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14m²到73m²,這屆中產開始反向換房

隨着樓市行情的不斷變化,一些中產家庭逐漸意識到,單純的房產持有與財富保障無法畫等號,曾經重金購入的房屋,甚至可能為自己的生活帶來更大的風險。

作為舶來概念,「中產」在國內的定義並不十分明晰。由於所處環境的差異,人們對這一身份也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但能形成一定共識的是,在一二線城市有一套及以上房產,並有着較為體面的收入,大概率能夠進入中產家庭之列。

和歐美國家有所不同,國內中產家庭的資產配置,往往偏好於房產領域。在房屋價格處在上行期時,他們憑藉相對獨到的眼光和較為超前的意識,賺得了一筆財富。這其中還有不少人,會在資金積累至一定程度時,進行房產置換。

在早先的這股浪潮中,「小房更換為大房」是更為主流的選擇。彼時,房產被視作財富的象徵,也一度成為保值、增值的理財工具。但隨着樓市行情的不斷變化,一些中產家庭逐漸意識到,單純的房產持有與財富保障無法畫等號,曾經重金購入的房屋,甚至可能為自己的生活帶來更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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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壓力的增大致使內心安全感日漸降低,這也成為了部分中產的心病。在這類心理因素的驅使下,「反向換房」的現象開始在房市出現。藉由這一方式,有人擺脫了巨額房貸,有人獲得了更充裕的流動資金,也有人背上更重的負累。

01

以不動產換現金,

掌握人生主動權

五年前購置房產時,李一象未曾想過自己有朝一日會走上「反向換房」的道路。那時,他正處在職業上升期,穩定的收入讓他頗有底氣。30歲這年,與家人協商後,他在北京東四環購置了一套總價750萬元的新房。

對在外企做技術主管的李一象而言,每月2萬餘元的貸款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他有自己的判斷基準,「只要生活質量沒有大幅下降,這個房子就是正向資產,後面能賣上什麼價格,那不是我們這種買剛需住房的人要考慮的問題」。

買房的前兩年,他和妻子過着相對體面的生活:每年有一次出國旅行,偶爾到奢侈品店裡置辦一點兒行頭,出門吃飯時很少會把價格作為重要參考因素,隔三岔五和朋友開着車到郊區露營。與身邊的人閒談時,他們的話題常常涉及未來,「一直好下去」是他和同輩人的希冀。

然而,事實是計劃遠不如變化快。受疫情影響,李一象的工作出現了數次波動。最先到來的是降薪。由於業務無法順利開展,李一象看着工資卡里的數額逐月遞減,卻無能為力。緊接着是公司的改組和裁員。作為技術骨幹,他算是僥倖「躲過一劫」。

也正是在收入走低的那段時間裡,他產生了換房的想法。在與一些中介交流的過程中,他得知,過去換房的城市中產,大多以改善居住環境為目的。可在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中產家庭研究起「以大換小」的方案。多數人的出發點,變成了希望得到一筆可以靈活取用的現金,來抵禦潛在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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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年中,李一象從114平方米的房子搬出,住進73平方米的新房。房屋的面積變小了,但李一象卻因此得到了200多萬元的現金。他說:「這是那個階段的我所能想到的維持生活水準的最佳方案。」

推動李一象「反向換房」的直接原因,實際上是失業。他記得格外清楚,那是個周末,他還未起床,大老闆給他打來電話。對方開門見山——公司被收購了,給他留下兩個選擇:要麼辦好簽證,來美國本部工作;要麼就接受賠償,等待裁員。考慮到家庭,李一象選了後者。這也極大地加速了他的換房進程。

不過,在出售房屋時,他還是遇到了不少問題。比如,當下房市不景氣,看二手房的人本就不多,更何況是動輒七八百萬元的房源。所以,每遇到一個潛在買家,李一象都比中介還積極。他耐心講解,顯得誠意十足,還將掛牌價一降再降,等了幾個月,終於把大房子順利出手。

在選擇小的房子時,李一象的角色轉變為買家,輕車熟路的他也通過砍價,省了十幾萬元。一通操作下來,李一象如願完成換房大計。換房後,他的焦慮情緒得到了極大緩解,他說:「換完房,最直觀的感受是手頭有了『活錢』,生活的主動權也在自己手裡了。」

如今,接受了企業裁員賠償的李一象,已近半年沒有工作。他想短暫停下來,換一口氣,看看自己的職業生涯是否還有其他可能。換作以前,他只是想想,斷然不敢付諸實踐。他說:「過去,房子是一種無形的壓力,一直推着我往前走,現在表面上看起來是『消費降級』了,但其實擁有了更多的自由。」

