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華府峰會落幕：年內或有兩次「川習會」 伊朗與台灣議題分歧明顯
2026 年 9 月 26 日
人們對大象的關注度終於降下來了，因為真相出現了。 西雙版納第三個象群也開始了遷徙，這說明那裡的大象即將迎來普遍悲慘的命運。現在可以確定，大象離開的原因，不是一開始專家所說的「領頭的母象迷路」或者「地磁紊亂」，而是棲息地被破壞。 在西雙版納，可能出現了真正的生態危機。人們砍掉原生林，種下藥材等經濟作物，在衛星照片上看，仍然是「森林」，但是對大象來說已經沒什麼可吃的了——於是，它們不得不逃走。 這一點都不浪漫，而是真正的調查新聞題材，但是除了《中國新聞周刊》，很少看到有媒體去調查那裡森林破壞的情況。這一次，人們不能再以「沒有記者關注」為借口，相反，前去報道大象的媒體有很多——這才是更可怕的：人們有意無意，把大象神秘化、浪漫化甚至抽象化了，故意忽略真正的危機所在。如果大象出走是一次「求救信號」的話，這樣的故意忽略，稱得上是對大象的二次謀殺。 幾家機構媒體派出記者，對象群進行直播。比較典型的大概是，「我看到大象了！」這樣的標題，點進去很難看到大象的影子。人們是如此著急，在看到大象之前，就已經發出驚嘆。 還有一家媒體，開始刊發系列文章，從小象的視角來講述這次遷徙，以象的視角寫這次「旅行日記」。這很像是中學生作文，比前兩天的高考作文還要幼稚一些。 這種「萌化」的頂點，是那張流傳甚廣的群象一起睡覺的場面。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官方媒體賬號，都紛紛轉發。這無疑是擁有特權的機構近距離凝視的傑作，很多人聯想到自己辛苦的勞作，想「躺平」而不可得，大象安靜憨厚的樣子，讓人感到「非常治癒」——大家都假裝不知道，這些大象所面臨的是何其苦難的命運。 大象可能是最適合想像的動物。它體型巨大，大多時候又性情溫柔；它智商極高，但是最終被人類牢牢掌控，引導到它該去的地方。事情不應該太過容易，它應該充滿傳奇：兩頭象喝醉了返回，一頭小象吃了兩百斤醪糟醉倒——象群就像現在那些真人秀節目中的演員一樣，在鏡頭中，也在人類的掌控中。它最危險，也最安全，它的迷失，是為了證明人類無比正確。 逃命的大象最終成為一種被創造的「形象」和宣傳工具。日本電視台做了30分鐘的直播節目，向日本觀眾講述了這次大象的長途遷徙，愛國人士把一些截圖引進過來，感嘆道：日本人感到驚奇，他們終於知道了中國的好。知道昆明是幾百萬人口的城市，知道了中國的生態保護做得這麼好。大象成為愛國主義的獵物。 英語中有一個短語elephant in the room，它的中文意思也廣為人知，「房間里的大象」，用來指「顯而易見的但又被故意忽視」的事，或者是我們知道，但是又假裝不知道的要命的事情——比如危機。這次人們對象群的圍觀，就像是這個短語的現實版：我們都知道它們已經永遠失去故鄉，卻仍然把它想像成浪漫和神秘。 我們自己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中產生活觀察，原文現已被刪除）
幾天前，北京一位「正黃旗大媽」把自己整上了熱搜。 在網友上傳的現場視頻中，這位自稱肢體殘疾的大媽，在大聲指責別人沒有第一時間讓座，並且使用了地域歧視，稱「臭外地的，上北京要飯來了。」 如果只是到這個程度，可能還不至於火遍全網，大媽把歧視藝術上到了新高度，自稱是「正黃旗」的，有「通天紋」。 現在，大媽為她神奇的腦迴路付出了代價，據警方最新消息，63歲的聞某珍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按說變著花樣歧視的大媽被拘，是大快人心的事情。可是看看相關新聞後的跟帖，不得不讓人感慨，不少網友的素質還是挺讓人感慨的。 微博截圖 不少人覺得，大媽的行為雖然道德有虧，可行拘是不是有些誇張？