥行嗎？'(毛澤東語）」 八億人互掐一場，死傷無數，國家差點崩潰。有誰落著好了。 「還有誰比這被否定的更快的，人一死，家就被端了！」後來的北京大學一級哲學教授張祥龍1976年12月在我家對我和趙京興說。 慘痛的前車之鑒，不可閉目塞聽，重蹈覆轍！！！ （未完待續） 作者陶洛誦
文/清簫 筆者近日在臉書等社群媒體上看到網友批評中國傳統文化，一部分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從古至今都糟糕，每提及帝王都無好感。 對於這樣的觀點，筆者表示不苟同。應該分兩方面看： 首先，當今中共國的政治狀況確實糟糕。回顧古代，君權主體上呈強化趨勢，過程中確實生出一些受詬病的制度，如明之廢相，清之設軍機處。 但另一方面，需全面了解中國政治從古至今的變化以及傳統思想，應知古時大思想家與政治家們對君主有極高的標準，也努力約束君權，有時踐行得好，有時不好。實在不宜將所有髒水都潑到傳統文化上。特寫此文，為傳統文化辯護，簡評歷代治國，正說君臣之道，並列舉今人對歷史的一些誤讀。 物極必反，峰頂往往也是懸崖。中國政治發展到清朝時走向極端了，清亡是順應時代的需求，但有人以為以前的朝代都和清朝差不多，這是不對的。 （圖：Adobe Stock） 清末至民國初，有許多中國人陷入迷茫，甚至民族自卑。學習西方民主、思想、文化是應該的，但一部分學者過度批判中國傳統，造成文化自信缺失，20世紀初所謂「新文化運動」有一些主張是瘋狂且不合理的，引發很不好的影響，導致共產主義在中國膨脹。幸有一些國學大師及政治家看清「新文化運動」的惡劣，如錢穆和蔣介石，深知傳統文化的可貴並致力傳承。 中共竊國後，吹噓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並發動文革全面破壞傳統文化，後假借弘揚傳統文化之名加強所謂「愛國教育」，將愛黨與愛國捆綁在一起，迷惑國民。這相當於先放火再滅火的強盜行為，而且，中國古代的輝煌跟它有一毛錢關係嗎？ 現在一提起中國古代，有人就想到「奴才」，而且將政治視為貶義詞。實則不然。以前士大夫和百姓的責任包含糾正君主，中國古代一直都鼓勵並讚揚敢諫的精神，士大夫享有很高的尊嚴。 （圖：Adobe Stock） 君當為客 堯舜時施行禪讓制，虛心納言，言論自由。《呂氏春秋》記載：「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四千多年前，堯帝常擔憂自己執政有錯，設一面鼓在門外，任何人都可以擊鼓進諫；舜帝在路旁設立木牌，民眾都可以在上面寫意見，指出他的過失。 君為客，天下為主，這才是君道。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在《原君》中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 君主的責任原本應是不顧自己的損失而為天下人貢獻，所以君位不該是一種誘惑。堯舜時代，賢士把權力看得很淡，那時有一位智者叫許由，堯想將天下讓給許由，他卻躲避到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後來想安排他擔任九州長，他覺得耳朵受到污染，於是跑到潁水邊洗耳。到商朝時，商王湯想讓位給務光，被務光拒絕。 早期的君主就像接了賠本產業的義工，且這一產業不屬於他們，其職責就是惠及全民、造福天下，吃力不討好，所以君主受天下人敬仰是不過分的。黃宗羲說：「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君主本來不該是貶義詞，是後人對權力的慾望扭曲了其內涵。打個比方，試問各位討厭金錢嗎？錢是每個人的生活必需品，人人都靠它吃飯，其中好人用它行善，貪婪者為求財而行惡，難道說錢是骯髒之物嗎？君權同理。關鍵在於對君權的制約有多大，君主是否達到應有的標準。 （圖：Adobe Stock） 黃宗羲也批評了後世的君主以及觀念的變異，稱：「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他並講到臣民對「不合格」君主的態度：「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古代儒家的有識之士不主張愚忠和小儒的迂腐觀點，若君主已到夏桀、商紂的地步，則應該受到討伐。 黃宗羲還說：「是故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如果真正明白作為君主的責任，自然會讓位於他人，拒絕接替君位的人也不算多麼超凡脫俗；而有些人正因為不明白做君主意味著什麼，才會爭權奪勢。 順便一提，先秦儒家雖尊君，卻也輕君，譬如《孟子》有一句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主本來就是為社稷和百姓貢獻的。再舉《孟子》中非常有趣的一例，有一次孟子問齊宣王，有個人要去楚國，先將妻子和孩子託付給朋友，請他照顧，但回家後發現妻兒受凍飢餓，該怎麼辦？齊宣王回答：「棄之。」（和這個朋友絕交。）孟子接著問，士師若不能治士，該怎麼辦？齊宣王回答：「已之。」（撤掉他的職。）孟子又問，如果「四境之內不治」，該怎麼辦？這一問題意在引導齊宣王意識到君主的責任，若按照前面的邏輯，這樣失職的君主也應該下台。但齊宣王不敢回答，只是「顧左右而言他」。這從側面說明，儒家思想是對君主的約束，然而當時君主未必愛聽。 （圖：Adobe Stock） 簡論古代治國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中雖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但含有民本以及修身、德政理念，即使在近現代西方人眼中也是珍貴的，例如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就是孔子的「粉絲」。道德是政治與治國的本，道家、儒家均看重本，後世談政治的人往往捨本逐末，實在可惜。 關於治國的境界，筆者認為法家不如儒，儒不如道。以下梳理歷史脈絡： 堯舜禹之後，夏朝開啟世襲制，雖不如禪讓制的時代，但夏、商、西周三代統治鬆散，地域局限，政治和人心遠比後世純樸。西周之後，東周亂世是歷史上的一次大考驗，若將中華文明比喻為一個人，那麼春秋戰國好比一次修鍊過關的過程，有人堅守先賢的價值觀；有暴君亂臣不守，禮崩樂壞，在動蕩中看人心的擺放，考驗中華文化能否延續。幸運的是，文明得以延續，中原人不至於披髮左衽，儒家、道家、墨家、縱橫家、兵家、法家等百花齊放，東周可謂思想最活躍的時期。到戰國末，法家思想脫穎而出並為秦國統一六國起到重要作用。 （圖：Adobe Stock） 然而法家適合爭霸集權，它不同於今天民主國家的法治思想，其中包含帝王馭臣之術，主張嚴刑峻法、霸道、權謀，已距黃金時代的標準甚遠。宋代徐誼發表過一段言論：「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宋史》）如果人人能行大道，退而行德政、禮樂，何需靠術、勢治國？按老子《道德經》的觀點，「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需要孔儒呼籲恢復德政、仁義與禮的社會顯然已經退步，何況需要法家的時代。秦朝興於法家，也亡於法家。 應認可法家公正的一面，譬如即使是變法者商鞅本人也要嚴格遵守法規，但法家也包含加強君主集權的部分，不宜過分偏重。西漢吸取教訓，初期效道家無為而治，休養生息，開創文景之治。自漢武帝起，儒家與法家兼取，王道與霸道雜用。 有人可能會很快聯想到所謂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這正是現代常見的誤區，實際上漢武帝以後並未獨尊儒術。漢宣帝偏愛刑法，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住德教，用周政乎！」