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支付宝竞争升温 腾讯推TenPayGo 以抢海外游客
2026 年 9 月 26 日
人们对大象的关注度终于降下来了，因为真相出现了。 西双版纳第三个象群也开始了迁徙，这说明那里的大象即将迎来普遍悲惨的命运。现在可以确定，大象离开的原因，不是一开始专家所说的“领头的母象迷路”或者“地磁紊乱”，而是栖息地被破坏。 在西双版纳，可能出现了真正的生态危机。人们砍掉原生林，种下药材等经济作物，在卫星照片上看，仍然是“森林”，但是对大象来说已经没什么可吃的了——于是，它们不得不逃走。 这一点都不浪漫，而是真正的调查新闻题材，但是除了《中国新闻周刊》，很少看到有媒体去调查那里森林破坏的情况。这一次，人们不能再以“没有记者关注”为借口，相反，前去报道大象的媒体有很多——这才是更可怕的：人们有意无意，把大象神秘化、浪漫化甚至抽象化了，故意忽略真正的危机所在。如果大象出走是一次“求救信号”的话，这样的故意忽略，称得上是对大象的二次谋杀。 几家机构媒体派出记者，对象群进行直播。比较典型的大概是，“我看到大象了！”这样的标题，点进去很难看到大象的影子。人们是如此着急，在看到大象之前，就已经发出惊叹。 还有一家媒体，开始刊发系列文章，从小象的视角来讲述这次迁徙，以象的视角写这次“旅行日记”。这很像是中学生作文，比前两天的高考作文还要幼稚一些。 这种“萌化”的顶点，是那张流传甚广的群象一起睡觉的场面。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官方媒体账号，都纷纷转发。这无疑是拥有特权的机构近距离凝视的杰作，很多人联想到自己辛苦的劳作，想“躺平”而不可得，大象安静憨厚的样子，让人感到“非常治愈”——大家都假装不知道，这些大象所面临的是何其苦难的命运。 大象可能是最适合想象的动物。它体型巨大，大多时候又性情温柔；它智商极高，但是最终被人类牢牢掌控，引导到它该去的地方。事情不应该太过容易，它应该充满传奇：两头象喝醉了返回，一头小象吃了两百斤醪糟醉倒——象群就像现在那些真人秀节目中的演员一样，在镜头中，也在人类的掌控中。它最危险，也最安全，它的迷失，是为了证明人类无比正确。 逃命的大象最终成为一种被创造的“形象”和宣传工具。日本电视台做了30分钟的直播节目，向日本观众讲述了这次大象的长途迁徙，爱国人士把一些截图引进过来，感叹道：日本人感到惊奇，他们终于知道了中国的好。知道昆明是几百万人口的城市，知道了中国的生态保护做得这么好。大象成为爱国主义的猎物。 英语中有一个短语elephant in the room，它的中文意思也广为人知，“房间里的大象”，用来指“显而易见的但又被故意忽视”的事，或者是我们知道，但是又假装不知道的要命的事情——比如危机。这次人们对象群的围观，就像是这个短语的现实版：我们都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失去故乡，却仍然把它想象成浪漫和神秘。 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产生活观察，原文现已被删除）
几天前，北京一位“正黄旗大妈”把自己整上了热搜。 在网友上传的现场视频中，这位自称肢体残疾的大妈，在大声指责别人没有第一时间让座，并且使用了地域歧视，称“臭外地的，上北京要饭来了。” 如果只是到这个程度，可能还不至于火遍全网，大妈把歧视艺术上到了新高度，自称是“正黄旗”的，有“通天纹”。 现在，大妈为她神奇的脑回路付出了代价，据警方最新消息，63岁的闻某珍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按说变着花样歧视的大妈被拘，是大快人心的事情。可是看看相关新闻后的跟帖，不得不让人感慨，不少网友的素质还是挺让人感慨的。 微博截图 不少人觉得，大妈的行为虽然道德有亏，可行拘是不是有些夸张？所以好奇到底是按照哪条法律行拘的。 因为之前有媒体采访公交集团，相关工作人员的回应就是，“目前从法律规范上来说她可能没有明确的违法行为。”现在既然行拘，还是应该把具体法律依据公布，这样也能使处罚超越于个案，形成普遍的示范效应，让更多人明确法律的边界。 其实就个案来说，大妈的辱骂听着虽然可气，可气中又夹杂着可笑。想想看，一个自视甚高的“正黄旗”人，要来争抢公交座位，然后通过口无遮拦寻找优越感。对别人的伤害性不强，对自己的侮辱意味极大。 对这样的“前朝遗老”，批评下，其实多数人也就解气了。正黄旗大妈家境到底如何，旁观者无从知晓，但很多人的一种推断是，越是家境惨淡失意的，越是容易仇视外地人。 失落感之下，人总是要寻找一种“假想敌”来自我安慰。这其实不局限于北京，存在地域歧视的城市，普遍有这规律。 存在当然不等于合理，这种民间情绪需要疏导，但其危害性也有限。顶多不过就是一种情绪发泄罢了。 如果说行拘严惩，是出于对地域歧视的零容忍，那更希望这种从严，能延伸到更多的公共领域。 在人员流动性已成常态的社会，越来越多的城市，在极力吸纳“外地人”。可是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潮流中，户籍思维依旧浓重。降低户籍门槛的同时，公共服务依然是和户籍绑定的。 如果不能取得一个城市的户籍，那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依然是和“本地人”人有别。外地人的孩子要上学，甚至买房买车这样的消费权利，都要低人一等，有“讨饭”的感觉。 这对“外地人”的伤害，要比一个正黄旗大妈的无理辱骂严重多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声道）
