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潛伏」在你身邊 失蹤人民共和國

為被帶走做準備

那一天是二月初，上午十點左右，當我正準備出門去和朋友吃飯時，突然間，一群人闖入了我的公寓。不知是通過甚麼手段，他們似乎有我大門和我房門的鑰匙。進入房間的只有三四個人，但是我可以看到，有更多人潛伏在走廊和樓道里，總共可能有十幾個。看他們有備而來的樣子，他們肯定監視了我的電腦和手機一陣子了，我甚至懷疑我的房間裡還被裝了竊聽器？

我很快發現，他們已經知道並進入過我的普通電子郵件。不過他們沒有進入我的加密電子郵件，也可能是不知道我的加密電子郵件的存在。他們可能在我家也安裝了監控設備，甚至能夠看到我的電腦屏幕。這似乎說明了政府可以監控任何人，即使是在臨時出租屋的人也一樣。

我知道有一次在我離開國內去出差之前，警察騷擾過我的同一套出租屋內的鄰居，在我離開期間，警察也騷擾過他們。後來我才知道警察在那期間把我的鄰居騙到了派出所，並複製了我家的鑰匙。他們肯定是趁我不在時安裝了監控設備，但我沒想到他們的技術是如此的先進。我和其他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朋友們之間的電子郵件和討論內容，很可能都被他們掌握了。我試圖猜測他們可能知道的信息，不過是件很難的事情。

我之前也一直擔心他們會強行進入我的電腦，以獲取他們想要的其他信息，所以我已經安全地從硬盤中刪除了很多敏感的案例信息，在我被帶走後，他們能夠獲得的信息已經很有限。不過，我仍然瘋狂地去回想我刪除了哪些內容，哪些沒有刪除。這樣我才能更好地準備應付接下來的一系列審訊，以便我能夠儘可能的保護其他相關人員。

我知道他們最終會來找我，我是逃不掉的。他們在去年的十二月和這一年的元月份已經多次邀請我喝茶，詢問幾名已被秘密關押的朋友的情況。幾周前，他們甚至讓我在警察局過了一晚。那一天，我本打算在北京和另一位律師見面，但見面前，成都的一位國保意外地約我在安定門和他見面。他實際上和另一位北京國保守候在那裡，隨後他們關了我一夜。而在他們釋放了我之後，我才發現，在前一天和我一直密切合作的另一個維權人士已經不知去向。事態變得越來越嚴重。

在那個晚上之後，成都和北京國保又多次來找我，他們主要詢問我與維權界幾個關鍵人物的關係。我告訴他們，我只是一個小小的維權機構雇用的律師，負責赤腳律師（無證，通常是自學的維權律師）的培訓。此前，警方已經突擊檢查了幾次這樣的培訓，所以我沒有任何必要隱瞞我曾參與過。

在幾個我聯繫緊密的人失蹤後，我開始為自己似乎不可避免的失蹤做準備。我已經安排好了自己的律師作為我的緊急聯繫人。在兩位律師朋友的辦公室里留下了我的授權書，並寫信給我的父母和前女友。我聯繫了我認識的一名外交官和香港的中國人權律師關注組，確保他們了解，如果我被帶走，我曾指定了誰做我的律師。與此同時，我一直在刪除敏感的文件，與尚未被帶走的同事分享和探討一些問題，制定我們該如何應對警察的訊問計劃。之後，我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他們的到來了。

當然，我的幾個事先策劃好的安全措施並沒有完全奏效，因為我的電腦和電子郵件一直處於被監視中。

不知何故，當他們來了時，我反而感到輕鬆，站在我的小出租屋裡，周圍是威脅我的警察，我反倒很開心。在此前的日子裡，我一直很緊張，除了回想一些事情，無法真正集中精神。有一個朋友試圖說服我逃亡出國，但我不知道去哪裡，只有等待。至少，當他們闖進我的公寓時，我不用再緊張了。

他們一闖進來，動作就移動得非常快。立即沒收了我的手機，好讓我無法聯繫外界，來不及最後一次向朋友們發出提醒，也沒有機會刪除任何應用程序或聊天紀錄。幸運的是，我已經從我的手機上刪除了照片和文件，所以沒甚麼可被找到的，但我沒有在他們下手之前刪除我的聊天軟件。他們可以看到尚存的所有消息和聊天群組紀錄。我這時才意識到，我應該設置自動銷毀的，或是定期刪除聊天紀錄，以免把別人卷進麻煩中。

他們搜查得事無鉅細，每一個角落，每一張紙。他們拿走了我的身份證、銀行卡，電子設備，甚至包括我的電子書和各種無用的充電器。他們列出單子，告訴我拿走了哪些東西，並讓我簽字。大概到了中午，他們就完成了這一切。

取下頭套時距離闖入公寓已經12小時

他們把頭套罩在我的頭上，讓我跟他們走。我的身體兩邊都有兩個人，和我一起走出門，進了一輛在外等候的車。因為看不到腳下的路，我差點摔跤。我聽到他們用對講機聯絡。車開始動了，我不知道要去哪裡。

