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經濟上的煩惱很多，吃肉的煩惱只是其中之一。2019年全國肉價暴漲，2021年又全國肉價暴跌，類似的現象上個世紀農村改革之後就出現了，中共那時曾為此十分煩惱。40年過去了，同樣的煩惱依舊存在。7月19日，國家發改委表示，必要時將會同有關部門加大調控調節力度，防止生豬價格大起大落。中共當局雖然現在自稱「無所不能」，連國際社會的規則都想主導，卻連一個小小的、並不複雜的吃肉的煩惱也解決不了；相反，因為它與美國打大豆戰，導致民眾為吃肉付出重大代價。 一、從肉價暴漲到肉價暴跌 2018年，中美開始經貿談判。中共為了給川普總統施加壓力，宣布停止進口美國豬肉，又因孟晚舟案停止進口加拿大豬肉。為補充國內豬肉供應，中共決定改從俄國進口，結果從俄國高價進口的豬肉卻帶進了非洲豬瘟。中國爆發非洲豬瘟後，大批生豬死亡；同時，養豬戶為避免因豬瘟遭受損失，提前宰殺大量存欄生豬，全國的生豬存欄量因此減少了六成。 生豬存欄數下降，自然會造成第二年的生豬供應量減少。果然，2019年全國豬價開始暴漲。2019年8月，國家統計局的消息稱，當月上旬豬肉價格比去年同期上漲五成；8月中旬的十天內，豬肉價格又急升16%。民眾大喊肉價太貴，吃不起豬肉了，各地都有人在搶購豬肉。於是各地政府奉命打響了「肉價保衛戰」，共有29個省下發了20多億「買肉錢」，以補貼城市消費者。儘管如此，到了當年9月，生豬出欄價已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豬價上漲後，養豬戶逐步擴大了飼養量，但肉價漲得比豬的生長速度快。據農業農村部的監測數據，2020年7月，全國豬肉平均價格漲到每公斤56元的最高點。 緊接著，2021年年初，全國肉價開始持續下跌，這意味著養豬虧損期即將到來。果然，據發改委價格監測中心發布的數據，2021年6月21日，全國生豬價格跌到每公斤14元，僅及2020年7月肉價峰值的四分之一。這時大喊吃不消的變成了養豬戶，肉賤飼料貴，許多養豬戶和養豬公司趕緊把存欄的生豬屠宰上市，以減少虧損。據發改委分析，按目前的生豬和飼料價格推算，今後生豬養殖平均每頭要虧損804元。 目前中國的生豬存欄量正在急劇減少，而明年開始豬肉短缺將成定局，然後肉價將開始又一輪暴漲。為什麼中國的肉價象「過山車」，高時高得令消費者咋舌，低時又低得令養豬戶「吐血」？ 二、豬糧比價決定生豬供應的周期性波動 生豬的飼養過程中會發生出欄量的周期型波動，養豬戶飼養豬的多少，直接受飼養成本的影響。養豬戶一般的料肉比是3.2比1，一頭豬吃3.2斤飼料才長1斤肉。飼料貴而肉價低，他們會虧本，自然就減少飼養量；反過來，飼料便宜肉價高，他們就增加養豬的數量。另一方面，生豬出欄多，肉價會下跌；生豬出欄少，肉價就上升。所以，養豬戶必須同時關心飼料價格和肉價，以此來判斷自己應該增加飼養量來擴大收益，還是減少飼養量以防止虧損。 指揮養豬戶增產或減產的市場信號是豬糧比價，也就是生豬出欄價格和飼料價格的比率。這個比率的變動原因比較複雜：飼料價格除了受國內飼料產量高低的影響，還受到進口飼料數量多少、價格高低的影響；而生豬價格既與飼養量和出欄密集度有關，也與進口豬肉的數量有關。如果大量養豬戶同時增加養豬的數量，飼料需求大增，飼料價格就會上漲；反過來，如果大量養豬戶同時減少飼養量，並且把存欄生豬清空上市，飼料價格和肉價就會同時下跌。 飼料種植和生豬養殖都受農業的自然周期約束，飼料不能今天種明天收，而豬也只能一天一天地慢慢長。飼料種植面積和生豬入欄數量的增加，雖然會根據價格變化而調整，但飼料供給量和生豬出欄量通常會推遲半年到一年才改變。這樣就出現了價格變化在先、生豬供應變化滯後的時間差。這種時間差會導致生豬存欄數量出現周期性波動，這種波動被稱為「生豬周期」。 「豬糧比價—生豬周期」是經濟研究中的一個老題目，早在一百年前德國的A. Hanau以及波蘭的S. Schmidt和S. Mandecki，就出版了分析生豬價格和生豬周期的書。但那是市場經濟情況下的研究結果，對曾經30多年實行計劃經濟的中國並不適用。也因此，中共當局和中國消費者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完全沒有這樣的概念。中國大學裡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只講一些馬克思的理論，對理解現實經濟的運行毫無益處。 三、中國：從物價穩定到肉價波動 中國民眾的主要肉食消費是豬肉和家禽，所以肉食價格直接關係到民生，特別是升斗小民餐桌上的食物。可以想見，豬肉價格的波動幅度對物價漲跌具有重大影響，穩肉價就是穩物價。今年以來中國的豬價暴挫，雖然工業產品的價格暴漲，但消費者的食品價格因肉價下跌而漲幅有限，因此肉價暴跌短時期內沖銷了通貨膨脹。但今年下半年，可能肉價就要開始快速上升，於是肉價推動通貨膨脹將成為明年當局最頭痛的難題。 這樣的問題在市場經濟國家不見得那麼嚴重，因為肉價從來就是波動的。但在中國，生豬周期卻成了個大問題。這個問題的根源，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殘餘影響和政府盲目應對的不良後果。中共在計劃經濟下，曾經長時間凍結工資和物價，從1960年代到1977年，由政府集中管控的全國各機構、企業的工資沒漲過1分錢；豬肉價格雖然多年不變，但通過憑票供應來限量購買，以至於很多低收入家庭憑票買肉時寧可只買肥肉，好炸點豬油改善菜蔬的口感，為缺肉的家人補一點油腥。這種嚴格管控也養成了民眾對肉價長期穩定的印象，而當局則不得不承諾穩定物價。 在經濟改革初期的80年代，農村改革逐漸瓦解了計劃經濟對農民的冷酷盤剝，農產品開始進入市場經濟下的自由交易，農民進城直接銷售自己的農產品，於是市場價格左右了農業生產。但也因為市場價格的必然波動，肉價開始衝擊城市居民的生活。1985年，中國出現了中共建政以來的首次「豬糧比價—生豬周期」，豬肉價格隨生豬周期而上漲，到了1987年底上漲幅度越來越大。 當時，對經濟問題有話語權的保守派「大佬」陳雲，以及追隨他的國家計委對「豬糧比價—生豬周期」一竅不通。他們認為，物價上漲就是經濟過熱，必須採取強硬的緊縮措施來穩定物價。而這種做法，恰恰迎合了民眾對物價應當穩定不變的認知。當時我為國家體改委研究所撰寫《1987年中國經濟發展報告》時，專門分析了豬糧比價，用數據證明肉價波動系正常的經濟現象，不應恐慌。對農業非常熟悉又理解市場經濟規律的趙紫陽閱後，立即批給新華社的《國內動態清樣》刊登。隨後，1988年初，新華社記者曾對我做過專訪，在《人民日報》報道了我的這些分析。這是1949年以後，中國第一次討論生豬周期問題。 四、依賴美洲大豆，進口價格影響中國的生豬周期 進入本世紀以後，加入世貿組織帶來的出口景氣使得經濟繁榮，提升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對肉食的需求大大增加。2018年，全國的豬肉消費量達到5,540萬噸，是1978年的7倍。如此迅速上升的豬肉需求自然會帶來飼料緊張，但中共找到了一個辦法來增加飼料供應。中國的外匯儲備增加以後，開始大量進口飼料。進口飼料中最主要的是大豆，大豆先用於煉取食用油，豆油佔大豆重量的二成，剩下的八成豆粕就用來製作成豬飼料。豆粕屬於優質高蛋白飼料，養豬戶的料肉比最低。 2003年至2004年糧食年度，中國的大豆進口量首次超過國內產量，達到2,074萬噸；2007年至2008年糧食年度，大豆進口量增加到3,782萬噸；而到了2017年至2018年糧食年度，大豆進口跳升到9,350萬噸，10年間增加1.5倍。就這樣，中國在短短20年里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全球大豆出口量的六成以上都被中國買走了，每年需要進口1億噸上下。即便如此，從2007年到現在，中國的生豬養殖戶仍然逃不過生豬周期。2008年、2013年及2017年出現過3次行業型虧損，如果不算2018年非洲豬瘟造成的意外，今年是第4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 中國為什麼不自己種植大豆，解決飼料短缺呢？大豆是一種低產農作物，它只能貼近地面生長，產量不高，因此種大豆收益也不高。如果中國停止飼料進口，改為國內大規模種植大豆，結果會怎樣？我做過計算，中國如果要靠國內大豆種植來保飼料糧，需要佔用至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耕地，那就會造成口糧嚴重不足。所以，在耕地總面積有限的前提下，要保口糧就沒法大規模種植大豆，只能進口大豆作飼料。 進口大豆的數量太大，中國的肉價就受到國際上大豆價格波動的影響。而大豆的進口來源地高度集中，美國、巴西和阿根廷佔九成以上。中國要想相對穩定肉價，就既盼望這幾個主要大豆出口國沒有災害，又希望大豆進口貿易順利。這兩個條件里有一個變化，大豆進口價格就會明顯漲落，而飼料價格則上下顛簸，中國人的肉食價格就會跳動起來。 五、被中共挾持的豬肉 為什麼去年中國的生豬價格暴漲，今年又如此暴跌，然後明年肯定暴漲？原因是，豬肉被中共挾持了。由於中共對美國打大豆戰，其結果必然嚴重影響正常的豬糧比價。豬糧比價被中共變相操縱之後，當然會改變生豬周期的正常波動，造成生豬存欄量大起大落。這就相當於中共挾持了豬肉的供給，而民眾的日常生活也因此被脅持了。但是到現在為止，幾乎沒有國際媒體分析過這個問題，中國的消費者也根本沒意識到這一點，而只是一個勁地抱怨肉價過高。 過去這一年半當中，中國的生豬行業並沒有瘟疫或其他意外因素髮生，導致肉價暴跌的主要原因是豬糧比價急劇下跌，導致養豬虧損嚴重，因此養豬戶紛紛把存欄生豬清空上市。短期內，過量的豬肉供應自然會令肉價暴跌。那為什麼豬糧比價會突然下跌呢？ 正如前文所介紹的，2019年，中國的生豬存欄量因輸入了非洲豬瘟而減少六成。這種情況下，當局如果要用市場信號激勵養豬戶擴大養殖以恢復生豬存欄量，本應增加進口大豆使得飼料價格下降，從而提高豬糧比價。但事實是，2020年底，全國生豬存欄量只恢復到非洲豬瘟疫情前的九成。養豬戶對擴大養殖不太積極，與豬糧比價偏低有關。而豬糧比價偏低，又是中共對美國打大豆戰的結果。 中共長期大規模盜竊美國的技術機密和知識產權，並用貿易壁壘維持每年數千億美元的貿易順差，給美國造成了巨大的傷害。特朗普總統2018年3月22日簽署備忘錄，指責「中國偷竊美國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並根據貿易法第301條款，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關稅，試圖迫使中共改變其「不公平貿易行為」。中共拒絕承認盜竊技術機密等事實，而且於4月5日宣布，對美國的大豆等商品加征25%的關稅；作為報復，同時改從巴西多進口大豆。 2019年，美國對中國出口的大豆比2017年下降了44%，使得同年中國從各國進口的大豆總量減少了7%。大豆進口數量的減少，足以抬起2019年和2020年中國的飼料價格，進而壓低豬糧比價。更重要的是，巴西大豆比美國大豆每噸貴40到60美元。由於中共2019年特意多從巴西進口大豆，導致中國進口大豆總量中，巴西大豆佔65%。這樣買大豆是棄低價就高價，於是進口飼料的價格就不可避免地步步上漲。 從2019年到2020年，雖然肉價暴漲但飼料價格也飛快上漲，豬糧比價被中南海人為地壓低到養豬戶必然虧本的程度。這就是2021年上半年，養豬戶紛紛提前把存欄生豬清空的主要原因。中共為了對付美國而打亂正常生豬周期的後果，一共表現為三個方面：先是讓民眾掏錢買極為昂貴的豬肉；再讓養豬戶虧本得大吐血；2022年將再讓民眾花錢買昂貴豬肉。這就是幾年來，中共為了實施其對美方針，而挾持豬肉的全景圖。這幅圖景，描畫出了令中共頭痛的「吃肉的煩惱」。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香港《蘋果日報》被逼關閉事件，不僅標誌著曾經的「東方明珠」香港從此進入言論自由逐漸消失、中共專制全面展開的黑暗時期，也意味著中共對待香港、台灣的「一國兩制」政策展示出其「圖窮匕首現」的真實面目。「一國兩制」政策從此不再具有欺騙性，此刻它已壽終正寢了。 一、圖窮匕首現 6月24日，香港言論自由的最後橋頭堡《蘋果日報》被中共強行關閉，此舉意味著，中共「一國兩制」政策的喪鐘已經敲響，中共在香港完全展示出它的專制真面目。 過去這些年來，大部分香港原來的自由媒體被中共逐步接辦，變成了為中共幫腔的喉舌，中共也有計劃、有步驟地遏止港人的集會遊行自由和選舉自由。當港人的基本政治自由被逐一壓制乃至漸漸消失之時，唯一的新聞自由代表機構《蘋果日報》便象徵著香港最後的新聞自由之「燭光」。現在《蘋果日報》消失了，很多西方國家的媒體認為，香港《蘋果日報》被關閉事件代表著香港徹底失去了新聞自由。 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建立在剝奪民眾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基礎之上。中共不允許其管轄範圍內有任何一塊它不能完全掌控的土地，所以，香港的言論自由始終是中共的眼中釘、肉中刺。因此，中共剿滅了香港《蘋果日報》這個香港言論自由最後的橋頭堡。 其實，香港從此喪失的不只是新聞自由，還喪失了言論自由；而港人沒有了言論自由，也就不再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以思想自由和自由言論為基礎；而自由的言論若通過自由的媒體發表，就表現為新聞自由。對港人來說，香港最後的自由媒體被剿滅之後，他們再也沒法在本地傳統媒體上看到言論自由的表達；於是，自由的言論就只剩下社交媒體可以表述，接下來中共遲早會象在內地那樣，管控香港社交媒體上的言論，那時香港的言論自由就徹底消失了，港人和內地人一樣，只剩下影射和腹誹的可能。 二、扣押私產作為政治迫害手段 香港開埠以來實行的傳統法治始終保障著港人的政治自由和財產安全。如今，中共用自己的專製法規實施的法制（rule by law，實質是以黨治管制民眾），取代了香港原有的法治（rule by traditional law）。這種狀態下，不單是港人的政治自由被剝奪，連港人的私人財產支配權也被中共在香港剛實行的國家安全法剝奪了。 這次剿滅香港《蘋果日報》的過程中，中共兩次實行了剝奪私人財產的措施。