所以好奇到底是按照哪條法律行拘的。 因為之前有媒體採訪公交集團，相關工作人員的回應就是，「目前從法律規範上來說她可能沒有明確的違法行為。」現在既然行拘，還是應該把具體法律依據公布，這樣也能使處罰超越於個案，形成普遍的示範效應，讓更多人明確法律的邊界。 其實就個案來說，大媽的辱罵聽著雖然可氣，可氣中又夾雜著可笑。想想看，一個自視甚高的「正黃旗」人，要來爭搶公交座位，然後通過口無遮攔尋找優越感。對別人的傷害性不強，對自己的侮辱意味極大。 對這樣的「前朝遺老」，批評下，其實多數人也就解氣了。正黃旗大媽家境到底如何，旁觀者無從知曉，但很多人的一種推斷是，越是家境慘淡失意的，越是容易仇視外地人。 失落感之下，人總是要尋找一種「假想敵」來自我安慰。這其實不局限於北京，存在地域歧視的城市，普遍有這規律。 存在當然不等於合理，這種民間情緒需要疏導，但其危害性也有限。頂多不過就是一種情緒發泄罷了。 如果說行拘嚴懲，是出於對地域歧視的零容忍，那更希望這種從嚴，能延伸到更多的公共領域。 在人員流動性已成常態的社會，越來越多的城市，在極力吸納「外地人」。可是需要看到的是，在這個潮流中，戶籍思維依舊濃重。降低戶籍門檻的同時，公共服務依然是和戶籍綁定的。 如果不能取得一個城市的戶籍，那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務，依然是和「本地人」人有別。外地人的孩子要上學，甚至買房買車這樣的消費權利，都要低人一等，有「討飯」的感覺。 這對「外地人」的傷害，要比一個正黃旗大媽的無理辱罵嚴重多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聲道）
總有一些愛表現的人，喜歡搞層層加碼。 今天，被這條新聞笑岔氣了： 微博截圖 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在自創刊物am730C上發表文章《如何解決生育率不斷下降的問題》。這是他的高論： 我認為可以待一個人完成最基本的生育責任，譬如生育兩個孩子後，才可以有權使用避孕產品，以確保祖先的構想，起碼有一部分可以落實。」 還打出了「祖先」的旗號？ 我好奇去查找了原文，原文他的論據是： 人類在地球上生活了百多萬年，過去一直都沒有生育不足的問題。原因是我們的祖先對此早有安排。祖先利用DNA的密碼，叫我們在性慾高漲的時候難以自己，願意把個人的利益暫時擱置，以完成種族繁衍的使命。 我們的祖先真牛X，在百萬年前就解鎖了DNA密碼。施一公院士的科研成果，莫不是從甲骨文里學的？ 我倒覺得，如果非要找個背鍋俠，先別推到祖先身上，直接推給上帝啊，人是上帝造的嘛，一開始就在人類身上設置了生育開關。 現代人類擅自發明避孕套，逃避上帝的旨意，這是觸犯天條。只不過斬了又減少了人口，罰每人生一百個小孩？ 只是，不知道施老闆有沒有想過，哪怕這種政策突破底線出台了，要怎麼貫徹落實呢？ 對避孕套實行管控？按需分配製？會不會引發避孕套走私、地下交易？ 即使管住了源頭，那麼在最後一步如何確保？如何證明那些沒有懷孕的人違法使用了避孕套？半夜守在人家卧室里監督行事？ 真是又好氣又好笑，大老闆的腦迴路果然和我們不一樣。這種一本正經的言論，還寫成了文章，無論是由心而發還是故作怪論，都是蠢和壞。 我順便瀏覽了下施老闆的全文，其中不少詞句讓人不寒而慄： 個人主義猖獗，令違背國族整體利益的勾當也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個人權利。 必須對個人主義的某些主張進行一定的壓抑，並把種族的延續視為每個人都要承擔的責任。 從種族的角度來看，這真是大逆不道。所以很多宗教都視避孕為違背上帝旨意的不道德行為。 …… 既然施老闆把題目升華到那麼高遠，我倒是想問一句：人類文明的目的是什麼？ 不就是不停地擺脫上帝的「動物性設置」，努力發展自己的「人性設置」嗎？