02

搬離城區,

過不那麼「卷」的生活

在「反向換房」時,中產的關注點除了空間大小,往往還涉及房屋的地理位置。今年年初,36歲的陳璐就舉家從北京城區搬到了郊外,隨住房位置變更而來的,還有生活方式上的種種調整。

過去許多年,陳璐一直是「別人家的孩子」。她用了並不長的時間,就從「小鎮做題家」變為「新北京人」。在金融業工作的她,也始終是他人眼中的「搞錢能手」,在財富積累方面,她已走至前列。這些外在的標籤,很難讓人想到陳璐會有換房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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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離城區的念頭是在病房裡產生的。去年年初,陳璐上腹部隱隱作痛,持續了大概半個月。實在疼痛難忍時,她才放下工作,到醫院就診。此前,她的身體已經頻頻發出信號,處在「小病不斷」的狀態之中。

檢查結果顯示,她的胃部長有腫瘤。不幸中的萬幸是,病變處的切片為良性。做完手術,陳璐依舊感到後怕,平日裡因工作而養成的各種損害身體的壞習慣,在她眼前一一浮現。她反覆問自己:「拼了命地工作究竟是為了什麼?」關於這個問題,她始終記得自己剛來北京時的答案,是「要過更好的生活」。但現在的一切,似乎正在背離最初的設想。

六年前,她在北三環買了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在裝修接近尾聲時,她身處其中,發出「終於有家了」的感嘆。可這些年,除了居家辦公,她在家的次數屈指可數。出差、見客戶、做項目,占據了她大部分時間,她說:「有時為了方便,我甚至在公司附近的酒店將就一宿,然後醒了接着去上班。」

「錢確實賺了不少,但很難談得上有什麼生活質量。」在意識到這點後,她又思考工作與生活的平衡關係。最初,她打算到郊區買個小院,時不時去待上幾天,可一想到自己有家都時常不回,便就此作罷。

做事果決而條理清晰的陳璐放棄了這一方案,轉而思考「當發現自己的工作與生活無法平衡時,能不能提前過退休生活」的問題——她看過類似的報道。一場突如其來的疾病,讓她反應過來,自己也可以去嘗試做新聞里的那個主角。

她算清楚自己的資產,最終得到的結果是「賣掉城裡的房子,換個郊外的,哪怕不工作,也能過很久」。趁着房價稍有回落,陳璐置換了一套位於京郊的更大的房子。儘管領導再三挽留,她還是提出了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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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多過去,陳璐能察覺到自己與之前相比的種種變化。首先是物質層面——現在的她,會將消費品分成必要的和非必要的。過去一些帶有符號性質的商品,已不在她的選擇之列。心境自然也隨之變動——她變得更為平和,還培養了養花、徒步等愛好。她說:「拖着疲憊的身子太久了,確實想體驗幾年沒那麼『卷』的生活,至於以後變成什麼樣子,誰也說不準。」

03

走出「中產圍城」,

從住房起始

在接受採訪時,李一象和陳璐都提及了一個詞語——「圍城」。他們二人都認為,「城裡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進來」能較為精準地形容他們當下的狀態。而「反向換房」,正是他們向「圍城」之外邁出的第一步。

然而,並非所有中產家庭都有意願走出「圍城」,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一邊懷着心病,一邊努力生活着。房產中介劉惠已有十幾年從業經驗,在她的觀察中,「反向換房」的人群大多分為三類:前兩類分別是為適應市場變化、需要資金做其他投資準備的人,以及手頭有較多房產、打算騰出價值較高的不動產以求變現的人。

第三類人,則是為了滿足改善生活質量的需求。劉惠說:「它與『正向換房』在本質目的上是一致的。通過這樣的方式,家庭能擁有相對舒適和便捷的居住環境,同時又安心地握有一定數額的資金。當職場壓力過大和房貸來源不穩定的時候,這也不失為一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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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劉惠也說,這樣操作的弊端也較為明顯,因此,「選擇『反向換房』這類財富增值策略的人還是較少」。「反向換房」雖然能夠起到降低槓桿、換取現金流的作用,但整個過程中也會存在諸多不確定性,最常見的是,在完成房屋置換後,有些人會後悔。

「房價永遠漲」的時代似乎一去不返,當潮水退去,依靠房地產走入中產行列的人們也來到一個十字路口——向前行去,無數未知因素或許會成為生活的「攔路虎」,而向後挪動,似乎能短暫地從困局中脫身而出。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那些擔心生活向下滑落的人,在勇於冒險和謹小慎微之間,會傾向於選擇後者。

但話說回來,無論是「正向購房」還是「反向換房」,都不過是資產配置的一個環節。真正影響中產生活本身的,仍舊是人們對自己的清晰定位,以及對待當下境況時抱有的心態。起碼,「換房」這件事,就已經向一些中產昭示了一個道理:生活從來沒什麼絕境,任何時候都有得選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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