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人間煉獄（二）
2026 年 9 月 14 日
近期，中國房地產業接連爆發危機，SOHO中國在中期業績公告中透露，旗下子公司「北京望京搜候房地產有限公司」拖欠土地增值稅及相關滯納金達人民幣1986億元，這導致集團可能陷入部分借款的交叉違約風險。 據中國媒體觀新聞報道，SOHO中國於18日發布了2023年度中期業績公告，指出旗下「北京望京搜候房地產有限公司」在2022年8月收到當地稅務機關的稅款繳納通知，要求在2022年9月1日前支付望京SOHO項目塔1和塔2的相關土地增值稅1733億元，滯納金則按日收取萬分之5。 公告顯示，到2023年6月30日為止，已支付土地增值稅3.06億元，但尚有1986億元的土地增值稅和相關滯納金未付清。 SOHO中國在公告中解釋稱，土地增值稅的滯納情況可能導致截至2023年6月30日，集團總共借款本金達到423.2億元，面臨交叉違約的風險。交叉違約借款本金為423.2億元，利息則為1057.6萬元，這其中還包括原合同約定的2024年6月30日以後到期的借款。 鑒於可能會被各自的借款人要求立即償還，因此在2023年6月30日，這筆款項被重新分類為流動負債。 SOHO中國還在公告中提到，根據稅收徵收管理法，當地稅務機關可能會採取其他強制措施，包括但不限於查封、扣押、依法拍賣或變賣相關物業，而且滯納土地增值稅的罰款可能超過應繳稅款的50%以上、但不超過5倍。 SOHO中國表示，已與當地稅務機關保持持續溝通，就未付清的土地增值稅及相關滯納金達成一致，制定了具體的償還計劃，並將繼續處置一些商業物業來支付部分土地增值稅。 此外，SOHO中國還提到，在相關政府和稅務機關的支持下，已完成25套商業物業的出售，並將在未來指定時間內支付700萬元的稅款。 截至2021年6月30日，SOHO中國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62.7億元，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總額約為160.46億元，總負債約為315.19億元，總資產約為689.2億元。 SOHO中國表示，2023年下半年，將面臨機遇和挑戰並存的局面。集團將繼續秉持穩健的經營策略，加大力度和措施，提升整體物業出租率和經營性現金流的穩定性。隨著政府出台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市場活躍度有望逐步回升，為下半年寫字樓市場注入新動力。 截至8月18日收盤，SOHO中國的港股股價為每股1.16港元，市值為60.31億元港元。
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碧桂園爆發財務危機，據BBC中文網引述安邦智庫形容，與此前政策、疫情等外部影響不同，房地產市場本身不斷下滑，是碧桂園難以支撐的根本因素，若在此時倒下，可說倒在黎明之前。 據報道，安邦智庫表示，與恆大四處擴張不同，過去幾年碧桂園經營相對謹慎，努力避免踩到「三條紅線」，其資產、負債情況更為健康。 「三條紅線」是指中國政府要求房地產企業控制負債規模，具體而言有三條紅線：一是剔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不得大於70%，二是凈負債率不得大於100%，三是現金短債比小於1 。 據報導，若踩到其中一條，年負債增速不得超過10%；踩了兩條，不得超過5%；三條全踩，不得新增有息債務。 房企巨頭中，三條全踩只有三家，包含恆大。與此相比，碧桂園的表現堪稱「三好學生」，2021年碧桂園僅「剔除預收款的資產負債率不超過70%」一項沒有達標。到了2022年，碧桂園實現「三道紅線」無一踩中。 前恆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在微博發文，呼籲「幫幫碧桂園、龍湖等優質民營房企」，他稱：「黎明就在前方，優質民營房企不要倒在黎明前」。 