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買房難 新州內陸城市Dubbo突成熱點
2026 年 10 月 23 日
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无名氏 （十五） 网上有许多关于罗文父亲遇崇基先生和母亲王秋琳的材料，都不如罗文告诉我的有意思。 我从网上的材料算出来，遇伯父生于1912年，1988年在北京逝世时76岁。 罗文的母亲王秋琳女士于1983年5月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应该是1920年生人。 遇伯母的遗体告别仪式我参加了。遇伯父的我没能参加，我87年7月10日离开中国去澳洲自费留学了。 罗文告诉我，遇伯母有个闺蜜杨姨，嫁的是大官儿，想去日本玩，就拉尚在闺中的遇伯母一起去。遇伯母说：“我别白去一趟，干脆留个学吧！”就这样，去日本留学学的是商业管理。 1949年，遇伯母、杨姨和另一个女性朋友三人合伙开了“理研铁工厂”，遇伯母任厂长，56年公私合营，工厂改名为“机床附件厂”遇伯母任副厂长，并成为北京东城区政协委员和东城区人民代表。1957年反右斗争，遇伯母替一个被定为右派的人说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再考虑考虑。”自己也被打成右派。因为检查的好，没被送去劳改，削去公职，只保留了一份工资。 遇伯父在同时自己开的是“大业营造厂”。56年公私合营，遇伯父分配到华北电力工业部北京基建局技术处 职称 工程师。57年反右斗争中，被打成“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去劳改，60年代初期回家赋闲。 关于遇伯父的右派言论，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先生在浩瀚的反右史料里大海捞针一句句找出，并对遇伯父有高度评价，这是我今天早上从Google里看到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 我想到的则是遇伯父告诉我一句钪锵有力的话语：“洛诵，我的楞角到现在都没有磨没！” 以下的故事是罗文这次讲给我听的： 先从曾祖父那代说起吧，本来我们家是山东人。是从曾祖父那代到的东北。（我插了一句“辽宁营口？”罗文说：“对！”） 罗文接着说：我以为是穷闯关东呢！还真不是，是觉得那儿搞得挺好的，有前途，就带着全部财产拖家带口去了。一开始也很顺利，发了财，后来因为一场官司家败了。（他一说官司，我想起来他给我讲过，并很详细地说过官司的经过） 到了爷爷这辈就没什么钱了。爷爷去世后，奶奶还带着爸爸、爸爸的姐姐去黑河投靠亲戚，最后还是回到营口。爸爸这时候就发愤读书，走靠读书改变命运这条路。 爸爸上的是铁路学校，以第一名成绩毕业，被分配当站长。不久，又以第二名成绩考上去日本官费留学。这下可不得了了，以前看不起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来了，还张罗着要给爸爸找对象。最多的时候，来了一屋子女孩，爸爸都没看上，只见远远的有个女孩，非常文静可爱，大概是来看热闹的，就说，我看上她了。女孩姓什么不知道，名字里有个茜字。就和这女孩结婚了！这就是爸爸的第一个老婆。 （罗文还说：罗锦在书里也写过这个女孩，有姓，估计是她编的。） 爸爸去日本留学，上的是早稻田大学土木建筑系。有奖学金，可是他还要养家，家里还有奶奶，他姐姐和新婚妻子等他养呢！他看留学生看报纸困难，就写了本书“日文报纸译读法”，用“罗茜”的笔名发表。靠这本书养了家。现在这本书还有，在潘家园二手货书店炒到3000元人民币。这个茜命不好，还没等爸爸回国就病死了。 爸爸特别怀念茜，说她特别温柔。 罗文评价说：“因为他们没在一起生活，生活久了，会遇到很多问题，谁知道还温柔不温柔？” （十六） 我对罗文说：“有人认为罗锦的价值不亚于罗克。罗锦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写了’冬天的童话’这本书，造成很大影响，二是公开讨论与蔡忠培的离婚案，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罗文说：“还有第三件，出国后向德国政府要求政治避难。” 我在潜意识里忽略了这件事情，因为罗锦后来说我：“没想到你第一个站出来在香港杂志上指责我！”并反唇相讥说：“你那么热爱这个国家，你出来干什么？” 我向她道歉说：“对不起，我当时的思想觉悟太低……” 祖国，从小根植在我们心中是至高无上的概念，我五岁上北京大方家胡同幼儿园，老师教的第一首歌是：祖国像个大花园，田野森林望不到边，绿水青山真美丽，我爱我们的大花园。 共产党在洗脑教育中，偷换概念，把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与祖国混为一谈，甚至凌驾于祖国之上。还是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首先澄清的这个概念，“爱国不是爱共产党！” 共产党窃国，只为特权阶级谋利益，把人民当刍狗、奴隶，整个中国是座大监狱，没有民主、自由、人权，往国外逃跑的人乌泱乌泱的，有门路的走大路，没门路的走线路。号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怎么大家都削尖脑袋想尽办法钻到铁丝网的外面啊！ 遇罗锦成了这股大逃亡的先驱！ 我们在国外不是仅仅为自己的幸福着想，我们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摆脱奴隶的命运做国家的主人。“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66年11月底认识罗文的时候，罗锦已经不在了！她已被革命群众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革命群众强迫警察收下她，说她在日记里写着要投敌叛国，把她从窜逃到广州的路上抓回北京送到公安局的。公安局一开始不收，革命群众就呼口号，警察被闹得没有办法，硬着头皮收下了，马马虎虎判了个最轻的罪：三年劳动教养。 我何以知道罗锦被扭送公安局的壮观场面，是听扭送她的革命群众之一“端村王”的妹妹说的。 “端村王”一开始是我二弟弟陶江的朋友，正式的姓名已经无法考证了。是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文革中的毕业生，分配到白洋淀北岸端村当老师，他是资本家出身，找了个干部子弟的女朋友。他带女友到邸庄玩，认识了我和戎雪兰。 回北京又认识王妹妹，那时候是74年，被枪决的遇罗克事迹在民间流传，王妹妹对我讲遇罗锦时语气充满了赞叹，说她像刘胡兰，毫无惧色，对赶到公安局焦灼的母亲说：“妈，没事儿，您回去吧！” 我能想像她那幅样子，我早在67年就见过她那样子，在她家，罗文给我看的她的自画像，一个美丽的少女微侧看着前方，圆圆的脸，尖下巴，长发披肩，倔强坚毅的表情，当时我就感到像刘胡兰。 我和罗文坐在她的单人床上，我靠在罗文的胸前，拿着她的水彩自画像，端详着她， 罗文说：“她会喜欢你的！” 直到1978年11月，我才第一次见到罗锦真人的面，她和第二任丈夫蔡忠培住在朝阳区三里屯一个居民楼里，我没想到后来她闹出那么多的大动静！ （十七） 罗文对我说：“罗锦和马沛文是真正的爱情！”我惊讶地说：“你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她和吴范军是真爱。” 罗锦的三个丈夫（不算现在的德国第四个丈夫海曼），我认识两个，蔡忠培和吴范军，都是很好的人。 罗文说：“不是，她和马沛文是真爱，结果弄成这样，……” 这让我想起罗锦曾深情地说：“爱情就是要有牺牲精神，……他老了，我就用轮椅推着他，给他擦哈啦子。”想来这指的是马沛文了，她说这话的时间是决定和忠培离婚的时候。 我Google了一下马沛文先生（1921—2014）。和罗锦相识时任职“光明日报”副总编辑。 罗锦给我讲过北京中级法院开庭讨论她和忠培离婚案的时况，我转述给罗文： 罗锦提出离婚的理由是蔡忠培是好人不是爱人，忠培走上台，激动地举着罗锦给他绣花的饭盒袋，说这不是爱情是什么？ 还夸赞罗锦会过日子，一毛钱一斤的小鱼做成喷香的干爆鱼，“我没有本事，不能给爱人过好日子！”忠培难过地自责。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举手发言：“我说两句”罗锦想：“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回头一看，先看到穿着42号鞋的一双脚，原来是插队东北时的前夫。 罗锦说：“这两个不得意的丈夫！” 罗文对我说：“世俊其实特别顾家，他们粘糖葫芦，世俊卖，卖不完舍不得吃都带回家。罗锦也是一个好母亲，她把孩子背在背上锄地。” 故事中的故事—-罗文给我讲了罗锦他们买的房子曾发生过案件，村里人都不敢买，因为便宜，罗锦他们就买下了，为了美好的生活打拼。 三年后，夫妻离婚，罗锦和忠培结婚，户口回到北京。 前几年，有人把我写罗锦的文章放在国内“头条”上刊登，我听陶江说下面有几条留言，其中一条是：“遇罗锦与蔡忠培离婚是很不仗义的！不必把道德降到她的水平。” 刚才我Google遇罗锦离婚案，看到“文学城”转载我在“新三届”上的文章，原名为“遇罗锦给我的信（上）”，被改名为“我知道的遇罗锦离婚风波”。 最新评论是：1.友朋如此，彼此也可心安了。2.好文和好人。 女人是爱情动物，遇罗锦也并不例外。牟志京告诉我，美国女人说遇罗锦是“中国妇女解放第一人。”我把这话转告给她听，她说：“我对这些头衔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就是想找一个情投意合的人和他好好过日子。” 纵观她的波澜壮阔的婚姻与爱情史，她实际上是个很传统的中国女人，只是造化弄人，生不逢时，中国最大的党媒“人民日报”内参竟在头版头条标题称她为“一个堕落的女人”。 女作家乔雪竹很为罗锦不平，对我说：“真不像话！那么大的报纸跟一个女人过不去！” 乔雪竹还说过，“男人凭借武力可以打开一个地盘，女人只有撕毁自己给别人看。” 80年代，正是世界对“女性学”研究的一个高潮，中国出了个遇罗锦，一个为没有爱情为由的离婚案把全社会闹得沸沸扬扬，“新观察”杂志和“民主与法治”持对立的观点大辩论，地方法院批了，中级法院给驳回了。最后虽然判离了，遇罗锦在道德上却被判了死刑。为她辩护的地方法官党春元被消职为民，在法院当杂工。 不管怎样，遇罗锦付出巨大牺牲，撕毁自己给全世界看，让中国在“女性学”这一块跟上了世界的步伐。 目前的中国社会可没有这么自由热烈的讨论空间了！ （未完待续） 作者陶洛诵
文/清箫 上期讲到诗之本在于言志，诗可以起到兴、观、群、怨的作用，概括而言，作诗要有艺术感染力，使读者产生联想；同时反映现实生活，诗人可以透过诗讽谏时政。此外还谈到性灵、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性灵即真性情，诗应是诗人真性情的表现，言志的同时自然包含诗人的真情实感与个性，字句由情志产生，而不能为造句而损害情志。气象既在字句之内，也在字句之外，来自诗人的气质，譬如李白，他的诗词妙在气象。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举例说：“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绝妙诗词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以上是简单回顾。下面讲的内容以上期为基础，继续探讨诗的审美，以及我们怎样作出好诗。 诸位或许已见到本期标题：“水中月，镜中象”，可能看起来有点模糊，难道诗的最高水准是这样的吗？非也。在讲什么是“水中月，镜中象”前，我们先聊一聊言外之意。 （图：Adobe Stock） 诸位不妨回顾一下，当感到一首诗很好时，究竟诗的哪一部分令我们觉得好？文采或许是其一，但如果细想，会发现真正使你难忘的不在言内，而是言外之意、形外之神，是文字带给你的联想，这是中国古诗的一大魅力。诗是精华语言，注定不能将全部想表达的意思写出，古体诗尚能写很长，而绝句和律诗长度固定，终究十分有限，所以必有意在言外，必有神在形外。因此好诗都有一个共同点：“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味深长，绕梁三日，使读者回味无穷。 刘勰《文心雕龙》说：“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刘勰讲的隐和秀，即文外与文内之美兼得，隐意为“重旨”，即能以简约的辞表达丰富的意。唐代僧人皎然也谈到文外之意，其《诗式》讲道：“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总结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这是讲诗贵在象外。