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教授爆出軌博導 29歲破格晉升 遭男方女兒舉報
2026 年 9 月 4 日
俄罗斯23日对乌克兰再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至少6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在此之前的2天，俄罗斯一座燃料码头起火，克里姆林宫指责是乌克兰是所为。 据路透社报导，23日清晨的导弹攻击主要针对乌国两大城，即首都基辅和东北部哈尔科夫（Kharkiv）。哈尔科夫市长泰芮可夫（Ihor Terekhov）告诉当地电视台，共有30栋公寓建筑在空袭中受损。哈尔科夫有1条天然气管线受损，目前正在抢修。 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连夜发向乌克兰发射41枚导弹，乌军击落其中21枚。 联合国驻乌克兰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员布朗（Denise Brown）发声明称，部分遭攻击地点位在联合国基辅办事处附近。 另据法新社报导，位于波罗的海（Baltic Sea）港口乌斯卢加的一座燃料码头在21日起火，该码头属于俄罗斯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商诺瓦泰克公司（Novatek）。根据俄罗斯地方当局说法，这起事件并未造成任何人受伤，所有工作人员也都已疏散。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培斯科夫（Dmitry Peskov）指责乌克兰袭击民用设施。
尽管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两度遭弹劾，2020大选败选时试图阻挠政权和平转移，如今官司缠身，批评者甚至示警他图谋独裁统治，然而川普仍有机会赢得今年的大选、重返白宫。 15日，川普在爱荷华州初选赢得压倒性胜利，当天就获得退选的企业家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的全力支持。21日，新罕布什尔州预选在即，他又获得退选的佛罗里达州长德桑蒂斯（Ron DeSantis）的背书。如今党内与他争夺候选人资格的只剩下前联合国大使黑利（Nikki Haley）。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21日公布的新民调显示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支持率达到50%，超过尼基•黑利（Nikki Haley）的39%。这项民调结果同其它新闻机构在该州近期所做的民调相符合。 路透社也列举4大理由，说明川普为何有机会在今年11月大选时撂倒寻求连任的民主党籍对手、现任总统拜登。这些理由包括：选民认为共和党人是较有能力的经济管理者、川普敢大声说出白人的恐惧、选民不认为川普所作所为是失格表现，而还有一点就是：到目前为止，白宫还无法说服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拜登为创造就业机会，砸下重金投资基础建设、洁净能源和晶片制造，已经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还有很多选民深信川普是政治猎巫的受害者。路透社/易普索（Reuters/Ipsos）今年初的民调显示，至少半数共和党人表示，就算川普被定罪，他们仍会投他一票。 各方关注川普副手人选 据每日邮报(Daily Mail)报导，保守派政治名嘴贝克(Glenn Beck)建议川普应挑拉马斯瓦米做搭档。拉马斯瓦米上周在爱州党团会议前便停止竞选，随即转挺川普，此后一直追随川普，在他身边帮忙竞选造势，准备新罕州初选。贝克认为，拉马斯瓦米会是很强的选战代言人，传达川普的讯息，也是技术精湛的“斗犬”，捍卫川普的执政成绩及愿景。 赌盘网站“oddschecker.com”数据则显示，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Kristi Noem) 是当前最被看好的人选。 Axios新闻网站报导，目前帮川普辅选的其中纽约州众议员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以及联邦参议员史考特(Tim Scott)和万斯(J.D. Vance)都在名单上，其中川普圈子据传一直在考虑斯特凡尼克。 据美联社报导，副总统候选人通常要等候选人确定被提名后才会选出，但川普上周大举拿下爱阿华州，加上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提斯(Ron DeSantis)退选，川普预料将获得提名。
（接上期） 四、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 蒋正华的研究 蒋正华研究的结论是，在三年大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由于蒋正华的这个结论已被国内主流意见接纳，所以，我作一详细介绍。 蒋正华的研究是在李成瑞的推动下进行的。李成瑞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干部，是副部级高官，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1956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李先念秘书多年，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他在统计局长任期内，主持了1982年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因此对人口问题有相当深的研究。1985年6月，李成瑞赴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国际人口科学研究会的第二十届大会。在这次会上，他结识了科尔、班久蒂和卡洛等国际著名学者，同他们交谈中产生了研究中国大饥荒期间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愿望。回来以后，他向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提议，将这个问题列入了国家研究课题。经过多方“招贤”，最后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接受了任务。 蒋正华，1937年10月生，1958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系，1958-1980年在该校自动控制系任教，1980-1982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研究院读研究生，回国后在西安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任讲师。1984年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成立一年多，就接受了李成瑞的这个课题。蒋正华和他的助手李南的研究的结论是，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远远低于国外学者的估计。蒋正华的研究成果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后，得到了认可。 李成瑞在他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认为，和国外学者比起来，蒋正华的研究“科学性更高一些”。他接受我的采访时，也一再推荐蒋正华的研究。 由于此时的蒋正华已经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算是国家领导人，找他采访很困难。于是，我找到了蒋正华就这个问题发有的所有文章。但是，我看到了他提供了三组完全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数字（后来我向李成瑞提起此事，李似乎不知道这个情况）。一是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的数据。（以蒋正华和李南的名义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供的论文《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学讲义专用纸手抄稿复印件，也是这组数据。）二是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 上以《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为题的文章中的数据。 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617页上的数据，李成瑞对我说，这部分内容是他和蒋正华二人合写的，数字是蒋正华的。