深圳知名地產評論人朱文則撰文分析稱，企業這時候就像銀行一樣，陷入擠兌潮，「去年發生別的巨頭身上的故事，再來一遍」。碧桂園的項目太多太多了，恐怕沒有哪個同行，也沒有哪個地方城市，有能力接下大雷。 對於中國房市前景，報導回顧中國近年的房產政策。2017年10月中共19大報告中首次出現「房住不炒」，之後監管逐漸加碼，直到2020年出現「三條紅線」。 然而，今年7月的政治局會議沒有提及「房住不炒」，反而承諾「適時調整優化房地產政策」。 據報導，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房地產及金融助理教授胡榮則表示，「房住不炒」與刺激樓市，兩者的關係之間非常微妙。 「房住不炒」是指抑制投資需求，但並不排斥居民自住消費需求；放鬆樓市限制的目的是鼓勵居民自住消費，但並不鼓勵投機炒房需求。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幾則說，房地產行業對經濟的影響已到了「關鍵時刻」，監管機構應實施更多政策，包括進一步降息和降低準備金率。
很多人問房地產公司的錢都去哪兒了，幾千億的企業怎麼就暴雷了，這裡我用萬科給大家舉個例子，看看房地產公司的錢究竟去了哪裡？ 首先房地產公司賺了多少錢看什麼？看賣房子收回了多少錢，也就是現金流量表中的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2011年-2022年十二年間萬科賣房子一共收到34791億元，這是房地產公司最核心的錢。同時還有一些當年預收的購房誠意金、合作方款項，十二年收了3022億，同時公司支付的其他現金流加起來4270億元，這兩者由於主要是合作款，我們可以不予考慮，只看核心業務。 這些錢去哪了呢？ 第一分紅。很多人會說地產公司分紅分走了很多錢，尤其是給實際控制人。我們看分紅大戶萬科，十二年間分紅906億元，占收到的現金比例僅為2.6%。這是實實在在分走的錢，分走了就不會再回來了。恆大、碧桂園的這個比例只會更低，不會更高：恆大十二年間分紅808億元，碧桂園十二年間分紅794億元。 第二是支付給員工的工資。不得不說，我們的房地產牛市造就了不少從業者的造富神話，很多房地產從業者賺了不少錢。以萬科為例，2011年至2022年十二年間更支付給員工1197億元，人均年工資12.5萬元，不算高，也不算低。但是這個錢占收到的現金比例僅為3.44%。 第三是支付給銀行的利息。支付給銀行的利息不僅在利潤表中有反應，還有很多資本化利息，萬科2011年至2022年十二年間更支付給銀行1780億元，這個錢比支付給員工和分紅的錢都要多不少。這個錢占收到的現金比例為5.12%，說房地產公司給銀行打工有點過分了。 第四是支付給上遊客戶的材料款。很多人都說房地產企業養活了一堆上游企業，事實上也是。萬科2011年至2022年十二年間共支付給上游企業12248億元，占收到現金的比例為35.2%，這是萬科現金流向的大頭。 第五是拿地金額。我們都知道房地產想有土地，必須買。據統計，2011年至2022年萬科拿地金額為237億元、722億、870億元、325億元、684億元、1320億元、2189億元、1351億元、1610億元、1349億元、1274億元、241億，合計12172億元，占收到現金的比例為34.99%，這是現金去向的另一個大頭。 第六是支付的各項稅費。很多人一直說稅費是房地產的大頭，其實還好。萬科2011年至2022年支付的各項稅費4647億元，占收到的現金比例為13.36%，確實比支付員工、分紅和銀行的加起來都多。 第七是形成的固定資產，也就是構建固定資產支付的現金，萬科十二年間只有530億元，佔比1.5%，算是比較低的。 上面七項加起來差不多是96.2%，基本上把公司賺來的現金去向全部理清楚了吧。其中拿地花了12172億元，佔比35%；支付的稅費4647億元，佔比13.36%。兩者合計48.36%，差不多接近50%了。然後是上游企業，包括建築、材料等等幾十萬家企業，拿走了12248億元，佔比35%。最後才是銀行、員工和股東（分紅），一共11.16%，而股東永遠是最少的。 萬科如此，碧桂園、融創、恆大的現金流向也大差不差，這就回答了錢去哪兒的問題。 十幾年賺的錢究竟去哪兒了，應該一目了然了，大家也知道了自己支付的房款去了哪裡 。 （全文轉自雪球網）