事實上，幾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人類不斷突破上帝的禁忌史。 使用人類發明的避孕套，是一個正常的成年人該有的權利。這是衛生健康的要求，更是個人意志的要求，而不需要奉神的旨意。 如果避孕套可以被限制使用，那麼也真的離徵收單身稅、丁克稅不遠了。 無獨有偶，前幾年，也有一些專家學者口出雷語。 如2018年，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核心成員胡繼曄，在就「生育基金」的相關問題接受國富智庫專訪時表示，未來不僅可以設立生育基金制度來鼓勵生育，還要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稅」。 網頁截圖 在遭受輿論質疑和批評後，胡繼曄又接受媒體採訪表示： 他的觀點是，設立鼓勵生育基金可以，但錢應該由過去徵收的社會撫養費來負擔，絕對不能讓大家來交；對於丁克家庭，可以從個稅抵扣的部分，實現對其「不鼓勵」。 網頁截圖 這看似圓回來了，但說到底，不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嗎？ 而更重要的是，在這些人嘴裡，權利彷彿是一種獎品、一個恩賜，說給你就給你，說收回就收回。你們把避孕套當什麼了？你們又把人當什麼了？ 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種老祖宗的糟粕，早該退出歷史舞台了。生育從來不是責任、不是義務，而是權利。 考慮問題，不能總是從經濟利益出發，從市場的角度出發，而是要首先從人性的角度出發。 的確，在商業社會、市場經濟中，勞動力是生產資料的一部分，但勞動力只是人的一部分。 一個完整的人，實現不了車厘子自由，至少也該有避孕自由。 有些人，就別再一而再、再而三地秀下限了，這不是建言獻策，這是真正的遞刀子。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觀人隨筆）
護士出身的連雲港女輔警許艷，之前因捲入「性敲詐案」轟動一時。 此事餘波未了，又一個女護士身份「穿越」，上演了姊妹篇。 近日，青海果洛州紀委監委發布消息稱，該州瑪沁縣委巡察辦主任格日措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調查。 格日措的上位路徑，殊為反常，讓勇叔我大為驚奇—— 這個普通的鄉衛生院護士，2011年「時來運轉」，轉崗到了司法局，她此後的人生行程，迅速開啟了「飛行模式」—— 當年7月，格日措入黨；剛滿1年，格日措任職瑪沁縣公安局德爾尼銅礦派出所所長。 護士——公務員——派出所長，事業編轉政法編。短短一年多時間裡，格日措完成了在常人看來，堪比登天的職務「三級跳」。 護士到派出所長，這兩個職業之間，距離有多長，很難丈量，也不能說護士就一定不能當派出所長。 比如，上海普陀區看守所教導員潘東英，就曾是一名解放軍醫院的麻醉科護士，轉業到上海市公安局後，成為一名警察。這樣的護士當警察，很正常。 因為，軍隊轉業幹部，經過相關考試後，可以直接轉任警察（公務員），但格日措顯然不在此列。 在格日措所長的領導下，銅礦派出所，那些年到底幹得怎麼樣，我們無從知曉。 但勇叔我猜想，基層的警員們，多半是幹得很憋屈。讓這麼一個外行來當領導，或許還要不時看她「上頭人」的眼色行事，這得有多難啊！ 一個莫名其妙就輕鬆上位的女護士，你讓那些奮鬥在一線的警察情何以堪？他們當中的很多人，終其一生，也就是個普普通通警察啊。 格日措能不能勝任她的領導崗位，恐怕並不重要，也不影響她繼續「撞好運」。 「奇蹟」眷顧起這個曾經的女護士來，有點像珍珠項鏈，是成串來的。 她在公安系統速成「三級跳」，成為三級警長、副科級幹部後，再傳「佳音」。 2019年9月，格日措，調入局機關，當上了縣公安局政工監督室主任，不久便升任局紀檢書記、二級警長。 