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尔本印裔男子持刀杀人 获刑27年面临遣返
2026 年 9 月 12 日
香港近期新一波的COVID-19疫情仍在持续蔓延，但更让民众人心惶惶的是，有一名确诊男子擅自从医院逃逸，不知去向。警方多次寻人未果后公布该男子的姓名等资料，请求民众协助检举，终于在旺角缉获逃逸53小时的病患李运强，并由救护车将他送回医院。 综合港媒报导，这名63岁的染疫男子李运强（第7379宗个案）于本月12日确诊，14日起入住伊利沙伯医院，至18日下午约5时擅自逃离医院。李男是香港首宗确诊病患潜逃失踪个案。 港警获报后多次搜索未果，于20日上午公布该男之照片与姓名，盼提醒民众，同时呼吁民众协助检举。卫生单位也派人赴该男之居住地消毒。 警方最终在20日晚间接获民众举报，在上海街将他截获，当时他全身都是黑色便服装扮，连口罩也是黑色的。警员当时疑没有防护装备，用封锁线将他围起，约半小时后由救护车将他送回伊利沙伯医院。 报导指，李运强居住在旺角花园街一带，身高约160公分，中等身材，蓄黑色短头发，逃跑时穿著医院病人服、深蓝色外套及运动鞋，并佩戴外科口罩。 有多位邻居表示，虽不认识李姓男子，但该男的行为非常自私，连累邻居。另一名受访者无奈地表示，最近才搬到附近居住，就遇到这种事情。 警方寻人程序挨批 由于事件引起街坊人心惶惶，使警方的寻人程序颇受批评。旺角区议员林兆彬表示，以往警方寻人时，曾作大规模搜索，今次却只在脸书发布照片通缉，区内老街坊未必能看到，“警方可以做多少少（警方可以多做一点），例如贴海报、派传单”。 根据现行程序，警方获报失踪案后，会搜集失踪者的相关资料，包括：姓名、身分证号码、别名、近照、最后出现时间和地点。若失踪者被列为“高危”，会即时派出军装警员或机动部队人员，到其最后出现地点及平日出入地点搜索。 而病患可以躲过重重限制，轻易地离开医院，也引来民众对港府的批评。但也有人呼吁应重视患者的心理情形并给予适当的支援。 根据香港“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相关规定，任何在医院、老人院、残疾人士院舍、幼儿中心、疗养中心或类似场所，进行检疫或隔离却逃走的人，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5,000元及监禁2个月。
日前，香港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被送到专门收容重犯的赤柱监狱，消息引发各界关注。对此各方也有不同解读，有的认为事属正常，有的却觉得不寻常。 香港多家媒体报导，黎智英18日从荔枝角收押所转送到赤柱监狱还押，但没有说明转押原因。 据中央社报导，一般而言，位于九龙的荔枝角收押所收容较经罪的囚犯，以及未经定罪的嫌犯等，而黎智英未被定罪，应属此列。而赤柱监狱位于港岛，一般囚禁被判终身监禁或较长刑期（一般为刑期12年或以上的甲级囚犯）的成年男性。 惩教署的网页指出，赤柱监狱是一所高度设防的监狱，收容两类别人士，一是男性成年还押在囚人士，二是男性成年定罪在囚人士，前者包括未经定罪的人。 对于黎智英被转送到较严重的赤柱监狱，有接近警方消息人士对中央社称，“由于黎智英的案件要等到明年4月才审理，需时颇长，转送赤柱监狱羁押及等候审理，事属正常”。 消息人士说，荔枝角收押所并非可作长期羁留之用，因为会不断有新犯人或羁押人士进入；另一方面，黎智英年纪大，所涉及罪行仍需要一段日子搜证，惩教署是基于其个人安全而作出这种特别安排。 不过，另有两方面熟识警方运作的消息指出，赤柱监狱专门收押甲级重犯，虽然也收容还押人士，但这种“转仓”不常见，认为事情较严重。消息人指出，赤柱监狱单独囚禁被收囚人士，看管极严。 另一个消息管道指出，黎智英被送到赤柱监狱，将会被单独囚禁，而他所涉及罪行也十分严重，因此被转到赤柱监狱作特别看管。 台湾监察院长陈菊表示黎智英不应被这样对待 对此，台湾监察院长陈菊18日在脸书上声援黎智英并指出，“犹记得当年美丽岛事件大审，即便前往军事法庭，我们也未曾遭受手铐或铁链的捆绑，41年后的今天，看到这样的画面，令人十分心痛。”她认为不论在任何国度，对待政治异议人士，应该用文明的方式，而不是如此野蛮的作为。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媒体人，黎先生始终选择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不曾离弃、不肯屈服，令全世界热爱民主的人都十分敬佩与不舍。 陈菊强调，今天在台湾，许许多多的人为黎智英先生发声，也期待香港撑住，全世界都在看著，不信公义唤不回，民主无罪，香港加油！