在全澳陷入住房危機之際，總理阿爾巴尼斯以及全澳的首席部長周三（15日）舉行內閣會議，並共同達成協議，提出了一系列改變租戶現狀，以及加快建設急需的負擔得起的住房目標。 據悉尼晨峰報報道，國家內閣支持住房協議，設定新目標，在五年內建造120萬套住宅，並承諾為幫助實現更高目標的各州和地區提供30億澳元的聯邦獎勵。 這次內閣會議討論探討了醫療資金，但重點是對住房短缺和租金上漲的擔憂。 雖然會議還同意在租戶權利方面制定國家原則，但沒有設定計劃的截止日期，而是讓每個州和地區協調法律，使房東只能每年提高租金一次，並且不能強制進行「無理由」的驅逐。 報道稱，這項新的激勵政策改革了去年同意的國家住房協議，將目標從100萬套增加到120萬套，並承諾對那些做出最多貢獻的各州和地區進行「獎勵」。 這項新的30億澳元獎勵，名為「新住宅獎勵」，是以堪培拉對每個州和地區帶來的每套住宅計算的15,000澳元支付，超過早期目標的住宅協議，希望增加20萬個居所。 但該付款將於2028年開始，這意味著它將作為獎勵而不是預付款。由於各州和地區已經承諾實現100萬套住宅的初步協議，因此這項獎勵不是按人均支付給各州，而是支付給那些將20萬套住宅納入總數的人。 維州州長安德魯斯（Daniel Andrews）指出，該州53億澳元的大型住房建設保證選民，他有一個增加住房供應的計劃，同時承諾為區域住房基金提供10億澳元。 新州州長克里斯•明斯（Chris Minns）也承諾更快地建造更多住房，包括在悉尼計劃的新地鐵站附近建造更高密度和更高建築的雄心。 國家內閣會議同意了一項促進鄰近交通的中密度和高密度住房的全國規劃改革藍圖，同時承諾簡化新項目的批准途徑。 該協議還承諾所有政府解決住房設計和認證中的缺陷，以提高新建設的質量，特別是公寓。 在有關租戶權利原則的問題上，以及澳洲是否需要更嚴格的法律保護時，阿爾巴尼斯表示，國家內閣無法立即「切換」並改變全國的法律。 「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是供應，這就是為甚麼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供應上，」阿爾巴尼斯說。 在被問及新的租戶原則何時會得以實施時，阿爾巴尼斯表示：「儘快」。 阿爾巴尼斯補充說，聯邦政府在租金控制方面「完全」無權，因為租金管制是各州和地區的事情。 據報道，各地受房源影響，租金不斷上漲，而悉尼租金正逐步逼近每周$1,000元，但政府不同意為租金設上限，此舉令澳洲綠黨極為不滿。 綠黨的住房發言人馬克斯（Max Chandler-Mather）抨擊國家內閣的協議「虛有其表」，只是在鞏固現狀。 綠黨一直呼籲將租金凍結兩年，然後對每年的租金上漲設定上限。 馬克斯表示：「工黨只是確定了每年昂貴的租金上漲，並試圖將解決住房危機的沉重負擔交給首先在這個危機中創造危機的房地產開發商。」 馬克斯說，本周三宣布的方案不足以說服綠黨打破僵局，支持政府的100億美元的澳大利亞未來住房基金（HAFF），該基金在參議院陷入僵局。 當被問及是否確信自己在投票上已經做足夠的努力讓綠黨支持時，阿爾巴尼斯表示，他沒有整天想著綠黨，但這一宣布顯示各州和地區政府對供應問題的嚴重關切。 「這是對租金施加下行壓力並幫助租戶的關鍵，除了我們已經同意的明智租戶權利外，」阿爾巴尼斯說。 綠黨在六月份與聯盟一起否決住房法案後，政府在八月初將HAFF法案重新提交眾議院，並計劃在十月份將其提交上議院。 馬克斯表示，儘管對本周三的宣布感到失望，但該黨仍然願意就HAFF進行談判。 如果參議院在十月份未能通過HAFF法案，該法案可能成為解散議會的導火索線。
