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然變化的龍椅座次：從「馬恩列斯毛」到「馬恩列毛習」 網上流傳一張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選讀」課堂的照片。比起我三十年前上大學時的教室設施，已是天壤之別。我上大學時，北大的教室是簡陋的桌椅，教授沒有電子設備配合，只能用粉筆在黑板上一個字一個字地板書。如今的教室，聲光電一應俱全，富麗堂皇，教授背後的牆壁上，是三個巨大投影儀，放出課程內容的圖片——五個人物的彩色圖像，比歷代王朝皇室的祖宗牌位和畫像還要顯赫，這五個人赫然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和習近平。比起傳統上的「五人幫」來，新的「五人幫」中少了斯大林，多了習近平。 馬克思、恩格斯的地位，在共產黨國家如同泰山北斗，也如同小說《冰與火之歌》中的「鐵王座」。雖然恩格斯只是馬克思的附庸，但馬、恩二人如影隨形，無法分開。這兩個大鬍子所創立的學說，給此後一百多年的人類社會帶來深重災難。英國蘇俄問題專家理察·皮爾斯（Richard Pipes）在《共產主義簡史》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睥睨所有異議的僵硬學說，馬克思對於不同意見的人的態度是相當明顯的，他說：「批評並不只是一把外科手術刀，而是一件武器，其目的不僅是駁倒敵人，而且要毀滅他們。」英國歷史學者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在《所謂的知識分子》一書中指出，馬克思的著作遠離事實，其《資本論》完全不了解資本主義，「馬克思一輩子都生活在激烈的言詞暴力之中，有時甚至演變成身體上的攻擊。……斯大林時期所發生的事情，沒有一件不是早在馬克思的行為中就已預見。……一旦馬克思權力穩固，他將會大施暴力與酷行。」馬克思身上充滿獨裁者的味道，一位貼身觀察過其言行的人說：「他的人格中最主要的特徵就是對權力無限的野心與熱愛……他是其黨派的絕對主宰……他每一件事都獨自進行，並專斷地下達命令，而且不能容忍反對意見。」 列寧作為第一個共產黨國家蘇聯的創建者，其地位緊隨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後。馬、恩二人只是紙上談兵，其創建的「第一國際」無疾而終；列寧卻是真槍實彈地幹革命，創建了一個超越霍布斯想像的利維坦。儘管蘇聯已解體，俄羅斯共產黨幾乎不太可能成為執政黨，但作為蘇聯繼承者的中共政權，還是將列寧擺放在共產黨的神位序列中。斯大林卻被撤下，正如其屍體被移出莫斯科紅場。 在接下來中共領袖的序列中，沒有鄧小平的位置，更不可能有江澤民和胡錦濤的位置，習近平對他們不屑一顧。在毛之後，直接就是與毛一樣「英明神武」的習近平，中間四十年的歷史不翼而飛。過去，已經死去的人的著作才能稱為「經典」；如今，活著的習近平的「著作」就已被列入「經典」，這種做法，跟明朝末年各級官員爭先恐後為太監頭子魏忠賢建造「生祠」如出一轍。 早在二零一七年，德國學者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在其專著《崇拜毛》的中文版序言中就指出，儘管他在本書的結尾留下悲觀的評論，預測在中國未來的政治中個人崇拜的問題可能會捲土重來，但政治事件卻進行得比預測得要快得多。習近平掌權後不久，就仿效毛的方式精心策劃、推動個人崇拜。「習近平的形象和聲望極大地超越了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伴隨著習近平在公共安全、經濟改革和反腐鬥爭領域中越發突出的地位而出現的集中化，促使了中國政治光譜大大移向左傾的可能。」 壞書讀得越多，人就越愚蠢 政治課在中國的各級學校都是必修課。中共官媒所強調的學習，含有「學習習近平」這種一語雙關。在鮮紅的「學習強國」網站上，全都是對習近平的造神文章。比如，稱頌習近平「最大的愛好是讀書」，習近平也要求領導幹部「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 習近平認為「領導幹部普遍應當讀」的重要書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出版座談會上，作家曹谷溪提到習近平在陝北插隊時的生活細節：「在土窯洞里的煤油燈下，每天他都要讀書到深夜。據我所知，上大學前，他就三遍通讀《資本論》，寫了厚厚的十八本讀書筆記！「後來，習近平發表了若干研究馬克思著作的論文，如一九九七年在《福建論壇（經濟社會版）》發表「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時代意義」、二零零一年在《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發表「略論《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時代意義」。習近平撰寫的《擺脫貧困》一書中，也多次引用《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等著作。習近平還說：「如果心裡覺得不踏實，就去鑽研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多看幾遍。」 且不說習近平是否真讀過或讀懂了馬列主義原典，是否親筆寫下那些枯燥乏味、言之無物的論文，馬克思的著作也早已被歷史和科學所「證偽」，並無多少研讀的價值。德國學者烏韋·維茨托克（Uwe Wittstock）在《剃掉鬍子的馬克思》一書中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發展出來的勞動價值理論，如今已被視為過時，在經濟學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的預言，在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會變得極度貧困，並沒有發生，相反，工人階級大都成了中產階級。他的論點，唯有勞工階級可以是革命主體，在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垮台後，也失去了可信度。他的假說，現代社會的所有矛盾都源自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核心對立，也破產了。他的信念，歷史的發展有明確的目標，遵循固定的模式，更完全禁不起對歷史事實的深入檢驗。對於馬克思歷史哲學的預測能力所抱持的信心，也因此消滅。 馬克思的種種學說，不僅錯得離譜，而且給人類帶來滔天巨禍。據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網站所披露的數字，全球範圍內死於共產黨暴政的人數為四千萬至一億六千萬之間，取其中間數的一億的這個數字被廣為引述。二零二零年四月，該組織又宣布，他們將把二零一九年以來的中國武漢肺炎病毒疫情的全球受害者添加到共產主義死亡人數中，並將疫情爆發和由此造成的每一例死亡歸咎於中國政府。如果將一億多的死亡人數平均到馬克思厚度為一千多頁的《資本論》中，每一頁分攤十萬人左右。若每一頁為一千字左右，那麼這本書的每個字就殺害了一百人！可以說，《資本論》是人類歷史上殺人最多的書，遠遠超過希特勒的《我的奮鬥》。 然而，這本殺人之書，在中國大學課堂上仍被當做經典講授，荼毒無數年輕的心靈。 讀書是好事，但讀什麼書更重要。讀怪力亂神的傳單，成為義和團拳民；讀毛主席語錄，成為紅衛兵；讀習近平著作，成為如同殭屍般的「戰狼」、「小粉紅」和「白衛兵」。馬克思的書讓人走向奴役之路，海耶克的書讓人走向自由之路。海耶克晚年完成《不要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種種錯誤》一書，將馬克思主義駁得體無完膚。海耶克指出，社會主義者不要命的自負，在二十世紀居然有機會使蘇聯、中國等國成為巨大的試驗場，人們以為走向天堂，卻陷入人間煉獄。海耶克批判社會主義說：有些人認為自由市場經濟體製造成經濟不公，轉向同情、認同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然而，統制經濟與民主不兼容，控制經濟就是控制生命。台灣歷史學者李筱峰說：「我常對學生說，如果台灣人和中國人都好好讀過這兩本書——《自由憲章》和《到奴役之路》，那麼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就別想混了！」但願有一天，中國的大學課堂上講授的是海耶克，那時的中國必定是沒有共產黨的中國。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獨裁者都到中國來抱團取暖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一行乘坐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包機在杭州蕭山機場降落。中國央視新聞以《有朋自遠方來，敘利亞總統抵達杭州》為標題做出長篇報道，並在新浪微博上直播時長三十五分鐘的《敘利亞總統到訪迎賓儀式》。從影片中可看到，數百名大學生和小學生身著華麗服飾，在雨中載歌載舞地歡迎阿薩德夫婦。此前，美國若干高官訪華，既沒有紅地毯，也沒有歡迎群眾，場面冷冷清清。誰是中國的朋友，誰是中國的敵人，一目了然。 除了參加亞運會開幕式之外，阿薩德夫婦還到中國最有名的寺廟之一的靈隱寺參觀——這位伊斯蘭教信徒、手上沾滿數十萬民眾鮮血的暴君和屠夫，好像突然對「慈悲為懷」的中土佛教有了興趣。中國政府命令寺廟方破例打正門，以最高禮節接待來賓。主持在內的高僧大德與阿薩德夫婦談笑風生，彷彿大愛無疆。靈隱寺儼然成了獻媚當道、與狼共舞的少林寺。有獨立評論人士質疑說：「蓋此舉當是為彰顯佛門廣大，高僧不惜身負罵名，欲度化阿某伯之屠夫耶？」在靈隱寺參觀途中，有公務員扮演的遊客稱讚總統夫人阿斯瑪「您好美！」此一細節得到中國媒體競相報道——獨裁者的夫人當然美若天仙，但獨裁者的夫人跟獨裁者一樣獨裁，紅顏背後是枯骨累累。 此後，阿斯瑪訪問北京外國語大學並發表演講，受到該校師生熱烈追捧。她在演講中說：「我的國家，敘利亞，打了一場戰爭，並將繼續為捍衛自己的生存而戰。……敘利亞和中國都面臨著西方通過多種手段抹去我們民族文化的企圖，但其目的只有一個，消解我們的身份認同和歸屬感。 」在北外官網上，數以百計學生對其演講內容和風采讚不絕口：有人說：「俺確認過，人間極品一枚。」有人說：「我這次被她圈粉。」還有人說：「在最困難的時候，她本可以離開，但一直堅守，澤連斯基他老婆在哪？在海邊度假吧。」 習近平在杭州會見阿薩德時宣布，中國和敘利亞已建立起「戰略夥伴關係」，並稱「這將是雙邊關係史上的一個里程碑。」習近平補充說：「面對充滿不穩定不確定因素的國際形勢，中方願繼續同敘利亞一道，相互支持，促進友好合作，共同捍衛國際公平正義。」阿薩德這趟中國行，是自二零一一年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離開敘利亞國土最久的一次。他受到嚴厲的國際制裁，被大多數國家視為殘暴的獨裁者，中國卻為他提供一處閃亮登場、長袖善舞的外交舞台。敘利亞御用學者丹諾拉評論說：「這次訪問標誌著敘利亞外交孤立的重大突破。 」中國通過與敘利亞這樣的國家打交道，「正在打破西方的禁忌」。 中國民間也掀起一股「才子佳人熱」——阿薩德夫婦的顏值在當今國際政壇首屈一指，超過習近平夫婦。「唐哲同學」在微博上寫道：「巴沙爾就是反美英雄！是反霸權的先鋒！別看人家是眼科醫生，他的骨頭比絕大多數總統，包括日韓的都要硬！！」這些中國人是受虐狂——他們很遺憾沒有享受到敘利亞阿薩德家族那樣兩代人統治五十多年的「美好生活」，若是毛岸英沒有在韓戰中喪命，中國也會有與之媲美的「毛二世」，比習近平更名正言順，也比習近平的骨頭更硬。 對於阿薩德訪華，有中國網民宣稱：「中國以古老的文明，苦難的歷史，堅韌的品性，和巨大的成就，吸引了全球，尤其一大批同樣經歷的亞非拉國家的目光！正成為解決方案的提供者，和打破原霸凌格局的帶頭大哥。」確實，中國已然成為全球最大的垃圾場和藏污納垢之地。在最近幾個月之間，若干臭名昭著的人物走馬燈式地訪問中國：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伊朗總統萊希、俄國總統普京…… 「你動我台海，我就動你以色列」 在搜狐網上，有一篇題為《你動我台海，我就動你以色列》的文章。文章說出了中共的心裡話，儘管句句都在讚美中國外交政策的「高瞻遠矚」、「正義和平」，但很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說」，所以當局欲蓋彌彰，將其刪掉——在被刪除之前，文章早已迅速流傳開來。 文章開門見山地指出：「中國與敘利亞結交真是走的一步妙棋，絕對會成為美國在中東的肉中刺，讓其疼痛抓癢，難以入眠。