港区国安法通过后，香港多名民主派包括黎智英、黄之锋等被抓或入狱，因此部分国会议员提出位港人庇护的法案，希望能在本届国会结束前通过，不过《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目前被中止在参议院。 据中央社报导，周五（18日）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以担忧美国难民门槛降低、中国间谍涌入为由，阻挡《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Hong Kong’s People Freedom and Choice Act 2020）以快速通过的方式来过审，而法案几乎笃定无缘在本届国会通过。 克鲁兹（Ted Cruz）称，法案不是为了香港制定，而是为了民主党自己而制定；他指控民主党议员试图利用香港危机，以达成他们长年希望修改美国移民法律的目标。 克鲁兹特别指出，“在美国目前移民法律下，香港人本来就有资格成为难民，而且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时，也特别增加难民名额，并将其分配给香港”。 他针对法案称，《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恐会大幅降低美国难民门槛，导致连无法举证的人士都能取得难民身分。 克鲁兹强调：“没有理由降低这个标准，这么做可能增加了遭到中国政府利用的风险，他们可能会通过这个渠道送更多的中国间谍到美国来。” 克鲁兹也质疑，倘若民主党真的有心要对中国政府强硬，就应该以“一致同意”方式通过他的“剧本法案”（SCRIPT Act），让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更改电影内容的美国企业无法取得联邦政府资金或资源，例如美国娱乐影视公司迪士尼（Disney）。 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塔当场提出反对，致使克鲁兹的“剧本法案”连同“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18日双双闯关参议院失败。他还声称，“对今天结果唯一会感到开心的就是中国政府。” 根据美国国会议事规定，国会任期届满前未获总统签署生效的法案都将视同作废，须待下届国会卷土重来。 据美国之音报导，庇护法案为民主党籍众议员马里诺夫斯基（Tom Malinowski）9月底提出。在12月7日获众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无异议通过。 为了延续法案闯关气势，布鲁门塔（Richard Blumenthal）17日启动俗称“热线”机制，希望让法案跳过一般程序，不须在院会经过辩论及表决；他还在当天正式在参院院会要求以“一致同意”（unanimous consent）方式通过法案。 民主党籍的德宾在16日当天称，“他将与民主党籍布鲁门塔参议员一同在17日推动这项法案。这样法案可以且应该以无异议通过”。 他还称，“香港自治状态不断受到北京侵蚀，《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案》是美国国会能为香港争取民主诉求抗争者提供的迟来支持”。接著他补充的称，“我无法想象人们失去了他们的自由，害怕着中国政府的长臂管辖权”。 《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内容 根据这项未通过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内容来看，在法案生效后的18个月，美国应依据“移民与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认定由于香港特殊暂时情况，致使港人无法安全返回香港。 在此认定下，抵达美国时具香港永久居留身分并为“中国公民”，且法案生效后一段时间置身美国境内的人士，将被视为符合申请“临时保护身分”（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取得这个身分人士将能获得合法居留与工作许可。 此外，法案将助曾在香港抗争中担当“重要角色”的人士，加速难民与庇护申请，例如急救人员、媒体记者，及因参与抗争行动而于2019年6月9日至2020年6月30日间遭逮捕、起诉、居留或定罪的港人。这些人士的配偶、子女与父母也能享有相同待遇。