導讀 1.李建是中部省份一開發區財政部門的負責人，他今年乾的一件事情是清理區內的空殼企業。 2.一年下來，不少時間都拿來應付各項檢查，而且這些機構來檢查的時候存在交叉，每次來都要準備很多材料。 3.今年田然的一項主要工作是爭取上級的支持，從原來的不願意、不會幹、不想干，到現在必須主動干。 8月2日，上午7點30分，陳康（化名）趕到了自己辦公室，辦公室外已經排起了一隊人，陳康掃了一眼，都是縣區平行部門和鄉鎮來要錢的，對陳康而言，如此景況，已是常態，有時候他一上午都出不了辦公室。 「來要錢的部門都是有理由、有需求的，但是沒錢，只能多溝通多交流，」陳康說，「以前還可以從基金預算（土地出讓收入）安排資金，現在哪有資金去安排」。 陳康是中部一縣的財政局局長，年初的時候，縣領導還要求財政出錢投資項目，陳康以沒錢為理由硬頂了回去，現在領導已經不催投資了，對財政就一個要求：保證三保，保證工資。 「大發改小財政」，這是中國行政體系中的一句俗語，意思是在省級及省級以上，發改在政府職能部委中更具份量，而在省級以下，一地的財政局則更關乎體系的運作，財政局局長也是每個地區行政體系和經濟運行中的關鍵角色。 在2023年上半年，這個關鍵角色卻迎來了一些挑戰，首當其衝的是維持財政正常運行的挑戰。 陳康說，財政收入不及預期，儘管從已經公布的數據來看，各地財力得到了持續恢復，但陳康也解釋，這種恢復一方面是因為去年的基數低，其次也有一些技術調整手段的原因，比如，其所在地區上半年的耕地佔用稅，基本是用政府投資或者城投項目開工繳納的，而且是財政給資金代繳，等於左手倒右手。 支出方面，陳康面臨的挑戰是：財政供養人員保障壓力大；機關事業退休人員不斷增多，導致在職繳費人數和退休人數的供養比不斷提高；公共服務供給壓力大；落實上級惠企紓困、穩增長系列政策產生的增支；政府債券還本付息進入高峰期。 為了應付這些收入和支出方面的變化，陳康認為下半年的工作，首先就是要「應收盡收」；其次就是多跑上級部門，爭取資金支持；再次便是多儲備專項債項目；最後繼續盤盤家底，看看還有什麼可以盤活的資產。 平衡收支外，一些地方財政局局長在各種巡查和檢查中度過了上半年，一位中部地區的財政局局長認為他有「四分之三的精力都在應付檢查」，其中包括PPP項目清理，本級政府和上級政府的巡查。 另一位地方財政部門負責人提到了目前財政局長甚至開始成了一個「燙手山藥」，成為一個「令人嫌棄」的職務，他的分析是一方面財政需要專業性的幹部，另一方面是因為財政工作現在不好做，「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財政局長的三件大事 李建（化名）是中部省份一開發區財政部門的負責人，他今年乾的一件事情是清理區內的空殼企業。 所謂空殼企業是指在當地沒有實際業務，只走賬交稅賺取當地財政返還的企業，這些企業此前能夠起到做大財政收入數據的作用。「財政壓力太大了，而且在財政支出的大盤子里，財政返還支出排序比較靠後，到了這個時候，甚至可能沒錢返還」，李建說。 李建說，每年空殼公司大約帶來3億元稅收，按照事先協定好的返還比例，財政應有部分資金來返還企業的，畢竟每級財政有一定財力分成，但是庫款調度後，實際到賬資金不一定會有那麼多，而且按照支出的輕重緩急，就輪不到給空殼公司返還。因此，李建在今年上半年取消了和轄區內多家空殼公司稅收返還方面的合作。 李建所在的開發區以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為主要稅源，今年上半年稅收維持了正增長，主要因為去年留底退稅的低基數，但企業所得稅並未出現顯著增長。 李建今年上半年的另一項重大工作是在上級部門的指導下，將轄區內的隱形債務清零。隱性債務清零的地區，上級部門將給予資金獎勵。 李建介紹，他們並沒有按照去年多省市以專項債置換的形式實現債務清零，而是用「表外並表內，上級並下級」的方式，比如其所在轄區的債務實際上是讓上級的城投並走了。 李建乾的第三件事情是包裝專項債項目，所謂包裝專項債項目是指，將一些並不完全達標的項目包裝為符合專項債申請要求的項目，這一工作一般都是交給專業的第三方來做。「現在包裝專項債項目非常『卷』，雖然很多地區都會包裝專項債項目，但依然擔心將來被追責，不過也沒辦法，當前財政壓力太大，需要時間換空間。資金下來，可以彌補其他各項支出的不足。」 在上述三件事外，除了日常的調度庫款，財源建設等工作，李建還有一件大事：應付檢查。「四分之三的精力在應付檢查」，李建稱，這些檢查、巡查包括PPP項目清理、本地政府巡查、省委巡視和領導的經濟責任審計等。 寫材料 晚上9點半，鄭庄（化名）回到了辦公室，再次回到辦公室是因為和上級檢查部門人員進行交流溝通後需要準備材料。 