近些年來，美國挑撥南海衝突，阻礙台灣回歸。美國不斷的挑釁，中國已經忍受的夠久了。這次中國準備反擊美國，與敘利亞建立緊密合作，打擊美國的棋子以色列。 「可見，中共禮遇阿薩德、支持敘利亞獨裁政府，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國並不關心敘利亞平民百姓的死活，只是將敘利亞當做對付以色列和美國的馬前卒，用毛的話來說就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這篇文章發表於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恐怖襲擊之前幾天，這個時間節點耐人尋味。 文章指出：「台海問題上，美國一直支持台獨，並一直向台灣運送武器，希望台灣軍事實力提升，能夠儘快獨立。美國只是把台灣當成了操弄地緣戰略和意識形態工具，用來反制大陸。中國的台灣被美國趁機而入了，中國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去對付美國。以色列是美國安插在中東的重要武器，美國長期利用他不斷的攪亂中東的渾水，破壞地區團結。因此以色列對於美國來說很重要。」從這篇頗具「先見之明」的文章可看出，中國是中東亂局的「影舞者」和獲益者。當俄羅斯深陷烏克蘭戰爭難以自拔之際，中國已然取而代之，成為在中東對抗美國和西方的首要力量。中國竭力將中東的水攪渾，讓中東戰火連綿，目的是讓美國深陷中東及烏克蘭兩處戰場而疲於奔命，這樣中國就可以在台海放手一搏。對此，台灣、美國及其盟友都應當引起充分的警惕和戒備。 該文指出，中國在敘利亞還會有三方面的突破。第一個突破就是中國讓敘利亞重新回到阿拉伯國家聯盟，共同對抗以色列。第二個方面，中國的影響力會進入敘利亞，並不排除中國的防空系統也進入敘利亞。中國有必要幫助敘利亞的防控力量提升，保護自身的權益，不被任何國家欺辱。第三個方面，中國最好與敘利亞達成合作，為其經濟基礎建設。「如果基建狂魔中國去給敘利亞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一定可以使雙方國家都受益。同時出於安全考慮，中國也會派安保人員去保護這裡的安全，帶來希望與和平。」如果這三點都一一實現，敘利亞將淪為中國的新殖民地，將陷入萬劫不復之境地。中國不僅將牢牢控制敘利亞的經濟命脈，而且在政治和軍事上成為對敘利亞如臂使指的太上皇。 習近平與阿薩德相見恨晚、惺惺相惜，他們都是太子黨，更都有同樣的敵人。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吳木鑾認為：「在第三個任期內，習近平尋求公開挑戰美國，所以他願意違反國際準則並招待阿薩德並不奇怪。這會讓中國在世界上進一步邊緣化，但習近平不在乎這個。」《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援引大馬士革大學國際關係教授阿卜杜拉的觀點稱，「中國與敘利亞兩國有許多共同的原則，如反對美國霸權主義。……鑒於與美國的對抗日益加劇，以及美國企圖通過在南中國海或中東建立聯盟來封鎖中國，那麼中國將有必要採取更加果斷的措施來捍衛自己的利益及其在中東的影響。」 習近平隆重款待阿薩德，讓中國在敘利亞乃至大中東地區的外交戰略昭然若揭：將敘利亞作為威脅西方的惡犬，扮演與朝鮮同樣的棋子角色。窮途末路的阿薩德似乎比躊躇滿志的金正恩更聽話。 金正恩在關鍵時刻拋開中國，直接與美國展開雙邊會談;而阿薩德在失去俄國這一大靠山之後，樂於讓中國來充當其更大的靠山。然而，習近平贈送給阿薩德的續命金丹真的能讓他長命百歲嗎？習近平自己都已經危機四伏，阿薩德又豈能「大樹之下好乘涼」？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極權中國，沒有百年投資，也沒有快樂投資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私募圈突然傳出一則噩耗——深圳善祥基金官網發布消息：善祥基金董事長關善祥已逝世，請投資者儘快登錄「善祥基金」微信公眾號，公司基金產品將進入清算流程。該消息語焉不詳，年僅三十八歲的關善祥於何時、何地、又是如何去世的？惹人猜測。隨後，網上有消息說，關善祥是前一天在家中自殺的，是自刎而死。這種死法讓人駭然。死亡原因估計與他操持的投資巨額虧損有關。 中國金融分析師「超級財經」曾在推特上質疑關善祥的投資能力。貼文指出，關善祥重倉地產和保險股票，尤其是恆大和融創的股票，造成血虧百分之六十四，貼文諷刺說「能把地產和保險的大雷都踩了，關善祥也不是一般人。」 關善祥是一名高調的職業投資者，深圳灝四方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及善祥基金董事長。他從小就跟隨父親出入股市，通過股票投資，二十八歲就實現財務自由，號稱「中國巴菲特」，據稱創造過從三十萬本金到上億的十年數百倍收益。他擁有百分之百股權的灝四方資產，致力於為投資者實現家族資產戰略轉型升級，布局資本市場股票投資。旗下所有基金均設置至少三年以上的投資鎖定期，寧願減少管理規模也不接受短期資金，倡導長期的價值投資。 中國的商人稍有點錢，就喜歡往文人乃至哲學家方向靠。關善祥出版過《傳世投資》一書，書中提出「價值投資」的理念，主張投資即是人生修行：「人生是一場巨大好玩的遊戲，假如我們的人生過得痛苦，必然是我們的活法與心法出現了問題。投資對於我來說也是一場好玩的遊戲。……我認為百年投資是我要進行的一件人生藝術品，一年又一年，極具耐心地將這件藝術品去完成，我極之享受其中，而非因為賺錢，更非因為消費享受金錢，我從來只過著非常簡單節約的生活，我的快樂源於投資本身的精神世界，而非金錢。」 據《證券時報》報道，關善祥有三個小孩，長期吃素，對空氣品質要求很高。如果在美國，他還真能跟那些喜歡禪修、瑜伽、老子、印度教等東方哲學及環保理念的矽谷或華爾街巨頭們談笑風生、稱兄道弟。然而，在中國，這些「正能量」都無法拯救他脫離危機，等待他是一望無際的深淵，是魯迅所說的「無物之陣」。 百年投資、快樂投資，當然都是好理念，但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根本行不通。中國沒有百年企業，哪來百年投資？中國人含辛茹苦積攢的資產都如韭菜般被鐮刀斧頭割去，哪裡有快樂投資？關善祥成不了巴菲特，因為中國不是美國。中國仿效西方建立股票市場，但並無真正的股票市場得以成立的三大要件：私有產權、法治、言論和新聞自由。中國的股票市場是特權階層的遊戲，不是關善祥這樣的平民子弟「長袖善舞、多財善賈」的舞台。即便是黃光裕、肖建華、許家印這樣曾富可敵國、呼風喚雨的白手套，最終下場也如《紅樓夢》所寫「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 二零二一年，在股市縱橫馳騁十數年的關善祥觸礁擱淺。他在一封發表在雪球網的給投資者的公開信中寫道：「我在數不清的日日夜夜裡，責怪自己的愚蠢，反思自己的策略，真心希望我能承受所有的擔憂、焦慮和損害。」最後，他將自己的失敗歸結為疫情這一「天災」和官方強力干預經濟這一「人禍」。天災人禍都是個人無能為力的，如項羽在敗亡中的嘆息「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也如崇禎皇帝在上吊殉國前的自我辯解「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 虎口奪食，豈能不被老虎吞噬？ 佛經中說，一鯨落，萬物生。但在中國，事實卻相反，如同鯨魚般的恆大倒下，無數像關善祥這樣寄生於恆大的小魚小蝦只有死路一條。 大概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或者更是因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此前一直謊話連篇的關善祥在總結投資失敗的原因時，直指政府朝令夕改、胡作非為：「目前投資底層邏輯已經轉變，房地產行業風險的集中釋放，各種政策疊加發力，民營房企確實遭遇到毀滅性的打擊，回款不暢，就會造成資金斷裂的危機。……這種置之於死地式的調控，實在讓人無法想像，匪夷所思！一個涉及十幾萬億關乎全國人民利益的大行業，政策說變就變，說改就改，沒有任何過渡期，簡單粗暴一刀切。人治的行政手段遠遠大於法治手段。……之前也有教育培訓行業，一夜之間就封停。新東方、好未來等教育培訓行業股票股價一時之間跌去百分之九十。完全沒有給予過渡、調整的空間。今年以來這種現象特別明顯，還有眾多一夜之間就被封殺的股票。這造成的連鎖反應，導致整個市場對民營企業失去信心。」 關善祥意識到，自己的失敗標誌著一個新時代來臨了：「這一兩年的各項政策，深深感覺到今後是一個『國進民退』的時代。……民營企業在這個時代當中如一葉輕舟，說翻就翻。過去我們投資還刻意投資民企避開國企，因為民企往往代表了更高的效率。但今後，還必須強調擁有『優秀背景股東』政策的方向。……政府政策的導向是以國企央企為主導，收購民營企業。在煤炭、鋼鐵、稀有金屬、傳媒、教育、金融理財等領域都是以國企為主導。現在房地產行業也面臨向這個方向發展。政策支援國企維護市場穩定，實質是對市場優質項目進行低成本的收割。」他用了「收割」這個詞，一語道出真相。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和他的公司豈能全身而退？ 中共建政後，國家壟斷一切經濟資源，嚴密控制一切經濟生活。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有一句詩：「一切都是共有的，除了牙刷。」這句詩在毛時代廣為傳頌，實際上，那時的中國農村，大部分農民連牙刷都沒有。歷史學者楊繼繩在《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一書中寫道：「在統制經濟情況下，全部國家經濟機構是一架大機器，是一架使幾億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機器。在這家機器里，控制中樞（中共中央）集中老百姓的勞動成果，由行政權力支配。……統制經濟是極權政治的基礎，是官僚特權的肥沃土壤。極權政治又是實施統制經濟的必要條件。由於政治和經濟高度集中，國家所有制實際是官僚所有制。官僚們可以不顧老百姓的意願，隨意支配國家財富。」最終，這套制度讓中國陷入一窮二白、國民經濟崩潰、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的悲劇。 鄧小平時代，當局實行改革開放，讓渡部分經濟自由，讓中共政權絕處逢生，也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習近平掌權之後，覺得極權體制千瘡百孔，更嫌權力不夠集中，在政治上要回到毛時代那樣中央對地方如臂使指，在經濟上也要回到統制模式，民營企業的好時光結束了。 習近平的書單上沒有經濟學大師米塞斯的經典著作《全能政府》，他不知道自己所走的是死路一條。他的經濟政策逼死了關善祥，自己的下場未必比關氏好多少。米塞斯在《全能政府》一書中指出：「所有文明，迄今都是以生產手段私有製為基礎。……如果歷史能教導們什麼，那肯定是：私有財產權和文明，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反之：「自古以來，政府一向熱衷於干預市場機能的運作。它們在這方面的努力，從來未曾達到所要追求的目的。……執掌強制與脅迫機構的人，本質上，都會高估這種機構成事的功力，並且都會努力爭取更多權力，要讓個人生活的各個領域，服從這種機構的直接命令。」在納粹德國和蘇俄如火如荼、蒸蒸日上之際，米塞斯預言說，這兩個反資本主義的政權必然敗亡：「德國和俄國的社會主義體系的共同特點是：政府完全控制生產手段。政府決定生產什麼，以及如何生產。政府給每個人分配一份消費財產供個人消費。如果不這樣，這兩種體系將不應該稱為社會主義體系。」今天的習近平政權當然逃脫不了這個歷史規律。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西方政商精英，皆入吾彀中 澳大利亞學者、公共知識分子克萊夫·漢密爾頓在出版了研究中共滲透西方的專著《無聲的入侵》之後，又與長期研究中共大外宣問題的學者馬曉月合作完成了《黑手：揭穿中國共產黨如何改造世界》一書。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憲法保障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西方，此類著作的寫作與出版卻面臨愈來愈大的、有形無形的壓力。中共的滲透無遠弗屆，讓多家出版社知難而退；中共更是利用西方左派標榜的「政治正確」，將此類研究扣上「種族歧視」的帽子，而吹捧中共的言論卻暢通無阻。 這兩位學者在著述和出版過程中，親身體驗到種種困境和阻礙，他們沒有屈服，如聖經中的大衛一樣勇敢迎戰似乎力大無窮的巨人歌利亞，他們深知，中國雖然是巨人，卻是泥足巨人。 