今年8月，12名港人在驾船逃往台湾申请庇护的途中，被广东海警拦截后押往深圳盐田看守所至今。12月16日，深圳市盐田区检察院发通报指，港人邓棨然、乔映瑜被以“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起诉，郑子豪、严文谦、张铭裕、张俊富、黄伟然、李子贤、李宇轩、郭子麟被以“涉嫌偷越边境罪”起诉；针对两名未成年者黄临福及廖子文，将在近日进行不公开听证。 据自由亚洲电台援引北京律师莫少平分析称，检查院起诉后，法院有几天审查是否正式受理。从正式受理开始，原则上，正常情况下应该3个月内开完庭做出一审判决。开庭之前至少十天要把起诉书发给被告人，但到底哪天开庭不好确定。 他预计法院可能采用视像形式审讯，十名涉案港人不会亲自上庭。 此外，一同被抓的两名未成年港人有可能不被起诉。 莫少平表示，检查院可能给予两位未成年涉案人一定的考验期，先不起诉或者直接做出不起诉决定。 港人家属委托的四川律师卢思位表示，考验期为期半年到一年不等。但由于此案没有先例，情况变得复杂，尤其将来在中国大陆还是香港接受“考验”还是未知之数。 12名港人的家属随后发表声明，要求当局向他们提供起诉书；允许家属委托律师面见涉案人及参与辩护过程；法院公开审讯案件；提早通知家属开审日期，并允许他们在抵达深圳后，无需隔离十四天。 但一些中国法律界人士认为，12港人案到了这个阶段，家属聘请的律师难以介入。 根据中国刑法，偷越边境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组织他人偷越边境则可判监两至七年及罚款，情节严重最高可判无期徒刑。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16日发声明，表示会把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列入（Religious Prisoners of Conscience）名单，委员会要求中方释放黎智英及其他因争取人权、民主及宗教自由而被拘禁的人士。 委员会声明指，香港警察于今年8月10日和12月2日先后多次以涉嫌欺诈和违反港区国安法拘捕黎智英，为至今遭该法起诉的最知名人物。委员会形容，黎智英是因参与政治活动，且公开批评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及宗教自由，而被中国及香港政府盯上。 委员会主席穆尔（Johnnie Moore）表示，中国必须立刻释放黎智英，以及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成员周庭和其他为民主、人权及宗教自由而被囚的人。他又称，会声援其他遭遇相近的人，认为一个强大和有自信的国家不会害怕公民的批评，而中国恶劣的人权和宗教自由记录完全不符其民族志气，促请世人团结反对中国的残暴行为。 委员会声明中介绍黎智英时，指他12岁从中国逃到香港，拥有英国国籍的他仍选择留在香港，反对中国共产党蚕食香港自由，亦公开为其天主教信仰发声，为中国的天主教会争取信仰自由，并关注香港未来的宗教自由。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属联邦政府旗下，由国会授权成立，以独立及跨党派模式运作，监察海外的宗教自由情况，并向国务院和总统提供外交政策建议。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受访认为，黎智英被列入宗教良心犯名单，反映美国刻意以高调和具体行动声援黎智英，并将对香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关注，扩大至宗教自由的问题，冀引起更多范畴人士关注香港的人权问题，不排除日后有跟进行动，其他国家亦可能会跟随。
香港建制派知名人物、撑警大联盟创办人李偲嫣周三（16日）传出下午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离世，终年56岁。据港媒援引知情人士称，李偲嫣去世与感染COVID-19有关，其病毒检测呈阳性。 香港无线电视、Now新闻等多家媒体16日傍晚报导了李偲嫣的死讯。 据香港01援引消息人士称，当天下午李偲嫣被救护车送到博爱医院抢救时状态已经很差，经抢救无效死亡。 多家媒体都提到其死因可能与感染COVID-19有关。 据东网报导，李偲嫣16日于元朗元岗新村住所疑因心脏病发而晕倒，由丈夫召唤救护车送院，施行心外压无效，送院后终告不治，其后亦发现她COVID-19检测呈阳性。 报导称，李偲嫣WhatsApp最后上线时间停留于14日早上。翻查李偲嫣的社交平台，她最后一则贴文是在12日，其中批评流亡美国的立法会前议员梁颂恒，称“美国确实系收容香港逃犯的天堂！真系一件好事！未来就要看这些罪犯的人生会有多精彩！哈哈！” 同日李偲嫣发文提及多案缠身、因涉嫌欺诈而还押荔枝角收押所的壹传媒黎智英，批评他毒害香港、“应有此报”，促请尽快将其送返大陆受审及判刑。 李偲嫣是蓝营的知名人物，过去经常组织和参与支持修例、支持港警等活动。她还在2014年成立香港撑警大联盟，支持香港警察严格执法。 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现任九龙城区议会马头围选区区议员曾健超遭7名警察动用私刑，其中5人被判囚15-18个月不等。李偲嫣曾以撑警大联盟名义，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会在各区设置街站，成立“支援7警家属生活费基金”收取各界募捐。 