鄭庄說，每年省級的審計部門，審計署的特派辦，市裡的審計，縣區里的審計，財政部的監管局，還有巡視組……一年下來，不少時間都拿來應付各項檢查，而且這些機構來檢查的時候存在交叉，每次來都要準備很多材料。 鄭庄是某縣級市財政部門的工作人員，每天上午8點到辦公室，基本上每天到家都得晚上10點後，主要工作就是寫材料以及應付上訪要賬。「現在回過頭來想想這半年，有意義的事情一項沒幹，除了應付檢查，就是搞專項債項目、做預算，」鄭庄說。 鄭庄發現目前上級部門要求越來越細了。鄭庄是一個有20年煙齡的老煙槍，他以煙為例形容上級部門對文件資料要求的細化程度：以前資料就是需要寫清楚一根煙是怎麼組成的，現在就要求詳細到煙嘴什麼味道？煙絲產地是哪裡？煙絲煙嘴是否合格？甚至會細化到諸如一根煙有多少根煙絲這樣的問題。「現在上級要求的材料細化了最少30倍，這也導致下面很多單位在增加人數，增加的也不是純粹的業務人員「，鄭庄說。 鄭庄所在地，以前檔案管理部門有2人，現在擴充到30人。 最多的時候，鄭庄一天給上級報表加材料10份。「很多材料都是為了應付而應付，」鄭庄說，相比起應付檢查準備資料這些事情，他的主業反而做的更簡單了，用的精力更少了，寫材料排在了財政主業前面。 談起本地最主要的工作收支情況，鄭庄說，因為去年留抵退稅的原因，稅收增幅較高，若是去掉留抵退稅因素，稅收只是略有增幅，但是非稅收入下滑得很厲害。「現在的非稅收入是一年不如一年，土地收入也下滑得厲害，本地的資產資源早就給本地國企了，罰沒收入也沒增長。」 財政局長不好乾 作為一位地級市財政部門的負責人，田然（化名）覺得今年是他從事財政工作20多年來最困難的一年。「今年財政工作難干，有一個明顯的標誌就是很多地方財政局長成了一個『令人嫌棄』的職位，沒人願意去。一個原因可能是財政需要專業性幹部，其次現在財政工作不好做了，收入上不來，但是剛性支出還不斷增加，」田然感嘆道，「這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其所在的地區，「三保」還沒有出問題，但據他了解，同省的不少地區「三保」已經出現了問題。 2022年底，田然對第二年做了較好的預期，但現實並未如田然的預測。田然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市場主體並未如預期般活躍，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的信心也不足。「前陣子去政協開會，跟一個實體產業老闆聊天，這個老闆對經濟形勢有些擔憂，對投資也沒有信心，只打算勉強維持。」 田然告訴記者，今年上半年財政狀況不太樂觀，主要是因為各種主體預期變差了，無論是百姓還是企業，都在存錢。 田然對2023年下半年的預算更沒底。他開始對比去年預算執行的情況，判斷哪些項目可以叫停，哪些項目可以調整。 田然告訴記者，經過三年疫情之後，很多縣區的財政已經很脆弱，收支矛盾尖銳，面臨較大的收支平衡問題。現在要做的就是調整預判，確定明年的預算盤子。 今年田然的一項主要工作是爭取上級的支持，從原來的不願意、不會幹、不想干，到現在必須主動干。「以前的土地出讓收入比較多，對上級的資金不夠重視」，田然稱。 （全文轉自新浪財經）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國日益加深的經濟萎靡進入了一個可能較為危險的新階段。政策制定製定者面臨的最終挑戰是如何防止價格下跌導致生產減少、工資降低和需求受抑的螺旋式自我強化。 該報道稱，這是中國兩年來首次陷入通縮。 據周三（9日）公布的數據描繪出更加黯淡的中國經濟前景。由於面對一系列問題，中國經濟復甦勢頭正在減弱。出口加速下滑，青年失業率屢創新高，房地產市場陷入長期低迷。 現在，從鋼鐵和煤炭等大宗商品到蔬菜和家用電器等日常必需品及消費品，中國正經一場不同尋常的商品價格下跌。這與世界上其他大多數國家在放寬抗疫限制時的情況恰恰相反，目前許多國家仍在努力抑制通貨膨脹。 7月份，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下降0.3%。