先是凍結香港《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的私人資產，想用這種辦法逼香港《蘋果日報》倒閉；後來發現這個辦法不能馬上讓香港《蘋果日報》停刊，因為《蘋果日報》的銀行賬戶里還有幾千萬資金，可以維持相當一段時間，而且民間不斷有人注資支持香港《蘋果日報》，中共便採取了第二個步驟，乾脆凍結了香港《蘋果日報》的銀行賬戶，使報社無法開支，民間資助無法匯入。 這種做法表明，一個自由社會落入中共手中之後，這個地方的民眾早晚會被迫向中共低頭、磕頭，誰讓中共不滿意，他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就隨時受到威脅。這套手法就是中共當年佔領大陸之後對市民的做法。我在給香港《蘋果日報》寫的評論中介紹過，上世紀50年代初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共在全國掀起捐款助戰的運動，要工商界和民眾捐款購買戰鬥機。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站上的文章披露，當時解放軍的一個軍需官到上海的大康藥房數次強行索取5億人民幣（當時幣值）的藥品及醫療器械，所欠款項拒不支付。該藥房老闆王康年不堪勒索，不肯再賒賬，遂遭當局逮捕，編織罪名將其槍斃。這是中共建政後的歷史記錄之一。 三、記者編輯因辦報而入獄 中共這次對香港《蘋果日報》下殺手，其中還有一個做法是抓捕記者編輯。6月17日香港警方出動500多人搜查《蘋果日報》大樓，擺出一副如臨大敵的姿態；警察不僅隨意翻查桌上的東西，而且將幾十台電腦和硬碟全部取走，以便今後羅織罪名。警方聲稱，該報自2019年起刊出數十篇文章，違反國安法，所以搜查「犯罪現場」。這是標準的中共行徑。香港國安法去年6月30日才實施，中共把國安法實施之前香港長期存在的新聞自由也列為辦罪證據。顯然，它毫無顧忌地把香港原有的法治視為如今專政香港之桎梏，開始在香港赤裸裸地為所欲為。 香港警方還奉命陸續逮捕了多位《蘋果日報》主管。先是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香港《蘋果日報》總編羅偉光被捕後遭起訴，而且法院拒絕保釋；然後，6月23日警方到家裡拘捕了55歲的該報主筆楊清奇（筆名李平），6月27日深夜又在機場抓捕了《蘋果日報》前主筆、英文版執行總編輯、57歲的馮偉光（筆名盧峰），中共給這兩位罪名安上的罪名都是「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很顯然，中共關押審判該報的主管和主筆，不單是為了尋找罪名給該報定罪，以便抄沒該報相關的私人資產，還企圖尋找與該報評論組有聯繫的境外或內地評論員，其在境外者，用來構陷所謂的「勾結敵對勢力」，其在內地者，則到內地城市抓人。中共將不順從的人一律視為「敵人」和「敵對勢力」，採用「對敵從嚴」的打擊手段，既要斬草除根，也要恐嚇香港社會。這套手法是道地的政治迫害，被捕人員面臨的是中共羅織的政治懲罰案件。 中共拘捕香港《蘋果日報》人員之前，香港行政當局早已準備好的起訴書里使用了「敵對」字樣。這是中共在大陸建政後一向使用的政治罪名，其前身是「反革命罪」，其含義是，凡對中共說不的聲音均屬於「政治反對罪」。現在，「政治反對罪」在香港已經和在大陸一樣通行無阻了，中共「一國兩制」政策自然就名存實亡。 四、香港《蘋果日報》埋葬了「一國兩制」 香港《蘋果日報》一系列相關事件的發生意味著，在一個充滿國際野心、完全無視國際誠信、藐視國際法規的共產黨政權面前，所謂的「一國兩制」承諾是一個遲早會被中共自己戳穿的謊言。 在國際社會裡，中國從來只在國際法規和國際約定有利於自己的時候加以利用，卻從未打算遵守它們。比如，它從不把國際人權公約放在眼裡，也同樣藐視國際法庭。中共在南中國海強佔公海建造一系列人造島，用作軍事基地，海牙國際仲裁庭裁定中共的做法非法，中共置之不理。香港收回之前的中英聯合聲明裡所說的「50年不變」，包括言論自由和遊行示威的自由，但中共詭辯說，那是歷史文件，不算數了。 從中港關係來看，中共那「一國兩制」的說法絕非香港前途的保障，而更像是中共給香港套上的「緊箍咒」。就此而言，香港民眾很像「孫悟空」，而中共就象「唐僧」，「一國兩制」則是套在「孫悟空」頭上的「箍」；「唐僧」高興的時候不念「緊箍咒」，稍不高興就念，「孫悟空」便疼痛難活。「唐僧」和「孫悟空」之間並無什麼「協議」或「文件」，也沒有「菩薩」真能隨時監督「唐僧」。唐僧念了「緊箍咒」，「孫悟空」便無處講理了。 香港現狀惡化的教訓，其實就是「一國兩制」真相的展現。中共對台灣也講過「一國兩制」，這種承諾同樣毫無可信之處。國際社會裡以及台灣總有一些人指望中共「棄暗投明」，走向民主化。其實，不管中共在經濟層面如何做，它死保政權、絕不放鬆政治高壓的統治手段不會改變。所以，中國不但不會發生中歐國家那樣的「天鵝絨革命」，也不會因為經濟自由化而放鬆政治高壓。香港「一國兩制」的死亡過程已經給出了清晰的答案：中國經濟成功，中共不會鬆手；經濟不成功，中共更不會鬆手。 1997年的時侯，大多數香港民眾沒想到，惡法治港會來得那麼快。今日之香港，已經淪落成1950年的上海。當年中共佔領上海，入城時對商界市民的笑臉、「一切照常」的承諾，轉眼間就變成了專制的嘴臉；中共先是全面接管治安、司法系統，然後控制所有媒體，接下來打擊商人，最後推動共產，上海這個曾經的東方巴黎頓時失色。香港就是取上海而代之，迅速崛起的。當下香港政治制度的「不變」已經終結，北京開始全面接管，中共當年在上海、廣州操作過的那一套，一步一步地搬到了香港。「一國兩制」死於香港，也再難到台灣去行騙。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西方國家常常錯估共產黨政權的經濟前景，迄今為止，至少有過兩次，一次是高估蘇聯經濟；另一次就是高估中國經濟。過去20多年裡，中國的經濟增長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之上，不可能再複製，因此那種繁榮是一次性的，絕無持續的可能。現在中國經濟積累了一系列幾乎無法解決的嚴重困難，也使中共再難謀求經濟繁榮。西方國家的記者、學者不了解中國經濟真相，依然沉浸在中國經濟往日短暫繁榮的回憶和想像中，他們似乎正在重蹈那些蘇聯經濟觀察家同行們的覆轍。 一、美國的蘇聯經濟研究教訓慘痛 自從世界上出現了共產黨政權以來，西方國家總有人會被共產黨政權的表面成就所迷惑。其中有些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或愛好者，他們只希望共產黨政權強大，但不願意關注共產黨政權隱藏起來的種種困境。那麼，美國有中情局，還有大批蘇聯經濟問題專家，他們也錯估了蘇聯的經濟前景嗎？答案是，確實如此。 蘇聯二戰以後憑藉美國提供的大量設備和技術，再加上從德國掠奪來的人才和技術，開始了經濟復興。其速度之快，市容面貌變化之大，高樓大廈接連建成，還首先發射了宇宙飛船，這一切令不懂極權主義政權特性的人目瞪口呆。當時蘇共頭目也宣稱，將很快超過美國。但這些成就並不是市場經濟之下經濟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集權政府調集全國財力物力一舉投入的產物。在民主國家，政府不能隨意支配民間資源；而在蘇聯和中國，政府可以把所有資源全部控制在自己手裡，想達成什麼目標，根本不用考慮經濟效益，只要把資源集中投進去，就能出現外觀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成就」。而這些表面的「成就」掩蓋了共產黨國家內在的經濟困境。 據美國的資深蘇聯經濟問題學者米拉（James Millar）1995年在《走出蘇聯研究（Beyond Soviet Studies》這本會議文集中撰文分析，美國歷史上一共出現過六代蘇聯經濟專家，總計260多人。蘇聯解體後，所有這些人多年積累的研究成果也隨之崩垮，因為他們雖然對蘇聯經濟做了大量細緻的研究，但誰也沒預見到蘇聯經濟的衰敗乃至蘇聯解體。學者們如此，中情局也好不到哪裡去。米拉1991年11月曾經為美國國會寫過一份報告，評估中情局1970年到1990年關於蘇聯經濟表現的分析。他在報告中寫道，中情局的相關分析一般都和美國的蘇聯經濟問題學者的觀點相似；該情報機構1980年代前半期仍然認為，蘇聯崩潰的可能性非常低。也就是說，中情局那個判斷上報之後僅僅幾年，蘇聯就解體了。 美國的中國經濟問題學者比那些蘇聯經濟問題學者高明嗎？看來未必。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關注局部現象和細枝末節，卻不具備宏觀層面的綜合判斷和深刻洞察力。當然，由於職業上的既得利益，不願看衰共產黨政權的經濟前景，也是西方的共產黨國家經濟問題專家不會明言的一個因素。 二、改革開放能送中共「步步登高」？ 蘇聯的經濟改革不成功，而中國拋棄了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和全盤公有制，實行了經濟市場化，再加上有機會通過對外開放加入了經濟全球化，這都是蘇聯所不具備的體制條件。但是，如果以為有了這些條件，中國經濟就可以從此永遠「高歌猛進」，沖向「世界第一」，那就太幼稚了。 從本世紀初到2017年，中國經濟的繁榮給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連續的高增長讓國際社會形成了一種認知，似乎經濟持續繁榮就是中國經濟的本色；疫情之後，一些歐洲國家甚至把本國經濟復甦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經濟長期繁榮產生的拉動效應上。事實上，中國的媒體從2008年開始，每年年初都談「最困難的一年」，持續多年後因局面仍無法根本改觀而閉嘴不談了。這種用語並非危言聳聽，其實反映了中國經濟的部分真實狀況，但國際社會忽視了其中的奧秘。從2015年開始，中國政府宣布今後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將會低於8%，並且稱這樣的經濟成長放緩為「新常態」。 中國經濟成長率的下降，是景氣循環的正常現象，還是經濟長期趨勢的轉折點？對此，國際社會有各種各樣的爭論。我分析過去20年中國經濟的繁榮之後發現，這場經濟繁榮主要由「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構成。只有了解它們的源起，才可能理解為何今日中國經濟繁榮不再是「常態」，而經濟困難反而成了「新常態」。中國過去20年里「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的形成與消失，是理解未來中國經濟困境的鑰匙。 三、「出口景氣」壽命十年2 1997年，中共因國企全面困境並拖累銀行系統陷入金融危機，不得不放棄了對國有企業的保護和依賴，開始了國企「改制」，其實質就是中小型國企的全面私有化和大型國企的重組上市（即部分私有化）。國企私有化為中國的經濟市場化奠定了基礎，而經濟市場化又為加入世貿組織鋪平了道路。中國終於在2001年加入了WTO，伴隨著引進外資高潮，為中國創造了第一個十年繁榮。從2002年到2011年這十年間，中國經濟始終保持每年增長9%以上，在此期間出口成為帶動經濟成長的火車頭。可以說，中國加入WTO之後那十年的經濟繁榮，是「出口景氣」之賜。 中國從1978年便開始經濟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出口只有數百億美元，對經濟成長的推力不大。隨著港台企業在大陸建立越來越多的出口加工型企業，2000年中國的出口達到2,492億美元。但真正推動中國進入「出口景氣」的，主要是來自發達國家的投資。這些投資幫助中國全面打開了國際市場的大門，提升了中國企業的技術開發能力，使中國的出口產品延伸到製造業的各個領域。2013年，中國的出口額為22,090億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在出口景氣時期，外國公司幾乎對中國所有的產業都作了試探，從各種消費品到汽車，從能源產業到機械設備製造，從房地產業到金融業，幾乎未剩下任何「尚未開墾」的投資「處女地」。 中國在那「出口景氣」的輝煌歲月里，2003年到2007年，出口連續每年以高於25%的速度增長，一些年份的增長率甚至高達35%。中國能讓出口連續幾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長率嗎？顯然不可能。從常識判斷，人口規模小的國家出口數額小，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微乎其微，或可與西方經濟大國保持長期貿易順差；但對中國這樣的人口超級大國來說，全球市場卻顯得太小，中國的勞動力佔全球就業人口的26% ，即便全世界所有工業化國家都停止生產、把市場全讓給中國，中國的「出口景氣」也不可能無限期地延續下去。所以，中國無法長期依賴出口高速增長來拉動經濟，「出口景氣」總有結束的一天。 四、「出口景氣」迅速終結 實際上，中國的「出口景氣」只持續了幾年就開始受到三重打擊：其一，隨著出口景氣達到頂峰，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的工資、社會福利開支、稅收、地價、能源價格等不斷上漲，使得出口加工型企業的成本越來越高，外資企業的利潤逐漸被侵蝕，部分外企不得不遷走。其二，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爆發後，發達國家的經濟相繼受到衝擊，各國的購買力明顯萎縮，讓中國的「出口景氣」大受衝擊。其三，工業化國家的製造業加快技術進步，自動化能力不斷提高，競爭力增強，其他發展中國家也紛紛引進外資、加工出口，中國產品的國外市場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 中國這個「世界工廠」曾經因大量廉價生產服裝、鞋類、玩具、電子消費品等，讓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受惠；但中國的製造業大而不強，自主創新能力弱，產品檔次低，這也是它的致命弱點。這三重壓力都不是對中國「出口景氣」的暫時性衝擊，也不是周期性現象，而是長期存在並迫使中國的「出口景氣」收縮的重要因素。 2006年，外企開始從中國撤資，先是位於廣東的港、台製造鞋類、服裝、玩具的企業關廠；然後許多生產冰箱、洗衣機、空調、彩電及小家電的外資企業也撤離；接著，外資撤資浪潮進一步蔓延到長江三角洲這個電子、高科技外資企業集中的地區。