（《漢書》）而漢元帝則喜愛儒家。漢朝以後直至清朝，在治國方面嚴格而言也沒有獨尊儒術，很長時間是外儒內法，亂世往往行霸道，所以有些黑鍋不該由儒家來背。而且秦以後的儒家思想和先秦儒家有所不同。 假如中國歷代都能真正落實儒家治國，結果或許會更好。道家在後世看來過於理想，但道家確實最為高明。而法家一旦運用得心應手，若不注重修身，則易使帝王上癮，充當無形的利刃，和限制君權背道而馳。 （圖：Adobe Stock） 論君臣之關係 現在有人談中國古代史，提及君臣關係時喜愛片面渲染恐怖，且以為臣為君之奴才，這樣說是不準確的。五千年間，君臣和睦與君主高壓兩類例子都有，豈能以偏概全？ 儒家講的君臣之綱最初也非主奴關係。可參見董仲舒《春秋繁露》：「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此處提出三綱，臣如地，君如天，天覆蓋地，地持載天，這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好比水和舟。《春秋繁露》還稱：「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將君與臣比喻為陽與陰的關係。後世大儒講到三綱，往往強調作為皇帝的責任和表率，不是單方面的絕對服從，如南宋理學家真德秀《大學衍義》說：「君為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首先帝王自己要正，臣盡臣的本分，君也要盡君的本分。 秦以前不算大一統時代，君臣、君民距離較近，尤其周朝各諸侯國享有很強的獨立性，列國接近小國寡民的狀態。那時人才流動性強，「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左傳》），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人才大可不必巴結君主。即使在秦漢大一統時期，大臣在皇帝面前也不卑下。但後來總體上呈君強臣弱的趨勢，至明清尤為顯著。 君臣關係的一個重要表現在於皇帝和宰相的關係。中國傳統重視禮賢下士，求賢若渴，皇帝在宰相面前應當謙遜。漢朝君臣在上朝時，皇帝要站著和宰相議政，而不是坐在龍椅上。宋朝以前，宰相面見皇帝時都是坐著的，所謂三公坐而論道，唐朝還會為宰相賜茶。 （圖：Adobe Stock） 宋朝是宰相地位變化的重要節點，宰相上朝時必須站著。到了明代，朱元璋索性廢相，從此再無宰相，而且大臣見皇帝時要跪下，如果跪累了，允許坐著休息一會兒。清朝要求大臣一直跪著，連坐一會兒的機會也沒了。 以上是就禮儀變化而言，下面講制度。 譬如，漢朝的宰相對皇帝構成很大牽制，有一套完備的制度。提起宰相，人們往往聯想到一個人或一個職位，但其實宰相身後代表龐大的政府機構，皇帝怕宰相未必都是怕人，而是怕制度。漢朝宰相府以下有十三曹，一個曹類似一個部門，可謂是宰相的秘書處，當時全國政事都經過十三曹彙集於宰相一人。和宰相近乎平起平坐的是太尉和御史大夫，合稱三公，宰相負責行政；太尉負責軍事；御史大夫負責監察，相當於副宰相。 唐朝宰相制度不同於漢朝，最大的變化是將相權一分為三。漢朝宰相是一人在其他官員輔助下行政；唐朝宰相不是一個人，而是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大部門，合在一起才能稱為宰相。 儘管如此，唐朝宰相依然有很大的權力，其中，政府所有最高指令均由中書省發出，被稱為「敕」，須經過皇帝批准，卻不是皇帝寫的。其流程是，中書省擬稿後給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拿御印蓋個章，寫幾句批示。宰相所擬的旨已經是定稿。 （圖：Adobe Stock） 中書省發布的詔書不會立即執行，還須門下省審核，若覺得不合適，門下省可以將其駁回，稱作「塗歸」。只有當門下省通過後，詔令才算生效。這是又一層對皇帝的制約。 