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洗澡浴花」見蘇州市委書記 谷愛凌造型惹議
2026 年 10 月 26 日
修昔底德，這位公元前五世紀的歷史學家，在他逝世兩千五百多年後居然獲得了一位喜歡標新立異的美國教授的青睞。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創造了一個名詞—–修昔底德陷阱，用來描述大國爭霸的博弈。要說艾利森教授完全是無中生有那也有失公允，他實際上帶領他的團隊進行了研究。他發現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記敘中，這位偉大的希臘歷史學家實際上首次描述了有關一場戰爭的現象，該戰爭距今已有2400多年，當時摧毀了古希臘的兩大城邦。他注意到，「正是因為雅典的崛起讓斯巴達感到害怕，從而讓戰爭不可避免」。在其他人將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原因歸咎於各種因素時，修昔底德一針見血，因為他找准了歷史上最具災難性和最令人困惑的戰爭之一的關鍵原因：新興大國對守成大國的挑戰，守成大國對新興大國的遏制與打壓。 修昔底德描繪出一種在歷史進程中經常相遇的危險形態。當一個新興大國前來挑戰占統治地位的大國時，這種結構性緊張局勢成為規律。接著教授對人類五百年發展的歷史做了分析，其中在十六次新崛起的大國挑戰守成的大國的明爭暗鬥中，有十四次是以兩敗俱傷的戰爭結束的。如此他聯想到了中國和美國在最近幾年發生的各種分歧與摩擦，於是寫了一本書《註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我把它稱之為「艾利森之問」。 毫不誇張地說，「艾利森之問」問出了當前全世界人民所關心的問題。因為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沒有之一。中美關係任何波動都會成為亞馬遜森林裡的蝴蝶在扇動翅膀，所扇起的霧霾壓上世界人們的心頭，幾乎造成「我不能呼吸」。 對人類的最後的審判真的不期而至了嗎？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心中的答案應該是什麼呢？其實我們有一千個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 一．雅努斯效應 雅努斯(Janus)是羅馬人的門神，也是羅馬人的保護神。傳說中，雅努斯有兩副面孔：一個在前，一個在腦後；一副看過去，一副看著未來。 雅努斯是天宮的守門人，他每天把天空的大門打開，讓陽光普照大地；黃昏時就把門關上，黑夜也隨之降臨了。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奧籍英國著名作家ARTHER KEOSTLER寫了一本書，《守護神的總結》(JANUS A SUMMING UP)在本書的序言部分，作者一開始就寫到，「如果有人要我指出在人類歷史和史前史中最重要的日子是哪天,我會毫不猶豫說那就是1945年8月6號。原因很簡單，在這之前，人的死亡是以個體的形式出現的。而在這一天隨著第一顆原子彈在廣島上空的爆炸，人類將面臨的是作為一個物種的整體消亡。」 他的這種看似悲觀的結論也不無道理。 作者明確指出，核武器既然發明出來了，想要停止是不可能的。事實恰恰是這樣。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又進行了一千多次核試驗，製造出六千多枚核彈頭。 示意圖。（圖片：pexels） 1949年8月29日前蘇聯原子彈爆炸成功，現在俄羅斯擁有大約六千多枚核彈頭。 1952年10月3日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現在武庫里存有大約200枚核彈。 之後法國、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均擁有了核武器。 1964年10月16日中國核武器試爆成功。現在估計有核彈300枚左右。目前朝鮮高調宣揚自己有核武器。 因為核武器的破壞力太大了，當前世界武庫中存放的核武器是足夠把我們賴以生存的藍色星球變成毫無生命的黑色焦土，成為星空中一塊隕石。因此在大國衝突時，都會考慮使用核武器所能引起的後果。因此核武器也和雅努斯一樣，是雙面的。既給擁有者強大的威懾力量，又讓擁有者格外的謹慎小心。因為在大國都具有核力量及與之配套的運載工具時，一旦發生核戰，誰也別指望獨善其身。核武器所具有的巨大破壞力阻止了這種巨大破壞力的出現，這就是「雅努斯效應」。「雅努斯效應」極大的稀釋了「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這已經被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戰爭史所證明。 二戰後世界一直沒有太平，發生了大小百餘次的戰爭，有核國家捲入了其中絕大多數戰爭。二戰後美國執政的十二位總統（不包括川普），每位總統都至少領導了一次或大或小規模的戰爭，其他有核國家也沒有例外。在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機中，「雅努斯效應」避免了美蘇雙雄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 1959年元月，古巴發生了政權更迭，32歲的卡斯特羅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權，建立了共和國，自任總理。兩年後，1961年美國與古巴斷絕了外交關係。並對其進行了經濟封鎖。古巴只好轉向前蘇聯求得援助。當時的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抗衡美國的機會，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古巴在經濟方面的要求，同時決定蘇聯決定在古巴部署中程導彈，提供伊爾-28噴氣轟炸機，於1962年7月開始實施。蘇聯把運往古巴的貨物改由蘇聯船隻海上運送，將幾十枚導彈和幾十架飛機拆開裝到集裝箱里運往古巴。