总有一些爱表现的人，喜欢搞层层加码。 今天，被这条新闻笑岔气了： 微博截图 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在自创刊物am730C上发表文章《如何解决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问题》。这是他的高论： 我认为可以待一个人完成最基本的生育责任，譬如生育两个孩子后，才可以有权使用避孕产品，以确保祖先的构想，起码有一部分可以落实。” 还打出了“祖先”的旗号？ 我好奇去查找了原文，原文他的论据是： 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百多万年，过去一直都没有生育不足的问题。原因是我们的祖先对此早有安排。祖先利用DNA的密码，叫我们在性欲高涨的时候难以自己，愿意把个人的利益暂时搁置，以完成种族繁衍的使命。 我们的祖先真牛X，在百万年前就解锁了DNA密码。施一公院士的科研成果，莫不是从甲骨文里学的？ 我倒觉得，如果非要找个背锅侠，先别推到祖先身上，直接推给上帝啊，人是上帝造的嘛，一开始就在人类身上设置了生育开关。 现代人类擅自发明避孕套，逃避上帝的旨意，这是触犯天条。只不过斩了又减少了人口，罚每人生一百个小孩？ 只是，不知道施老板有没有想过，哪怕这种政策突破底线出台了，要怎么贯彻落实呢？ 对避孕套实行管控？按需分配制？会不会引发避孕套走私、地下交易？ 即使管住了源头，那么在最后一步如何确保？如何证明那些没有怀孕的人违法使用了避孕套？半夜守在人家卧室里监督行事？ 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大老板的脑回路果然和我们不一样。这种一本正经的言论，还写成了文章，无论是由心而发还是故作怪论，都是蠢和坏。 我顺便浏览了下施老板的全文，其中不少词句让人不寒而栗： 个人主义猖獗，令违背国族整体利益的勾当也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 必须对个人主义的某些主张进行一定的压抑，并把种族的延续视为每个人都要承担的责任。 从种族的角度来看，这真是大逆不道。所以很多宗教都视避孕为违背上帝旨意的不道德行为。 …… 既然施老板把题目升华到那么高远，我倒是想问一句：人类文明的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不停地摆脱上帝的“动物性设置”，努力发展自己的“人性设置”吗？事实上，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突破上帝的禁忌史。 使用人类发明的避孕套，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该有的权利。这是卫生健康的要求，更是个人意志的要求，而不需要奉神的旨意。 如果避孕套可以被限制使用，那么也真的离征收单身税、丁克税不远了。 无独有偶，前几年，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口出雷语。 如2018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胡继晔，在就“生育基金”的相关问题接受国富智库专访时表示，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 网页截图 在遭受舆论质疑和批评后，胡继晔又接受媒体采访表示： 他的观点是，设立鼓励生育基金可以，但钱应该由过去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来负担，绝对不能让大家来交；对于丁克家庭，可以从个税抵扣的部分，实现对其“不鼓励”。 网页截图 这看似圆回来了，但说到底，不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人嘴里，权利仿佛是一种奖品、一个恩赐，说给你就给你，说收回就收回。你们把避孕套当什么了？你们又把人当什么了？ 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老祖宗的糟粕，早该退出历史舞台了。生育从来不是责任、不是义务，而是权利。 考虑问题，不能总是从经济利益出发，从市场的角度出发，而是要首先从人性的角度出发。 的确，在商业社会、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但劳动力只是人的一部分。 一个完整的人，实现不了车厘子自由，至少也该有避孕自由。 有些人，就别再一而再、再而三地秀下限了，这不是建言献策，这是真正的递刀子。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观人随笔）