现列出三组数字列表如下： 表格 表格 蒋正华以历年的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其中，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同时按这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为6602万人。二者相减，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697万人，约1700万人。 读者可能看到，蒋正华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国外学者低，主要不是他估计的死亡人口少，而是他估计的正常死亡人口多。蒋正华提出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这和科尔的估计的8626万人仅少327万人），他估计的正常死亡人数高达6602万人（这个数比科尔的5840万人高出662万人）。 我不知道6602万人这个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但我们可以用蒋正华提出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用他修正后的死亡率求出正常死亡率，再用他修正后的每年平均人口数，算出每年的正常死亡数；总死亡数减去正常死亡数，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我们起点用1955，1956，1957三年平均数，终点取1964，1965，1966三年平均数，用他提出的三组死亡率分别计算： 按西安交大学报数据计算： 正常死亡率＝[（12.68+12.80+13.01）/3+(12.64+10.86+9.60)/3]/2=11.93（‰） 按11.93‰正常死亡率，用蒋正华修正后的历年年中人口，可以算出每年正常死亡人数，6年正常死亡人数总共4685万人。蒋正华算出的6年死亡总数8626万人减去4685万人，则非正常死亡为3941万人。 按《中国人口.总论》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14.10‰，由此计算出的6年正常死亡人数为5538.5万人；则6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760万人； 按《中国人口年鉴，1987年》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17.36‰，6年正常死亡人口为6818.8万人。6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1478万人。 蒋正华在1987年发表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此文收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年》上）一文中正式公布大饥荒年代非正常死亡1700万，原因在于这篇文章中他公布的大饥荒以前各年的死亡率比前两组数字要高得多，从而算出正常死亡人数高，非正常死亡就自然少了。 上面我用蒋正华估计的总死亡人口，用蒋正华修正后的死亡率算出正常死亡人口，从而求出非正常死亡人口。 我再换一种方法验算，还是用蒋正华修订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修订后的每年平均人口，计算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年中人口 某年少出生人口＝（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当年年中人口 由于他提提供了三组数据，我们还得计算三次，其结果如下： 用蒋正华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计算：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3.36-11.93）×64354＝92.03（万人） 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7.29-11.93）×64999＝348.39（万人） 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32.40-11.93）×65504＝1340.86（万人） 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6.52-11.93）×64932＝298.03（万人） 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3.60-11.93）×65489＝109.36（万人） 在1958年到1961年四年间，非正常死亡为2188.67万人。 用西安交大学报数据可以算出四年少出生人口为2821万人（1958年为377.1万人，1959年为674.7万人，1960年为883万人，1961年为886.3万人）。大饥荒对人口的总影响为5009.9万人。 用蒋正华《中国人口.总论》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337万人（1958年为204万，1959年为317.2万，1960年为1124.7万，1961年为681.1万），少出生人口为2868.5万人（1958年为359.1万，1959年为568.1万，1960年为875.1万，1961年为1066.2万）。大饥荒对人口总影响为5205.5万人。 用《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209.9万人（1958年173.1万，1958年620.1万，1960年830.8万，1961年455.2万，1962年30.8万）。四年少出生人数为2748.9万人。大饥荒对人口总减少为4958.8万人。 以上用蒋正华的数据从不同的角度计算，都不能得出非正常死亡1700万的结果。按数学常识，一种方法计算是否正确，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验算。但不知道为什么验算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出入？ 为什么蒋正华同一种方法得出三组不同的数据？为什么提出与前一组数据不同的数据时，不作为什么不同的说明？为什么用他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都远远超过他的1700万的结论？2002年6月我曾就此写信向蒋正华求教，他没有答复。此时，我冒昧猜测，蒋正华最早用《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算出非正常死亡超出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过多，就提出了后两组数据。后两组数据主要是提高正常死亡率，其目的是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办法来减少非正常死亡数，从而减少政治风险。他发表的三组数据中，官方性最浓的《中国人口年鉴，1987》上正常死亡率最高，可能出于这种考虑。他做的毕竟是国家下达的课题啊！ 我不愿意停留在猜测上，2005年6月再一次将三年以前的信寄给蒋正华，10月19日，终于收到了他的回信（手写，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信签，信签抬头是黑字，显然发给我的是复印件）。为了供读者研究，现将此信全文公布如下： 继绳同志： 收到来函，以事烦未即复为歉。 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动情况是国内外都关心的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在历史上讲清的一段往事。外国学者对这几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的推算是以1957年或在此前死亡率与1964年前后死亡率或1964年死亡率为基准，估计其间正常死亡率水平，与实际死亡率之差即非正常死亡数。这样的估计有两个最大的误差，第一，每个年龄人口死亡率不同，采用总死亡率不能考虑到1957年到1964年中国不同年龄人口死亡率变化模式的影响。当时的死亡率水平下，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较快，其它年龄段死亡率变化较少，或基本不变。第二，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老年人相对较多，因为这部分人受不利生活条件冲击较为严重，逃离最不利的环境的能力也差。因此，有的学者获得的计算结果高于实际。我们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获得了很好的数据，在第四、五两次人口普查后，我们都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两次普查数据质量都不及三普，因此我认为可利用的详尽的死亡率分年龄资料仍以这次最可靠。我们利用1982年数据构建了年龄别的生命表，并利用优化拟合的回推技术，再现了历史上各年的生命表，据此计算1957年到1965年的死亡率与非正常死亡率之差从方法学而言比外国学者更加严密，我们的优势是成瑞同志大力支持，提供了三普的微观个人数据。 