《二十四诗品》还讲：“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著的意思是粘著，此句也是谈言外意味，提倡含蓄而馀味绕梁。梅尧臣论诗也颇重视言外无穷之意，他认为：“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言外、文外、象外都可以概括为神，和水中月、镜中象异曲同工，写诗只写形是不够的，有了神，诗才真正活起来。 （图：Adobe Stock） 为何说诗的言外之意、形外之神是水中月、镜中象呢？我们抬头看月亮，天上的那个月是实体，倒映在水中的月是影子，人可以凭借科技登陆月球，但水中月影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景物本是客观存在，当人带有主观情感看它时，景物便被赋予新的意义，诗人笔下的景物便是那一瞬间所感所见，将其以诗再现，而不是生硬的描述。水平高的诗人能将其写得含蓄深远，馀味无穷，介于可言与不可言之间。读者读后，虽心领神会，却发现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如果想复述给别人，非用此诗句不可。水中月、镜中象看似可用手摸到，实际上永远都无法触碰到，这种感觉与可言和不可言之间相似。不需要精确，应留给读者馀味及联想。 （图：Adobe Stock） 严羽《沧浪诗话》对此讲得很精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所说的兴趣不是指爱好和趣味，而是指诗人内心情感的兴发，有时是看到某景物后的感悟，都是自己的真情实感，而非寻章摘句得来，所以无迹可求。因为抒发真情，独一无二，所以有味可品，若功夫到位，自然达到言尽意永。 举例详说，譬如杜甫写过一首〈冬日谒玄元皇帝庙〉，描绘老子庙的壮丽，其中一句写道“碧瓦初寒外”，真可谓神来之笔。细想，为何碧瓦会在寒气之外呢？冬季寒气充满天地间，任何一物都逃脱不了低温，而且寒无象无形，怎能分内外？但这就是诗人感受到的，杜甫见到如此壮美的建筑，心中觉得温暖，碧瓦也显得温暖了。 （图：Adobe Stock） 叶燮《原诗》有评：“初寒无象无形，碧瓦有物有质，合虚实而分内外，吾不知其写碧瓦乎？写初寒乎？写近乎？写远乎？使必以理而实诸事以解之，虽稷下谈天之辩，恐至此亦穷矣！然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碧瓦和初寒人人皆知，人人能言，但“碧瓦初寒外”只有杜甫感受到，是属于他的想象。不需多言，读者就可以领会到他当时的心境，若读者转述给别人，便失去味道，唯有“碧瓦初寒外”能表达他的意。叶燮还有一段观点，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杜甫这句“碧瓦初寒外”就是典型的诗家语言，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图：Adobe Stock） 杜甫另有一首诗〈春望〉，家喻户晓，我们来看前两联，也是言外意味深长——“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遭受蹂躏，杜甫眼见昔日繁华的国都破败，触景生情，写下该诗。说“山河在”，言外之意是唯有山河仍在，其馀都荡然无存。说“草木深”，杂草丛生，虽不直接写人，但读者可感受到人烟因战乱而稀少。至于花鸟，本是乐景，却令诗人伤感，以乐景更衬哀情。寥寥四句，写得含蓄深沉，令人难忘，最触动读者的部分在言外。 （图：Adobe Stock） 我们再看温庭筠的〈商山早行〉，其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最经典。这两句没有一个生僻字，景物也是生活中常见的，看似平淡，却让人读后如身临其境。鸡表现声，月表现色，茅店反映远离故乡的山区，霜反映冷，人迹说明有比诗人更早出行的人，仅十个字就能使读者脑海产生许多画面，感受到早行辛苦与羁旅愁思。这是梅尧臣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典范。 另有两首诗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典范，即李白〈夜泊牛渚怀古〉和孟浩然〈晚泊浔阳望庐山〉。王士祯《带经堂诗话》评道：“诗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为何评价如此高？以下分别赏析。 〈夜泊牛渚怀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 李白此诗抒发知音难逢、怀才不遇的伤感，自然而无雕琢痕迹，含蓄有味。“青天无片云”写开阔景色，这类环境容易激发怀古之情，诗人的思想自然地融入景中。之后借谢尚与袁宏的典故表达怀才不遇之感。结尾想象次日之景，挂帆离去，枫叶飘落，更衬未遇知音的寂寞冷清。 （图：Adobe Stock） 〈晚泊浔阳望庐山〉 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 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 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 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 孟浩然这首也写得自然无痕。“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不写具体景，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都未逢”用语平淡，委婉表露不满之意。之后“始见香炉峰”，“始见”二字含蓄地表现惊喜之意。望见香炉峰，孟浩然不禁怀念起曾在庐山建造东林寺的高僧慧远，他仰慕慧远，但如今昔人已去，只馀夕阳之下，寺庙钟声。“日暮空闻钟”忧郁而深远，一个“空”字暗指高僧已逝世，惆怅之情寓于景中，下笔素淡，却情思悠远，馀味无尽。孟浩然透过怀念慧远，表达对隐居生活的向往，诗中未直说理想，而蕴含于字里行间。 （图：Adobe Stock） 〈夜泊牛渚怀古〉和〈晚泊浔阳望庐山〉都在寓情于景方面写得好，情在景中，味在言外，露出一点引导读者联想和感悟，这一点足矣，如此才更值得品味。两首诗都没有惊奇文字，简单易懂，佳作不靠文采，用语平淡也无妨，诗重在直奔上乘，形为轻。作诗不宜太实太满，而要留白，讲究虚活。字句就像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真正沟通的是心灵，不同读者的领会各不尽同，无关乎第三者，贵在心有灵犀，相视会意。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叶燮所谓“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可谓上乘。这不等同于晦涩模糊，用语依然应使人易懂，“水中之月”在意境而不在表面。
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无名氏 （十二） 一见钟情这种事情多在才子佳人的小说中出现，我和遇罗文的第一次见面犹如昨天。但绝对不是一见钟情。是偶然的相遇。 我按图索骥，图是杨鸥提供的，中学界造反派组织的名单。我会按照这些名单给他们派送“中学生动态报”。 要说我们处在一个魔幻的环境也不假，在血淋淋的天空下，给我们一个到全国大串联的契机，开始的时候，只许红卫兵去，后来控制不住，明文规定只有“黑五类”出身的不许去，一般出身没问题都可以去，这是我去学校开串联证明时知道的。 我揣着师大女附中掌权的红卫兵给我开的证明，游遍祖国西南部大好河山，等我11月底回来的时候，中学造反派组织像雨后春笋林立，与红卫兵抗衡。 造反派组织都是在学校占个教室，每个班为单位，批判班里的红卫兵同学。我找了几个女孩，办个油印小报，觉得可以随意走动空间广阔，附合我爱动的性格。 我找到六十五中“北斗星战斗组”的时候，完全把“出身论”一事忘在脑后，以为会像给每个学校战斗组发传单一样，发完就走。 我左手拿着几页动态报，右手敲敲紧闭的门，“进来！”里面几个声音不约而同。我推门而入，没容我开口，一个坐在地上的娃娃脸男孩冲里面门喊了一声：“遇罗文！找你的！” 一个瘦瘦的略高个子的男孩应声出来。穿着蓝色短棉大衣，戴着栽绒帽子。我们俩大眼瞪小眼，感到莫明其妙，我从未听过“遇罗文”这个名字，遇罗文也看出我不是冲他来的。 我礼貌地说明来意，顺手把“中学生动态报”递给遇罗文。当我即将转身的一刹那，遇罗文及时叫住我：“你看过 ‘出身论’ 吗？”我想起杨鸥的那段评说，眼前这位就是和那篇有争议文章相关的人了。我说：“没有”，接着想转身，遇罗文迅速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叠纸，油印的黑体字透到背面，他递过来，我接住。 “你看完得还给我，我就这一份了！”他说，看我有些犹豫，他说：“你要在这儿找不到我，可以去我家找我。” 这点倒挺像我的，我办的“中学生动态报”也是以我家为基地，我给要地址的人都大大方方写上我家的地址。四中的李宝臣、王祖鄂、蒋孝愚都是这么找到我家，跟我联系的。李宝臣成为我全家朋友后还说：“当时发现这个地址是个住家挺尴尬的！” 蒋孝愚则在认识我没几天，就带着我们五男五女去新疆“打联动”。我们67年2月7号春节是在去乌鲁木齐的火车上度过的。 去新疆以前，我按遇罗文给我的地址找到他家，还给他“出身论”一文，并向他告别，“我们受中学生代表委员会委托，调查一月二十四号新疆石河子枪杀事件，并追踪逃往新疆的联动分子。” 罗文兴奋地告诉我：“我们出铅印报纸了，我给你十份，你带到新疆散发吧！” （十三) 我所知道东城区中学被称为“流氓学校”有两个，一个是128中，一个是61中，都是男女合校，录取分数线最低。 罗克、罗文高中上的都是65中，65中是个新建学校，只有高中部，男女合校，排名中等，名声不错。地址在沙滩。罗克初中上的是25中，罗勉初中上的也是25中。25中与女12中初中部隔一道墙。地址是灯市口。25中前身名为育英中学。罗锦初中上的是女12中，没考高中，上了做儿童玩具的技术学校。 前天和罗文通电话，他告诉我，初中上“流氓学校”61中，因祸得福。 罗文小学上的是五条小学，这也是前天和他通电话才知道的。我不知道五条有学校。我对他说：“我差点上了六条小学。”罗文说：“你上是史家胡同小学的吧！”我说：“是！我们从南小街老君堂搬到六条，我妈妈带我和湘诵去六条小学办转学手续，因为我对妈妈说这个学校怎么这幺小啊！他们听见了，就不收我，把我退回史小去了！” 罗文说：“史小比六条好吧！”我说：“那当然！要上六条我就完了！”（我的意思是我会失去了许多出风头的机会，上杂志封面、给外宾献花什么的。） 罗文说：“那不一定！”在电话里，他给我详细地讲了上“流氓学校”的好处。 他好像开窍较晚，小学时并不懂要好好学习。父母对他们是任其自由发展。他考上末等学校61中，母亲还安慰他说：“没关系，更好。咱们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罗克是个带好头的哥哥，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还让罗文对知识产生兴趣，带罗文去天文馆观望星空，定阅“天文爱好者”杂志。罗文初中开始开窍，知道努力学习了。 他是老师喜欢和倚重的学生，老师有事情请学生帮忙，罗文和一些同学甚至去过老师岳母家。有位老师和罗文保持了六十年的师生情谊。 但是罗克、罗锦、罗勉在学校里均因为出身问题不受待见。罗克的遭遇是人人皆知。罗锦在初中操行评定是“中”，学校评学生品行分为“优、良、中、差、劣”。一般都是优或良，最坏的学生是中。有罗克成绩优秀但屡考不上大学的前车之鉴，罗锦连高中都没报，直接上中专了。 罗勉初中考上男校25中，25中和女12中是东城一流学校，罗勉在学校里更是受气，除了出身不好，老师还当着全班说他哥哥遇罗克是反动学生。罗文讲到这里，强调说：“罗克那时候还没出事儿。”也就是说这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前了！ 只有罗文所在的“流氓学校”没有这一套，只看能力和学习成绩，罗文的性格得到了自由发展，自信、自尊、自强、乐观、热情、开朗。他立志考大学当科学家。 父母认为罗克的教训在那儿摆着，想让他走罗锦的路，母亲还对他说：“上中专好找工作。”61中初三班主任去他家，说罗文功课好，应该继续学业，劝父母让他上高中，这样，罗文才得以参加高中考试，罗文考上65中后，学习能力更是突飞猛进，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我对罗文说：“我以为是64年才开始讲阶级路线。” 