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屆艾美獎揭曉 珍·斯瑪特五連冠，馬修·瑞斯雙料視帝創紀錄
2026 年 9 月 15 日
她每天乘坐公共汽車上下班，這一點和許多為工作早出晚歸的年輕人沒什麼不同，不一樣的是，作為一名輪椅使用者她有過不少「被拒載」的經歷。 以下文字記錄的是她最近一次被拒載的全過程。 基本情況 嬌嬌老師，輪椅使用者，獨自出行 那天，下著小雨 傍晚時分，我下班了，開著帶車頭的輪椅來到公交站台上，並把電源關閉了。 當那輛公交向站台開過來，車燈在黑暗中一閃一閃，我彷彿看到了曙光。 網路圖片 「馬上就可以踏上回家的路途了！」我心想。 司機是一位年輕的男士，此時車上的人也也很少。 我一手扶著把，一手推著輪椅，抵達公交車前門處，請司機打開後門位置的無障礙翻板。 足足喊了三次，他才極不情願地站起來。 公交車和站台距離太遠（大於80公分的距離）無障礙的翻板無法與站台連接在一起。 網路圖片 於是，我請司機再把車往站台的方向靠靠，他卻直接把無障礙翻板放了下去。這下，翻板和站台脫離了。 雨越下越大，我淋著雨，一遍遍向他重複著我的需求。 「你自己想辦法上來，反正無障礙翻板已經給你打開了！我的車技不行，不能再靠近了！」，無論我怎麼喊，司機坐在駕駛位上無動於衷。 「你這樣停車，我根本上不去！」我生氣且無奈地說。 後來，司機居然把車門關上了。 他粗暴且無情的服務態度徹底激怒了我！ 眼看，公交車就要開走了，我大聲對司機說道：「你是不是想讓我打市長熱線投訴舉報你？我昨天剛剛投訴了一家公交車公司！（前一天晚上我也被公交車拒載了）」 沒想到，那位司機居然滿眼不屑，用挑釁的語氣說道：「那我看你還得多投訴投訴呀，你投訴我，我也靠不上站台邊，我的車技有限，沒辦法……（言外之意就是說我投訴了也不管用，他也不怕）」 也許是擔心直接把車開走會被投訴，司機把車停在站台，把門開著。 期間他打了幾個電話，似乎是在和公司領導彙報著什麼。 過了一會，幾個乘客默默地下車，換乘其他車輛去了。 我則一直淋著雨，頭髮、衣服全部濕透了，臉上也全是雨水。 那一刻，我內心的絕望又有誰能懂？！ 網路圖片 直到二十分鐘後，下一班次的公交車到來，我才在第二輛公交車的駕駛員的協助下乘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車。（真是太艱難了！） 天黑、雨急、風嘯，我還遇到了這樣的事……簡直鬱悶極了。 那天，我特別特別想哭！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Chan殘益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預兆 人們已經很難準確講出，家裡的水龍頭是從哪天開始經常沒水的。與停電的瞬時性不同，缺水的狀況是一點點影響這座縣城的。 付麗是在連續一周多沒有瑜伽打卡之後，才意識到家裡真的已經停水一段時間了。去年十一假期後，付麗家所在的良瑜小區成為黎平縣停水最嚴重的區域之一，她住在19層，那段時間家裡突然多了兩個紅色的塑料大桶，突兀地擺在衛生間和陽台，和家裡精緻的裝飾格格不入。她問公婆才知道，白天她出門上班後，家裡經常停水，一停就是半天。 付麗是黎平縣城一所學校的語文老師，生活極其規律。她每天5點多起床，先跟著手機視頻練半小時瑜伽。女兒今年剛讀一年級，公婆住得不遠，走路二十分鐘的距離。工作日一大早公婆就過來幫忙，一家人吃完早飯，收拾清爽出門，由公婆幫著接送孩子，待到晚上，再由付麗與丈夫「接管」女兒。 我在黎平一家兒童樂園見到付麗，7歲的女孩正在遊樂場里蹦蹦跳跳，見我們聊天，好奇地跑過來。我問她，你知道家裡停水嗎？她大聲回答，知道。我繼續問怎麼洗手呀，她斜著頭想了想，跑開了。付麗笑笑，女兒每次開水龍頭沒水，站凳子上大喊，「爸爸來修」，她以為是水龍頭壞了。 黎平有句俗話，「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大部分年頭，黎平雨量並不少，有時算得上充沛，但降雨不均勻，雨來得快、去得快，地勢有落差，存不住水，旱情因此最早出現在高處村鎮。縣城也沒有大江大河經過，只西側山外有一條三什江，東邊建了五里江水庫，南邊是楓樹屯水庫，還有一些小水庫，彙集山澗的水。一遇乾旱天氣，黎平就成了一座「旱城」。 網路圖片 住在縣城不同區域的居民，關於停水的記憶也不一樣。黎平縣城呈長條狀，南北縱深，夾在群山之間，總體地勢南高北低，城南與城北相距二十多公里，自來水經山頂水廠二次加壓流入城區，一旦水不夠，地勢高的城南就會率先停水。付麗家的良瑜小區就在城南。 即便在同在一個小區，不同樓棟與樓層，因連接的自來水主管道不同，供水情況差異極大。良瑜小區一位居民在業主群中翻找，最早一條關於停水的信息是2023年10月22日，一位業主問，「20棟已經五天沒水了，有人家裡來水了嗎？」 群里有四百多人，消息一條接一條，7棟也停水了，4棟也停水了，5棟的業主說，「我們沒水，還沒（燃）氣」。小區內部幾棟洋房、其他樓棟暫時都有水。幾個小時後，物業工作人員回復，「正在解決問題。」他傳來一段視頻，一位工人在排查小區蓄水池，「水箱水位不夠，要兩個小時才開始供水」。 但兩個小時後，乃至整天，這位居民家裡一直沒恢復供水。接下來幾天，陸續有不同樓棟的業主在群里問停水的事情，物業沒再回復。這位居民住14層，她記得，最長停了整整一周，家裡一滴水沒來，後來一般間隔兩三天，能來十幾分鐘的水。 在城南開理髮店的阿森關於長時間停水的記憶更早，2022年8月，他住的這棟樓有兩個單元停水近二十天。夏天熱得異常，來剪頭髮的人比平時多，趕上中午和周末用水高峰，水龍頭的水明顯變小，顧客做頭髮，需要幾次沖洗頭髮上的藥水、泡沫，「特別耽誤時間」。後來徹底停了水，阿森的理髮店為此歇了兩周。但當時縣城沒有出現大面積停水，沒引起大波瀾，事後據物業解釋，「因為小區地勢較高，加上這兩棟樓自來水管道老化，維修工程太大。」 缺水的狀況其實早有預兆。去年春節回老家，阿森見堂屋裡堆了半屋子的紅薯，往年最多種半畝地，人吃一點，多的餵豬。阿森父母在村裡種了一輩子地，趕上天旱，穀子秧長不出來，一天挑十幾擔水都不管用，全改種了紅薯，因為紅薯抗旱。河邊幾畝地還是種的水稻，收成減了半，原來一畝地能收1300斤，前年只有不到800斤。老人家念叨，天干唯一的好處是，長出來的紅薯，口感更甜。 在縣城周邊跑木材貨運的司機楊大哥印象深刻，2022年熱得不同尋常，一整個夏天都沒怎麼下雨，「下雨也是一點點，連土壤都打不濕。」而過去，春夏正是黎平雨水最多的季節。去年秋天，楊大哥去林場的路上，一大片杉樹枯死了。 近十年來，多家媒體曾報道，黎平縣多個鄉鎮、村寨受到水源供應缺乏的問題困擾。2023年黎平縣政府工作報告亦多次提及2022年以來的乾旱與縣城早已顯現的「工程性缺水」的難題——因特殊的地理條件，水資源分布不均，管理難度之大，伴隨城鎮化發展凸顯。 黎平城區沒有大江大河，2016年之前，當地開始改造城區一條「污水溝」西門河，挖出景觀河道，當地人稱「母親河」，修了管道從山上引水，建了公園，穿過城區。這兩年以來，受乾旱氣候影響，母親河變得乾涸，夏天只剩下幾個小水塘，裸露的河床越來越多。付麗去散步時，母親河中央被「開墾」出許多塊方方正正的菜地，種上了白菜。河道旁的花壇也是如此，一旁還插著木牌，「偷菜者吃中毒了，後果自負」。 網路圖片 搶水 停水半個月後，良瑜小區一個業主群里爆發了爭吵，因為有人「私自」安裝了「水塔」。這是一種不鏽鋼制的蓄水裝備，一般容量在1噸以上，常見於飯店、洗車房等店鋪和農村自建房的屋頂上，城市裡不太能見到。水塔一般加裝一台家用抽水泵，通過自動抽水灌滿水塔與二次加壓，以免水壓不足時用水不便。 一位物業工作人員告訴我，換做平日，小區里住在頂樓的居民，偷偷裝了也就裝了，「只要有地方擺，不影響其他業主就行。」但在水少的日子，這很容易就成為激化缺水恐慌的導火索。眼見業主們吵得不可開交，物業只能強行拆了一個「私自安裝」的水塔。 在黎平，走訪大街小巷，經常能在水管邊上看到一台藍黑色水泵，連接的「水塔」大多安在樓頂。很多五金店門口擺出水塔售賣。一位五金店老闆說，水塔並不是主營業務，又佔地方，往年都堆在庫房裡，一個月最多只能賣幾個。但在去年，光十月份就進了四批貨，每次二三十台。多了很多小區居民來買，沒地方放，就擺在廚房和衛生間外的生活陽台上。 一開始人們也不知道要存多久的水。去年十月，停水的第一天，物業通知只是臨時停水，阿森沒做任何準備，他也沒怎麼擔心會停很久，覺得晚上水肯定會來。晚上水確實來了，他把家裡的桶都裝滿，特別是兩個100升的大桶，是以前停水時買的。沒想到第二天也停水，上午接待完幾個洗頭的顧客，店裡只剩小半桶水了。下午還是停水，他在朋友圈發：店裡可以干剪（不洗頭），10元一位。 接下來，有時隔一兩天來一次水，有時三四天，最長的一次整整一周沒來水。阿森住在一樓，只要這棟樓來水，肯定先經過他家。來水的時間也極不確定，有段時間是早上四五點來，有時是下午，也可能是深夜，幾乎從來沒有按照物業通知的時間表，後來物業也不發通知了。只要聽到小區里有動靜，群里有人喊一聲，哪怕是後半夜，阿森就會和其他居民一樣，趕緊起來蓄水、洗東西。 網路圖片 水來得突然，去得匆匆，有時來半小時，有時只有十幾分鐘，沒趕上是常有的事情，只能等下次。後來阿森乾脆把家裡水龍頭都打開，大水桶挨著小水桶，水桶挨著水盆，高低錯落，趕上他沒注意，水滿溢出能流到水盆里。不過「溢出」的機會很少，因為水流很小，只如筷子一般，「一個水龍頭能接滿一桶水已經非常幸運」。 到了高樓層，水流就變成滴滴答答，甚至還沒接上，來水的時間已經結束了。付麗家裡，燉湯的砂鍋、裝苞谷酒的壺都派上了用場，女兒的洗澡盆也裝上了水。兒童樂園一個員工就住在附近小區的七樓，一來水，鄰居一個電話打來，她馬上「偷」跑回家接水，順便搓一下衣服，「跟打仗一樣」。 更多人要上班，不可能隨時趕回來接水，家裡也沒人留守，生活用水成了大難題。社區設置了便民取水點，5噸的白色塑料水桶，連接四個水龍頭。消防車每日一送，上班的人晚上回來還能接點水。 2022年，停水變得愈加頻繁後，居民首先將憤怒的矛頭指向物業公司，輪流打投訴電話。偶爾能奏效，更多時候只能等著。物業公司回復是管道、自來水廠的問題，又說是因為良瑜小區修建時挖的蓄水池太小。據一位業主不完全統計，2022年一年，良瑜小區因此換了四波物業公司工作人員。 消防車是從去年10月底開始進入小區送水的，連清洗道路的洒水車也被派去支援送水，頻次不定。阿森的理髮店正對著小區廣場，早上天剛亮，就能看到許多老人帶著水桶來等水，幾個人擠作一堆，還有人帶著手推車，推車上能放四個桶。白天，年輕人上班去了，老人們領著孩子繼續守著。 終於守到消防車來了，人們就一涌而出去「搶水」。一輛水車大概只能供應五六十戶，因此，帶多個桶的人會被旁人指責，被指責的人自然不服，「家裡人多，有的加老人六口人，沒辦法」，阿森說。不過，更多的人一次頂多打兩桶水，以免影響後面排隊的人。那段時間，消防車送來的多是河水、水庫里未經處理的水，渾濁、甚至帶了點魚塘水藻的味道。消防員提醒，「這水一定不能喝，只能沖廁所」。 直到去年11月，城南的停水還在持續。五金店老闆說，原本裝安裝的活兒包給一位師傅，那段時間忙翻了，有一天上午突然說幹不了活了，因為他自己家已經停水十多天，那天他要去城外的五里江水庫拉水。 網路圖片 當阿森意識到，供水可能短時間內正常不了，他又去買了兩個大水桶。小區附近的小賣部里，最大號的水桶賣完了，補貨後價格從三十塊漲到了四十多，因此，很多業主開車去城北的批發市場，甚至找水產加工的店買。家裡空間有限，不可能放太多桶，有人把一個紅色的大桶放在了走廊，佔了半條道。一開始其他鄰居有點意見，後來眼見停水遙遙無期，也沒再說什麼。 阿森始終沒敢裝水塔，小區一位女業主說，一停水就擔心自己家的水塔被拆，每天都要跑到樓頂去看看還在不在，「（人）都暴躁得不行。」儘管大家心裡都清楚，停水與水塔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那位物業工作人員告訴我，物業也沒什麼好辦法，只能通知禁止小區再安裝新的水塔，一經舉報就拆除。 神魚井 縣城邊山腳下蓋了一片自建房，很多居民在院子里打了井。一家小賣部開著門，老闆坐在櫃檯邊烤火。他家打了一口井，也接了自來水管道，水費比縣城小區便宜一些。去年自來水常停，但井水沒幹涸過。周邊居民常來洗東西、提水，打聲招呼就行，也順便買一包煙，帶瓶醬油。老闆嗓門兒亮，擺擺手，「來提水沒事的，井水也不要錢」。 在黎平幾日，我每天都會出去找井，重走停水時人們找水的路程。神魚井是最容易找到的一口古井，在黎平古城景區對面的巷子里，鬧中取靜之地，已成為一處景點。一旁石碑上刻著神魚井得名的傳說：相傳，早年井裡有五色紋魚，附近權貴人家撈出油煎，魚半邊已煎糊，但魚還活著，井水亦猛漲作浪，直到把魚放回，井水才恢復平靜。 去年因為停水，神魚井重新變得熱鬧。早上五六點鐘，人們從縣城許多方向而來，深夜才安靜。打水的，拉水的，甚至有人背了一背簍的臟衣服，坐公交車過來洗。神魚井不遠有中學，停水的幾日晚自習，老師帶著寄宿生去提水，大家帶著盆、桶，排著隊接水，再說說笑笑走回學校，「比自習有意思多了」，一位女生說。 袁大爺家住神魚井附近。20多年前，他家住在周邊山上，村裡缺水，以前沒修路，白天在坡地上種地，晚上還要點著火把、打著手電筒去擔水，有時要走很遠。於是他知道，靠近水源是最重要的。 等從山上搬下來到縣城，袁大爺選了最靠近井的一塊地基。哪怕有了自來水，他們也習慣用井水洗菜，井水冬暖夏涼，更是街坊平日聊天的地方。 這些年來，神魚井邊冷清了許多，年輕人早已適應了現代的生活方式——在縣城，人們的用水依賴自來水供應體系。來自楓樹屯水庫、五里江水庫，以及由三什江供水的三個水廠，通過密密麻麻的自來水管網，構成這座縣城肌體運轉的毛細血管。 