三组数字有所不同的原因是优化拟合回推时，需要采取历史上的时点的基准数，优化技术也可以有总体优化和年龄组优化的不同准则。历史上的基点可以用一年的死亡率，也可以用一年前后的平均值为准，也可以对每一年的死亡率都进行拟合，最早在西安交大学报上发表的就是采用总体优化和时点基准计算的结果，年鉴数据发表时，我们已经用总体拟合了历史上每一年的死亡率，生命表的结构就有了变化。“中国人口.总论”的数字计算中，我们在优化技术上又进行了改进，采取了分年龄组的优化方法，从方法学上看是最严密的，我个人认为这个结果是我可以推荐你作为参考的基准。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现在的印象三次计算相差不过200万左右，1700万是取其整大数，待我找到原始材料当可提供直到个位数的计算结果。 以上情况供您参考，您在退休后仍关心国家大事，拳拳之心令人起敬。匆匆，顺祝 秋安 蒋正华 17/10，2005 蒋正华的回信没有完全解释我的疑惑。蒋正华说用三组数据计算的结果相差不过200万人，我在上面用三数字分别计算的结果的差异显然超出了200万。他说三组数字其所以不同，是因为对数字不同的的“优化”。蒋正华的“优化”的技术的问题，人口统计学者会作出科学的评判。三年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蒋正华的1700万为国内的主流所接受，被视为权威数据。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偏低了很多。 丁抒的研究 研究三年大饥荒人口减少的第二位是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丁抒。他认为： 一，如果有可靠的死亡率，则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某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前一年年底人口数 二，如果有可靠的出生率。则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该年年底人口-[1＋（出生率-正常死亡率）] ×前一年底人口数 由于没有可靠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他将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10.08‰），如果不发生大饥荒，死亡率应当是逐年下降的，选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各年正常死亡率，不会低估正常死亡率，从而不会高估非正常死亡率。他认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62年的出生率可信（37.01‰）。由于不能得到每年可靠的死亡率，他只能用上述第二个公式计算。 丁抒计算的结果是，从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3500万人。这个数是以统计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数字为依据的计算结果。 然而，丁抒不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总人口数据，因为统计局公布的年底人口数和人口增长率互相矛盾。但他认为他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比较可信。他同意金辉的判断：“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而人口增长率就是他们保留的真实数据。所以，丁抒以人口增长率为依据，推算出则非正常死亡为4400万。（丁抒：《人祸》附录：“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丁先生远在国外，他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他的叙述中，对中国人口统计数据的形成过程不甚了解，还相信什么“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我觉得其计算结果不可靠，只能作参考。 金辉的研究 上海的金辉先生也提出了一个数字。1993年，金辉先生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1960年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根据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521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 金辉先生虽然计算方法不同，但还是用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并没有对数据进行修正，他的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陈一咨的数据 [英]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在他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一书中透露，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曾告诉他，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死于饥饿，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5000万到6000万。这份资料的准确性得不到检验，迄今少为人引用。 曹树基的研究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他的作法是，采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再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资料，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确定各地灾前灾后人口，藉以再求出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具体作法是：以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为基础，根据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口。用1958年人口减去1961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再加上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所得为减少人口或称全部减少人口，再加净迁移人口，所得为这一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人口普查资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是其它任何资料所不可替代的，这是本项研究赖以进行的基础。地方志资料虽然不完整，但从抽样的角度看，却已足够。两套资料的配合应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误差，排除错误。可以最大限度地求解大饥荒造成的各府人口损失，并借此求得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进而求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他研究的结果是：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 我阅读了曹树基的专著《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 ，我觉得他以清代的“府”为单位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比较可取，这可以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多次行政区划的变化造成的影响。他的方法我还要作进一步研究。 五、我基本同意王维志的结论 我在这里要重点介绍介绍另外一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位学者就是王维志。 王维志，1955年到1959年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学习人口统计专业，1959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过很短一段时间后，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20世纪六十年代初王维志曾到一些省去核实人口数据，了解了更多的实际情况。80年代以后，到中国社会科院人口所从事研究。他对中国人口统计的理论和实践十分熟悉。