不知道我的鄰居是否已經看到我被帶走了，但是我提前告訴他們有可能發生甚麼，以免他們擔心。如果發生了甚麼事情，我曾讓鄰居中一位我關係比較好的女士與我前女友聯繫，以便提醒我的律師。我還告訴她，如果有任何朋友來找我，請告訴他們這裡發生過甚麼。這樣一來，外界一定會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

車停下來後，他們取下了我的黑頭套，讓我確認這是不是我工作的地方。我很困惑，這裡是我曾經工作過的一個民間組織的辦公室。他們把我帶到樓上，我的幾位前同事正在那裡，我試圖給他們發出警告，讓他們假裝不認識我。我想保護他們免遭這次打擊，然而，沒有人是真正安全的了。

他們問我在這裡是否還有任何電子設備，我指著我以前工作的桌子，解釋說，早在半年前我就不在這裡工作了，這裡沒有留下任何東西。之後，他們再次罩住了我的頭，但在此之前，我注意到，這些人不僅來自國家安全局，也有幾名公安。當開車離開時，我不禁想，當局為甚麼要花費如此巨大的精力來扣押我？

用了很長時間，我們才到達目的地，在路上我一直帶著黑頭罩，看不到任何東西，我只知道我們到達了一個停車場，然後我被帶進電梯，出了電梯，沿著走廊進入一個房間，然後，我就被放在椅子上了。

我在那等了很久。沒人取下我的頭套，但我聽到他們的對講機對話，我的另一個同事已經抵達。沒有任何人倖免嗎？至少，我已經準備和計劃了被抓和被抓後的事情。我只希望，其他人也能像我們之前計劃的那樣應對接下來的訊問。

他們把審訊椅前面的板子鎖住，剛好壓住我的腿。我已經失去了時間的感覺，但我知道過去了很久。頭上一直戴著黑頭罩，我的精力專注在從我下巴的方向照上來的一小束光。

當他們終於摘下黑頭罩時，忽然間許多強烈的燈光同時射向了我，眼睛因為長時間處於黑暗受到了突然的刺激。我可以看出這個地方裝修的很好。牆壁專門設計，填充隔音設備，還有防止自殺的軟墊。我的前方是一個審訊桌，牆上是大屏幕電視和揚聲器，房間裡還有一些電腦和相機，以及一個數字鐘，顯示出當前的日期和時間。我可以看到，現在是晚上9點左右，距他們闖入我的公寓已經差不多12個小時了。

赤身唱國歌

他們派人來給我做體檢，我跟他們說我的心臟和頸椎不是很好。他們又測試了我的血壓，本來打算做一個心電圖，不過因為沒有電源就作罷。

他們搜查我全身，拿走了我的所有隨身物品，包括我的鑰匙和零錢；他們甚至拿走了我的皮帶，鞋子和襪子。我才知道，我將光著腳被審訊。進來之前我就聽說，這幾天是三十年來最冷的幾天，我可以從地板上感覺到那種刺骨的冷。而這還只是開始，在之後幾天，我都是光著腳和地上的冰冷親密接觸，我被關押在一樓，難怪會這麼冷。

我被帶走後的第二天早晨，看守脫掉了我所有的衣服，讓我赤身裸體地站在寒冷的地板上唱國歌。我問他們，是否只能在暴露生殖器官時才唱國歌，他們沒有回答。我想到了歌詞裡的「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所以我大聲歌唱，毫無保留，一邊唱，一邊用憤怒的眼睛緊緊盯著他們，「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最終，他們阻止了我，讓我穿上衣服。

前三天裡，我根本不被允許休息。即使在短暫審訊間隙，也總是有兩個人在看著我。當他們終於讓我休息一下時，我卻不能入睡了。他們也不允許我睡覺時穿任何衣服。房間裡很冷，儘管給了我一條毯子，我仍然不能抵禦那種寒冷。在毯子裡，我光著身子，一個守衛會走進我的房間，掀起毯子，檢查我是否真的睡著了。他會推搡我的身子和打我的臉，卻說這是為了確信我還活著，都是為了我好。我真的想罵人，所以即使他們真的讓我休息時，我也睡不好。這種情況持續了十幾天。

房間的窗簾總是拉上的，完全遮住了所有陽光。在關我的期間，他們只拉開過一次窗簾透氣。

編者按：

陳志修，男，1979年出生，來自四川的人權律師。多年來，他曾為中國一些最邊緣化的人群代理。調查侵權行為和擔任處於風險的維權人士的法律顧問，他還尋求更有效地運用法律的方法，並向維權界傳播這些方法。

陳於2016年初被拘留，並被處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一個月後，他被取保候審，然而，未經警方許可，他不能擅自離開家鄉。隨後，當局百般阻攔他更新他的律師執照，並對他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施加壓力，要求將他開除，警方還強化對他的監視，以阻攔他繼續進行維權工作。

陳志修為化名。出於安全考慮，他的故事中的一些細節根據個人要求有所改變，不過他在遭遇綁架期間所遭受的待遇情況保持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