罗文说：“早就开始了！” （十四） 今天早上，从YouTube 上看到美国马里兰州6月5日遭遇龙卷风，赶快给罗文拨了电话，他那头安然无恙。说：“风不大，院子里树都没倒。”视频拍得挺邪乎。 我其实心里有两个问题想问他。一个是上次他说煮了碗馄饨，事后我非常想知道皮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他曾告诉我，他是美国朋友圈里有名气的美食家，他也教过我许多高招，如何炒糖色？如何用空气炸锅烤出最香的白薯。 我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里不失时机地问了最焦虑的馄饨皮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很令我失望。“馄饨是人送我的。”我本想让他教我怎样做馄饨皮的。他说今天吃的是虾肉韭菜馅的饺子，他的饺子馅和的特别香，别人都向他请教。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他父亲家族的故事，当我提出，他给我详细叙述过程中，我发现他曾给我讲过. 我提到遇伯父在67年5月主动提出教我和罗文学日文，并说六个月就可以把我们培养成日文翻译。罗文立刻背出了第一句，我接着背出第二句。他说：“你知道用的是什么教材吗？”“当然知道，夏目漱石的 ‘我是猫’。” 我说：“老人就是看得远，当时他看咱们俩只是高中生，没有一技之长，想让咱们学个本事，以后有饭吃。” 我也想起罗文在几年前谈话里告诉我，他是有能力养活我的，他认识兰州的一个人，说兰州需要木匠，不问出身，能干活就行，给城市户口。 当年，我向他提出一起去农村生活，他说：“不。”他在“我家”里写道：“我不能让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跟我过那种生活。” “如花似玉的女孩”不仅到过农村，还蹲过大狱。 我们殊途同归，且是“只要还能够呼吸，只要还能够张望，只要还能够爬行，就一定向前方……” 我没问过罗文的木匠活儿是跟谁学的，因为我知道他姥爷是木匠，我见过罗文的姥姥几面，一个瘦瘦的善良的老人家，说话声音小小的低低的，她跟我说过话，无关紧要的，我没记住。 罗文在陕北和东北插队，都靠木匠活儿摆脱了农业劳动，并有不错的收入。我想他无师自通吧。 罗文这次告诉我他的姥爷不是一个普通的木匠，是一个建筑公司的经理兼工程师。 北京的长安大剧院是他姥爷设计的第一个没有立柱的二层楼剧场。演出开幕式那天，他姥爷不敢去看，怕二楼看台塌了！ 我说：“我最近看见网上说你妈妈15岁去日本留学，碰见你爸爸……”罗文说：“这个不对，时间没那么早。而且他们学的不是同一个科，不可能碰见，他们可能是在南京汪精卫政府的建设总曙认识的，后来建设总曙迁到北京。他们俩离开总曙后到处跑，自营企业，不然罗克怎么会生在南京，罗锦生在徐州，我生在济南，罗勉生在北京，四个人生在四个地方。” （未完待续） 作者陶洛诵
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 无名氏 （十） 北京中学界在64年九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上面也没让北京的大学生们闲着，有些学生被派到农村去搞正儿八经的“四清”运动。 我是由同班同学汪静珊的姐姐汪静愉之死知道的。 汪静愉本是师大女附中高材生，考上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文革前夕，与一部分北京大学师生被派到四川农村搞四清时自杀了！ 她应该是64年以前考上北大的，因为她爸爸是政法学院有名的国际法教授，但有历史问题，参加过军统。 64年，我们听到一个震耳欲聋的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具体到大中学校招生上，就是不许出身太坏的人升学。 我所在的初中女十二中初三（4）班有三个女孩不予录取。分别是李心培（父亲被镇压），佟德印（父亲被镇压），殷梅黛（父亲是右派、现行反革命，其罪行是不服被打成右派，烧了图书馆，杀了妻儿后自杀）。其它的三个毕业班也有同样情况不让上高中的，具体人数不详。 我还亲眼看见几个因出身问题没考上大学的女十二中高三的姐姐在魏家胡同106无轨电车站，有人摘下眼镜在哭。有位姓张的教授女儿，特别美丽又有气质，她没和我说过话，我们俩每天车站一起等车，都要互相看几眼。听我们班同学何友平说，星探发现她，招她去当演员，她不屑去。后来当了学校辅导员。 女十二中前世是教会学校，名叫“贝满女子中学”，达官贵人们小姐云集的学校。大陆易帜后改名为“女十二中”，成为一所平民女孩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中学。 以我们班为例，只有一个陈蓉蓉的爸爸是解放军中将陈先瑞，她还是初二转学过来的，与她同时转过来的赵连云，爸爸是个营长。对，还有一个叫邹安安的，小三角脸，短头发，眼睛又大又黑又亮。妈妈在中国妇联工作，是个干部子弟。（据我近期认识的哥儿们说，邹安安爸爸八级，算正经高干子弟） 我们那时候并不关心谁是什么出身，比的是谁长得好看，谁的功课好。 文革开始后，才知道班里许多出身有问题的同学皆有不同的悲惨遭遇。 那么，那些出身不好偶然钻进大学的漏网之鱼们，在大学里日子并不好过。我知道一个是遇罗克同班同学好友郝志，考上北京轻工业学院，受尽屈辱，文革中，被红卫兵称为“好混蛋”，此事登在“中学文革报”上，还有就是汪静珊的姐姐，没熬到文革开始就自杀了！ 汪静愉同学是在特定的环境里自杀的，如果不去四川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她有可能不死。 关于农村的“四清运动”，我们知之甚少，只耳闻是刘少奇领导，夫人王光美有个“桃园经验”。文革要打倒刘少奇，“桃园经验”也被批，具体情况怎样？甚少有人关心。 法国文学家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没看见一本小说是描写“四清运动”的，只好到Google里去搜，只有共产党自己的党史写些语焉不详的解说，那也够触目惊心的。 四清运动期间77，560人被逼死，总共5，327，350人受到迫害，产生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在中国，活的最惨的应该是农民，1959年～1961年毛泽东、共产党制造了人为的大饥荒，造成近五千万人的死亡，有位英国经济学家认为“是有予谋的谋杀。”这和1966年8月“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中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消灭人口”如出一辙。 农民还没从大饥荒中缓过来，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说为什么会有大饥荒，是因为阶级敌人掌握了三分之二的基层政权。要把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过来。其中包括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子女都是阶级斗争对象。65年底基本结束农村四清运动，66年五月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汪静愉同学眼看着农村惨无人道的阶级斗争，精神濒于崩溃，她在日记里写道：“要不然就大病一场回北京，要不然就死。” 这位贞洁的少女，把大石头放在铁锅里，背在背后，将自己双手反绑在背后，像屈原自沉汨罗江一样，自沉在四川农村冰冷的河中。 一开始，以为是地主富农阶级敌人作的案，先把汪静愉同学埋在烈士陵园里，后来确认是自杀，又起出来埋到他处。 我们班李小琦同学当着汪静珊和我们的面说：“自杀还想装烈士！” 汪静珊哭着对我说：“不是！她会游泳，她怕淹不死……” （十一） 前些日子跟青萍谈话，谈到一位以前很有文采的女孩朋友现在写的文章干巴巴的毫无生气，以至认识她的人惊呼：“她以前也这样吗？” 我说：“因为她总给自己划线，自我限制，今天限制一点，明天限制一点，就成了这样。” 青萍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72年7月从西城分局拘留所出来，她第一句话是 ‘我们跟你不一样!’ ”青萍说：“其实她的思想跟咱们完全一样。” 我说：“她跟我说过，你们班徐某某在部队里装孙子，装着装着就成真孙子了！她也一样！” 我郑重的对青萍说：“人时时刻刻都面临选择，你选择装，实际是一种死，是窒息生命的鲜活，任何时候都要选择真正的生，就是让生命鲜活。我的一生就是每时每刻在做这样的选择。” 青萍，这位凭“抒情年代”一书曾获长篇小说一等奖的低我一级的女附中校友讶异地说：“可是从你的作品没看出来呀！”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躺在床上，在黑暗中睁着眼睛一次思想斗争。参加不参加遇罗文的“中学文革报”的活动？ 在我们学校，没有一个人敢说同意“出身论”的，连杨鸥这样的“黑五类”子弟们都唯恐被人说和“出身论”沾边，唯恐躲之不及。 第一次听到杨鸥介绍65中“北斗星战斗组”的时候，杨鸥附带着说他们那儿有一篇文章“出身论”，“它那里面有一种情绪，很容易被人抓小辫子”杨鸥压低声音对我说，还把右手伸过头顶，在空中飞快抓了几把。”又补充说：“有人说这篇文章右，专门替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说话，有人说这篇文章左，出现的太早了。现在出现，给造反派捣乱。老红卫兵就使劲把这篇文章往造反派脑袋上扣！” 大家心知肚明，“出身论”是揭杆而起的檄文，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发起进攻的第一声号角，被踩在脚下的贱民再也无法忍受任人任意宰杀践踏的现实，“出身不好的青年们，勇敢的站起来斗争吧！” 我面临着人生第一次重大的选择。 我妈妈被红卫兵打了！许多人活活被打死了，天底下竟有这样无耻残暴的社会！遇罗文他们在为我报仇！凭我自己的力量，很难成事。“出身论”的作者已经有很丰富的阅历，很深厚的思想功底，很新颖的卓尔不群的独到的理论，很清晰的文笔，号召我们和他一起战斗。 我不跟他们站在一起，我算是人吗？ 其二，遇罗文确实很吸引我。 我并没感到遇罗文好看，因为我的弟弟们各个都是美男子，上一代人，爸爸、大伯伯他们都是。 遇罗文具备一般知识分子孩子没有的气质。他非常实际，勇敢，敢干！ 一般知识分子的孩子都是循规蹈矩，忠厚老实，本本份份。上的都是好学校。 遇罗文初中是128中的，有名的流氓学校。遇罗文自己说，他没当流氓人家都觉得奇怪。他的社会关系也多是底层，像王世伟、王世俊（罗锦后来的第一任丈夫）兄弟。 北京底层人士性格豪爽，非常讲究哥儿们义气，互相帮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点在罗文身上很显著。 罗克哥哥曾问我：“你说我聪明吗？”我不加思索地说：“聪明！”罗克说：“我其实并不聪明，罗文聪明。” 我记得给罗文看的第一张照片是文革开始后，在钱粮胡同旁边北方照相馆照的。当时，寒冬，我们俩穿着棉大衣，我们俩互相送来送去，都舍不得回家，我们停在东四二条口，在昏暗的路灯下，罗文翻来覆去看我递给他的一张一寸的黑白半身照，没有我期待的夸奖，竟是一句：“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啊？” 我的心一惊，我这么一个大家公认的无忧无虑活泼开朗欢快的女孩子在他眼里…… 这是他对我生命变化的提醒，让我更加警觉地思考，灵魂怎样才能向上，而不是下坠！ 作者陶洛诵 (未完待续)