王维志认为，蒋正华提供的1700万非正常死亡数据偏小，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他的研究结果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300万-3500万人。 王维志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对已经公布的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数据进行了修正。 表格 中国政府已公布的上述数字相互矛盾，三年累计，按总人口增加数计算，减少135万人，按自然变动算，却增加622万人，两者差额为757万人。究竟哪个对呢？王维志认为，这两笔数都有问题。他分析，1959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的情况已经开始。这一年自然增长677万比上一年的增长数下降40%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而总人口增长1213万，只比上一年少增128万，增长率仍然保持1.8%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是，当时不少地方不相信人口增长速度已经减慢，为维持较高的增长率有意多报人口。对1960年来说，总人口减少1000万，自然变动减少304万都是偏低的。实际减少人口还要多。一方面有意多报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报死亡人数。1961年总人口继续减少，而自然变动却增加了249万人，两者方向相反，数字也都是不准确的。 根据1964年人口普查资料回推，1961年人口应当是64508万人，比原统计数减少1486万人。这就需要对三年困难时期总人口和自然增长人数重新估计。王维志做了以下假定，1959年按自然变动计算，人口增加677万人。1960年和1961年共减少2163万人，比原来统计数减少1348万人多减少815万人。王维志将这多减少的815万人调整到1960年和1961年两年里。即将1960年的原统计总人口减少1000万调为1500万，1961年原统计人口减少的348万调整为663万。见表23-13。 表格 公安部公布的三年的出生人口是：1959年1647.4万人，1960年1389.3万人，1961年1188.6万人。 如前所述，当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人口可以得到国家的供应指标，出生人口漏报较少，所以假定这些数字是准确的。当年的出生人口减去当年的自然增长人口，就是当年的死亡人口： 1959年死亡人口=1647.4-667＝980.4万人 1960年死亡人口=1389.3-（-1500）＝2889.3万人 1961年死亡人口=1188.6-（-663）＝1851.6万人 三年总死亡人数是以上三项相加，即5721.3万人。在这总死亡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人口，即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饿死人口）。1958年死亡人口为781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页），王维志仅粗略估算，将781万人作为1959-1961年三年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数，则1959-1961年三年正常死亡为2343万人，总死亡人数5721.3万人中扣除正常死亡的2343万人，则非正常死亡为：5721.3-2343＝3367.9万人。即三年饿死3378.3万人。 其实，1958年四季度有些地方已发生饥荒，这781万人比正常死亡人口要多，若按1956-1958年三年平均死亡人口作为正常死亡人数，即（706.2＋687.5＋781.1）/3＝724.9，则1959-1961年正常死亡人数为724.9＊3＝2174.7万人，将总死亡人口的5721.3万人扣除2174.7万人，则三年饿死人口为3546.6万人。 按王维志的修订数，1960年的死亡率应为44.33‰，而不是统计年鉴上的25.43‰。44.33‰这个死亡率和班久蒂估计的44.60‰、卡洛的40.76‰接近，高于科尔的38.8‰，更高于蒋正华的31.25‰（《中国人口•总论》数）、31.58‰（李成瑞书中数）和32.40‰（《西安交大学报》数）。 王维志上述工作是以他多年的实际经验和亲身体验对统计数字进行调整的。他是学统计的，当然熟悉数学工具，但他没有用复杂的数学计算。他知道各地报上来的数字是多么不准确，如果用精确的数学工具来处理这些数据，显得滑稽。 金辉、曹树基、王维志几位中国学者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250万到3500万之间，他们三人用的方法不同，却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但是，金辉、王维志没有考虑1958年和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因为1958年冬和1962年春，一些地方有饿死人的现象。曹树基的计算中虽然包括了1958年和1962年，但他计算中小规模的人口死亡无法发觉。有些地区计算中有遗漏。如果加上1958和1962年两年的饿死人的数字（按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是，1958年为181万，1962年为42万，共计223万人），则大饥荒饿死人在3500万到3700万之间。取其中数3600万。 据我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十多个省对大饥荒课题的调查，我认为，同所有中外学者的数字比较，3600万这个数字比较接近实际，但还是低于实际。例如，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认为，四川饿死人数在1200万人（本书前面用省的官方数据计算结果为797万）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安子文在文革期间下放安徽时考察结果，认为安徽饿死500万人（本书前用省的官方数据计算结果为226万）。在大饥荒期间曾负责亳县统计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梁志远（他当时担任亳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以亲身经历证明，非正常死亡统计数据远远低于实际情况（见本书《安徽不安》一章）。亲历者提供的数据远远多于现有的各种统计数据，也高于王维志的数据。 在人口减少中，本书计算没有考虑各省净迁出人口。如果考虑这一因素，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少一些。但不会少很多。这是因为流动人口的数量是有限的。据当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提供人的数字，1960年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省内流动人口为600万人，省际流动远远小于这个数。 省内流动不会影响我上述各省非正常死亡数字，省际流动对我上述计算有一些影响。因此，我将廖伯康、安子文、梁志远等亲历者所说的情况抵消省际流动的数字。全国非正常死亡还是按3600万计。 根据以上分析和多方面听取意见，我估计，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 第二十四章 大跃进狂澜中的国民经济 尽管粮食生产非常重要，但国家的总体经济状况更为重要，如果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一旦出现饥荒，国家可以从国外购买粮食。所以解决饥荒问题的关键是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不能仅限于增加粮食生产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状况。 1958年8月16日到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对1958年的形势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17个问题，其中，重点讨论了当年的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正是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李锐说，如果说大跃进是狂风巨浪，那么，北戴河会议就是洪峰的最高峰。8月31日，薄一波在工业书记会上作总结发言，传达了毛泽东一个惊人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 一般的超英赶美已经不够气魂了， 要变成四个美国，还要成为老大哥苏联的一倍。人们的思想更加狂热。 这次会议不仅就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还提出了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办法，这就是“拔白旗”和“插红旗”。所谓“拔白旗”，落实到基层就是对大跃进有不同看法的人施加政治压力，甚至批判斗争。