到2015年，一些製造手機或其他電子產品的大型外資企業也相繼關廠。港、台、韓、日等撤離中國的企業紛紛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區，如東南亞國家和印度。中國的「出口景氣」從2012年開始逐步衰退，到了2016年，出口下降7.7%。中國經濟從此徹底告別「出口景氣」。 五、「土木工程景氣」再延十年繁榮 「出口景氣」衰退時，中共採取強力經濟刺激措施，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開發，由此帶動了一輪「土木工程景氣」。各級地方政府把市區的舊建築拆除，翻建成高檔辦公樓、商業區或豪華住宅；同時通過道路、機場、公共設施等市政建設，大量建設市郊的住宅小區。土木工程相關投資佔GDP的比重，從2008年以前的18-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2014年，僅房地產投資佔GDP的比重即達21%。土木工程投資的反常暴漲若持續多年，便可能產生房地產泡沫。日本平成經濟泡沫時期，房地產投資佔GDP比重只不過9%；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時，這一比例是6%。而中國房地產工程的投資規模大約相當於日本平成泡沫時期的1倍，是美國2008年次貸危機時房地產投資規模的3倍多。 短短十年內，土木工程成了中國經濟的領頭產業，帶動了幾十個上下游產業的繁榮。「土木工程景氣」高潮時期，中國3年消耗的水泥比美國整個20世紀消耗的水泥還要多；中國的粗鋼生產能力2008年相當於世界粗鋼產量的49%，到2014年佔世界粗鋼產量的69%。與「土木工程景氣」同時出現的是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漲，到今年6月，按居住面積計算，深圳、北京和上海的房價與居民年平均收入的比例達到驚人的58倍、56倍和46倍，居全球之冠。工薪階層要70歲退休且不吃不喝、不養老人和孩子，如此用此生全部收入方能買得起房。當房地產泡沫膨脹到這種程度時，「土木工程景氣」也就走到頭了。 中國在短期內發動全國範圍的大規模土木工程建設，大、中型城市完成了城市現代化，城市景觀大為改善；京滬等特大城市的富麗堂皇遠超過紐約、大阪、芝加哥、洛杉磯等世界著名老城市。在外國人看來，這一切似乎都象徵著中國經濟持續不斷的繁榮，但這種表面繁榮其實是城市政府大量借債、過度投資的結果。這種情況在民主國家不會發生。中國的城市現代化首先是被市長們的陞官動機所驅動，服從於他們攀比、炫耀政績的動機，是各城市政府之間城市建設「錦標賽」的結果。其次，中國幾乎所有的城市政府都通過無限借債來維持城市建設，而不考慮債務償還。實際上，中國在短短十年里把今後幾十年內必要或完全不必要的城市建設項目都完成了。 六、中國經濟真相透視 過去20多年裡，中國的經濟增長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之上，不可能再複製，因此那種繁榮也是一次性的，絕無持續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又積累了一系列幾乎無法解決的嚴重困難，也使中共再難謀求經濟繁榮。 首先，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嚴重依賴房地產開發帶來的出售土地收入和售房稅收。今年6月4日中共財政部下令，地方政府的售地收入將改為稅收，由中央財政掌握；今年7月1日起，先在滬、浙、冀、內蒙、皖、滇等省市施行；明年1月1日起，全國統一如此辦理。這個中央財政因缺錢而採取的措施，對地方政府而言是個致命打擊。地方政府為基礎建設和開發房地產所發行的巨額債券將無法償還，會引起證券市場的震蕩。 其次，中央財政的上述政策還將動搖房地產市場。商業銀行已有巨額資金投入土木工程，或成為買房者的購房貸款，銀行非常害怕房地產泡沫破滅，否則銀行的壞賬會急劇上升，殃及銀行的安危。 再次，高房價已經把工薪階層擠壓得節衣縮食付房貸，而年輕一代僅憑節衣縮食也很難買房成家；同時，很多行業因為不景氣而大量裁員，留下來的員工也減薪，所以就業勞動力的平均收入在下降；再加上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快，老年人的消費有限，這三個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十幾億人口的消費能力再也無法拉動經濟。 房市、財政、銀行紛紛陷入吃緊狀態，不但經濟繁榮再難重現，而且高失業率和低工資體現出來的經濟困難日復一日地加劇，中國經濟上的「好日子」就這樣終結了。今後的中國經濟前景再也無法與那兩個景氣年代同日而語，通貨膨脹高企和實體經濟每況愈下，將成為「新常態」的新特徵。現在大陸部分年輕人開始流行的「平躺」生活模式（即不求職、不求偶、不結婚、靠父母的退休金過最低檔次的生活），在相當程度上正好反映出他們這一代人對未來的悲觀情緒。 西方國家的記者、學者不了解這些中國經濟真相，依然沉浸在中國經濟往日短暫繁榮的回憶和想像中，他們似乎正在重蹈那些蘇聯經濟觀察家同行們的覆轍。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4月16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1年1季度經濟數據顯示，與去年同期相比，按可比價格計算，經濟增長18.3%；4月27日該機構又公布說，1季度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增長1.4倍。中共官媒不斷宣傳說，中國經濟已經完全克服疫情的困擾，在全球領先繁榮，一馬當先。從上述經濟新聞來看，似乎如此，但很少有人懂得中共統計數據的「貓膩」和奧秘，而真相就藏在這「貓膩」和奧秘背後。筆者為讀者們提供幾個中國統計局計算經濟增長數據的「貓膩」。 一、從「克強指數」一度走紅看中國的經濟增長數據 中共當局公布的經濟增長數據通常都領先全球。在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當中，凡是中共影響力比較深的地方，對這樣的經濟增長數據都不加質疑地接受，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一些偏好於誇獎中共成就的各國學者往往也如此。但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不免有一些懷疑，中國經濟真的那樣出色嗎？當然了，懷疑不能替代結論，所以，他們往往傾向於不太相信中共公布的經濟增長數據，但是卻無法得出自認為可靠的數據。 李克強在遼寧任職時曾經試圖用幾個較少受到政治因素干擾的經濟指標，即耗電量、鐵路貨運量和銀行貸款數量，來判斷遼寧經濟的真實走勢。當時這幾個指標被媒體稱為「克強指數」，一度在國際上和中國國內的經濟新聞報導中頗受關注。「克強指數」受到關注，本身就說明中國的經濟增長數據並不可靠，北京高層和地方當局心知肚明；而「克強指數」能一度走紅、並未遭到高層批判，也證明高層明白此「指數」自有其道理，並非「污衊大好形勢」。 「克強指數」不用GDP的增長數據來判斷經濟情況，自然是因為GDP的統計過程產生了浮誇。但是，「克強指數」所用的指標也未必就真可靠。1987年我在國家計委參加過一次經濟形式分析會，就挖出了水利電力部的數據造假。當時我在會上提出，水利電力部為了誇大火電設備超負荷出力的程度，以爭取更多電廠投資，統計火電設備發電利用時數時造假，因為該部公布的1986年4季度火電設備利用時數是按12月有32天計算的。當時社科院的吳敬璉也在會場，他倍感驚訝。事後國家統計局工交統計司承認，水利電力部報送給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工交統計司照單全收，未發現這個問題。 李克強進中南海了，「克強指數」卻無影無蹤了；他並沒把這套思路帶到北京，要求國家統計局仿效。顯然，李克強進中南海之後，只能按「規矩」唱「中央」的「乘勝前進歌」，而「克強指數」顯然不符合這首「歌」的「曲譜和旋律」，實屬「雜音」。 其實，西方的不少大投資銀行為了經營上做判斷，常常會研究出一套自己的估算辦法，來判斷中國經濟增長的真實狀況。比如，日本的野村證券公司從上世紀90年代就研究了自己的中國經濟數據分析方法，建立了獨家資料庫。筆者1987年在北京與該公司的研究人員交流過，那時我就發現，他們對中國經濟的把握，往往從中國學者不注意的細節入手，有一套獨特的路數。不過它們不會公開這些方法，而它們的估算方法也未必十分可靠。 二、中國的剛性經濟「增長」 中國官方公布的經濟增長數據有一個全球獨一無二的特點，那就是，這些數據總是展現出一種剛性「增長」，無論經濟情況好壞，基本上永遠是「增長」的。其原因在於，那不是經濟現實的準確反映，而是政治需要。 首先，經濟增長數據是中共的宣傳手段，所以它的功能不是如實反映現實經濟活動的真實面貌，而是務必體現高層確定的經濟增長目標；也就是說，既然經濟增長（不管是否給出具體百分比）是反映中共統治成效的政治性計量指標，就需要統計局用經濟增長率為這個政治指標背書。因此，統計局公布的經濟增長率之政治意涵，遠遠重於其反映經濟現實的原本功能。 其次，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經濟現實狀況背離了高層確定的經濟增長方向和範圍，統計局就必須設法在統計技術上玩出「花樣」，加以補救，直到產生出符合高層政治宣傳需要的經濟增長數據。中共統計數據中的「貓膩」和奧秘便應運而生。 再次，由於總有一些懂這種「貓膩」和奧秘的專家，經常從其它相關數據中挖掘經濟活動的真實面貌，為了防止他們「得逞」，在中國，宏觀層級的經濟統計數據並不完全公開，很多有助於推算真實經濟狀況的數據被列為國家機密。如此，統計數據中的「貓膩」和奧秘才能被掩藏起來。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統計部門並不是一個單純處理調查數據的業務部門；它也是一個配合經濟宣傳的「喉舌」部門，它產生的統計數據必須為當局的政治需要服務。而宣傳當局的統治成效，需要「適當」的經濟增長率；若找不到客觀因素可以解釋經濟下降，一種政治上「不適當」的經濟增長率，高層是不會接受的，包括發明「克強指數」的李克強在內，中南海里辦公的「頭頭」們誰也不會中止統計局「玩」的這些「貓膩」。於是中國經濟就通常「增長」得很快了。 當然，還有一些經濟指標不管現實如何惡化都基本上靜止不變，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失業率。像這種高度體現中共經濟管理成敗的政治指標，統計局不敢如實統計，只能把它當作「常數」公布。 總之，統計局的目標是，讓公布的統計數據符合高層提出的經濟政策目標；高層提出什麼樣的目標，或者提出一個對內對外宣傳經濟成就的口號，統計局就必須算出一個符合「上面」意圖的數據。像經濟增長率這樣的政治指標，「上面」要求是多少，統計局肯定會給出符合要求的數據，對統計局長而言，那是政治任務。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你完全相信中國官方的經濟增長數據時，就等於你完全相信中共的文件口號。 三、識破中國經濟增長數據的統計奧秘 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實際上變成了一種統計局設計的數字遊戲，看不懂其中的把戲，就無法了解中國經濟的真相。所謂的中共統計數據的「貓膩」和奧秘，「貓膩」指的是統計局在技術手法上玩的「花樣」，而奧秘指的是這種「花樣」產出的統計結果。在工業統計方面，「貓膩」至少包括三種「法寶」：一，「計大不計小」；二，「計興不計衰」；三，「計虛不計實」。 「計大不計小」是只公布大企業的業績，不公布小企業的盈虧。經濟景氣的變化首先反映在中小企業身上，大企業不容易倒閉；何況大企業包括所有的壟斷性企業，它們還得到銀行的全力支持，經濟不景氣時所受衝擊自然小於競爭激烈的中小企業。在這方面，統計局設定了一個統計「口徑」，即本文開頭引用的經濟新聞中提到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這個概念排除了所有中小企業，所謂的「規模以上」，其範圍是不斷升級的。據國家統計局公開介紹，1998-2006年指全部國有和年主營業務收入500萬元以上的非國有企業；2007-2010年統計範圍調整為年主營業務收入500萬元以上的工業企業；2011年開始，統計範圍變更為年主營業務收入2,000萬元以上的工業企業。之所以要不斷「升級」，就是為了「計大不計小」，以免中小企業的衰落倒閉影響經濟「增長」率。 「計興不計衰」是統計數據只包括經營業績較好的企業，但排除經營不良的企業。與「規模以上」這個統計「口徑」配套的，是統計局設立的一個「企業名錄庫」；統計經濟「增長」時，只有納入「企業名錄庫」的數據才用來計算經濟「增長」。為此，統計局把企業分成兩類，其行話稱為「規上企業」和「規下企業」，「規」者，上面提到的「規模」也。一個企業如果去年的業績上升，達到了上述的「規模」要求，便作為「規上企業」列入統計；如果今年其業績跌破上述的「規模」要求，明顯呈經營衰敗之勢，甚或陷入破產，那麼今年統計經濟增長時就把它「定性」為「規下企業」，從「企業名錄庫」中除名，連帶它去年的業績記錄也清除掉。這樣，在統計局的操作下，在經濟現實中企業的衰敗、破產和關閉永遠不會影響經濟增長的統計，自然，中共的經濟增長率也永遠是「正面」的。 「計虛不計實」是把物價上漲造成的工業增加值和利潤虛增統計成經濟「增長」。企業的收入永遠是按現行價格計算的，統計局宣稱，它計算經濟「增長」時排除了物價因素，只按「不變價格」計算增長率；技術上就是用現價產值除以物價指數（產出品價格指數）。如果要檢驗統計局是否故意低估物價指數，使得按「不變價格」計算的企業產值虛增，只要對比統計局計算「增長」時所用的物價指數就一目了然。但統計局卻從來不公布這個計算參數；不僅如此，統計局還特地規定，「自2008年開始不再對外發布年度規模以上工業分行業增加值數據」。這樣，統計局通過把「工業增加值」和計算時的物價指數這兩個關鍵數據列為「國家機密」，就堵住了專家們一窺「計虛不計實」奧秘的大門，使得「計虛不計實」的手法永遠「不見天日」。 