宋朝與唐朝不同之處在於，宰相不是將定稿交給皇帝，而是先寫札子向皇帝遞呈建議，被稱為「面取進止」，皇帝發表意見，之後宰相依照皇帝的意見擬旨。這意味著相權在宋朝削弱。 即便如此，只要有宰相，就會對皇帝構成很大制約。皇帝雖一直在萬人之上，但制度並沒有賦予其為所欲為的權力。譬如宋寧宗在位時，頻繁以手札下令，激起群臣不滿，因為依照制度，政令應出自中書省，就算是皇帝也要按流程辦事。那時有大臣批評宋寧宗繞過宰相府行事，「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宋史》） （圖：Adobe Stock） 君權與相權一直存在矛盾，時而配合和睦，時而結下深仇。明初發生胡惟庸案，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採取極端的方式解決君相矛盾——廢除宰相制度。至此，皇帝的障礙比往朝少了許多。明太祖雄才大略，治國勤政，包攬宰相原本要做的政務，是典型的工作狂，並要求子孫後代都像他一樣既當皇帝又當宰相。這當然不現實也不會長久。後來明成祖成立內閣，召解縉等才士參預機務，類似皇帝的顧問與秘書。儘管內閣大學士被俗稱為宰相，但權力比宰相小。內閣大學士本身只是五品，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書或經筵講官兼任。 明成祖後，宣宗朝發生轉折，形成這一新流程：大臣議政，將題本交到內閣；之後內閣票擬，即起草聖旨；之後交給皇帝看，皇帝若採納，便用紅筆抄一遍，稱為批紅。此時聖旨尚不能生效，須經過六科審核，六科有權封駁聖旨，制約皇帝，聖旨必須經六科通過才能生效。通過後，六科若認為聖旨不足，發給六部時可以進行「科參」，即寫下執行時的注意事項，代表六科的意見。顧炎武《日知錄》稱：「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 明宣宗後，這一流程基本上一直延續。後來明世宗、神宗長年不上朝雖受詬病，但事出有因，當時的政府運行已不同於明初，政事交給內閣即可，期間內閣大學士近乎權傾朝野。 （圖：Adobe Stock） 明宣宗開啟這一輕鬆的決策模式有利有弊，不宜過於苛責，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明太祖廢相。世襲的皇帝德才參差不齊，如果能力平庸且精力不足，最好少折騰，宰相才應該在行政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清朝保留內閣，未恢復明以前的宰相制。雍正設立高度機密的軍機處、秘密建儲制，這是以前沒有的機構和制度。清朝的君臣關係牽涉滿漢矛盾，雖重用不少漢人，但最高機密文件由滿文書寫，滿官仍佔據不平等優勢。 整體風氣上，君臣關係越往前越好，具體因人因事而異，不能說絕對，只是概括。 秦始皇待大臣不差，不忘恩義，自知犯錯後對王翦謙遜道歉，能包容並重用李斯。 漢朝和大唐，筆者認為用「恢宏氣象」形容最貼切，政治、文化給人印象都是很大氣的。譬如漢文帝與周亞夫留下佳話，這是皇帝與武將關係的典範。隋唐的政治、文化、民族融合、民間風氣都有魏晉南北朝的影子，包容性強，可謂胡漢一家，唐代皇帝有時也行北方游牧民族的禮節。 （圖：Adobe Stock） 唐太宗治國放得很開，他的文臣武將個個充滿個性，魏徵是顯著代表，他的作風就是坦誠直言，不怕得罪。據《資治通鑒》，魏徵曾對唐太宗說：「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意思是他希望自己做良臣，而不做忠臣。需要忠臣出現的時代反而是不好的時代，因為要冒生命危險講出逆耳忠言，所以最好形成言論開放的政治環境，皇帝賢明不昏，大臣只需各做好工作即可，因此魏徵說：「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唐太宗確實也在君臣融洽上做得好。唐朝的皇帝整體上是不強勢的，甚至中晚唐藩鎮割據嚴重，君成為較弱一方。 