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您有病!」「我不是那條狗!」

北京淪陷前夕(十)

文/清簫

 

如果給晚明政治劃分不同的階段,可以概括為有張居正的時代和沒有張居正的時代。張居正執政的時代總體非常正面,國家上下一致,「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明史》),即使在萬里之外的地方,早上下令,傍晚即可實施。他撒手人寰後,國家逐漸失去主心骨,越來越散,越來越不嚴格。官員目睹鞠躬盡瘁的股肱之臣死後被抄家,心想:認真做事的人換來如此下場,又何必再認真?

然而任何一種執政作風都不會百利而無一害或百害而無一利,張居正的鐵腕和操切作風引發反彈的同時,也迎來一段奔放的短暫時期,這段時期的自由是值得肯定的。

 

輿論牽制廟堂  政治言論奔放

譬如有個經典案例:萬曆十七年,雒於仁上疏罵萬曆皇帝有病,不是說身體有病,而是人品精神有病。該疏題為《酒色財氣四箴疏》,嘲諷萬曆貪財、好色、貪酒、尚氣。

萬曆看完後像個挨打的小孩一樣向幾個大臣訴苦,為自己鳴不平。最後在申時行等人的勸說下做出讓步,只是暗示雒於仁辭職,沒有引發更加嚴重的報復性處分。即使萬曆本人不怎麼好,但當時得饒人處且饒人的政治氛圍的確起到了制約作用。

雒於仁的意義在於他開了一個先河,之後諸臣聽說如此具有諷刺性的上疏沒有換來廷杖或生命危險,於是紛紛大膽起來,一個接一個上疏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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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圖:公有領域)

大臣之間的關係也出現微妙變化,言論自由意識顯著增強。許國的一段話反映出萬曆年間下級對上級態度的變化:「小臣百詆大臣,輒以為不可屈而抗威權;大臣一侵小臣,便以為不能容而沮言路。」

其實明朝的制度除廢宰相外,一直以來在權力互制方面都做得不錯,特別是以下制上。如六科官小而權大,可封駁聖旨,制約皇帝,聖旨必須經六科通過才能生效。六科若覺得聖旨不周全,發給六部時可以進行「科參」。顧炎武《日知錄》稱:「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而且士大夫自明初起便以敢言為榮,形成風氣。到晚明萬曆年間的一段時間裡,小臣仿佛才是老闆,大肆批評大臣種種不好。大臣剛開口發飆,小臣便展現出極強的維權意識:「你阻我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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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dobe Stock)

那時上至高官,下至游棍,幾乎所有人都熱情地議論時政,罵昏君與惡官,聽者也通常不會舉報誰批評皇帝朝廷如何。沈一貫在談到私議朝政時說,以往百姓只是在街頭巷尾耳語而已,如今「通衢鬧市,唱詞說書之輩,公然編成套數,抵掌劇談,略無顧忌,所言皆朝廷種種失政,人無不樂聽者。」這種反權威現象不同於秦末、隋末和晚唐,萬曆年間沒有天下大亂的局面,仍處於太平時期。

順便一提,明朝的百姓其實受到很好的保護,儘管有些時期政治黑暗,我們卻不該以偏概全。明太祖時就已規定,當官方渠道未能解決問題時,百姓有權將貪官污吏捆綁,直接到京城交給皇帝判決,而且皇帝要補貼百姓的路費。明初宣德年間新淦縣就發生過一起這類事件,縣民把欺壓他們的縣丞厲中綁了,還殺死一名軍官。宣德皇帝親自審案並判該縣丞死刑,公正為民,所依法律為《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變良民,因而聚眾反叛,失陷城池者斬。」諸位不妨對比一下現在21世紀的中國,真的比明朝進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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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圖:國立故宮博物院)

晚明民間強大的輿論力量直接左右著官員的升降,吵了15年的太子問題竟然因受流言飛語所迫而敲定,的確是個好玩的現象。

 

若要世道昌  去了八狗與三羊

輿論代表人物之一是山人樂新爐,他散布的飛語幾乎無人不怕,無人不知。有一件特別搞笑的事:樂新爐將民意認為糟糕的官員說成狗和羊——「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與三羊」,廣為流傳。他並宣傳正面的十君子,其中代表人物是敢言的鄒元標。這幾位正負人物合稱十子、八狗、三羊。