同時，3500名軍事技術人員也陸續乘船前往。每一枚導彈都攜帶一個威力比在廣島的原子彈大20或30倍的核彈頭。經過偽裝的第一批武器是在7月下旬用商船運抵古巴的。 菲德爾‧卡斯特羅。（網路圖片） 1962年8月，美國發現了蘇聯在古巴修建射程為2000英里的中遠程彈道導彈使用的堅固的永久基地。而且，美國鑒定專家確信，發射裝置上安裝的是導彈核武器。 1962年10月16日，約翰•肯尼迪總統得到上述情況的彙報。立刻意識到這件事關係重大。沒有料到轉眼之間在美國的家門口，古巴戲劇性地擁有了在西半球僅次於美國的最大的、裝備最好的軍事力量。 1962年10月22日晚上7點，肯尼迪向美國和全世界發表廣播講話，美國要求蘇聯在聯合國的監督下撤走已經部署在古巴的進攻性武器。並下達了封鎖古巴的命令。 在肯尼迪發表廣播講話以後的5天中，即從1962年10月23日至27日，局勢緊張到幾乎「難以忍受的程度」，核戰爭的陰影籠罩著整個加勒比海上空，整個世界危在旦夕。 1962年10月24日，在68個空軍中隊和8艘航空母艦護衛下，由90艘軍艦組成的美國龐大艦隊出動了。美艦從佛羅里達到波多黎各布成了一個弧形，封鎖了古巴海域。與此同時，美國導彈部隊全部奉命處於「高度戒備」狀態，導彈在發射台上聽候指令。 在離古巴東部海岸約300公里的大特克島上，設有巨大的美軍導彈跟蹤站，密切監視往古巴去的船隻的一舉一動。整個古巴像個鐵桶似地被團團圍住了。 10月26日，星期五。赫魯曉夫給肯尼迪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赫魯曉夫承認蘇聯導彈在古巴的存在，但把它們說成是純粹防禦性的。然後他說，他深切地渴望和平，讓我們不要使這種局勢弄得不可收拾吧，強行實行封鎖只會使蘇聯採取它自己認為必要的措施。但是，如果美國作出不會入侵古巴、也不允許別人入侵的保證，並且，如果它撤回自己的艦隊，不再搞封鎖，這就會使一切馬上改觀。 肯尼迪和他的團隊仔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一致認為如果對古巴實行軍事打擊，部署在古巴的核彈就會爆炸，這對美國南部各州甚至對美國全境都會產生不可估量的損傷。於是他向赫魯曉夫發出了接受他10月26日星期五「提議」的信。 10月28日，星期六。莫斯科電台廣播了赫魯曉夫的回信。 信中說：「為了儘快地消除這一危及和平事業的衝突，為了給渴望和平的各國人民以保證，蘇聯政府除了此前已下達的在武器的建築工地停止施工的命令外，現又下達新命令拆除您所稱為進攻性的武器，並將它們包裝運回蘇聯。」 隨著這一句話的播出，這場嚴重的古巴導彈危機結束了。1962年11月11日，蘇聯部署在古巴的42枚導彈也全部撤走了。 1962年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赫魯曉夫答應在30天內從古巴撤走全部伊爾—28型轟炸機。肯尼迪同時宣布取消對古巴的海上封鎖。加勒比海又平靜了下來。 古巴導彈危機時期的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後來說，所有三個國家（美國前蘇聯古巴）在危機前所做出的決定，都由於錯誤的信息、錯誤的判斷和錯誤的考慮而被導入錯誤的道路。儘管錯上加錯，但這一切錯誤都在核戰爭的難以挽回的災難後果面前不得不停了下來。從這種意義上說，是核戰爭本身遏止了核戰爭的爆發。 國防部長的講話是對「雅努斯效應』的最精闢地詮釋。 二.「槍桿裡面出霸權」成為大國博弈中的不得分的選項。 二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了世界的領導國家，人們習慣稱之為霸主。但是美國這個霸主不像歷史上的的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蒙古帝國等霸主靠打殺搶掠而獲得，也不像近代一些下崗的霸主如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英國那樣發瘋似的擴充海外殖民地。美國沒有佔領其他國家的一寸土地，也沒有殖民地。他的成為領導國家是因為他的立國價值，治國理念，建國成就，大國擔當所決定的。 1.立國價值—-對自由的尊重，執著和捍衛 1620年，五月花號載著那些被剝奪了自由的清教徒駛向美洲。追求自由這一堅定的信念深深地鐫刻在了美國人民的心中。亨利先生在1775年喊出的「不自由母寧死」成為幾乎全世界熱愛自由的的人們大合唱中的最高音。美國在200多年前通過的憲法保證了美國人民享有五大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遊行自由，追求財富的自由和持有武器的自由。美國總統佛蘭克林羅斯福1941年在美國國會大廈 發表演說時歸納出了四大自由：「表達自由、信仰自由、免於貧困及免於恐懼的自由」。 人的信仰自由是根本,設立國教不符合信仰自由.對於自由的信仰是根本,也是法律.任何信仰都不能破壞信仰自由的原則. 表達的自由表現為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示威，選舉等. 免於恐懼的自由,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生存權的問題,包括持有武器的權利,包括住宅不受侵犯,包括通信自由,包括拒絕不確定未來的自由,包括拒絕無理搜查,拒絕有罪推定,拒絕侮辱和誹謗等等. 免於匱乏的自由就是政府有責任保障公民擺脫貧困，政府不能剝奪公民的財富，不能阻擋公民追求財富，不能用暴力實行所謂的均貧富。每個國家都應該向自己的人民提供一個健康的和平時期的生活。 在這個自由的國度里，人民可以辦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台，集會遊行演說。這些在某些國家被看成是很奢侈的東西，美國人民卻是習以為常的。 在美國建國100周年的時候，法國送給了美國一件禮物：自由女神雕像。這座雕像矗立在哈德遜河口，成為美國標誌性建築，也是美國精神的象徵。她高揚的自由火炬照亮了人類進步的道路。 2.治國理念—創立尊重自我，追求美好的憲政制度 列剋星敦的槍聲響過以後，經過八年的奮戰，1783年英國承認了美國獨立。1787年，開國元勛們坐到一起，不是討論如何分配勝利果實，進行分封還願，加官進爵。