換言之，格日措到公安系統，在短短6年里，她不光成了一名女警官，還能用俯視的目光去檢查和監督其他警察了。 「好戲」到了這一步，無論如何，也該「劇終」了。但是，「好事」繼續等著她—— 2020年5月，格日措的仕途，再上新台階，擔任了瑪沁縣縣委巡察辦主任，成為一名正科級幹部。 正科級幹部，雖說不算大，但在地方上，也算是個人物了。 一個女護士用8年時間，就完成了由鄉衛生院護士到「正科級」的華麗轉身。這步子邁得簡直太神速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 女護士格日措「開掛的人生」背後，到底有著怎樣的神奇故事，實在讓人浮想聯翩。 這樣的官場「奇觀」，不該因為格日措的落馬而謝幕。 勇叔我又聯想到那個女輔警許艷，如今，許艷已經鋃鐺入獄，但留下的一連串疑問仍待解答。 同樣，格日措案調查，也該一追到底。必須查清，背後有哪些人，違反黨紀國法，甚至違反常識，讓格日措成為一個天下笑柄？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回歸常識）
昨天發生在復旦的悲劇相信大家都看到了。都端這碗飯（當然我甚至還沒端上這碗飯），真的能感受到這個悲。 傳聞是因為非升級走沒通過導致的。說下所謂的非升即走。我感覺總的來說這是這一輪國內高校人事制度改革里最重要的一個部分，沒有之一。大概的內容就是全面仿照美國制度，招人首先是一個3+3的合同，即首先簽訂三年合同，三年後中期審核，如果通過則續簽3年。一共六年後需要評上副教授（有些學校是教授），副教授理論上就是終身教職（除非觸犯政治等紅線否則就是鐵飯碗）。不能轉正副教授就滾蛋。這也就是美國所謂的tenure制度。 在理工科，美國的tenure率一般是相當高的，大概在90%以上。也就是說，只要招了你，基本上就是要給你轉終身教職的。就算tenure比例低得多的社科，至少中期審核基本上是不踢人的，也就是說會給足六年時間。因此，一般來說大家把tenure clock算作六年。 國內高校就不一樣了。首先，tenure比例低到髮指，目測在10%以下，而且三年就踢人的情況廣泛存在。比如2018年武漢大學第一批三年合約到期，119人竟然只有四人通過評審，三年淘汰率高達97%…（更正：武大闢謠是69人到期通過6人）同樣的，中山大學也出過類似的事情。 目前非升即走制已經在國內的主要大學全部鋪開，能比較穩的拿到終身教職的情況我目測只有拿到四青，也就是萬人拔尖，長江青年，優青基金和青年千人這四個帽子。拿到這四個帽子你就瞬間變成學校的資產，沒拿到你的價值在學校眼裡就非常存疑。當然社科方面主要是頂刊發的夠多就行。 淘汰制本身不是什麼問題，但是現在國內這種搞法完全是視青教為消耗品，一開始就打算讓大部分人淘汰掉。這主要就是因為博士畢業生太多了，業界市場又消化不掉，最後這個學術就業市場變成完全的買方市場。因為高校招聘規模過大（反正是便宜臨時工），每個青教能夠獲得的資源就非常有限了，自然就更難出成果…很多學校的青教甚至完全沒有招生名額，要知道美國只要入職即是博導…沒有學生支持，卻多了很多事務壓力和教學壓力，研究效率可想而知。 如果說這個畸形的非升即走制度已經很可怕了，那麼更可怕的就是中國特色的年齡歧視：入職tenure-track一般要求35歲（或40歲）以下…這種公開的年齡歧視基本上是全世界獨一份。為啥有這個歧視呢？其實不能怪高校，因為四青的帽子就是帶年齡要求的。其中申報青千不得超過40歲，申報青拔不得超過35歲，申報青年長江和優青不得超過38歲。以上都是理工科男性的情況，社科和女性會有適當放寬。但無論如何，在四青才是真正的資產得情況下，學校肯定要考慮招來的人成為資產的可能性。如果年齡太大，未來申請四青可能被硬條件卡掉，自然就不會招了。 這就使得非升級走失敗的青教沒有太多退路的空間。我們簡單算一下，一個人本科畢業22歲，碩博畢業大約28歲，一輪博後2年，這就已經30歲了。非升級走6年後如果被淘汰，直接超35歲紅線了。