而撑警大联盟另一位召集人、退休高级督察冼泽正2019年因病离世，终年64岁。 李偲嫣曾担任“香港家长联会”会长，为前香港管理专业协会李国宝中学家长教师会主席，亦曾担任反同性恋组织“反逆向歧视大联盟”发言人。她亦曾担任九龙社团联会的妇女事务委员会委员。 李偲嫣曾受聘于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担任非全职顾问，就教育政策提供意见。在教育事务上，李偲嫣支持国民教育科，亦多次攻击曾与警员争执的教师林慧思。 2016年，李偲嫣参与香港立法会新界东直选，最终落败。 同年李偲嫣被指涉嫌亏空正义联盟22万元公款，被罢免正义联盟主席，但她否认指控。 2018年，李偲嫣被廉政公署起诉在选举中作出舞弊行为，指2016年没有遵从法例处置9项合共逾2万元的选举捐款，其后律政司以不提证供起诉，最终以2,000元签保守行为18个月。 因是公众人物，李偲嫣的私生活也颇受关注。她于2018年5月5日，与时任香港专业进修学校副总监（国际教育）谢铖浚结婚，一度引来全城哄动。不过婚礼中，未见李偲嫣的儿子出现。今年6月，她儿子更与谢铖浚大打出手，一并送院接受治疗。
紫荆党横空出现，标志著中共对广大的香港市民、对香港政府及其管治团队、对香港左派群体彻底失望和不信任，而酝酿著某些重大举措，包括清洗旧港人、整顿特区政府及立法会、整顿传统建制派。在这背景下出现的紫荆党，就特别值得港人关注。在未深入分析中共这些措施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近期的舆论风向标。 素有“建制派第一健笔”之称的屈颖妍，12月10日在其《头条日报》的专栏中竟然以《我不是建制派》 为题，公开批判林郑，承认之前支持林郑是错了。笔者觉得她此文是藉批判林郑来强调自己不是唯唯诺诺的建制派。 被人称为《基本法》护法之一的宋小庄，12月11日在《明报》发表文章：《议员资格的决定有何重要法律意义》 ，责备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缺席导致立法会“流会”。他认为，“‘流会’与立法会的兼职议员制度有关，有些议员视工作为副业，视生意为正业，就经常缺勤。议员俸禄优渥，工作繁重，不应当还有其他主业”。很明显，他所针对的主要是立法会中的“功能组别”议员，而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亲中共的建制派人士。 自称为“接近习近平班子”的于品海，12月6日在他的《香港01》中发表题为 《连问题都看不清，“好打得”又有何用》 评论。表面上是批判林郑，但实际上是剑指香港的资产阶级。他的文章没有主动说出香港问题所在，却引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寓意香港应该意识到社会阶级和经济结构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很明显这是复述了中共自从香港“占中运动”以来的官方论述。 自称为“白宫发言人”的冯炜光，11月6日在《橙新闻》以 《韩正副总理的考题林郑应如何回答》为题，批判林郑和整个香港公务员团队都是AO（政务官）心态，无法从政治角度把握香港的形势，造成无法与国家融合的困境。他说：“香港的政务主任尤其是回归前入职的，在英国殖民地者的熏陶下，只懂执行，只懂把问题翻来覆去地辩论，写文章（主要是英文）一流，但战略思维九流。要他们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有历史纵深、有宏观视野、有国际博奕的认知、有家国情怀去思考香港，去治理香港，去领导香港，无异缘木求鱼”。冯炜光此文，同中共要清洗香港公务员系统的意图高度契合。 近期这四篇文章很有代表性。笔者不是说他们“被授意”去写，而是觉得它们不约而同地提供了一些反映北京意图的想法：清算香港人（特别是原来香港的资产阶级）、清理自己队伍、改造立法会、改造公务员系统。在这个思维背景下成立的紫荆党，就很有可能被委以重任。 现在笔者回到文章开头时的观点：中共对香港的不信任。 第一，对香港广大市民的不信任。其原因由来已久，笔者将来有机会可以详细分析，今天暂略。这种不信任，到去年“反修例”运动中出现两次百万级的大示威，以及年底区议会选举中亲中共候选人一败涂地的状况，使得北京决策层有人滋生极端的“留岛不留人”的念头。在对香港广大市民不信任的同时，更认为香港资产阶级是动乱的根源之一，认为他们的剥削属性造成香港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是动乱的温床。这从“反修例运动”过程中对李嘉诚等人的批判可以看出。于品海的文章就是暗示这点。 出于对香港人的高度不信任，才会导致“港人治港”这个口号在内部悄悄改成“‘新港人’治港”，强调今后香港的管治权要移交到“新港人”手上。而所谓“新港人”就是以紫荆党为代表的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派来香港潜伏的中共地下党。