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州华人淘金时代的异族通婚 对族群融合的意义

近期,参观悉尼发电厂博物馆,偶然发现了一个澳洲淘金时代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来自中国南方的男子Wong和一位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白人女子Amelia,他们在澳洲组建了家庭,并在矿区附近开了一家杂货店。

看传媒记者查阅相关史料发现,男主人公的名字叫Wong Ah Sat (黄实),1837年出生于广东,1857年来到澳洲,他做过淘金者、农民和商人。他来澳后,认识了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白人女子Amelia Hackney。二人于1864年3月19日结婚,Amelia出生于一个富有并受到良好教育的商人家庭。在当时,欧洲女性经常和华人零售商打交道。他们的结合似乎也不意外,并获得了Amelia 家人的祝福。

结婚后,他们定居于新州的一个金矿小镇Tuena,做起一般生意,向当地人出售中国和欧洲的商品。期间,他们生育了5个孩子。1875年,他们全家迁居新州一个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的移民定居点(今天位于新州Crookwell附近),在那里他们又生了四个小孩。1879年黄实归化澳洲,购买了4000英亩土地饲养绵羊,同时开了一家杂货店服务于当地居民。他于1916年4月23日在Bolong去世。

Wong Ah Sat store
Wong Ah Sat store. Bolong, NSW (图: 公有领域)

展馆还陈列了当时杂货店里出售的各色商品,有澳洲本土产品也有从海外进口的,从家族果园采摘的蜜饯到从德国进口的小提琴琴弦,种类丰富。

早期的“门当户对”

看传媒记者查阅资料后还发现,当时澳洲华人和其他族裔结合的案例还有不少。著名的悉尼华侨商人梅光达于1886年与英格兰裔教师玛格丽特·斯佳丽结婚。

据澳华历史博物馆馆长王兴乡介绍,澳洲华人跨文化跨族裔通婚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淘金潮时期。据他分析,当时通婚的原因之一是当时华裔女性不多,在1853年,维州当时只有三名华裔妇女,却有2.5万华裔男性。

他还提到,当时的华人多与爱尔兰或原住民女子结婚。他分析,因为那时在社会阶层分化上,爱尔兰人、原住民和华人同属于较低阶层人士,低阶层人士之间的交集相对更多。在城市中,华人与爱尔兰女性结婚,而在乡村地区,例如西澳或昆士兰,更多的是原住民与华人跨族裔结合。

华人内部的复杂性 

虽说当时华人和其他族裔通婚并不罕见,但是在当时整个社会对华人不友好的背景下,双方的结合非常需要突破世俗的勇气。

记者通过查阅相关史料发现,历史上,西方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对华人的看法其实有很大的差异,华人受排挤的原因至今值得我们深思。

据澳洲移民遗产中心披露,尽管当时澳洲各地对中国移民的敌意与日俱增,并最终体现为1901年的《联邦移民限制法》,但黄实家族仍然是其社区中受人尊敬的成员。黄先生的经验证明了中国商人和市场园丁已成为其社区中至关重要和慷慨的成员,并被越来越多的接受和宽容。文章还提到,当时有数百家由中国商人经营的家庭商店遍布新州。

然而,当记者在阅读一本关于徐志摩传记的书时,其中附上了当时徐志摩登陆美国的签证纸,上面提到美国当时的限制华人移民法案,该法案主要是为了限制华人劳工赴美工作,所以当时的中国人为了能赴美留学,需要声明非劳务目的。

美国的限制华人法案签署于1882年,几乎在同一时间,澳洲各州也出台了限制华人的法案,它们出台的背景有着不少的相似性。

19世纪中叶,美国和澳洲相继发现了大量裸露于地表的黄金,吸引了一大批来自全球各地的淘金者,华人也是其中一员。

令当时的华人没有想到的是,千百年来在他们的故土被视为美德的“吃苦耐劳”,有一天会在异邦遭遇水土不服。当时的华人为了挣钱,可以忍受高强度、长工时、低薪水的工作,他们因此在职场很有竞争力。一些人即使拿着低薪,靠着省吃俭用,还有节余寄回中国。然欧洲移民大多拖家带口,低薪根本养活不了全家。华人和欧洲移民的冲突由此点燃。

澳洲移民遗产中心的文章称,羡慕和不满抵消了对他们工作美德的钦佩。在Turon (1853),Meroo (1854) ,Rocky River (1856) ,Tambaroora (1858), Lambing Flat,Kiandra 和 Nundle (1860 和 1861) ,和 Tingha tin fields (1870)发生的反华骚乱中,华人常常被视作替罪羊。起初他们被视为陌生人,后来被视为竞争对手,然后被视为对澳洲白人的威胁。

通婚促进融合

记者查询相关资料发现,华工并非一直不受澳洲欢迎,淘金潮之前,澳洲各殖民地曾招募了大量华人契约劳工。后来,随着黄金的发现,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华人前往淘金。不少历史学者都分析指出,短时间内涌入大量外来劳工,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

据相关统计,1854年维州第一次人口调查记录中,华人只有2341人,1855年一度达到17000人。另1856年3月,新州人口统计中,华人仅为1806人,但是到了1861年,华人已达12986人。

有美国社会学者认为,通婚被认为是消除社会和文化障碍以及社会和文化融合的最权威手段之一,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密切的社会互动的结果。

澳洲国立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研究员也曾指出,一般来讲,移民定居澳大利亚代数越多,与其他民族融合、结婚的比例就越高。

这位研究员指出,第一代华人移民,只有10%到20%与异族人士结合。然而,到了第二代,这个比例有了急剧的增加。第二代华人移民的异族通婚率达到40%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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