而萬一之前讀書多讀了幾年或者博後多做了一輪，可能都超40歲紅線了，這就基本上徹底沒機會了。同志們，40歲在中國社會重新找工作而且可能是跨行找工作，這是多麼讓人不寒而慄的事情。 至於入職後拿到的錢和入職前談妥的錢不一致這種事情就不談了，總之在純粹的買方市場下勞動力是完全沒有任何談判能力的，想讓你怎樣就怎樣。 所有在這個制度和壓力下，指望青教們心理健康實在是一件過於奢侈的事情，畢竟連大部分博士都有心理問題。這本身就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想想一個高校里，每天和大學生打交道的人大部分都有程度不一的心理問題，那麼大學的氛圍會是怎樣的… 所以我的建議是，永遠不要把自己徹底賣給學術了，至少在中國不能這樣。永遠要給自己留好退路，留好選擇，保住人生的主動權。這不僅僅是對自己負責任，也是對自己的家庭負責任。主動權就是你和畸形制度說不的底氣。 在中國突飛猛進的科研指標背後，是無數青年科研人員的血與淚。 這不是比喻。是真的血。是真的淚。 今天寫的很亂，請諒解。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WEILIANG的博士日記，原文已被刪除）
特斯拉「剎車門」之後，新能源車市場又起波瀾。 近日，部分理想電動車老車主怒斥理想汽車「割韭菜」，多輛理想ONE車身上貼著「車友跟理想談情懷，理想把車友當傻子！」、「理想ONE沒有良心的欺詐銷售，拋棄忠實粉絲！」等橫幅。 我梳理了一下這件事情的大致過程。 5月25日，理想汽車正式發布了2021款理想ONE。新款車型電動系統、輔助駕駛等全面升級，續航里程也增加了200公里，但價格只比老款車型漲了一萬元。 消息一出，剛剛買了老款理想車型的車主們炸鍋了，因為此前，理想汽車官方完全沒有透露新款車型將於近期上市。 不僅如此，許多車主還吐槽，他們在買車時，反覆和銷售人員確認，銷售人員都斬釘截鐵地表示，近期不會有新款車型上市，新款車型上市至少等年末。 結果新車型發布會毫無預兆地登場，讓這幫老車主全都傻眼。 群情激憤之下，老車主們紛紛抱團向理想汽車施壓。壓力之下，理想汽車表示可以補償這部分老車主8000元，結果老車主們依然不依不饒。 微博截圖 傷害性不大，侮辱性極強，用這句話來表達這些理想老車主現在的內心感受，再準確不過了。 此前，「剎車門」一度重創特斯拉。數據顯示，今年4月，國內新能源車銷量增長超兩倍，但特斯拉銷量卻環比大降27%，與此同時，國產新能源車受到追捧。 然而，那些拋棄了特斯拉，擁抱國產新能源車的消費者，沒想到自己卻在幫「民族品牌」清庫存。 平心而論，這種新車剛買就變老款的事情，幾乎在每個新能源車品牌上都曾發生過，比如2019年，小鵬汽車因為推出更便宜，續航里程也更長的新款車型，引發老車主強烈不滿。 小鵬車主當時也拉起橫幅維權：「欺詐銷售，退一賠三，小鵬揮手，粉絲變狗」。 對於國產新能源車車主的這種維權，有人批評中國消費者不成熟，認為買車應當是「早買早享受，晚買享折扣」，不應該用割韭菜動輒指責車企。 我倒覺得，相關車企一點都不冤，這不僅是因為車企在銷售時涉嫌誤導，更是因為，國內新能源車車企濫用情感營銷，結果遭遇反噬。 國產新能源汽車品牌營銷，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告訴那些購買產品的人，你們不是消費者，而是品牌的粉絲。 這種將用戶沉澱為粉絲的玩法，大大降低了車企的營銷成本，也增加了品牌的忠誠度。甚至，一些粉絲對於國產新能源汽車的追捧，和我們常說的「追星」沒什麼兩樣。 這其中，蔚來車主堪稱是最瘋狂的，記得有一次，為了到蔚來「朝聖」，這幫車主不僅包機前往，還辦起了「飛機音樂會」，可謂轟動一時。 企業搞情感營銷，說到底是為了銷量，但在粉絲眼裡則不同，許多人被情感營銷洗了腦，認為自己就是品牌的一分子，他們對品牌極度忠誠，反過來，也要求品牌對他們也是如此。 