直至天旱，水庫沒了水，古老的水井又派上了用場。 網路圖片 黎平縣誌記載，黎平城區原本有72口古井，供養全城居民，直至1986年自來水公司正式供水才廢棄使用。神魚井最為有名，因為水源豐富，一度可供半個城居民用水，沒有乾枯的時節。隨著多年來的城鎮化建設，這口古井經歷多次波折，周邊修路蓋樓，幾度挖斷了水脈，政府出面維護才得以存續。 去年10月初，宋善祥發了幾段自己清洗神魚井的視頻，播放量從往常的幾千漲到十萬。很多本地年輕人留言問井在哪裡。宋善祥今年37歲，開了一家家政公司，這是他第一次接到洗井的業務，客戶是神魚井所在社區。 和很多當地年輕人一樣，因為停水，宋善祥才第一次知道神魚井的存在。清洗那天，兩台抽水機抽了一個上午，水終於見底，露出井底的許多硬幣與雜物。他和兩名工人下井，用打磨機削掉青苔，最後清理上來足有60多斤。清理過程中，神魚井一角一直在冒水，出水口有奶茶杯口那麼大，他在岩石下摸到了一條金魚。 圍觀的人極為重視，拿著桶上前接。人們說，只要井裡魚還活著，井水就能吃。這是古人的智慧。 年初一個傍晚，我和宋善祥又去了一趟神魚井。背著孩子的女人在井邊洗菜，還有人正清理一隻剛殺死的活雞。井底又多了幾枚硬幣，還能看到一條金魚。井邊土地廟裡供奉著土地公與土地婆，香火尚未燃盡。袁大爺說，「井邊香火不斷的，才能保佑黎平人有水吃」。井邊貼了一張紅榜，是社區組織的清洗神魚井捐款公示，很多居民捐了款，不拘多少，1元也能上榜，附近一家公司捐了2000元。 網路圖片 停水日久，黎平縣很多井都被重新重視起來。另一處老挖井，我找了許久，居民也說不清楚具體方位，轉了幾圈，直到一位環衛大哥領著我過去。他就住在附近，老挖井廢棄多年，早已被下水道污染，天熱時聞得到臭腥味。前幾天剛翻新好，工程量不小，挪走了下水管道，修了三個新的井口，洗東西與飲用的井口分開。 60歲的吳阿姨開了一家食堂，專辦酒席。當地多是流水席，辦兩天，上午11點開始，送禮的人到了就得有飯吃。二三十桌，用水量大，她在屋頂上裝了三個1噸的水塔，可一停水也歇菜了。停水的兩個月，她常去神魚井挑水，走路要十幾分鐘，她一肩一個20斤的水桶，一天要挑20多趟。 上山下坡，水一晃，重心不穩，更加吃力，第一天下來，她的腳和兩個肩膀都腫了，只好喊了兒子請假回來，開車幫著拉幾趟，車裡能多放幾個桶。 後來，吳阿姨乾脆去買了抽水泵，每天早上請街坊開三輪車把水塔運到神魚井附近，用水泵抽滿水，再拖回來。水塔重，需要兩三人幫忙才能抬上車。街坊都是老熟人，不好意思收錢，吳阿姨就塞一包煙。她說，除了小時候在農村生活，幾十年沒有為水發愁了，沒想到住在縣城了還是得挑水。 缺水留下的印記 即便是停水最嚴重的那段時間，付麗也沒有太擔心過，「一個大縣城不會停（水）太久的，到處都在想辦法。」事實也的確如此。停水一個月左右，除了居民們立刻能感知到的——每日安排4輛應急車機動送水，並在大型小區安放1-2個固定水箱外，2023年11月17日，黎平啟動了應急供水工程，新建的城南臨時水廠正式投入運營，優先供給包括良瑜小區在內多個缺水嚴重的社區。這樣一來，城區就有了四個水廠供水。 不過，據北青深一度報道，面對全縣每天3萬方的用水量，整個縣城供水缺口仍有五六千方。對於這個用水缺口，付麗有切身感受。八年前她在城南買房時，附近只有良瑜小區一個封閉式管理的小區，而現在這一片儼然成為商圈，學校、超市與兒童樂園一應俱全，起了幾個簇新的現代化小區，樓棟都在20層上下。 更外圍是幾片扶貧搬遷的安置小區，地勢較高，也是去年停水的「重災區」。黎平曾是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貧困人口最多、貧困面積最大的縣，直到2020年全縣脫貧。2018年以來，易地扶貧搬遷超過八千戶，帶來城區人口劇增，用水需求量劇增。目之所及地，整座縣城都在發生著巨大的改變。 今年我到黎平時，城區大面積停水已經成為了過去式，只間或有小區域短暫停水。人們告訴我，從去年12月中下旬起，連續三周下雨，水庫的水蓄了起來，人們的生活基本恢復正常。 網路圖片 但停水留下的記憶不曾消失。應對缺水，這裡的人們早已有了豐富的經驗——蓄水、找井、挑水，小區的小賣部都賣桶裝水。從老家回來後，阿森的車後備箱一直放著四五個水壺，有大號的礦泉水瓶，也有洗乾淨的塑料油桶。在外面旅遊、走親戚，他都會開車拐去南泉山接點水帶回家。 節約用水的常識被無比具體地落實到生活的細節里。聽到女兒沖廁所的水聲，阿森會大聲提醒，「輕輕按一半就行，不要浪費水。」以前家裡的衣服每天都洗，現在要攢幾天，湊一起開一次洗衣機。理髮店需要頻繁拖地，缺水後，他不捨得拿水拖地，就買了一箱一次性拖地濕巾應急，打掃乾淨頭髮，再噴一些酒精。 付麗家也是一樣，洗衣服的周期也從每天一次變成了一周一次。水都儘可能要循環利用，不同顏色的桶各有用途，洗漱後的水還要用來沖廁所。連每日洗腳水都會保存下來，哪怕她此前有些潔癖。 當缺水一度成為新的日常，人們必須接受一套更隨機的時間表，這意味著生活選項的重要性要重新排序了。付麗在心裡列了可選項和必選項，比如健身，一定是最先暫停的。隨著停水愈久，可選項越來越多，他們可以不在家吃飯，不洗碗，也可以幾天不洗澡，但生活必選項得保障——洗漱、沖廁所。 去年11月，城南停水快一個月的時候，因為擔心家裡的衛生狀況會影響孩子身體，阿森決定「逃」去鄉下。他帶著妻兒開車回了村裡，還帶上了兩個洗乾淨的油桶和一袋臟衣服。 儘管村裡也缺水，至少能保障每日生活用水。多年前政府組織找水源、修水庫、接管道，村裡家家戶戶通了水，在夏天、冬天的枯水期，水庫有人專門管閥門，每天早中晚開三次，其餘時間閥門就關著。 我問他，回村的那些日子都做了些什麼？阿森想了一會兒，當時秋收已經結束，村裡年輕人多不在家，見他回來，父母都很驚訝。平日理髮店裡忙，父母喊他回家他總說沒時間。 網路圖片 阿森說，他做理髮師這麼多年，都沒給父母理過頭髮，母親是齊耳短髮，她自己兩剪刀就剪了。這次他想給父母理個髮，卻發現工具沒帶回家。在老家的日子裡，父母扛一把鋤頭早出晚歸，在菜園忙個不停，種白菜和蘿蔔。他去地里喊他們吃飯，父母忙叮囑他，別踩地里，弄髒鞋。 也是這一次，他發現父親變得更矮了，背駝了許多，是長期勞作留下的痕迹。母親呢，永遠有忙不完的活兒，一家人吃飯了，她還忙個不停，餵雞、剁豬草，喊好幾次才端上碗。這是父母的日常，卻是他第一次看到心裡去。 在老家歇了兩周多，阿森帶著妻兒又匆匆趕回了縣城，他在小區開理髮店，做的多是熟人生意，關門太久，客人就換地兒了。那段時間，常有老顧客給他發微信，今天能不能做頭髮？這讓阿森很焦心，在老家也待不踏實。 回了縣城後，阿森看到，小區里貼了許多傳單，倡議居民節約用水。城南一路上都是新的樓盤，坐計程車時，司機會熱心建議，現在看房一定要問兩句，小區接的自來水管是哪個水廠，有沒有蓄水池和二次加壓設備，「不然你住幾天就知道，滋味可不好受。」 母親河邊上的酒店高層，窗戶外能看到一整條河道，水面上飄著綠油油的葉子。當地人告訴我，這是之前河道幹了，老人們在河中心種的菜。河道里土壤肥沃，因此菜長得特別好，後來終於下了幾周雨，菜全淹了。 河邊有一家廢品站，每天傍晚都有老人撿了一蛇皮袋瓶子送過來，換幾塊錢，聽我問起種菜的事情，擺擺手。夜幕垂垂，老人們趕著回家燒晚飯。一位老人說，「淹就淹嘛，不值幾個錢，有水才是好。」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
「沒感覺。」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監獄車間辦公室，門外是犯人們操作縫紉機的軋軋聲浪，門內穿著工裝的姚義秋按獄規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對襁褓中母親出走的感受。 頓了一會兒，他又說：「會想她。」 隔著38年的時間，和從湖北鄉下到濱海高牆內的遙遠距離，姚義秋仍舊沒有找到講述童年情感的語言。就像20歲那年徒然的尋找：偶然聽人說在大冶市街頭看見了母親，他和啞巴大哥一起趕去，輾轉三天一無所獲。 在這座監獄的高牆裡，羈押著大量像姚義秋這樣的犯人，他們入獄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飛車黨、搶劫犯、毒販、人販子、盜賊。但再將視角前推，他們在或遠或近的時光里，都曾經擁有一個共同的身份：留守兒童。 當我們開始注意到這個名詞時，他們其實已經長大了，在各處角落掙扎求生，謀生的方式千差萬別卻又無例外地瑣碎、卑下，沒有閃光之處。 當他們偶爾在社會新聞欄目驚擾人們的目光，多是觸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紅線。而後他們進入高牆，開始了更長久的沉默。少有人的目光落到他們身上，張丹丹是例外。 作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學者，有留守兒童經歷的服刑人員成了她近年來關心探究的群體。她發現這些犯人都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徵：在16歲之前有留守或單親背景的比例相比於普通的農民工要高出一倍多，達到近20%。這讓張丹丹吃驚不已，她設計了對多所監獄的調研方案，試圖尋找出留守兒童通向高牆軌跡上的線頭和轉折。 研究結果顯示：留守兒童背景，對犯人的暴力傾向、情緒不穩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著重要影響。這些人的生活軌跡粗糲凌亂，以致拋物線式的沉淪，或許從父母離家那天就已限定。持續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國的留守兒童數量仍在節節攀升，「留守兒童犯罪」問題也成為熱門話題，但他們步入成年後的軌跡，仍舊處於晦暗中。 在這個特殊的環境里，抽出往事的線頭並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經歷的轉折與死結，內心與外界的衝突和斷裂，卻是真實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時鐘被強制撥慢的高牆內，才有機會回顧打量。在冗長的服刑期後，他們走出高牆又重新沒入人海，即使獄方也很難追蹤到他們此後的行蹤。 姚義秋們是第一代留守兒童。透過監獄的高牆，一種無形的線索開始代際傳遞：姚和其他一些犯人的孩子正在遙遠的鄉村，重複他們童年的經歷。 1 磚頭和面具 鄧暉的固執，一望可知，即使在這座「文明監獄」的煉爐內也沒有化開。 他似乎從幼年起，一直在抗拒著什麼，卻連自己也說不明白。譬如對於父親存歿的答案，監獄管教幹部的信息是，鄧暉的父親在他兩歲時坐牢，之後越獄失蹤。而鄧暉重複了兩次的回答是：父親在他生下來半年後死去，爺爺奶奶沒有告知死因。 引起鄧暉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話，或一個詞。去年年底，一個犯人小組長責罵了鄧暉，鄧暉一直暗暗忍到過春節，找機會用地上磚頭拍了小組長的腦袋，縫了好幾針。事後鄧暉被升為「嚴管」，會見時他的胳臂上帶著標記。鄧暉心情沉重，但「硬氣」著不肯低頭。在「硬氣」背後，是他對自己的失望：「跟同改關係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發火。」鄧暉盼望著早點出去，卻又對自己獲得減刑沒信心。 「一塊磚頭」式的鋌而走險，橫亘於曾經的「留守兒童」和今天的囚徒身份之間。 記者接觸的十幾位犯人中，年齡大多是80或90後，罪案絕大多數和暴力相關： 鄧暉，原為「飛車黨」，在團伙搶劫作案中擔任摩托車手，發展了兩位女孩入伙，判決時被定為首犯； 姚義秋，夥同他人入室搶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險柜鑰匙； 佘念武，和其他四名留守兒童背景的農民工結夥，攔路搶劫六次，打傷反抗的受害人； 崔凱，因為受同事欺負，手持紅酒開瓶器捅瞎對方眼睛； 吳金森，受表哥教唆，組織婦女利用改裝的運沙船，偷渡出國賣淫，被定為拐賣婦女罪； 王飛，攔路搶劫團伙成員，敲詐勒索，持兇器攔路搶劫，有次開車撞倒一個摩托車女司機，臨時起意順道搶劫，造成女受害者七級傷殘。 在張丹丹的調研中，攔路搶劫和故意傷害是農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為，高於民眾印象深刻的強姦等罪行，經濟智力犯罪比例則很低。這和她研究得到的結果一致：有留守背景的農民工犯罪群體受教育程度低，年紀更輕，在情緒不穩定、暴力傾向、不公平感等幾方面都更嚴重，而在性格外向性、親和度、負責任能力上都低於農民工群體的平均水平。這和他們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單親背景下，缺乏人性滋養和人際交往能力培養，人格塑造乃至受教育機會缺失有密切關係。在張丹丹課題組對這個人群發放的問卷調查中，51%的服刑人員表示：童年曾經對於父母不在身邊感到不開心。 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在長期的犯罪案例跟蹤中，得到了和張丹丹相似的結果：留守或單親家庭的背景，和成年後的暴力型犯罪有著密切關聯。她接觸的近十起死刑判決案件，犯人在童年都沒有母親陪伴，由爺爺撫養成人，成年後發生暴力犯罪。 張丹丹曾組織上千名犯人做過一個「搭檔分錢」遊戲： 兩個人分為一組，每組發給一張百元人民幣，其中一人扮演領錢者，負責分錢，領錢者有權決定自己分多少，留給同伴多少；同伴則有權接受或者拒絕。