护士出身的连云港女辅警许艳，之前因卷入“性敲诈案”轰动一时。 此事余波未了，又一个女护士身份“穿越”，上演了姊妹篇。 近日，青海果洛州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该州玛沁县委巡察办主任格日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 格日措的上位路径，殊为反常，让勇叔我大为惊奇—— 这个普通的乡卫生院护士，2011年“时来运转”，转岗到了司法局，她此后的人生行程，迅速开启了“飞行模式”—— 当年7月，格日措入党；刚满1年，格日措任职玛沁县公安局德尔尼铜矿派出所所长。 护士——公务员——派出所长，事业编转政法编。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格日措完成了在常人看来，堪比登天的职务“三级跳”。 护士到派出所长，这两个职业之间，距离有多长，很难丈量，也不能说护士就一定不能当派出所长。 比如，上海普陀区看守所教导员潘东英，就曾是一名解放军医院的麻醉科护士，转业到上海市公安局后，成为一名警察。这样的护士当警察，很正常。 因为，军队转业干部，经过相关考试后，可以直接转任警察（公务员），但格日措显然不在此列。 在格日措所长的领导下，铜矿派出所，那些年到底干得怎么样，我们无从知晓。 但勇叔我猜想，基层的警员们，多半是干得很憋屈。让这么一个外行来当领导，或许还要不时看她“上头人”的眼色行事，这得有多难啊！ 一个莫名其妙就轻松上位的女护士，你让那些奋斗在一线的警察情何以堪？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终其一生，也就是个普普通通警察啊。 格日措能不能胜任她的领导岗位，恐怕并不重要，也不影响她继续“撞好运”。 “奇迹”眷顾起这个曾经的女护士来，有点像珍珠项链，是成串来的。 她在公安系统速成“三级跳”，成为三级警长、副科级干部后，再传“佳音”。 2019年9月，格日措，调入局机关，当上了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主任，不久便升任局纪检书记、二级警长。 换言之，格日措到公安系统，在短短6年里，她不光成了一名女警官，还能用俯视的目光去检查和监督其他警察了。 “好戏”到了这一步，无论如何，也该“剧终”了。但是，“好事”继续等着她—— 2020年5月，格日措的仕途，再上新台阶，担任了玛沁县县委巡察办主任，成为一名正科级干部。 正科级干部，虽说不算大，但在地方上，也算是个人物了。 一个女护士用8年时间，就完成了由乡卫生院护士到“正科级”的华丽转身。这步子迈得简直太神速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 女护士格日措“开挂的人生”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故事，实在让人浮想联翩。 这样的官场“奇观”，不该因为格日措的落马而谢幕。 勇叔我又联想到那个女辅警许艳，如今，许艳已经锒铛入狱，但留下的一连串疑问仍待解答。 同样，格日措案调查，也该一追到底。必须查清，背后有哪些人，违反党纪国法，甚至违反常识，让格日措成为一个天下笑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回归常识）
昨天发生在复旦的悲剧相信大家都看到了。都端这碗饭（当然我甚至还没端上这碗饭），真的能感受到这个悲。 传闻是因为非升级走没通过导致的。说下所谓的非升即走。我感觉总的来说这是这一轮国内高校人事制度改革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没有之一。大概的内容就是全面仿照美国制度，招人首先是一个3+3的合同，即首先签订三年合同，三年后中期审核，如果通过则续签3年。一共六年后需要评上副教授（有些学校是教授），副教授理论上就是终身教职（除非触犯政治等红线否则就是铁饭碗）。不能转正副教授就滚蛋。这也就是美国所谓的tenure制度。 在理工科，美国的tenure率一般是相当高的，大概在90%以上。也就是说，只要招了你，基本上就是要给你转终身教职的。就算tenure比例低得多的社科，至少中期审核基本上是不踢人的，也就是说会给足六年时间。