《黑手》一書結合了詳盡的素材與獨特的洞見，揭穿中國共產黨試圖顛覆世界、一統天下的計劃，以及中共政權對民主自由世界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威脅——這一威脅超過了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及蘇聯東歐共產黨集團。《民主期刊》評論說：「我們應該感謝兩位作者的勇氣，把自由世界的民主國家從面對中國共產黨的自滿以及不了解當中給戳醒。」兩位作者指出：「當前的情勢突顯了我們在《黑手》中的主張——與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進行鬥爭，乃是一場理念的鬥爭。這個世界已陷入意識形態的競爭。一邊是坐擁龐大經濟實力的一黨專政體制，另一邊是把自由視為理所當然的民主國家所組成的鬆散聯盟。」 本書指出，中國透過與西方國家、全球南方國家等對象間的關係，建立各國中央和地方政府首長、民意代表、非政府部門與中國的「友好」，加上政治獻金、境外代理人等策略，得以漸進地影響各國朝野對中國的態度。各國企業、媒體、大學、學術機構、智庫、文化交流，乃至國際組織，越來越向中國卑躬屈膝。比如，歐洲議會有一個「歐中友好小組」，英國有一個「四十八家集團」，加拿大前駐華大使麥家廉幫北京政府講話而非捍衛加拿大的利益，瑞典駐華大使林戴安助紂為虐、替中國擺平身為瑞典公民的中國良心犯的家人，曾在美國多屆政府擔任要職的趙小蘭拒絕承認中國對美國造成任何威脅，美國億萬富翁、前紐約市長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彭博公然宣稱「習近平不是獨裁者」，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在中美關係處於最低潮時高調訪問中國並與習近平相談甚歡…… 此類例子不勝枚舉。在川普執政之前的數十年間，「幾乎所有華府人士及其他重量級人士都相信『中國和平崛起』的口號和『建設性交往』的價值」。 中共對付西方的手段不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而是赤裸裸的功利主義，也就是金元外交。 中國的手段很簡單，軟硬兼施、恩威並施，聽話就有糖吃，不聽話就吃板子。既然中國有金山銀山，西方政治、經濟領域的精英紛紛趨利避害，成為中國的裙下臣。各國總統、總理的家族，大都在中國有龐大的生意，由此中國將這些人牢牢掌控在手中。中國史書中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典故。 典出五代時王定保的《唐摭言》：「（唐太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是弓箭；彀中，指箭能射及的範圍，比喻牢籠、圈套。西方世界的政治領袖和億萬富豪，爭先恐後地淪為中共的囊中物，直到川普政府斷然扭轉對華政策。本書作者對川普有很多批評，但誠實地承認這一事實：「他是第一個挺身反制中國影響力的美國總統。」 全球媒體，都來姓黨 中國對西方的滲透，媒體是一個重災區。經濟學者何清漣早在二十一世紀初就對此議題展開研究，她發現，中國用重金購買外國媒體版面，甚至直接在國外設立據點喬裝成「外國媒體」報道中國新聞。但其研究報告被一家著名人權機構封存八年之後，才以《紅色滲透》為名在台灣出版。出版後居然被台灣的旺中集團告上法庭，而作者引用的全部是公開資料，這些資料足以證明旺中集團確實是「紅媒」。 二零二三年春，台灣知名媒體人簡余晏也出版了《入侵編輯台》一書，書中指出，時至今日，中國在台灣的媒體領域完全建立掌控的系統，透過這套機制推播有利中共的訊息，建立媒體的「產銷生態控制」。一位廣播人透露，中方是透過「台灣代理人」來電台聯繫，資金經中間人無違法之虞，經費充裕所以節目做得精緻，甚至直接招待台灣青年去福建遊樂參訪。中國透過生意、補助、金錢遊戲影響媒體老闆，傳媒生態鏈則從代理人到現在可直接指揮，甚至記者主動配合噤聲。進一步，通過網紅直播贊助資金，只要內容傾中就有聲量與收入。中國利用民主社會的便利多元，以此干預新聞自由。作者舉例指出，在共軍單日出動九十一架次軍機擾台的二零二三年四月這一天，竟有多家台灣媒體採用中國官媒《央視》的內容角度來報道此新聞。 《黑手》一書中也分析了中共在海外實施宣傳戰的諸多方式：比如，所謂「借船出海」，典型的例子是給西方主流報刊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巨額廣告費，將其宣傳品——《中國日報》出版的特刊《中國觀察》——像廣告那樣夾在正刊中傳播。所謂「買船出海」，比如通過香港商人買下美國雜誌《福布斯》，然後停掉經常撰寫批評中國文章的專欄；又比如馬雲買下香港老牌媒體《南華早報》之後，該報紙的獨立性逐漸喪失，很多采編人員被迫離職。作者指出，在北京高度指揮之下，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的中文媒體都受中共直接或有效控制。中共出錢出人組建「世界華文大眾傳媒協會」，有超過一百六十家海外中文媒體參加，這些媒體的老闆和高管經常被邀請到中國享受紅地毯、警車開道、五星級酒店和山珍海味等高規格接待，並接受中國使館的補助。 最為可怕的，是西方主流媒體在報道中國議題時，逐漸開始自我審查——無論是納粹德國還是共產蘇俄，都不可能對西方主流媒體指手畫腳，中國卻成功做到這一點。彭博社封殺記者傅才德對習近平家族財富的調查報道，與此同時，該媒體卻對美國總統做出最尖銳批評。這一對比耐人尋味。 擁有更大影響力的社交媒體更是如此，臉書老闆的扎克伯格試圖討好中國，在辦公室擺上習近平的著作；推特老闆馬斯克的特斯拉電動車在中國生產和銷售，多次發表諂媚中國的講話。在臉書、推特、油管等平台上，若談及六四、藏獨、疆獨、港獨、台獨等議題，都可能「被黃標」，導致不易觸及受眾，更遑論盈利。用戶無不小心翼翼，率先自我審查。只有少數知名人物在受到言論審查和管制後奮起反擊，形成輿論壓力，讓巨無霸企業暫時退讓。居住在德國的異議作家廖亦武，因在臉書上發表一張西藏僧人自焚抗議的照片，被臉書封號，遂在傳統媒體撰文抗議，得到各界人士聲援，臉書罕見地收回處罰。 當全球媒體姓黨之時，也就是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成為冷酷荒涼的現實之際。現在反擊，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若繼續開門揖盜，就是坐以待斃。 大學與智庫，分食殘羹冷炙？ 大學與智庫，是西方現代文明的基石，是為國家發展戰略提供方向的重鎮。而學術自由是現代大學和智庫的生命。 德國教育家洪堡指出：「高等學術機構是學術的頂峰……其全體成員必須服膺於純科學的觀念。因此，在這一圈子中，孤獨和自由便成為支配性原則。」柏林大學第一任校長、哲學家費希特在《論學術自由唯一可能遇到的干擾》一文中論述了學術自由的核心精神：「這所大學的教學和科研以追求真理為主旨……這所大學是以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以人類進步和人的完善發展，以自由探索真理為辦學的主旨。」 然而，「人權觀察」在一份調查報告中指出，世界上許多與中國政府有關聯的學院和大學，或是有大量中國學生的高等學府，都沒有準備好系統地解決極權中國對學術自由的威脅。有些中國學生在課堂上的發言導致他們在國內的家人受到威脅。有些中國學者詳細說明中國官員如何在海外直接威脅他們，使他們不敢在課堂或其他場合批評中國政府。還有人述說中國學生在課堂上保持沉默，因為害怕發言被其他中國學生記錄下來，向中國當局打小報告。一位在美留學的中國學生總結他對課堂監控的擔憂說：「這不是一個自由的空間。」與此同時，隨著一些美國大學與中國大學的合作，在中國境內開分校也成為棘手問題。美國高等學府為了躋身中國教育市場而不惜自我審查，對某些歷史、文化和所謂「敏感」話題避而不談。紐約大學為了讓在上海的分校順利運作，提前終止流亡人權活動家陳光誠的訪問學者計劃。紐約大學上海分校的學生都要上毛澤東思想等必修的政治課程——紐約大學校方對此熟視無睹。喬治·梅森大學國家安全研究所在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滲透西方大學的手段包括通過讓特務學生和學者進入西方校園、為留學生提供學費、使用外國研究發展軍民融合科技、僱用頂級外國專家、利用學術外交打造軟實力、以及利用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對中國學生的意識形態進行監控。 《黑手》一書的兩位作者，一一梳理了中國對西方大學和智庫的種種滲透手段。他們發現，研究中國議題的各國學者，如未能幫助「講好中國故事」，面臨的恐怕是各種威嚇、脅迫，或直接拿不到簽證，根本進不了中國。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林培瑞因批評中共發動「六四」屠殺，「六四」之後三十多年都得不到去中國的簽證。國際學術合作上最著名爭議之一便是孔子學院。這個機構表面上教授中文、推廣中國文化，實際上卻是宣揚中國模式和中國專制主義，它如同一處法外之地，明目張胆地實施學術審查、打壓言論自由。書中還點名批評布魯金斯研究所這個美國最大、最知名的智庫，它自稱不分黨派，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都仰賴其研究成果，實際上明顯傾向左派並親中。其中國研究的經費來自一位知名的「中國之友」、前高盛總裁約翰·桑頓。此人也是香港絲路金融公司董事長，該公司專門幫中資進入「一帶一路」國家。由於他對中國做出的貢獻，曾獲頒中國政府給外國人的最高榮譽「友誼獎」。 紅頂商人沈棟在《紅色賭盤》一書中也披露了他如何打入西方一流智庫和大學，與西方學術界交往，影響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他與前妻段偉紅是溫家寶家族的白手套，因與孫政才關係密切而被習近平整肅，段偉紅於二零一七年被秘密逮捕後下落不明，身在海外的沈棟出書揭露部分內幕。 沈棟在書中透露，二零零三年，他被一位身兼商業夥伴、作家和政府顧問的朋友拉莫（《北京共識》的作者，著名洋五毛）介紹加入阿彭斯研究所，並利用阿彭斯研究所亨利·克朗學人的身份，認識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紅得發紫的左派學者），然後向哈佛大學捐獻數百萬美元，設立獎學金，資助研究中國歷史、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研究生。由此，他與段偉紅成為第一對捐贈哈佛大學的中國商人夫婦。 溫家寶家族及中共的髒錢通過此一渠道染紅了哈佛大學。 十多年後，段偉紅被捕，哈佛大學一直對此沉默似金。哈佛大學等常青藤名校也成為技術流失的重災區，哈佛大學已有多名教授因向中國出賣技術而被捕並被判有罪。 海外華人是中共牽線的風箏？ 作家哈金寫過一首詩：「多少年來我四處流浪，/像一隻風箏，從你手上掙脫/那根靈活的線。 /無數次我的翅膀折斷，/被雨水浸蝕，被風吹垮。然而，我仍然直衝浮雲，/尋找一個面孔，以把我腦海中的火花/變成燦爛的詩行。/我懷著一顆沸騰的心在空中/飛翔，追逐一片壯美的迷霧。」哈金本人奮力掙脫那根線以及拉著那根線的人，飛向至高的天際，擁有了求完整的自由。 但是，大部分海外華人卻安於做風箏的命運，願意與拉著那根線的主人建立某種利益共同體關係。他們離開了中國，從未考慮過回中國定居，卻將中國當做一處淘金的風水寶地，他們的鄉愁是半真半假的，他們需要的是衣錦還鄉的感覺，這種感覺只有中國政府才能給予。因為中國有發財的機會，他們對中國的「忠誠」超過對移居國的忠誠。如果說海外華人是對移居國最少忠誠度的少數族裔，這種說法可能會被扣上以種族來劃線的帽子，但毋庸諱言，海外華人中的親共的乃至甘當中共走狗、間諜、辯護者的名流賢達比比皆是，其比例遠遠高於其他族裔。移居美國的越南裔，普遍對越共政權深惡痛絕，但移居美國的中國裔人士，卻有很多人心甘情願地充當中共政權的馬前卒，甚至當年拿六四綠卡（也是血卡）留在美國定居的人也是如此。 《黑手》一書指出，全世界約有五千萬到六千萬華人，相當於英國的人口數。中國的統戰工作原本是以中國國內非共產黨組織和群體為對象，最近三十多年，其工作範疇已擴大到海外華人社群。 從事這一工作的，除了駐外使館，還有統戰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中國人民政協協商會議、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等形形色色的部門和機構。這是中共體制的一個特點，並不讓一個部門或機構完全掌控某一領域，而是讓若干部門和機構共同參與，以此形成某種競爭機制。這樣，即便一個部門或機構受挫，其他部門和機構就能迅速填補空缺，中共就像是九頭蛇，砍掉一個頭，很快就有另一個頭長出來。 《黑手》一書中專門列出海外華人參政的一些案例，中共通過華人參政來培育其代理人，讓這些代理人進入西方國家的核心部門。