領錢者的分配決定一旦被同伴拒絕，這百元人民幣將被收回，兩人都將一無所獲。 遊戲結果說明，第二個搭檔對自我得到公平的意識很高，而第一個人卻較少考慮同伴的公平待遇，導致將近40%的犯人搭檔最終分錢失敗，以一無所獲告終。 用留守兒童背景犯人崔凱的話來說，「覺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在入獄後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矯正下，多數犯人看起來能順利談及自己的過去，以致對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個性缺陷的聯繫有某種認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談人生哲學。 但這種在強制矯正和評分減刑體系下的反思，有時近乎另一種樂觀的面具，他們內心的某些陰影並非真的可以如此輕鬆面對。 對於參與入室搶劫的經歷，姚義秋始終不願接受自己是主犯，強調自己是「幫忙」，雖然是他拿刀脅迫已經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賣婦女出國賣淫的犯人吳金森，仍然覺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慫恿下「跟著玩玩」。 鄧暉在「飛車黨」中的角色是開車，「我技術好，摩托車后座可帶4個人」。案發後主犯之一脫逃，被抓的鄧暉作為主犯被判決。入獄後他認為自己並未直接動手，一直想不通，「後來想，案子總要有個說法，認了」。實際上，鄧暉被定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兩個從犯的女孩子，都是鄧暉叫去入伙的。 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進入高牆後開始的。他們童年時長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對孩子步入牢獄內疚不已，而犯人們自己最感內疚的對象，卻是撫養他們的祖父母。 鄧暉和相依為命的祖父母感情很深，他之前在外打工時，會常和老人們打電話，聽到鄧暉的聲音，老人們高興不已，鼓勵他在外面好好乾。可「最終我令他們失望了」，這負疚成了鄧暉在獄中沉重的精神壓力。 浙江台州人楊道德10歲之前也由爺爺奶奶撫養。他24歲時因搶劫入獄，父母只能瞞著年老多病的老人，說楊道德刑期短很快就將出獄，而實際上還有5年半。楊道德不知道祖父母是否還等得到這一天。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則是失望加上路途遙遠，家人很少探視。 對他們來說，回歸高牆外的社會，擺脫早年滑落的人生軌跡並不容易。學習電梯等特殊行業操作技能，是監獄為他們提供的職業準備，但在心理上，走出成長年代的「留守陰影」是他們沉重的課題。 一旦走出高牆，「刑滿釋放犯人」的面具仍舊戴在他們臉上，和內心艱難完成的自我清理和認同產生矛盾，受到更大的挫敗。監獄很難聯絡釋放的犯人，「有聯繫的都是好的，壞的就沒有下文」。再次獲知情形，往往是犯人幾年之後重新犯案，而且一般是迴流到這座沿海城市犯罪，被重新抓進這座監獄。 這是高牆內的管教矯正體系無能為力的。 2 玩偶的陰影 姚義秋的童年世界缺少聲音：父親是啞巴。媽媽離家出走，三兄弟中大哥是啞巴，二哥對於淘氣的姚義秋，更多用拳頭來說話。媽媽離家的時候姚義秋剛剛知事，雖然家裡找不到一張媽媽的照片，但他腦子裡一直刻著媽媽最初的樣子。 姚家窮，米飯不夠只能吃紅薯，鄰里鄉親不大看得上他們。春天插秧時，耕田的牛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用鋤頭挖地。到姚義秋讀書的年紀，家裡連一個學期二十塊錢都拿不出來，他只念了一學期的書就回家打豬草、做飯。 生長在全是男人的環境中，姚義秋習慣了使用拳頭，卻一直渴望有個姐妹。直到十五六歲時，大哥找了個身體殘疾的嫂子，家裡才有了女人的氣息，但這點彌補來得太遲，姚義秋已到了出門打工的年齡。 童年時，崔凱和外公外婆呆在甘肅白銀市下面的村莊里，他3歲時沒了父親，母親一直在城裡賣服裝供養他和弟弟。母子只能個把月見上一面。每次的見面和分別，距離都扯動著崔凱的心，到現在他都記得，那時最嚮往的事就是和母親在一起。 9歲那年，他真的進了城，和母親住在一起，卻發現自己仍然像是孤身一人——媽媽忙於生計，沒時間理他。他像在鄉下時想念母親那樣，開始強烈地想念外公外婆，只要有時間就回鄉下呆著。外公外婆雖然也不善言辭，卻能給他更多的溫暖，相比之下，媽媽似乎只負責提供食宿。 鄉下的生活並非全然愉快。童年的玩伴們會有意無意提到崔凱「孤兒」的身份，為此他不止一次地打架。進城後母親沒有心力管束，崔凱打架的習慣變本加厲，漸漸發展為學校之間拉幫打群架。 驅動崔凱打架的動力並不是無畏，而是恐懼：「別人打我，我咬著牙說打得好，你等著」，實際上心裡唯恐下次遭遇。有時睡著了崔凱也會夢見自己和人打架，打完後被抓，醒來非常鬱悶。高考那年，他和一個身高體壯的同學分到同一個考場，從頭到尾提心弔膽，出考場後那人果真截住崔凱，揍了他一頓。即使現在回到白銀市，崔凱覺得自己的恐懼感也沒有消失，為了戰勝這種恐懼，他就想法報復回來。 在和母親的關係中，崔凱逐步由淘氣犯錯誤後的挨打，變為反抗，到後來他開始推搡母親。「初三以後她打不動我了，只能一邊罵一邊流淚。」很多年中，對於母親招惹是非的寡婦身份和生計應酬，崔凱甚至有一種模糊的嫌惡和憤怒，同時又嫌惡自己。 母子之間的情感高牆，直到崔凱進入現實的高牆之後才有機會拆解。服刑期間，監獄管教幹部了解到他的心理問題，出路費安排了母親遠道前來探視。 「第一天一小時，第二天兩小時。頭一天我說，她聽，把從小到大，想說的基本上都說了，包括怨。第二天聽她說，她跟我講，媽這樣肯定是沒做好，但能力範圍在那，做不好。媽媽的眼淚像瀑布。我當時撐著，回到監號也流淚了。這次見面後，心結就打開了。」 和解之後，母子之間每個月會通信，有機會就打電話。信中母親問及崔凱以後作何打算，他告訴母親，出去後要腳踏實地生活。 「90後」佘念武是河南光山縣人，父母每年到山東打工，過年才回家，祖父母一邊種田，一邊照顧他。對於聚散離別，童年的佘念武感受特彆強烈。過年節父母回來時，佘念武高興得哭，走的時候又難過得哭。「我哭著不讓他們走，他們不說什麼，媽媽也哭。」 在夢裡，佘念武經常看見爸媽回來，帶著玩具和衣服，他在這樣的夢裡才會笑出來。小時候佘念武的學習還好，上初中之中開始泡吧，逃學，爺爺奶奶不知情，只知道塞給他錢，要錢就給，一周給五六十塊，佘念武也記不得在網吧里花掉了多少錢。 初三上半學期，佘念武輟學了，父母商量接他去山東，佘念武又捨不得爺爺奶奶。到山東後他插班讀書，跟不上學業，和父母發生了嚴重爭執，並在十八歲那年離家出走。父母輾轉把他尋回來，可他終究還是輟學回到河南老家。直到犯罪前不久，佘念武的生活軌跡一直在爺爺奶奶所在的河南老家和父母生活的濟南之間往返。 吳金森的童年看起來要愜意一些。他家住在廣東河源，父母和幾個親戚都在珠海打工，父親當協警，母親承包飯堂，在城裡起了房子，經濟條件不錯。吳金森小時候在河源和爺爺奶奶生活，之後去珠海上民辦學校，寒暑假仍舊時常回到老家。在鄉下，他呆不住，問爺爺奶奶要了錢，自己坐火車到處逛，沒錢了就被警察遣送回家。 吳金森的父母重男輕女，作息時間又和他相反，平日里不怎麼管束他，只是不斷地給錢。在學校里，吳金森和一幫本地同學一起欺負湖南、四川的外籍同學，這些少年本與他同命連枝：父母都在珠海打工，童年都是留守兒童。吳金森就是「看不得他們跳，聽見他們說話大聲，就過去打」。 打傷了人，媽媽賠點錢了事，告訴他自己沒吃虧就好。聲名狼藉的吳金森上了當地學校的黑名單，四個月換了三所學校，每到新校，就帶一幫人去挑戰先前的「老大」。 初一他終於輟學了，這是早晚的事，他從小學六年級就由開迪吧的表哥帶著吸食冰毒和麻古，幾天就要「麻」一次。一直到他入獄前，父母對此都不知情。 在張丹丹的調研中，「留守兒童」背景的犯人與父母分離的時間平均超過八年。按照人格階段發展理論，當時他們正處在人格形成的矛盾衝突期，而留守或單親兒童在自我衝突中孤單無助，還受到外界來的心理傷害，幾乎不可能打贏這場「一個人的戰爭」。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9年的調研表明，中國留守兒童嚴重自卑，對自己的智力和外貌評價偏低，卻又有明顯的自我中心傾向；情緒不穩定，容易出現恐怖、偏執、敏感等癥狀，對父母有怨恨和逆反心理；性格內向容易受欺負，不公平的感覺強烈；容易厭學輟學。陪伴他們成長的，不是溫情與引導，而是恐懼與傷害的玩偶。玩偶的陰影，難免會投射到他們的成年人生中。 3 下墜拋物線 楊道德成年後的人生軌跡，近似一條逐漸下墜的拋物線。 高一輟學後，楊道德在家呆了兩年，2007年到深圳，最初做模具學徒，學了幾個月，沒學會。改學電腦編程，編程課要讀一年，他覺得很辛苦，又換成到理髮店上班。這個生計他認為還算輕鬆，但他理髮技術始終不太好，賺的工資不夠花，他就向家裡要。 時間長了，他嫌理髮賺不到錢，離開理髮店到街上晃悠，在羅湖區地面四處貼包小姐廣告，替人介紹給賣淫場所，賺取差價。「當時沒覺得這不是好事，能賺錢就行，有時候挺多的，一天五六百。」 在發小廣告時期，楊道德認識了兩個朋友，其中一個是同鄉。楊道德知道他們干攔路搶劫的勾當，卻還是入了伙，跟著他們出道一天搶了四個人，得了4000塊錢，然後一起去K歌喝酒。10天後他就被抓了，付出11年刑期的代價。 「怕吃苦，小時候受寵，爺爺奶奶沒要我干過活。感覺自己從來沒認真地做過一件事，談戀愛也是隨便談一談。」楊道德覺得，這是自己不知不覺中沉淪的原因。他做事很少思量，連去搶劫都沒有想過後果，不知道會坐牢。他後悔當初沒有繼續學做模具，希望以後出獄還有機會。1987年出生的楊道德，還剩5年半的刑期。 和楊道德差不多的拋物線存在於多數人的成年經歷中。佘念武即是其中之一，在山東期間，曾經到藍翔技校學開挖掘機，畢業後回到河南老家做城市拆遷。但他嫌鄉下寂寞，操作挖掘機太枯燥，半年後終究放棄了這份收入不錯的工作。 2010年，佘念武到了廣州，沒有找工作，靠著積蓄和幾個同鄉四處晃。那年他18歲，出入K廳酒吧，找小姐。到第二年，幾個同鄉「兄弟」的錢都花光了，又無人想工作，終於想到結夥攔路搶劫的「職業」。他們這個搶劫團伙全部由當年的留守兒童組成，越搶越膽大，在六次作案之後被端掉了，「兄弟」們全都進了監獄。由於腦筋好使，佘念武在團伙中起著「軍師」作用，被定為主犯，獲刑14年。 崔凱的人生，則像是一塊表層光滑的冰面，突然破裂。2006年崔凱考上了蘭州大學計算機系，大學時代崔凱和同學們的關係有所改善，不再打架，靠勤工儉學支付自己的學費。從前的自卑敏感看似減弱，卻以別的方式顯現——和同學們一起出去玩，崔凱總是放不開。 臨畢業前崔凱沒有四處應聘，而是拿到畢業證後回家呆了四個月，在親戚的煤場看廠，「熟悉社會」。家人看著心急，安排他到廣州另一親戚開的酒店做客房部主管，在這裡崔凱遇到了一位深圳來的老闆請他去公司做電腦設計。 2011年製造業不景氣，崔凱失業了，開始跑人才市場，應聘到一家國有遠洋貿易公司設計部，工資1500元，開始也就打雜，一年多後才有了設計產品的機會，薪酬增長，也漸漸受到重視，成為實際上的設計主管。崔凱沒有多少煙酒娛樂的花銷，一年下來有了10萬元積蓄。 手下一位員工對崔凱心有齟齬，這人身材高大，崔凱唯恐和他正面衝突。一天晚上，同事們一起K歌，那人喝酒後走到崔凱跟前：「要不咱倆練練，我看你很不爽」，接著就開始動手。剛開始崔凱不敢反抗，但對方不肯罷手，一瞬間高考那次面對大個子同學的恐懼又浮現了：「非常憤怒，心想一定把他打趴下，讓他看看我發了火是怎麼樣。」 崔凱隨手抄起一個紅酒開瓶器，直接捅進了對方眼裡。同事的眼睛瞎掉了，崔凱走進了監獄，並把所有積蓄賠償給對方裝假眼。在獄中，崔凱還常想像著出獄後再揍那人。直到媽媽前來探視，他才平息了心底的憤怒，那時他忽然意識到，自己的憤怒並不源於「個子將近一米八」的同事，而是自童年起深藏心中的恐懼在那一刻爆發，使他的人生急劇墜落。 在這些農民工犯人中，何塗源是不多的「成功人士」——曾和人合夥開有加工廠。1981年生於湖南祁東縣鄉下的何塗源，一歲時母親就因心臟病過世，父親和5個姐姐照顧他成人，身為幼弟，他深受姐姐們的溺愛。15歲那年，何塗源輟學到東莞跟隨姐夫在工地上幹活。他「不喜歡累，吃不了苦」，沒幹多少活兒，一年後去惠州電子廠上班，拿著三四百元的工資又覺得不夠花，沒意思，回湖南家鄉呆了兩年後，去另一個姐夫的採石場里幫忙。 沒多久他就覺得家鄉沉悶，要趁年輕跑一下，再次到了東莞，20歲那年，「喜歡混社會」的何塗源在自己的胳臂上紋上了一條龍。他跟人修過一陣子發電機，逐漸取得老闆信任。四、五年後，他和朋友合夥開了一家拋光機蠟加工廠，每月收入達到三四萬元。這期間何塗源也成了家。 生意興旺，日子愈發多彩起來——他認識了各路老鄉，有開賭場的、有販毒的，何塗源混跡其間，「吃喝嫖賭不在話下，冰毒K粉也玩，剛玩時三天兩夜不睡覺」。他在外包房，甚至個把月不回家，夫妻感情壞了起來，甚至孩子出生他也沒什麼感覺。花在廠里的心力少了，他的生意也漸漸下滑。何塗源想過戒掉毒癮，卻不能自拔，每月要花掉一兩萬在毒品上。如果不是因替人藏匿制毒原料被捕，他可能會把所有家底都吸進去。 入獄後廠子歸了朋友，妻子帶孩子回了娘家，好在二人沒有離婚，妻子每月還和他聯繫，等待剩餘兩年多刑期後的團聚。何塗源人生線頭還有重新搭接的可能，如今回想當初，何塗源一陣陣後怕。 在這條逐漸下沉或者遇到外界力量急墜的拋物線中，最常見的情形是不知不覺的滑落。像楊道德那樣「從來沒想過」是其中常態。