四、中共經濟增長率的統計遊戲 上述這三種方法在中國其實是公開的秘密，國家統計局在它的網站上解釋「統計知識」時已明確說明，本文所引用者，蓋出於此。統計局欺絕大部分讀者看不懂其中的「貓膩」，所以它並非暗中「作鬼」，而是明裡「戲弄」讀者，諒你們也拿我誇大了的經濟「增長率」無可奈何。這類把戲，統計局內部使用的術語是「統計口徑或統計範圍」，只要玩弄「統計口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讓經濟增長數據「報好不報壞」。 下面我引證中國國家統計局4月16日發表的統計數據新聞，標題是「2021年3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4.1%」。在新聞最後有一段附註，其中關於「統計範圍」的說明寫道：這個增長率是指「年主營業務收入2,000萬元及以上的工業企業；其次，「由於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範圍每年發生變化……和上年公布的數據存在口徑差異，主要原因是，（一）每年有部分企業達到規模納入調查範圍，也有部分企業因規模變小退出調查範圍，還有新建投產企業、破產、注（吊）銷企業等影響。」 絕大多數讀者看到的是「工業增加值增長14.1%」這幾個詞，卻極少有人細讀上引附註的文字；即便讀了，也未必理解其中之意。中國的國家統計局用這種半透明的辦法，其實已經告訴我們，它的經濟增長數據因為「計大不計小」和「計興不計衰」這類數字遊戲，本來就不可與上年度比，因此也是不可信的。 究竟要怎樣看待中國的經濟增長數據？這是個高深的經濟和統計研究課題。我以前在大學裡學的就是統計，工作後又長期研究中國的統計數據，所以積累了一些體會：一是要盡量參考非官方統計數據；二是要隨時了解中國官方統計的「統計口徑」變化並分析這種變化給數據本身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三是要尋找官方統計機構宣傳經濟成就時不太使用的統計指標來觀察中國經濟。 面對統計數據成為宣傳手段的共產黨國家，相信其統計數據的可靠性，其實不只是天真而已。 （全文轉自大紀元）
拜登上任後，中美外交的第一回合，中共未能得逞。中共曾強硬要求美國全面恢復美中冷戰之前的那種雙邊關係，氣勢洶洶，咄咄逼人。但拜登行政當局並未回應，北京當局只能默認美中關係今非昔比的現實格局。 一、中共頻頻對美喊話 最近，關於中美關係的各種消息接連不斷。拜登上任後，川普與中共的緊張關係會有所緩和嗎？這是全球都在關注的問題，而中共更是焦慮。它急於在經濟和外交上改善中美關係，為此頻頻對美國喊話。 早在去年12月中共就開展了一系列外交和外宣活動，它之所以如此著急，有其內政考量。由於中共多年在經濟上依賴的房地產業供過於求，每況愈下，再也無法支撐其經濟，因此另謀出路之需甚急。中共包裝在外交辭令下的企圖有三個具體目標：一是要求美國取消對華關稅，讓中共恢復大規模對美出口；二是美國取消金融管制，以便中企恢復在美圈錢的運作；三是美國取消技術管制和人員管控，使中共重獲盜取知識產權的「自由」。 拜登進白宮之前，中共從去年12月開始就讓駐美大使崔天凱安排外交方面的「第3號人物」楊潔篪赴美進行高級會談，甚至想爭取讓習近平與拜登舉行峰會。但美方反應冷淡，只好放棄。隨即中共開始了一系列高官喊話，同時讓外宣《多維新聞》刊登文章，給拜登施加壓力。1月26日該網站以《習近平留給拜登的時間不多了》為題，發文催促拜登早作決定。此文表示，中共憑什麼等拜登，中共沒有等拜登的理由；拜登及其團隊不可能不明白，中共在G2的現實之上已經鞏固了對美國的相對優勢。中共那種迫不及待和虎視眈眈的態度躍然而現。 1月26日，中共前副總理曾培炎借「香港中美論壇」表示，中美應開展新一輪經貿談判，儘快取消貿易戰以來的高關稅。1月28日，中共副外長樂玉成公開喊話，呼籲美國調整對華戰略，實現「撥亂反正」。1月29日，王岐山以視頻方式對出席第12輪中美工商領袖和前高官對話的美方代表喊話，為今後的中美關係定調劃道。2月2日，楊潔篪與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視頻對話，他的講話明確地展示出駕馭拜登行政當局對華政策的意圖。 楊潔篪在講話中說，「川普政府實行極端錯誤的反華政策」，美國要從4個方面作出努力：一，川普當局對華犯了歷史性、方向性、戰略性錯誤，必須「撥亂反正」；二，要恢復正常交往，取消那些對留學生、中共媒體、中共企業的錯誤政策；三，切實履行中美聯合公報的承諾，嚴守一個中國的原則；四，開展互利合作。中共表示，這4個要求只是美國應當做到的第一步。 中共的喊話非常高調，軟中帶硬，實際上是想為拜登行政當局的對華政策划下紅線。他講的那4點要求中，前3點是不容商量的口氣；而第4點「開展互利合作」，雖然「合作」一詞反覆講了24次，卻空洞無物，純屬虛設。楊潔篪在講話中甚至教訓美國，別老在中共面前提美國的國家安全這個詞。與此相關的是，在中美軍事對抗方面，楊潔篪一字不提，因為中共正在用不斷的軍事威脅來要挾拜登當局。 二、拜登的對華政策方向初定 拜登2月4日發表了對外政策講話，他在講話中將中共定位成「最嚴峻的競爭者」，這比川普從與中共全面對抗的角度來定位中美關係，似乎退了一步。拜登沒有制定出明確具體的應對中共的策略，只是表示了一個大致的方向。 他在講話中表示：我們將直接應對我們最嚴峻的競爭者中國對我們的繁榮、安全和民主價值觀構成的挑戰。我們將直面中國的經濟惡行，反制其咄咄逼人、脅迫性的行為，頂回中國對人權、知識產權和全球治理的攻擊。但是我們做好了準備，在符合美國利益時與北京共事。 他講的中共的「經濟惡行」，應該是指中共對美國的不公平貿易以及用欺詐手段從美國投資者手中圈錢；他講的「反制其咄咄逼人、脅迫性的行為」，應該是指中共的擴軍備戰和對美國及其他國家的軍事威脅；他講的「頂回中國對人權、知識產權和全球治理的攻擊」，應該是指中共對香港等地的鎮壓、技術間諜活動和對國際法規的公然侵犯。 拜登上台後，在限制對中共軍工企業投資方面暫作緩議，同時擱置了川普決定強制抖音出售給美國公司的決定，還撤銷了川普關於中共的孔子學院背景關係透明化的政令，在川普的其他對華政策方面，依然照舊。 拜登發表上述講話的次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月5日與楊潔篪通了電話。美國國務院公布了一則短消息，說明布林肯在通話中介紹了美方的立場。 布林肯2月8日接受CNN採訪時則明確表示，川普的強硬對華政策是正確的，拜登只會在做法上有所不同。在談話中，布林肯就美中關係的基本原則談到了兩點：其一，「我們必須從實力上與中國（中共）交鋒。不管是對抗性關係，競爭性關係，還是合作性關係，都是為我們共同利益而存在，我們必須用實力來應對。」其二，要「確保我們在軍事上的姿態，以阻止侵略，這意味著投資於我們自己的人民，使他們能夠有效地競爭」。 布林肯的這次談話不是外交語言，因而比較具體。他強調了兩國之間軍事上的態勢和中共的威脅，並且把維持美國的實力和保衛美國的經濟掛起鉤來，而且認為，中美之間會繼續交鋒。作為國務卿，布林肯不會談中美之間的軍事對抗，但他顯然了解相關情勢。 2月10日，拜登和習近平通了電話。從兩國官方公布的通話內容看，除了客套話，雙方基本上仍然是各說各話。 三、太平洋上不太平 拜登行政當局之所以堅持要與中共繼續交鋒，其關鍵考量之一是：太平洋上不太平。 最近，中共針對美國的軍事威脅步調逐步加快。中共原來計劃建造10艘航空母艦，形成大規模航母艦隊，以爭奪太平洋的制海權。但受限於造艦工程和艦上裝備以及艦載機的技術水平，中共已經意識到，其航母艦隊無法在近期內對美國形成軍事壓力。去年以來，中共已悄悄地改變了其海軍戰略，從依靠航母編隊為主，變成了依靠核潛艇艦隊為主；更重要的是，中共同時也悄悄地改變了核戰爭戰略，把美蘇冷戰時期的被動型核反擊變成了主動型核攻擊。 在美蘇冷戰時代，核潛艇扮演的是「二次核打擊」力量的角色，而中共現在對戰略核潛艇艦隊的高度重視和運用，超越了「二次核打擊」的需要；中共海軍現在所追求的是，戰略核潛艇要深入中太平洋，靠近美國西海岸，對美國形成主動型抵近核攻擊的威懾能力。為此，中共的戰略核潛艇千方百計要突破第一島鏈，這樣才能進入中太平洋的深海區，既安全隱藏，又可隨時對美國發起突然的核襲擊。於是中美冷戰的重點，從水上變成了水下。 中共核潛艇艦隊的主要基地在海南島三亞的榆林港，其核潛艇從強佔的南海國際水域的所謂「深海堡壘」出發，欲進入中太平洋只有3條水下航道，而這3條水下航道就是目前美國海軍重點防範的海域。其中，從三亞往東北方向，是離美國最近的巴士海峽，因此台灣的西南海域就成了雙方水下對峙的重點海區之一。從去年10月到現在，共軍的核潛艇在台灣西南海域持續活動，美軍潛艇也不斷實施水下跟監。今年1月2日到9日，然後從11日開始連續每天直到20日，接下來又從22日起直到1月底，共軍密集出動反潛飛機，反覆偵測在福建、廣東交接處外海的美軍潛艇。美國海軍的羅斯福號航母編隊1月23日由東向西穿過巴士海峽，進入南海水域，既讓中共的南海核潛艇「深海堡壘」破功，也為了支援在台灣西南海域水下與中共核潛艇較量的美軍潛艇。 中共不僅一再試圖用戰略核潛艇突破巴士海峽，還在印尼的爪哇海用水下無人航行器搜集潛艇航道的水文資料，以便開通經爪哇海和澳大利亞北部海岸進入中太平洋的「深海堡壘」南航道。中共也已在靠近澳大利亞的巴布亞紐幾內亞之達魯島籌建潛艇基地，為此對澳大利亞實行了半年之久的經濟制裁，欲逼澳洲放棄國防計劃。 四、面對手握利刃的「熊貓」 中共以前被想像成一隻討人喜歡的熊貓，而去年以來中共針對美國的一系列軍事威脅（參見我去年在本網站刊登的文章《中美冷戰進入快車道》）表明，這隻「熊貓」不僅張牙舞爪，而且手握利刃，步步緊逼，它更像是一隻披著熊貓外皮的老虎。 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早在2012年便在《金融時報》上，發表過一篇探討中美之間潛在衝突的文章，後來又在他的書《註定一戰》中指出，「中美兩國目前正處於戰爭衝突的進程中」。他借用古代雅典將領修昔底德的話，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其含義是，當大國受到新興強國的威脅時，兩個國家之間很可能落入爆發戰爭的可能。過去幾年來中美軍事關係的演變證明，歷史彷彿正在按照艾利森的假想，一步一步地被中共推向修昔底德陷阱。正因為中美進入了冷戰狀態，「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詞現在已十分流行。 中共之所以不斷在軍事和外交上對美國施壓，是因為它很清楚地知道，它所追求的經濟目標和出於軍事目的對國際水域的霸權，與國際經濟規則和國際海洋法背道而馳，若僅通過雙方充分合作式的外交談判，它不可能達成目標。中美外交今後不會是解決兩國對立的唯一手段，美國在軍事上的防備已經開始，並將逐步展開。 美國軍方最近連續公布了一系列應對中共軍事威脅的報告和計劃，說明中美軍事上的對抗態勢已逐漸走向冷戰高峰。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道，2月9日，白宮的一位發言人向日本的《產經新聞》記者表示，「戰略忍耐」政策不適用於對中國。所謂的「戰略忍耐」政策是指，奧巴馬政府以「戰略忍耐」為由，忽視了北朝鮮發展彈道導彈和核武器的進程。日本國內如今則擔心，美國是否會對中共恢復「戰略忍耐」政策。而2月9日白宮發言人表示，「過去，戰略耐心一詞用來描述一種特殊的政策方法」，「我們無意採用戰略忍耐的（政策）框架為印度太平洋和中國制定一項全面戰略。」 那麼，美國今後將如何應對中美冷戰呢？美國國防部2月10日發布消息，拜登在那一天訪問五角大樓時宣布，成立一個制定美國國防戰略方面的對中國戰略研究組，由來自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各軍種以及軍事情報部門的15人組成，以便評估美國國防部對中國的軍事政策和相關軍事項目，應對中共的挑戰。該工作組由國防部長特別助理Ely Ratner領導，4個月以後為軍方高層提供政策建議。筆者以為，設立這個美國國防部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中國戰略研究組，應該是國防部文職人員和軍方共同商議後建議的。 美國國防部的這則消息指出，美國國防部的部長、副部長認為，中國是美國戰略競爭方面的「漸進威脅」；中國正試圖推翻現存的按國際規則形成的印太地區秩序架構，並使用所有手段，企圖讓這一地區的各國臣服。美國國防部的中國戰略研究組承擔的是一個「突擊任務」，要檢視軍事戰略、軍隊運用方式、技術應用和軍力配置、部隊管理及情報方面的最高優先目標；也評估美國的盟國和夥伴，以及它們對中美關係以及美國國防部對中國關係之影響；這個研究組也要與政府各相關部門保持溝通。 中美冷戰是去年由中共點燃的，川普當局在任期的最後一年裡決心強硬回擊。今後，中美冷戰依然是美中關係的基本面。處於冷戰中的美國自然不能實行強敵弱己的戰略。因此，美中經濟關係今後很難擺脫中美冷戰的既定格局，也無法回歸中共期待的方向。面對挑起中美冷戰的共軍，美軍已進入高度戒備狀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每年年底會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布置下一年的經濟工作，這種例行公事往往是官樣文章，沒有新聞含量。今年則不然，官媒的相關報道中諸多線索一一曝光，從中可以發現不少事關中共經濟命運的變化。《淮南子·說山訓》里有句話，一葉知秋，後來成了成語，意思是從一片樹葉的凋落知道秋天的到來，比喻通過個別的細微跡象可以看到整個形勢的發展趨向與結果。現在從中國互聯網巨頭紛紛「碼農賣白菜」，亦可一葉知秋，看出中共面臨的經濟困境。 一、財政投資拉動經濟的政策已告失敗 任何國家的經濟都是「三駕馬車」，靠消費、投資、出口這三匹「馬」來拉。今年第一、第二季度因為疫情猖獗，所有經濟活動都處於半停頓狀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經濟數據是，一季度GDP下降6.8%，二季度下降3.2%，這種局面在預料之中，這兩個數據只會少報，不會多報；三季度經濟活動開始復甦，國家統計局公布，三季度經濟增長4.9%，這個數據只會多報，不會少報。今年三季度，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1.7個百分點，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0.6個百分點。