雖然這像是中國古代很常見的口號,似乎不會產生嚴重後果,但被他列為八狗之一的張鼎思忐忑不安。據《萬曆野獲編》,張鼎思原本是吏科都給事中,後來被謫為幕僚,覺得冤屈,特意向皇帝解釋:「樂新爐肯定搞錯了,那個狗本來說的是別人,誤換成了我。」於是他「榮幸」獲得一個響亮的新外號——「張換狗」。

同樣狗官榜上有名的胡汝寧、楊文舉受此流言影響,在吏部和都察院考核後均被罷免。當時有人甚至認為,大太監馮保被貶也是拜樂新爐所賜。

值得重視的是,樂新爐掀起的輿論極大影響著吏部和都察院,在民間起到強大監督作用的同時,也導致人心惶惶,加劇了官員之間的派系劃分和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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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dobe Stock)

「隱形人」寫的「妖書」

萬曆年間最大的紛爭莫過於國本之爭,究竟是遵守祖制立皇帝不喜歡的皇長子,還是立寵妃鄭貴妃所生的皇三子,抑或繼續拖延,全民熱議,文官劃派,萬曆皇帝卻不儘早拍板,耗費了大明王朝15年的精力,開啟了間接導致明朝最終滅亡的黨爭。寡斷麻木的萬曆也因不堪忍受文臣反對,索性20多年不上朝,大量文件已讀不回。

有趣的是,最終迫使萬曆就太子問題拍板的是流言飛語:一篇於萬曆二十六年在民間盛傳的文章《憂危竑議》。該文作者為化名「朱東吉」,猛烈抨擊鄭貴妃及朝臣中的「溫和派」,稱他們有奪儲的陰謀,一時震動朝野。該文被萬曆視為「妖書」、「妖言」,不過所謂「妖」只代表官方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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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dobe Stock)

萬曆勃然大怒,卻抓不到作者,鄭氏家族不得不表態支持即刻立皇長子為太子,因為若再不表態,就等同於默認他們在醞釀陰謀。於是皇帝被迫向輿論妥協,於萬曆二十九年正式定長子為繼承人。

這一起所謂「妖書案」過後還不算完,又出現一篇《續憂危竑議》,說皇帝立皇長子只是迫不得已,有意更換太子,把已退休的朱賡調到內閣就是為了此事,再度引發軒然大波。萬曆迫不得已立太子是真的,但說朱賡參與更換太子著實是冤枉。官府這次也查不出作者身分,最後以替罪羊結案。

古代帝王立儲,通常要麼老實遵守嫡長子繼承制,要麼和心腹大臣商議後決定廢立與否,再者便是秘密立儲。譬如唐太宗經褚遂良提醒,最終決定立李治為太子;明成祖不喜歡長子朱高熾,偏愛次子朱高煦,猶豫之際,解縉一句「好聖孫」點醒夢中人;清朝從雍正開始秘密立儲。而萬曆朝的國本爭論持久,鬧得轟轟烈烈,主要是因為萬曆本人的寡斷性格、聽不進反對者的意見以及身邊缺少解縉那樣的高人指點。但從中也可見當時的輿論制約力度和臣民參與度,特別是清流派及其支持者的責任感。當然,這種宣傳陰謀論的流言也攪得官場人人自危,相互猜忌。

廟堂與天下

我認為反映晚明輿論與朝廷關係最精闢語,當屬《明史紀事本末》王錫爵和顧憲成的一段對話。

王錫爵吐槽說:「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顧憲成的回覆相當經典:「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不是輿論偏要和朝廷對立,而是朝廷已不能反映民意了。

顧憲成及東林書院在野形成一個強大的輿論中心,批評時政,後來發展為朝廷中的東林黨,在晚明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家喻戶曉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便始於顧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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渙散不和  門戶之見

東林人士一開始不算是黨,其實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是很正常的事。而與東林對立的齊、楚、浙等黨把他們稱作東林黨,這些黨為抱團選擇倚靠魏忠賢,於天啟年間形成閹黨勢力。魏忠賢專權是明朝最黑暗的時期,迫害東林,殘害忠良,人神共憤。東林黨和閹黨間的腥風血雨,既可視為正邪較量,也可視為瓦解大明的分裂。

東林人士大多正直,如楊漣、左光斗等六君子,氣節值得讚許。但黨爭之弊確也不可小覷,因為大明此時已經沒有主心骨,朝臣變得意氣用事了。只要是對立派系就必然反對,已偏離制衡的初衷與裨益。