即使進了監獄之後，23歲的吳金森也習慣性地迴避警官讓他「反思人生」的要求，他自認為「年紀小，不知道怎麼反思」。 網路圖片 這種蒙昧從他們的童年已經發端。2015《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白皮書》顯示，留守兒童最大的問題是迷茫，對未來沒有信心和方向感。迷茫感會一直延伸到他們的成年，沒有進入主流的意識，在社會邊緣輾轉飄蕩，很多人或早或晚，一腳踏空。 4 養不好的傷 當留守或單親的孩子長大，情感世界始終有一個無法縫補的破口，令他們無從擁有一份圓滿的感情。張丹丹的研究顯示，監獄內的留守兒童背景罪犯，結婚率明顯低於農民工群體，尤其是暴力和搶劫犯要低一倍左右，絕大多數人成年後的情感都是支離破碎的。 崔凱考上大學後，一個家境好的女同學主動接近他，不時給他買東西，崔凱心裡喜歡她，覺得把她帶在身邊很有面子，心理上有滿足感，「填補了空虛」，表面卻報以冷遇，害怕表白後被拒絕。他的邏輯是：「我喜歡你，你就得對我更主動。」女同學最終失望而去，崔凱遭受重創，「比一般的事更難受，只能剋制自己好好學習」。 崔凱總覺得自己很多感情表達不出來，不知對誰抒發，亦不知抒發對不對。看看書里寫的和電視上演的，他能在心裡籌劃一百種情節，真正去做，又害怕了，一種辦法都沒有。 入獄後他很是後悔：「再遇到有意的女生，不管成不成，一定要主動。這是進監獄後想通的。」 佘念武在老家開挖掘機期間認識了一個當地的高中生女孩，兩人談了戀愛。佘念武失業期間，女朋友考上了大專，勸他找個正經工作，佘念武當時聽不進去，兩人因此斷了聯繫。 入獄之後，佘念武思念女友，兩人恢復了通訊，但在漫長的刑期和分岔的人生道路前面，這段感情終究無疾而終。對出獄後的期待，佘念武最渴望的是有一段好的感情，一個家。但他與這個期待之間，還隔著近10年刑期，和沉重的犯人履歷。 鄧暉似乎從沒有放下過對同居女友的敵意。兩人1998年在鄧暉初次去東莞時相識，直到2005年7月才在一起，當時鄧暉在快遞公司，女友則在手機廠任主管。女友是四川德陽人，家中八兄妹中排行最末，兒時家裡養不起把她送了人，長大後她從不提自己的本姓。女孩出身苦，卻難得的開朗活潑，主動追求鄧暉，二人常去蹦迪、吃宵夜，兩年後女友懷孕生子。 鄧暉覺得女友同居前後判若兩人，什麼都要順著她，讓鄧暉無法忍受。女友則覺得鄧暉寡言少語，性格不好，兩人常有爭執。鄧暉打過女友幾次，孩子出生幾個月後，兩人鬧矛盾，鄧暉再次出手，女友提出分手。鄧暉也不難過：「她跟我說明了，我說你走吧。」兩人分手後，鄧暉將小孩送回家裡由爺爺奶奶撫養。 鄧暉被抓前3個月，女友忽然打來電話說自己在老家養病，讓鄧暉給她寄2000元。鄧暉認為當時女友要麼走投無路，要麼是試探他是否還念舊情，他則給出了一生中最「硬氣」的回答：「你家裡2000塊找不到？我有錢，不寄給你。」鄧暉回憶說，儘管在同居生活中他曾屢次動拳頭，但「捫心自問，我沒什麼對不起她。」 被抓之後，鄧暉甚至懷疑遭到女友舉報，但內心也知道根本不可能。鄧暉被捕後，女友去過劉家想看望孩子，卻被鄧的祖父母拒之門外。 對於女友的敵意，或許潛伏著當年對母親的怨恨。小時候鄧暉偶爾看到其他孩子有父母在身邊，覺得自卑。回家問爺爺奶奶：媽媽去哪兒了？一聽這話，爺爺奶奶就淚水縱橫，鄧暉不敢再多問。 「當時我一直在心裡問自己，為什麼你（母親）走了，把我一個留下。心裡想她，又記恨她。」 鄧暉從前並不太顧念孩子，「他生下來到現在七、八歲，三歲時見過一次，當時我回家鄉去看他。以後我五年沒回老家。」但現在，兒子是鄧暉對高牆外世界最大的念想，「很想他，睡覺要想到天亮。」 姚義秋婚戀經歷之豐富，堪稱一本「教科書」。小時候渴望姐妹的姚義秋，成年後陷入「你究竟有幾個好妹妹」的情感泥沼。在福建鞋廠打工時，姚義秋和一位漂亮的湖北同鄉姑娘戀愛，在幾位追求者中勝出，四年後兩人有了小孩，回老家辦了結婚。他與妻子感情融洽，但同時卻不斷地和另外的女人產生糾葛，甚至追求妻子姐夫的乾妹子。風言風語讓妻子傷了心，兩人協議離婚。 妻子去廣州打工，重交了男友，姚義秋則去了河南，承包工程賺到幾十萬塊錢，更加一發不可收拾：那些年與他同居過的女子不止十個，最短的幾個月，最長的三四年，「很多是玩玩」，但讓他至今「念念不忘」的仍然有四五個。 姚義秋曾和一個離過婚的女子同居，還想介紹她到建築工隊，被老闆娘以影響不好為由拒絕。姚義秋因此辭職，過後這女子介紹姚義秋和她叔叔合夥包工，姚義秋不識字，合同上籤署的都是女人叔叔的名字，結果姚義秋投入了手上所有的積蓄，卻沒有權力參與結賬。姚義秋這才明白自己被坑了，即使如此，這位女子去九江打工後，姚義秋仍然趕去看她，看到她另有了人才作罷。 儘管用情不專，姚義秋最在意的仍是妻子。妻子去廣州後，姚義秋仍然給她父母打電話，想爭取妻子回來。姚義秋有一張妻子的照片，在獄中仍會時常翻看，「想起她，心裡就難受，錯在我」。如今，和兒子的聯繫是姚義秋難得的安慰，也是和妻子之間唯一留存的線索。「他性格活潑，打電話的時候，有時會說想我了，但他跟媽媽關係更好」。 當年在孩子剛出生時，姚義秋曾經屢次和妻子商量讓孩子呆在身邊。「想到了自己小時候，母親不在身邊。孩子在一起，感情會好些。」可惜妻子要出門打工，孩子最終被送回鄉下外公外婆撫養。 回憶往事，姚義秋猜想，「如果小孩帶在身邊，可能兩人不會分手。」 5 隱憂的鏈條 最近，鄧暉接到了老家爺爺奶奶託人寫的信，說家裡沒錢，拿不出曾孫上小學的費用。爺爺奶奶都已年過七旬，沒有收入，鄧暉回信說，實在沒錢，就不要讓小孩上學了。 這是從事心理矯正的管教幹警最擔心的事情。留守兒童背景的犯人入獄之後，孩子不僅成為第二代留守兒童，而且撫養他們的老人日趨衰老，輩分間隔更大，經濟情形更差。八歲的孩子很可能像鄧暉當年一樣在三年級輟學，繼續重複父親的軌跡。 這是一條隱秘的鏈條，在隔代之間傳遞，超出了監獄心理矯治體系的邊界。 監獄內的犯人年齡不少是70-80後，留守兒童的代際傳遞正在他們入獄前的兒女身上發生。和父母當年近於無聲無息的成長不同，6100萬留守兒童的社會現象，包括犯罪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的中心話題。 從2006年開始，陸續出現研究留守兒童犯罪的學術論文，以及政法機關的專題調研。但這對多數公眾還是一個新生話題，甚至有些聳人聽聞。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曾透露，從2000年以來，中國各級法院判決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數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兒童」違法犯罪問題已經不容忽視。此外，本世紀初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曾經有一個統計，當時未成年人犯罪率約佔犯罪總數的70%以上。這兩個並無直接關聯的數據被媒體和公眾有意無意地歸併，造成「留守兒童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這個流傳甚廣以訛傳訛的說法。 實際上，在一些地方的調研中，確實發現了留守兒童犯罪率高出普通兒童的現象，山東省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2010年抽樣調查顯示，該省留守兒童犯罪率高達近13%，高出普通兒童11個百分點。但在全國層面並無相關數據。 主持完成2015年度《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的李亦非稱，調研中並未確證小學生的留守背景與犯罪幾率有直接聯繫，但留守兒童在成年後，出現犯罪的幾率會更高些。這個問題眼下尚未進入公眾視野。 這和監獄管理方的擔心一致。一位管教獄警判斷，留守兒童背景的犯罪尚未到達高峰期，因為中國打工潮出現在1995年前後，留守兒童現在大都在20歲以下，「他們成年之後進入社會，才是更令人擔心的時期」。相比起1980年代的早期打工者，90年代進城的民工普遍沒有原始積累的機會，缺乏將孩子接到身邊安置或者回鄉創業的能力，因而留守問題在他們的孩子身上會更趨嚴重。 網路圖片 值得注意的是，張丹丹研究的犯人群體大體處於75後到90年代前期出生的階段，在這個時間段，普通農民工群體的留守兒童比例只有9%。而在她2011年做的九個省農村入戶調查中，留守兒童比率已經上升到43%。 聯繫前述「農民工服刑人員留守比率遠遠高出普通農民工」的調研結論，預示著未來成人犯罪的前景更不容樂觀。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學人Scholar
哈爾濱現在很缺錢。 儘管嘗試闖關已經將近8年了，哈爾濱的地鐵二期項目依然被國家發改委駁回了。原因是：岌岌可危的城市債務率。 網路圖片 通俗來說就是，沒錢，中央擔心你負擔不起。 哪怕貴為東北地區首屈一指的大城市，知名老工業基地，面對地鐵這樣價格高昂的玩具，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哪怕是去年冬天旅遊爆火，被說是迎來了「潑天富貴」，也沒錢。 何況，看似熱火朝天的旅遊業，也並沒有給哈爾濱帶來多少收入。 網路圖片 和2019年相比，2023年哈爾濱的遊客數量為1.35億人次，暴增了41%。但旅遊收入1692億元，只增長了7.4%。 人數倒是潑天了，可收入卻沒怎麼富貴。 2023年，包含哈爾濱在內的整個黑龍江，旅遊收入約2200億元。而廣東省同年的旅遊收入是9520億元，是黑龍江的4倍還多。 而說到廣東，我們可能會想到服裝，外貿，汽車，金融，IT，房地產……無一例外，和旅遊無關。 廣東特別著名的景點，您能想到有什麼？ 可見，實業強的地方，旅遊也多半不會差。實業垮掉的地方，網路遊客再多，也不過是鏡中花水中月。更像是一場新聞里的熱鬧，賽博中的狂歡。 網路圖片 當然，作為牛氣了很多年的老牌工業城，哈爾濱的名聲一直在。就像過氣許多年的人民藝術家，德高望重，哪怕QQ音樂的留言只有個位數，真要上春晚壓軸，也沒人敢說個不字。 如果說哈爾濱的暴火，還算有跡可循。那甘肅天水的麻辣燙突然出圈，只能說是平地起高樓，大力出奇蹟。 從去年初淄博燒烤旋風後，向淄博學習，就成了很多無名小城逆風翻盤的秘訣。河南南陽、河南濮陽都專門成立了調研組，特地跑去淄博取經。 不知道南陽市隨後組織的迷笛音樂節，是否就是調研取經後的成果。 網路圖片 無它。唯一錢字而。 無論河南或是東北，都是這輪政府舉債大潮和房地產泡沫破裂的重災區。 抬頭一望，眼前皆是前任領導們大肆借錢後留下的一地雞毛，以及未來究竟何去何從的迷惘。 房子賣不掉，實業不景氣，一大堆體制內員工要吃飯，還有每年必須償還的天價利息——對這屆領導的能力要求，著實有點高。 大家難免懷念從前的黃金年代。那會兒搞經濟，出政績是多麼簡單。 曾經的獨山縣委書記潘立志，在任期間狂借400多億，建大學城，建開發區，建水司樓，憑藉輝煌的政績一路升到副廳級，留給獨山這個國家級貧困縣的，是一年利息就高達40億的天量債務。 曾經的六盤水市委書記李再勇，借債興建了23個旅遊項目，包括一個讓人瞠目結舌的人工滑雪場。他在六盤水幹了3年，就欠下了各路債權人1500億的債務，相當於當地25年的財政收入。 然而在鋃鐺入獄之前，這23個旅遊項目，也推著李再勇當上了貴州省的副省長。 網路圖片 如今，政府負債已經成了一個眾人避之不及的雷區。那麼以後，政績怎麼出，領導怎麼提？ 答案也許就是向淄博看齊。 既能在互聯網平台搞出個大新聞，讓全國人民喜聞樂見；又能在上級領導那邊出風頭，證明自己腦子活，有辦法，積極推動經濟轉型升級——這種花小錢邀大功的好事，全天下還有幾件？ 互聯網已經取代了土地財政，成為新一代政績工程的角斗場。 甘肅天水的一夜走紅，處處都透著詭異。有伏羲廟，有大地灣，有麥積山石窟，但左選右選，為什麼偏偏選中個麻辣燙？又是哪國哪城的市民，好好的班放著不上，扎堆挑工作日跑去大西北吃麻辣燙？ 除了刻意為之的營銷，我們想不出任何旁的合理答案。 但淄博的火速過氣，哈爾濱高懸的債務證明，旅遊或許能賺錢，但絕不是可以扭轉乾坤的關鍵點。網紅營銷能營造一時的轟轟烈烈，但最後究竟能給市民帶來多大的實惠，沒有人去認真論證。 網路圖片 當然，也不需要去認真論證。經濟效益如何另當別論，但各種工作彙報，調研材料，新聞通稿，多半是已經準備好了。 大力出奇蹟的政績工程只會變樣，不會缺席，不過是從以前的經濟園和開發區，挪到了抖音、微信和小紅書上頭而已。 天水不會是最後一個，在爭取讓每個中華名小吃都上一遍熱搜之前，轟轟烈烈的人工造景不會停息。 但凡事要往好處想，雖然請策劃公司出方案得花錢，請網紅扎堆發視頻得花錢，在自媒體平台「病毒式」投放也得花錢，但再怎麼花，也不可能短短3年就燒掉1500億。 這或許是唯一值得慶幸的事。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薑汁滿頭