不過，這可能只是暫時的。剔除波動較大的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通脹率從6月份的0.4%升至7月份的0.8%，為1月份以來的最高水平。 危險在於，如果價格下降的預期變得根深蒂固，就會進一步削弱需求，加重債務負擔，甚至使經濟陷入一個使中國政策制定者慣用的刺激措施難以擺脫困境的陷阱。 通縮對於中國這樣債務負擔沉重的國家來說尤其危險，因為這會增加借款人的償債成本，並可能促使他們減少消費和投資。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數據，中國的債務總額在2022年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近三倍，這一比例高於美國。 據該報道，目前，中國的政策制定者表示，他們對物價下跌持樂觀態度，反駁了有關通縮將持續下去的說法。 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師董麗娟周三對CPI數據進行了解讀，認為隨著上年同期高基數影響逐步消除，CPI有望逐步回升。 中國的困境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在西方國家，通脹飆升促使包括美聯儲在內的多國央行提高利率，試圖在不引發經濟衰退的情況下給經濟增長降溫。 美國6月份CPI同比上漲3%，為兩年多來最慢升速，歐盟6月份同比通脹率為6.4%，低於5月份的7.1%。 據華日報道稱，中國物價的下降可能有助於緩解全球其他地區的通脹壓力，因為中國出口商品會變得更便宜。但這也帶來了風險：大量中國製造的低價商品或將衝擊外國競爭對手，並導致發達國家的人失業。 對於中國來說，沒有出現通脹反映出國內經濟的失衡，其特點是供應充足而內需低迷，經濟學家稱，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政府為家庭提供的社會保障支持太少。
澳大利亞商業理事會（BCA）在周三（8月9日）發布的一份關於移民改革的報告中表示，住房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糟糕的政策，而非移民數量。 該報告警告稱，澳洲「緩慢或複雜的移民體系」正在阻礙國家的發展。 該報告試圖否定後疫情時期移民激增導致國家住房危機的說法，聲稱問題實際上是政策和規劃不善所致。 報告強調，「政府必須採取行動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將移民作為不善規劃的替罪羊。」 據澳洲新聞網報道，這一報告受到澳大利亞執政黨聯盟的批評，反對黨內政事務發言人、自由党參議員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erson）將該團體的干預稱為「不合時宜」。 帕特森參議員表示：「移民的步伐和速度絕對是公眾辯論的合理問題；以及這對社區服務的影響也是非常合理的，尤其是住房問題。」 帕特森繼續表示：「商界僅僅對人們的租金、抵押貸款以及他們進入住房市場的能力所造成的影響置之不理，這是極其脫離實際的。」 「我認為他們必須認識到，我們沒有為澳大利亞人提供足夠的住房，如果我們想確保我們能夠歡迎移民，我們就必須繼續完成這項任務。」帕特森說。 商業理事會的報告指出，移民數量的預測，預計到2026年中期將有額外124萬名移民抵達澳大利亞，反映了澳大利亞在COVID-19疫情期間關閉國際邊境後的「重新平衡」。 報告還指出，創紀錄的住房短缺不是由移民引起的，減少移民也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自2016-17年以來，新的住房供應增長一直在下降，特別是新的公寓和其他中密度住宅方面，」報告寫道。 近幾周來，澳大利亞的移民政策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因為政府在推動「澳大利亞住房未來基金」（Housing Australia Future Fund，簡稱HAFF）立法過程中卡在了參議院。 