因此，一般来说大家把tenure clock算作六年。 国内高校就不一样了。首先，tenure比例低到发指，目测在10%以下，而且三年就踢人的情况广泛存在。比如2018年武汉大学第一批三年合约到期，119人竟然只有四人通过评审，三年淘汰率高达97%…（更正：武大辟谣是69人到期通过6人）同样的，中山大学也出过类似的事情。 目前非升即走制已经在国内的主要大学全部铺开，能比较稳的拿到终身教职的情况我目测只有拿到四青，也就是万人拔尖，长江青年，优青基金和青年千人这四个帽子。拿到这四个帽子你就瞬间变成学校的资产，没拿到你的价值在学校眼里就非常存疑。当然社科方面主要是顶刊发的够多就行。 淘汰制本身不是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国内这种搞法完全是视青教为消耗品，一开始就打算让大部分人淘汰掉。这主要就是因为博士毕业生太多了，业界市场又消化不掉，最后这个学术就业市场变成完全的买方市场。因为高校招聘规模过大（反正是便宜临时工），每个青教能够获得的资源就非常有限了，自然就更难出成果…很多学校的青教甚至完全没有招生名额，要知道美国只要入职即是博导…没有学生支持，却多了很多事务压力和教学压力，研究效率可想而知。 如果说这个畸形的非升即走制度已经很可怕了，那么更可怕的就是中国特色的年龄歧视：入职tenure-track一般要求35岁（或40岁）以下…这种公开的年龄歧视基本上是全世界独一份。为啥有这个歧视呢？其实不能怪高校，因为四青的帽子就是带年龄要求的。其中申报青千不得超过40岁，申报青拔不得超过35岁，申报青年长江和优青不得超过38岁。以上都是理工科男性的情况，社科和女性会有适当放宽。但无论如何，在四青才是真正的资产得情况下，学校肯定要考虑招来的人成为资产的可能性。如果年龄太大，未来申请四青可能被硬条件卡掉，自然就不会招了。 这就使得非升级走失败的青教没有太多退路的空间。我们简单算一下，一个人本科毕业22岁，硕博毕业大约28岁，一轮博后2年，这就已经30岁了。非升级走6年后如果被淘汰，直接超35岁红线了。而万一之前读书多读了几年或者博后多做了一轮，可能都超40岁红线了，这就基本上彻底没机会了。同志们，40岁在中国社会重新找工作而且可能是跨行找工作，这是多么让人不寒而栗的事情。 至于入职后拿到的钱和入职前谈妥的钱不一致这种事情就不谈了，总之在纯粹的买方市场下劳动力是完全没有任何谈判能力的，想让你怎样就怎样。 所有在这个制度和压力下，指望青教们心理健康实在是一件过于奢侈的事情，毕竟连大部分博士都有心理问题。这本身就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想想一个高校里，每天和大学生打交道的人大部分都有程度不一的心理问题，那么大学的氛围会是怎样的… 所以我的建议是，永远不要把自己彻底卖给学术了，至少在中国不能这样。永远要给自己留好退路，留好选择，保住人生的主动权。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家庭负责任。主动权就是你和畸形制度说不的底气。 在中国突飞猛进的科研指标背后，是无数青年科研人员的血与泪。 这不是比喻。是真的血。是真的泪。 今天写的很乱，请谅解。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WEILIANG的博士日记，原文已被删除）
特斯拉“刹车门”之后，新能源车市场又起波澜。 近日，部分理想电动车老车主怒斥理想汽车“割韭菜”，多辆理想ONE车身上贴着“车友跟理想谈情怀，理想把车友当傻子！”、“理想ONE没有良心的欺诈销售，抛弃忠实粉丝！”等横幅。 我梳理了一下这件事情的大致过程。 5月25日，理想汽车正式发布了2021款理想ONE。新款车型电动系统、辅助驾驶等全面升级，续航里程也增加了200公里，但价格只比老款车型涨了一万元。 消息一出，刚刚买了老款理想车型的车主们炸锅了，因为此前，理想汽车官方完全没有透露新款车型将于近期上市。 不仅如此，许多车主还吐槽，他们在买车时，反复和销售人员确认，销售人员都斩钉截铁地表示，近期不会有新款车型上市，新款车型上市至少等年末。 结果新车型发布会毫无预兆地登场，让这帮老车主全都傻眼。 群情激愤之下，老车主们纷纷抱团向理想汽车施压。压力之下，理想汽车表示可以补偿这部分老车主8000元，结果老车主们依然不依不饶。 微博截图 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用这句话来表达这些理想老车主现在的内心感受，再准确不过了。 此前，“刹车门”一度重创特斯拉。数据显示，今年4月，国内新能源车销量增长超两倍，但特斯拉销量却环比大降27%，与此同时，国产新能源车受到追捧。 然而，那些抛弃了特斯拉，拥抱国产新能源车的消费者，没想到自己却在帮“民族品牌”清库存。 平心而论，这种新车刚买就变老款的事情，几乎在每个新能源车品牌上都曾发生过，比如2019年，小鹏汽车因为推出更便宜，续航里程也更长的新款车型，引发老车主强烈不满。 