看浙大趙鼎新教授的辭職信，有點感慨。 他正在上海為社會學系籌款的時候，系裡開了一個黨政聯席會，搞了一個「社會學學科建設領導小組」。作為系主任，他根本不知道要開這個會，今後「更高站位」的學科建設和他想的也不一樣，他也感到無法面對自己引進的年輕學者，於是一口氣辭去了好幾個職務。 這個概述中，對我觸動最深的是他正在上海籌款這個細節。研究經費不夠，他自己想辦法籌款，這一點他延續的還是美國大學的做法。其實在中國不是這樣的，經費要向上面申請，要想辦法「報項目」，不管是浙大、浙江還是教育部，都不缺錢。 這說明，他還沒有完全「融入」。 前年，南方人物周刊採訪了他。他準備從芝加哥大學徹底退出，全身心投入到浙大社會學系的工作中。那時，肯定已經有變化的潛流或者徵兆，而他全然不覺，可見一個學者不管理論多麼紮實、邏輯多麼有力，也仍然有天真的一面。 該報道還提到他給浙大社會學系帶來的一些「變化」。講座明顯增多，學術氛圍活躍，年輕人的研究主題都很有趣，有一些學術理想主義的色彩。他不想讓學術那麼僵化，而是儘可能保持開放和活力。 現在看來，這些「站位」還可能不夠高，多少有一些知識分子的幼稚。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如果看過去很多年趙鼎新在各種場合的發言，他也在努力「接地氣」和融入。他曾經從競爭的角度（他早年是搞生物學的），為「權力的集中」辯護，諷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現在卻又抱怨自己「被排除出決策圈」，或許，在一些人眼中，他也有點「自由主義」。 他甚至是一個「築牢共同體」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員，說明已經在努力提高「站位」了，只是還不夠「進步」。 他內心理想的學術圖景，應該是努力保持某種平衡。一方面，他長期在加拿大、美國讀書和研究，熟悉那裡的學術氛圍，想引進到浙大，另一方面，這種努力也要儘可能符合中國國情。現在，這個空間已經越來越狹窄了。 讀他的辭職信，有一種深深的悲哀，倒不是為理念衝突，而是他的語言： 「這就把我這個剛剛退下來才不到10天，並且仍然擔任著社會學系大量工作的老人搞得非常被動，眼見教師們的各種焦慮我心裡難受，但我已經被排除出『決策圈』，無能為力。想來想去我只能決定辭去所有職務，為『陳素珊新政』騰出道路。」 這段話中的那個「我」，不再是率性的「芝加哥大學教授」，而是一個在小權力體中掙扎的可憐人。這裡的關鍵詞是「老人」和「新政」，在社會各個層面的「單位」中都有著這樣的衝突。坦白說，這和我小時候在河南一個鄉鎮感受到的學校權力鬥爭沒有什麼區別。 這種「權力鬥爭」不是一個天真的讀書人所能駕馭。被「排除出」去，有著某種必然，也未必是壞事。尤其是對一個社會學家來說，這至少為你提供一個研究主題。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在大學裡學了四年新聞，畢業後在新聞單位幹了十六年新聞，可以說有一定的理論基礎也有相當的實戰經驗和教訓，對於新聞倫理的問題向來也很重視。 最近幾年，每逢有災難發生，社會上都會有對相關新聞報道的倫理問題的爭議，有些爭議是專業範疇內的，涉及的議題也相對職業和接近現實的新聞環境，有些則純粹是一些不懂新聞到底是什麼的胡說八道。 我雖然被一些讀者標籤化為時政記者，事實上也參加過很多災難的報道。 2004年，黃河小浪底沉船，報社派我從武漢趕到河南濟源現場採訪；同年河南大平煤礦礦難，報社派了三個記者到現場採訪，我是其中之一。2008年汶川地震時，我在雲南麗江出差，立即寫了麗江1996年大地震後的災後重建啟示錄，較早讓經歷過大地震的麗江人講述地震後如何自救、如何正確掩埋屍體而不污染水源、如何災後重建等。寫完這個稿子，又從雲南趕赴四川成為報社報道汶川地震的後梯隊記者。到達災區後專訪了四川省地震局局長、該局的地震預報員等專業人士，寫了四川地震人的自責、委屈與職業困惑。2010年玉樹地震後，我守在玉樹州公安局局長潘志剛的帳篷里，寫了地震發生後當地通訊中斷導致110癱瘓3日的玉樹城，還原了一個三天沒有110的城市的慌亂與自救。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我去日本待了半個月，先後去了福島、仙台等多個城市，也寫了一系列的報道。2011年7月，山東棗莊礦難，是我在新京報寫的最後一篇報道，隨後辭職去了南方周末。 經歷了這麼多，對災難新聞的倫理問題應該是有足夠的專業資格發言的。 談新聞倫理前，自然要先談談新聞業務，先有新聞，才有新聞倫理。 首先，災難之所以是災難，是因為死了人，甚至死了很多的人。如果不死人或者死人的數量有限，那更多會被稱為事故。因此，死人是災難新聞最重要的元素，絕對不能跳過去忽略掉。 如果災難發生後，媒體不報道死人，那就是最大新聞倫理問題。 從新聞專業角度說，報道災難是必須報道「死人」這個環節的。如何報道呢，常規的報道模式是：誰死了、怎麼死的、為什麼會死… 所以，新聞記者到了災難現場或者第二現場必然要採訪遇難者家屬和逝者的親朋好友。這是記者的本職工作，也是他們必須要做的工作，如果他們不去做這個工作，就是失職。 有些不懂新聞只懂宣傳的人說，記者在災難現場採訪會影響救援。災難發生後，記者影響救援的極端案例當然存在。災難發生後黃金救援時間很緊，這個時候救援人員的主要責任是搜尋倖存者、救援倖存者，如果記者糾纏救援人員影響救援，當然應該受到違背新聞倫理的譴責。但大家都知道，空難這類災難發生後，遺屬到現場後一般不會參與搜救，新聞記者採訪家屬根本不存在影響救援的問題。 這個時間段的家屬，內心是最煎熬的。當然，每個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一樣，每個人的價值觀也不同，有的人此時沉浸在悲痛中，不希望被外界包括記者打擾，但有些人迫切需要有人能交談傾訴，能宣洩抑鬱的情緒，記者就是一個很好的傾述對象。這個時候，記者完全可以選擇願意接受採訪的家屬，了解遇難者的相關情況。 這是弄清楚「死了誰」的第一步，也是很關鍵的一步。這一步如果缺失，那這個新聞就是一個不及格的新聞。 這些，就是新聞專業。 至於所謂的知情權和隱私問題，每個人的情況也是不一樣的。 2022年3月21日，東航一架波音737客機在執行昆明——廣州航班任務時，於梧州上空失聯後墜毀。機上人員共132人，其中旅客123人、機組9人。大家可以去該航班乘客劉志宏曾經的微信公號看看，他在自己的公號文章里毫無遮擋地公布了自己的結婚照、結婚證書、證書號等等細節。 結婚這件事對有些人來說是隱私，不希望被人關注，有些人會在朋友圈發個結婚證照，但不會在更開放的社交平台公布，覺得那是自己有限的隱私。但是，劉志宏和他的妻子就不在乎，願意對整個社會公布自己的婚訊和結婚證的一切細節。所以，不要輕易拿隱私權來質問記者披露的信息是不是侵犯了他人的隱私權，這個權利需要當事人或者當事人的法定關係人來主張，而不是毫無法律關係的旁觀者來代替主張。 常態下，「死了誰」如果弄清楚了，而且如果媒體把「誰」的故事寫得很打動人，讓人共情了，有助於引導輿論關注災難發生的原因，道理很簡單，正常的讀者看了報道會生出這樣的疑問：這麼好的一個人，或者這麼幸福的一家人，為什麼會死、怎麼死掉的呢？ 如果說報道災難的終極目的是要追問災難發生的原因和反思災難，那麼報道「死了誰」可能是引導大家追問災難為何發生極為重要的前期準備和動員。逝者的個體形象越具體越人性化，越能激起社會反思災難的衝動和慾望。這，是新聞完全正常合情合理合法的動機。 現在一些不希望有真新聞真記者的特殊群體，動輒指責媒體追求流量，呵呵，你們知道什麼叫新聞嗎，新聞本身就是大家普遍想知道而不曾知道的新鮮事，本身就是吸引人的，本身就是有流量的，新聞的流量不是今天才有的，自有新聞自有新聞紙開始就是天然有流量的。沒有流量的，那就不是新聞。 大家心裡應該都清楚，最近幾十年沒有人看的報紙上刊登的都是些什麼東西。它們沒有流量，那就是因為它們刊登的不是真的新聞。真正的新聞，從來都自帶流量。 災難發生後，希望記者躺平的人要麼是腦子有問題要麼是心思有問題。有些人，一輩子沒有正經做過新聞，不知道也不相信這個世道還有人真的是想認真做新聞的。他們，一輩子也沒有意識到真正做新聞的意義，也沒有享受過做真正的新聞的成就感。 報道逝者是完全有必要的，是職業範圍內正常的新聞生產行為，也是完全符合新聞倫理的。只有虛構、捏造逝者的消息，或者把幾個逝者的信息剪輯拼湊到某一個人身上，人為編造出特別反常的人物故事欺騙讀者，那才是違背新聞倫理的。 採訪逝者的家屬，有的人會拒絕，有的人會接受，這很正常。但是，如果一場大災難發生後媒體只報道救災而完全沒有逝者及家屬的聲音，那一定是出了某種嚴重的新聞事故，腦子稍微正常一點的人都會意識到那是極不正常的。 災難發生後，勢必要涉及賠償善後等問題，難免會有矛盾。社會矛盾發生後，當公民個體與國企和成規模的行政力量對抗時，個體如果發現自己的聲音完全被人為忽視，那他們一定會不安甚至恐慌，就算媒體不去找他們採訪，他們也一定會主動尋求媒體的關注。所以，災難發生後不僅僅是媒體需要採訪報道逝者的故事，遺屬也有尋找媒體發聲的主觀動機。 此時媒體如果不關注他們、不去採訪他們，那麼一旦他們被高額的賠償封口，那麼追問災難為何發生、反思災難的後續也就很難有情感和事實的依託，災難最後就淪為有錢可以買命的交易，也就難以追問和反思。而如果不追問災難為何發生、不反思災難，那災難就會不斷發生，今天被劉志宏遇上，明天就是你我。畢竟，動車會追尾，飛機會失事，而我們都要出門謀生和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災難發生後報道逝者，這也不是什麼吃人血饅頭。如果這叫吃人血饅頭，那以後凡死人傷人的事情媒體一律不報道了。公安城管暴力執法打人會見血、重大的兇殺案會見血，打仗會死人當然也會見血，這些事如果將來媒體都不報道了，世道是會越來越好呢還是會越來越糟呢？ 對此，你怎麼看？歡迎加入專題社群留言參與討論！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轉型Media人
這種極端主義力量最終是要吞噬整個社會，你我他之間只不過順序不同而已。 美國在進步主義時期曾經湧現過一場「扒糞運動」(muckraking)，Henri George、Lincoln Steffens、Ida Tarbell等作家、議員、記者勇於揭發社會醜惡，曝光市政選舉、行會、公司商業等領域的腐敗現象，促進了法律的健全和社會的公平。 不過100年多後的中國，形成一場目標和效果完全相反的「潑糞運動」，潑糞者自稱愛國者、人民代言人，其實他們從來不敢揭露什麼貪污腐敗、民間疾苦、社會不公，而是專門挑那些總體上是促進社會發展的企業、機構和個人，進行有目標的抹黑、潑糞，讓這些進步和理性力量慢慢社會死亡，讓社會逐漸回到黯淡黑暗時代。 這場潑糞運動始於21世紀初，不過那時候我們傳媒話語權還掌握在官方和職業媒體人主導的市場化媒體手中，潑糞者彼時只是互聯網的邊緣力量。但是移動互聯網的技術革命帶來的傳媒去中心化，給他們帶來了史無前例的施展空間，他們通過各種自媒體把煽動性觀點送達數億手機端用戶。很多人從以前被鄙視的社會「邊緣人物」，一躍成為擁有幾百萬、幾千萬粉絲，具有呼風喚雨、左右社會輿論能力的「意見領袖」。 他們的戰法也越來越嫻熟，目標也越來越大，從全球500強企業、民族品牌代表，到諾貝爾獎得主，到清華大學等頂尖高校，到地方政府，無一不成為他們的獵物，並且他們無往而不勝。他們的作戰如群蟻圍攻大象，一哄而上，待留下一堆白骨後，又悄無聲息散去。他們從來不暴露真實身份，眾多呼風喚雨的博主們，從來都是化名，我們至今也不知他們的真名是張三、還是李四。 那些「愛國博主」非常善於打蛇打七寸，宛若是康老王關戚轉世，構陷手法和話術與那個年代的大批鬥如出一轍：故意在意識形態最敏感的民族主義或國家安全話題上給人找茬，先給你定上一個漢奸通日、無良資本、危害國家安全或侮辱先烈的大帽子，這樣即使不能置獵物於死地，也可以讓他名譽掃地。然後，他們利用最精緻的顯微鏡，尋找你的創業史或言論中的瑕疵；如果沒有瑕疵，也不要緊，他們最擅長的是指鹿為馬、捕風捉影、曲意栽贓。 網路圖片 如果你的企業是國企改制而來，他們會說你侵吞國有資產；如果你的企業有外籍員工，他們會說有可能埋伏了中情局特工；如果你的企業有外資股權，他們會說你被海外資本代言人；如果你的企業在海外上市，他們會說你泄露行業和國家機密。總之，以前咱們黨中央鼓勵的，現在到頭來都成為他們的罪證。 他們還擅長任意發揮想像力，比如會把紅色圓物或放射狀圖案，說成是含有日本國旗或軍旗元素，冷不丁扣你個日雜的帽子。豈不知我們六七十年代的東方紅藝術形象，都是圓日加放射性圖案，難道這也是媚日嗎？他們用這個套路去碰瓷，竟然屢屢得手，竟連很多地方政府都不敢辯駁，就匆忙撤下廣告或修改圖案，這難道不值得深思嗎？ 網路圖片 這些「愛國」闖將們，整天以左派領袖自居，其實他們一點也沒有現代政治學上左派進步光譜的色彩。他們從來不關心弱勢群體，而只會在你為弱者吶喊的時候，他們來一句：你這是在故意放大社會黑暗面，給敵對勢力遞刀子！他們心中的國家，不是人民組成的集合體，而是一個空洞的國家機器概念；他們眼中的人民，不是一個個享有神聖不可侵犯權利的公民，而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螻蟻。他們不過是一群投機者，一群懦夫，一群愚弄人民的極右翼。 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不過是妖魔化改革，逐個擊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科技、教育、思想藝術等領域的最璀璨成果，摧毀一個個有著無盡創造力的企業、團體、個人，讓社會原子化、碎片化，讓個體工具化、愚昧化，倒退到黑暗無際的時代。 他們在努力按照他們的方式凈化我們的社會，但是這種凈化是致命的，就好比1930年代中期國家社會主義者們凈化了德國，但是德國失去了5萬多名頂尖科學家，最優秀的人文思想家也都閉嘴，愛因斯坦在流亡，雅思貝爾斯在戰戰兢兢中度日，賓士、巴斯夫淪為兵工廠，愛國者們勝利了，但是德國從此成為二流國家。 對於今天的中國也是。