这些过去处于潜伏状态的地下党员今后可能要“地上化”了，取代港人出任各种岗位。 第二，对香港政府及相关管治团队的不信任。中联办下面一个智库曾经向中央提交报告，对特区去年出现的“反修例运动”的发生，认为是特区管治团队在执行“一国两制”政策时有偏差。它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动乱暴乱不是偶然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有多种因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从内因看，‘香港之治’出现严重问题，是贯彻‘一国’不力，执行‘两制’中的资本主义过头。按照现行的治理思路、方式和作风，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完整准确有效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报告列举了很多实例，用以说明移交主权以来，由于特区政府“贯彻‘一国’不力、执行‘两制’过头”（即倾向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使香港在政治、法律、经济、金融、舆论宣传、文化教育各方面都出现严重问题，才导致去年的大规模反特区政府、反中央政府的示威。而在去年的平乱过程中，特区政府又显得软弱无能。它既没有及时动员政府掌控的三万多武装力量（按：指香港警察部队）下达果断平暴的命令，等到局势明显失控时，也没有向中央政府求助出动解放军驻港部队来协助平乱，这就充分显示出特区政府“不善斗争、不敢斗争”的软弱无能状态。冯炜光的文章，反映了这种观点。 第三，对香港左派群体的不信任，可以说也是由来已久，所以紫荆党的出现无疑是对传统左派打了一个耳光。根据笔者观察，中共对香港左派的不信任，既有历史原因，即中央长期来都是对“白区”党组织存戒心的；也有现实原因，即认为本土左派群体属于“烂泥扶不上壁”、难委以重任。 历史原因方面，是中共建立全国政权之初，第一批被排斥的人竟然是在白区工作的共产党干部。1949年5月，接管南京的中共第二野战军请示中央如何对待地下党？中央回复：“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注1] ，足见中共对白区党员的不放心，党内这个传统也影响了中央对香港的地下党的观感，特别是在香港也出了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副社长郑华叛变逃美、以及前中联办办公厅主任刘林、台湾事务处长魏平元、中联办秘书长蔡小洪被揭发为英国情报部门收买等事件，所以中共中央对香港工委是不放心的。 现实原因是左派群体始终无法建立一个良好的形象。2006年民建联访问北京时，负责港澳工作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希望他们能够“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但15年后的民建联无论从形象或能力看，仍然是一批碌碌无才的人，仅懂得盲目附和中央、盲目支持特区政府的人，无法肩负起特区的管理工作。屈颖妍的文章强调自己不是建制派，就是一种割席的态度。 了解这些背景后，再详细分析紫荆党几位发起人的公开言论 ，笔者深信这个党的成立反映了中共高层对香港人、对香港政府、对香港左派的深深不满。（下篇完） 注1：见裴毅然：《前后16字方针：白区地下党的宿命》，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4年8月号。所谓前16字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作为白区工作的原则。 （作者曾任《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副总编辑。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2009年退休。全文转自众新闻）
最近，香港一些“海归”人士成立了一个“紫荆党”，引起香港政坛的极大关注，大家的关注点有二，第一，这个组织是“嫡系”（由中央或至少是中联办组建的）或是“庶出”（即并非由中央或中联办组建，但得到他们的祝福）？第二，它与当前已经存在的亲共建制派的关系如何？是否意味著传统左派势力的式微？笔者试图就自己所了解的，去回答这两个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相信他们是嫡系的，因为早在三年前，即“占中运动”之后，中央及香港中联办就已经在讨论所谓“新港人治港”的问题。据了解这个讨论的朋友说，北京认为香港的资产阶级上层是靠不住的，中央给了他们长达20年的时间，也更换了好几任特首，香港还是管不好，所以，依靠原有的资产阶级来管理好香港是不行的。