而是商討如何把即將建立的聯邦政府關進籠子里。於是這些開國精英們制定了影響深遠的美國憲法。於是世界上有了第一部成文的憲法，世界上有了第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世界上有了第一個把政府首腦稱之為總統的國家，世界上出現了第一個尊重自我，追求美好的憲政國家。 美國的憲政有如下的特點： a）.人民主權 人民主權是美國憲政的根本，《獨立宣言》確認了政府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這就是說人民是主權者，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政府和政府官員應向人民負責。宣言還進一步提出，政府一旦破壞這些目的，「人民就有權利改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即人民有權革命。美國憲法也正是「人民主權」精神實質的體現，它的序言就是：「我們合眾國人民」，以人民的名義制定憲法，它將人民權利具體落實到每一個公民，明確保障個人的基本尊嚴，價值，自由和權利。 選舉是人民主權最直接的體現,在選舉中，人們可以有效向政府表達自己的意願，選舉自己滿意的候選人。選出來的政府是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人民的參與意識普遍高漲。每四年一次的選舉年都成為了美國人民熱鬧非凡的盛大節日。 b）、 限權政府 同人民主權原則緊密相連的是「限權政府」的原則。所謂限權政府原則，就是說政府的權力或職能是有限的，而不是無限的；政府主要是消極地保護或保障人權，負責人們的安全，維護秩序與和平。政府應該是守夜人，傑斐遜認為：「管的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列舉了聯邦政府可以行使的權力，第九，第十款規定了禁止聯邦政府行使的權力,「權利法案」列舉了政府不得侵犯的人民權利，這都是限權政府原則的具體體現。 c）.權力分立與制衡 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是美國憲政制度最具有現實意義的原則，它是憲政其他原則得以實現的重要保障。 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就是在國家結構和政府內部都實行分權，以權制權。包括兩個層次上的，一是聯邦和州兩級政府的縱向分權即聯邦制，二是一級政府內部的橫向分權，即立法，行政，司法三部門的分權。這裡先談橫向分權，三權分立與制衡原則把權力分別授予三個彼此獨立而又平等的部門，立法權屬於國會，行政權屬於總統，司法權屬於各級聯邦法院，但是三種權力的分立不是絕對的，不受制約的，而是在彼此分立保持獨立的同時，又相互聯繫，相互制約和保持平衡。例如，立法權屬於國會，但總統有權否決國會立法，國會又可以推翻總統的否決；行政權屬於總統，但行政機構的設置和所需費用需由國會依法律批准。 d）、 聯邦制 聯邦制是國家縱向層次上的分權。美國憲法規定在聯邦和州分權，二者在各自許可權範圍內都享有自由行動的權力，中央政府一般在外交、國防、和貨幣政策上擁有獨立性權力，州政府則控制教育、警察和交通。 美國白宮。(圖片：Pixabay) 美國憲法明確規定了聯邦和州各自的權力，憲法第十條修正案規定：「憲法未授予合眾國，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權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這條修正案提出了聯邦和州兩級政府分權的準則，聯邦政府擁有「授予的權力」或稱「明示權力」，州政府擁有「保留權力」。各州的州長與總統不是上下級關係，州長對他的選民負責，總統對他的選民負責。 聯邦體制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它解決了在一個疆域廣闊，人口眾多的大國的複雜問題，即如何實現既能保證國家統一強大又能保障公民自由。美國在這一體制下，有效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美國政府領導美國成為了世界上強大的國家，但在國內政府並沒有成為暴政美國人民的工具。而且，美國建國240多年，經歷了58屆政府，45任總統，全部是和平過渡，平穩的進行權力交接。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e）、 強大的司法權 美國的司法權享有其他國家司法權無法比肩的崇高地位，它的權力和權威之大在很多國家想都不敢想，特別是那些視人民如草芥，視法律如玩具的專制國家。司法的這一權力來自於它對美國的根本大法——憲法的「話語霸權」，它是美國憲法的最權威和終極的解釋者；它的權威來自它的基本公正、來自它基本不受政府更替和輿論變遷的我行我素。美國聯邦法院的大法官是終身制的。強大的司法權讓人民有巨大的安全感，對政府的不作為或亂作為有強烈的震懾作用。所以美國官員的腐敗很少很輕，這與強大的司法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f） 、 憲法高度的穩定性： 美國建國200多年，只有這一部憲法。美國從制定憲法時的幾百萬人口到現在的幾億人口，從十三個州到現在的50個州，從孤懸于海外的移民屬地成為現在的世界頭號強國，可是，無論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憲法卻沒有改寫。200多年只做了27條修正，其中還有十條是與制定憲法同時就存在的。那就是說一部憲法經過了200多年只補充了17條，這在全世界也是絕無僅有的。 由於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它的穩定實際上是穩定了民心，這就極大的增進了人民尊重憲法，學習憲法，執行憲法，捍衛憲法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使美國社會成為了人人懂法守法的法治社會。 3.建國成就—在科技，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 在中國曾流行一個諷刺吹牛的笑話：問，你在忙什麼呢？