如果該法案獲得立法，價值100億澳元的HAFF將每年至少投入5億澳元用於建設新的可負擔房屋，政府計劃在未來五年內建設3萬個住宅。 然而，綠黨反對該法案，他們表示，政府必須更進一步，加倍提供租金補貼，十年內建設22.5萬個低租金的公共住房，並與各州和地區協調全國性的租金凍結。 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的建模，綠黨的提案預計在未來十年內將花費690億澳元。 據報道，內閣將於下周三在布里斯本舉行會議，推進有關住房供應和租戶權利的討論。 澳洲總理在星期三的議會質詢時表示：「國家住房協議非常重要。這涉及土地出讓、分區，確保我們增加供應，因為這將產生重大影響。」他希望下周的會議能取得滿意的結果。 然而，關於租金凍結的協調，在新南威爾士州和西澳州的工黨政府拒絕了綠黨的要求後似乎已經註定失敗。
據澳洲人報報道，數百萬房主和投資者將迎來市政費的劇烈上漲，上漲幅度高達98%，這勢必加劇生活成本和住房危機的問題。 在脫離新冠疫情、步入通脹飆升時期後，澳洲地方政府在2023-24財年的第一季度提出了有史以來最高的市政費上調幅度，許多市政府正陷入財政存續困境。 受到通貨膨脹、新冠疫情干擾、勞動力短缺以及不斷攀升的燃油和道路橋樑建設成本的影響，地方政府正面臨嚴重赤字壓力，不得不申請超過法定上限的市政費調整。 然而，一些繳費者，包括房主、房東和企業，紛紛抱怨稱，在利率上升和通貨膨脹背景下，擬議的市政費上調將迫使他們停業，甚至被迫離開家園。 各個州和城市的市政費上調幅度各不相同，其中有上限、掛鉤、不同評估水平和獨立商業計劃等因素，但總體而言，市政費普遍上漲，新州的漲幅最為顯著。 在維州，立法規定市政費上限為一般費率的漲幅限制在3.5%，而珀斯、布里斯本、阿德萊德和霍巴特等城市的市政府，針對自住業主的一般費率都有所上漲，但漲幅低於悉尼。 珀斯、布里斯本、阿德萊德和霍巴特市政府都因為居民面臨生活成本和住房壓力，試圖壓制一般費率的漲幅，但其他費用卻在上漲，非住宅費率的繳費者面臨較大的漲幅。 儘管新州和維州有州政府立法規定的費率上限，但新州各市政府，包括悉尼西區、南海岸、中西部、西北部和雪山地區，均獲得特別許可，將費率和收費提高至創紀錄的水平，達到全國之最。 例如，悉尼西區Strathfield市政府計劃在四年內將費率上調98.2%；堪培拉的鄰市Queanbeyan市政府在三年內獲准將費率上調64.3%；Armidale地區和Walcha地區分別在三年內將費率上調58%和57%；Bega Valley Shire則計劃在兩年內將費率上調48.3%。 這意味著Strathfield的繳費者將從最低的580澳元上漲至2023-24年的1,040澳元，再上漲至2024-25年的1,200澳元。 藍山（Blue Mountains）地區的Lithgow市政府在短短一年內實施了高達45.78%的漲幅，其中還包括對該地區採礦公司的漲幅高達134%，這是新州獨立定價與監管法庭有史以來批准的一年內最高漲幅。 聯邦地方政府部長克里斯蒂．麥克貝恩（Kristy McBain）曾任Bega Valley市長，她表示阿爾巴尼斯政府意識到市府面臨壓力。她表示：「這就是為甚麼我們要推出創紀錄的資金，以確保市府能夠優先處理地方事務，包括道路和社區基礎設施。」
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碧桂園的財務危機受到關注，過去一周股票和債券價格大跌，並遭國際信評機構下調評級，新股配售計畫傳出喊停。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房地產業問題，距真正解決仍遙不可及。 自從中國官方強力監管房地產開發產業以來，不動產企業面臨財務困境已不是什麼新聞。然而過去一周，中國房地產巨頭碧桂園面臨的動蕩仍令市場感到不安與擔憂，顯示不動產業的危機仍然是如此根深蒂固。 據華爾街日報、香港經濟日報報導，過去一周，碧桂園的股票和債券價格大幅下跌，同時市場傳出，碧桂園取消了一項配股計畫。