中央强调：“‘一国两制’并不等于香港不允许有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因此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派驻到香港来，真正地沉下去，到香港人民中去，做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在香港的人民群众中发展党员、积蓄力量，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以人民为后盾，依靠香港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建设香港、发展香港”。据笔者了解，这是当年中共内部讨论香港问题后形成的十大对策其中的第一条。 到了去年“反送中条例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中央对香港工作有指示：“不要忘记一国两制首先是一国的事，国家的任务。香港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是自己的任务，不能让港人去主要承担。”最后这句话就清楚表明，中共将派人管治香港而不再依赖原本的港人。中央并为此拟定一些策略，强调“首个阶段做的主要是群众工作。总纲领不要再依赖殖民地的‘港人’办一国两制了。要组织‘新时代’的‘新港人’，创建一个可以向邓小平同志及先辈先烈们致敬，并好好对他们交代的，能展示给世界的一国两制。”根据这个指示，过去的“港人治港”今后会变成“‘新港人’治港”。 据知情人士说，这个指示提出：治港团队“总人数要过千，将来基层人要上万。其实是在为共产党在香港组建一支地下党培养自己的管治团队。组织部、宣传部、对外国安部、政策研究部、行动总参部、支援部（笔者按：不明何谓“支援部”）、培训部都要齐全，都要组建起来，都要精简锐利”。 这个指示还把香港目前的状况与中共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它说：“共产党在1939至42年间在华北的处境和斗争，与香港现阶段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可作策略思维中用来借鉴。当时党把主要矛盾归纳成‘反磨擦’斗争策略，统一各阶层为群众做些实惠之事，孤立制造磨擦的分子（即国民党军）及外来势力（即日军），用各种方法把他们的影响力清除、减低、消灭。著力维护搞好生产，办好根据地，做好宣传及思想工作。今天，我们要用占领根据地、办好根据地、一步一个脚印，以长征的精神向前迈进”。它又说：“1947至1949年党在西柏坡的经历也与当前香港‘一国两制’的任务相似，那就是先作战略转移，稳固后，兼顾几个战场，灵活地统筹协调运转战术战力核心，并为建国（即接管）作思想心理组织的准备”。 按照笔者的理解，中共提出借鉴“反摩擦斗争”的历史经验，就是要如何逐一瓦解他们心目中的香港“反华势力”，至于西柏坡经验（接管全国政权的部署），就是如何实现对香港的全面接管。 根据这两次的历史经验，中央的指示提出：“要有核心组织，训练干部，纪律严密，身份隐蔽，深入群众，并能在敌后与敌人斗争的队伍。队伍要有各类人，包括军队、公安、特科、专家、干部。要老中青结合。主战场在地下，应该直接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特设小组领导，与两地官僚系统要分开，无瓜葛，少作不必要的接触”。这就说明，中共为了全面接管香港，将会继续分开地上与地下两条线，有些人可以浮上水面，有些人则继续潜水。用中共的术语，浮上水面，指合法斗争、议会斗争、公开战线，而继续潜水，则指非法斗争、议会外的斗争、隐蔽战线的斗争，或者叫做：“以革命的两手应对反革命的两手”，这些策略都是中共优而为之的故技。 在这个政策背景下出现的“紫荆党”，其性质可思过半矣！笔者认为，它就是一个在中共香港工委领导下、带有政党性质的公开的亲中共的“群众组织”，其目的就是为中共的全面接管香港的政权机构（行政、立法、司法、区议会）和非政权机构（大量的法定团体、马会、大学的校委会等等）作好准备。在中共的历史上，每当要“解放”大城市时，必然会事先在该市建立大量亲中共的“群众组织”，以便配合中共解放军的进军步伐。这是中共“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城工委”）的任务。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在香港除了设有公开的“港澳工委”外，也有一个不公开的“香港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城工委”），也是为配合解放香港而建立的“内应”力量。所以，紫荆党的成立，很可能就属于这些内应力量。