小鹏车主当时也拉起横幅维权：“欺诈销售，退一赔三，小鹏挥手，粉丝变狗”。 对于国产新能源车车主的这种维权，有人批评中国消费者不成熟，认为买车应当是“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不应该用割韭菜动辄指责车企。 我倒觉得，相关车企一点都不冤，这不仅是因为车企在销售时涉嫌误导，更是因为，国内新能源车车企滥用情感营销，结果遭遇反噬。 国产新能源汽车品牌营销，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告诉那些购买产品的人，你们不是消费者，而是品牌的粉丝。 这种将用户沉淀为粉丝的玩法，大大降低了车企的营销成本，也增加了品牌的忠诚度。甚至，一些粉丝对于国产新能源汽车的追捧，和我们常说的“追星”没什么两样。 这其中，蔚来车主堪称是最疯狂的，记得有一次，为了到蔚来“朝圣”，这帮车主不仅包机前往，还办起了“飞机音乐会”，可谓轰动一时。 企业搞情感营销，说到底是为了销量，但在粉丝眼里则不同，许多人被情感营销洗了脑，认为自己就是品牌的一分子，他们对品牌极度忠诚，反过来，也要求品牌对他们也是如此。 “车友跟理想谈情怀，理想把车友当傻子！”，这句话充分演绎了粉丝们“理想”破灭后的心态。 我想说的是，新能源车作为一个快速迭代的行业，类似新款迅速变老款的现象，在很长时间里将是一个常态。 换言之，买新能源很容易被割了韭菜。 既然明明就是韭菜，就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多留点心眼，万不可把自己幻想为镰刀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韭菜们一旦高谈起“理想”，那大概率就会成为理想的韭菜。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
病毒肆虐以来，中国得力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体制和公立医院的社会主义优势，取得引人瞩目的抗疫成绩，成为目前世界上相对最安全的国家。 但是当前及今后，内外形势及国情仍然非常复杂诡异。 首先有一点可见差异。从文论看，很多美国论者对世界以及对对手有清醒透彻的客观认知。宁可高估对手也不会轻敌。 而中国文论却只见喷子闭眼吹牛杯，无知无畏，完全看不清真正的现实。 为什么说中国面临复杂麻烦问题不比美国少？ 第一是尖锐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过大。 第二是官员跳楼或者抑郁症死亡数字高，说明官场生态复杂，问题严重。 第三看民生指数，例如货币平价购买力，例如中下层国民收入与生活必需品物价的比例，中国均不如美国。（可以对比的数据很多。） 第四去年众多中小企业，以致大型企业倒闭破产很多。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去年一年内破产据说达到7位数字。（具体数字网络有，很惊人。）令人触目惊心。 第五医疗、养老，高额费用困扰下层百姓。这两方面中国水平不如西方国家。不能使百姓免后顾之忧。所以三胎政策出台没有引起欢呼，而是引起所谓两人养三代不堪重负的抱怨。 第六经济不振可能停滞化。加之环保政策过于严厉，导致实体产业成本进一步攀高。 房地产衰退后对地方财税收入衰减甚大。各地争相试图以文化旅游业拉动内需。但在在病毒长期化、常态化及居民收入缩水的背景下，发展目标很难实现。 第七面临对外战争风险。 第八面对被梅森的隔离战略孤立困锁，导致经济文化科技交流停滞困顿的威胁。 …… …… 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轻易吹吹气可以解决好的。 总之，中国并不是世外桃源。 中国自己仍面临诸多复杂特殊的长期和短期问题。对这些问题不可无视。 我认为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经济停滞的风险。潜在麻烦可能比美国严重。 （作者历任中央财经大学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秘书等职，曾担任7、8、9、10、12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文转自微博@何新老家伙）