作者以英國為例，描述了兩名在英國多財善賈、長袖善舞的親共華人掮客或政客。其中，巾幗不讓鬚眉的李貞駒，在北京、香港、廣州和倫敦都有律師事務所，二零零六年創辦「英國華人參政」計劃。她是中國駐倫敦大使館首席法律顧問，也是國僑辦法律顧問，還應邀列席全國政協會議。在英國，她是英國國會跨黨派中國小組的秘書，曾給工黨重要議員、布萊爾政府的部長加迪納捐過二十萬英鎊政治獻金——後者出任「英國華人參政」計劃主席，李家駒的兒子為該機構副主席，另一個兒子則在加迪納的辦公室工作。此人可謂中英兩國兩邊通吃，風光無限：中國黨媒《人民日報》高度讚揚她「帶人挨家挨戶鼓勵華人投票」，黨的喉舌很關心英國華人投票權，卻從不敢直面中國人從沒有投票權的事實，推動基層選舉、自己出馬競選區人大代表的人權律師許志永被投進了監獄。另一方面，英國首相梅伊頒發「光點獎章」給李貞駒，肯定其對英國社會的「巨大貢獻」。 另一名代表人物是一九八九年移居英國的李雪琳——在這一年移居英國，拿的是不是「六四」綠卡，暫且存疑。後來，她在英國從事房地產致富，成為全國僑聯的海外委員。她的先生貝茲是保守黨上議院議員，當過副部長，是英國政界親共政客的代表人物，受到過習近平的親口讚揚。李雪琳給每個首相都捐款，成為唐寧街十號的座上客，不僅給唐寧街十號門口貼上春聯，還為室內裝飾各種中國擺設，以營造英國首相也過中國新年的氛圍。這對夫婦在訪問中國時，曾獲得中共宣傳部副部長頒發的「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年度人物獎」。 我很喜歡看「零零七」系列電影，對「零零七」及其服務的英國軍情六處深為佩服。然而，在《黑手》提及的案例中，英國的國安和情報部門似乎全都缺席，任由中共對政治核心部門施展美人計，侵門踏戶，為所欲為。 中共的邪惡在於，它非常善於利用人性的弱點（如貪財好色），以及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漏洞，對內殘酷鎮壓，對外野蠻擴張。 中共的目標是將地球上所有陸地和海洋都變成其殖民地，與之相比，希特勒當年的狂想，真是小巫見大巫。 西方民主國家在保持開放社會特質的前提下，如何建立民主的防禦和反擊機制，乃是其當今面臨的最大挑戰。 事關人類文明的存亡，每一個熱愛自由的人皆不可等閑視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熬過至暗時刻，終將迎來滿天星光 十九世紀的俄國思想家赫爾岑在回憶錄《往事與隨想》中寫道：「後世的人能夠了解、能夠估價我們生存的一切恐怖，一切悲慘方面嗎？……呵，讓後世的人徘徊在我們長眠其下的墓石之前，去默想，去憑弔吧；我們是值得他們去憑弔的呵！」 一八二五年冬，新登基不久的沙皇尼古拉一世血腥鎮壓了十二月黨人起義，在克里姆林宮外豎起高高的絞刑架。身為貴族的赫爾岑誓言推翻沙皇暴政，這名十五歲的少年與友人奧加遼夫一起登上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我們當著整個莫斯科發誓，要為我們所選定的理想獻出我們的生命」。赫爾岑常常在夢中與殺人如麻的沙皇對峙：「我設想了一百種不同的方式，我怎樣對尼古拉講話，他以後怎樣把我送到礦山或者處死。奇怪的是，所有這些幻想的收場都是西伯利亞或者死刑，幾乎沒有勝利的結局。難道這是俄國人的想像方式？不然就是彼得堡用它的五座絞架和苦役勞動在年輕一代身上產生的效果。」二十六年以後，在流亡路上風塵僕僕的赫爾岑，深情回憶當年在麻雀山上發誓的那一幕：「想起它，還感動得流淚；它是極其真誠的，我們的整個一生就可以為它作證。」 投身失敗的命運，卻在反抗中永生，這是俄羅斯精神中最寶貴的部分——「我們並不知道我們所反對的敵人的全部力量，然而我們進行了戰鬥。那個力量使我們受到很大的損害，可是它並沒有完全打敗我們，不管它怎樣打擊我們，我們並沒有投降。……我們無畏地、自豪地前進，我們慷慨地響應每一個號召，我們真誠地為了每一次的熱情獻出自己的一切。我們挑選的並不是一條容易走的路，可是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過它；我們負了傷，受到損害，我們仍然前進，也沒有人追過我們。」反抗者前赴後繼，從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從索忍尼辛到伊恩-拉欽斯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俄羅斯人權組織「紀念」主席，「紀念」已被普京政權查封）……他們都以失敗者的名義，收穫抗爭者的榮耀。 魯迅在<華蓋集·這個與那個>中寫道：「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魯迅去世後，好友郁達夫感嘆說：「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隸之邦，一個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則是不可救藥的生物之群。」那麼，這片號稱神州的土地，真是一個「可悲的奴隸之邦」嗎？這群號稱「龍的傳人」的族群，真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生物之群」嗎？ 我們不必絕望。協助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成功逃離天羅地網的江蘇女教師何培蓉後來披露說，她接到陳光誠的電話後，從北京驅車六個小時到山東臨沂，將其接到北京，然後送到美國大使館。陳光誠一路逃亡過程中，得到很多好心人幫忙，很多人之前沒有見過他，幫助他時還有些提心弔膽，但沒有一個人將他「供出去」。可見，儘管中國的民氣屢遭摧殘，但民間社會對於基本的是非善惡，還是有一定的分辨力。 在當代中國，即便在至暗時刻，仍有一群有名或無名的反抗者挺身而出。並非所有人都自願為奴，並非所有人都心甘情願或心不甘情不願地接受「韭菜」或「人礦」的終局。反抗者如普羅米修斯，盜火照亮夜路；如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以吶喊驅散魑魅魍魎，在霜刀雪劍中矢志不渝。他們如此熱愛自由，卻寧願以失去自己的自由而為他人爭取自由。他們在監獄中，或走出小監獄又進大監獄。他們在流亡路上，乃至妻離子散，如斷腸人在天涯。官方媒體和官修史書上不會出現他們的名字，他們的名字是被層層過濾的「敏感詞」。他們被定罪為「國家的敵人」，被醜化為「境外勢力」，被誤解、冷漠、辱罵所包圍，以至於千夫所指、謗滿天下。但他們仍然在黑暗中發光，他們深知：與其詛咒黑暗，不如讓自己發光。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天上那顆亮晶晶的星辰。 思想史和抗爭史上，有多少「被失蹤者」？ 邱吉爾在二戰勝利後的大選中意外敗落，卻舉重若輕地表示「Ungrateful characteristics is a great nation」（忘恩負義是偉大民族的特點）。在公平競爭的民主制度下，他僅僅是暫時落選，幾年後就東山再起。在他的國家，民意如流水，英雄卻不會被永遠妖魔化。 反觀華語文化圈，英雄的厄運絕不止於此——明末，袁崇煥被崇禎皇帝凌遲處死，「百姓怨恨，爭啖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猶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所謂活剮者也……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啖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有什麼樣的百姓，就有什麼樣的皇帝（黨魁或政府），反之亦然。殺害英雄的，絕非暴君一人，誰的手上沒有沾上英雄的鮮血？誰又沒有向英雄扔出那塊石頭？在這個幽暗國度，英雄的命運常常是「世人皆欲殺」，而「吾人獨憐才」之「吾人」又在哪裡呢？不過，即便在這個至為悲慘的故事中，仍存有一抹正義的微光：曾為袁崇煥部下的佘姓義士，冒死盜取袁崇煥的首級並埋在自家後院，更讓後世幫袁將軍守墓，一守就是十八代人、延續三百八十年。這也是一種與權力和不公不義對抗的、自我書寫歷史的方式。 歷史學者印紅標寫過一本名為《失蹤者的足跡》的專著，記述從紅衛兵運動到「上山下鄉」、再到「四五」運動的青年思想者和青年思潮。一批優秀的青年思想者因思想問題遭迫害、關押，甚至被剝奪生命——因批判「血統論」被害的北京青年遇羅克，因思想探討和批評林彪被害的寧夏「共產主義自修大學」三青年魯志立、吳述達和吳述樟，因替劉少奇鳴不平而被害的長春青年史雲峰，因批判左傾的方針政策被害的上海青年王申酉……還有更多無名英雄湮滅在歷史塵埃中。印紅標指出：「這些令人痛心的悲劇說明了思想專制的殘酷猙獰，也使人們堅定健全民主和法治、保障人民思想和言論權利的決心。」 思想史學者朱學勤寫過一本《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他感嘆說，一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習慣性流產史」。「與歷史學的其它部類一樣，思想史從來是也只能是文字記載的歷史。它歷來勢利，只認變成鉛字的文字。除此之外，它又聾又啞，聽不見也看不見曠野里的呼喚。所謂思想史的長河，只不過是一條狹長的小溪。在這條小溪的兩邊，是望不見盡頭的無字黑暗。」他無比同情和敬重那些思想史的上失蹤者，他們迷失在思想史這一邊或者那一邊的黑暗裡，不會引起思想史長河的一聲嘆息。「思想史上大規模、小規模、集體性、個人性的失蹤事件，幾乎每一代都發生過，已經發生過無數次了，以致我時常懷疑我所操持的這一行當，究竟是思想的保存者，還是思想的暗殺者？被它暗殺的思想，也許比被它保存的思想還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數，已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殺過多少除不盡的『餘數』？」 一九九零年代，中國思想界對顧准和林昭的重新發現，猶如欲說還休的「知識考古學」——就在發現他們的同時，發現者卻又遭遇「被失蹤」的命運：拍攝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的胡傑被供職的新華社除名，在課堂上播放這部紀錄片的大學教師盧雪松遭學生告密後被校方開除，更多前往林昭墓地致意的異議人士被捕併入獄。這一可怕的歷史循環尚未被打破，暴政還在，加害者還在逍遙自在、張牙舞爪。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仍是需要付出巨大代價的人生選擇。 毛澤東時代，被譽為「中國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四九年到文革結束中國惟一一個思想家」的顧准，被打成右派，發配勞改，妻子服毒自殺，五個子女與之斷絕關係。在患癌症去世前夕，他想見子女一面，卻遭到一致拒絕，「恩斷義絕，一至於此」。女兒顧秀林在最後一封信中雪上加霜地寫道：「在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什麼一般的父子（女）感情的。……我是要跟黨跟毛主席走的，我是決不能跟著顧准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採取了斷絕關係的措施，我至今認為是正確的，我絲毫也不認為是過分。」 因此，拯救與發掘思想史和抗爭史上的「被失蹤者」，乃是一項迫在眉睫的工作。 讓英雄像種子，有生根發芽的土壤 面對謊言與暴政，面對屠戮與白骨，面對朱門與酒肉，面對鐮刀與斧頭，你如何回應、如何選擇，決定了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在號稱有五千年文明史（其實真相是「兩千年不文明史」）的華語文化圈，津津有味地吃人血饅頭的庸眾與看客絡繹不絕、如蟻附膻。反之，願意為真理付出生命的勇士和英雄寥若晨星、屈指可數，而人們對他們卻知之甚少。 經濟學家楊小凱（楊曦光）在《牛鬼蛇神錄》中記載了文革時代坐牢的經歷，獄友中很多是「民主黨」、「勞動黨」、「反共救國軍」成員，由此他發現了不為書齋中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所知的「多如牛毛的地下政黨在文革中曾經非常活躍」的事實。因組建「民主黨」被槍決的粟異邦在臨刑前公開宣稱：「我反共產黨，卻不反人民，反共產黨是為了人民，人們反對你們！」並在公開處決他的廣場上對著十幾萬人高呼「打倒共產黨！」、「打倒毛澤東！」士兵用槍刺插入其嘴中，然後將其虐殺。革命青年劉鳳翔在二十歲就當上瀏陽縣縣長，後被打成右派，由此認識到毛獨裁者的本質，得出「毛澤東把我們帶向死亡」的結論，惹來殺身之禍。楊小凱寫道：「一九七○年殺他的理由完全是他的人格，他的智力，他的政治洞察力，他的品德都是共產黨政權的幾大威脅。」