「車友跟理想談情懷，理想把車友當傻子！」，這句話充分演繹了粉絲們「理想」破滅後的心態。 我想說的是，新能源車作為一個快速迭代的行業，類似新款迅速變老款的現象，在很長時間裡將是一個常態。 換言之，買新能源很容易被割了韭菜。 既然明明就是韭菜，就要擺正自己的位置，多留點心眼，萬不可把自己幻想為鐮刀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韭菜們一旦高談起「理想」，那大概率就會成為理想的韭菜。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魚眼觀察）
病毒肆虐以來，中國得力於高度組織化的社會體制和公立醫院的社會主義優勢，取得引人矚目的抗疫成績，成為目前世界上相對最安全的國家。 但是當前及今後，內外形勢及國情仍然非常複雜詭異。 首先有一點可見差異。從文論看，很多美國論者對世界以及對對手有清醒透徹的客觀認知。寧可高估對手也不會輕敵。 而中國文論卻只見噴子閉眼吹牛杯，無知無畏，完全看不清真正的現實。 為什麼說中國面臨複雜麻煩問題不比美國少？ 第一是尖銳的兩極分化，貧富差距過大。 第二是官員跳樓或者抑鬱症死亡數字高，說明官場生態複雜，問題嚴重。 第三看民生指數，例如貨幣平價購買力，例如中下層國民收入與生活必需品物價的比例，中國均不如美國。（可以對比的數據很多。） 第四去年眾多中小企業，以致大型企業倒閉破產很多。企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去年一年內破產據說達到7位數字。（具體數字網路有，很驚人。）令人觸目驚心。 第五醫療、養老，高額費用困擾下層百姓。這兩方面中國水平不如西方國家。不能使百姓免後顧之憂。所以三胎政策出台沒有引起歡呼，而是引起所謂兩人養三代不堪重負的抱怨。 第六經濟不振可能停滯化。加之環保政策過於嚴厲，導致實體產業成本進一步攀高。 房地產衰退後對地方財稅收入衰減甚大。各地爭相試圖以文化旅遊業拉動內需。但在在病毒長期化、常態化及居民收入縮水的背景下，發展目標很難實現。 第七面臨對外戰爭風險。 第八面對被梅森的隔離戰略孤立困鎖，導致經濟文化科技交流停滯困頓的威脅。 …… …… 等等。這些問題都不是輕易吹吹氣可以解決好的。 總之，中國並不是世外桃源。 中國自己仍面臨諸多複雜特殊的長期和短期問題。對這些問題不可無視。 我認為中國未來可能面臨經濟停滯的風險。潛在麻煩可能比美國嚴重。 （作者歷任中央財經大學教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組織局秘書等職，曾擔任7、8、9、10、12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全文轉自微博@何新老傢伙）
前日的河南官場發生了兩件震驚大家的大事。 第一件，是換省委書記了。王國生不再擔任河南省委書記，山西省委書記樓陽生不再擔任山西省委書記，調任河南省委書記。另一件事，就是中紀委國家監委發布消息，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甘榮坤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一個省，同一天發布這麼兩個重大的人事變動消息，當然在官場會是一場大震。 先說說王國生。 王國生，2010年12月晉陞為正部級官員，成為湖北省長。2016年6月，干滿了五年一屆的王國生調任青海擔任省委書記，2018年3月調任河南省委書記，截至目前他在河南省委書記的崗位上已經幹了三年多。 王國生1956年5月出生，到今年5月已經滿65歲，到了正部級官員65歲退休或退居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的年齡。所以，他的離任目前看是到齡退，不宜與甘榮坤的落馬直接聯繫在一起。 