更有傳言稱，佛山副市長帶隊的工作組已經進駐。 諸多傳言迫使桂碧園出面澄清，強調工作組進駐純屬不實消息。至於新股配售，目前並未就建議交易訂立最終協議，現階段也不考慮建議交易。然而，這些說法顯然無法安撫投資人的擔憂，桂碧園連日走跌顯示出市場信心逐漸喪失。 報導提到，7月底時，中國政府宣布要推出一系列更加寬鬆的政策振興房地產市場，一度鼓舞投資人信心，並反映在股價上，然而慶祝行情持續不了太久便被打還原型。 報導引述不動產分析機構克而瑞的數據指出，今年7月，中國百大房地產開發商的合約銷售額年減33%，僅碧桂園，銷售額年減高達60%；今年前7個月，百大開發商的銷售總額年減5%。單就7月，已經抹去了中國鬆綁疫情管制以來的進展。 報導指出，銷售額驟降代表可以用於償還債務和完成建案的現金減少，碧桂園今年預計將有近20億美元（約新台幣636億元）的債券到期，或有資格提前贖回。 同時，國際金融評級機構穆迪（Moody’s）於3日調整碧桂園的信評由Ba3降至B1。根據穆迪的評定標準，Ba3與B1都屬於「非投資等級」的風險債券，然而B1的信用風險較Ba3更高。 報導指出，過去碧桂園曾被認為是屹立不搖、實力堅強的民營開發商之一。然而，當一片低迷壟罩房地產市場時，象徵沒有哪家開發商是真正安全的。「對中國房地產開發商來說，這輪樓市熱潮猶如一波雲霄飛車的行情，餘波將持續很長時間，或許最痛苦的時候還沒有到」。
最新數據顯示，澳大利亞儲備銀行的加息措施已將工薪家庭的通貨膨脹率推高至近10%。面對生活成本的緊縮，創紀錄數量的澳大利亞人正在通過承擔多份工作來緩解危機。目前有95萬澳大利亞人從事一份以上的工作，在過去的12個月中增加了8.9萬人，其中在餐飲、社區、教育和行政部門工作的人數大幅增加。 據悉尼晨鋒報報道，根據澳大利亞統計局的數據，有六分之一從事多份工作的人或超過15.5萬人在衛生和社會援助領域工作，這個數字自2011年以來幾乎翻了一番。納塔莎．皮科洛（Natasha Piccolo）就是其中之一，除了擔任朝九晚五的語言病理學家外，她還有兩份額外的「副業」工作——分別是《平衡理論》（The Balance Theory）的作者和 Pina Piccolina 公司的小老闆，為悉尼一些活動提供義大利冰淇淋。 數據顯示，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擁有一份以上的工作，青少年和20歲出頭的人也是如此。同時，擔任多份工作的人的工作周長往往比只有一份工作的人多出5個小時。 然而，伴隨著多份工作的激增，通貨膨脹率也在上升。統計局本周三公布的數據顯示，有抵押貸款的人受到的衝擊最大。傳統的消費者價格指數追蹤的是新建房屋的成本，而統計局的另一項通脹指標包括抵押貸款利息。它還考慮到社區中不同群體的具體支出模式，包括領取養老金的人、自籌資金的退休人員和領取所有福利金的人。 對於工薪家庭來說，利率的大幅上升——在截至6月份的12個月里上升了近4個百分點——將實際通貨膨脹率推高至9.6%。同期，官方消費者價格指數攀升了6%。過去12個月，工薪家庭的抵押貸款成本攀升了91.1%。9.6%的通貨膨脹率是自1986年以來所有通脹指標中的最高值。儘管自籌資金退休人員（6.3%）和領取老年金者（6.7%）的通貨膨脹率相對較低，但所有群體的通貨膨脹率都高於官方消費者價格指數。 在此背景下，皮科洛和丈夫購買的西悉尼房子讓他們面臨生活成本危機和為人父母的雙重壓力。皮科洛表示：「如果沒有這些副業，我們只能勉強維持收支平衡。我們之所以能夠保持靈活性，是因為我們有多種收入來源，但這並不是一夜之間形成的。」 儘管澳大利亞儲備銀行連續第二個月維持官方利率不變，但澳洲國民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阿蘭．奧斯特（Alan Oster）仍預計，儲備銀行將在年底時再次加息，將利率提高至4.35%。然而，奧斯特認為，到明年下半年，儲備銀行將不得不開始降息，以應對預期中的經濟增長減緩和失業率上升。他預測，利率的降息可能會在2024年8月開始，將現金利率恢復到3%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