北宋待文臣不錯，皇帝沒有暴戾的，但政壇人事變動頻繁，主要歸因於變法派和守舊派的對立。南宋、北宋都弊在抑武，明朝中期後也有此問題。 明、清變化最明顯，明太祖開了一個政治高壓的頭，到明仁宗時君臣關係有所緩和。明朝君臣關係最好的時期是仁宣之治以及弘治中興，明仁宗、宣宗既勤政精明也不剛愎，聽取「三楊」等良臣的獻策，君臣關係和睦；明孝宗朝中也充滿正氣。武宗、世宗、神宗君臣對立之激烈在整個古代史上都是突出的，問題主要出在皇帝上。明朝愛用廷杖極不好，俗話說刑不上大夫，廷杖、錦衣衛都是摧殘士大夫的。然而明朝長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為榮的風氣，越敢和皇帝爭辯，甚至寫奏疏批評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 （圖：Adobe Stock） 清代君強臣弱最顯著。有利的一面，譬如清朝皇帝普遍勤政盡責，平均水平算是歷朝最優秀之一，而且康乾盛世成就卓然。但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清朝政治風氣冷峭高壓。康熙帝寬仁，而雍正強化了高壓控制臣民的風氣。乾隆前十三年相對寬厚，十三年後改以鐵腕治國，嚴酷之風達到頂峰，導致大臣如履薄冰，敢言者少。即使是精明賢臣、三朝元老張廷玉，也在官場上活得戰戰兢兢，還險些晚節不保。 雍正、乾隆很精明，他們在位時，奸臣瞞不過他們，所以治國基本上沒出太大問題。但冷峭風氣的弊端到晚清就顯得格外突出，導致官場普遍圓滑，明哲保身，說套話、不說話居多。 清朝文字獄、強制剃髮留辮是對臣民身心的巨大摧殘，削弱士人骨氣，脊梁骨硬的文人往往隱藏民間。元朝雖也是征服漢人的外族政權，卻不至於如此高壓嚴酷，反而較鬆散開放。明清以前很少發生因文字獲罪的案件，清朝比明朝嚴重，明朝成祖以後政治氛圍已經變得寬鬆，晚明言論更奔放自由。清朝禁書也很嚴重，數據上看，清朝禁書總數是明朝的12.6倍。古代有此現象是不好，但我們也實在不應以為所有朝代都和清朝一樣。 論制度，最好的時期當推漢、唐。在秦以前，相原本是副官；自秦漢起，相變為皇帝的副官，同時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官。皇帝是全國最高元首，而實際管理國家的是宰相，原本應是這樣的關係。皇帝世襲註定子孫良莠不齊，即使英明也必然犯錯，所以最好不要過分干預宰相。再看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鑄造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大過帝王的作用，唐太宗說他不贊同像隋文帝那樣「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親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實際做法也是發揮各臣的配合作用。 北宋程頤有言：「天下治亂系宰相」，但在清代，崇拜程頤的乾隆卻說，治國最重要的怎麼是宰相呢，應該是皇帝才對。可見觀念的變化。 （圖：Adobe Stock） 現在中國大陸將中國傳統政治貶低為君主專制，這是不準確的。從上文對制度的介紹不難看出，在古代，權力並非集中於君主一人，也不算是獨裁，至少並非所有時期都是。說君權呈強化趨勢是爭議較小的，或者可以說存在特權與不平等。明清以前君主一直和宰相共治國家，雖君主是上級，宰相卻也享有很大的議政權，而且許多不太重要的政事無需請示君主。即使在明清，也不適宜一概貶為皇帝專制。 以上是就制度論，問題在於，過去如果皇帝違規或不賢，大臣往往不能換掉他或懲罰他，通常是勸諫，除非到極惡劣的地步。懲罰並非沒有，只是太少，往往需藉助朝中勢力、太后等，或直接以戰爭改朝換代。暫不論亂世特殊時期和奪位例，太平盛世中比較典型的是霍光廢帝，漢昭帝駕崩後，昌邑王劉賀繼位，荒淫無道，輔臣霍光因此報請太后廢掉其帝位，昌邑王在位僅27日。