“插红旗”就是对那些激进分子进行表彰。这样做的结果，形成了“正反馈”机制，使大跃进越来越向激进的方向偏移。 大跃进不仅没有使国民经济实现超越式发展，反而使国民经济落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1957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总值为369亿美元，日本只有297亿美元。1961年，日本的国民收入总值超过了中国，从此以后两国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一、农业跃进 粮食减产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的跃进就是要完成《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具体目标是，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如本书“粮食问题”一章所述，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1936年的3000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1967年粮食总产量只有4374亿斤。1996年才突破1万亿斤，以后一直在1万亿斤上下徘徊。可见，这个指标“冒进”了30年，当时却作为政治任务层层下达，非完成不可。 为了完成高产任务，各地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如，深翻土地，密植，开荒，大兴水利。而这些都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大兵团作战。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极为荒唐的瞎指挥和骇人听闻的强迫命令。其中的具体情况，在本书介绍各省情况中有详尽的陈述。 农业大跃进的前奏是水利化运动。1957年冬，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以后，各地投入了大量劳动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兴修水利是应该的，但要求过高过急，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在修水利过程中，又不讲科学，强迫命令，蛮干，好的出发点，就造成了坏的结果。 据统计，全国各地农村兴修农田水利每天的出工人数，从1957年10月的两三千万人，到1958年1月，增加到1亿人左右。到1958年4月中旬，全国农民投入兴修水利的劳动日共计130多亿个，完成土石方量250多亿立方米。有人计算，如果将这些土方铺成1米厚、66米宽的路，可以从地球铺到月球。 1亿农村劳动力兴修水利是个什么概念呢？1958年，全国人口为65994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55303万人，农村劳动力约有2.65亿人，即每2.65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人上了水利工地。这是全国平均而言，那些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投入的劳动力远远超出了这个数比例。在很多地方，每家都有人长期在水利工地上。 据水利部门当年统计，从1957年10月到1958年4月，全国扩大灌溉面积35334万亩，比解放后8年增加的灌溉而积还多29.3%。 显然，这个数是夸大了很多，是不可信的。不过，当年建设的水利设施，有一些到80年代还起作用。所以，对1958年的水利建设，不能全盘否定。但是，相当多的水利工程，有的没有考虑当时科技和经济能力，有的缺乏科学的勘探和设计，结果半途而废，既劳民伤财，又破坏了生态环境。1亿人上工地，消耗了大量的粮食，这是民饥荒的原因之一。 兴修水利是大兵团作战。在工地上的劳动者按军事编制。不分天晴下雨，不分白天黑夜，劳动都不停止。在水利工地上，干部摧残农民的情况相当普遍，特别是任务难以完成的时候，情况更为严重，打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当时搞水利化运动实行的是“三边方针”：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使很多工程仓促上马，半途而废。修成了的，也留下了很多后患。 在耕作上，一反农民千百年的犁耕的习惯，要农民用铁锨搞深翻。过去农民犁耕的深度20厘米左右，现在用铁锨深翻深度要求一米以上，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还把上面的熟土埋到深处，把深处的生土翻了上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深翻时候，田头红旗招展，上百个劳动力，每人一把铁锨，站成一横排，像运动场上短跑比赛一样向前挖掘。领导人还组织学生们在田头敲锣打鼓助威。 水利化运动和积肥运动，使得运输任务重。上级要求各地在搬运土方和肥料时，用手推车取代扁担。于是，各地又大搞“车子化”的群众运动。为了造车子，不仅砍树，还把农民家里的板凳也拿来做车子。有了车子，为了提高速度，上级要求给车子装上轴承。于是又搞起了“轴承化”。轴承哪里来？发动农民自己制造。于是，千家万户拿起铁锤砸铁珠子。农村铁匠把这些珠子镶嵌在大小两个铁圈之间就算是轴承。显然，这样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浪费了。 农业大跃进，不但没有跃上去，反而大幅度下降。和1957年相比，1961年粮食产量下降了24.3%（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粮食部的数字，减少了26.4%――本书作者注），棉花产量下降了51.2%，三种油料下降了57.1%，，林牧副渔也大幅度下降。耕畜减少了28.8%，中小农具减少了25%，旧式中型农具减少了40%左右。 1959-1961年，农业总产值连续三年下降。按可比价格计算，1960年和1961年的农业总产值低于1952年。按当年价格计算，1960年农业总产值低于1952年。详见表24-1。 表格 本表中农业总产值为当年价格。农业总产值不变价格曾有三次变动，因此表中的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从指数可以年出各年农业发展速度。 （未完待续）
平壤往往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来寻求外界关注，比如试验核武器，发射弹道导弹，一发射，国际社会立即就会有反应。久而久之，就多少像“狼来了的”故事，国际社会既无法震慑金正恩收回核野心，对其宁肯让人民饿着肚皮也要不停地核试验渐渐淡而化之。拜登政府需要紧急处理的事情又太多，朝鲜问题已不再是美国的重点。就在这时候，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使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一招。 一直以来，金正恩虽然视韩国为“不共戴天”的“头号敌对国”，时不时威胁要将其“核平”，但从来没有放弃与韩国“统一”的目标，他的爷爷金日成当年挑起朝鲜战争也是打着统一的旗号。可是这个星期二，朝鲜官媒报道，金正恩正式宣布放弃把与韩国统一作为主要政策目标。金正恩在宣布这一令人惊异的重大变化时称，朝鲜不再将韩国看作“和解与统一的对象”，而是视其在必要时用核战争征服的敌对国家。 金正恩的宣示令人不可思议，而且他下令修改朝鲜宪法，删除“和平统一”、“三千里锦绣河山”，甚至不再将韩国人称作“同胞”。至少从“统战”的意义上讲，这些说法或提法都是指向南北韩统一这一金氏王朝建立以来就已确定的目标，现在，竟然可以不认韩国人为“同胞”，难道是金正恩觉得，既然统一无望，干脆把对方从同胞中开除，不要存“三千里锦绣河山”的念头，从此省心算了。 不然，金正恩下令删除“和平统一”、“同胞”等说法时，要求宪法上写入：“在朝鲜半岛爆发战争时，完全占领、平定、收复大韩民国且将之纳入共和国领域的问题”。金正恩的表述相当杀气腾腾，好像删除和平统一，是为了更好地去战争征服，去掉温馨的、容易唤起朝鲜民族记忆的词汇，是为了杀起来更顺手，毁灭也在所不惜，管它什么三千里锦绣河山？ 朝鲜官媒还说，为了落实金正恩的指令，朝鲜议会废除了所有促进与韩国交流的机构。韩国方面也表示，朝鲜已在过去一周里关闭了促进半岛统一的广播电台和宣传网站，金正恩还下令拆除了宣传和平统一大业的纪念碑。金正恩说，他的军队正在为“一次伟大的革命事件”做准备。 纽约时报援引首尔韩国国家统一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洪敏表示：“当朝鲜威胁要对同胞使用核武器时，它已面临一种自相矛盾。当朝鲜放弃半岛统一的想法，并将韩国定义为与其没有外交关系且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对国家时，这种矛盾就消失了”。 如果这一分析有道理的话，这是一种何其疯狂的“自相矛盾”？令人疑惑的是，朝鲜政权几十年一直是这一表述，和平统一是幌子，同胞是标榜，根本上是要夺取韩国，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刻需要化解这一“矛盾”，抛弃幌子？那就是一点掩饰都不要，赤裸裸去侵略了？ 现在需要探索的是，金正恩的真实目的是什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在‘朝鲜真的要发动战争了吗’一文中援引他视为“两位极为可信的专家”的结论：“金正恩已经做出发动战争的战略决定”。但“他们并不确定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在何时发动袭击，也不确定袭击将以何种形式发生。” 两位专家一位是为美国中情局、国务院分析朝鲜问题已有半个世纪的卡林，另一个是曾七次访问朝鲜并深入接触过朝鲜核项目的斯坦福大学核专家赫克。 不过，‘北京之春’荣誉总编胡平这样推理：“如果你是金正恩，如果你想发动攻打南韩的战争，你是以统一的名义好呢，还是以举世公认的侵略的名义好？当然是前者。由此可见，当金正恩说他放弃统一，不应该理解为他想发动对南韩的战争。”