身為「勞動黨」成員的侯湘風，在林彪事件剛一發生就敏銳地指出：「當然是毛先想殺林，林只是不願坐以待斃，而企圖反守為攻。」中國勞動黨一案，由於四個核心人物都被殺，「這個知識分子密謀團體的很多細節也許對世人永遠是個秘密，沒有人可能全部搞清這個團體的整個故事」。 魯迅說過：「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卡繆說過：「反抗，讓人擺脫孤獨狀態，奠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在二零二二年冬天的「白紙抗議」期間，一首名為《孤勇者》歌曲在線下和線上廣為流傳，聽者無不淚流滿面：「你的斑駁與眾不同/你的沉默震耳欲聾/愛你孤身走暗巷/愛你不跪的模樣/愛你對峙過絕望/愛你來自於蠻荒/一生不借誰的光/你將造你的城邦/在廢墟之上……致那黑夜中的嗚咽與怒吼/誰說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英雄可能會殉道，但英雄的事迹、思想和精神必須被記載、被傳唱、被承續。在資訊被封鎖得「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中國，小丑和奴才們你方唱罷我登場，不願為奴的抗爭者卻不為人所知——他們生命中的大部分時刻，都在孤獨和絕望中抗爭、前行，「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雲胡不喜？」若有與志同道合者相逢、相知的時刻，必定是其生命中最幸福、最快樂的時刻。因此，在此一看似積訛成蠹、比屋可誅的黑暗時代，尤其需要一部「英雄列傳」來啟發、激勵和引領人心。 不能讓英雄只能相遇在獄中。英雄值得擁有其支持者、社團、政黨乃至更宏大的生命共同體和價值共同體。英雄與英雄之間必然惺惺相惜，但一名英雄未必知曉其他英雄的存在，而芸芸眾生甚至茫然不知其貌不揚的英雄就生活在他們身邊。如果說英雄像種子一樣，那麼種子必然離不開讓其生根發芽的土壤。你若成不了英雄，就成為英雄的土壤吧——「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為大眾謀福利者，不可使其孤軍奮戰；為自由開路者，不可使其困頓於荊棘。」不再對英雄冷嘲熱諷，不再對英雄冷若冰霜，釋放出一點點的善意，閱讀並轉發一兩句英雄的話語，這既是對英雄的支持，也是人們的自我拯救。 告別「資治通鑒」，迎來這個時代的「英雄史」和「英雄譜」 這片土地，正被一個什麼都沒有穿的小丑皇帝和一個比納粹更迦納粹的獨裁政黨領向「為奴之地」。若是沿用梁漱溟當年的追問——「這個世界會好嗎？」今天的答案又是什麼呢？ 聖經中記載，索多瑪和蛾摩拉這兩個城市罪惡深重，聲聞於耶和華，耶和華要毀滅這城。亞伯拉罕求問上帝，城中如果有五十個義人，也要毀滅城市嗎？上帝說：「我若在索多瑪城裡見有五十個義人，就為他們的緣故，饒恕那地方的眾人。」亞伯拉罕繼續請求，把數字降到四十五個、四十個、三十個、二十個，上帝都答應不毀城，最後上帝允諾：「如果索多瑪城中有十個義人，為這十人的緣故，我也不毀滅那城。」 今天，沒有人是亞伯拉罕，沒有人有資格哀求上帝不要毀滅這國。然而，只要我們記錄的義人（英雄）足夠多，這個罪孽深重、苦難亦同樣深重的國族，必然有重生和自由的那一天。關於義人（英雄）的人數，當年的亞伯拉罕不斷做減法；今天的我們卻不斷做加法——當我們尋找時，就尋見了。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說過：「毫無疑問，一小群有思想、有責任感的公民能夠改變整個世界。」是的，在十多億人中，這類公民雖是少數（極少數），卻如同酵母之於麵粉、星辰之於天幕，必不可少。即便他們尚未從整體上扭轉中國沉淪之趨勢，但其努力、付出和犧牲，絕非徒然。 今天，最迫切的一項工作，是打造一座通往雲端的彩虹，讓英雄彼此握手、互相激勵，更讓英雄得到民眾的肯定與支持。故而，我們借用俄國詩人萊蒙托夫的名作《當代英雄》，來命名黑暗時代的「反共英雄譜」，形成一張群星璀璨的星象圖，以證明「吾道不孤」。 「當代英雄」，就時間而言，是從「六四」到當下；就空間而言，包括中國本土、圖博、東突厥斯坦、南蒙古、香港、台灣和海外華語圈。凡是此一特定時空中的反共的抗爭者們，都是本書記錄和表彰的對象。以世代劃分，從一九二零年代生人一直到二零零零年代生人，最年長者與最年輕者幾乎相差八十歲。其中，有大學教授、作家、記者、律師、藝術家、醫生、前官員及各類專業人士，亦有學生、農夫、工人、保安、殘障人士；有一諾千金的好男兒，也有不讓鬚眉的巾幗英雄；有漢族，也有其他少數族裔；有基督徒、伊斯蘭教徒、佛教徒等不同宗教信仰者。他們不是見到秦始皇出巡而激發出「吾可取而代之」野心的劉邦和項羽，不是大言不慚、鐵石心腸的列寧式的職業革命家，也不是以惡抗惡、以共產黨的方式反抗共產黨的「黑武士」。他們關注的是權利而非權力，他們有赤子之心並愛人如己。他們以思想、言論和行動等各種不同的方式展開反抗，並承受極權政府的雷霆打壓，他們無怨無悔。他們的言行和經驗值得被記錄、傳承和學習。 文天祥在<正氣歌>中寫道：「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這是他對史家的最高期許。這兩句詩分別來自兩個典故——《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太史書：『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傳·宣公二年》：「魯宣公二年，晉趙穿弒靈公於桃源。趙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太史董狐直書『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以身殉史的史官，讓歷史真相被記載並代代相傳。 華人向來自詡以歷史為信仰，然而，中國的歷史卻大都為帝王將相之家史，以及充滿孫子兵法與厚黑學的「資治通鑒」。這樣的歷史不必也不能重複。要誕生自由中國、民主中國、憲政中國乃至許志永所說的「美好中國」，首先就要有一部自由的歷史、英雄的歷史、勇敢者的歷史、抗爭者的歷史。多卷本的《當代英雄：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的寫作與出版，就是這樣的一種嘗試。盼望更多的朋友們加入其中，正如作家冉雲飛所說：「我們有很多災難，不少災難可謂慘絕人寰，本該有最為發達的見證文學，卻至今沒有誕生過像經歷過猶太大屠殺後而不懈見證過去苦難的作家威塞爾，自然無法創作出像《夜》這樣不朽的見證文學。歷經苦難不能緘默，否則會變成一種繼續奴役，而要變成一種爭取自由不可缺少的精神資源，在更高層面上看，苦難就變成了自由的助產士，變成了民主之嚆矢。你不敢當司馬遷，怕去掉大勢，因為那很痛，那樣便不能享受性福生活，但你可以給司馬遷留下史料啊，讓那些焚書坑儒的人在歷史的真實里無處藏身。」 這將是一部多卷本的「抗爭者列傳」，也是一部自由人的心靈史。當然，它所記錄的抗爭者，只是滄海一粟、掛一漏萬——若要記錄全部的反共英雄，必將形成人類歷史上規模最為龐大、最為浩瀚的文獻寶庫。我們竭盡所能地以公正與謙卑的心態，記錄下當代英雄的故事，有他們的存在，「中國」這個詞語就不再是地獄的同義詞，「中國」這個詞語就首先是一種責任而非一種命運。它的未來，是全盤崩潰，還是鳳凰涅槃，不僅關乎此一國族，亦關乎「世界會變好嗎」的大哉問。 所有的反抗和犧牲都有其價值，都應當被銘記。我們記載抗爭者可歌可泣的故事，也祈願孤勇者不再孤勇，抗爭者健康、平安、幸福、將痛苦和犧牲減輕到最小、不再受苦受難、不再付出自由和生命的代價。如聖經所說，在自由的樂土上，「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無人驚嚇」。 二零二三年五月二日 美利堅合眾國維吉尼亞共和國費郡綠園群櫻堂 （※本文為《當代英雄：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一卷）》（主流出版社，作者：余傑）作者自序。全文轉自上報）
人人學習習近平著作的時刻已然來臨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發布的中國暢銷書排行榜前二十名顯示，排名第一的是《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第二名是《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第三是《中國共產黨章程》，第四是《中共二十大報告》，第五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六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殊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 在社會科學類圖書銷售排行榜中，前十名銷量均為習近平著作和習近平思想專題摘編。 原來，習近平才是中國乃至世界最偉大和最暢銷的作家，那些大文豪、大思想家都在他面前甘拜下風。胸無半點墨的獨裁者，終於可以雪恥了——當年負責考察、選拔習近平的中共開明派元老、中組部副部長李銳，臨終前評價說，「他就是小學生水平」。如今，習近平可以理直氣壯地摘掉這頂帽子。他的著作的銷量已然超過太祖毛澤東。 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貧弱，官員貪腐方式和程度有限，即便是家天下的毛澤東，也沒有辦法像今天的太子黨紅色家族那樣，通過倒賣土地和批文點石成金。毛的最大財富是稿費，儘管他的文章大都是秘書班子集體創作，稿費卻歸他一人所有。他拿錢給江青花，或資助章士釗等當年於他有恩的前輩，都是從這筆天文數字般的稿費中支取。如今，據彭博社記者調查，習近平家族的財富早已富可敵國，習近平不是貪圖這點稿費，只是為了滿足獨裁者的虛榮心——習近平思想能像當年的毛澤東思想，讓十四億人入心入腦入魂、如醉如痴，才是其最大成就。就連中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都要靠抄寫習近平語錄來換取吃香喝辣的地位，不是斯文掃地又是什麼呢？ 習近平的著作在中國暢銷不奇怪，政府部門用公款消費，沒有人心疼。但習近平的著作居然賣到台灣，就是台灣安全的重大漏洞。早在二零一四年，習近平所著的《擺脫貧困》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就進入台灣圖書市場。在第五屆台北書展開幕式上，福建新華髮行集團與台灣天龍文創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簽約，將由該公司和五南出版機構全面代理這兩本書的島內發行。該公司總經理沈榮裕說：「我們很看好這兩本書在台灣的市場，絕對會熱賣！」中共喉舌環球網報道，福建參展團團長吳志明告訴記者，習近平的書籍是本屆書展的最大亮點，現場銷售情況很好。「預計在台灣一年銷售兩萬本沒有問題。 如果台灣民眾需要，我們還可以考慮推出繁體版本。」記者採訪市民林一明，他說，他從台北回台南老家過新年，隨身帶著一本《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準備作為新年禮物送給當醫生的哥哥。記者登陸博客來網站，發現暢銷榜上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旁邊，標註著「已搶購一空，目前無法購買」。博客來文化事業部部長張靜如告訴記者，「我們很希望趕緊有書補充進來。 我們的排行榜天天更新。這本書斷貨好幾天了，還能在排行榜上，可見它之前銷量很可觀」。 經過幾代仁人志士的奮鬥犧牲，台灣才結束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實現民主化，成為民主國家陣營的成員，被國際社會譽為亞洲民主自由的燈塔。然而，台灣對中國的紅色滲透如此放任自流，任習近平的獨裁專制思想潮水般湧入，豈不是羊入虎口的自殺行為？ 勃列日涅夫和齊奧塞斯庫為習近平做出了好榜樣 習近平不是第一個兼職當作家的獨裁者。他的老師有蘇聯的勃列日涅夫和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獨裁者大都沒有原創性，獨裁者與獨裁者之間如此相似：愚蠢、專橫、僵化、狂妄。 蘇聯經濟學家阿爾巴托夫曾經幫助幾代蘇共最高領導人撰寫經濟報告，對他們有貼身觀察和分析。他在《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一書中對勃列日涅夫有如下描述：勃列日涅夫是當時上層政治菁英的典型，他形式上具有高校畢業文憑，實際的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沒有多少學問。其人能力平平，文化不高。如果說他有喜愛閱讀的什麼東西，通常就是那本《馬戲》雜誌。