如果只看消費和出口，三季度的經濟增長只有2.3%，但當局採用了經濟刺激方案，通過政府投資來強行拉動經濟，造成投資對經濟增長貢獻了2.6個百分點；也就是說，三季度的經濟增長一半多是靠政府投資製造出來的。 當局用政府投資強行拉動經濟，主要是三個手段：一，擴大中央財政赤字1萬億；二，發行1萬億元特別抗疫國債；三，地方政府用於基礎設施投資的專項債發行數量額外增加了1.6萬億元至3.8萬億元。三項合計，2020年用來強行拉動經濟的財政投資達到3.6萬億至5.8萬億元，佔GDP大約3-5%。然而，用佔GDP大約3-5%的政府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過是2個百分點而已，明顯是得不償失。明年當局已經不願再這樣做了，因為會造成更大的財政困難和潛在的金融危機。 政府花了3.6萬億至5.8萬億元投資，通過各種渠道分散到各行各業中，最後都用在哪些方面呢？投資主要是三大方向，製造業投資、房地產投資、基礎設施投資。2020年1月到9月製造業投資下降6.5%，基礎設施投資只增加0.2%，而房地產投資卻增加3.8%。這首先說明，由於民眾收入減少、失業大增，因此消費疲軟，哪怕政府大力鼓勵製造業投資，這3.6萬億至5.8萬億元的政府投資基本上沒能用在製造業投資上；其次，儘管地方政府大量發行基礎設施方面的專項債券，但這些錢多半用於還舊債，並沒啟動多少新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再次，中央和地方政府刺激經濟的巨額投資放出去後，最後絕大部分進入了房地產公司，改善了房地產公司因為住宅賣不動而非常緊張的資金鏈，也讓它們增加了一些房地產投資。 中南海意識到財政投資拉動經濟政策的失敗，所以在2021年將收緊財政開支，也不再允許房地產泡沫繼續膨脹。從今年的經濟動向看，明年的經濟可能比今年還糟：消費疲軟會加劇，這將進一步導致製造業萎縮；雖然今年年底前出口一度走熱，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的買家擔心中國疫情複發而採取了提前補貨的緊急措施，明年的出口依然困難；而投資又失去了方向，今後不能投資房地產了，也就不需要很多基礎設施投資，而製造業在相對萎縮的情況下無意增加產能。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和出口這三匹「馬」都趴下了。 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目光「遠大」 12月18日中共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閉幕，這是當局布置下一年經濟工作方針的例行會議。會前在北京的《多維新聞》在12月7日的文章《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即將召開，四大看點值得關注》中承認，疫情抑制了消費傾向和消費預期，消費恢復明顯滯後。因此該文預測，這次會議可能會關注如何促進消費。但這個預測似乎錯了，實際上中南海的目光好像頗為「遠大」，它當前更關注科技攻堅和產業升級。 往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般都將財政、貨幣政策作為首要內容，而此次會議列舉2021年的重點任務時首先強調的是科技和產業自主。為此中共領導人在會議上提出，要強化國家的戰略科技力量，充分發揮國家作為重大科技創新組織者的作用，盯住戰略性需求導向，把高端晶元、高端數控機床、噴氣式發動機、關鍵原材料、新能源等領域作為重點創新方向。 中國經濟真的高枕無憂，到了一門心思追求「高大上」的經濟發展目標的時刻了？其實，中共高層之所以如此考慮，與中美關係的未來格局有關。據《多維新聞》12月19日的文章《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服下兩顆「定心丸」》介紹，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重點放到戰略產業的突破上，其實是為了解決中國在發展和安全上的重大難題，而這個難題的根源在於「美國遏制」。 三、走出對美國技術的依賴？ 《多維新聞》12月19日的文章提到，儘管中共內部有觀點認為，若拜登就任總統，美國的對華遏制和科技封鎖將有所緩和，但中南海的戰略研判沒那麼樂觀，其考量是，美國的對華遏制具戰略性、整體性，不會隨總統更替而變化。為了避免被動，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利用重要科研院所及高校作為「國家隊」的角色，實行科研力量配置和資源共享。這個思路與上世紀毛時代軍工科研和軍工產業的「攻關」模式基本相同。 當然，中共經過幾十年處心積慮地從美國盜取科技知識和軍工機密，已經積累了相當的科研基礎，其實力與毛時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但是，這套舉國體制自身的無效率和浪費，已經反覆被前蘇聯和中共建政後的現實所證明；倘若舉國體制真能帶來科技發展的突飛猛進，中共也就不會對美國的科技封鎖那麼擔憂了。事實上，特朗普總統任內，美國把中共盜取科技知識和軍工機密的「門窗」稍微「關小了」一些，中共就立刻面臨「發展和安全上的重大難題」。 中共的「國家隊」都是張著雙手向「國家」無止境地索要資金和外匯的單位，只要給它們下達國家任務，它們的「伸手派」「張嘴派」嘴臉就馬上暴露無疑。而中共其實並沒有金山銀山供它們揮霍，於是，當局也把眼光投射到那些多金的民營企業身上，希望它們能配合政府，慷慨解囊，為發展政府想要的重點產業投資送錢。 事實上，中共對自主技術開發的前景並不樂觀，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相關部署頗有「卧薪嘗膽」的意味。 四、「斷鏈」的「世界工廠」沒有明天？ 自從中共愛上了「世界工廠」這頂桂冠，其媒體經常強調，中國現在擁有世界上最完整、最系統的產業鏈，地球離不開它。然而，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卻道出了當局目下之尷尬。據《多維新聞》12月19日的文章介紹，中國政府認為，「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中國必須具有更加堅實和可靠的產業供應能力和對關鍵核心產業的掌控。 那麼，這個多年來「配套完整」的產業鏈系統如何在一年間就失去了「安全穩定」呢？其原因是中共不願承認的。過去幾年來，出口產業鏈當中具中樞地位的外企和中國企業為了避免美國提高關稅帶來的壓力，紛紛出走越南、菲律賓等國家或撤回本國。不僅僅是下游的組裝企業帶走了訂單，而且還帶走了一些上游零部件製造企業。那些上游企業如果不跟著下遊客戶遷移出國，就只有倒閉一途。以致於現在越南的外國移民中突然出現了幾十萬「中干」（來自中國的幹部），即為了保住飯碗而跟著東家轉移到越南就業的原在華企業中層管理人員。 這些企業的出走，就是「世界工廠」的各種產業鏈突然失去「安全穩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原來「配套完整」的產業鏈系統突然失去了若干重要環節，實際上就成了無法順利運轉的「斷鏈」，剩下的上游廠家自然就成了「無水之魚」、「無土之木」，只能紛紛裁員關廠。於是廣東多地的工業園區出現了大範圍廠房空關，甚至拆廠房蓋住宅。 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補齊各種產業鏈的短板，儘快解決一批「卡脖子」問題，提升產業鏈的自主可控能力。《多維新聞》12月19日的文章甚至提到，今後中國政府必須承受可能的失敗，「忍受可能長達幾年、十幾年的投入產出的倒掛」；還要「頂住國際產業巨頭的產品衝擊和價格打壓與誘惑」。這兩句話的意思是，為了救活「產業斷鏈」，中共將不惜成本，投入大量資金去研發技術和設備，對產業鏈上原來依靠外企採購的關鍵零部件實行「進口替代」，以便修補各種「斷鏈」；而挽救「世界工廠」可能需要「長達幾年、十幾年的」時間，在此期間，那些出走廠家早已把產品送到了美國的商場貨架上，而修補後的中國產業鏈即便可以出貨，也可能式樣落後、質次價高，缺乏競爭力。即便如此，中南海也下定決心要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否則，「斷鏈」的「世界工廠」就沒有明天了。 五、互聯網巨頭「賣白菜」 正當中共為發展高科技產業和修補「斷鏈」的「世界工廠」撓頭之時，它卻發現，那些坐擁巨資的互聯網大公司變得越來越「不務正業」。最近一些互聯網企業相繼投入大量資源，進入生鮮食品社區團購行業，試圖利用自己掌握的海量數據、先進演算法和雄厚資本，掌控生鮮團購，也就是批量賣菜。 互聯網企業被認為是高科技企業，現在把經營重點放到賣菜上，放棄了高科技的發展，雖然來錢快，卻可能擠垮原來的網購生鮮食品企業，還可能形成日用食品銷售業新的壟斷。微信公號「人民日報評論」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社區團購」爭議背後，是對互聯網科技巨頭科技創新的更多期待》，此文引述習近平的原話，「掌握著海量數據、先進演算法的互聯網巨頭，理應在科技創新上有更多擔當、有更多追求、有更多作為。別只惦記著幾捆白菜、幾斤水果的流量……」隨即市場監管總局宣布查辦互聯網企業阿里巴巴投資公司等三家企業，各開出50萬元罰單。 中共為何對大民營企業如此不滿？不是因為這些企業新的經營做法觸犯了當局的「乳酪」，而是因為，當局看到經濟局勢惡化的危險，希望這些有錢的企業為挽救經濟出力，把資金投入高科技突破或產業鏈修補這個政府急需的方向上去，而不是避難就易，熱衷於「賣大白菜」。那麼，為什麼這些互聯網巨頭不約而同地都想「賣大白菜」，它們擁有大批經驗豐富的碼農，難道只會做「賣菜」這種生意嗎？ 其實，互聯網巨頭們過去這兩年對開發新的業務市場和運用投資創造回報，已經動足了腦筋。它們在企業服務平台、物流公司或面向消費者的文娛傳媒公司方面的投資，去年僅號稱互聯網巨頭的BATJ（百度、阿里、騰訊、京東）和TMD（今日頭條、美團、滴滴）這7家公司就有67個項目，金額達217億。但是，隨著民眾的荷包漸漸收緊，這些投資的回報越來越少。不是這些大公司無能，而是經濟環境的惡化令它們十分無奈，於是就看上了為十幾億人口吃飯服務的食品供應行業。在這個最傳統的行業里，社區團購關係到4萬億生鮮食品的經營和批發零售，是老百姓吃飯的來源，也是整體經濟蕭條之後中國經濟最後還相對穩定的商業領域。高科技大公司用「碼農賣白菜」，是因為只剩下「白菜」可以賣了。 六、中國經濟局勢惡化，企業走投無路 其實，早在2018年底，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就發表報告稱，中國的新型經濟（指與高科技相關的產業）的相對重要性正在下降，且新興行業的財務健康狀況自2017年開始迅速惡化；相對規模的停滯不前和企業財務健康的惡化都表明，中國新型經濟的光芒似乎愈來愈黯淡；收入和資本回報率的下降正在侵蝕企業的財務健康，加上消費和家庭收入放緩，為中國是否可以依靠新經濟來推動經濟升級划了問號。 該行對中國內地傳統和新興行業的3,000家上市企業進行分析，並對比它們2014年以來的財務健康情況，發現了兩個事實。首先，新經濟的相對重要性正在下降；在新經濟行業，國內上市企業的份額略有縮小，而全球同業企業的相對份額更高並仍在上升。第二，新興行業的財務健康情況自2017年起迅速惡化，毛利縮水，償債能力惡化。 該報告指出，2019年中國新經濟的投資已經驟減，因為新興行業的收入增長率由2017年的25%降至2019上半年的-8%，甚至低於傳統行業。這表明，在整體經濟放緩的大環境下，新興行業既不能削減成本，也無法提高收入，其投資回報率已經降至低於傳統行業的水準，未來前景不樂觀。 法國外貿銀行2018年底的這份研究報告其實給出了中國經濟大致的未來前景。新型經濟雖然是中共高層寄予極大期望的經濟升級動力，但這些行業本身受制於經濟下滑、居民收入減少、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大環境，不可能有成長空間。中共指望通過發展新型經濟來拉動經濟，其實只是一廂情願的夢想。中國經濟的頹勢，豈是互聯網巨頭們可能扭轉的？中南海始終不願承認的現實是，高科技公司想「賣白菜」，正是中國經濟苦無出路的真實寫照。但是，生為中國企業，這些民營大公司並不能真正地在商言商，它們必須為黨國「盡忠」，至於會不會投資「打水漂」，就只能明知不可為也得勉力為之了。民營大公司如此，黨國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各自刊登了一篇文章，談同一個話題，指責中國異見人士支持川普（特朗普）。《華爾街日報》此文中還侵及《大紀元時報》。特撰文一駁。 一、被美國出版物點名的川普支持者 《紐約時報》11月19日的文章標題是「Why Do Chinese Liberals Embrace American Conservatives?」（該報中文版把此標題譯成「為什麼許多中國自由派支持特朗普？」），作者是Ian Johnson，一位美國的知華派。《華爾街日報》11月22日文章的標題是「Chinese Dissidents Back Trump』s Claims of Election Fraud, Some Influential Activists who Support the President』s Policies on Beijing Want to Hold off on Recognizing Biden as the President-elect」（中國異見人士支持川普關於大選舞弊的訴求，一些有影響的支持總統對北京政策的活躍人士想拖延拜登當選總統之被承認），作者是該報駐香港記者Sha Hua。據網上的資訊介紹，她是一位亞裔，在德國西部的鐵鏽帶（指魯爾工業區）長大，並在英美接受教育。 Ian Johnson的文章主要談到在中國的川普支持者，他提到的人包括黎智英、孫立平、郭於華、田飛龍等。而Sha Hua的文章談的是在美國的川普支持者，她批評的人包括陳光誠、傅希秋、王丹以及在德國的艾未未。 這兩位作者顯然都是「政治正確派」，他們的文章也都是從「政治正確派」的立場出發的。