秦漢以前也有一例，商朝有個名叫太甲的王昏庸無能，宰相伊尹將其流放到桐地，讓他反省長達三年，後來太甲悔過自新，於是得以復辟，從此以德治國，改變為明君，這件流放君主的事幾千年來受文人稱讚。伊尹和霍光的條件非人人能具備，也非人人敢為。 然而君與臣孰強孰弱不能作為評判一段歷史時期的唯一標準，所以要看具有穩定性的制度。像漢獻帝、唐昭宗的情況屬於失勢，不能說明就該那樣，所以重點談普遍狀況，而不細說太多事例，因為有些事例牽涉手段和勢力，那不是制度。 道向何處求 可能有人會認為筆者將古代讚美得太好，而筆者想說的是，以前的制度在當時的環境確實有值得肯定之處，其制衡與監督並不差，但為何有黑暗的事發生？雖制度有漏洞，但歸根還是人心的問題。 通常一個朝代從開國到盛世政通人和，嚴守規章，後來流於形式，官場腐敗，走向衰落。法典和制度從頭到尾都差不多，怎麼從盛到衰變化如此大？大家知道唐玄宗前期善用賢相，姚崇、宋璟、張九齡等均德才兼備，後來任用能力同樣不差的李林甫，他表面上認真工作，也基本上遵守規章，卻喜愛諂媚，私下打聽玄宗日常，然後再順著玄宗的意思講話。玄宗本來是一精明皇帝，然而順耳的蜜語聽多了，對李林甫十分喜愛，縱容他誤國多年。試問，什麼能阻抑一個人的城府呢？ 中國傳統思想有個重要特點：對自覺的要求高，先修身，再齊家治國，且重視內省。它看似是一種理想化狀態，然而大道至簡，若能堅持實踐，其實是一條直接治本的捷徑。凡從政，修身在先，這個修不是單單讀書學知識技巧，而是長時間的修心，是時時不忘內省。 據《帝鑒圖說》，周武王聽大臣師尚父說，有一本丹書含有國家長治久安的道理，之後他齋戒三天，恭恭敬敬地站著聽師尚父講述丹書的道理，牢記於心，並在席上、桌上、鏡子上、洗臉盆上、殿柱上、門窗上銘刻，隨處提醒自己，還要讓子孫未來都看到。如此時時內省的毅力和謙遜向大臣請教的態度，是周武王能使周朝國祚長久的重要原因。 （圖：Adobe Stock） 修身和內省需要堅持，若一段時間修而後來懈怠，很容易前功盡棄。許多人爭當政客，卻不堅持修身，捨本逐末，終究成不了大政治家，過去讀書人都讀聖賢書，有人修心實踐，有人只求功名，結果一定是有差距的。明代王陽明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悟到「致良知」、「知行合一」、「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他做官、解決棘手問題、打仗樣樣在行，近乎全能，與此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治國之道、聖人之道，最終要向自己的心裡求。
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 —— 無名氏 我的一生有許多算不清的感情帳，其中和我的初戀羅文的感情帳最為糾結，我一直在生他的氣，他似乎一直也有所抱歉，直到前幾天，我看見他三個月前在視頻里講話，提到一個人名，稍稍停頓了一下，在回想……這是衰老的表現，我的心一揪，我們的人生進入倒計時了！ 兩個多月前，我們在失聯兩年後又聯繫上了。 我們從18歲認識起，就斷斷續續地分別再聯繫，再分別再聯繫……最長的一次是分別十一年。 間斷又兩個月了。昨天收到他的來涵，……他感謝我寫的那篇文章「羅文就是敢說真話」，「謝謝誇獎！」他寫道。 「我說怎麼又聯繫不上了，原來你的網壞了！」他在我另一封郵件後面寫道。 我回信告訴他，我給他打過電話，他沒接。 我沒留言，我的小心眼又生氣了，我當然沒說這個，這次，我決定不再生氣了，我們沒多少時間了。 再有兩年，我們就認識一個甲子了！廣闊的歷史畫面在我胸中翻滾，我不想讓這一切隨風而逝，我嘗試把它寫下來，我不能保證我能寫完，我寫到哪兒算到哪兒… （二） 幾年前，羅文買下新居時給我發過照片，一排平房，諾大的院子。我最近從視頻上看到他和民運的朋友們在家中舉行Party。 大家在院子里包餃子，煮餃子，在羅文自己搭建的長長的廊橋里吃餃子。