他最大的弱點是：幾乎完全缺乏經濟知識；對新生事物簡直就是個過敏反應症患者。這些描述用在習近平身上，如同量身定做，毫無違和感。 阿爾巴托夫指出，勃列日涅夫從未寫過文章，但他身邊的阿諛奉承之徒和宣傳官員為了討好他，召集了一群頗具文學才華的筆杆子，為其操刀創作自傳體小說《小地》、《墾荒地》、《復興》。這些作品發表後，獲得精心組織的、震耳欲聾的捧場和叫好，成為黨的教育系統的必讀書。作家協會立馬將其提名候選列寧獎金，這筆獎金匆匆被授予了。不少有名氣的作家發表書評，頌揚這幾本由別人代勞的贗品。阿爾巴托夫評論說：「在我們這一幅員遼闊的國家中，大概所有人包括最笨和最不懂事的人在內，無一例外地都深信，這幾部『文藝傑作』中沒有一頁是勃列日涅夫親手動筆寫作的。」 這就是一個現實版的《皇帝的新裝》。 為了滿足勃列日涅夫個人的虛榮心，蘇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全民演出了一處荒誕可恥的戲，不論演員還是觀眾都並不信以為真。這大大加深了人們對政權的不信任感，加強了不關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極風氣，腐蝕了人們的是思想和靈魂。從象徵的意義上說，這個插曲猶如為我們為之付出很大代價的這段可悲的時期樹立了一塊墓志銘。這是名副其實的停滯時期。」 在羅馬尼亞，長期掌權的「小號版的勃列日涅夫」是齊奧塞斯庫——他擁有羅共總書記兼羅馬尼亞總統、國務委員會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武裝部隊總司令兼愛國衛隊總司令、經濟和社會發展最高委員會主席、社會主義民主和團結陣線全國委員會主席、全國勞動人民委員會主席、甚至還包括羅馬尼亞科學院院士和名譽院長等頭銜（其頭銜之多還是比不上習近平）。作家袁凌寫道，有一天他在地攤上發現一本中文版的《齊奧塞斯庫選集》，這是從煌煌三十一卷的齊奧塞斯庫著作集中精選出來的文章——齊奧塞斯庫著作的規模，超過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習近平要趕上他，必須讓秘書班子廢寢忘食、奮筆疾書。這本書具有特殊的體例，在齊氏歷次會議講話正文中，附有與會者的鼓掌和歡呼。全書第一頁以鼓掌始，末頁以鼓掌終，共記錄鼓掌八百次。看到這些記載，可想見當時會場情形，齊氏每講一段的話音還未落下，就淹沒在會場狂熱的鼓掌聲里。只是，後來人們在齊奧塞斯庫被處決時的掌聲，更加熱烈和持久，如袁凌所說：「正是齊奧賽斯庫當初親自製造出來的掌聲，最終製造了他的死亡。 這個愛好掌聲的獨裁者一生，終究是一部失敗的著作。」 齊奧塞斯庫全盛時期，多麼躊躇滿志、趾高氣揚，今天的習近平也是有樣學樣。羅馬尼亞流亡作家諾曼·馬內阿不無鄙夷地描述說：「我們在暴君身上看到了什麼？在這張變形的面具下，沒有人能看到真善美，而只有它們的反面。……這個暴君：無數次的背信棄義、講究而可笑的服裝、一陣陣野獸般歇斯底里的尖叫、悲傷而幼稚的低語、發情野豬的頓足和咆哮或是吸血鬼般冰冷的僵硬。……我們身邊這個可憐的小丑：他那些自封的可笑的誇張頭銜，他用嘶啞、做作的聲音沒完沒了地演講，那些演講充滿陳詞濫調，從頭到尾都是單調的抨擊和愚蠢的語法錯誤。恐懼讓他變得更瘋狂，爾後是拚命地掩飾瘋狂。他說話結結巴巴，舉止呆板得像木偶。他一意孤行，勤勉得幾乎病態。 面對任何有生命的東西，或是遇到計劃之外的事情，他總是茫然不知所措。」馬內阿很早就預見到小丑式的暴君覆亡的命運。我在二零一三年寫作並出版《中國教父習近平》，也提前對習近平做出了蓋棺論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已持續一年多，雙方傷亡人數以十萬計。這場戰爭顯示，只要極權或威權帝國存在，戰爭就不會終結。三十多年前，蘇聯解體之際，日裔美國政治學者福山發出「歷史的終結」的樂觀宣告，如今看來，何其幼稚可笑。在人類歷史上，和平未必是常態，戰爭未必是偶然。 烏克蘭領土上發生的血腥戰爭，離台灣並沒有地理上和空間上那樣遙遠。對台灣而言，必須直面「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可能性——儘管這種情形比「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更加恐怖和慘烈。在俄國入侵烏克蘭半年之後，中國在二○二二年八月發表《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聲稱台灣自古就是中國一部分，強調北京尋求「和平統一」的同時，也表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雖然該主張早已存在，基本是老調重彈，但在俄烏開戰後這段時間內，北京當局明顯將威脅不斷升高，特別是美國眾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後，展開一系列針對台灣的軍事演習，期間發射飛彈飛越台灣上空，並落入日本專屬經濟海域，恐嚇意圖相當明顯。 雖然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表示，「沒有其他外國領袖，比習近平更密切注視普京在烏克蘭的經驗、戰事的發展。從許多方面來說，習近平的所見令他不安而趨審慎。我們最基本的判斷是，習近平與他的軍方幹部今日對於中國能否達成侵台任務存有疑慮。」但是，若烏克蘭戰況稍有變數，若西方厭戰情緒進一步發酵（《華爾街日報》指出，在俄烏戰爭打了一年之後，這場衝突在很大程度「已經變成西方自己的戰爭」。如果烏克蘭最後未能挫敗普丁的野心，對於美國的國際聲望與西方聯盟的未來都是一大打擊；西方如今對於烏克蘭的大規模軍事援助，本身也存在風險），習近平必然會覺得可渾水摸魚，而對台灣蠢蠢欲動乃至放手一搏。 烏克蘭戰爭的硝煙，短期之內不會散去。俄軍遭遇重挫，但尚未潰敗，普京政權的支持率不降反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若放任俄國在烏克蘭予取予求，恐進一步使中國獲得鼓舞，進而形成「與目前極為不同且我們將無法接受」的國際秩序，「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的行為若不被制止，會使相同情況發生在包括亞洲的任何地區」。遺憾的是，台灣對烏克蘭戰爭的相關性與後遺症的關注與思考，反倒不如日本那麼緊迫。部分統派群體認為，擁抱中國就可以發大財，如同當年在埃及為奴的猶太人，不願承受「出埃及」的陣痛，寧願過有肉湯的為奴生涯；部分獨派群體則飢不擇食、急不擇路地從西方引入若干左派社會議程，自以為進步，卻加劇社會分裂，困擾了抗中的主軸；而更多「兩耳不聞島外事」的小清新、小確幸，以為如同鴕鳥一樣將頭埋藏在沙堆中，就可太平無事、歲月靜好。超市裡面短缺了三五天的雞蛋，就要呼天搶地，若是共軍打來了，豈不就只能舉手投降，乖乖排隊走進集中營——就好像通宵排隊去吃一碗日本拉麵一樣？ 每一次戰爭，總是在被侵略者還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的時候就打響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凌晨四點二十分，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波蘭中部小城維隆首先遭到納粹德國的空軍的轟炸。美國歷史學家提摩西·史奈德評論說：「德軍挑選了一個沒有任何戰略意義的地點來進行恐怖的實驗。」波蘭的三十九個師、九十萬人的正規軍，只堅持了三十五天就潰不成軍。波蘭官兵中不乏英勇之士，但他們騎著高頭大馬，使用中世紀的戰術，向納粹的裝甲部隊發起的衝鋒，註定了不會有絲毫的勝算。波蘭政府以為得到英法的保證，自己就能免於被德國和蘇聯侵佔。戰爭爆發後，英法遵守條約，對德國宣戰，卻沒有出兵波蘭，此後數月，英法聯軍一直龜縮在西線，維持一種「假戰」狀態。承諾保護波蘭的歐洲大國法國，幾個月後也步波蘭後塵，遭遇滅頂之災。 波蘭和烏克蘭的前車之鑒，台灣不可熟視無睹。此刻，我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要為我所愛的台灣寫一本「警世通言」。此前，我閱讀了大量中國、美國和台灣以及其他國家的專家學者撰寫的關於台海問題的著作，對我有一定的啟發和刺激（無論是正面還是反面）。但是，我卻覺得這些著作皆有其局限性：中國學者當然知中，美國學者當然知美，台灣學者當然知台，但他們對於外在於自身的其他兩處的政治經濟和民情秩序大都頗為陌生。而擁有多重身份及三地生活經驗的我，恰好可以彌補這些欠缺，並提供新的視角與思路。我在中國生活了三十九年，從四川到北京求學，之後成為異議作家和政治評論家，與劉曉波一起捍衛人權和批判中共極權主義統治，對中共政權的本質有較為深切的認識。二○一二年，我逃離如同「動物莊園」一般野蠻殘暴的中國，流亡美國，六年之後入籍成為美國公民。我生活在美國，不是「旅居」，將美國當做生根發芽之地，進而研究美國的歷史、文化與政治，我居住在華府郊區，常常接觸華府的智庫、大學、媒體及獨立學者，搜集到第一手資訊，撰寫了多部關於美國的著作。而我從二○一六年開始就曾訪問台灣，近年來更是每年必定到台灣訪問數月，走遍台灣的每個縣市包括外島，寫下五卷本的《台灣民主地圖》系列及《從順民到公民：與民主台灣同行》等多部著述，在非出生於台灣的華語寫作者中，我是屈指可數的知台派和愛台派，亦將台灣當做第二故鄉。我的以上三重身份及生命經歷，讓我知中、知美且知台，知道三國各自優劣、長短、攻守的幽微之處，故而寫這部中、美、台的「新三國演義」可謂得心應手。 本書第一章從台灣與中國的「准戰爭狀態」寫起：「中華民國台灣」已然民主轉型，兩岸關係仍是國共內戰之延續。中國不放棄吞併台灣的野心以及用武力實現這一野心的企圖，對台灣實施認知戰、經貿戰及軍機擾台，「紅色滲透」在台灣如入無人之境。我認為，中共侵略台灣有三個時間節點：習近平統治末期，權力鞏固，自信膨脹；習近平退休或死亡，中共高層陷入內鬥；中共統治終結，但中國民主轉型失敗。這三個危險的時間節點分別對應三場可以類比的戰爭：伊拉克吞併科威特之戰、阿根廷侵略福克蘭群島之戰及俄國侵略烏克蘭的戰爭。 第二章至四章，是本書的重心所在，分別論述中國對台動武的三種方式：武力封鎖、攻打外島及佔領本島。書中既追溯過去數百年來在台灣發生的若干次戰爭的經驗教訓，如施琅「打台灣，先打澎湖」的戰術、國軍保衛金門的古寧頭之役以及毛澤東虎頭蛇尾的「八二三炮戰」；亦分析二戰後期美軍為何以「跳蛙」戰術繞過台灣；更引用近期英國和美國戰略專家的兵演精粹，由此探討這三種侵台方式的可行性以及台灣的應對策略。 第五章則梳理中共建政後的四場對外戰爭（武裝衝突）的勝負得失——韓戰、中印邊境戰爭、中蘇珍寶島衝突及中越戰爭——並從中總結出六條規律，此六條規律可以用以預測中共未來的行為方式。 第六章分析習近平和解放軍的特質及實力。愛穿軍裝的習近平沒有能力指揮一場戰爭，解放軍的腐敗已無藥可救，習近平此前推動的軍改未能「強軍」反倒「弱軍」。而且，解放軍不是國防軍，而是黨衛軍；不是黨指揮槍，而是黨魁指揮槍。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前，西方都高估了俄羅斯軍隊的實力，戰力遠不如俄軍的解放軍的實力更是長期被高估——用毛澤東的話來說，習近平和解放軍都是「紙老虎」。 第七章，針對台灣島內似是而非、三人成虎的「疑美論」和「反美論」，指出美國必定會為台灣與中國一戰，因為僅從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而言，若坐視中國侵佔台灣，即意味著「美利堅治世」的終結。本章也分析了中國與美國的國力和軍力的巨大差距，以及面對中國的挑戰，美國的弱點及美國如何克服這些弱點。美國出兵台灣，必然是一場攻擊中國本土的、如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全面戰爭。 第八章，對照中國與台灣的國際形勢——中國失道寡助、台灣得道多助。天下之大，中國沒有一個真正的盟友，而且中共將民眾當做最大的敵人，維穩費比軍費多。對比之下，台灣的盟友則是多多益善，此處特別指出打造「自由彩虹」的日本是台灣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盟友，而嘗過共產黨統治恐怖滋味的東歐國家則對台灣最為友善。 第九章，為台灣的的軍事及民事兩方面的抵抗做出誠摯建言：「不戰而降」不是台灣的正確選項，對中國示弱和讓步也換不來和平及中國的友善。所以，在軍事上，台灣應當採取刺蝟戰略或豪豬戰略，持續培養不對稱戰力，讓中國知難而退，即便中國鋌而走險，也可讓其付出無法承受的慘痛代價。在民事上，全民皆兵是台灣唯一的選項，台灣人要為保衛台灣而戰，一個不願捍衛自身自由的國族，是得不到任何外援及同情的。台灣必須洗滌和祛除「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儒家毒素及西方左派偽善的和平主義（其實是綏靖主義、投降主義），承續李登輝那一代「偉大的台灣人」的勇武精神，在推動轉型正義和民主鞏固的同時，完成一場文藝復興。 台灣也是我家園：我的最多的著作在台灣出版，我在台灣擁有最多的讀者和朋友，我在台灣體驗過（並將繼續體驗）無與倫比的美食、美景與良善的人情。因此，台灣的自由、台灣的安全，與我息息相關。我以此書作為給台灣的一份禮物，它雖然不是刀槍與飛彈，但我期盼它能成為台灣自由思想武器庫中的一磚一瓦。 （※本文摘自《中國如何攻打台灣》（大是文化出版）作者自序。全文轉自上報）