答，干點大事，給長城貼瓷磚呢。這在美國就不可笑。如果不影響文物保護，有人就會真的去做。在密蘇里的丘吉爾紀念館所用的700噸石頭就是從英國，漂洋過海花掉300萬美元運過來的。石頭到處都有，可是美國人就是要這樣標新立異。而且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連當時的總統杜魯門都參加了奠基儀式。 在這種勇於和善於創新的精神作用下，美國的發明創造層出不窮。我們現在享受的絕大多數物質文明都是美國人發明的。 從1901年到2017年全世界一共出了六百十八個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美國德國英國三個國家佔了全世界諾貝爾獎的90%以上，美國就佔了二戰以後全世界諾貝爾獎的70%以上。也就是說今天世界上得諾貝爾獎70%是在美國上班的，在美國的大學研究機構和企業實驗室工作的。 諾貝爾獎頒獎儀式。 (Photo by FREDRIK VARFJELL/AFP via Getty Images) 世界排名前20名的大學佔世界諾貝爾獎的90%以上。第一名哈佛大學先後出了151個諾貝爾獎，第二名哥倫比亞大學先後出了101個諾貝爾獎。芝加哥大學89個，麻省理工87個等等。 世界最好的20個名大學，美國佔了16所。 優秀的教育培養出高智商的國家建設者和管理者。先進的科技使美國的經濟一直在生產鏈的高端上運行。從1890年代，美國的GDP就雄踞世界第一，直到現在達130多年。美國人民在高度發達的社會裡，享受著別國人民羨慕嫉妒愛的福利。因此美國成為了移民和留學的首選國家。 4.大國擔當—對世界安全及對正義的擔當。 最明顯的表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艾森豪威爾將軍導演的諾曼底登陸把德國法西斯軍隊逼進了柏林一隅，同時卻以海洋般寬闊的紳士胸懷把攻克柏林的殊榮，禮讓給了受到德國法西斯嚴重摧殘的前蘇聯。美軍在歐洲戰場上的巨大貢獻被後人一直傳頌。在太平洋上空，美軍把日本的全部海軍空軍力量埋葬在了波濤洶湧大洋深處。在攻克日本本土的前夕，為了減少兇殘的武士道精神給美國士兵造成生命威脅，杜魯門下令甩了兩顆核彈，廣島上空的蘑菇雲很快變成了世界的祥云：二戰結束了！ 二戰結束以後，美國理所當然的成為了世界的領袖，也就是人們通俗稱之為霸主 美國沒有佔領其他國家一寸土地，沒有把任何一個國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相反，他利用自己的雄厚的經濟實力，先進的科技實力，強大的軍事實力和文明的政治實力感染其他國家來效仿，幫助其他國家發展，保衛來之不易的世界的安全與和平。 在美國的倡導下，成立了聯合國。洛克菲勒把一片土地和大樓捐獻出來，作為聯合國辦公的地方。美國還負擔了大部分聯合國的活動經費。 美國及時的推出了馬歇爾計劃，使因為戰爭造成的滿目瘡痍的歐洲恢復了往日的的生機。 美國把支援歐洲但沒有用完的二戰時期的經費，成立了世界銀行，用於對發展中國家的長期低息貸款。 在美國的支持下，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泰國，印尼很快撫平了戰爭的創傷，實現了經濟的騰飛；在美國的支持下，日本先後出台了和平憲法和其他法律法規，文明徵服了日本；在美國的支持下，組成了世界貿易組織，讓各國都分享了經濟發展的紅利。在美國的支持下，英法等國放棄了他們原來宗主國的地位，非洲拉丁美洲的國家紛紛成為了獨立自主的國家。 但是世界並不是人們想像那樣安寧，還有野心家在威脅他們的生命財產安全。美國為了消除戰爭，消滅恐怖，總共調動了200多萬美國的優秀士兵，參加到維持和平的戰鬥中。花費了5.6萬億美元，犧牲了幾萬名優秀兒女的生命。美國這種世界擔當被人們稱讚為「世界警察」。 美國當之無愧的成為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領導國家。全世界在美國主導的秩序中，度過了70多個年頭。 中國與美國爭當世界的領導？ 中國的迅速崛起是不爭的事實。這必然在某些領域搶了某些國家包括美國的飯碗。但也為世界經濟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無數商機。但中國不可能和美國爭當世界的領導。 1.中國的改革開放充滿了美國元素。 1978年12月15日,歷時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這次會議被認為是為隨即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準備｡ 次日(16日)，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與時任美國總統卡特,同時分別在北京和華盛頓宣布,中美兩國決定從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 兩國建交後不到一個月(1979年1月28日~2月5日),鄧小平對美國進行了正式訪問,這是中共領導人對美國的第一次訪問,使兩國關係在正常化後立即獲得了強勁的勢頭,那氣勢猶如大壩開啟了閘門,河水奔騰而下｡ 鄧小平（圖片來源：JOHN GIANNINI/AFP via Getty Images） 中美關係正常化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時發生,這不是偶然的｡ 1979年1月，鄧小平訪問美國時，陪同他出訪的一位資深國際問題專家李慎之先生曾問他,中國為何要開放,又為什麼主要向美歐開放?鄧小平回答說,跟著美國的那些國家都富強了 對中國的開放，美國朝野均持積極的支持態度。於是一場規模巨大的美國對中國的資金開放，技術開放，市場開放，人員開放，管理開放全方位展開了。 中美建交三個小時後,可口可樂宣布進入中國｡ 1978年,國務院專門成立以谷牧､陳慕華､廖承志為首的利用僑外資建設旅遊飯店領導小組｡1979年6月國務院批准,引進僑外資建設第一批旅遊飯店,包括北京建國飯店､長城飯店､廣州白天鵝賓館等六座｡其中最早的一個､中美合資的建國飯店於1980年6月20日動工興建,1982年4月28日建成開業｡ 