文/清箫 谈到诗和诗人，各位的印象是怎样的呢？会否觉得诗很遥远，诗人是社会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实诗并不神秘，也不是诗人特有的语言，而是大众的语言。 现在我们都知道，诗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然而诗的起源很平易近人，原是歌谣和口语。中国最早的古人当心有感想时，便将心志与情感诉说出来，这便是诗。如果觉得言语不足以表达，可以嗟叹；如果嗟叹仍不足，可以唱歌；若唱歌还不足以表达，可以尽情跳舞。如《毛诗序》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与音乐本是一体，表达的有个人的悲喜，也有对天神与大地的信仰和感恩，譬如据《吕氏春秋》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掺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我们再看《诗经》，各篇也都是可以歌唱的，许多出自民间，其中“国风”可谓是当时的流行歌曲。 （图：Adobe Stock） 所以诗的本质为言志，最初是音乐的语言，每个人都可以透过诗表达思想情感，《礼记》也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 先秦时代的诗言志与政治和教化紧密相关。举例说，《左传》记载了一个春秋时代在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的故事：郑国的国君郑简公在垂陇设宴款待晋使赵孟，有七位大夫作陪，宴会上赵孟请七人赋诗，“以观七子之志”。这七名大夫各从《诗经》中挑选一首，委婉道出各自的心意，他们想表达的未必与诗的原意相同，只是借某一段意思最贴近的诗句用。赵孟听后心中有数，宴会结束后，他预测其中一位大夫伯有将被杀害。为什么呢？赵孟解释道：“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原来，伯有引用的诗是《鹑之贲贲》，有讽刺君主的含义。 那时诗的言志带有政治暗示的色彩，未必是自己创作诗，而是从他人的诗中断章取义（此处断章取义是中性词，即字面意思）。如上所述，伯有想重点引用的是《鹑之贲贲》中“人之无良，我以为兄”、“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这四句，该诗本来旨在谴责卫国国君，伯有断章借以批评郑国国君。 （图：Adobe Stock） 秦穆公和晋国公子重耳之间也有一场国宴，也体现出赋诗言志与外交的关系。席间，秦穆公选取《诗经》中的《小雅‧采菽》，唱道：“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该诗记述周天子亲切接见诸侯、迎接诸侯来朝的盛况，天子要赏赐他们，虽然身边没有可赐之物，但也要赠给他们骏马和车。秦穆公吟唱此诗的意思是即将向重耳赠礼，所以重耳随后降拜表示感谢。 诗言志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教化。《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修养，诗最早也承担助夫妻和睦、鼓励孝道、矫正不良风气的教化使命。《毛诗序》还解释了诗的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对风的阐释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政府以风教化百姓，百姓以风讽刺政府，吟诗者不会因此获罪，听到诗的人将以此为戒，可见诗归正社会的重大意义。不仅风，雅也有相似的作用，“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意思是阐述王政兴衰的原因。 （图：Adobe Stock） 如果国政衰败，诗歌便会“变风变雅”，此时史官会为人伦败坏而悲伤，也因刑法苛刻而哀叹，进而吟诗讽喻君主，怀念旧风。然而诗的变化应当“发乎情，止乎礼义”，这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却依然符合礼义规范，此七字也是后世诗应守住的文学标准之一。 综上所述，诗原是和社会上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语言，也是一种乐语，其本质为言志。“言志说”一直影响后世几千年，不断有文学家提醒作诗不宜偏离言志的传统。在我们鉴赏古诗与学作诗之前，了解诗的起源与传统是至关重要的，比学技巧方法更重要。诗不仅限于文学领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各自的诗，就像开心或忧伤时哼几首歌，情至深厚时可以手舞足蹈；或对政治现状不满时赋诗讽喻，为社稷尽一份责任。诗是自由而高尚的，诗人的灵魂也应如此。 评诗的标准与作诗的原则 衡量诗的高下，欣赏哪一类诗，永远都不可能客观，即使是名家也不能将其标准作为学者共同的准绳。 然而文学一定需要标准，可以主观，但须严格。孔子删定《诗经》，标准是“思无邪”；萧统编纂《文选》，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选诗如用人才，门户须宽，采取须严”，并总结了他的评诗标准：“声凭宫征都须脆，味尽酸咸只要鲜。”不介意风格，只看重清新，并要求声调清亮。各有门槛，不胜枚举。 （图：Adobe Stock） 观点见仁见智，却总要有最基本的原则。上述孔子所言“思无邪”便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与“发乎情，止乎礼义”相近，《诗经》三百篇皆如此。 另外还有四字，即兴、观、群、怨，颇受古人看重，有评者认为以此四字足以评价各代诗作的得失优劣。 兴、观、群、怨出自《论语·阳货》，原话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讲的是诗对社会起到的作用。“兴”指诗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产生联想，孔安国注解为“引譬连类”，朱熹注解为“感发志意”；“观”指观察社会盛衰与政治得失，郑玄注解为“观风俗之盛衰”，朱熹注解为“考见得失”，共同点是诗反映现实生活的意义；“群”指诗能使人聚在一起交流，或使社会团结和睦；至于“怨”的意思，不是单指抱怨，而是人能透过诗讽谏时政，这与“下以风刺上”意思相近。 （图：Adobe Stock） 王夫之认为“兴、观、群、怨”是诗的最高准则，“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王夫之还有一段论点：“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意思是，一首诗如果能在感发志意的句子中反映社会或政治的盛衰得失，则更加深刻；能在反映社会的诗句中感发志意，则更加周密；具有团结作用的诗句若能讽刺时政，便会使读者难忘；旨在讽刺的诗句若能使人团结，感情就会深挚。总之，诗的兴、观、群、怨是一体的关系，结合后可以发挥更好的效果。《诗经》是这方面最好的典范。 （图：Adobe Stock） 写近体诗时，严守格律当然也是最基本的要求，还要避免犯孤平、三平尾，若作律诗还要求对仗。但严守规则的同时，万不可牵强附会，须知内容与思想为上，不应受妨碍。吴可《藏海诗话》甚至建议“宁对不工，不可使气弱”，他的意思不是教人逃避对仗，而是对仗可以稍宽。近体诗的对仗分工对和宽对，有些诗虽未做到工对，但依然不失为佳作。譬如杜甫的七律〈蜀相〉，颈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中“天下”和“老臣”是不对仗的，但“天下计”和“老臣心”可以构成对仗，都是2+1结构，这便是宽对。杜甫此诗堪称千古绝唱，馀味不绝，字字珠玑，试问那一联宽对影响到其价值了吗？一切形式都为内容服务，一切字句都为情意服务。有追求辞藻华丽、堆砌典故者，和对仗求甚工都属于本末倒置。即使炼字，也要自然，不可害意，使气变弱。 无论写古体诗还是近体诗，有五点都非常关键：性灵、气象、体面、血脉、韵度。诗就像诗人生命的延伸，也有灵魂、气质、躯干、脉络、容貌。性灵即真性情，上文已提及诗的本质是言志，既然是诗人自己的志，自然包含诗人的真情实感与个性，字句由情志产生，而不能为造句而损害情志。气象指人的气质及诗的风格气韵，体面即格局和面貌，血脉即贯穿诗的脉络，韵度即韵味与气度。 （图：Adobe Stock） 姜白石《白石诗说》有一段精辟的总结：“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值得学者参考。 诗的气象来自诗人的气质，每个诗人的气各不相同，与性格、天赋、成长经历、教育、见闻、境界、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因素相关，非一年半载形成。若想作出好诗，不单要多读书，还要养气，培养独一无二的气质，切不可模仿他人。谢榛《四溟诗话》谈到：“自古诗人养气，各有主焉。”“熟读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 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此见诸家所养之不同也。”形容的是唐朝诗人不同的作品风格，反映各自的内在气质。 提及盛唐，许多人都会想到李白，他的诗真可谓再无人超越，后人实在学不来。这大概是因为李白的作品主要妙在气象，由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形成，与其豪放性格、超凡境界、仙风道骨、想像力、生活游历与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加之学识渊博，自然养成。后世只学到字句，却学不到他的气象。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一段评论：“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说的虽是词，但诗也同理，贵在气象。以后再欣赏李白诗时，不妨调整思路，不急于逐句解读分析，先静心感受气象。好诗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论作词之法，分字法、句法、章法，亦需重视风格，重要之处太多，总得抓一处最要点。有人说，动字最重要，譬如“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仅此一字，便使该句成为千古名句。不过，这是单论具体写作，好比树的枝叶，若仅仅枝繁叶美是不够的，必然要有牢硕的根，先有根，才能有躯干、枝叶。 那么词的根是什么呢？若以一字概括，或许应是“真”字。况周颐《蕙风词话》说：“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为佳，且易脱稿。”作词人可以借助各种手法表达一种情感，主人公可以不写自己，但情感一定要真。如果“为赋新词强说愁”，即使写得再美，也难免流入虚美。情真与否，读者无需学问渊博也能体会出。 如果在“真”字基础上再添一字，或许“真纯”最能概括。这种真纯反映在李后主身上便是“赤子之心”，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孩，无论写什么，都不会刻意矫饰。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从小在深宫中长大的李煜不擅长政治，在南唐诸皇子中排第六，本来皇冠不可能落在他头上，命运却给他开了个大玩笑。在继统前，为远离纷争与猜忌，李煜无心参与政事，成日研究书籍，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赤子之心。王国维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写词不像写《水浒传》、《红楼梦》需要阅世很深，李煜不擅长做皇帝且阅世不深是他的短处，却是作词方面的长处。 （图：Adobe Stock） 各位请看他亡国前作的一阕〈木兰花〉，是其前期代表作，写得直快奔放。“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临春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毫不掩饰自己对歌舞欲罢不能以及手拍栏杆的狂欢。宴会结束后，由繁华热闹转为浪漫淡雅，“归时休放烛光红，待踏马蹄清夜月”，不想回房间睡觉，感觉仍未尽兴，还想骑在马上，踏在满地月色上散步。这哪像个成熟的皇帝，分明是长不大的“夜猫子”，行为任性，下笔也任性，看不出什么需要读者细品的深意，却不失美感，写得俊逸神飞。 经历亡国后的李煜依然不失其“真”，但此时“真”在词作中更多地体现在深挚上，他仍是个稚嫩的孩子，曾经欢乐写得任真，如今悲痛也写得任真，无论悲欢，他落笔都没有节制。 其〈破阵子〉词云：“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句句写实，对自己的安逸毫不掩饰，离别故国时的心情也写得极真。后来苏东坡读到该词时极不满，指责道：后主应该在九庙之外恸哭请罪，向举国百姓道歉后再走，却对宫娥挥泪，听著教坊曲离开故国。确实，李煜作为国君在道德上有诸多可诟病之处，但作为词人，他深挚地写下自己最真实的心理，这种真实恰恰是最能引起共鸣的。 （图：Adobe Stock） 被大宋软禁期间，他失去往日唾手可得的自由，曾经的欢乐而今只能梦里去寻，正因亲尝到大起大落的滋味，才将回忆写得凄凉至极。“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南唐宫殿的豪华，故国山河的豪壮，一切都那么真实而遥远。