「政治正確派」目前的首要立場是採用任何手段扳倒川普，包括選舉舞弊，也包括否定川普的政策。 在這兩篇文章發表前後，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主席特里‧特瑞納（Trey Trainor）11月20日在電視節目中表示，川普競選團隊通過可信證人的宣誓證詞以及在挑戰各州選舉結果中使用的其它證據，正將「合法指控」提交到法院。考慮到自己迄今觀察到的證詞水準，在此階段，可以預計數百份宣誓書證詞是可信的，另一方確實需要回答這些問題。特瑞納說：「歸根結底，我要說的是，這些合法指控將在法庭上進行審判。」他補充說：「我們需要讓這一法律程序發揮作用，以便我們得出這次選舉的有效結論，（以便）讓每個人都認為這是合法的（選舉）。」 但是，Ian Johnson在文章中斷言，拜登已經打敗了川普；而Sha Hua則在文章中斬釘截鐵地寫道，「大選中沒有出現廣泛的選舉舞弊的證據（No evidence of widespread fraud has emerged in the election）」。在他們看來，似乎只要「政治正確派」的喉舌封殺了大量被披露出的關於選舉舞弊的宣誓證詞和統計學家的專業分析，那麼，總統大選結果就只能由「政治正確派」來裁斷。 二、選舉自由和言論自由 既然這兩位作者都把批評的矛頭指向所謂的「中國異見人士」，就有必要指出他們所犯的錯誤。 首先，美籍華人的選舉自由不可侵犯。Sha Hua的文章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她把已經入籍的華人和沒入籍的華人永久居民或在校學生混為一談，因此對這兩個群體在美國的政治權利毫無概念。雖然Sha Hua為美國媒體工作，但她未必是美國公民。然而，她曾經在美國學習過，應該了解美國公民與旅居美國的外籍居民法律上的身份差別，她來美國念書時就是後一種身份，沒有投票權。 被Sha Hua統稱為中國異見人士的那些未入籍的美國永久居民，他們或者仍然是中國公民，或者因為中共的政治迫害而成為無國籍人士，他們看美國問題的角度可能各不相同。而入籍的華人曾經宣誓效忠美國，美籍華人與其他美國人享有同樣的投票權，而且有受美國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入籍的華人法律上不再屬於中國人，而屬於美國人，他們和其他的美國人一樣，他們支持誰、批評誰，不受「政治正確派」的束縛；更不能因為他們入籍前是中國公民，就指責他們支持川普的立場，這是對美國公民選舉自由權利的蔑視。 其次，身在中國或其它國家的川普支持者，比如黎智英、孫立平、郭於華、田飛龍、艾未未等人，他們並非美國居民。外國人對川普的態度如何，Ian Johnson有什麼資格在《紐約時報》去教訓他們？除非這位作者認為，美國的「政治正確派」有權掌控全世界所有人的言論，凡不符合「政治正確派」立場的外國人都必須教訓一番？ 實際上，這兩篇文章都犯有一個大錯誤，那就是，從「政治正確派」的立場出發，否定人們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支持川普，就被認為是冒犯了「政治正確派」，因此必須加以批判，這正是共產黨鉗制專制社會裡民眾的思想和價值觀的做法。 Sha Hua撰寫此文之前，採訪過在美國的一些有影響的華裔人士。有的被採訪者提出，只接受書面訪談，並且要求Sha Hua發表文章之前，將採用的被採訪者的文字發給被採訪者核查，以免出現斷章取義的情況，結果被Sha Hua託辭拒絕，於是書面採訪落空。這位記者不願意讓被採訪者事先看一下記者稿件草稿中的相關段落，似乎與記者準備利用被採訪者的話來批評被採訪者的意圖有關。 三、派系喉舌與《大紀元時報》 在這次美國的總統大選期間，不少所謂的「主流媒體」採取了一致的立場，那就是封殺任何對民主黨不利的消息。無論是在美國的華人還是在中國的人，都有一些支持拜登的人將報導拜登弊案的《紐約郵報》斥為「花邊小報」、不屑一讀。 在民主國家，一談到媒體，不言而喻地是指自由媒體。而按照西方公認的新聞主義原則，自由媒體必須堅持事實在先、平衡報導的報導倫理，如此方能扮演第四權的監督功能。據此觀察，《紐約郵報》在拜登弊案問題的報導上秉持了傳統的新聞主義原則。而《紐約時報》則不同，2016年總統大選後的第三天，該報發行人阿瑟‧小薩爾茨伯格在致訂戶的信中發誓，該報會「重新獻身於《紐約時報》新聞主義的基本使命」。此語妙哉，倘無「背離」，何言「重回」？過去四年來《紐約時報》真的重新獻身於新聞主義的基本使命嗎？實際上，它拒絕了新聞主義的基本使命，頑固地轉型成為派系喉舌。派系喉舌顯然不再屬於自由媒體，它也確實成功地與其它的喉舌一起，引導著那些只看「主流媒體」的人們相信川普一無是處、拜登當選理所當然。 在中國長大的許多華人都非常清楚中共出版物和電視台的喉舌功能，他們比從小習慣於自由媒體的美國人更能識別喉舌的面目。我曾經在電視節目中說過，當今的《紐約時報》還不如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前十年中國的《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在體制上屬於中共喉舌，卻努力追求民主社會的新聞主義原則，雖然報導本地的負面新聞會受到打壓，該報仍然儘可能地報導不利於中共的異地負面新聞，因此受到中國讀者的熱烈歡迎。現在的《紐約時報》做不到這一點，也不願意跳出派系喉舌的窠臼。 在民主社會，通常一家媒體不會發表對另一家媒體的整體性評論，而Sha Hua在上述文章中很奇怪地專門寫了一段對《大紀元時報》的評論。她寫道，「法輪功的出版物嚴重地偏向川普，傳播了極右翼（QAnon）陰謀論，通過滿足中國移民而形成了讀者群；但是，長期以來造成了充滿錯誤信息的新聞環境。」該文發表後，《大紀元時報》致信該記者，她在上面這段話後面補充了一句，「《大紀元時報》說，它提供了以事實為基礎、不偏向的報導，是中文環境里的一家獨立新聞出版物。」 中共對《大紀元時報》極端敵視，那Sha Hua為什麼也對《大紀元時報》嚴重不滿呢？或許，她的不滿和其它派系喉舌一樣，那就是，《大紀元時報》的中英文版打破了喉舌系統對真相的封鎖，贏得了許多美國讀者的喜愛，令喉舌們既難堪也痛苦。Sha Hua對《大紀元時報》的惡意攻擊，除了暴露出自己的「政治正確派」立場，也折射出她與中共相似的偏好。 四、「政治正確派」的危險性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中，「政治正確派」為了扳倒川普而採取的一系列行動，已經嚴重衝擊了美國的國本，即民主、法治和公民的憲法權利。當不少州出現的選舉舞弊剝奪了選民的自由選舉權，當喉舌媒體封鎖真相以剝奪新聞自由，當教育界對不認同「政治正確」觀念的人進行排擠打壓、鉗制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當美國總務署署長遭到民主黨的騷擾、威脅和虐待，當民主黨議員開始討論建立川普支持者黑名單以打擊報復時，我們看到，政治專制的陰影已經在美國大地上出現。從這個角度去認識，這次總統大選已經不是候選人的個人輸贏問題，而是美國的民主法治與「政治正確派」的對決，其結果將決定，美國今後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是否會被撼動；而民主黨聲稱準備在拜登上台後推出的開放國界、開放毒品等措施，更是構成了對美國社會穩定的威脅。 我今年8月10日發表的《還原「政治正確」的真實面目》一文談到，「政治正確派」的思想背景十分可疑，與從歐洲進口的新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流派有非常密切的關聯。不管是老版本還是新版本馬克思主義，都主張階層對立和社會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治正確」觀的意識形態基礎不過是馬克思和共產黨鼓吹階級鬥爭的新式翻版而已。若這種流行的「政治正確」觀能與民主制度相容，就不能被稱為「政治正確」；如果它堅持「政治正確」的標籤，就暗含其與民主制度與天賦人權不相容的實質。實際上，「政治正確」觀是一種從民主、自由和法治向思想專制和言論、行為管制倒退的反動，也是否定社會道德、價值倫理的逆流，不但不能聽任其泛濫，還應該多加批判。 美國「政治正確派」的特點是，只有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才是唯一「政治正確」的，任何其他人如果質疑他們的立場或觀點，特別是質疑他們的政治領袖，就顯然有「政治不正確」之嫌。這派人雖然在教育界、媒體、文化機構里人數眾多，聚在一起彼此「認證」之後，似乎就忘了一個基本問題，誰授予了他們「正確」的「桂冠」？如果關起門來自娛自樂，自詡「永遠正確」，旁人自然懶於置言；倘若把自封的「政治正確」當作衡量美國國內和世界各國事物和人群的標準，對不同意自己觀點的人橫加指責，豈不是在侵犯那些被他們指責的人之民主社會裡憲法保護之下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嗎？ 目前，美國家庭中父母和子女這兩代人之間因為價值觀分歧而發生道德、倫理、政治觀點方面的分裂，是普遍現象，不僅僅限於華人家庭。其根源就在於，美國的整個教育系統的嚴重左傾化以及「政治正確」口號的政治專制色彩，正在嚴重地扭曲美國青少年的價值觀形成。社會學理論認為，青少年價值觀的自然形成主要在小學到高中階段，其中家長、老師、同學三種影響力並存。但美國歷史上從來沒發生過這三種力量因為政治分歧而互相對立的問題，這是這種家庭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 美國憲法從來沒有賦予任何政黨或任何社會團體有確定什麼觀點屬於「政治正確」的權力。如果美國社會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賦予這樣的權力，那不是民主制度下的「進步主義」，而是思想專制的植入，與共產黨政權思想改造的套路非常相似。一旦「政治正確」的思想專制被社會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學校里被單一意識形態「洗腦」，一個民主國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這個民主制度就可能淪落為一批人的政治專制，即一種共產黨式的社會專制。 《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這兩篇文章的作者之所以對在美華人和中國國內的一部分活躍人物非常不滿，急於撰文批判，自然是因為這些人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的言論令這兩位作者難以容忍；然而，此兩人的不滿，或許還與這些人對「政治正確派」的揭露更深入骨髓有關。就像佛羅里達州的古巴移民強烈支持川普一樣，這些華人川普支持者對共產黨文化的深刻認識，讓他們對美國出現的任何類似版本都抱有高度警惕。而這樣的警惕，或許只有親身經歷過共產黨專制的人才能具備；要發現「政治正確派」的言行與共產黨專制的相似性，大部分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可能並沒有足夠的眼力。《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這兩篇文章的作者以為，在華人中找幾個自己的同道，就能證明挺川之謬，實在是低估了「政治正確」抵制者的政治透視力和時事洞察力。 （全文轉自大紀元）
民主制度建立在誠實、正直的君子式行為之上，由此形成全社會對民主選舉結果的政治信任。但是，如果有人惡意利用社會上這種久已存在的政治信任，玩弄違法勾當，就完全可能鑽民主選舉制度的空子，達到操縱選舉結果的目的。今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密西根州出現65萬可疑選民的現象，就是一個例證。 一、在美國總統大選關鍵州選票的背後 美國總統大選於11月3日結束，但選後幾天來，在一些兩黨激烈爭奪的關鍵州，發生了不少有關選舉舞弊的爭議乃至訴訟，到11月7日，美國全國的選舉結果依然撲朔迷離。在這次選舉中有7個州的選情膠著，特別是在密西根州、威斯康星州和賓夕法尼亞州。這次選舉中發生的一系列選舉舞弊行為是否會左右總統大選的結果，現在美國的許多選民正投以越來越大的關注。 11月5日內華達州前總檢察長亞當·拉薩（Adam Laxalt）的講話視頻出現在互聯網上，他在對公眾和媒體講話時說，「我們堅定地相信，所謂的郵寄選票選民中有許多人並無投票資格。過去多天來我們接到了來自州內各地的許多不正常選票情況的報告。」 他所說的舉報選舉舞弊的報告，不少州都有，其中多半是針對選舉現場發生的事件，或針對個別投票者身份的質疑等。這些舉報可能轉變成地方法院需要處理的選舉訴訟，但也可能被行政人員們淹沒。所以，個案舉報數量的累積，並不一定產生及時糾正選舉統計的結果。共和黨的競選團隊11月4日已就計票問題提起多項司法訴訟，要求密西根州、喬治亞州和賓夕法尼亞州在讓團隊觀察員對開票和點票進行有意義的觀摩監督之前，暫停繼續統計選票；同時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計票。 此外，據FOX News 11月6日報導，密西根州安特里姆縣（Antrim County）發現計票軟體Dominion把共和黨的6千張選票統計為民主黨得票。該州的83個縣當中，有47個縣使用這一軟體，是否同類錯誤已經發生，尚待進一步的消息。 實際上，選舉舞弊現象不只是出現在選舉現場和選票軟體中，還有一些公開展示的漏洞揭示出明顯的選舉舞弊問題，密西根州的可疑選民即為一例。 二、密西根州的65萬可疑選民 密西根州今年發生了登記選民大大超過合法選民人數的情況，而這一現象可能影響到非法選民的選票是否有效這個重大問題。 美國公民年滿18歲之後，完成了選民登記程序，就可以獲得投票資格。正常情況下，一個州的居住人口可以通過商務部人口普查局的網站查到數據，其中包括18歲以下人口的比例。因此，用該州的人口數據扣除18歲以下的非選民，就得到了年齡已達18歲的合齡投票人口（voting age population）。但是，人口普查數據中包含外國移民，需要將他們從合齡投票人口中扣除。美國移民協會公布各州的移民人口數據，通常會包括已經歸化為美國公民的移民人口比例，據此就可以計算出各州居住的移民人口中尚未歸化的外國人數量。