1984年7月,經國務院批准,在全國推廣了建國飯店的經營管理方法,以改革我國飯店的管理工作,從此我國的飯店業告別了「瓜子皮時代」｡可以說建國飯店是中國旅遊飯店的一面旗幟,在中國旅遊飯店業的發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從此美國元素進入了中國的方方面面。牛仔服成了中國青年的最愛，肯德基麥當勞成為了時尚的食品，《加里森敢死隊》成了街頭巷尾議論的話題，英語學習成就了新東方的輝煌，到美國去留學成了青年學子的追求。 經過開放初期對美國物質和文化產品的熱切擁抱後,隨著中美政治和經貿關係全面展開,進入中國的美國因素越來越具有實質內容｡1985年,第一家中美合資高科技企業中國惠普有限公司成立｡同年,第一家汽車行業中美合資企業北京吉普汽車公司成立｡ 1987年,摩托羅拉進入中國,首先在北京設立辦事處,後於1992年在天津註冊成立摩托羅拉(中國)電子有限公司。 […]
台灣將進行公投投票，因事關台灣未來發展，各界重視。在國際舞台上，台灣和中國都正在申請加入CP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事關台灣的國際地位，海外台僑自然非常關注。 要加入CPTPP必須得到現有11個會員國同意，澳洲是其中之一， 所以澳洲前總理 Tony Abbott就跑到台灣去和蔡英文總統會談，回來後就在澳洲的國會舉辦公聽會，算是十分挺台。 台灣公投和加入CPTPP，看似無關實則有關。若公投反萊豬通過，那代表台灣是個不守國際規範、不遵國際標準的國家，那要加入國際組織就會被扣分。 前幾天國民黨立院黨團開記者會，立委溫玉霞批評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說他行政不中立。因他和世界台商總會開視訊會議討論台灣加入CPTPP，提到「公投反萊豬會影響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這實在很可笑。公投本來就是民間檢視政府政策的一項機制，執政團隊為政策辯護理所當然，不辯護才奇怪。僑委會向海外台僑說明政策，是份內的職責，何來行政不中立? 海外台僑因常有第一線接觸中國與中共的機會，看得很清楚，台灣公投案，國民黨推的四個同意，骨子裡就是配合中共的四個利益。 中共要統台灣，最方便就是從海外僑團下手，甚至用和統會的名義，以經費補助僑團，進行有效滲透。駐外官員不察，就跟著淪陷。 不久前雪梨台商會舉辦CPTPP的視訊會議，就是請溫玉霞來講，參加的也多是藍營及親中人士，駐外官員也完全配合。紅藍統派在海外的動員可見一般。 老實說，這樣的組織根本不能代表台派的台商台僑，但在駐外單位配合下，卻成了僑界主流，僑委會卻鞭長莫及。看在台派台僑眼裡，真是有些著急。 海外台僑本不應分藍綠，但支持台灣政府是必須的。但在紅色滲透下，都亂了套了。 僑委會的駐外單位不察，還連連聘任親共人士出任僑務榮譽職。這些經常在社群里傳遞紅色思想，高喊:”台灣屬於中國，一點都不能少”的人，居然成為代表台灣的僑領，真是養老鼠咬布袋! 這些僑務榮譽職，廢掉也罷! 蔡政府執政已六年，該整頓一下了。 澳洲Morrison政府「抗中保台」 日益明確，但台僑主流卻在親中統派把持下「抗台保中」，與台灣政府大唱反調，是可忍熟不可忍!?
無論政治評論家們如何熱衷於解讀習近平的動向，但要分析習近平的思想，就離不開那從不四處走動，深藏宮闈深處的王滬寧。與十九大初登中共常委被封三朝帝師的稱號相比，早幾年前中南海里就有議論說，別看出現在官方電視里的王滬寧總是在習近平面前畢恭畢敬，但在幕後決策過程中，習近平對王滬寧基本上是言聽計從。①如今，更有甚者直接斷言，所謂習近平思想，其實就是王滬寧思想。②本文擬就王滬寧的起步和主要思想作一分析和評述。 先天不足迎合上位 在所有關於王滬寧早期成名的文章中，無一例外將王滬寧描繪成上世紀八十年代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其標誌是1985年年僅30歲就被破格晉陞為全國最年輕的副教授。那時的王滬寧不單在政治學理論方面寫了許多論文，也同時在復旦國際政治系開了許多課。無可否認，年輕的王滬寧勤奮學習，涉獵西書，並善於思索和提出新問題，號稱一本活著的政治學詞典。他有著不同於常人的閱讀速度，筆頭也很快，常常五千字的文章一個晚上就揮筆而成。但歷史的豐富恰恰在於王滬寧自身天賦資質條件的優越在他起步時所受的教育，給他留下了難以彌補的致命缺陷。 王滬寧在外語培訓班讀的是法文，他的英文遠沒有法文好，這使他在復旦讀研究生時，主要接觸的是以法國思想家為主的歐洲大陸思想體系。他的研究生論文也是布丹的「國家君主絕對主權思想」。王滬寧接觸的西方學說主要是偏從國家角度看問題的歐洲大陸關於國家主權模式的思想體系。③而歷史的今天，在西方佔主導地位的是以英美思想體系為主的自由主義思想。 其次，王滬寧沒有受過正統的本科教育。在復旦大學一直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復旦本科生的質量要強於研究生，碩士研究生要強於博士生。系統本科教育奠定了一個學者基礎知識的寬度和厚度，頂端博士生培養決定了一個學者的高度，如果缺乏了廣博知識的厚度，那麼單腳撐起來的高度也是不全面和不牢靠的。王滬寧的知識結構就明顯地印證了這一點，特別是他對西方自由主義流派學說的生疏。在他的一系列論文中也可以看出他對西方實證主義方法的遠離，他缺乏高層次的抽象和捨棄，僅僅停留在微觀的細描階段。在研究上，由於缺乏系統的規範訓練，他缺乏科學的設計和完善的方法論，④這極大影響了王滬寧論文的科學性。相反，處處可見歷史唯物主義的教條和僵化痕迹。 眾所周知，復旦大學的國際政治系基本上就一個很強調外語的國際政治研究人才及教師和國家情報人員培養基地，再加之國政系的建系歷史和中共長期以來在國際政治關係方面的盲點，國政系的學術質量跟復旦文科中傳統的文史哲系根本不是在一個層次上。即使在復旦大學新加坡辯論的奪冠事上，眾人津津樂道歸功於王滬寧任顧問，可自知分量的王滬寧卻坦誠「這一次我是無官一身輕，顧問顧問就可以﹍﹍」。復旦委重任身兼領隊和教練的青年哲學教師俞吾金起的作用遠勝於王滬寧。 王滬寧的特點在於他在性格上是一個收斂、謹小慎微、察言觀色之人，他善於克制自己，做人低調，精於世故並會演戲。