“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不堪回首的哀痛，在李煜笔下如一江春水奔涌而出。“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这是他囚徒日常的真实写照，多少次从美梦中醒来，又被无情的现实击碎，循环往复，似无休止。 这种痛苦的循环最终由一阕〈虞美人〉了结，使他解脱。该词是这位千古词帝的绝命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七月七日过生日时写下该词，命令歌女作乐唱出，声响之大，以至于宋太宗也听到歌声。宋太宗勃然大怒，命人取来李煜的词，看到“小楼昨夜又东风”以及“一江春水向东流”后更坚定了杀害李煜的决心，遂赐毒酒将他毒死。 以阶下囚身份毫无遮掩地书写亡国之恨，无疑是大胆之举，不知他到底是有意求死还是无所顾忌，但正是这种大胆的真情流露，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光彩夺目的词作。陈廷焯评道：“一声恸歌，如闻哀猿，呜咽缠绵，满纸血泪。”王国维道：“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李煜词有延绵千年的感染力，和满纸血泪有密切的关系，仿佛可引起天下人的共鸣和同情，仿佛写出天下人的哀痛。此种真情，唯有亲身经历过奢华与囚禁的反差才能写得动人至极。 （图：Adobe Stock） 李后主能有这样的文学成就，当然也离不开博学与天赋，然而他主要凭借的是真率，没有温庭筠的艳丽，也没有南宋词的曲晦寄托，也无需大量用典，只是纯任性灵，就能打入读者心灵深处。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对后主词有一段比喻非常贴切：“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像西施那样的美女，她们的美无关乎妆容与衣服，天然国色，即使粗服乱头也美，李煜的词就是粗服乱头的绝代佳人，也像一匹生马驹，靠的是天然本事。他和严妆的温庭筠、淡妆的韦庄形成鲜明对比，虽不宜论孰高孰下，但词确实从李煜起开启新风。 （图：Adobe Stock） 作词之真体现在李煜作品上可谓真纯、深挚、赤子之心、满纸血泪；在另一位大词人的作品上，则表现为自然之眼、自然之舌，也饱含深情与血泪，令人不忍卒读。该词人便是清初才子纳兰性德。 王国维对此二人评价均极高，他在《人间词话》中如此评纳兰词：“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况周颐《蕙风词话》称赞纳兰性德为“国初第一词手”，“天分绝高，适承元明词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虫篆刻之讥。独惜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未能胜起衰之任。其所为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 词的鼎盛时期在北宋，自南宋起风格变得深晦，元朝和明朝形成刻意求深的写作风气。不宜说南宋以降词风不好，具体地说，是偏离了以真性情为最要的习气，如况周颐所言“雕虫篆刻”，过于追求词藻丽句，纵然费尽心思，却只是雕虫小技、旁门左道。王国维称纳兰性德“未染汉人风气”，指未沾染元明以来刻意求深、雕虫篆刻的风气，并非指汉人全部文化。王国维给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高度评价，看似夸大，却实至名归，主要针对纳兰词重视性灵、落笔自然而言。 纳兰性德（图：公有领域） 纳兰词和后主词有一相似之处——纵然在抒发悲情时均使用文学手法，却仿佛没有用过般，化于无痕，这是他们共同的高明之处。作词无疑需要精，不可粗，然而选字造句后呈现出来的应是自然语句，纯朴而动人；不可平庸，但可以平常，以寻常场景和语句抒发直击读者心灵的情感。纳兰性德甚擅长以寻常写不寻常。 请欣赏他的一阕〈蝶恋花〉：“萧瑟兰成看老去。为怕多情，不作怜花句。阁泪倚花愁不语，暗香飘尽知何处。重到旧时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莲苦。休说生生花里住，惜花人去花无主。”词中出现多个“花”字，却不因重复用字而影响美感。“为怕多情，不作怜花句”，这是只有经历过亡妻之痛苦且日夜思念才会有的敏感。因爱生怖，怕作怜花句的心情是十分真切的。再读“重到旧时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莲苦”，他走到和妻子卢氏曾行过的小路上，当初妻子的袖口也沾染花香，如今物是人非，袖口的残香随之消逝，怎不悲苦？寻常的景物，寻常的回忆，最让人心碎。 （图：Adobe Stock） 再请欣赏一首〈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假若没有对妻子细致入微的深爱，便不会有“莫惊”二字。试想，她酒后睡得正香，纳兰小心翼翼，生怕有一丝打扰到她。“赌书”引用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典故，可想纳兰和卢氏也共度过无数快乐时光，谁能料到寻常往事竟成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呢？全词只有一处用典，却用得贴切自然，我们仿佛看到纳兰和卢氏夫妻，与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处在同一时空，有一样的欢声笑语，甚至就像同一对人。 （图：Adobe Stock） 另有一首〈蝶恋花〉，情深之至，古今少有。该词写道：“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该词与纳兰的一个梦有关，梦见亡妻淡妆素服，向他哽咽诉说，临别时道：“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词中“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便来自此梦。该词典故化得好，“不辞冰雪”指荀粲不怕冰雪严寒而为病重妻子降温的典故。纳兰化用前人诗句也很自然，李贺有诗云：“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李商隐诗云：“春丛定是双栖夜，饮罢莫持红烛行。”纳兰“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将两者融为一体，抒发新意：纵然面对妻坟，唱过鲍诗，愁情却丝毫不减，多么希望能和亡妻像双飞的蝴蝶在草丛里相守。 （图：Adobe Stock） 以上寥举几例，后主与纳兰还有诸多佳作。概括而言，二人均有词真、情真的优点，毫无虚伪和刻意。此外，史上还有许多词人的抒情都是独一无二的，苏东坡、李清照、辛弃疾等，不胜枚举。感受唯有亲身经历才能尝到，真正感受过血泪的人才会写出血泪文字。 技法和学识仍是必要的，大量读书，文学功力深厚，方可下笔流畅，从而拥有自然之舌。佳作绝不是凭临时学习、矫揉勉强而成，《蕙风词话》在此方面多有强调，譬如“凡人学词，功候有浅深，即浅亦非疵，功力未到而已。不安于浅而致饰焉，不恤颦眉、龋齿，楚楚作态，乃是大疵，最宜切忌。”又如“词过经意，其蔽也斧琢。过不经意，其蔽也褦襶。不经意而经意，易。经意而不经意，难。”词史上有许多精雕细琢的佳作，是我们应学习的内容之一，然学的越多，下笔反而越不自然，更甚者怕所用手法少，怕被读者讥笑，这些心思都属于偏离“真”。若尚未达到深，切不可刻意求深。 作词需在过直和过曲间找到一个合适点。《蕙风词话》说：“词笔固不宜直率，尤切忌刻意为曲折。以曲折药直率，即已落下乘。昔贤朴厚醇至之作，由性情学养中出，何至蹈直率之失。若错认真率为直率，则尤大不可耳。”词忌太露，但不妨碍真，水到渠成最好，一切自然出自你的性情和学养。
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 无名氏 （六） 遇罗克行刑前居住的东四北大街西面靠明星电影院的小死胡同至今还在。 明星电影院已经没有了。明星电影院旁边的步行街隆福寺里的电影院工人剧乐部、蟾宫电影院还有。文革中蟾宫改成长虹，现在又改回来了，并翻盖得高大气派。 遇罗克看不到这一切，他被枪毙时只有27岁，他的生命定格在1970年3月5日，如果他不写“出身论”，在1966年八月法西斯纳粹红卫兵血洗北京平民时不选择挺身而出反抗的这条路，苟活至今，会是什么样？ 在网上遇罗克的纪念园里，有几个女孩子写道：我们站在前排，是你的朋友，是你的爱人，……天堂里的他听得到吗？ 那时候的北京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俗称“老三届”，基本上是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的一部分。遇罗克是1942年5月出生，比我们大几岁，北平“解放”的时候他已经7岁了，他在“解放前”生活的7年打下和我们从小被共产党洗脑长大的不一样的底，他有两位不同凡响的双亲，他自己聪颖好学，智商超人，让他在文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位伟人，一颗在黑暗天空中耀眼的星辰。 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北京城不是很大。东边是朝阳门、东直门，北边是安定门，西边是永定门，南面是大前门、崇文门。几个存在亦或被拆的门围着四四方方的内城区。 以地安门鼓楼、景山公园、故宫、天安门、前门为北京的中轴线，北海公园、团城、中南海在西面。中山公园在东面。天坛公园在南面。雍和宫在东南角。月坛在西面。 颐和园是远郊区了，要在西郊动物园换上二路长途汽车，票价很贵，每位二毛钱。小孩过了三尺以上就要打票。 动物园旁边有北京展览馆、莫斯科餐厅，对面有天文馆，是“解放后”在58年“大跃进”前后建的。文革中，各派“老三届”都以在莫斯科餐厅就餐为荣。 著名的风景区香山公园、坛柘寺、十三陵、八大岭、长城……都在比颐和园更远的西边。要坐专车才能去。 站在城里的中轴线制高点景山公园的煤山顶山环顾北京，一座庄严美丽肃穆的一座古城。文革中，共产党的二代法西斯红卫兵把它糟蹋得不成样子。 （七） 遇罗克行刑前居住的东四北大街西面靠明星电影院的小死胡同至今还在。 明星电影院已经没有了。明星电影院旁边的步行街隆福寺里的电影院工人剧乐部、蟾宫电影院还有。文革中蟾宫改成长虹，现在又改回来了，并翻盖得高大气派。 遇罗克看不到这一切，他被枪毙时只有27岁，他的生命定格在1970年3月5日，如果他不写“出身论”，在1966年八月法西斯纳粹红卫兵血洗北京平民时不选择挺身而出反抗的这条路，苟活至今，会是什么样？ 在网上遇罗克的纪念园里，有几个女孩子写道：我们站在前排，是你的朋友，是你的爱人，……天堂里的他听得到吗？ 那时候的北京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俗称“老三届”，基本上是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的一部分。遇罗克是1942年5月出生，比我们大几岁，北平“解放”的时候他已经7岁了，他在“解放前”生活的7年打下和我们从小被共产党洗脑长大的不一样的底，他有两位不同凡响的双亲，他自己聪颖好学，智商超人，让他在文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位伟人，一颗在黑暗天空中耀眼的星辰。 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北京城不是很大。东边是朝阳门、东直门，北边是安定门，西边是永定门，南面是大前门、崇文门。几个存在亦或被拆的门围着四四方方的内城区。 以地安门鼓楼、景山公园、故宫、天安门、前门为北京的中轴线，北海公园、团城、中南海在西面。中山公园在东面。天坛公园在南面。雍和宫在东南角。月坛在西面。 颐和园是远郊区了，要在西郊动物园换上二路长途汽车，票价很贵，每位二毛钱。小孩过了三尺以上就要打票。 动物园旁边有北京展览馆、莫斯科餐厅，对面有天文馆，是“解放后”在58年“大跃进”前后建的。文革中，各派“老三届”都以在莫斯科餐厅就餐为荣。 著名的风景区香山公园、坛柘寺、十三陵、八大岭、长城……都在比颐和园更远的西边。要坐专车才能去。 站在城里的中轴线制高点景山公园的煤山顶山环顾北京，一座庄严美丽肃穆的一座古城。文革中，共产党的二代法西斯红卫兵把它糟蹋得不成样子。 （八） 听说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称罗文为“罗文哥哥”。我听了很高兴，据说这位女士是位离异人士，是位工程师。 罗文单身一人，与一只猫一条狗住在诺大的庄园里，能在晚年找到真正的爱情，陪伴他度过往后的悠悠岁月，再好不过。 