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侵朝日军精锐于釜山登陆，之后仅半个多月就攻占了王京，六月攻陷平壤，短短两个月就占领朝鲜近乎全部国土。 消息传至大明，朝廷热议，主要分两派观点：一：朝鲜是兵家必争的门户，应立刻出兵援助，虽日本现在进攻的只是朝鲜，真正目标却是大明，就算明、朝两国合力抗日也难说必胜。二：朝鲜是大明的藩国，只有小弟为大哥服务的道理，哪有大哥要为小弟服务的。 最终主战派占据上风，万历皇帝拍板决定出兵援朝，君臣达成一致。尽管万历二十年左右大明出现各种问题，但应该肯定此时对外抗敌的果断，这是万历朝鲜战争获胜的基础因素。《明史纪事本末》载：“廷议以朝鲜属国，为我藩篱，必争之地，遣行人薛潘谕其王以匡复大义，扬言大兵十万，已擐甲至。”明廷一面严肃告诉朝鲜国王要负起保卫疆土的责任，望风而逃不该是国君应有的行为；一面安慰说将派十万大军施援。 但明军主力还没那么快集结。上期提到，自万历二十年二月宁夏哱拜叛乱，明军的聚焦点在西部。而且就在日军于朝鲜土地上烧杀抢掠时，大明的重量级人物、万历皇帝的得力骁将李如松正在宁夏平叛。李如松四月接到任命到宁夏统领兵马，所幸平叛耗时不久且大获全胜。九月，兵部接到来自宁夏的捷报，皇帝与朝廷大悦。平哱拜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之一，李如松这一征全胜后，接下来便是奔赴朝鲜参加第二大征。 （图：Adobe Stock） 在讲李如松赴朝鲜后叱咤风云的事迹前，我先介绍一下这位英雄和他的家庭。 将门虎子 李如松在晚明军事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名声甚至远播海外。值得一提的是，李如松在万历年间被任命为提督，是大明自15世纪中叶以来第一个担任掌军提督的武将。明朝自1449年土木之变后，抑武风气愈加严重，这样做有利有弊。弊是导致武将可以不必动脑，因受文官压制而失去锐气。李如松则是智勇双全的难得将才，《明史》说他“骁果敢战，少从父谙兵机”。他有武将应有的血性，从不阿谀奉承；在军中讲义气，每当拿到战利品，没等登记便将其赏给士兵；甚至有时自负跋扈。他打仗时一马当先，很受将士欢迎，却屡遭弹劾。 有官员担忧李如松成为下一个造反的非汉族武将，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唐朝安禄山的教训。《明史纪事本末》说：“时言者谓李氏握重兵，不宜拒虎进狼。”他们这个家族祖上曾逃往朝鲜避难，后来内附至辽东，此时已十分显赫，手握重兵。 李如松可谓将门虎子，整个家庭人才济济，不亚于宋朝杨家将。他父亲李成梁最厉害，《明史》赞誉“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李成梁的儿子中，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桢、李如樟、李如梅皆坐到总兵官的位置，李如梓、李如梧、李如桂、李如楠皆为参将。 （图：Adobe Stock） 李家父子虽高调，却忠于大明。万历皇帝力排众议重用李如松，暂不论万历其他方面多糟糕，单论对李如松用人不疑这点是非常明智的。 曲折抗战 缓兵和谈 在李如松援朝大军渡鸭绿江前，大明的先头部队进展不顺，惨丧五千兵马。 1592年七月，明军游击史儒带领辽东两千兵马进入朝鲜，想从日军手中夺回平壤。可惜他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 最保险的做法应该是先联系当地朝军，摸清地理环境和敌情，然后汇报给后面的明军，但大抵因为所率辽东兵英勇善战，所以他敢直接向平壤进军。结果“不谙地利，且霖雨，马奔逸不止，儒战死。”（《明史纪事本末》） 偏逢下雨，条件不利于骑兵，且不熟悉地理环境，史儒的军队被日军全灭。 其后，副总兵祖承训率三千兵马进入朝鲜，一度攻到平壤城下，但遭遇日军强势反扑。当时日本有一种战术叫三段击，持鸟铳轮换射击，弥补了弹药装填速度慢的弊端。 祖承训三千兵马很快丧命，最后“仅以身免”（《明史纪事本末》）。祖承训逃回后汇报前线战况，一时震惊朝廷。此时明朝更意识到这些日军大不同于昔日东南的倭寇。但大明不缺火器，在之后李如松的攻城战中，热兵器将发挥重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万历朝鲜战争中，热兵器都占据重要地位。明廷此后加强重视，任命兵部侍郎宋应昌为辽东备倭军务的经略。 （图：Adobe Stock） 当时日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日军第一军团的统帅小西行长很清楚之前和明军只是小打小闹，明方真正的大部队不容小觑；而且朝方李舜臣所率海军对日军造成不小的打击，日方在海上不占优势。于是小西行长打算以和谈为缓兵之计，暂使明军麻痹大意。《明史纪事本末》称：“诈谓不敢与中国抗，以缓我师。” 八月，小西行长派使者见宋应昌，说日方不愿与大明为敌，不妨进行谈判。小西行长既是日本战国名将，也有经商经历。商人思维重变通，和谈与否就看是否利益最大化。 同时明方也需要缓兵之计。兵部尚书石星认为首战出师不利，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就谈吧。朝廷便开始张榜招贤，寻找精通日语和日本国情的人才。不久后有个嘉兴人应募，名叫沈惟敬。他不仅懂日语，也会武功、跟日本人做过生意、有打倭寇的经验，嘉靖年间曾将总督胡宗宪从乱军中救出。假如这是一次公司招聘，他的履历可谓相当丰富了。 获得头衔后，沈惟敬入日军营和小西行长展开谈判。他责问日本为何侵略，之后双方约定停战五十日。这五十日过后，沈惟敬又一次凭口才说服小西行长延续停战。小西行长表示，愿意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全归朝鲜。沈惟敬对这个谈判结果很满意，但朝廷对日本是不太相信的，“廷议以倭多变诈，未可信。”（《明史纪事本末》） 沈惟敬在敌营内毫无惧色，给日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此他回应称，唐朝的郭子仪单骑就能说退敌兵。 （图：Adobe Stock） 沈惟敬的谈判有重要意义，至少他为明军争取到充足的调兵、军械和粮草筹备时间。 “春来杀气心犹壮 此去妖氛骨已寒” 大明集结的援朝东征军分三大部分，代表当时全国最精锐的部队：1、辽东铁骑；2、南方兵，其中最强的是戚家军；3、宣府、大同、蓟镇、保定等北部守边将士。 十二月，朝廷任李如松为东征提督，万历皇帝特赏大军白银十万两作为犒慰。李如松内心并不高兴，因为沈惟敬的和谈结果令他怒发冲冠——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国土尽归日本，岂有此理？！李如松当即骂沈惟敬奸邪，要斩他。这时身旁的参军劝李如松息怒，说“藉惟敬绐倭封而阴袭之，奇计也。”意思是留著沈惟敬，可以用他制造假象迷惑日军。李如松同意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明军誓师东渡。四万大军行至鸭绿江时，放眼望去，天水一色，万山群峰出没云海。监军刘黄裳慷慨誓言：“此汝曹封侯地也！” 到达朝鲜后，李如松题诗一首，赠予朝鲜领议政柳成龙： 提兵星夜到江干，为说三韩国未安。明主日悬旌节报，微臣夜释酒杯欢。 春来杀气心犹壮，此去妖氛骨已寒。谈笑敢言非胜算，梦中常忆跨征鞍。 （图：Adobe Stock） 渡江援朝之时，李如松43岁。刚在西北大捷，得知东北有难，立刻中断庆宴，星夜兼程赴前线，只为精忠报国。他道正月春来，明军气盛，必将荡尽倭寇；与君谈笑风生并非因为胜券在握，回想半生戎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惟有初心坚定不改。 拔刀相见的谈判 李如松派沈惟敬告知小西行长，将举行册封小西行长的封典，实际上是打算借此机会攻城。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李如松大军抵达肃宁馆。小西行长听闻后，派20名牙将找李如松谈判。有意思的是这次谈判很快就演变为武斗。 20名日方代表在会面时出言不逊。李如松是脾气很倔的人，下令将他们绑起来。这20人突然拔刀，双方展开格斗，最后明军只逮到3人，其馀17人逃走。 （图：Adobe Stock） 逃回去的17人将经过告知了小西行长。小西行长对沈惟敬说，肯定有什么误会，于是派亲信到明军营再谈判一次。这次双方都很和气，李如松以礼相待，约定正月六日在平壤城下会面。 李如松智取平壤 互不上当 无论是小西行长还是李如松，都知道封典和谈判是计。正月六日，李如松抵达平壤城下，小西行长站在风月楼上，日军身穿花衣夹道欢迎。 与花衣喜庆氛围大不同的是，李如松在城下安排将士准备攻城。明军犹豫之际，日军发现不对劲，立即关闭城门进入防守状态。《明史纪事本末》称：“行长伫风月楼候瞻龙节，倭俱花衣，夹道迎候。