美國的惠普、戴爾等競爭者沒有擊垮聯想，但是他們做到了；國際同行的產品沒有壓垮農夫山泉，激烈的競爭只能讓我們優秀的企業越戰越勇，但是這些潑糞運動，可以瞬間讓銷量減少80%，市值蒸發近400億港幣；全球教育同行都在羨慕清華近年的進步，他們無法阻擋清華日益崛起的地位和聲譽，但是我們潑糞的愛國者們做到了，在很多人心中清華已經成為對國家毫無用處的學校，去年高考招生很多人棄清華而擇它校。 網路圖片 也應該看到，我們的黨和政府同樣終將是受害者。這些網路大V架空黨媒，削弱黨的輿論領導力；他們的泛濫嚴重破壞法律、政策的公信力，「愛國大V」的一個短視頻就可以讓黨中央某個文件的效力付之東流，所以，如果不能遏制這些網路民粹，制訂《民營經濟促進法》又什麼用呢？隔三差五就拉出來一個企業家（並且都是行業佼佼者）登台示眾，哪個企業家還敢大膽做事呢？以及，等到社會理性力量都被清除了，誰知道他們是否會把矛頭指向我們的黨政權力系統呢？ 面對一個個企業、大學、公眾人物社會形象的被黑化，我們能夠吸取到什麼教訓，或者我們應該有什麼警惕呢？ 一些企業家、學者、教育機構一貫保持「潔身自好」，從不關心社會冷暖，夾著尾巴發財、做事，自以為掌握了中華文明的千年精髓，避糞有術。其實他們的謹小慎微，潔白履歷並不能成為他們的護身符，他們最終不免成為被圍攻的獵物。 網路圖片 我們的一些企業，樂見同行被潑糞，甚至會主動收買水軍，為這種網路情緒推波助瀾，企圖收割潑糞紅利。奉勸這樣的企業不要寄希望於機會主義，不要做不勞而獲的美夢。在潑糞者的顯微鏡下，所有企業都是有原罪的，你能保證下一個不是你？ 更有一些人以潑糞起家，自以為御糞有術，幾年來打公知、討漢奸遊刃有餘，豈不知玩弄刀槍者必為刀槍所害。潑糞後浪推前浪，一代潑地比一代強，前潑者無不淪為後潑者的靶子，此乃歷史定數，就像批胡適的人，在批判胡風運動中打倒；批胡風的人，又在被批吳晗運動中被打倒；批吳晗的人，最終在「批林批孔」中被打倒。在潑糞的鏈條上，人人都將是受害者，人人的歸宿都是身敗名裂，人人都是祭壇上的獵物，請那些潑糞高手在欣賞戰果之餘，多有一些歷史智慧，看清自己的歸途。 所以，反對網路民粹、網路極右翼主義、網路暴力人人有責，官民同責。你或以為自己精明，可以消災；你或以為是自己人，不會受災；你或以為可以控制利用它，可以化災為利，這些都只不過是你的一廂情願而已，這種極端主義力量最終是要吞噬整個社會，你我他之間只不過順序不同而已。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阜成門六號院
失意者宋先科 1. 3月14日一大早，我坐上G1321次高鐵，列車經過南昌、萍鄉、長沙、婁底等沿線城市，六個多小時之後到達漵浦南站。 這是我第一次來湘西，出站之後發現，從高鐵站到漵浦縣城還有四十多公里山路，並且外面居然沒有計程車候客區。三五個穿著深色衣服的黝黑漢子圍上來，問我要去哪裡，我對搭黑車心裡有點抵觸，有些猶豫，好在不遠處停靠了幾輛中巴車，是連接高鐵站和縣城的班車。我走過去上了車，十多分鐘後中巴車基本坐滿，司機說了幾句我聽不太懂的話，車子就啟動了，晃晃蕩盪地在盤山公路上繞行，路邊各種樹木都已綠意盎然，而綿延不絕的油菜花令人有夢幻之感。 網路圖片 大約一個半小時後終於到達漵浦鎮南醫院，我找到宋先科病床，看他躺靠在病床上，身體瘦削，臉有點腫，露在外面的腳部有明顯瘀血，局部有些潰爛，我問老宋，情況如何？ 網路圖片 宋先科回答說這兩天情況還可以，然後下午晚點還有兩個同學從懷化趕過來，讓我和他們見見。老宋說話口音重，語速快，多年不見，我發現更不容易聽清楚，一來二去，不知怎麼他已經在和我說經濟蕭條和俄烏戰爭，我不得不把話題拉回到病情，才知道早在2013年，他就查出有了糖尿病， 2017年又摔了一跤，這些年身體狀況都不是很好。後來還是他弟弟把我拉到一邊，說宋先科因為糖尿病併發症病情惡化，春節前住院一直到現在，前幾天他因為急性心衰進行搶救，醫院發了病危通知書，好在搶救過來了，目前算暫時脫離危險期。 在搶救過程中，宋先科對他弟弟提到了我以及另外幾位朋友的名字，因此他弟弟通過宋先科微信給我發了消息。 我應該有六七年沒和宋先科見面了，我的大部分朋友應該也不知道宋先科。不過多年以前有一句很著名的廣告詞：「世界看中國，中國有先科」。當時，王俊秀等朋友就拿「中國看先科」 來揶揄老宋，希望他能幹點轟轟烈烈的事。多年之後，先科電器早已沒落，而六十掛零的宋先科豪情不減，但出師未捷，身體已經虛弱不堪，要站起來都已經很不容易。我站在他病床前，心緒翻滾，不知從何圖說起。 2. 宋先科和我大概是2002年前後通過天涯社區認識。關於天涯社區的起起落落，最近有很多動靜，商業上，天涯社區應該很難起死回生，但那個年代，天涯社區毫無疑問是最火熱的時政論壇，影響了無數的熱血青年。我早年和許多朋友相識，都是源自天涯社區。 初識宋先科，感覺他不修邊幅，嗓門很大，說話直來直去，也不太顧及場景，有時候難免讓人覺得尷尬。 當然這種粗獷只是一個淺層表象，宋先科並非一個大老粗，他1990年考上北大碩士，追隨法學名宿龔祥瑞先生研習法律，和當年很多北大風雲人物有過來往。他有個同學，也和我很熟悉，那就是同樣來自湖南的楊支柱。楊支柱在青年政治學院任教期間，創辦了學而思網站，是本世紀初非常有名的學術和思想網站，而楊本人更是網路論壇上一支健筆，經常以尖銳文字針砭時弊，因此被學校當局忌恨，後來被剝奪教職，貶到學校圖書館工作。楊支柱後來專註於計劃生育議題，為生育自主鼓與呼，成為這個領域的權威聲音之一。 宋先科說起那些年在北大的經歷，如數家珍，會有些許作為北大人「與有榮焉」的那種得意。 宋先科一直念念不忘龔祥瑞對他的影響。龔祥瑞是錢端升門下三傑之一，40年代公派留學英國，回國後命運多舛，歷經各項政治運動，後來在北大任教，言傳身教，桃李滿天下，當代很多重要法學和政界人士都出在他門下，其中就包括….龔祥瑞逝世後，宋先科也寫了悼念文章。 宋先科記憶力超強，他會大段大段地背誦卡萊爾的《英雄和英雄崇拜》或者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經典論述，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一個激情燃燒的知識人模樣。 可以想見，那些求學和教育經歷是如何影響了他後來的人生選擇。 宋先科北大碩士畢業後，被分配到湖南某地司法局，不過他很快因為參與當年的一些民間活動（本文顯然不便展開），而身陷囹圄。多年之後，我問他，在裡面感受如何，他回答了一句：那不是人過的生活。 不過由於這段經歷，在和人交往的時候，老宋的警惕性就很高，甚至有點神經過敏，有數個場合，我注意到，在交流幾句話之後，老宋會借口有事提前離開，事後他和我說，某某某很可能身份特殊，不可信任。老宋這些疑神疑鬼的反應，也影響了一些朋友對他的觀感和評價。我有時候也會想，一個人在非人的地方熬過兩年之後，多少會遺留下很多心理創傷，對於一些人和事，會過分敏感，其實也難以避免。 3. 從裡面出來之後，宋先科自覺在湖南呆不下去，而他很多校友都在廣東發展，大約在1996年前後，宋先科到了深圳，他先是做律師，（這次在漵浦他病床邊，我才知道老宋1988年就考出了律師資格），但他的律師生涯顯然並不成功。宋先科成天思考宏大話題，對法律條文似乎缺乏鑽研的興趣，他和人打交道時候缺乏迴旋能力，他更不會和官府勾兌，綜合這些因素，顯然很難幫客戶打贏官司。我曾經聽他談過一些案子，他認為他的身份限制了他發揮的空間，當然宋先科對法律本身缺乏信心，他認為法律並沒有什麼作用。 宋先科後來轉戰廣州，因為在廣州，他似乎能找到更多的朋友，尤其是當時在媒體圈裡叱吒風雲的諸多北大校友，那種融入其中的興奮感對他來說，有重要的精神價值。 印象中，宋先科曾經用蒼涼筆調寫過一文章《廣州火車站》，描繪那個年代廣州火車站的混亂無序，刻畫出社會底層的困頓畫像。這篇文章曾經在天涯社區反覆轉發，不過如今我卻怎麼都搜索不到這篇文章。 宋先科做過的最高光的一件事，或許是推動廣東人文學會的成立。 2003年，孫志剛事件引發輿論嘩然，在強大輿論壓力之下，官方廢除了收容遣送制度，所謂XX新政說法不脛而走。 在廣州蟄伏許久的宋先科，似乎也嗅到了變化的契機，那一陣子他和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東奔西走，尋求做事的契機。 在廣東政界元老們加持之下，一個名叫廣東人文學會的社團正式成立，這個機構網羅了廣州學界精英，其中包括袁偉時、林賢治等知名學者，還有一些企業家也慷慨捐款，任 仲 夷，吳 南 生 ，前中宣部部長朱 厚 澤等老人掛名顧問。廣東人文學會的成立，得益於當時比較寬鬆的大環境以及民間社會的熱情，宋先科具體如何運作，我不得而知，但在促成學會成立過程中，他無疑是重要推手之一。 等廣東人文學會真正掛牌之際，宋先科在其中的職務是眾多副秘書長之一。我記得有一次他和我聊天，他說為了安慰家裡老人，電話里告訴他們他在廣州混得不錯，在一個省級單位任職，相當於副廳級待遇。 我不知道老宋有沒有成功蒙蔽家裡人，反正他這次高光時刻只是曇花一現。廣東人文學會高調宣布成立之後，真正想做事自然面臨各種障礙，老宋過往經歷使得他不得不淡出這個機構。後來，廣東人文學會雖然也舉辦過一些人文活動，但活動基調大抵不痛不癢，沒有引發波瀾。多少有些諷刺的是，廣東人文學會存續至今，但早已沒人把它當回事。 多年之後回望，當年網路上各種喧囂都已沉寂，但將來的歷史學家或許會注意到那些歷史時刻曾經掀起的小小波瀾。 4. 雖然個性差異不小，2010年前，我和宋先科還是有相當多互動。 我記得有一次他來杭州，我給他安排在青芝塢附近的酒店，我聽他聊各種江湖軼事一直到深夜，那天我就沒回家，乾脆和他在同一個房間住下。第二天凌晨5點多，他一骨碌坐起來，又接續前一天晚上的話題，一個人侃侃而談，他具體說了什麼，我已然記不清，但肯定都是各種宏大話題。我幾乎是在睡夢中被他吵醒的，根本不想接茬，就和他說，老宋，我們晚點再說！ 那時候的宋先科，心氣十足，有一種莫名的緊迫感，做夢都想干一番大事。 宋先科還是做了不少嘗試，但現實是，做什麼都容易碰壁。 2006年，宋先科得到了他北大校友、暨南大學庄禮偉教授和另外一個朋友的支持，成為「社會責任國際」的研究人員。那時候企業社會責任還是一個熱門話題，有很多國際機構都關注勞工權益問題。宋先科在東莞租了一個房子，準備收集資料，評估當地大量製造企業的工人待遇和權益問題。（2018年12月，庄禮偉教授在泰國進行學術研究期間，不幸車禍離世，宋先科撰寫了紀念文章，《稻草與飛花》這個公號曾經轉載。） 宋先科大概在東莞呆了一年多，我並沒有跟進了解他為「社會責任國際」所做的工作成果，但在他多次力邀之下，我的確去東莞看過他，具體和他談了什麼已經完全沒有印象，但在東莞東江游泳的經歷卻很難忘記。 宋先科租的房子離東江很近，每天在東江游泳成了他鍛煉的方式，那天下午他陪我去東江游泳。那一段江面大概300-400米寬，老宋游到江中央，就往回遊了。我當時自覺體力還可以，或許也有點逞能的心態，因此繼續往前游，快游到對岸的時候才折返，沒想到上游忽然放水，等我返程時候，水流加速，根本無法直線折返，身體不斷被水流往下帶，硬是被帶成一個長長的斜線，加上要避開江面漂浮的水草和雜物，游起來相當吃力，到最後一段距離，我感覺體力消耗殆盡，只能仰浮在水面上，不時蹬腿形成一點推力，等真正返回岸邊，已經和出發點相差甚遠。那大概是我這輩子距離被淹死最近的時刻。 宋先科經常把他的朋友介紹我認識，有一次，我路過武漢，住在漢口火車站附近，他非讓他在華中科技大學的同學請我吃飯，我打車去校園，和他同學匆匆見了半個小時，但打車來迴路上花了2個多小時。 另外一次，在宋先科推薦之下，杜鋼建教授來杭州時約我吃了一頓飯。宋先科和楊支柱對杜鋼建評價都頗高，因為在90年代的患難歲月，他們一度在杜鋼建家裡住了個把月。印象中，那天杜教授十分健談，對未來也有很多想法，他談到要推動建立一個天目山書院，依託浙江民間資源，做一些民間獨立學術研究，這件事後來無疾而終。後來杜鋼建教授轉到湖南大學任教，提出英國人起源於大湘西等雷人觀點，因此聲動江湖。不過宋先科一直認為，這些是杜鋼建教授故意惡搞的一種另類表達。 大概在2011年，宋先科和許民權相約來杭州和我會面，不過那陣子，我正試圖重新定位生活軌道，對許民權醉心的一些表達方式，缺乏熱情。許民權成為了時代的孤勇者，而宋先科則繼續他磕磕碰碰的人生軌跡。 宋先科最後一次來杭州，大約是2017年，我對他的滿腦子想法也有些意興闌珊，陪他在西湖邊轉了轉，沒留下其他什麼記憶。 5. 多年的邊緣人生活，經濟上的困頓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不過有很多次，宋先科都曾經嘗試解決財務問題。 我記得他最早的一次生意努力，是賣酒。他和一個朋友盤了江西一個老酒廠的幾噸白酒，他請了他北大校友范美忠作代言人—肯定沒給啥代言費，也叫我幫忙吆喝。我不懂酒，更不懂賣酒，他說賣酒的事情我就沒上心，不過我的確從他那買了一箱酒，老宋買一送一，那些酒我也作為順手人情，轉送給了幾個朋友。有朋友說酒不錯，有朋友說酒很難喝，不過不管怎樣，宋先科賣酒事業後來也無疾而終了。 有段時間，宋先科認識了一個包工頭，他們就合夥試圖參與承包某段鐵路的土方工程，宋先科打電話問我有啥資源，我給他澆了一盆冷水。 又有一次，宋先科試圖在懷化承包一片林地，說那裡有很多珍貴林木，包括紅豆杉17000株，銀杏3000株，這些事，他都發過資料給我，我翻看微信記錄，我的回復簡直有些傷人，我說你不是做生意的人，不要浪費時間了。 對我的直言不諱，宋先科倒是不以為意。多次嘗試失敗之後，宋先科有一次他給我發來一句話：生意不做了，一生只做一件事。 我從來沒問過宋先科的感情生活，印象中，他倒是和我提到過，在深圳和東莞的時期，都有近乎對他崇拜的女生，不過老宋從來沒有帶女朋友出場，他也沒有結過婚，至今孑然一身，他病重住院期間，是他弟弟承擔著主要的照護工作。他弟弟和我說，春節都是在醫院過的。 