在靶場打槍玩。……一幅歡快景象。 昨天，我在電話里向羅文提到這個視頻，我說：「我看見了小河流水和大片森林。」 羅文說：「美國人家裡有大院子的很多，可是院子里有條河的不多。」我說：「多少平方米啊？」 「相當於中國的四十畝地，一萬平方米。」 遇家現在已是一個繁茂的大家族。兩個多月前在一次電話里，羅文向我介紹了他和羅勉兒孫滿堂的幸福生活，我們也談到羅錦，他要介紹，我說：「我知道，你以前告訴過我。」 羅文告訴我他剛剛做了體檢，各項指標正常。看來我的擔心是多餘的。羅文一定會長命百歲。 遇伯母對我媽媽說過：「羅文和洛誦志同道合！」 我們倆從十八歲「文革」開始，對納粹法西斯紅衛兵肆意虐殺平民無比仇恨，幾十年來，我們倆從未間斷過與紅衛兵及他們的後台無產階級專政做鬥爭，我們倆都蹲過共產黨的大獄，「我們都不屈服！」羅文說。 幾年前，羅文和我在微信里有過一次催人淚下的交談。 羅文說：「我爸爸媽媽和我都拿你當親人。」我說：「伯母說她將來給咱們倆做飯。」羅文說：「我爸爸說他將來也和咱們一起過。他也特別喜歡你。」我說：「我知道……」 羅文說：「別說了，我都要哭了。」 我現在在哭…… 羅文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說：「我們險些成為夫妻，（不是危險的險）……」 他那封信主要是說我對他不了解。 時間是八十年代初在北京，他第一次離婚後到我家找我，他穿著一身黑色的皮製摩托服，戴著大頭盔，像個神密威武的騎士出現在我面前。 身材窈窕美麗的我坐在大型的嶄新的黑色摩托車後面，摟著他的腰，摩托車在北京的大街上飛奔，我濃密的長髮在風中飄揚…… 我開玩笑說：「羅文，你的最高理想就是帶美女騎摩托車在大街上飛馳吧！」 羅文在信中說：「沒想到你對我這麼不了解。」 我當時想：「羅文太較真了，難道他不知道我在開玩笑嗎？」 昨天二個多小時電話，他詳細給我講了他的生活，他在北京成功的創業，我確實發現，我以前對他的了解是遠遠不夠的。 （三） 楊鷗是我和羅文認識的介紹人。 楊鷗是我師大女附中同年級不同班的同學，她是高二（3）班的，班主任王本中是我們的數學老師，北師大畢業的。我們學校的年輕老師幾乎都是北師大畢業的。王老師出身地主，文革後一度當了師大女附中校長。 楊鷗中等個子，胖胖的，臉色紅潤，大眼睛單眼皮，說話聲音很大很粗，語速很快。她的後腦勺很鼓，留兩根細細的辮子，後來剪成短髮。 文革前，她就是著名的「反動學生」，許多人用鄙夷嫌棄的眼光看她，只因為她家九口人，有七口人在反右鬥爭中被打成右派。除了她家庭婦女的媽媽和上小學三年級的她，她的中學校長爸爸，六個哥哥姐姐全被打成右派，她小哥哥只有十九歲，是大學生右派。 她的公開亮相是65年文革爆發前在高二年級四個班一起上政治大課的思想教育聚會上，讓她作為典型發言。 她的發言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好印象。 她性格爽朗，毫不自卑，談笑風生，她說有個小男孩叫她「反動學生」，她就怒氣沖沖地給了他一拳。與其說她在檢討，更是像在炫耀。她沒說完，就被主持會議的戴眼鏡短頭髮精瘦的高二（3）團支部書記趕下台。 文革中，她領導「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老紅衛兵視她為眼中釘。 我和她、還有中五被班裡紅衛兵逼的自殺未遂的楊友莉成為好朋友。 楊友莉的父母早年參加共產黨革命，被打成「托羅斯基分子」，文革中被遣返回農村原籍，她有一個親大爺楊獻珍，則是共產黨理論家，黨校校長。 文革中，66年8月5日打死我們學校校長卞仲耘的罪魁禍首之一高三年級的高幹子弟宋彬彬則是校領導的寵兒，我們都參加過65年她的在學校大禮堂公開的入黨發展會。 我們學校紅衛兵成為全國文革第一個打死人的納粹急先鋒，8月18日，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接見全國各地來北京取經的百萬學生，宋彬彬代表法西斯紅衛兵給毛澤東獻上血淋淋的紅衛兵標誌紅布黑字的袖章，她把袖章套進毛澤東的胳膊上。 