如松分布将士，整营入城。诸将逡巡未入，形已露，倭悉登陴拒守。” 双方都在施障眼法。小西行长不亲自出城，日军摆出迎接受封的架势，其实是想引诱李如松进入埋伏圈，但未能成功，因为李如松就是来攻城的。这是双方在平壤过招的第一回合，不分胜负。 下一回合由日军发起：夜晚，日军偷袭李如柏的军营，没能得逞，当夜就被击退。 一月八日黎明，大决战拉开序幕。 平壤城上日军火枪、弓箭、重石、沸水齐下，弹林箭雨，战况惨烈。李如松亲自督军主攻东南门，并派“朝鲜兵”攻西南门，杨元攻小西门，李如柏攻大西门。 （图：Adobe Stock） 斩逃兵 因为明军攻城重点在东南，所以日军其他城门的军力往此处增援，这里的明军最危险。当时有些明兵看到头上密集的箭矢，心生怯意，开始向后溃逃。 李如松当即冲上前，手中利剑一挥，将逃在最前面的士兵斩于马下。其他士兵见此，大为震动，不敢再退却。同时李如松又招募死士援梯钩攀城直上。《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都记载了如松斩逃兵一事。 史书还纪录了这样一幕：李如松的战马中弹，立刻换马继续作战。马又掉进堑中，但他锐气丝毫不减，手提缰绳一跃而出，继续投入紧张的战事中。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平壤城正打得激烈时，其北边的牡丹峰上驻有一支日军，与平壤形成犄角之势。他们准备瞅准时机下山袭击明军，却突然发现，不知从哪冒出一群明军悄然攻上山来。 率领这支明军的老将名叫吴惟忠，是戚家军的好汉。在指挥时，吴惟忠胸部中弹，不顾伤痛仍一边高喊一边督战。这队明军很快就占领了牡丹峰。 （图：Adobe Stock） 卸伪装 露真甲 反转最大的是西南门。攻西南的“朝鲜兵”像霜打的茄子，攻城很不积极。城上的日军坐看他们的笑话，觉得这边守城任务太轻松，因此很多日军调往别处。突然，城下的“朝鲜兵”动作加快，脱下外衣。日军定睛一瞧，里面穿的分明是明军铠甲！于是仓促应战，但为时已晚。 原来，李如松提前安排祖承训等明军穿上朝鲜兵的军装，用以迷惑日军，因为日军看不起朝鲜兵，定会轻敌，防守空虚。 西门也采取了类似的迷惑战术。明军起初攻城节奏不快，突然后方将重炮推上前，在猛轰之下炸破城门，李如柏旋即率兵攻入城中。 当时大明有约100门大将军炮运往朝鲜战场，重炮方面比日军更有优势。明军还配有佛朗机炮、虎蹲炮、灭虏炮等小型火炮。朝鲜《宣祖实录》载：“诸炮一时齐发，声如天动，俄而花光烛天”。 （图：Adobe Stock） 毒火箭 明军还采用三波“火攻”：毒火箭、火箭、重炮。第一波先将毒火箭射入城中。很多日军躲进室内，因此明军再射一波火箭，房屋著火后日军被迫逃到室外。然后明军用大炮轰这些跑到室外的日军。 明军告捷 随著形势越来越有利，明军士气高涨，前赴后继。据朝鲜《宣祖实录》：“辰时接战，巳初陷城矣。”换算成现在的时间，早上7点至9点间开始攻城，9 点多攻陷，可见速度之快。 之后小西行长带日军残馀趁夜色渡江逃向龙山，行至半路，忽然从偏僻处冲出一支明军，原来李宁、查大受率精兵三千早已埋伏在此。日军再度受挫，明军趁胜追击，后来小西行长逃回王京时只剩下几千人。据日本的记载，平壤之战日军损失1万多人。《明史纪事本末》称：“是役凡得级千二百八十五，馀死于火及从城东跳溺无算……潜伏江东僻路，获级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 李如松此战获胜最重要的原因是知己知彼及各火器配合使用。他战前已将地形掌握得一清二楚，敏锐看出牡丹峰的重要性，且熟知日军轻视朝鲜兵的心理。 然而不久后，他将在碧蹄馆经历前所未有的惊魂苦战，与日本武士展开更激烈的对决；大明神箭手李如梅也将大显身手。请见下期。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17日在记者会上介绍称，总统普京与朝鲜外务相崔善姬前一天就韩半岛局势进行了讨论，双方商定在包括“敏感领域”在内的所有领域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这是俄罗斯方面对最近俄朝频繁互动在国际上引起不安作出的最新回应。 韩联社报导称，佩斯科夫说，双方重点讨论俄朝关系，并就最为紧迫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俄方重申朝鲜是我方极为重要的伙伴。前一天，克里姆林宫公布了普京与崔善姬会面的消息，但未公开双方具体对话内容。 韩联社还在报导中称，崔善姬和普京会晤时可能还讨论了军火交易问题。 俄罗斯方面表示，俄罗斯愿意与任何友好国家发展关系，俄罗斯与平壤之间的合作不违反任何国际协议。 据美国之音报导，俄罗斯总统普京自2022年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以来，就开始拉近与朝鲜的关系。两国领导人去年9月在俄罗斯远东会晤时承诺加强双方军事合作。国际社会质疑俄罗斯获得了朝鲜的炮弹和导弹援助，但朝俄两国对此始终予以否认。 崔善姬是应拉夫罗夫邀请1月15日至17日访问俄罗斯的。这是她自2022年6月担任朝鲜外相后的首次出访。
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即1592年至1598年，大明和日本在朝鲜展开了两场惊心动魄的对决，中方称其为“万历朝鲜战争”，韩国称之为“壬辰倭乱”，日本称之“文禄庆长之役”。万历朝鲜战争是16世纪东亚最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对明朝、日本影响巨大。 对于大明，与之前应对东南沿海倭寇不同，此次赴朝抗日是两国正规军的交战。早在朱元璋开国时，倭寇就已骚扰大明沿海，这些人主要是日本海盗，以走私为主，伤害与规模不大。但明朝后期，特别是嘉靖年间尤为严重。原本明朝一直与日本保持官方勘合贸易，然而嘉靖二年，日本有两派势力在宁波争贡，殃及当地居民，且有明军官战死，史称“宁波之乱”。因此明朝中止了与日本之间的勘合贸易，从此倭寇更加猖獗。嘉靖年间倭寇的组成人员也发生变化，《明史》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倭寇之中有很多是中国南方人，真正的日本人占比反而少。这些倭寇不属于正规军。明朝在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努力下平息倭乱。 然而侵略朝鲜的日军是身经百战、从日本战国时代磨练出的军队，对大明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万历朝鲜战争分前后两个阶段，两次都以明方胜利收场，虽然告捷，却消耗明朝大量财力，且当时大明最精锐的辽东兵损失很大，这些都是加速大明衰落的重要因素。万历朝鲜战争的胜利可谓是明朝军事最后的辉煌。甚至明亡后有朝鲜人自责说是他们拖累了大明，不过这只是片面之见，还有其他加速明朝衰亡的因素比此更关键。 在这场跨国作战中，大明诸多英雄人物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下面将带大家穿越层层硝烟，走近400年前明、日、朝三国间的金戈铁马、风云往事，综合各史料详细讲述过程及影响。 （图：Adobe Stock） 暗流涌动 欲知朝鲜硝烟之始，先从日本一代枭雄丰臣秀吉说起。 自1467年起日本进入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延续一百多年。16世纪中叶，一个名为织田信长的大名在群雄中脱颖而出。在他的追随者中，贱民出身的丰臣秀吉凭借建功步步高升。 1582年六月爆发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的得力部下明智光秀起兵谋反，信长死于熊熊烈火中。丰臣秀吉得知信长噩耗后讨伐明智光秀，势力迅速壮大，成为信长的实际继承者。1585年秀吉担任关白（类似宰相），经过征伐统一日本，成为日本最高实权统治者。 《明史》也对丰臣秀吉的称霸统一之路有所记载：“俄信长为其下明智所杀，秀吉方攻灭阿奇支，闻变，与部将行长等乘胜还兵诛之，威名益振。寻废信长三子，僭称关白，尽有其众”；“于是益治兵，征服六十六州”。 丰臣秀吉（图源：Kano Mitsunobu） 虽内乱解决，但自古战争机器出于惯性往往难以即刻停止。日本当时军队长期靠打仗吃饭，突然进入和平时期，在那时统治者看来无论是解散还是搁置都不合适，战争的惯性很容易引发叛乱，所以丰臣秀吉决定将注意力引向海外。 当时还有一个背景，明朝在隆庆年间解除海禁，对外开放极大促进中国商业发展，但考虑到之前沿海倭寇猖獗，所以仍将日本列入贸易“黑名单”。日本国土面积与物产有其局限性，加之当时白银开采量大，所以日本人希望以骤增的白银购买中国大量商品。但官方渠道走不通，走私也遭打击，日本便开始磨刀霍霍，图谋攻占整个大明帝国。 丰臣秀吉的计划是先以朝鲜为跳板，进而吞并中国，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 一方面，为清扫海上的障碍，日本要求琉球（今冲绳）、吕宋（今菲律宾）等国向其纳贡。《明史》载：“威胁琉球、吕宋、暹罗、佛郎机诸国，皆使奉贡。”琉球本是明朝的属国，日本担心琉球向北京透露情报，因此制止该国向明朝继续进贡，野心已经摆在台面上了。 另一方面，丰臣秀吉重新改编军队，分为九大军团；招募新兵；修建战船。《明史》载：“益大治兵甲，缮舟舰，与其下谋，入中国北京者用朝鲜人为导，入浙闽沿海郡县者用唐人为导。” （图：Adobe Stock） 那么，此时的大明和朝鲜情报是否及时？又在做什么？ 华侨急救国 朝廷竟无暇 我们先看一看大明帝国的准备状况。对于日本的蠢蠢欲动，明廷自然收到了情报，却不著急，倒是普通百姓比朝廷更著急。 万历皇帝和百官在忙什么？