但是，王國生和甘榮坤確實也有關係，他們不僅僅在河南一起共事數年，還有別的關聯。 王國生2010年12月—2016年6月擔任湖北省長，甘榮坤2013年8月從北京海關關長的位置上調任湖北副省長，一直干到2016年7月調到黑龍江任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王國生2018年3月到河南擔任省委書記，甘榮坤2019年從黑龍江調到河南擔任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再次成為一個的班子成員。 王國生不僅與甘榮坤有諸多交集，與接任的河南省委書記的樓陽生也有諸多交集，而且也是在湖北，樓陽生和甘榮坤在湖北工作的時候都是王國生擔任湖北省長期間的同僚和下級。 王國生2010年12月—2016年6月在擔任湖北省長期間，樓陽生2012年3月從海南調到湖北擔任湖北省委常委、組織部長，2014年6月離開湖北到山西擔任省委副書記，兩人在湖北交集的時間長達2年零3個月。 樓陽生與甘榮坤在湖北也有交集：2012年3月到湖北擔任省委常委、組織部長，甘榮坤2013年8月到湖北擔任副省長，兩人在湖北官場也有10個月的交集。 對於河南官場來說，同一日換省委書記抓省政法委書記，必然是一場大震，但我之所以不說是地震，是因為兩件事之間目前看沒有什麼直接聯繫，長衫生認為可能與目前仍在持續深入的政法系統教育整頓有關。 關心河南官場的人應該注意到了，2016年時任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吳天君落馬，前不久，就在2021年5月20日，河南省紀委監委宣布省會鄭州的政法委書記於東輝也被抓了。 一個省，五年左右的時間兩任省政法委書記落馬；最近短短12天，省政法委書記和省會城市的政法委書記雙雙落馬，必將對河南整個政法系統產生巨大的震動。 省市兩級政法委書記落馬，不能說是河南官場大地震，但絕對是河南政法系統的大地震，肯定會牽出更多河南政法系統的官員，一場聲勢浩大的整頓勢必要在中原大地展開。期盼著，期盼著，期盼人口大省河南政法系統能借這次大地震的機會剷除一些害群之馬，糾正一些冤假錯案，讓河南政法系統的政治生態有所好轉，讓河南的老百姓能切實感受到更多的正義與光明。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褚朝新說事，文章現已被刪除）
8964北京大屠殺進入進入第32周年，悉尼民眾在中國駐悉尼領館前集會，悼念當年為了推動中國的民主而獻出生命的學生與市民。 悉尼Ryde 副市長Peter Kim以書面發表致辭： 1989年6月4日，當時我在Sydney只是一名中學生，看到新聞影片中，軍隊進入天安門廣場清場，對付那些站起來爭取自己權益的示威者。在澳洲，這些鏡頭，通常發生於警察驅散非法示威者的時候。 但是，天安門廣場卻不一樣，那裡不是出動警察，而是出動軍隊去對付示威者，他們不是使用警棍，而是使用槍械及坦克。 我一直以為，軍隊是用來保護一個國家不受外敵入侵，士兵是用來保護人民的。但我卻震驚地看到，中國士兵向人民開槍！ 南韓在1980年5月18日發生類似事件，南韓軍隊向集會示威爭取民主的大學生開槍。但非常重要的是，在南韓，這個事件被視為國家歷史上的恥辱。 這個事件之所以被視為恥辱，原因是軍隊被利用來鎮壓民眾的言論自由，打壓政治訴求。軍隊對付人民，是不道德、是不公義的。但這個事件，成為南韓民主運動的一個轉折點。 生活中悉尼的南韓人，在今年5月15日，也會紀念光州事件41周年。 我深表同情1989年在北京犧牲的靈魂！ 悉尼Ryde 副市長Peter Kim。（提供） Peter Kim, Deputy Mayor, City of Ryde 2021年6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