年轻的时候看过郑念女士写的“上海滩生死记”，听我的老师刘渭平先生告诉我，刘先生认识郑女士，本来都是中华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大陆易职后，刘先生时任国民政府驻澳大利亚悉尼的领事，回不去了，就全家移民澳洲生活下来。 郑女士则在大陆历经中国共产党各项运动的磨难，文化大革命中，女儿不幸被红卫兵折磨至死。她本人则九死一生逃离生天，移民海外，把自己的真实遭遇写成一部书，轰动一时。 晚年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她书中有一句话说：“爱情比孩子更重要。”我当时很不理解，活到现在，在心灵深处，发现想情人远比想孩子多。 我有一个对我无话不谈的哥们儿，他比我小不了两岁，依然在执着地追求爱情，像年轻人一样徒步远行，风尘仆仆，口甘舌燥，百死而无一悔，我听他描述朝圣过程，实在理解并感动。 老年人对爱情的渴望远胜于年轻人，因为岁月的沉积告诉老年人真爱是什么样的，真爱的稀有与可贵。得到就得到了，没得到也许就永远得不到了，因为没有多少时间了！ 我想我是真爱过罗文的，他爱我则是在他第二次离婚后，他在微信里称我：“我的挚爱…” 当年我一厢情愿爱他的时候，他一心扑在反“血统论”上，上上次打电话，他还说：“我那时候不需要。” 我那时候也没有任何需要，只是单纯的爱他。我一直很敬佩他，他始终在我眼里，是个最勇敢的人，是个英雄，一个自始至终与专制暴政做斗争的人，一个为中国草根人民说话的人。 我那时才18岁，我没看错他。他永远是我最值得信任的朋友之一。 对我而言，文化大革命是在1966年6月2日开始的。因为校园里出现了我们班政治老师杨振率领十三名高干子弟给校领导贴的大字报，指责校领导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从那天开始，再也没恢复正常的上课，社会正常秩序大崩盘，愈演愈烈，这一拖就是整整十年。 我也是在那时候发现，我们被从小灌输的理论全不管用，全是扯蛋！怎么活下去呢？靠什么往下走呢？ 周围的同学都在争着当左派，认为左派是革命的，宁左勿右，即使犯了错误，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等等，扯不清，理还乱，怎么着都不对，怎么着都不行。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开始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以前我就是随大流，社会学校让我怎么走我就怎么走，我从小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孩子好学生。 那时候是6月，我强烈地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在装丫挺，演戏，装给别人看，证明自己不是自己，是某种势力要求你做的那样的人。 我懒得装，那样太累了不说，对我而言是一种虽生犹死的事情。 （九） 我从徐家祯先生那儿听到过一个词，说：“共产党每次运动都是关起门来打狗，他们自己说的。” “关起门来打狗”够形象的，No way out ! 躲没地方躲，藏没地方藏，该打死的打死，该打伤的打伤，该劳改的劳改，该收监的收监，只有坐以待毙的份！ 记得在北京1978年认识民间地下刊物“四五论坛”创始人之一刘青时，和他曾讨论过遇罗克有没有生存的机会？刘青自信地说：“那时候不行，天罗地网，现在就可以逃跑！”我疑惑地问：“能跑到哪儿？”“哪儿都可以，外地、农村、大山深处……” 轮到他自己的时候（为魏京生一案），他不但没跑，还为了使被捕的朋友脱险，主动去北京市公安局自首。一关押就是十年之久。 “运动”是共产主义“大洋国”特有又日常的生活形态。对比在国外几十年的生活，更感到中共国的窒息与恐惧。对特权阶层是天堂，对平民是地狱。 初来澳洲，徐家祯先生对我说，他是“苦海余生”，三十多年后，我问他记不记得，他说：“不是苦海余生，是虎口余生！”谁又不是！！！ 其实还有一条路—自杀。文化大革命6月份开始，我觉得生活变得特别无聊，不好玩，呼吸困难，我想过自杀。一闪而过，并不深刻，更谈不上付之行动。而且觉得这种念头可耻。 这个念头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罗文的前妻张富英。她和张君若、王玲是在中学文革报第五期加入的。 1968年一月以后，有一次，我和她一边走一边谈，她突然问我：“你想过自杀吗？”“想过，你呢？”“我也想过。”她回答。 那次她还对我说：“你要想找比罗文更高的，我认识，可以给你介绍。” 我心想：“我看上罗文可不是为这个！” 对男孩，我从不以貌取人。 我知道想过自杀并想付诸行动的还有中学文革报创始人之一牟志京，牟志京亲口讲给许多人听过。我是其中之一。他们男四中和我们师大女附中是北京最负盛名的两个中学。据说我们学校的大部分人马是共产党老区带过来的，所以高干子弟多。四中平民子弟多是勤奋饱学之士，高干子弟多是被塞进去的。 两个学校的政治空气一个比一个浓。 我1964年考入女附中高中，一进去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搞暴露思想，后搞学习雷锋。但没听说哪个学生挨整。 四中挺邪乎，学生分成几等，左、中、右。文革中，我打听一个妈妈同事的小孩，和我史家胡同小学同学、高我一级的张力行是哪一等？回答是：“当然是右派学生了！” 牟志京也当仁不让地被划在“右派学生”里，最让他受不了的是他们偷看了他的日记，说他“爱情至上”，他决定自杀，掏出兜里仅有的二元钱，准备大吃一顿，自裁了事。 罗文对他的故事付之一笑，对我说：“两块钱叫什么大吃一顿！” 这些运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热身、前奏，全北京市的中学都在开展政治思想教育，抓阶级斗争，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疑神疑鬼，把杂志上的风景看成“蒋介石万岁”，凡此种种，人心惶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树欲静而风不止”，势不可挡。 现在的台海风云让我感到大有当年的劲头。 我总想：“文革为什么没人出来制止呢？非要’八亿人不斗行吗？'(毛泽东语）” 八亿人互掐一场，死伤无数，国家差点崩溃。有谁落着好了。 “还有谁比这被否定的更快的，人一死，家就被端了！”后来的北京大学一级哲学教授张祥龙1976年12月在我家对我和赵京兴说。 惨痛的前车之鉴，不可闭目塞听，重蹈覆辙！！！ （未完待续） 作者陶洛诵
文/清箫 笔者近日在脸书等社群媒体上看到网友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从古至今都糟糕，每提及帝王都无好感。 对于这样的观点，笔者表示不苟同。应该分两方面看： 首先，当今中共国的政治状况确实糟糕。回顾古代，君权主体上呈强化趋势，过程中确实生出一些受诟病的制度，如明之废相，清之设军机处。 但另一方面，需全面了解中国政治从古至今的变化以及传统思想，应知古时大思想家与政治家们对君主有极高的标准，也努力约束君权，有时践行得好，有时不好。实在不宜将所有脏水都泼到传统文化上。特写此文，为传统文化辩护，简评历代治国，正说君臣之道，并列举今人对历史的一些误读。 物极必反，峰顶往往也是悬崖。中国政治发展到清朝时走向极端了，清亡是顺应时代的需求，但有人以为以前的朝代都和清朝差不多，这是不对的。 （图：Adobe Stock） 清末至民国初，有许多中国人陷入迷茫，甚至民族自卑。学习西方民主、思想、文化是应该的，但一部分学者过度批判中国传统，造成文化自信缺失，20世纪初所谓“新文化运动”有一些主张是疯狂且不合理的，引发很不好的影响，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膨胀。幸有一些国学大师及政治家看清“新文化运动”的恶劣，如钱穆和蒋介石，深知传统文化的可贵并致力传承。 中共窃国后，吹嘘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发动文革全面破坏传统文化，后假借弘扬传统文化之名加强所谓“爱国教育”，将爱党与爱国捆绑在一起，迷惑国民。这相当于先放火再灭火的强盗行为，而且，中国古代的辉煌跟它有一毛钱关系吗？ 现在一提起中国古代，有人就想到“奴才”，而且将政治视为贬义词。实则不然。以前士大夫和百姓的责任包含纠正君主，中国古代一直都鼓励并赞扬敢谏的精神，士大夫享有很高的尊严。 （图：Adobe Stock） 君当为客 尧舜时施行禅让制，虚心纳言，言论自由。《吕氏春秋》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四千多年前，尧帝常担忧自己执政有错，设一面鼓在门外，任何人都可以击鼓进谏；舜帝在路旁设立木牌，民众都可以在上面写意见，指出他的过失。 君为客，天下为主，这才是君道。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中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 君主的责任原本应是不顾自己的损失而为天下人贡献，所以君位不该是一种诱惑。尧舜时代，贤士把权力看得很淡，那时有一位智者叫许由，尧想将天下让给许由，他却躲避到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后来想安排他担任九州长，他觉得耳朵受到污染，于是跑到颍水边洗耳。到商朝时，商王汤想让位给务光，被务光拒绝。 早期的君主就像接了赔本产业的义工，且这一产业不属于他们，其职责就是惠及全民、造福天下，吃力不讨好，所以君主受天下人敬仰是不过分的。黄宗羲说：“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君主本来不该是贬义词，是后人对权力的欲望扭曲了其内涵。打个比方，试问各位讨厌金钱吗？钱是每个人的生活必需品，人人都靠它吃饭，其中好人用它行善，贪婪者为求财而行恶，难道说钱是肮脏之物吗？君权同理。关键在于对君权的制约有多大，君主是否达到应有的标准。 （图：Adobe Stock） 黄宗羲也批评了后世的君主以及观念的变异，称：“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他并讲到臣民对“不合格”君主的态度：“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古代儒家的有识之士不主张愚忠和小儒的迂腐观点，若君主已到夏桀、商纣的地步，则应该受到讨伐。 黄宗羲还说：“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如果真正明白作为君主的责任，自然会让位于他人，拒绝接替君位的人也不算多么超凡脱俗；而有些人正因为不明白做君主意味著什么，才会争权夺势。 顺便一提，先秦儒家虽尊君，却也轻君，譬如《孟子》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本来就是为社稷和百姓贡献的。再举《孟子》中非常有趣的一例，有一次孟子问齐宣王，有个人要去楚国，先将妻子和孩子托付给朋友，请他照顾，但回家后发现妻儿受冻饥饿，该怎么办？齐宣王回答：“弃之。”（和这个朋友绝交。）孟子接著问，士师若不能治士，该怎么办？齐宣王回答：“已之。”（撤掉他的职。）孟子又问，如果“四境之内不治”，该怎么办？这一问题意在引导齐宣王意识到君主的责任，若按照前面的逻辑，这样失职的君主也应该下台。但齐宣王不敢回答，只是“顾左右而言他”。这从侧面说明，儒家思想是对君主的约束，然而当时君主未必爱听。 （图：Adobe Stock） 简论古代治国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含有民本以及修身、德政理念，即使在近现代西方人眼中也是珍贵的，例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是孔子的“粉丝”。道德是政治与治国的本，道家、儒家均看重本，后世谈政治的人往往舍本逐末，实在可惜。 关于治国的境界，笔者认为法家不如儒，儒不如道。以下梳理历史脉络： 尧舜禹之后，夏朝开启世袭制，虽不如禅让制的时代，但夏、商、西周三代统治松散，地域局限，政治和人心远比后世纯朴。西周之后，东周乱世是历史上的一次大考验，若将中华文明比喻为一个人，那么春秋战国好比一次修炼过关的过程，有人坚守先贤的价值观；有暴君乱臣不守，礼崩乐坏，在动荡中看人心的摆放，考验中华文化能否延续。幸运的是，文明得以延续，中原人不至于披发左衽，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兵家、法家等百花齐放，东周可谓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到战国末，法家思想脱颖而出并为秦国统一六国起到重要作用。 （图：Adobe Stock） 然而法家适合争霸集权，它不同于今天民主国家的法治思想，其中包含帝王驭臣之术，主张严刑峻法、霸道、权谋，已距黄金时代的标准甚远。宋代徐谊发表过一段言论：“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至诚不息，则可以达天德矣。”（《宋史》）如果人人能行大道，退而行德政、礼乐，何需靠术、势治国？按老子《道德经》的观点，“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需要孔儒呼吁恢复德政、仁义与礼的社会显然已经退步，何况需要法家的时代。秦朝兴于法家，也亡于法家。 应认可法家公正的一面，譬如即使是变法者商鞅本人也要严格遵守法规，但法家也包含加强君主集权的部分，不宜过分偏重。西汉吸取教训，初期效道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开创文景之治。自汉武帝起，儒家与法家兼取，王道与霸道杂用。 有人可能会很快联想到所谓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正是现代常见的误区，实际上汉武帝以后并未独尊儒术。汉宣帝偏爱刑法，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德教，用周政乎！”（《汉书》）而汉元帝则喜爱儒家。汉朝以后直至清朝，在治国方面严格而言也没有独尊儒术，很长时间是外儒内法，乱世往往行霸道，所以有些黑锅不该由儒家来背。而且秦以后的儒家思想和先秦儒家有所不同。 假如中国历代都能真正落实儒家治国，结果或许会更好。道家在后世看来过于理想，但道家确实最为高明。而法家一旦运用得心应手，若不注重修身，则易使帝王上瘾，充当无形的利刃，和限制君权背道而驰。 （图：Adobe Stock） 论君臣之关系 现在有人谈中国古代史，提及君臣关系时喜爱片面渲染恐怖，且以为臣为君之奴才，这样说是不准确的。五千年间，君臣和睦与君主高压两类例子都有，岂能以偏概全？ 儒家讲的君臣之纲最初也非主奴关系。可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此处提出三纲，臣如地，君如天，天覆盖地，地持载天，这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好比水和舟。《春秋繁露》还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将君与臣比喻为阳与阴的关系。后世大儒讲到三纲，往往强调作为皇帝的责任和表率，不是单方面的绝对服从，如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大学衍义》说：“君为臣纲，君正则臣亦正矣”，首先帝王自己要正，臣尽臣的本分，君也要尽君的本分。 秦以前不算大一统时代，君臣、君民距离较近，尤其周朝各诸侯国享有很强的独立性，列国接近小国寡民的状态。那时人才流动性强，“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才大可不必巴结君主。即使在秦汉大一统时期，大臣在皇帝面前也不卑下。但后来总体上呈君强臣弱的趋势，至明清尤为显著。 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皇帝和宰相的关系。中国传统重视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皇帝在宰相面前应当谦逊。汉朝君臣在上朝时，皇帝要站著和宰相议政，而不是坐在龙椅上。宋朝以前，宰相面见皇帝时都是坐著的，所谓三公坐而论道，唐朝还会为宰相赐茶。 （图：Adobe Stock） 宋朝是宰相地位变化的重要节点，宰相上朝时必须站著。到了明代，朱元璋索性废相，从此再无宰相，而且大臣见皇帝时要跪下，如果跪累了，允许坐著休息一会儿。清朝要求大臣一直跪著，连坐一会儿的机会也没了。 以上是就礼仪变化而言，下面讲制度。 譬如，汉朝的宰相对皇帝构成很大牵制，有一套完备的制度。提起宰相，人们往往联想到一个人或一个职位，但其实宰相身后代表庞大的政府机构，皇帝怕宰相未必都是怕人，而是怕制度。汉朝宰相府以下有十三曹，一个曹类似一个部门，可谓是宰相的秘书处，当时全国政事都经过十三曹汇集于宰相一人。和宰相近乎平起平坐的是太尉和御史大夫，合称三公，宰相负责行政；太尉负责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相当于副宰相。 唐朝宰相制度不同于汉朝，最大的变化是将相权一分为三。汉朝宰相是一人在其他官员辅助下行政；唐朝宰相不是一个人，而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大部门，合在一起才能称为宰相。 尽管如此，唐朝宰相依然有很大的权力，其中，政府所有最高指令均由中书省发出，被称为“敕”，须经过皇帝批准，却不是皇帝写的。其流程是，中书省拟稿后给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拿御印盖个章，写几句批示。宰相所拟的旨已经是定稿。 （图：Adobe Stock） 中书省发布的诏书不会立即执行，还须门下省审核，若觉得不合适，门下省可以将其驳回，称作“涂归”。只有当门下省通过后，诏令才算生效。这是又一层对皇帝的制约。 宋朝与唐朝不同之处在于，宰相不是将定稿交给皇帝，而是先写札子向皇帝递呈建议，被称为“面取进止”，皇帝发表意见，之后宰相依照皇帝的意见拟旨。这意味著相权在宋朝削弱。 即便如此，只要有宰相，就会对皇帝构成很大制约。皇帝虽一直在万人之上，但制度并没有赋予其为所欲为的权力。譬如宋宁宗在位时，频繁以手札下令，激起群臣不满，因为依照制度，政令应出自中书省，就算是皇帝也要按流程办事。那时有大臣批评宋宁宗绕过宰相府行事，“谓事不出于中书，是谓乱政。”（《宋史》） （图：Adobe Stock） 君权与相权一直存在矛盾，时而配合和睦，时而结下深仇。明初发生胡惟庸案，因此明太祖朱元璋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君相矛盾——废除宰相制度。至此，皇帝的障碍比往朝少了许多。明太祖雄才大略，治国勤政，包揽宰相原本要做的政务，是典型的工作狂，并要求子孙后代都像他一样既当皇帝又当宰相。这当然不现实也不会长久。后来明成祖成立内阁，召解缙等才士参预机务，类似皇帝的顾问与秘书。尽管内阁大学士被俗称为宰相，但权力比宰相小。内阁大学士本身只是五品，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书或经筵讲官兼任。 明成祖后，宣宗朝发生转折，形成这一新流程：大臣议政，将题本交到内阁；之后内阁票拟，即起草圣旨；之后交给皇帝看，皇帝若采纳，便用红笔抄一遍，称为批红。此时圣旨尚不能生效，须经过六科审核，六科有权封驳圣旨，制约皇帝，圣旨必须经六科通过才能生效。通过后，六科若认为圣旨不足，发给六部时可以进行“科参”，即写下执行时的注意事项，代表六科的意见。顾炎武《日知录》称：“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 明宣宗后，这一流程基本上一直延续。后来明世宗、神宗长年不上朝虽受诟病，但事出有因，当时的政府运行已不同于明初，政事交给内阁即可，期间内阁大学士近乎权倾朝野。 （图：Adobe Stock） 明宣宗开启这一轻松的决策模式有利有弊，不宜过于苛责，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明太祖废相。世袭的皇帝德才参差不齐，如果能力平庸且精力不足，最好少折腾，宰相才应该在行政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清朝保留内阁，未恢复明以前的宰相制。雍正设立高度机密的军机处、秘密建储制，这是以前没有的机构和制度。清朝的君臣关系牵涉满汉矛盾，虽重用不少汉人，但最高机密文件由满文书写，满官仍占据不平等优势。 整体风气上，君臣关系越往前越好，具体因人因事而异，不能说绝对，只是概括。 秦始皇待大臣不差，不忘恩义，自知犯错后对王翦谦逊道歉，能包容并重用李斯。 汉朝和大唐，笔者认为用“恢宏气象”形容最贴切，政治、文化给人印象都是很大气的。譬如汉文帝与周亚夫留下佳话，这是皇帝与武将关系的典范。隋唐的政治、文化、民族融合、民间风气都有魏晋南北朝的影子，包容性强，可谓胡汉一家，唐代皇帝有时也行北方游牧民族的礼节。 （图：Adobe Stock） 唐太宗治国放得很开，他的文臣武将个个充满个性，魏徵是显著代表，他的作风就是坦诚直言，不怕得罪。据《资治通鉴》，魏徵曾对唐太宗说：“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意思是他希望自己做良臣，而不做忠臣。需要忠臣出现的时代反而是不好的时代，因为要冒生命危险讲出逆耳忠言，所以最好形成言论开放的政治环境，皇帝贤明不昏，大臣只需各做好工作即可，因此魏徵说：“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唐太宗确实也在君臣融洽上做得好。唐朝的皇帝整体上是不强势的，甚至中晚唐藩镇割据严重，君成为较弱一方。 北宋待文臣不错，皇帝没有暴戾的，但政坛人事变动频繁，主要归因于变法派和守旧派的对立。南宋、北宋都弊在抑武，明朝中期后也有此问题。 明、清变化最明显，明太祖开了一个政治高压的头，到明仁宗时君臣关系有所缓和。明朝君臣关系最好的时期是仁宣之治以及弘治中兴，明仁宗、宣宗既勤政精明也不刚愎，听取“三杨”等良臣的献策，君臣关系和睦；明孝宗朝中也充满正气。武宗、世宗、神宗君臣对立之激烈在整个古代史上都是突出的，问题主要出在皇帝上。明朝爱用廷杖极不好，俗话说刑不上大夫，廷杖、锦衣卫都是摧残士大夫的。然而明朝长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为荣的风气，越敢和皇帝争辩，甚至写奏疏批评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 （图：Adobe Stock） 清代君强臣弱最显著。有利的一面，譬如清朝皇帝普遍勤政尽责，平均水平算是历朝最优秀之一，而且康乾盛世成就卓然。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清朝政治风气冷峭高压。康熙帝宽仁，而雍正强化了高压控制臣民的风气。乾隆前十三年相对宽厚，十三年后改以铁腕治国，严酷之风达到顶峰，导致大臣如履薄冰，敢言者少。即使是精明贤臣、三朝元老张廷玉，也在官场上活得战战兢兢，还险些晚节不保。 雍正、乾隆很精明，他们在位时，奸臣瞒不过他们，所以治国基本上没出太大问题。但冷峭风气的弊端到晚清就显得格外突出，导致官场普遍圆滑，明哲保身，说套话、不说话居多。 清朝文字狱、强制剃发留辫是对臣民身心的巨大摧残，削弱士人骨气，脊梁骨硬的文人往往隐藏民间。元朝虽也是征服汉人的外族政权，却不至于如此高压严酷，反而较松散开放。明清以前很少发生因文字获罪的案件，清朝比明朝严重，明朝成祖以后政治氛围已经变得宽松，晚明言论更奔放自由。清朝禁书也很严重，数据上看，清朝禁书总数是明朝的12.6倍。古代有此现象是不好，但我们也实在不应以为所有朝代都和清朝一样。 论制度，最好的时期当推汉、唐。在秦以前，相原本是副官；自秦汉起，相变为皇帝的副官，同时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官。皇帝是全国最高元首，而实际管理国家的是宰相，原本应是这样的关系。皇帝世袭注定子孙良莠不齐，即使英明也必然犯错，所以最好不要过分干预宰相。再看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铸造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大过帝王的作用，唐太宗说他不赞同像隋文帝那样“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亲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实际做法也是发挥各臣的配合作用。 北宋程颐有言：“天下治乱系宰相”，但在清代，崇拜程颐的乾隆却说，治国最重要的怎么是宰相呢，应该是皇帝才对。可见观念的变化。 （图：Adobe Stock） 现在中国大陆将中国传统政治贬低为君主专制，这是不准确的。从上文对制度的介绍不难看出，在古代，权力并非集中于君主一人，也不算是独裁，至少并非所有时期都是。说君权呈强化趋势是争议较小的，或者可以说存在特权与不平等。明清以前君主一直和宰相共治国家，虽君主是上级，宰相却也享有很大的议政权，而且许多不太重要的政事无需请示君主。即使在明清，也不适宜一概贬为皇帝专制。 