我在之前的文章谈到“争国本”，朝廷在为太子问题纠结、争论，万历皇帝不断拖延立皇长子为储君，无暇顾及海外之事，更没有重视日本的变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官员觉得日本距离远，想攻大明也没那么容易。另外，这时距张居正病逝已有十年，改革被废止，接任的内阁首辅张四维、申时行都较平庸，张居正雷厉风行的时代越行越远，国家又逐渐回到散漫状态。经济上，张居正改革为国库带来的丰厚收入也在消耗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爆发前，海外明人的救国行动及忧国忧民的态度。 （图：Adobe Stock） 有一位住在琉球的商人陈甲立即和琉球官员郑迥商议，希望能将消息带到故乡，提醒明廷早做准备。即使这样他还不放心，于是亲自回到福建，将所知所闻告诉福建巡抚赵参鲁。赵参鲁进而转告朝廷。兵部并没有太重视，但也做了些事，传递公文问朝鲜国王李昖有没有这回事。 朝鲜和日本往来密切，民间应该早就知道。“釜山与日本对马岛相望，时有倭户往来互市，通婚姻。”（《明史纪事本末》）而且万历十九年（1591年）五月，日本使者抵达朝鲜，说：下一年的春季将进攻大明，希望借道朝鲜。所谓“借道”就是占领，春秋时晋国要灭虢国，先向虞国借道，之后虞国还能存活吗？ 《明史纪事本末》载：“时朝鲜王李昖湎于酒，弛备”；“时朝鲜承平久”。朝鲜主要问题不是情报不畅，而是太平日子过惯了，军备废弛，君主安逸。朝鲜虽然在军事防御方面做了准备，但因长年太平，军民抱怨杞人忧天，进展十分缓慢。 （图：Adobe Stock） 有意思的是朝鲜国王李昖一开始的反应：“王但深辨向导之诬，亦不知其谋己也。”（《明史》）李昖向大明回复说，所谓日本要以朝鲜为向导攻打大明，应该只是谣言。 然而，朝鲜有一项举措非常正确，即破格提拔了一位看似平凡的县监李舜臣。在不久的将来，他将以感天动地之举，在大海上保家卫国，名垂青史，成为朝鲜人的英雄。 日本有一位华侨名叫许仪后，冒生命危险向大明传递情报。他原是大明的医生，后来被倭寇掳掠到日本，从此在日本娶妻生子。日本萨摩藩的藩主岛津义久的孩子生病，许仪后以高超医术救其一命，从此他成为岛津义久的御医。 1587年，岛津义久向丰臣秀吉投降，之后参与谋划侵略朝鲜。许仪后在他身边，自然得知此事。因担忧大明有难，而自己不便行走，许仪后于是联系了另一位在日华人朱均旺，托他送信至大明。 许仪后的信写得非常详细，而且预言准确。信中包含丰臣秀吉的简介、日军武器和兵力，称日军不习水战、不敌火攻，并预言日军进攻时间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春夏之间。 日本为防泄密，严禁商船出海并严查当地华侨。许仪后利用与岛津义久之间的关系，请求岛津放走一艘商船，因此朱均旺得以登船返回大明。临别之际，许仪后赠给朱均旺一首诗，最后两句写道：“霜台若问尘中事，惟道斯民苦尚忧。” （图：Adobe Stock） 许仪后和朱均旺传递的消息非常可贵。随著情报越来越多，明朝开始重视，另一面朝鲜向明廷通报了日本借道侵略之言以及侵犯时间。明廷因此向中国沿海军队发布警告，称要加紧备战防范日军。《明史》载：“十九年十一月奏，倭酋关白平秀吉声言明年三月来犯，诏兵部申饬海防。” 明朝确实逐渐认真起来，但不遂人愿的是，命运又安排一起事故导致明朝分身乏术——1592年二月宁夏出事，武官哱拜叛乱，朝廷要立即调兵平叛。 日寇渡海火速攻城 1592年春，侵朝日军2万人跨海攻占釜山，战争正式打响。《明史》载：“二十年四月遣其将清正、行长、义智，僧玄苏、宗逸等，将舟师数百艘，由对马岛渡海陷朝鲜之釜山。”朝鲜兵败如山倒，日军在釜山展开大屠杀。此前丰臣秀吉曾下令禁止入朝后伤害平民、掳掠财富，但这只是形式而已，事实上，杀红眼的日军对手无寸铁的百姓毫不留情。一时间，釜山血流成河，被杀的平民和战俘多达3万人。 日军登陆釜山（图：公有领域） 之后，由小西行长带领的第一军团、由加藤清正带领的第二军团分路北上，很快就直逼王京（今首尔）。朝兵望风溃败。身为一国之主的李昖弃城而逃，直奔平壤。 不仅放弃王京，他还下达了一道荒唐的指令，让次子暂代他管理国事，像极了宋徽宗仓促传位于钦宗之举，极不负责。国已不国，儿子继位后上哪治国？李昖还担心平壤不够保险，再奔义州，并派遣一批又一批使者不断向大明求救。《明史纪事本末》称“请援之使，络绎于路”。国君逃窜只会更一步瓦解军心，《明史》载：“倭遂入王京，执其王妃、王子，追奔至平壤，放兵淫掠。”可怜朝鲜大半河山沦入人间地狱。 当时朝鲜向明称臣，历任国王继位都需要大明批准，且每年进贡。小弟国破家亡，大哥不能不管。尽管大明最初轻敌，但接下来做得相当好，发兵援朝，力挽狂澜。期间，堪称明朝版“杨家将”的李如松兄弟将在朝鲜登场，在东亚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另，虽戚继光已故，但戚家军仍在，这些好男儿也将跨过鸭绿江，在寒风中书写精忠报国的伟绩，再展大明雄风。 （图：Adobe Stock） 当大明最强之师对决日本战国名将，会碰撞出怎样的悲壮故事与英雄豪情？个中风云往事，请见下回分解！
美国当局17日宣布重新将也门叛军组织“青年运动”（Houthi）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之后，美军表示已展开新一轮攻击行动”。而“青年运动”则继续在红海对商船进行袭击。 据美联社报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17日稍早透过声明指出，“国务院今天宣布，将‘真主虔信者’（Ansar Allah）列为“特别认定的全球恐怖组织”，从今天起30天后生效。”“真主虔信者”是“青年运动”的正式名称。 然而，这项举措显然未能发挥吓阻作用。“青年运动”发出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亚丁湾攻击一艘由美国拥有并经营、悬挂马绍尔群岛旗帜的散装货船。事件中无人受伤，船只有损毁，但仍能航行，已继续航程。 青年运动发言人萨雷（Yahya Saree）证实该组织向金科·皮卡第号发射数枚反舰导弹，精确及直接击中目标，行动以示支持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及回应美英侵犯也门。他扬言，青年运动会毫不犹豫地打击在阿拉伯海和红海的所有威胁来源，会报复美国和英国袭击也门。 路透社报导称，美国军方周三（1月17日）表示，摧毁了14枚“青年运动”的导弹，这些导弹原本已装配到位准备从也门发射。这是美军不到一周内第4度空袭“青年运动”。 美军中央司令部（United States Central Command）随后在社群平台X上发布声明，指称“青年运动”飞弹对该地区的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且“发射轨道上的这14枚飞弹…随时可能发射，因此美军行使固有权利和责任进行自我防卫”。 声明称，“上述攻击及我们采取的其他行动将削弱‘青年运动’持续肆意攻击红海、曼德海峡（Bab el-Mandeb）和亚丁湾（Gulf of Aden）国际与商业航运的能力。” 据美国之音报导，自去年11月以来，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民兵对该地区的船只发动袭击，发生约30起袭击事件，影响了来自50多个国家的公民、货物和船只，这使得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放缓，已有约2000艘船为了避开红海而改道数千公里。此外，胡塞武装分子还威胁或劫持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水手作为人质。 这些都引起了主要大国的警觉。欧盟外交官周二（16日）透露，成员国初步支持成立海军任务保护红海商船。
伊朗越境打击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逊尼派武装“正义之军” （Jaish al-Adl）后，巴基斯坦周四（18日）对伊朗东南部发动导弹袭击，造成9人死亡。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宣布，将在两国接壤地区举行大规模军演。 据中央社报导，1月16日，伊朗称其袭击了逊尼派武装组织“正义军”的据点，据称该组织在两国之间近 900 公里边界的巴基斯坦一侧避难。该行动导致2名儿童死亡，3名女孩受伤。 巴基斯坦外交部在16日当晚谴责“伊朗无端侵犯其领空”，并告诫此类单边行动“能够严重破坏双边信任和信心。” 17日，巴基斯坦谴责攻击事件、召回驻伊朗大使，并阻止德黑兰特使返回巴国首都伊斯兰马巴德（Islamabad）。 伊朗遭导弹袭击后，外交部已传召巴基斯坦临时代办，要求解释针对伊朗境内的攻击。正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巴基斯坦看守总理卡卡尔缩短行程，并于18日启程回国应对与伊朗的事态。 伊朗革命卫队则在18日宣布，将于伊朗东南部邻近巴基斯坦的胡齐斯坦省港口城市阿巴丹至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恰赫巴哈尔，举行大规模军演，数十架军机及无人机参加，模拟打击特定目标及进行防空训练。 据美国之音报导，正义之军被伊朗和美国列为恐怖组织，因为它为伊朗锡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省寻求更大的权利，这里是逊尼派俾路支少数族裔的家园。 据悉，伊朗经常指责巴基斯坦政府没有彻底阻止正义之军对伊朗发动越境攻击，但巴基斯坦官员称，逃亡的反政府武装利用伊朗领土上的基地策划对俾路支斯坦省的安全部队发动致命袭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