習近平最恐懼的事情是什麼？ 移居挪威的香港作家鍾祖康說過一句笑話：「習近平一生有三大噩夢。一當然是被建議改以C919國產機為專機，二是被建議改穿漢服，三是被建議禁止女兒去美國讀書和學英語。」作為國產大飛機的C919，其核心部件仍是西方生產的，卻連拼裝工序都不過關，首架交付航空公司運營剛滿月，就出現嚴重故障，無法完成返航任務。怕死的習近平怎麼敢將此種飛機作為其專機使用？而市面上的那些所謂的漢服，若是參照沈從文對中國服飾史的研究，根本就是不倫不類的贗品，穿上之人如同群魔亂舞，除了滿足習近平的「漢唐盛世、萬國來朝」的虛榮心外，一無是處。最後，習近平下令削減中國教育系統中英語教育的部分，查禁英文書籍，卻無法讓他曾在哈佛讀書的女兒洗掉那段「悲欣交集」的留學經歷。 鍾祖康說的是一個笑話，習近平最恐懼的事情肯定不是以上三者，而是中共重蹈蘇共之覆轍——政權被推翻，國家解體，作為獨裁者的習近平的下場只能是「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 揮淚對宮娥」。那時，他能跑去依附難兄難弟普京嗎？ 二零二三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發表習近平前一年春季在中央黨校的講話全文，習向中青年幹部強調築牢理想信念根基，「如果我們培養出來的人都不信奉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了，不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面旗了，就會發生東歐劇變、蘇共垮台、蘇聯解體那種『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劇！」黨媽媽的生日，本該是載歌載舞、鑼鼓喧天、全國山河一片紅，習近平為何如此表現得凄凄慘慘戚戚，要死要活，居然說出如此不祥的話來？既然習近平自命為中興之主，要超越的對象是毛澤東，就當像毛那樣躊躇滿志地宣稱「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而不是像李煜那樣哀嘆：「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那麼，這篇講話究竟是在哪個環節出錯了？ 習近平沒有能力完成任何一篇講稿，他的講稿都是其文膽負責起草的——比如，在中共二十大上被提拔為中宣部長、政治局委員的北大文學博士、當年有神童之譽的李書磊。李書磊既然是北大博士，必定飽讀詩書，在文稿中常常引經據典，以此彰顯主子學富五車；但又要避免出現「寬商通農」這樣冷僻的成語，讓主子念了錯字，淪為貽笑大方的「寬衣帝」。所以，「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這個家喻戶曉的典故，就被御用文人信手拈來了。習近平不僅能挑兩百斤擔子走數十里山路不換肩，而且能背誦唐宋詩詞三百首不住口。 習近平沒有這句詞的作者南唐後主李煜的浪漫才情，卻有李煜身上所有的缺點——「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為高談，不恤政事。」當年，宋軍大將曹彬一路勢如破竹，俘虜了束手待斃的李煜，將其帶往開封。李煜上船時，戰戰兢兢不敢走搭板，曹彬派人將其「架」到船上。上船之後，曹彬放任他自由，不加拘管。有人問：「你就不怕他半路上跳水自殺嗎？」曹彬冷笑：「一個上船走搭板都怕得發抖的人，怎麼會有勇氣自殺？」宋太祖看了李煜作的詩詞，有很深的感慨：「李煜若以作詩詞的功夫來治理國家，怎麼會被我俘虜？」後來，李煜因寫「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等詞句，宋太宗認為其心有不甘，賜牽機葯毒殺之。所謂牽機葯，有人說是中藥馬錢子，服後會破壞人的中樞神經系統，導致全身抽搐，腳往腹部縮，頭亦彎至腹部，狀極痛苦。 習近平的救命稻草其實是致命毒藥 習近平的下場未必會比李煜更好。李煜不是一個稱職的皇帝，卻是一位「千古詞帝」，清朝袁枚評論說：「作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毛澤東對李煜的評價是：「南唐李後主雖多才多藝，但不抓政治，終於亡國。」習近平倒是天天抓政治，但他抓得越多，中共政權敗亡的跡象就越明顯。鄧小平一度是打左燈往右拐，因為唯有往右拐，文革後一窮二白、天怒人怨的中國才能有一線生機；習近平則是直接開倒車，將前三十年的壞與後三十年的壞搗鼓成一杯比牽機葯還要毒的毒藥，不僅自己一口喝下去，還要強迫全體中國人一起陪他喝下去。 為了避免蘇聯和南唐滅國的厄運，感到滅頂之災就在眼前的習近平必須抓到救命稻草。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第六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在會上強調，「開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務，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莊嚴歷史責任。決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堅守好這個魂和根，是理論創新的前提。講新話但不能丟了老祖宗，數典忘祖就等於割斷魂脈和根脈，最終會犯失去魂脈和根脈的顛覆性錯誤」。這次會議的題目牽強附會、生拉硬扯，習近平提出「新境界」、「魂脈」、「根脈」等色彩斑斕的新詞語，但新詞語能救中共嗎？ 喬治·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創造了一種「新語」作為大洋國的國家語言。這種「新語」，不是為了促進溝通和交流，而是蓄意削弱表達能力、壓制異見的聲音。奧威爾指出：「只要思想是建基於語言，語言的簡化和控制就是簡化和控制思想。你難道不明白，新語的目地就是要要縮小思想的範圍？最後我們要使得大家不可能思想犯罪，因為沒有辭彙可以表達。必須的辭彙，就簡化為一個詞，並嚴格控制其含義，刪除一切附帶的意象。……辭彙越來越少，思想的範圍就越來越小。沒有人可以有理由或借口思想犯罪。」奧威爾還指出，新語亦有統一思想的功能，例如「享樂營」其實是強制勞動改造的集中營——在共產中國，「新語」的發明者們比奧威爾更厲害，他們不用「享樂營」這個似是而非的說法，而用了「再教育營」這個更冠冕堂皇的說法來掩蓋集中營的本質，中共確實是運用語言騙人的高手。 習近平的講話顯示，他抓住的兩根救命稻草，一根是馬列主義，一根是民族主義。他卻不知道或假裝不知道，馬列主義是反對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也是反對馬列主義的，這兩根救命稻草，一邊是矛，一邊是盾，還沒有去攻打敵人，自己倒是先「左右互搏」起來。若硬要將馬列主義與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產生的怪胎就是法西斯主義，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早已嘗試過，而且都失敗得一塌糊塗。作為紅色血脈的繼承者，習近平的馬列主義和毛主義的一面自不待言；但習近平發現但靠馬列主義和毛主義已無法拯救目前的困局，遂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中的國際主義部分，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由此與法西斯主義殊途同歸——英國政治學家馬克·尼古拉斯指出：「法西斯主義恢復了看待民族的這種思考方式——認為民族是充滿神聖意義的共同體，它凝結於領導者的身體中，通過注入精神而獲得歷史的永恆——這樣，法西斯主義復活了中世紀思想，將之應用於現代大眾政治。」 馬克·尼古拉斯將法西斯主義領袖視為「造棺者」，「法西斯主義的最高成就就是一堆屍體，其歷史就是一個毀滅人類的目錄」。 對於習近平來說，他不僅為中國人打造十四億具棺材，也為自己打造了一具棺材。李煜失去了他的國家，卻為後世留下了三十八首膾炙人口的詩詞；而習近平的終局，必然是齊奧塞斯庫、薩達姆或卡扎菲，他為後世留下的只有早已在網上悄然流傳的他與彭麗媛的夫妻跪像。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一九九二年，我剛考上北大時，一位來自大城市的室友將昆德拉的《玩笑》借給我看。此前，我從未聽說過這位作家的名字，在我生活的川西平原的小縣城，無人知道昆德拉。自認為博覽群書的我忽然發現，有沒有讀過昆德拉，是都市讀書人和小縣城讀書人之間的一個重要差別。 讀完這本書，未必有多麼喜歡。或許為了填補鄉下人的自卑，我開始尋找昆德拉的其他作品。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玩笑》的翻譯出版一波三折：一九八八年，譯者景凱旋開始翻譯《玩笑》，「《玩笑》這本書的出版本身就是一個玩笑」。昆德拉被捷克政府視為異議者，中文版《玩笑》的出版遭到捷克駐華大使館強烈反對。次年，捷克發生天鵝絨革命，哈維爾當選總統，新政府不再反對中國出版昆德拉的作品。但中國發生天安門屠殺，出版審查收緊，不允許出版這本書。直到一九九二年，《玩笑》才得以出版。 一九九○年代，於在北大求學的我而言，是「最好的時光」。但對中國而言，卻是屠殺之後的沉默、逃避、玩世不恭。二十多年後，孟衎衎在〈米蘭·昆德拉在中國的意義〉一文中，梳理昆德拉在當代中國的接受史——「昆德拉熱」興起於一九九○年代初，其對英雄概念的反諷和對意義追求的解構如同思想之鏡，投射了當時的社會風尚。當時社會瀰漫著一種政治冷談症和精神疲憊。知識界有意逃離一九八○年代理想主義，倡導「思想淡出，學術凸顯」。昆德拉標籤式的名言「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笑」遂風行一時。 一九九○年代最後一年，在「六四」之後宣稱「絕不在刺刀下當官」的李慎之老先生家中，我聽他目光炯炯、眉飛色舞地談論哈維爾。我寫了〈昆德拉，還是哈維吾爾〉一文，既是向昆德拉告別，也是與哈維爾擁抱——後者，才是「有時，我們要下到井裡看繁星」的中東歐精神的繼承者。 昆德拉在〈被綁架的西方或中歐的悲劇〉中，洋洋得意地用西歐代替中歐——他本人早已於一九七五年移居巴黎，於一九八一年加入法國籍；一九八六年，他第一次用「法國作家」稱呼自己，出版法語評論集《小說的藝術》。加入他國國籍、用新語言寫作，對流亡作家而言，是其自由選擇，無可厚非，但問題在於，作為法國人的昆德拉，不必居高臨下地將流亡當做逍遙，更無權將留下來的哈維爾和克里瑪們的反抗定義為「媚俗」——昆德拉的用語是「奇刻」，後來中國小資以使用該詞為時髦。 昆德拉指責《七七憲章》群體是為了「出風頭」（也有同樣的指責針對劉曉波和「○八憲章」群體）。人不能如此站著說話不腰疼。哈維爾嚴肅地反駁說： 不幸的是，我們現在生活的環境只有去冒被認為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那篇請願書那種行為——不顧一切地想出風頭——的風險而行動才能得到改善。我不想冤枉昆德拉，但是我不禁感到，他的歐洲受亞洲掠奪的想法，他的精神墓地的概念，他的歷史總是被遺忘、總是會出現許多殘酷的玩笑的思想，就是認為，七○年代初期以來捷克斯洛伐克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就是認為，所有那些請願書都永遠是那麼的無望和荒誕，就是認為，那些請願書更加清楚地說明了那些人的行為是想以毫無意義的方式來引起人們的注意而不顧一切。自然，在每一篇請願書中，甚至每一個簽名都有那麼一點昆德拉所譏笑的那種成分。所以，我就不能反對昆德拉的譏笑，特別是因為那只是在小說里譏笑。我反對他，是他看不見，或故意拒絕去看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那些不明顯但也更充滿希望的那一面。我指的是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間接的和長遠的意義。昆德拉也許會成為他自己的懷疑主義的俘虜，因為這種懷疑主義不允許他承認冒著受人譏笑之風險而做出勇敢的行為可能更有意義。我能理解他對譏笑和凄楚的害怕，特別是考慮到他從個人的共產主義經歷中所吸取的教訓，我就更能理解他了。但是我想他的擔憂使他不能夠看到在集權制度下人的行為的神秘的兩面性。