北宋也曾有此趨勢,王安石變法期間原本是君子政見之爭,彼此依然互敬;而到宋徽宗時,朝廷變味成激烈打擊異己的「戰場」,出發點由為公轉為為私,便是亡國之象了。歐陽修在《朋黨論》中辯得好,說「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重點應是君子與小人之別,像周武王三千臣子一心,和而不同,才是強盛之道。縱覽宋明,足知黨同伐異、門戶之見的危害。

崇禎年間與清議和與主戰爭論亦出現類似問題。大臣普遍吸取宋朝主和教訓的確不錯,明朝一直以來都有這樣的骨氣,從不簽辱國條約。但未必議和即賣國,主戰即忠國,取決於談判底線和原則。楊嗣昌所言東漢耿國變通應該是更合適的解決方向,應以議和為權宜之計。若徒有氣節卻不能救國,究竟是為虛名還是務實?戰爭時期過度猶豫和內部矛盾最易誤事,碰巧崇禎又寡斷搖擺,錯過最佳議和時機。楊嗣昌背後掣肘,與盧象升將相不合怎不是又一樁悲劇?此時到哪裡呼喚張居正、戚繼光和李成梁近乎完美配合的時代?萬曆年間在對待日本侵朝戰爭時,君臣基本上一致主戰援朝,可謂是抗日援朝獲勝的基石,那時的齊心後來也一去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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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兩種極端均要不得。晚明短時間的自由奔放與民權意識理論上有望推動制度變革,確實可貴,不能因為沒走到那一步便予以否定,可惜的是缺少明確的方向和充足的準備。

之前我看到有人以為萬曆年間的政治已經算是君主立憲、無為而治,這當然是謬論,其實只是君主「躺平」,比昏聵更糟糕。中國傳統文化一直都強調以民為本,如錢穆所言:「中國政治上從秦、漢下來,雖一直都有皇帝,但在思想上從來沒有說要專制」;且孟子早就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士大夫的主要意義就是以道義糾正君主過失,敦促君主重視民生民意,雖沒有單獨建立一個代表民意的機構和選舉,君主與朝政昏暗時期逆天逆民,但好的時期是做到了順應民意的。晚明出現這些狀況是因為高層不行了,民間的力量顯著突出,人人平等意識增強,是一個建立新秩序的契機。

如果要挑選一個最重磅的指南,在傳統道德的精華基礎上建立順應時代的新制度,也許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可能促成接近君主立憲的制度,不過可能性應該很小,而且他寫此書時大明已亡。明末皇帝不愛管事、受很大制約,但君權依然很強,想胡作非為時依然難以限制,只能勸諫;輿論有左右朝廷之勢,嚴格講卻不屬於民主雛形。雖然晚明沒來得及用上《明夷待訪錄》,但200年後晚清維新志士梁啓超、譚嗣同大力推崇該書思想,無心插柳柳成蔭。

假設明國祚再延長,會怎樣?依然不會樂觀。晚明政治內鬥是硬傷,看明亡之後的南明如何就知道了:大臣和福王派系的舊恩怨走向新的分裂,門戶之見依然延續,想根除內鬥只有重新洗牌一條路,不得不亡。南明不及南宋或東晉,晚明政治遺毒之深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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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dobe Stock)

另在道德方面,南明反清義士華夏感嘆:「大明無鄉紳久矣。即有亦膏腴潔衣,多買田產為子孫計耳。」「只苦這幾個秀才為著明倫堂三字丹心耿耿,刻不能寐。」雖不乏英雄義士,但能指望那些唯利是圖、隨風倒的富人嗎?有人以為明初朱元璋如何不好,其實洪武朝在儒學倫理教育上的復興有著重大意義,明朝能有277年,傳統道德觀與責任感是比君主更重要的頂樑柱。晚明繁華中夾雜頹廢,當時崇禎很想歸正道德風氣,近乎比登天更難。

遙想大明風骨,雖遠猶近,如松柏常青,與日月同輝,在風雨飄搖的最後時刻,依然有人正氣凜然,視死如歸。楊漣獄中血書「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盧象升沙場吶喊「關羽斷頭,馬援裹革,在此時矣!」感天動地,永照汗青。冀以拙筆,繼續於「北京淪陷前夕」系列書寫大明最後的英雄與小丑、興亡和榮辱、繁榮的文化及影響數百年的大思想家,探究個中因果規律。敬請關注。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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