⑤不同於當時有些露頭的青年學術明星難免不時會鋒芒畢露，學術基礎並不紮實的王滬寧，平時根本就無語驚四座的見解和論文，待人相處之間，反倒給人留下了溫爾文雅態度溫和的謙謙君子印象。憑著這一點，在一個沒有什麼真正理論學科的國際政治系和真材實料學問的老教師面前，謙謙有禮並略勝他們一籌的王滬寧，自然得以眾口稱譽且最先上位為全國最年輕的副教授，並不幾年晉陞為教授，爾後為國際政治系系主任。即使如此，國際政治系這個學習過程缺乏新知興奮感和使用知識價值感學科掌門人的含金量，還是遠低於復旦文史哲內那些才華橫溢並初步卓有建樹和遠大學術前途的同齡人。 王滬寧在復旦的那些年，儘管出了幾本專著，寫了不少有份量的論文，但是他的思想從未完成從國家威權主義向民主自由主義的轉變。他對西方的理解吸收始終是由西方文明的偏門馬克思主義來引領和整合的。⑥ 1988年到1989年王滬寧訪問美國半年所著的《美國反對美國》，僅憑總統競選中的個人攻擊現象，就斷言「西方文明可以帶來物質繁榮，但不一定造成人格升華。」他武斷地偏信「奉行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威權主義的日本將超越奉行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民主主義的美國。」半年時間不算長，但也不算短，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並沒有讓王滬寧真正看透美國，他對美國的理解僅僅停留在表層，更談不上身臨實境地體驗丘吉爾的「民主是最壞的制度，但其他人類已嘗試的制度更壞。」可以說，王滬寧的學者生涯永遠沒有進入到西方學術體系主流，達到自由主義流派學術上層次。 面對一個開放的世界，在封閉閉塞國度中習慣於指令決策的政府領導人，無論是主動和被動，他們都開始嘗試尋找智庫的幫助。當時上海決策層周圍經常聽取諮詢的智囊中，王滬寧的觀點不是更開放和最新潮，但他的主張通過加強中央集權，加強政府權力的政治管理模式，外加一些西方術語的政治學理論，無疑受到習慣於黨和政府來管理社會和經濟的當權者青睞。況且，王滬寧在當時又是一個很聽黨話的學者，從無什麼離經叛道的出格言論，又善於用當權者習慣的語言進行表述，由此，王滬寧開始引起當政者所關注。 官僚階層希望從從知識界吸取有益於施政的建議，並從中物色可以直接為官的人選。知識界人士也樂於為政建言，有些人並進而踏入仕途。這種官和士之間的互動初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六•四後進入井噴階段。相對於一些當政者不得不聽，背底里從不喜歡且時常犯上的學者，王滬寧最終被江澤民挑選入京可謂恰逢其時，而時間定在1995年，那是因為江澤民在北京的位置初步已坐穩，需要開始在意識形態領域建立自己的班底。先後同期進京的還有周瑞金、劉吉、施芝鴻等。未能證實的從六•四至王滬寧北上這幾年間，當局是否向王滬寧提出過某些職位而王滬寧出於對教書更有興趣或是對此有自己的想法而婉拒，還是當局對於王滬寧的尊重或另有考慮。幾年後，善於審時度勢的王滬寧在幾番折騰後，終於接受了帶有調研性質而遠離事務管理直接服務最高權力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政治組組長一職。 政治化妝改頭換面 王滬寧在中共中央研究室的工作主要是為中共最高層起草文件和講話，並帶有調研和收集綜合信息，向中共中央提供建議和諮詢。王滬寧95年4月中央研究室政治組組長一職入仕，最後主管整個中央研究室，歷時25年。其中任中研室主任18年，是中央研究室(包括歷史上各個時期以不同面貌出現的研究室)成立以來任職最長的研究室主任。王滬寧在中研室的25年，除了為中共中央起草文件和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其中最大的手筆應是為江澤民提出了三個代表的思想。 中共從起家開始，開宗明義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從七大毛澤東時代至鄧小平時代，共產黨的總綱有過多次修改，但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一詞從無改變。文革後鄧小平執政時期，儘管知識分子地位得到徹底改變，但在理論上還是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附屬於此。王滬寧的三個代表思想用共產黨是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的提法，雖然在文字上和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一提法並存，但實質上就是將共產黨從黨綱中，用同時代表這個轉換詞，將具體的階級構成演繹成內涵的表象，從而完成了共產黨由單一的工人階級先鋒隊向全民黨轉化的理論表述。 孕育這種轉化的社會背景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後中國面向世界開放所帶來的經濟、文化及整個社會環境的變化。在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的放眼世界中，中國人看到了自己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也開始明白和正在接受全世界大多數國家所認可的市場經濟。在整個中國被市場經濟的浪潮所挾裹而開始經濟巨變之際，中共黨內也有相當一批人士也開始醞釀接受西方的民主政治之路，就當時的情況分析，除去中共在黨務意識形態領域中還保持著那些僵化的共產主義教條，但在整個經濟生活、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從上到下的中共官員所熱衷的就是一切要和世界接軌。 經濟生活的變化，帶來了社會階層的變化，顛覆了人們習以為常熟視無睹的價值觀念。作為一個依然掌握政權和聲稱時時代表人民的共產黨而言，自然明白現有的社會思潮和原始共產主義理論的格格不入和巨大衝擊。如此而來，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除非他們回到過去，否則，只能改換教義，另謀出路。 