將各州的合齡投票人口減去未歸化的外國人，就得到了合法投票人口（legal voter population）的數據。 此刻商務部普查局關於密西根州的人口數據是，2019年7月1日該州有居民9,986,857人，其中18歲以下的人口佔21.5%。由此推算，密西根州的合齡投票人口為7,758,657人。美國移民協會的數據顯示，該州的外國移民人數約佔總人口的7%，其中約60%已經歸化為美國公民。因此，從776萬合齡投票人口中減去未歸化的外國人，密西根州的合法投票人口為7,479,025人。這是該州今年合法選民的最大極限數。 然而，從網上可以查到，今年密西根州的登記選民人數卻是8,127,040人；也就是說，該州已登記的選民人數比合法選民多648,015人，已登記的選民人數是合法選民的108.66%。無論如何，登記選民人數不可能超過全州的合法投票人口，也不應該如此。 如果與密西根州往年的合法選民人數以及登記選民人數對比，也可以發現2020年的登記選民人數有明顯異常。據密西根州州務卿Jocelyn Benson公布的該州歷年選民登記人數和投票率來看，密西根州2016年的合齡投票人數是7,737,250人（可能未扣除沒有美國選舉權的外國人），登記選民人數是7,514,055人。我用上述計算方法得到的2020年該州的合齡投票人口為7,758,657人，比2016年增加了千分之2.8，21,407人，似乎情況正常；而該州2020年的登記選民人數8,127,040人，比2016年的登記選民人數7,514,055人增加了61.3萬人，增長8.16%。人口只有微量增加，而登記選民人數卻反常暴增，其中顯然有可疑之處。由此可以判斷，2020年密西根州登記選民人數的反常增長，基本上都發生在2020年。 據州務卿Jocelyn Benson公布的信息，密西根州的登記選民人數歷史上也有過數字跳升或跳降的情形，那是與選舉權相關的法律變更造成的。比如，曾經有法律規定，數年未投票者，將取消其選民登記權。但2020年並未有美國的全國性或密西根州的類似法律通過，所以今年登記選民人數的跳升不屬於正常的、可合法解釋的範圍。 三、65萬可疑選民從何而來？ 這多出來的約佔9%的將近65萬已登記的非法選民，究竟從何而來呢？ 目前CNN報導的密西根州選舉指南介紹，該州規定，選民必須先到鎮的選舉辦公室完成選民登記，或通過網上登記，才能取得投票資格，今年大選時選民登記的截止日期是10月19日；只要是屬於已登記選民，今年可以向當地選務部門提出取得郵寄選票的要求，無需提供理由。 那65萬超出合法選民人口數的已登記選民，可能本人去鎮政府辦公室完成選民登記嗎？他們如果是孩子，便沒有汽車駕照等身份證明，無法登記為選民；他們如果是已經去世的人，作為「幽靈人口」，就更不可能去辦理選民登記了。從正常選民登記的細節來看，在各地政府選務部門的選民登記資料庫里，一個合法選民只能登記為一人；合法選民登記時自己無法一身變兩人，也不可能冒充一個不存在的選民另外登記一次。 而從宏觀上的人口變化來看，過去4年間合齡投票人數只增加了2.1萬人，即便他們全部都在今年登記為選民，也只能造成登記選民人數增加2.1萬人。很顯然，2020年登記選民人數高於合法選民人數的那65萬人，與人口的自然增長無關，而很可能是人為製造出來的。 既然未成年孩子或「幽靈人口」不可能到政府的選務部門現場辦理選民登記，那就可以推論，這65萬非法選民的選民登記活動可能與選民登記資料庫被修改有關。若有人在選民登記資料庫里把去世的人或未滿18歲的人、甚至外國籍的居民變更成今年的已登記合法選民，同時要求獲得郵寄選票，那麼，虛假選票就出世了。從常理上看，要為65萬未成年孩子或「幽靈人口」辦理虛假的選民登記，不但工作量很大，而且明顯觸犯法律，如果沒有明確的目的，不會有正常的人去做這種事。但是，如果以影響選舉結果為目標，那麼，製造假選民及其郵寄選票，就成為可以想像的事了。 據Politico網站11月7日中午的數據，密西根州的拜登選票為2,790,648張，而川普的選票為2,644,525張，拜登比川普多14.6萬張。這65萬非法選民可能產生65萬張假選票，若這些選票集中投向一個總統候選人，就足以支配密西根州的選舉結果。 （全文轉自大紀元）
中美關係惡化之後，中共雖然強調要自力更生，但它的經濟卻嚴重依賴石油、糧食和晶元等商品的進口。在對美出口前景未卜的情況下，中共能否有足夠的外匯繼續進口所需要的商品，取決於它的外匯儲備究竟能否支撐下去。而中共外匯儲備的真實狀況往往撲朔迷離，不易把握。10月11日國內的網上出現了一篇文章，標題是《我國外匯儲備還有多少可用？》，就外匯儲備不足發出了警訊。本文詳細分析中共外匯儲備的真相，認為中共的現金外匯儲備行將見底。 一、從家庭金融資產看國家外匯儲備 要理解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可以用個人的家庭金融資產來做個通俗的比喻。分析家庭金融資產的目的是了解家裡真正屬於自己的錢有多少，借來的錢要還，別人欠的錢如果要不回來就泡湯了，帳面上的錢扣除這兩部分之後，才是凈金融資產。每個家庭正常情況下每月都有收入和支出，如果經常性收大於支，家庭凈金融資產就會增加；如果支大於收，家庭凈金融資產就會減少。 國家的外匯儲備總數相當於家庭金融資產總額，但扣除借來的錢和別人欠你但還不上的錢，剩下的才是可以動用的外匯，這就是國家外匯平衡中的凈外匯儲備。如果外匯經常處於支大於收的狀況，就只能動用凈外匯儲備來填補開支窟窿。中共每年要進口石油、糧食、晶元以及其它製造業零部件來維持經濟的日常運轉，2019年的食品進口為420億美元，石油2,413億美元，晶元進口3,055億美元，僅此三項合計即達5,888億美元。除了進口需要外匯之外，還有民航、船舶、國際保險等非貿易支出，加上出國者（如旅遊者、留學生）所需外匯，這些開支每年還需要1千億美元以上。 中共的日常外匯收入主要是靠出口，貿易順差主要來自美國，本世紀前十年出口曾創下每年平均增長25%的記錄，外匯收入源源不斷；而今年1到9月的出口只增長2個百分點，與過去的外匯收支相比，幾乎就是收入不漲，開支照增。以前中共每年通過對美貿易凈賺3千到4千億美元，對所有其它國家的貿易大體上外匯收支打平，因此，保持外匯儲備穩定的關鍵是對美貿易順差。今後對美出口下降，這筆來自美國的外匯來源就靠不住了。少了這幾千億，每年進口所需外匯就只能吃外匯儲備的老本。一旦要靠動用凈外匯儲備來填補外匯開支窟窿，就必然造成中共看緊外匯儲備這個「荷包」，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到國內中小銀行換匯或提取外匯存款越來越困難的原因。 二、外匯儲備的虛實面目 表面上看，今年9月底中共坐擁31,426億美元巨額外匯儲備，似乎闊得不行，其實，這些外匯並不都是可以隨意使用的現金。這3萬多億外匯儲備實際上只是個虛數，因為中共同時也背負巨額外匯債務。中國的外債包括政府、銀行、企業向外國所借款項，按照外匯管理局的數據，2020年9月底外債餘額為20,325億美元，其中六成是1到2年的短期債務，到期就得償還；全部外債當中，硬通貨外債是13,498億美元，佔66%，必須用外匯還債。所以，真實的外匯儲備要扣除硬通貨外債，剩下的才是真正可以動用的外匯。過去十年中共的外債餘額不斷增加，而真實可用的凈外匯儲備則不斷減少，到今年9月底中共的凈外匯儲備只剩下1萬8千億美元。 這個帳面上的1萬8千億美元仍然是個虛數，因為中共還欠著對外企的隱性外匯債務。中共要求所有外企的投資全部強制兌換成人民幣，相當於把外企投資的外匯全部充填了自己的外匯儲備；一旦外企需要匯出利潤或者撤資，中共就不得不給他們外匯。目前外商投資已累積到7千億美元，由於中美冷戰大大增加了外企在華經營的風險，大批外企正在部分或全部撤資，所以會集中出現大額外企撤資用匯的需要。按照近期外企撤資三成的最低估計，至少會用去2千億美元，這個數字今後還會上升。從帳面上的1萬8千億美元中扣掉這2千億，中共的凈外匯儲備就只有1萬6千億了。 三、外匯儲備中現金不多 中共真實的可動用的外匯儲備中，大部分不是現金，因為外匯儲備不能用現金儲備的形式放在國內各家銀行的帳上或金庫里；否則，外幣一旦貶值，就立刻出現外匯儲備虧損。外匯儲備也不能分散存到外國銀行里吃利息，因為外國銀行對存款帳戶的存款保險數額有限，萬一銀行經營不善而破產，外匯儲備便消失了。外匯儲備更不能買很多外國股票或公司債券，因為股市每天波動，貶值或虧損的可能性非常大。 為避免外匯儲備貶值，每個國家的中央銀行都會購買可靠的外國國債。國債利息高於銀行存款利息，這樣便可以讓外匯儲備穩值或略有增值。所謂可靠的外國國債，指的是這些國家的國債信用可靠，其政府不會輕易破產，它們的國債也不會到期不還。中共雖然與美國為敵，雙方已進入冷戰狀態，但在金融方面卻不得不買大量的美國國債，因為只有美國的國債發行量大而且可靠，而日本或歐盟的國債發行量小，也不允許中共買多了。所以中共為外匯儲備購買的主要是美國國債，還有小部分日元債和歐元債。據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最新數據，中共到今年8月1日所持有的美國國債是10,680億美元，占其凈外匯儲備1萬6千億的三分之二；此外還有少量日元國債和歐元國債。 中國國內一直有缺乏金融常識的「妄議」，以為中共手持美國的1萬億國債，可以作為「武器」來要挾美國，假如大量拋售，便能逼美國於絕境。這種荒唐的想法十分可笑，因為美國的國債發行量目前是26萬億美元，中共只佔其中的3.8%，就算全部拋售了，也無法衝擊美國的國債市場。何況，外國的政府債券分短期、中長期多種，不到期不會兌付，而中共為了獲得高一點的利息，所買美國國債基本上是中長期的，不能隨時兌現，而短期國債只佔3%。中共若要拋售持有的未到期美國國債，必須找到買家才行，而買家只有在中共壓價求售的情況下才會接盤，於是吃虧的只能是中共。 由此可見，中共的1萬6千億凈外匯儲備扣除了已經購買的外國國債，只剩下5千多億美元的現金了。 四、對外投資吸干現金外匯儲備 就是這5千多億美元的現金外匯儲備，其實也多半不在中共手裡，因為它們基本上被花出去、拿不回來了。過去多年來中共大量在海外投資，目前總額已經達到2.2萬億美元。用5千多億現金外匯儲備，如何能實現2.2萬億的對外投資？其中的奧秘在於，這2.2萬億美元的對外投資當中，大部分是用人民幣投資，但統計上折算成了美元。 中共不公布對外投資中人民幣投資的比重，但可以發現一些參考線索。據中國商務部的《中國對外投資發展報告，2019》披露，到2018年底，對「一帶一路」國家的總投資達986億美元，在非洲的投資累計達461億美元，對香港的投資為11,003億美元，這三部分合計占對外投資的43%。由於這些投資的絕大部分是人民幣投資，中共對其它國家的投資當中，也有一部分是人民幣投資，所以中共的海外投資中真正動用外匯的部分並不那麼高。雖然如此，中共的巨量對外投資中需要外匯的部分仍然足以吸干現金外匯儲備。 當中共的現金外匯儲備即將見底時，中共能把對外投資撤回來，變現成外匯嗎？到2018年底，中共的對外投資主要分布在租賃和商務服務、金融、批發和零售、信息傳輸軟體和信息技術服務、房地產、交通運輸、倉儲等領域，這些行業的投資佔總量的78%。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這個領域的對外投資主要是設備租賃，因為這些設備不容易找到買主，只能租賃，當然設備也就很難出售變現；過去10年中共在國外也投資了大量礦山和資源類項目，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國家對礦產的消耗比中國還大，因此也不容易找到接手這些礦山的買主；中國公司還在許多國家購買了批發和零售企業，由於疫情的關係，這些行業倒閉風連連，誰會想這個時候接手買下來？投資國外的其它服務業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王健林在美國購買的電影院連鎖企業目前就因為疫情而瀕臨破產。 中共在外匯儲備尚且寬裕時開放對外投資，而當對外投資達到頂峰、幾乎吸幹了現金外匯儲備時，恰恰遇到中美關係惡化，外匯儲備的美國來源將迅速收縮。本來，對外投資是長期項目，投資長周期（30年以上）之後才能用盈利收回投資。一旦外匯儲備吃緊，臨時想變賣以前投資購買的商店、礦山、倉庫，並沒那麼容易。指望變現對外投資項目來緩解外匯儲備的短缺，實屬遠水不解近渴。 五、3萬億外匯儲備不過是虛好看 中共的外匯儲備帳面上有3萬多億美元，但是，它的現金外匯儲備卻快要見底了。這不但令人難以理解，也實在讓人不敢相信。但上面的分析說明，正是因為中共高層對國內經濟形勢和中共掌控國際局勢的能力過度樂觀，想操控世界的野心過於膨脹，多年來大規模揮霍外匯去國外投資，結果對外投資吸幹了國家的現金外匯儲備。 為了維持進口所需要的外匯支出，中共只能拋售美國的國債。據中共外宣官媒《多維新聞網》9月20日報導，2020年前7個月中共一共拋售了1,07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按照專家估計，未來還將拋售超過2千億美元的美債，持有美債的規模將逐步縮減至8千億美元的水平。上文提到，中共持有的美國國債中只有3%是短期國債，剩下的都是中長期國債，而已經拋售以及今後準備拋售的數量達到中共持有美國國債總數的30%；這說明中共為了外匯用度的急需，已經開始拋售以前持有的中短期美國國債了。隨著中共持有的中短期美國國債被拋售變現，今後中共將只能拋售持有的長期美國國債，那將出現打折變現、充填外匯儲備短缺的情形。 外匯儲備最低層次的安全性一般要求覆蓋短期外債償付和3個月進口所需，對中共來說，這樣的需要至少達到2千億美元的數量；而中共已經通過拋售1千億美元的美國國債變現了外匯現金，今後準備再拋售2千億美國國債，這正是滿足短期外債償付和3個月進口所需之數。與此同時，中共最近還不斷增加中國國債的對外發行，用這種方式借外匯來應急。這屬於寅吃卯糧，要不了多久，就會陷入借新債還舊債的陷阱中。 那麼，中共的貿易順差能帶來多少外匯流量呢？今年前3季度其對美出口為3,270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8%，自美進口961億美元，增長2.8%，對美貿易順差是2,309億美元。今年美國總統大選，川普連任的可能性越來越高，拜登家族的電腦門事件進一步壓縮了民主黨得票的空間。川普明年很可能對中共提高進口關稅，這將進一步減少中共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令中共的外匯儲備更加吃緊。 今年從4月到9月這6個月里，中共通過對外發行國債，借來400多億美元；又在1月到7月期間拋售了上千億美元的美國國債，這些錢都用於必需的外匯支出。即便這樣籌措了將近1千5百億美元的外匯現金，仍然無法維持外匯儲備總額的穩定。今年9月底中共的外匯儲備總額從上個月的31,646億美元下降到31,426億美元，一個月減少了220億。中共不但是帳面上的3萬億外匯儲備徒有虛好看，而且其外匯支出捉襟見肘的窘困局面已近在眼前。 （全文轉自大紀元）