從心理學上來理解，徹底的懷疑主義是把一個人的熱情基於幻想的結果，但這也很容易走向事物的另一面並因此而隱藏了事物的更有希望的方面，或退一步說，事物的兩面性。 昆德拉在法國和中國備受歡迎，與他在俄國和東歐的流亡作家及留下來抗爭的作家群體中受到的否定形成鮮明對比。原因很簡單，法國人喜歡的東西，中國人通常都很喜歡，大部分法國知識分子與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都一樣虛無、自戀、油滑。布羅茨基曾撰文反駁說，中東歐不可能成為西歐。克里瑪認為，昆德拉致命弱點是「用來表達他的捷克經驗的方式是過於簡化的和展覽式的」。捷克文學評論家米蘭·簡曼在〈昆德拉的悖論〉中批評說，昆德拉在移民中寫的小說具有奇異的創造性的精神分裂症特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最初顯然是想描繪一個不自由的政權所毀滅的愛情的悲劇性，但結果卻成為一對情人在小小的捷克世界裡安適自在的田園牧歌。」捷克評論家容克文亦指出，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中其實是把布拉格之春的歷史輕輕帶過，給矇混過去的正是作者本人的共產黨背景。他更認為，在一切都約化為「刻奇」的名義下，正是作者把自己在布拉格之春發生之前的一切都給遺忘及遮抺掉，而這一切剛好就是使他成為一個社會主義文化體制同謀者的一切。而米沃什的批評更為尖銳：「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其中每個人都著迷於上帝和排泄物之間的對抗。因為人排泄，所以上帝不可能存在。」他繼而指出：「昆德拉還有一點別的東西：對惡俗的痴迷、對最可恥現實的痴迷，這些東西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反覆出現於二十世紀文學，這也決定了二十世紀文學潛在的無神論傾向。」對於這個棘手的問題，米沃什的回應方式是：「我一生都在準備向它發起正面進攻，用一篇論文、一首詩或一篇散文。」他以這樣一種方式來否定昆德拉：「對待存在的正確態度是尊重，因而應避免與那些借諷刺挖苦來貶低存在，同時又讚美虛無的人為伍。」 沉溺於虛無主義的昆德拉不是一個「好的流亡者」（他始終堅持認為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小說家，而非一個政治作家或流亡作家）。他從未嘗試過理解中東歐的精神內核。在其被捷克共產黨政府剝奪公民身份四十年後，捷克政府在二○一九年恢復這位九十歲的老人的捷克公民身份，捷克駐法國大使親自將公民證書送到其巴黎的公寓中。但昆德拉本人對此不置可否。他曾經說，「沒有回返的夢想」，「我攜帶了布拉格，她的味道、格調、語言、風景、文化」。他拒絕返回民主化之後的捷克共和國，跟布羅茨基拒絕返回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是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布羅茨基拒絕重返俄羅斯，是因為他認為俄羅斯並未變好，仍然是一個黑幫統治的國家；昆德拉拒絕重返捷克，是因為他無法面對一個真的變好的捷克（米沃什晚年回到真正變好的波蘭定居），而捷克能變好，正是因為他被嘲諷為「奇刻」的哈維爾等人用坐牢等巨大的犧牲爭取來的。 昆德拉是波蘭流亡作家扎加耶夫斯基筆下的那種「悲觀的大師」——「不僅不信神，而且拋棄一切高尚、崇高的事物。或者更糟，只假裝相信，進而貶低作為我們共同遺產的『人類』這一概念。」與昆德拉相反，扎加耶夫斯基發現很多「好的中東歐人」，「他們身上努力結合了深刻而樸素的信仰，強大的幽默感，以及對善良文藝的愛。在那些古老的教堂里，我並不是獨自一人」。 昆德拉既不是中東歐人，也不是西歐人，而是不東不西的虛無主義者。他喪失了對「善」的信念，沒有固守的道德底線。他有一段幽暗的過往：捷克民間組織「極權政體研究所」的研究員哈狄雷克，通過研究解密的捷克警察檔案發現，當年只有二十一歲的昆德拉向秘密警察告密，讓同仁德沃拉切克坐了十四年牢——受害者大部分時間都在礦坑中面對極為吃重的勞力工作，這是政治犯被捕後常見的下場。昆德拉矢口否認此事，聲稱這是「對一個作家的謀殺」，他拒絕就此接受採訪，卻動員十一位世界級文豪和四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發表聯署聲明來「保衛」他。然而，受害者的一句回應意味深長：「對於昆德拉以告密者的身份出現在捷克媒體上，我們並不感到驚訝。我承認昆德拉是一個好作家，但我毫不懷疑的是，他首先是一個人。」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抓自上報）
中國人為何樂意看到俄羅斯擊敗美國的幻相？ 普京發動侵略烏克蘭的戰爭之後，中國國內的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形形色色的假消息，無一例外都是俄羅斯大獲全勝、烏克蘭兵敗如山倒，美國和西方吃癟等內容。有的是官方系統性編造並傳播的，有的則是民間的小粉紅自發製作的。 近日，一位名叫保羅·柯察鐵的播主在抖音上爆紅，他自稱是俄羅斯車臣人，滿臉大鬍子，看上去很彪悍。他專門拍片分享圍自己和戰友痛擊美軍的經歷和感想，深受中國網民歡迎，短短兩個月內粉絲增加了三十萬，他亦趁機把抖音帳號改名為「王抗美」，直播帶貨販售俄羅斯特產，成功賣出數百件商品，賺得腰包鼓鼓。 後來，有眼尖的人發現，保羅·柯察鐵上載的圍剿美軍的影片均是網上現成資源，而且很多並非烏克蘭戰爭期間的畫面和視頻。但他加以配音解說，說得繪聲繪色，彷彿他真的在前線奮戰。不過，片中亦寫有「拍戲現場，影視劇情」的字句，就好像很多電影開頭的說明文字：「本劇情節純屬虛構。請勿對號入座。」但不少中國網民信以為真，紛紛留言稱讚保爾·柯察鐵勇戰美軍，屢立大功，還稱他為「俄羅斯兵王」、「俄羅斯戰神」！ 不久後，保羅·柯察鐵被揭穿真身為中國人，一直以AR技術假冒外國人拍片。這場鬧劇才落幕。 「保羅·柯察鐵」這個名字顯然來自於「保爾·柯察金」——蘇聯紅色經典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之主人公的名字。 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片段被選入中國中學語文課本，是共產中國幾代人入腦入心入魂的青春記憶。這個使用保羅·柯察鐵名字的中國網紅，大概是九零後的年輕人，但他們這一代仍是蘇俄鐵粉，仍是中共親蘇俄洗腦教育批量生產的腦殘。 最早將蘇俄革命模式引入中國的是北大教授、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李大釗因拿蘇俄的錢從事顛覆中華民國政府的活動，被張作霖的憲兵從北京蘇聯使館中抓捕並處以死刑。中共將其塑造成革命烈士，其實他是死有餘辜的賣國賊。 真正靠蘇俄扶持奪取天下並沿襲蘇俄模式鞏固政權的，是毛澤東。法國學者畢仰高在《歷史的覆轍：中俄革命之比較》一書中特彆強調《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對毛的影響。這本書是斯大林親自主持編寫的，其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部分更是斯大林一字一句推敲出來的。 斯大林提出人類歷史的五個階段進化觀，脫胎於馬克思主義，也有其原創部分。蘇俄異議歷史學家沃爾科戈諾夫在《斯大林傳》中指出：「臭名昭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成了真正的教條主義百科全書，半真理和反真理的木乃伊大全。它出版了三百多版，印數約四千三百萬冊。…… 最後三章七十多頁，卻有六十多條斯大林的評語、引文和結論。這種教條主義的、按內容來說反歷史的精神糧食，造成了精神的貧乏、理論的簡單化和原始化。斯大林為培養一個龐大的頭腦簡單者階層準備了肥沃的土壤。從這些人中不斷地招募鑽營分子、告密者、勤勤懇懇的辦事員、不動腦筋的執行者，由這個階層來補充官僚機構、懲罰機關和各級幹部隊伍。」 早在一九四零年代的延安，毛澤東就認為這本書是中國革命的「葵花寶典」，不僅自己讀了至少十遍，還要所有黨員仔細學習。毛曾說，馬克思沒有革命實踐的經驗，巴黎公社只有四十天，但列寧和斯大林卻有參與和領導俄國一百多年共產運動的經驗，更有十月革命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所以不僅要好好學習這一本斯大林的經典，而且要全心全意地認真學習。 鋼鐵是怎樣沒有煉成的？ 不過，這本枯燥乏味的書，很難吸引年輕人的興趣。於是，感性且煽情的《鋼鐵是怎樣煉成》就成了其文學化的普及版。奧斯特洛夫斯基講述的，是自己如何被煉成沒有思想的「鋼鐵」的故事。 但在現實生活中，奧斯特洛夫斯基短暫的一生卻在證明了「鋼鐵是怎樣沒有煉成的」之殘酷事實。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刊登了一篇記者斯維特蘭娜‧薩莫捷洛娃采寫的題為《重鑄的生平》的文章。記者採訪了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外甥女加林娜‧奧斯特洛夫斯卡婭，加林娜的媽媽葉卡捷琳娜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姐姐，也是其生命最後階段病中的「護理保姆」，對其情況非常熟悉。據加林娜回憶：奧斯特洛夫斯基出生於烏克蘭軍人家庭，父親參加過巴爾幹戰爭，在戰鬥中表現英勇，曾被授予兩枚十字勳章。母親出生於捷克林業局主任家庭，是一個非凡的女性，會講六種語言，還寫過詩。奧斯特洛夫斯基十五歲參加紅軍，幫助紅軍鎮壓烏克蘭獨立運動，十六歲身受重傷，二十七歲完全癱瘓，三十二歲溘然長逝。隨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的問世，他迅速成名，名字傳遍廣袤的蘇聯大地，本人被授予各種極高榮譽。但實際上，他不止一次對朋友抱怨：「我們所建成的，與我們為之奮鬥的完全兩樣……」他生前的摯友薩爾達托夫說：「尼古拉的個性太率直了，如果他不在一九三六年病逝，遲早也會有人『幫助』他結束生命的。 我少年時代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對裝腔作勢的男主人公保爾·柯察金沒有什麼興趣，倒是對書中被作者妖魔化的、主人公的初戀女友冬妮婭念念不忘。小說中的那些革命說教，我早已忘得一乾二淨，只記得這段描寫冬妮婭的文字：「她穿著領子上有藍條的白色水手服和淺灰色短裙。 一雙帶花邊的短襪緊緊裹住了晒黑的勻稱的小腿，腳上穿著棕色的便鞋。栗色的頭髮梳成了粗大的辮子。」小說中的冬妮婭，出生於一個林業局官員家庭，充滿剝削階級思想，最終與保爾分道揚鑣。 作者如此醜化冬妮婭，不惜將自己的家庭出身安在冬妮婭身上，也許是出於某種自我洗白，也是向組織上遞交一份背叛其家庭的投名狀。 今天的中國，沒有人相信保爾·柯察金的故事是真的，也沒有人相信其中國版本雷鋒的故事是真的——人們質疑說：在雷鋒短暫的二十二歲生命中，拍過的照片有六、七百張。一個普普通通的解放軍戰士，在那個年代能拍這麼多照片是罕見的。可以說，一九四九年以來，通過影像傳播給中國公眾帶來影響的人物，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可能就是雷鋒。當年為雷鋒拍照的主要有兩個攝影師，一位叫張峻，另一位叫季增，據兩人回憶，後來傳世的雷鋒照片，幾乎很少有現場抓拍的，絕大多數都是他們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和上級指示創作的。在這些照片中，有一部分是拍攝者根據當年流傳的、經過加工的雷鋒事迹「補拍」的。 有趣的是，當年蘇俄的保爾·柯察金對革命確實抱有一種理想主義的熱忱，而今天的中國網紅，不管叫保羅·柯察鐵還是王抗美，對俄國或革命的支持卻如同注水豬肉，最終指向「帶貨」的目標。 這是極度功利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他知道為俄國背書和反美這兩個話題在中國擁有龐大市場，他的個人表演和形象塑造，能為其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 至於歷史的真相和正常的邏輯——近代以來，俄羅斯是侵佔中國領土和掠奪中國財富最多的國家，真正的中國民族主義者，首當其衝應當將矛頭指向俄羅斯——他卻根本不會去做這樣的深思，更何況這樣的思考背離了中國的主旋律。 鋼鐵沒有煉成，不算失敗，只要還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韭菜和人礦，黨的統治就能穩如磐石。 而保羅·柯察鐵這樣的小魚小蝦，也能在這場人肉盛宴中分到一點殘羹冷炙。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