王滬寧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即是中共在經濟面向西方開放的過程中，為共產黨合理存在的一種自救。他通過三個代表思想試圖將經濟生活中崛起的新階層，主要是私營企業主納入麾下，來依然證明共產黨存在的合法性和先進性。而所謂先進文化的代表，也只不過是試圖將伴隨經濟生活而來的一切文化現象和西方思潮也打上共產黨的印記，以證明自己的不朽。 王滬寧的這一招，在不觸動中共原始教義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同時，轉身成為兼容私營企業主的政黨，從而至少在理論上，完成中共從單一工人階級的政黨轉變為全民黨的準備。 按照馬克思的原意，近代工業社會生產力的兩端工人階級和資本家是根本對立的，資本家是剩餘價值的掠奪者，工人階級是財富的創造者。王滬寧將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括展至私人企業主，這種對馬克思原意的修正，或者如中共所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畢竟是毛左派們所不承認的。另一方面，用先進生產力作評判標準，那麼世界上最先進生產力所在地西方世界首推美國，無疑將產生最先進的政黨，資本家們又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又是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表，如此而來，共產黨和西方政黨區別何在呢？ 政黨是一定階級和階層的代表，它只能由特定的階級和階層人士所組成並首先服務於本階級和本階層。當某政黨掌握政權後，只是由於政權本身就有著掌握著全社會的資源並服務於全社會的性質，才使得掌握政權的政黨僅僅在施政時才有了代表全社會階層民意的基礎，但這並不能改變上述政黨的原有屬性，更不能說它代表了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更荒謬至言它代表了物質範疇的生產力。 王滬寧的三個代表思想，看似解決了共產黨和私人企業主的和平共處和立身之危，但如果真正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即是開啟了背離馬克思主義，走向非馬克思主義，探索在與西方一體化道路上，如何將共產黨轉型的不歸之路。這種提法無論是從馬克思主義原理，還是現實政黨屬性，都是講不通的。他的目的無非是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面對峰涌而來勢不可擋取代中共的西方思潮，為一個失去了一切光環的中共，重新尋找一個安身立命的理論基礎。正是這種和稀泥的調和主義轉型理論的謬誤和不徹底，也就根本不可能徹底改變中共，反而是給爾後中共原始教義的捲土重來強勢回歸，造成可乘之機。 江郎才盡 回天乏力 從江澤民、胡錦濤至習近平，中共黨魁換了幾任，王滬寧不僅沒有淪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下場，反爾是步步高升。直至十九大時榮登中共常委，攀至中共體制下文人涉政的最高峰。 王滬寧的官場哲學，即是不搞小圈子，不看人下菜，始終保持一種謹小慎微埋頭工作的作風。作為一個處於為中共最高層起草文件和講話的文字工作地位的人士說，只要他不對最高領導造成任何細微的傷害，反而是忠心輔助最高層，自然不會遭遇任何出局的下場。另一方面，如果最高層自己本身並無任何理論或思想上的閃光點，那麼在中國目前這樣一個講究任何時候都要維持中共執政合法性的意識形態氛圍里，特別面對改革開放過程中人們對西方普世價值思想的趨同認識，中共就更需要有一種能夠抵禦西方思想，不斷加強中共統治理論的強大氣場繼續存在。而王滬寧的存在恰恰是這樣一個不可缺少的人物，成為鄧小平之後三代中共領導人的政治化妝師和語言包裝者。 相對於江澤民時代的三個代表思想，王滬寧在胡錦濤時代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幾乎沒有任何思辨的成分，更談不上一般的演繹與推理，充其量不過是對江澤民時代置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全面推開後造成一些傷害的糾偏。這在西方世界的政府管理中，是一種鐘擺現象，而在中共的治國中，也就是一些政策調整。但習慣於偉光正的中共，永遠不會承認工作中的偏差，遑論錯誤，由此，吹鼓手們便粉墨登場，開始一種職業包裝。王滬寧的高明僅在於給這種包裝塗上一種人文色彩。即使如此，在對科學發展觀的細細分析中，還是可以看出那個時代西方思潮對中共的影響。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這個本的底線何在？是最原始最基礎的本，還是另有其本？如是另有其本，那麼提出以人為本就是一種偽善。一切從人出發，這個提法本身就相悖中共一切以黨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的原則，這種提法本身就是受西方思潮影響，是個人主義至上西方思潮在中國的潛移墨化和政治包裝。如果說三個代表思想是王滬寧在中共身處經濟轉型期間試圖為政黨轉型尋找一種理論基石，那麼科學發展觀只能是在此基礎上的一種工作指導意見，充其量不過是中共慣稱的所謂辯證法思維永遠全面的既要這樣、又要那樣的翻版具體化。 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中國還是處在一個全速發展國民經濟，意識形態有所放鬆的時期。只是在胡錦濤當政的後五年，隨著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北京奧運會的召開，中共對中國國力增強的原因和美國的地位發生實質性的判斷失誤，意識形態又重新緊縮，中共發出了在國際上要有所作為的口號。此時的王滬寧對此並無過多的渲染，但中共進入至習近平時代，王滬寧的角色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從2012年開始，王滬寧雖然還主掌中共政策研究室，但他在黨內的地位上升到了政治局委員，至十九大又上升到政治局常委。這兩個位置的變化使得王滬寧從幕後的智囊轉身為參與和分管中共最高層的決策事務。 