前日的河南官场发生了两件震惊大家的大事。 第一件，是换省委书记了。王国生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楼阳生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调任河南省委书记。另一件事，就是中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一个省，同一天发布这么两个重大的人事变动消息，当然在官场会是一场大震。 先说说王国生。 王国生，2010年12月晋升为正部级官员，成为湖北省长。2016年6月，干满了五年一届的王国生调任青海担任省委书记，2018年3月调任河南省委书记，截至目前他在河南省委书记的岗位上已经干了三年多。 王国生1956年5月出生，到今年5月已经满65岁，到了正部级官员65岁退休或退居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年龄。所以，他的离任目前看是到龄退，不宜与甘荣坤的落马直接联系在一起。 但是，王国生和甘荣坤确实也有关系，他们不仅仅在河南一起共事数年，还有别的关联。 王国生2010年12月—2016年6月担任湖北省长，甘荣坤2013年8月从北京海关关长的位置上调任湖北副省长，一直干到2016年7月调到黑龙江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国生2018年3月到河南担任省委书记，甘荣坤2019年从黑龙江调到河南担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再次成为一个的班子成员。 王国生不仅与甘荣坤有诸多交集，与接任的河南省委书记的楼阳生也有诸多交集，而且也是在湖北，楼阳生和甘荣坤在湖北工作的时候都是王国生担任湖北省长期间的同僚和下级。 王国生2010年12月—2016年6月在担任湖北省长期间，楼阳生2012年3月从海南调到湖北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2014年6月离开湖北到山西担任省委副书记，两人在湖北交集的时间长达2年零3个月。 楼阳生与甘荣坤在湖北也有交集：2012年3月到湖北担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甘荣坤2013年8月到湖北担任副省长，两人在湖北官场也有10个月的交集。 对于河南官场来说，同一日换省委书记抓省政法委书记，必然是一场大震，但我之所以不说是地震，是因为两件事之间目前看没有什么直接联系，长衫生认为可能与目前仍在持续深入的政法系统教育整顿有关。 关心河南官场的人应该注意到了，2016年时任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天君落马，前不久，就在2021年5月20日，河南省纪委监委宣布省会郑州的政法委书记于东辉也被抓了。 一个省，五年左右的时间两任省政法委书记落马；最近短短12天，省政法委书记和省会城市的政法委书记双双落马，必将对河南整个政法系统产生巨大的震动。 省市两级政法委书记落马，不能说是河南官场大地震，但绝对是河南政法系统的大地震，肯定会牵出更多河南政法系统的官员，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顿势必要在中原大地展开。期盼着，期盼着，期盼人口大省河南政法系统能借这次大地震的机会铲除一些害群之马，纠正一些冤假错案，让河南政法系统的政治生态有所好转，让河南的老百姓能切实感受到更多的正义与光明。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褚朝新说事，文章现已被删除）
8964北京大屠杀进入进入第32周年，悉尼民众在中国驻悉尼领馆前集会，悼念当年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而献出生命的学生与市民。 悉尼Ryde 副市长Peter Kim以书面发表致辞： 1989年6月4日，当时我在Sydney只是一名中学生，看到新闻影片中，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对付那些站起来争取自己权益的示威者。在澳洲，这些镜头，通常发生于警察驱散非法示威者的时候。 但是，天安门广场却不一样，那里不是出动警察，而是出动军队去对付示威者，他们不是使用警棍，而是使用枪械及坦克。 我一直以为，军队是用来保护一个国家不受外敌入侵，士兵是用来保护人民的。但我却震惊地看到，中国士兵向人民开枪！ 南韩在1980年5月18日发生类似事件，南韩军队向集会示威争取民主的大学生开枪。但非常重要的是，在南韩，这个事件被视为国家历史上的耻辱。 这个事件之所以被视为耻辱，原因是军队被利用来镇压民众的言论自由，打压政治诉求。军队对付人民，是不道德、是不公义的。但这个事件，成为南韩民主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生活中悉尼的南韩人，在今年5月15日，也会纪念光州事件41周年。 我深表同情1989年在北京牺牲的灵魂！ 悉尼Ryde 副市长Peter Kim。（提供） Peter Kim, Deputy Mayor, City of Ryde 2021年6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