以上是就制度论，问题在于，过去如果皇帝违规或不贤，大臣往往不能换掉他或惩罚他，通常是劝谏，除非到极恶劣的地步。惩罚并非没有，只是太少，往往需借助朝中势力、太后等，或直接以战争改朝换代。暂不论乱世特殊时期和夺位例，太平盛世中比较典型的是霍光废帝，汉昭帝驾崩后，昌邑王刘贺继位，荒淫无道，辅臣霍光因此报请太后废掉其帝位，昌邑王在位仅27日。秦汉以前也有一例，商朝有个名叫太甲的王昏庸无能，宰相伊尹将其流放到桐地，让他反省长达三年，后来太甲悔过自新，于是得以复辟，从此以德治国，改变为明君，这件流放君主的事几千年来受文人称赞。伊尹和霍光的条件非人人能具备，也非人人敢为。 然而君与臣孰强孰弱不能作为评判一段历史时期的唯一标准，所以要看具有稳定性的制度。像汉献帝、唐昭宗的情况属于失势，不能说明就该那样，所以重点谈普遍状况，而不细说太多事例，因为有些事例牵涉手段和势力，那不是制度。 道向何处求 可能有人会认为笔者将古代赞美得太好，而笔者想说的是，以前的制度在当时的环境确实有值得肯定之处，其制衡与监督并不差，但为何有黑暗的事发生？虽制度有漏洞，但归根还是人心的问题。 通常一个朝代从开国到盛世政通人和，严守规章，后来流于形式，官场腐败，走向衰落。法典和制度从头到尾都差不多，怎么从盛到衰变化如此大？大家知道唐玄宗前期善用贤相，姚崇、宋璟、张九龄等均德才兼备，后来任用能力同样不差的李林甫，他表面上认真工作，也基本上遵守规章，却喜爱谄媚，私下打听玄宗日常，然后再顺著玄宗的意思讲话。玄宗本来是一精明皇帝，然而顺耳的蜜语听多了，对李林甫十分喜爱，纵容他误国多年。试问，什么能阻抑一个人的城府呢？ 中国传统思想有个重要特点：对自觉的要求高，先修身，再齐家治国，且重视内省。它看似是一种理想化状态，然而大道至简，若能坚持实践，其实是一条直接治本的捷径。凡从政，修身在先，这个修不是单单读书学知识技巧，而是长时间的修心，是时时不忘内省。 据《帝鉴图说》，周武王听大臣师尚父说，有一本丹书含有国家长治久安的道理，之后他斋戒三天，恭恭敬敬地站著听师尚父讲述丹书的道理，牢记于心，并在席上、桌上、镜子上、洗脸盆上、殿柱上、门窗上铭刻，随处提醒自己，还要让子孙未来都看到。如此时时内省的毅力和谦逊向大臣请教的态度，是周武王能使周朝国祚长久的重要原因。 （图：Adobe Stock） 修身和内省需要坚持，若一段时间修而后来懈怠，很容易前功尽弃。许多人争当政客，却不坚持修身，舍本逐末，终究成不了大政治家，过去读书人都读圣贤书，有人修心实践，有人只求功名，结果一定是有差距的。明代王阳明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悟到“致良知”、“知行合一”、“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他做官、解决棘手问题、打仗样样在行，近乎全能，与此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治国之道、圣人之道，最终要向自己的心里求。
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 —— 无名氏 我的一生有许多算不清的感情帐，其中和我的初恋罗文的感情帐最为纠结，我一直在生他的气，他似乎一直也有所抱歉，直到前几天，我看见他三个月前在视频里讲话，提到一个人名，稍稍停顿了一下，在回想……这是衰老的表现，我的心一揪，我们的人生进入倒计时了！ 两个多月前，我们在失联两年后又联系上了。 我们从18岁认识起，就断断续续地分别再联系，再分别再联系……最长的一次是分别十一年。 间断又两个月了。昨天收到他的来涵，……他感谢我写的那篇文章“罗文就是敢说真话”，“谢谢夸奖！”他写道。 “我说怎么又联系不上了，原来你的网坏了！”他在我另一封邮件后面写道。 我回信告诉他，我给他打过电话，他没接。 我没留言，我的小心眼又生气了，我当然没说这个，这次，我决定不再生气了，我们没多少时间了。 再有两年，我们就认识一个甲子了！广阔的历史画面在我胸中翻滚，我不想让这一切随风而逝，我尝试把它写下来，我不能保证我能写完，我写到哪儿算到哪儿… （二） 几年前，罗文买下新居时给我发过照片，一排平房，诺大的院子。我最近从视频上看到他和民运的朋友们在家中举行Party。 大家在院子里包饺子，煮饺子，在罗文自己搭建的长长的廊桥里吃饺子。在靶场打枪玩。……一幅欢快景象。 昨天，我在电话里向罗文提到这个视频，我说：“我看见了小河流水和大片森林。” 罗文说：“美国人家里有大院子的很多，可是院子里有条河的不多。”我说：“多少平方米啊？” “相当于中国的四十亩地，一万平方米。” 遇家现在已是一个繁茂的大家族。两个多月前在一次电话里，罗文向我介绍了他和罗勉儿孙满堂的幸福生活，我们也谈到罗锦，他要介绍，我说：“我知道，你以前告诉过我。” 罗文告诉我他刚刚做了体检，各项指标正常。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罗文一定会长命百岁。 遇伯母对我妈妈说过：“罗文和洛诵志同道合！” 我们俩从十八岁“文革”开始，对纳粹法西斯红卫兵肆意虐杀平民无比仇恨，几十年来，我们俩从未间断过与红卫兵及他们的后台无产阶级专政做斗争，我们俩都蹲过共产党的大狱，“我们都不屈服！”罗文说。 几年前，罗文和我在微信里有过一次催人泪下的交谈。 罗文说：“我爸爸妈妈和我都拿你当亲人。”我说：“伯母说她将来给咱们俩做饭。”罗文说：“我爸爸说他将来也和咱们一起过。他也特别喜欢你。”我说：“我知道……” 罗文说：“别说了，我都要哭了。” 我现在在哭…… 罗文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们险些成为夫妻，（不是危险的险）……” 他那封信主要是说我对他不了解。 时间是八十年代初在北京，他第一次离婚后到我家找我，他穿着一身黑色的皮制摩托服，戴着大头盔，像个神密威武的骑士出现在我面前。 身材窈窕美丽的我坐在大型的崭新的黑色摩托车后面，搂着他的腰，摩托车在北京的大街上飞奔，我浓密的长发在风中飘扬…… 我开玩笑说：“罗文，你的最高理想就是带美女骑摩托车在大街上飞驰吧！” 罗文在信中说：“没想到你对我这么不了解。” 我当时想：“罗文太较真了，难道他不知道我在开玩笑吗？” 昨天二个多小时电话，他详细给我讲了他的生活，他在北京成功的创业，我确实发现，我以前对他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 （三） 杨鸥是我和罗文认识的介绍人。 杨鸥是我师大女附中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她是高二（3）班的，班主任王本中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北师大毕业的。我们学校的年轻老师几乎都是北师大毕业的。王老师出身地主，文革后一度当了师大女附中校长。 杨鸥中等个子，胖胖的，脸色红润，大眼睛单眼皮，说话声音很大很粗，语速很快。她的后脑勺很鼓，留两根细细的辫子，后来剪成短发。 文革前，她就是著名的“反动学生”，许多人用鄙夷嫌弃的眼光看她，只因为她家九口人，有七口人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除了她家庭妇女的妈妈和上小学三年级的她，她的中学校长爸爸，六个哥哥姐姐全被打成右派，她小哥哥只有十九岁，是大学生右派。 她的公开亮相是65年文革爆发前在高二年级四个班一起上政治大课的思想教育聚会上，让她作为典型发言。 她的发言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好印象。 她性格爽朗，毫不自卑，谈笑风生，她说有个小男孩叫她“反动学生”，她就怒气冲冲地给了他一拳。与其说她在检讨，更是像在炫耀。她没说完，就被主持会议的戴眼镜短头发精瘦的高二（3）团支部书记赶下台。 文革中，她领导“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老红卫兵视她为眼中钉。 我和她、还有中五被班里红卫兵逼的自杀未遂的杨友莉成为好朋友。 杨友莉的父母早年参加共产党革命，被打成“托罗斯基分子”，文革中被遣返回农村原籍，她有一个亲大爷杨献珍，则是共产党理论家，党校校长。 文革中，66年8月5日打死我们学校校长卞仲耘的罪魁祸首之一高三年级的高干子弟宋彬彬则是校领导的宠儿，我们都参加过65年她的在学校大礼堂公开的入党发展会。 我们学校红卫兵成为全国文革第一个打死人的纳粹急先锋，8月18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取经的百万学生，宋彬彬代表法西斯红卫兵给毛泽东献上血淋淋的红卫兵标志红布黑字的袖章，她把袖章套进毛泽东的胳膊上。 毛泽东向宋彬彬进一步指示“要武嘛！” 宋彬彬改名“宋要武”。 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更是肆无忌惮血洗全中国！ （四） 红卫兵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残暴最耻辱的运动。是近代史上昙花一现的共产主义运动最臭名昭著的一页。是有人类以来人性最丑恶的表演。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恶劣影响源远流长，几代人都难以肃清。 公元1966年8月，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杀人、打人、抄家、毁灭中华文化…… 当时扶持中共49年建国56年开始反目的苏共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中声称：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有两个目的，一 消灭人口，二让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当现代慈禧。 红卫兵不过是打手！老毛手中的一个御用工具！ 中国人民却从秦二代顺藤摸瓜，发现中国共产党不过是杀人放火窃国的一伙强盗，他们的二代是对他们基因的继承。 而今风起云涌的中国民主运动是从反对红卫兵运动开始的。写“出身论”的遇罗克是拉开当代中国大规模民主运动帷幕的第一人！ “出身论”给中国的犹太人和奴隶们以启蒙以觉醒以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在他的手中动摇！共产党害怕，周恩来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把他公审示众后枪毙，并摘除眼角膜移植给了一个徐姓劳动模范，中国的普罗米修斯—-英雄遇罗克蒙难时仅仅27岁。 （五） 为什么第一个打死校长的是师大女附中？因为刘少奇的女儿刘亭亭，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及大批共产党高干的女儿都在我们学校。 她们通天，她们引导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潮流。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初一的刘亭亭、高一的邓榕打人最凶。踹死卞仲耘校长最后致命一脚的是刘亭亭。 而传说“打死18个人”的宋彬彬应该没有亲自动手，只是幕后策划者之一。 宋彬彬和刘静是工作组撤走后，学校掌实权的两个主要负责人。 文革史专家、“文革受难者”一书作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王友琴博士对卞仲耘校长之死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调查，她的书里有许多翔实的材料、有名有姓的当场证人，她付出青春与生活的代价获得的成就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她的故事被欧洲团队拍成的电影正在制作中，不久就会与大家面视。 她是在1994年找到我的。通过我委托访问澳洲的刘晓波先生带到美国的自传“留在世界的尽头”。她看到的是影引本。她在信中称呼我为“您”，并说她看了十分激动。我在书中写了卞仲耘校长等人被打时宋彬彬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的事情。 她介绍自己是史坦福大学教授，正在研究文革。 她后来被迫从史坦福大学离开，有同在史坦福工作的中国高干子弟威胁要打她。她去应征芝加哥大学的教座，一举拿下比史坦福更好的位置与酬劳。 1966年8月5日，年仅13岁的她和18岁的我都亲眼目睹了卞仲耘等五个校领导五花大绑跪着在水泥台上被羞辱的一幕。 我在66年11月底认识了遇罗文一家。 我与王友琴从未谋过面，通过email和电话联系。 （未完待续） 作者陶洛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