我順便問了他弟弟一句，這些年宋先科的醫療費用怎麼解決的？他說老宋辦了當地醫保，醫藥費部分能報銷60%左右，主要負擔是護理費用和其他雜費，家裡的確已經捉襟見肘。 有時候我難免會想，在一個正常時代，在一個正常社會，宋先科這樣的人會怎樣生活？以他的個性，他不可能在體制內做一個安分的公務員，他大概也滿足於做象牙塔內的一個知識分子，以他不關注細節的風格，他未必能成為一個好律師…..以他對政治事務的熱心，或許他可以成為地方議員，從事他經常掛在嘴上的「以政治為業」。但我懷疑他能否成為一個合格的政治人物，他內心那種激情涌動的夢想，會造就一個高傲的自我，註定和現實很難兼容，成為失意者，幾乎是某種宿命。當然，失意是多種多樣的，在一個正常社會的失意，可能是心甘情願的，而在一個不正常社會的失意，則註定抱憾終身。 當然，失意不等於失敗，起碼宋先科並不認為自己是失敗的，我印象中，他從來沒有怨天尤人，從來沒有哀嘆命運的安排。 看著躺在病床上的宋先科，我想到了身患癌症的杜導斌，想起了和我們爭論不休的笑蜀，我的腦海里出現了許許多多的舊人舊事，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是的，我們這些20來年前相識的朋友，有些人已經老去，有些人則病怏怏，不少人選擇了飄零海外，大部分都不再年輕，歷史車輪已經把一代人碾壓成泥。而深藏於我們內心深處的那些信念和價值觀，卻依舊鮮活熱烈，拒絕被歷史埋葬，現實和信念的這種撕裂感，讓人不勝唏噓。 6. 在認識宋先科之前，我並不知道湖南漵浦這個地方，他曾經多次邀請我去漵浦玩一玩，我多次答應他，但從來沒認真計划過。 這次終於來到漵浦，宋先科早年的學生海洋律師驅車帶我在縣城兜了一圈，縣城看起來經濟不甚發達，當地沒有什麼特色工業，主要靠外出務工人員的務工收入。我回想起宋先科不止一次和我講過，漵浦有多少人在廣州和深圳打工，尤其是計程車司機中，很多都是漵浦人。有一段時間，我知道他認真在計程車司機當中發展漵浦老鄉，經常和他們打成一片，但他一直沒有等到利用漵浦計程車司機鬧罷工的機會。 群山環繞的漵浦，也有其獨特的文脈源流。據稱當年屈原在流放途中，曾經在漵浦居住數年。漵浦之名，取自屈原詩歌《涉江》，「 入漵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而近代歷史上，漵浦出了一個向警予，是中共早年革命家，也是女權運動的先驅之一。 很難從宋先科身上看到和屈原相似的印跡。不過海洋律師和我說，他認為宋先科和向警予有些神似，都是理想主義者，都有革命家氣質。向警予紀念館是當地主要的旅遊景點，而宋先科所堅持的那些理念，似乎看不到任何機會。 值得欣慰的是，宋先科的努力並非完全不落痕迹，海洋律師認為，是宋先科幫助他走出了原來的那些觀念桎梏，因此他對宋尊敬有加，忙前忙後，付出了很多心力。 宋先科的老家離縣城大概十來公里，他父親是村幹部，但老宋告訴我，飢餓是童年唯一的記憶。我想起最近看到一篇文章《糖尿病與大饑荒》，其中提到：大饑荒改變了居民的生活習慣，使他們即使在食物豐沛的時期仍然習慣於攝入高熱量食物，誘發了糖尿病的高發。對特定疾病的醫學溯源，在科學上是有意義的，但對經常在病床上昏迷的宋先科，顯然已經沒有意義。 那天傍晚臨走之前，我見到了宋先科早年的幾個同學，他們力邀我多留些時間，晚上和我好好喝一杯。和他們聊天得知，宋先科1980年畢業於懷化師專，畢業後曾經在一個中學教化學，考取了北大研究生之後，命運徹底改變。而他的同學們則在官僚體制內混了多年，也都到了退休的年齡，對形勢走向，大家似乎有一種不需言明的默契，而對宋先科，他們則不吝讚許，對他的記憶力更是折服。 宋先科在病床上接話說，他還能大段大段背誦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 ，以及雨果的「悲慘世界」….. 由於我自己老母親病重，我必須及早趕回去，當天晚上我就得離開漵浦。 和老宋作別，我眼裡有淚水，但我並不悲傷，命運雖然殘酷，但一定程度上，這些都是我們自己找的。 老宋，好好養病，再見。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新新默存
2024年2月20日，唐正琪於日本東京去世，享年27歲。在生前身後的報道里，她似乎一直只是「人權律師的女兒」。 在她短促的人生里，父親唐吉田確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是他的女兒，唐正琪被迫失學，在公益機構里長大，從未有過一個正常的童年。也正因如此，她窺見了一個名為「公民社會」的世界。 像父親那樣，為了捍衛人權，搭上個人自由和身心健康？還是滿足母親的期盼，兩耳不聞窗外事，甘於安穩卻平庸的人生？擺在年輕的唐正琪面前的兩條路，在當今中國根本上無法調和與兼容。 身為人權律師的女兒，意味著兒時的家庭創傷、被剝奪的教育機會，卻也可能是另一個對她開放的世界的「捷徑」。但她決絕地捨棄這一標籤，一心想靠自己的努力贏得認可，按照自己的意願把自己重新「養育」一遍。2019年，她遠赴日本，打工，申請大學，跟朋友看櫻花，過得拮据卻快樂，探索既能有正常私人生活，也能參與公共的路徑。 然而，突如其來的疾病，讓唐正琪的第三條「中間道路」戛然而止，她喪失了自由意志和話語權，重新跌落回屬於「人權律師的女兒」的宿命。生死之間，皆躲不過披著「國家安全」之名的魅影糾纏。 網路圖片 「主啊，你知我無良友像你，天堂若非我家，我必流離無依……」在一片唱詩和禱告聲中，27歲的唐正琪（小名：琪琪，キキ）走完了在日本東京求學的最後一站。 3月2日上午，近50位各界人士參加了唐正琪的告別禮拜儀式。他們主要是她的父親唐吉田的朋友、關心中國人權的在日華人、媒體人等。事後媒體報道多聚焦於唐吉田終究未獲准出境辦理女兒喪事、甚至再度在國保控制下失聯，理由是「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人權律師團體持續呼籲的努力付諸東流。 十天前的2月20日，唐正琪在感冒發燒三天後患肺炎去世。在許多人眼中，這不啻為一種「解脫」。此前長達近三年時間，因肺結核引發的腦膜炎，她始終處於深度昏迷中，依靠人工呼吸機維持生命。從老家吉林趕來照料的母親劉鳳嵐，幾乎寸步不離，和她一起困在不到20平米的一室戶里。 「琪琪是整個事件中最悲慘的人，從小沒有受到很好的照養，剛要獨立開始新生活就病倒了……」一位曾去探望過唐正琪的中國民間人士記得見過一張照片，病榻上的她因長期插管，面目已經變形，身上卻還鋪著寫有倡導標語的橫幅，這讓他心裡很不是滋味，「除了『人權律師女兒』之外，有多少人在意她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女孩子，有著怎樣的夢想嗎？」 網路圖片 倔強的中國留學生 舉行葬禮的殯儀館靠近御花茶屋站。據傳，幕府時期的一位將軍因打獵時胃痛在此休息，受到茶屋老闆的女兒悉心照料後痊癒，便以她的名字「花」將茶屋更名。葬禮上，唐正琪生前在日語學校的同窗友人未見出席，只有班主任老師來到葬禮現場，對於未能幫助她圓大學夢深表遺憾。 經過兩年學習，唐正琪通過了日語N1（最高等級）考試，但申請東洋大學卻遺憾落榜。2021年4月，在單人公寓里倒下之前，她已經在另一所專門學校（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機構）就讀，就此解決了簽證問題，準備再次申請。 在首次大學申請的志願書中，唐正琪寫道，她從網路新聞獲知有支援未成年人上學的NGO存在，但做了各種調查研究後發現，大部分援助都針對男孩，即使是接受支援的家庭，也都優先給男孩，甚至把女兒拿到的支援金全部拿給兒子。 「如果能夠學習，女孩也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從貧困和家庭歧視中逃脫，她們的人生肯定可以發生改變。」唐正琪稱，她夢想在將來成立一家專門支援女孩上學的NGO。因此，她希望進入大學後能夠進行三個方面的系統學習： 一是社會學相關知識，比如不讓孩子接受教育，是否和地區獨特的文化環境有關，家庭內部成員之間如何互相影響，包括家族中女性是否有工作會對家庭有怎樣的影響等；二是社會調查方法和數據分析，她特別提到想增進自己與他人交流的能力；三是心理學相關知識，以改善失學女孩的心理狀態，「因為家庭原因而沒有辦法上學的女生們，她們心裏面會面臨很強的壓力，我認為她們陷入了沒有希望的狀態。我想要給她們勇氣，想要給她們援助，想要讓她們可以去學校。」 據《端傳媒》此前報道，唐正琪對性別平等的活動特別感興趣。她曾和父親唐吉田談論，自己感受到日本男權社會色彩太濃，女性話語權很少，包括課上女老師的評論從男性視角出發，她對此特別提出了不同意見。 唐正琪出事後，在日中國留學生海月在媒體上讀到上述志願書，長嘆了一口氣。比起非名校不考的留學生，海月認為唐正琪在擇校方面相當務實，無奈「這份志願書寫得太普通了」，她似乎刻意迴避了一部分的自己獨特而重要的經歷，反而就像普通城市中產孩子寫出來的文書那樣「看起來太『漂亮空洞』，也太『事不關己』」，「否則或許她能進更好的學校。」 東京大學教授阿古智子與唐吉田是舊識。她長期使用社會學方法研究現代中國問題，在此過程中與中國人權律師及其家人保持密切互動。因此，女兒要來日本留學，唐吉田便拜託阿古幫忙照顧。然而，唐正琪到東京後，長達半年時間一直沒來見她，令他們一度感到擔心。為了減小她的經濟壓力，阿古智子還曾幾次邀請「琪琪」到家裡來免費借住，也都被她一一婉拒，「沒關係，我可以自己解決。」 阿古智子家是一座三層獨棟住宅，地處東京繁華的城市中心，裝修雅緻而充滿人文氣息。時常有中國訪客在此借住或聚會，其中不乏受打壓的其他人權律師的孩子，每每圍繞人權、國際關係、社會問題等，展開批判性的交流。唐正琪也很願意參與和中國問題相關的討論，不過她經常推說「很忙」不能來，在人群中話也不多，沒有給阿古智子留下深刻印象。較為特別的是，唐正琪是少有的更願意用日語而非中文直接與她對話的中國人。 2020年11月，唐正琪最後一次來到阿古智子家吃飯，這也是兩人唯一一次面對面單獨交流。阿古智子向「WOMEN我們」回憶，當時唐正琪講起，同在麥當勞店打工的一個女孩自殺未遂，手上還能看到傷痕，她略帶批評的口吻談道，「像這樣自己傷害自己很傻，（導致）工作效率也很低。」 阿古智子隨即開導她：每個人都有特殊的成長背景，家庭、生活環境不好，沒有條件學習，不能說是「傻」。她順勢提起唐正琪的大學志願，建議她學習心理學，更多理解別人的心理狀態。「我記得那一天她表現得非常理解，還說『下個月還想到你家，跟你一起聊天』，好像很開心的樣子。」阿古智子說。後來她果真聽取了這一建議，修改了志願書。 唐正琪租住的葛飾區，位於東京都市圈邊緣，房租相對較低。不到20平米的一居室，月租約6萬日元，加上水電、網路費用，摺合近四千元人民幣。海月前去探望時注意到，這個公寓樓很新，有自動門鎖，一樓就是以物美價廉著稱的日本業務超市，附近還有沿河的公園，「是便宜的房子中比較好的。」這讓她感到，唐正琪頗有自己的主見和眼光。 但這還是給她帶來較大的經濟負擔。當初她不顧母親極力反對留學，單方面斷絕來往，除了此前自己工作積攢的一點積蓄，只能靠窘境中的父親東拼西湊供她留學——考學失利後還要「復讀」一年，只會讓她壓力更大。周末她去麥當勞打工，時薪摺合人民幣70元左右，按照在日留學生每周20小時的打工時間限額，月薪頂多5600元，只能覆蓋她的開銷不足六成，更何況疫情期間工作時長只會縮水。 據阿古智子了解，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母親托赴日的朋友給她帶來錢和禮物，她愣是拒絕會面。因為學習成績不錯，後來她獲得了學校每月人民幣兩千元左右的獎學金，經濟困難才稍微緩解。不過，她身後還是留下了一筆數額不大的網貸。 「她在日本時一直很低調，國內的政治迫害還伸不到她身上來，」海月認為，唐正琪的遭遇更像是許多中國窮留學生的典型困境：「省吃儉用」地過日子，「窮忙」之下更沒有時間精力社交。她猜測，唐正琪後來之所以發病如此險惡，可能跟營養不良、睡眠不足導致免疫力差有關，加上缺少家人支持，又不願和朋友商量、求助，這才延誤了治療。 阿古智子說，日語學校的班主任也曾評價，「琪琪的性格是比較頑固的。」老師曾建議，提前和她一起練習模擬面試，她不太接受，自認為報考的學校比較簡單，有信心通過。等到真正面試時，她卻發揮失利，說不出話來。 另一方面，也有時運不濟的原因。阿古智子曾在社交媒體撰文指出，近年來，在日本文部科學省的指導下，日本的大學不得不嚴格限制招生名額，導致進入大學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困難。很多大學對英語成績也有了較高要求，無怪乎老師要求唐正琪重點關注英語，她的房間里也被發現有許多英文教輔書。 「我覺得琪琪自己也有一些心理問題。她比較自立，是不想靠別人的那種孩子，否則她完全可以放鬆一些，但是很可惜……」阿古智子感慨，「這是因為小時候的環境造成的，還是她的個性使然，我也搞不清楚。」 網路圖片 被「監護」在公益機構的「小大人」 事實上，唐正琪就是曾因家庭原因失學的女孩中的一員。從她九歲那年起，父親唐吉田辭去吉林延邊州檢察院的公職後，輾轉深圳、北京、安徽等地做律師，陸續代理征地強拆、上訪、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者、法輪功學員等維權案件，唐正琪也曾短暫地隨遷到深圳上小學；待到十五歲時，她不得不離開傳統學校教育的軌道，時值2012年年初，唐吉田因「茉莉花事件」被北京警方非法拘禁近一個月，受盡折磨，染上肺結核。 