今年上半年中共的3項對美軍事威脅行動從7月開始點燃了中美冷戰。美國隨即確定了對中共的新政策，同時啟動了針對中共的全方位反制。這些反制行動主要集中在冷戰的4個核心領域，按其重要性排列，依次為軍事對抗、諜報對抗、經濟對抗和政治對抗。在中美經濟關係層面，冷戰狀態下的雙方不可能再互利互惠，而只能是互防互限；彼此以往的合作關係必然終結，取而代之的是弱敵強我。中美冷戰的未來結局只有一個贏家，而這個贏家只可能是美國。 一、中美冷戰：中共點火又賴帳 中共現在很清楚中美關係已經進入了冷戰狀態。中美冷戰究竟是誰點燃的？我7月26日在本網站的文章《中美冷戰進入升級快車道？》對此做了說明。然而，西方各國的媒體基本上都沒找到中美冷戰爆發的真正原因。事實上，由於中共對美國的軍事威脅到今年6月底完全公開，因此引起了美國的高度警惕，從而採取了從7月開始的全方位反制行動，中美冷戰由此正式展開。本來，今年1月到6月美國對中共的備戰活動一如既往地比較低調，但從7月開始，突然採取了一系列高調的對抗行動；在諜報領域也同樣如此，雖然美國過去幾年來一直在抓中共間諜，但把針對中共的反間諜活動全面公開，也發生在7月以後。 中共今年上半年採取了3項重大軍事行動，展現出其軍隊對美國國家安全的現實威脅能力和意願，迫使美國不得不在中共的挑釁面前全面調整對華政策，採取各領域的自衛行動。這3項重大軍事行動的第1項是今年1月底中共海軍、空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到中途島海域演習這一對美「亮劍」行動；第2項是中共宣布正式佔領南海公海的大部分海域，把這幾百平方公里的海區建成了對美髮射遠程核導彈的核潛艇之「安全屋」；第3項是6月底中共宣布對美太空戰部署完畢，可以對美國全境實現核導彈的精準打擊。這3項行動的組合，相當於美蘇冷戰期間蘇聯把核導彈安裝在古巴以威脅美國的古巴導彈危機，那次危機以蘇聯的退讓收場。 無獨有偶，這次中美冷戰爆發後，中共也稍稍作了退讓。據《南華早報》8月11日報導，北京現在試圖緩和與美國在南海的緊張局勢，已下令中共的飛行員和海軍官兵在與美國飛機和軍艦日益頻繁的對峙中保持克制；與此同時，中共通過「各種渠道」向美國軍方表示了「決不首先開槍」的態度。但是，在對內對外宣傳上，中共卻旁顧左右而言它，絕口不提今年上半年的上述3項軍事威脅行動；相反，它把中美冷戰爆發的原因賴到疫情上，似乎這場冷戰僅僅是因為中國爆發的疫情傳播到美國而讓川普勃然大怒。西方各國的媒體之所以找不到中美冷戰爆發的真正原因，是因為它們看漏了關於上述3項對美軍事威脅行動的新聞，而這些新聞都是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維新聞網」發布的，而且，同一條新聞有多達數篇報導。 二、中共官媒：《中美新冷戰是最保守估計》 如果說，中共上半年玩火的時候還以為美國只不過是個「紙老虎」，那麼，美國從7月開始全方位反制後，中共似乎一瞬間有點懵懂，而現在則已經開始意識到局勢急轉直下的嚴重性了。前兩天中共的外宣官媒發表了一組關於未來中美關係的訪談，其第一篇題為「對話時殷弘：中美『新冷戰』是最保守估計」。時殷弘是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個教授，經常在官媒上發表關於國際時事的分析文章，一向為中共官媒所推重。他的特點是，觀點比《人民日報》或新華社等官媒的御用口氣稍微前進一步，但比較穩重。 時殷弘在訪談中一開頭就表示，「回顧1979年開始發展至今的中美關係，可以說是一個『冷戰形成』的過程。毫無疑問，中美正在進入新冷戰，最近一兩個月來，西方的研究者中有人認為，中美已經進入新冷戰，而且『爆發戰爭的危險急劇增加』。這種判斷可能有點過分，但總體來看，中美正在進入新冷戰是一個最保守的說法。」這段話一開始就確認，即便在中美80年代的「蜜月」期間，中美關係就暗含著走向冷戰的足跡；而這段話的最後一句則不僅肯定了中美冷戰的現實存在，而且暗示，當下的中美冷戰有衝突激化的可能。 當中共採取了對美核威脅的上述3項軍事行動之後，兩國就不再是和平發展之下的合作關係，而是進入了冷戰升級程序。冷戰狀態下，敵對雙方之間，市場規則和外交斡旋不再是和平時期的主要行為規則；取而代之的是冷戰規則，即全方位對抗，它主要包括四個核心領域，最重要的是軍事對抗，其次是諜報對抗，再次是經濟對抗和政治對抗。到目前為止，美國的全方位反制才開始了兩個月，中共已倍感壓力。而冷戰一旦開啟，就是「開弓沒有回頭箭」，今後中共只能不斷承受美國反制措施的壓力，而中國的國內經濟政治形勢必然逐步惡化。顯然，中美關係不可能再返回過去的狀態了，因為任何冷戰都是零和博弈，中美冷戰的未來結局只有一個贏家，而這個贏家只可能是美國。 三、2020年7月：美國確定了對中共的新政策 現在的美中關係與今年年初時已經完全不同了。以前，美中關係基本上是延續從尼克松以來的歷屆美國總統的既定方針，就是合作加容忍。有人說，川普上台以後，美國的對華政策就轉變了。其實，直到今年6月底，川普只是在經貿領域展開談判，雖然中共一再耍賴，但川普一直採取容忍態度，對習近平也說了一些好話。很顯然，川普當時的目的是維持雙方的關係，以便推進經貿談判。 中美冷戰被中共點燃之後，7月份美國國務卿、司法部長、聯邦調查局長等人相繼發表了關於中美關係的講話，美國應對中美冷戰的新對華政策已經初步展示出來。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戴雅門（Larry Diamond）7月25日對美國之音說，美國看清了中國政府與日俱增的野心和不尊重國際準則的行徑；美國朝著這個方向制定政策應對，將以更加警惕、質疑、堅決和謹慎的態度應對中國。戴雅門說：「我認為美中關係正朝著雙方各有堅持的方向發展。美國的政策是在回應中國一直以來的行為，中國對鄰國和世界民主價值，與日劇增地欺凌、挑釁和採取敵對姿態。他們的行為是不可接受的。我認為這些官員的演說反映了美國國會裡相當一致的立場，那就是美國不會再容忍了。我認為我們正進入一個趨於深化的衝突軌跡，越來越多的冷戰特性出現。」 8月10日川普總統在白宮記者會上明確表示，與今年初美中籤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時相比，華盛頓對北京的態度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他說：「我們對中國的看法跟8個月前不同了，大為不同」。而國務卿蓬佩奧同一天在每年一度的美國保守派行動大會（CPAC）上接受美國保守聯盟主席施萊普（Matt Schlapp）的採訪時說，川普總統告訴中共，美國歡迎中國人民獲得成功，希望他們也擁有好的生活，但不是以美國為代價，不是以美國的農民、美國企業以及美國的知識產權被中國政府盜走為代價；「川普總統只是說，我們不會再容忍這種情況了」，川普總統說過，夠了。蓬佩奧說，「我們的政策已經從綏靖和接觸轉變為這樣一種政策，我們希望找到與你們合作的地方，但我們會不信任而且要核實。針對中共他們所從事的廣泛活動中構成的挑戰，我們要確保我們會保護美國人民。」他特別提到了中共與自由世界不同的意識形態，他說：「共產黨人對世界應該如何運行有著不同的看法。川普總統想要確保下個世紀不是由源自中國的威權政權統治的世紀。」 四、美國啟動對中共的全方位反制 如果說，美國政府官方的新對華政策宣示只是講了原則性方向，那麼，觀察一下美國7月份以來密集的對中共的全方位反制措施，可以很清晰地看清美國的行動方向。這種全方位反制主要表現在軍事對抗領域、諜報對抗領域、經濟對抗領域和政治對抗領域。 首先，在軍事對抗領域，7月4日美國海軍第7艦隊發布聲明說，「尼米茲」號和「里根」號航母打擊群在南海地區舉行聯合演練。這是美國自2014年以來第一次派出「尼米茲」和「里根」兩艘航母在南海舉行軍演，目的是破除中共海軍試圖把南海封鎖起來成為對美髮射核導彈的戰略核潛艇的「深海堡壘」的做法。然後，美國空軍的遠程轟炸機和偵察機不斷加大對大陸沿海的偵察力度，防範中共對周邊地區的威脅。針對中共海軍從8月21日到28日在渤海海峽的黃海北部、唐山外海、南海粵東海域進行的實彈演習，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部8月19日發布消息稱，已出動4架B-1B戰略轟炸機和2架B-2隱形轟炸機從美國本土和關島基地起飛，到朝鮮海峽和日本附近上空飛行。韓聯社稱，美軍6架轟炸機同時現身朝鮮半島近海，實屬罕見。美方通過此舉向朝鮮和中國發出了強烈的警告信號。美軍的太平洋艦隊也在同一天表示，第7艦隊阿利·伯克級導彈驅逐艦「馬斯廷」號8月18日穿越台灣海峽，接近大陸的海岸線。 其次，在諜報對抗領域，美國加快了對中共間諜活動的調查和偵辦。關閉休斯頓總領館是其中的一個行動，因為這個領館是指揮很多間諜活動的指揮中心；美方通知中共關閉此領館時，同時也要求中共撤走所有在美的有解放軍背景的學者。此外，在通訊方面，美國也採取了一系列新舉動。中共開發的社交媒體，包括抖音和微信，現在都進入了美國的反制範圍，因為抖音在美國的活躍用戶已達到1億，它掌握了美國近半數社交媒體活躍使用者的個人資訊和音頻、視頻談話內容，可以被用作策反間諜之用。微信也同樣具有這方面的功能。對華為的制裁顯然屬於諜報對抗領域裡的反制措施，因為華為手機和它的基站網可能搜集美國用戶的個人信息，不僅會被用來策反間諜，而且可能掌控美國的部分國內通訊，從而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諜報對抗還包括高科技領域裡雙方在網路戰、信息戰（電子對抗）、軟體應用中的諜報功能防範等等，其中一些反制活動由美國軍方操作，可能不會公開。 在政治對抗領域，美國除了針對香港國安法正採取一系列施壓措施，也採取了一系列限制中共在美政治影響的措施。比如，清查美國的大學從中共獲取資金的情況，清查美國媒體接受中共資助、為中共宣傳的情形，加強對孔子學院系統在美國活動的監管，對中共派在美國的大量記者採取限制簽證措施，調查收取中共資助的美國智庫等等。 五、美中經濟關係重算帳 中美過去40年的所謂「經濟合作」，從上世紀80年代中共的有限獲利，逐漸演變成了美國單方面受損的局面，最後為美國培育出中共這個新的冷戰對手，讓美國面臨中共越來越大的軍事和國家安全威脅。美國如今看清了中共一步一步在經濟方面掏空美國的布局，要就美中關係重新算帳了。冷戰狀態下，以美中兩國為重心的經濟全球化1.0版，必然會逐步轉軌到擺脫「世界工廠」的經濟全球化2.0版；美中之間不可能再維持繼續讓美國單方面受損的所謂「合作」關係，今後雙方的經濟關係只能是互防互限、弱敵強我。所謂弱敵，就是全方位地削弱對手的經濟力量，強我則是同時壯大自己的經濟力量。其實，中共過去幾十年來在合作發展和經濟全球化旗幟的掩護下，對美國採取的一直是弱敵強我政策；現在美國不再被擺布了。 在經濟對抗領域，過去一年半以來最受關注的中美經貿談判現在已經不那麼重要了。因為中美經貿談判的初衷是在兩國合作發展的前提下，要求中共減少讓美國在經濟上吃虧的做法，比如長期以來每年的巨額貿易赤字、美國對華出口受到中方的單方面管制、大量盜竊美國知識產權的行為等等。現在，既然中美冷戰已經展開，經濟對抗的目的就是逐步減少或終止中共可能從美國謀取經濟上好處的各種通道。若繼續讓中共在經濟上撈美國的好處，就會為中共擴軍備戰提供經濟支持，加重美國國防研發的負擔，而冷戰中削弱對手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經濟對抗。 川普前幾天接受FOX News的採訪時說，「有許多事我們可以做，我們可以斷開雙方的整個關係」。這就是「脫鉤論」的由來，脫鉤是相對於兩國經濟關係密切相關的現狀而言。從中美冷戰的角度來看，雙方經濟的逐步脫鉤是非常自然的，早晚會發生，因為敵對雙方必然採取全方位反制措施，此類措施的不斷增加，理所當然地會導致經濟層面多方位的脫鉤，甚至全方位脫鉤。 六、防止中共經濟上掏空美國 中美冷戰爆發之前，中美經濟關係的概況是，中共利用經濟全球化，持續地全面掏空美國。首先，在貿易領域，中共通過每年對美國數千億美元的貿易逆差，積累了巨量外匯儲備，而這些外匯儲備又為中共擴軍備戰、擴大在美諜報活動、收買各種國際組織、收買非洲國家對付美國等等，創造了經濟條件；其次，在金融領域，至7月28日在華爾街上市的中國概念股總市值達1.9萬億美元，總計245家公司，而它們的財務狀況對美國投資者完全不透明，這相當於掏空美國民眾的金融財產；再次，中共在美國的經濟間諜活動大量盜竊美國企業的技術機密和專利，每年給美國造成幾千億美元的損失，這屬於掏空美國的知識產權財富。這三方面就是中共過去20年來經濟上發跡的主要渠道。 現在，川普總統首先通過提高中國對美出口商品的關稅來縮小貿易逆差，這必然導致「世界工廠」中的大批面向美國的出口導向企業撤離中國，從而減輕美國對中國製造的依賴。其次，美國正準備對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取消財務審計豁免權，這將使部分中國上市公司退市或跌破發行價，放慢中共在金融上掏空美國金融財富的速度；而美國行政當局要求美國若干大學的校方資產減持中國股票，以及其它可能今後會採取的經濟和金融措施，都是為了保住美國的金融資產不流失到對手國家，從而達到削弱敵手經濟能力的目的。最後，美國對中共間諜的打擊逐步強化，將減少中共掏空美國知識產權財富的可能，對中共「千人計劃」成員的清查和司法追究，就是防範知識產權被盜的經濟對抗措施之一。 這些措施會讓美國逐步脫離對中國製造商品的依賴，逐漸堵塞美國的金融財富和知識產權財富被繼續掏空的管道。目前美國政府已經採取的措施只是一個開端。從美中經濟的部分「脫鉤」開始，到最後多方位「脫鉤」，將會是一個耗時若干年的過程。在目前階段，美中經濟只可能是部分「脫鉤」，整個局面會略略有點混沌不明，因為各跨國公司的行動會猶豫不決、左右搖擺。一些跨國公司可能仍然貪圖從中國賺取短期利潤，但它們無法扭轉中美新冷戰的基本方向，而且將不得不承受這場冷戰逐步升級造成的巨大商業風險，最終它們只能放棄所謂的「中國市場」。 （全文轉自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