毛澤東向宋彬彬進一步指示「要武嘛！」 宋彬彬改名「宋要武」。 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紅衛兵更是肆無忌憚血洗全中國！ （四） 紅衛兵運動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最殘暴最恥辱的運動。是近代史上曇花一現的共產主義運動最臭名昭著的一頁。是有人類以來人性最醜惡的表演。它對中國社會產生的惡劣影響源遠流長，幾代人都難以肅清。 公元1966年8月，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紅衛兵運動在中國大地如火如荼，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殺人、打人、抄家、毀滅中華文化…… 當時扶持中共49年建國56年開始反目的蘇共在「莫斯科廣播電台」對華廣播中聲稱：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有兩個目的，一 消滅人口，二讓毛澤東的夫人江青當現代慈禧。 紅衛兵不過是打手！老毛手中的一個御用工具！ 中國人民卻從秦二代順藤摸瓜，發現中國共產黨不過是殺人放火竊國的一夥強盜，他們的二代是對他們基因的繼承。 而今風起雲湧的中國民主運動是從反對紅衛兵運動開始的。寫「出身論」的遇羅克是拉開當代中國大規模民主運動帷幕的第一人！ 「出身論」給中國的猶太人和奴隸們以啟蒙以覺醒以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在他的手中動搖！共產黨害怕，周恩來說：「這樣的人不殺殺誰！」把他公審示眾後槍斃，並摘除眼角膜移植給了一個徐姓勞動模範，中國的普羅米修斯—-英雄遇羅克蒙難時僅僅27歲。 （五） 為什麼第一個打死校長的是師大女附中？因為劉少奇的女兒劉亭亭，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及大批共產黨高幹的女兒都在我們學校。 她們通天，她們引導著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的潮流。有大量的證據證明初一的劉亭亭、高一的鄧榕打人最凶。踹死卞仲耘校長最後致命一腳的是劉亭亭。 而傳說「打死18個人」的宋彬彬應該沒有親自動手，只是幕後策劃者之一。 宋彬彬和劉靜是工作組撤走後，學校掌實權的兩個主要負責人。 文革史專家、「文革受難者」一書作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王友琴博士對卞仲耘校長之死進行了半個多世紀的調查，她的書里有許多翔實的材料、有名有姓的當場證人，她付出青春與生活的代價獲得的成就已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她的故事被歐洲團隊拍成的電影正在製作中，不久就會與大家面視。 她是在1994年找到我的。通過我委託訪問澳洲的劉曉波先生帶到美國的自傳「留在世界的盡頭」。她看到的是影引本。她在信中稱呼我為「您」，並說她看了十分激動。我在書中寫了卞仲耘校長等人被打時宋彬彬說「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的事情。 她介紹自己是史坦福大學教授，正在研究文革。 她後來被迫從史坦福大學離開，有同在史坦福工作的中國高幹子弟威脅要打她。她去應徵芝加哥大學的教座，一舉拿下比史坦福更好的位置與酬勞。 1966年8月5日，年僅13歲的她和18歲的我都親眼目睹了卞仲耘等五個校領導五花大綁跪著在水泥台上被羞辱的一幕。 我在66年11月底認識了遇羅文一家。 我與王友琴從未謀過面，通過email和電話聯繫。 （未完待續） 作者陶洛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