那幾年裡，公民社會方興未艾，唐吉田頻頻越過「紅線」：例如，2008年推動北京市律師協會直選，簽署《零八憲章》，後來他因退庭抗議風波被「清算」，於2010年被吊銷律師執業執照。當年，他依舊活躍於農村土地維權、批判重慶打黑、反酷刑等公共行動和倡議。也是這一年，因為對事業發展的分歧，他和妻子在起初瞞著女兒的情況下離婚——此前他已經結交了同在維權圈的新女友。 劉鳳嵐曾向阿古智子訴苦，剛結婚時，唐吉田曾因為看到她和別的男人說話而動手打她，後來他經常被警察跟蹤騷擾，國保還會上門核實他的行蹤，令她和女兒緊張不已。在這樣的高壓氛圍下，母女倆的關係也伴隨著控制、衝突和暴力。 據《端傳媒》此前報道援引唐吉田朋友的說法，由於父親受當局打壓，唐正琪在學校被區別對待，父親也不希望她接受「洗腦教育」，「就這樣失學了。」 曾在南京民間公益組織「天下公」工作的何佳告訴「WOMEN我們」，人權律師子女的受教育權屢屢受到侵犯，比如「709律師」王全璋、李和平的子女都曾遭遇逼遷、被學校拒絕入學或被迫休學。「有的當地國保也會和老師打招呼，偷偷告訴其他老師同學，孤立人權律師的孩子。」2013年下旬，何佳曾和唐正琪有過幾個月的短暫相處，她回憶，「小唐具體在學校有什麼遭遇，她沒怎麼跟我們說。」 印象最深的是冬天的某個傍晚，唐正琪跟著她回住處借書看，兩人一起坐在床邊，聊了很多。何佳依稀記得可能推薦了當時暢銷的某些公知著作，其中還有一本有許多動植物插圖的航海日誌，她倆都覺得很有趣。「小唐」慢慢講起小時候一些不太愉快的記憶，還說「你要是我的媽媽就好了」。 那一刻，何佳彷彿看到「小小的她在東北的雪地里無助地哭」，「當時我正懷著我的女兒，聽到這句話很訝異，也很心疼，卻不知怎麼回應……也因為這次長談，我從沒覺得小唐叛逆，一直覺得她挺懂事的，有些超出她年齡的成熟，還有一些荒涼和孤獨。」 得知「小唐」病逝後，何佳近日在社交媒體上撰文懷念她，遺憾那晚沒有好好抱抱她，誇讚她把自己照顧得很好，「養育小孩這些年，我才能更知道當時的小唐有多不容易。她是很需要愛和關心的孩子，但可能知道要得到這些並不容易，就裝著什麼都不在乎，甚至還故意表現出一些淡漠。」 何佳的丈夫韓呈祥比她早兩年在「天下公」工作，那時「小唐」就已經在了。很長一段時間他都沒弄明白「小唐」在機構的「定位」，坦言「超出了自己當時的認知」。 當年她不過十五六歲，「不大不小的年齡」，卻有自己的「工位」。她做的是類似行政助理的工作，每個月拿800元志願者補貼，也時常去機構主辦的培訓和外展活動上幫忙。同時她也在上日語培訓，包括程淵在內的機構負責人則像是「實質的監護人」，每兩周約她談一次，抓她的學習進度。「有時候他們說她，學得怎麼樣了，為什麼沒去上課，她就和正常青春期的叛逆小孩一樣，會回懟『家長』。但其實私下她是感激他們的，親口說過他們都是很好的人。」 韓呈祥逐漸得知「老唐」的遭遇後，依舊不理解他為何要把孩子「托養」在機構，「畢竟我們在工作，大多都是男士，照顧起來也不方便。」而據何佳所知，唐正琪並非孤例，同期還有另一個人權律師未成年的兒子托養在其他機構。家長們的目的相似，讓孩子在機構接受鍛煉作為「過渡」，學好外語後就出國留學，「可能也是有前人趟出過這樣一條路」。 在他們眼中，唐正琪很多時候表現得像個「小大人」。韓呈祥還記得，有個「文藝青年」氣質的實習生曾說，自己想一直實習、不想做全職，這樣更少受到束縛，唐正琪直白地說他這樣想「」太幼稚」。某天韓呈祥和妻子發生爭吵，唐正琪還來勸他，不能跟女生這麼說話，而是應該怎麼怎麼樣，給他出主意。 她對時局顯然也有自己的看法。父親患肺結核後一直吃藥，何佳問過她，是否有免費藥物可用，她答說政府給的藥效果都不好，還評價了醫療體系的種種弊端，「小小年紀有那樣的見地很厲害。」 在「天下公」的兩年，唐正琪對權利倡導耳濡目染。女權行動派最早發起的「佔領男廁所」行動，艾滋感染者馬治發發起的「全國艾滋反歧視街頭徵集握手擁抱」，她都有所響應和參與。「當時她年紀小，思想比較開放，接觸了很多公益圈的各種人和活動。對於這些活動，如果能參加的，她都願意參加。」韓呈祥說。 與之相對，她也將公益機構艱難的生存狀況看在眼裡。有一次，「天下公」組織艾滋、婦女平權相關議題法律研討會時，場地酒店因蘇州公安維穩施壓、臨時毀約，「天下公」堅持將該酒店告上法庭，還對外公開了法院對公安的庭審記錄。唐正琪不止一次向身邊人講過，「要好好學習，將來多賺錢捐給機構」。 韓呈祥於2013年下旬離開「天下公」，再次聽到唐正琪的消息已是她病危之際。他一直以為，離開機構後的唐正琪早已赴日留學。然而，這個計劃不知何故中斷。從表面的時間記錄上看，2014年3月，唐吉田因「建三江事件」被行政拘留，期間還被國保毆打至肋骨斷裂，並確診腰椎結核。 據《端傳媒》報道，他們一家三口曾赴香港給唐吉田看病，在深圳羅湖口岸，母女倆已經通關，只有唐吉田被警察攔下。唐正琪抓拍了照片，邊檢警察發現後強行要求她刪除，衝過去一下撲倒了她，手機也甩了出去。在唐吉田的記憶中，女兒刺耳的尖叫聲，持續回蕩在羅湖口岸大廳。 據何佳夫婦描述，青春期的唐正琪對父親態度矛盾，會用「不太在乎又帶著幾分驕傲」的語氣評價他所做的事。一方面，她認同父親的人權事業；另一方面，父親偶爾來南京看她，帶她參加朋友們的飯局，她回來後也會嚷嚷「無聊」，對他們席上經常高談闊論自由民主感到不耐煩。在得知何佳懷孕後，唐正琪更是私下勸誡韓呈祥，「你以後不要去當人權律師」。 2015年「709大抓捕」發生後，人權律師成為高危職業。那幾年，唐正琪走上了母親為她指定的道路：去廣東讀職高，獲得珠寶鑒定師資格，以此為職業工作了幾年。在母親心目中，回老家跟著她做生意，有一套寫她名字的小產權房，結婚、生子，陪伴家人左右，就是最安穩幸福的人生。 網路圖片 漫長的告別 但受過新生的公民社會和女權意識的洗禮，唐正琪終究不甘心如此被「安排」的命運。2019年，在父親的支持下，她重拾起日本留學夢。在東京的兩年多，或許是她精神上最為自由舒展的日子。身邊幾乎沒有人知道她的家庭背景。在忙碌的考學和打工之外，她像兒時一樣鍾情於日本漫畫和小說，換穿各種造型的JK制服或少女系連衣裙，有時和朋友一起去參拜神社寺廟，分享美食和甜品。 「聽語言學校的老師說，她是非常enjoy（享受）自己在日本的生活的。」據阿古智子了解，三月底，參加完語言學校的畢業典禮，唐正琪和關係最好的女同學計划了一趟畢業旅行。她們去了茨城縣爬山，還在偕樂園賞櫻。唐正琪的微信朋友圈封面，亦是一張她手捧櫻花的背影照片。 在採訪過程中，我再三託人尋找和聯繫與唐正琪年齡相近的友人，希望更多了解她生活日常的一面，然而並不順利。韓呈祥告訴我，有位久未聯絡的前同事，當年因為「腐女」同好與唐正琪走得較近，（他還記得「小唐」喜歡畫的美少女系卡通畫，貼在辦公室的牆上）但在程淵受當局打擊入獄的陰影下，不好意思為此去打擾人家。在東京生活的一位記者朋友則說，她也做過類似努力，但發現自日語學校畢業後，唐正琪的同學們已經各奔東西，聯繫不上。 原本阿古智子已經跟她說好，新的一年可以幫她一起準備申請文書、面試練習等，唐正琪約定過來的時間是五月初。然而，四月底，阿古智子先接到了唐吉田的電話，說女兒生病已經失聯幾天，拜託她去家裡看看。憑藉門下通風口的熱氣，阿古智子和求援而來的警察確認她在屋內，持續呼喚了一個多小時，終於聽到琪琪微弱的聲音，按照指示的位置拿到鑰匙。進門後，只見她躺倒在地，緊急叫了救護車。 阿古智子事後了解，原來至少兩周前，唐正琪就開始受到頭痛困擾。她以為是感冒癥狀，去了三家醫院檢查都排除了新冠感染，直到第四家醫院初步診斷懷疑是肺結核——很難說這和她父親患有肺結核是否有關聯。還沒來得及做詳細檢查，發著燒的她就突然倒在住處，陷入半昏迷狀態。 阿古智子回憶，琪琪在救護車上恢復了一些意識，說頭痛得受不了。「我真的很想問她，為什麼不跟我們聯繫，只想著要自己解決。我猜可能是她擔心新冠肺炎傳染，不想給別人添麻煩。」疫情期間，許多醫院床位不夠，輾轉幾個小時，阿古智子終於聯繫上聖路加國際醫院，醫院表示願意接收。 唐正琪凌晨1點入院，阿古智子到6點才離開，不久她收到了唐正琪充滿關懷的語音留言，「抱歉阿姨，昨天你沒有睡嗎，你要好好休息啊。」阿古智子沒有料到，四五天後琪琪就失去了意識，做完手術，醫生判斷她醒來的幾率渺茫。 聖路加國際醫院是東京頂尖的綜合醫院，被視作「日本皇室御用醫院」，而且由於天主教背景，對貧困家庭素有醫療費減免政策。得知唐正琪父親的狀況，加上媒體的大量跟進報道，該醫院主動免去了唐正琪大部分的醫療費用，在治療上也並不吝惜輸血、營養等補給。 唐正琪母親劉鳳嵐趕來日本後，阿古智子一直充當著她和醫院之間的翻譯和中間溝通人，記下的琪琪住院醫療筆記高達100多頁。她時而還要面對一位絕望的母親裹挾著陰謀論的質疑和怒火——因為原本就反對女兒留學，強烈的愧疚悔恨與其對日本的仇視交織在一起。朋友們私下分享了一些信息表明，國內國保部門一直對劉鳳嵐的生活保持一定程度的介入。 「琪琪的狀態和腦死亡差不多，醫生說還有一點點腦電波，但很微弱。」阿古智子說，如果換做是她，她會選擇拒絕延命治療的「尊嚴死」，可惜琪琪並沒有在生前留下個人自主意願的聲明。她的父母則有著強烈的治療願望，選擇上人工呼吸機。母親尤其抱著她仍能醒過來的決心，不顧醫護反對，堅持從國內進口中藥為她私自治療。 一年半後，2022年10月，病情相對穩定的唐正琪出院回到位於葛飾區的寓所。來自人權團體和教會的愛心人士不時前來探望。許多人都提到房間的狹小擁擠，瀰漫著濃濃的中藥味，安靜時還能聽到琪琪非常沉重的呼吸聲。日本政府提供康復護理服務，每天五位護工輪流上門為琪琪按摩、做復健。但這些無法抵消母親日夜的操勞、擔憂和孤獨。 關注婦女權益的黃思敏律師向「WOMEN我們」表示，她不願將人權律師家屬看作一種「附帶的悲劇」。「在過去的公共敘事里，他們往往是抗爭中的『犧牲品』，或是次要的『故事線』。人權捍衛者把抗爭策略和目標放在自己覺得重要、宏大的東西上，而家屬受到的影響、在社運中的參與，從來都很少被談及。」 「但是我們所追求的公正，跟具體的人和具體的關係是分不開的。這些在我們過去的論述或生活經驗里，好像是被嚴重弱化了的。」黃思敏反問道，「我們在追求一個什麼樣的理想和社會，如果是犧牲周圍的人，關係中同樣存在壓迫、歧視和暴力，你怎麼能用平等、尊重、非暴力的方式推動社會運動、聯結更多的人？這兩者是相悖的。」她認為，改變應該從正視家人的處境和感受開始。 網路圖片 「看見一個受苦的靈魂」 在知天命的年紀，女兒遭遇飛來橫禍，唐吉田此時想要更多背負起父親的責任卻不可得。據阿古智子透露，在痛苦中，成為基督徒的唐吉田每天為女兒禱告。他還錄下很多給女兒聽的音頻，除了朗誦詩歌、唱家鄉歌謠、講她兒時的趣事，也飽含對過往的追憶和懺悔，「主要是她小時候經常在外地工作，沒有給她很多關愛，讓她很孤獨，沒有給她很好的學習環境這些。」 這樣堅持了兩三個月，劉鳳嵐不太樂意繼續播放他的錄音。他轉而拜託朋友們幫忙。有時朋友好心轉告，看到琪琪聽完視頻，有些面部反應，但醫生認為這只是不自主的生理現象而已。 事發的頭兩個月，唐吉田曾不斷努力爭取出境探視。他從北京飛到福州嘗試轉機，被警察攔下，口頭告知限制其出境的依據是出入境管理法，涉及「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此後他數次向北京公安局政府信訪、甚至給彭麗媛寫信，迎來的卻是進一步剝奪人身自由。 2021年12月10日，在前往歐盟舉辦的國際人權日活動途中，唐吉田「被失蹤」，半年後才傳出從北京轉往老家「指定監視居住」。2023年2月至11月，他曾短暫恢復自由活動，此後依舊回到國保控制之下，被沒收手機，只允許在特定時間與前妻交流女兒病情。 今年2月20日，阿古智子通過微信詢問唐吉田是否已獲知琪琪去世的消息，對方說知道，但「現在不方便」，要求琪琪媽媽和他直接聯繫。之後她還問他是否想讓她替他在葬禮上說幾句話，再無回復。阿古智子認為，這意味著國保控制著他，彼此不敢多言。至今，唐吉田仍處於失聯狀態。 「真正的國家安全應該要考慮每個國民的幸福，我很想聽聽中國政府對『國家安全』的解釋，我真得不懂。」阿古智子感慨，自己也是一個母親，很難想像同樣的遭遇發生在自己身上會如何。她曾多次參與並發起聯署，呼籲中國政府允許唐吉田出境探望女兒，還曾帶著徵集的聯名信只身前往中國駐日本大使館，但無人簽收。 「WOMEN我們」了解到，在安排唐正琪後事的過程中，有一種意見是希望將葬禮盡量延遲至「全國兩會」後，希望增加爭取唐吉田成功出境的機率，但很快被否決。劉鳳嵐顯然等不起了，她無時無刻不想早一點帶著女兒的骨灰回國。據主持唐正琪告別禮拜儀式的喻冬牧師透露，劉鳳嵐同樣拒絕了在葬禮上加入「追憶故人」的環節，而是按照完整的基督教追思禮拜的形式進行，具體原因不明。 3月4日至11日的「全國兩會」會期及其前後，歷來是中國各地全面維穩的「高壓期」。如果說，國保想要控制唐正琪去世引發國際負面輿情，由於唐吉田的「完全隱形」，他們至少成功了一半。 2021年，經一位香港的基督教傳道人介紹，喻冬認識了劉鳳嵐，最初每周兩次去醫院陪伴她，為這對母女送去福音和安慰。 喻冬牧師說，他大概知道唐吉田在人權方面的工作，但和他幾乎沒有直接交流，因此在儀式開場的講道中並未特別提及他。「我們看重的是（琪琪）她個人的靈魂，這也是主所寶貴的；我看到一個受苦的孩子，還有一個需要幫助的媽媽，這是我做這些事的出發點。」他講述的是親口聽母親描摹的唐正琪，「一個很乖巧懂事又溫柔的女孩子，從來沒有和人吵過架或者拌過嘴」。 「人有一次生，也有一次死。這個事實，已讓我們從唐正琪姊妹來看見，並得到證明，」，喻冬牧師在告別禮拜上講道，「她比我們先經過死亡的關頭，到永遠安息之處。從今以後，世界黑暗的權勢不再壓迫她，一切的痛苦也不再攪擾她……」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WOMEN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