縱觀十九大之後的王滬寧，在為習近平準備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除了將一大堆口號式的各方面工作指導意見加以政治包裝外，無論是習近平的五位一體、四個全面、八個必須，還是十四個堅持，核心是提出四個意識和兩個維護,而其目的就是用各種提法變著法子來維持、鞏固和加強習近平的地位，不惜一切可能和政治辭彙來抬高習近平比肩毛澤東的超前幾任黨魁地位，並使之能夠合法長久的延續習近平的政治生命。 對比王滬寧前任兩位為中共黨魁提出的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王滬寧此時構劃的全部提法已全無絲毫對中共傳統理論的修正嘗試，反而是全面回歸中共原教主義，重新拾起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並將這種強權集約至改革開放後已經放鬆的領域。 毛澤東和鄧小平他們都有自己的思想，文人只是附屬於解釋和詮譯。江澤民和胡錦濤也有技術官僚的一套，在任上是坐實了鄧小平的思想，所以王滬寧還有可能在中國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作出一些有限度的轉型思考。唯有在習近平時代，習近平除了對權力的超級掌控外，其他方面是乏善可陳，思想意識方面更是了無新意，經濟上反而是用中共的原始教義來對既有的改革成果作出種種方面的限制和打擊。如此而來，為了給領袖包裝，王滬寧也只能絞盡腦汁，推出一大堆教人永遠記不住的黨八股式的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此時的王滬寧，又一次突顯年輕時在學術上善造新詞的特長，他在不觸動中共原教主義的前提下，用一些新詞來包裝並演化出一些新的政治辭彙，如將中共原有的民主集中制解釋成全過程民主;將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演化成四個意識、兩個維護、兩個不能否定;將共產主義目標包裝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如此眾多，舉不勝舉。也正是習近平平時講話的平淡和無味，分析家們自然將習近平在正式會議上宣讀御用班子起草的文稿看作是王滬寧思想。 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的筆杆子，無論是陳伯達和胡喬木，他們的文筆堪稱上乘，也曾留有佳句，至少寫的文章無論觀點如何，邏輯上至少講得通。但在王滬寧手裡，中共原先養成的新華日報文體也改頭換面，蕩然無存。從三個代表思想、科學發展觀到習近平思想，三論之間毫無內在聯繫，更是一個不如一個，且互相矛盾。彼時的王滬寧，已無能力和一絲可能作出半點的轉型探索，反而更多地是著眼於中共政權安危下的回力補天。二十五年中共文膽生涯，留給世人的僅是一大推拗口的政治口號。 終其一生 出路何在 王滬寧從一介書生到中共最高層執掌意識形態的最高執行官，這個過程及現象至今仍引起所有關心中國政治走向並偏注理論分析人士的注意。許多評論人士都認為現在這個模式就是王滬寧早年提倡的模式，王滬寧不單為中共設計了這個模式，更是身體力行最後參與和實踐了他早年的初衷。這種看法並非全面。應該說，中共一黨專政下集權管理的模式從來就沒有放棄過，上世紀八十年代和鄧小平南巡後經濟上的放鬆管理也是有限的。王滬寧早年的思想偏向集權管理即來自於他自己本身的知識結構以及觀察問題的方法;更有他面對強權體制投其所好的政治心理;也是他性格膽小、小心謹慎不願犯上的性格所致。所以，並不是王滬寧為鄧小平之後的三代領導人設計了集權管理模式，而是王滬寧本身不管是出於自己的認知水平還是政治心理，他就是贊同這種集權管理模式，並輔之於西方政治學的術語予以包裝。自然，王滬寧的包裝由於出自年輕時的學者身份，並增多了許多新詞，難免給世人造成一種理論知識體系的假象。實際上，從王滬寧進入中南海後，他的學者身份即已結束，所有的思考和出手全部來自於如何為中共最高層的言行服務，而不是更為豐富多變的現實社會，更遠離任何一種嚴謹科學的理論體系。 歷史進程中的名人有兩類，一類是英雄創造了歷史，另一類是歷史選擇了英雄。毛澤東、鄧小平可屬於前一類，王滬寧無疑歸入後一類。王滬寧以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理論新秀身份起步，直至進入中共高層，除了他本身的理論素養外，更重要的是中共政權對集權理論的賞識和他本人處事的精明。早年的王滬寧，早先贊同封殺《世界經濟導報》，後來也曾並不贊同六•四屠殺，但又不願表態，以在法國三個月為籍口而婉拒江澤民的北上邀請，⑦突顯他政治上的圓滑。雖說他在理論上和徹底的西方普世價值理論尚有距離，可也對中共政權時有微詞。從理論根基的不徹底和偏向集權主義，到為中共這個政權所服務;從個人的政治光譜寄望中共改革，十三大時在新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游移，到被這個黨國所吞噬並為之肝腦塗地，王滬寧用三十多年時間完成這一蛻變。他的作用，對習近平個人政治生命的延續，遠遠超過了他對江澤民和胡錦濤的輔助。這種習近平思想就是王滬寧思想的結局，即使他成為習近平確立黨內一尊地位須臾不缺的國師，也使他面臨著因是他的原創思想來包裝從而導致矮化習近平的窘境。從王滬寧去年卸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到即將公布的《中共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稿又非王滬寧所主持，這是否釋放了王滬寧已開始悄離習近平核心幕僚的信息？二十大習近平是否連任是中國現代政治發展走向的一個節點，王滬寧的結局也將終有一曉。 注釋： ①《王滬寧在習近平處的分量到底有多重？》高新原載自由亞洲電台01-11-2016 ②王滬寧詞條，維基百科陳破空注釋。 ③⑥參夏明著《紅太陽帝國》P280，P278。 ④⑤參夏明《我和王滬寧相處十年》，載《端傳媒》02-11-2017。 ⑦參嚴家其《從王滬寧當選政治局常委談起》，載CND刊物和論壇，28-11-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