该党除了公开表示其建党是“学习中国共产党”之外，就连第一次成立的形式也仿效中共：他们在维多利亚港的游艇上开会，就如同中共当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曾经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一样。 从以上的分析看，紫荆党显然是“嫡系”而不是“庶出”。如果它不是“嫡系”，它不敢在创党伊始便夸下海口要发展25万党员。须知道，传统左派龙头组织民建联花了将近30年时间才发展了5万多党员，而历史比中共“建国”（1949年）还长久的工联会，经过70年的经营，到现在会员才不过40万左右。那么紫荆党凭什么从组党第一天就敢瞄准25万党员的目标呢？ 笔者曾经撰文估计香港地下共产党员数目至少达40万人（见绌作 〈从十八大看香港地下党规模〉 ，载《明报》2012年11月28日），很多左派朋友认为这是高估了，但笔者始终维持这个判断（详细估算见上引拙作，这里不赘）。如果中共认为现在需要部分地下党员浮上水面，部分仍然继续潜水（即贯彻上文所引用的“公开的与隐蔽的双结合”的策略），则一夜之间把25万人划入紫荆党并不是不可能，因为在中共历史上，共产党员奉命加入到其他党派，以该党派的身份活动，从而隐瞒共产党人的真正身份，这些例子比比皆是。 读者可能会问，在中共通过港版《国安法》后，香港已经被中共全面掌控，为什么还需要成立一个“紫荆党”？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共还需要“一国两制”这个招牌，如果北京“事必躬亲”，越俎代庖，难免使人觉得“一国两制”彻底消亡。由于需要保持“一国两制”的外观，则中共在香港的正规组织（中共香港工委）就必须继续潜水，所以它要建立一个由它指挥的团体，来执行它要推行的任务。当中共一日要保持“一国两制”的外衣时，其在香港就只能继续以地下党的形式存在，一日仍然是地下党时，它就必须要扶植一个公开的、地上的组织来为它服务，这就是它需要此时此刻成立一个紫荆党的原因。（上篇完） （作者曾任《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副总编辑。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2009年退休。全文转自众新闻）
今年7月参选香港立法会被取消资格的东区区议员郑达鸿，12月15日“痛入心扉”地宣布退党，并表明不会参选2021年立法会选举。郑达鸿被视为公民党的政治新星，这也是该党近一周以来的第四名区议员退党。 据香港01报导，目前32岁的郑达鸿在脸书发表退党宣言，明言指出不用猜测他退党是否是一种策略，“如果形势没有180度转变，我是绝不可能再参与下年的立法会选举。” 郑达鸿自大学毕业后便加入公民党，他有感于在公民党的八年来，“惭愧地我改变不了任何一件事。8年光景，种种经历，本有千言万语。但想想现时世道艰难，个人的得失去留，不足挂齿。” 他也表示，“不知任期还有多久”，除了区议会事务，也希望研究如何保存多一点的香港文化；并祝福公民党的未来发展，感谢同党的余若薇、陈淑庄、梁兆新、谭文豪等人的帮忙及协助，“离开我由大学毕业后就加入的党，没能走到最后，我痛入心扉，十分抱歉。” 据悉，郑达鸿退党后将“双线发展”，除了专注地区工作外，也将投放更多时间在法律专业之上。他已完成法律博士课程，并通过专业资格考试，即将成为实习大律师。 郑达鸿2015年出战区议会选举，成功当选东区区议员。因外表俊朗，加上在党内担任副委员长等要职，郑达鸿被视为公民党内一颗瞩目的政治新星。 2019年，他与多名素人组成“北炮同盟”出战区议会选举，最终多人成功当选，助民主派打破由建制派主导东区区议会的局面。 2020年7月，郑达鸿曾报名参选原定9月的立法会选举，他从陈淑庄手中“接棒”，代表公民党出战民主派港岛区初选，最终成功“入局”，不过在选举押后前已被DQ。 公民党上月底举行改选，郑达鸿未有角逐连任执委一职。他于上月亦辞去房委会商业楼宇小组委员会委员一职。公民党日前已有三名区议员退党，包括：葵青区议员冼豪辉、谭家浚，以及南区区议员俞竣晞。
香港长洲警署12月15日传出一名曾姓警员吞枪自杀身亡的消息。警方在现场检获死者遗书，称死者疑因金钱问题自寻短见。 综合港媒报导，57岁的死者曾岳锡，是退休后在四个月前“翻阉”（重新雇用）的高级警员，被调入长洲警署。15日原为他的休假日，未料当日下午4时38分被发现死于警署的录影会面室。 据了解，绰号“大树”的曾岳锡，其月薪连同退休金共达5万元。他退休前曾在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任职，其后被警方重新雇用调至长洲警署的刑事支援队；他曾于2000年及2015年获颁授香港警察长期服务奖章。 自杀前在WhatsApp群组道别 消息指，曾岳锡近日受财困影响，郁郁不欢，死前当值夜更，15日早晨8时30分下班。自杀前曾岳锡在其刑事调查队WhatsApp群组发讯息，向大家道歉与道别，也感谢同事们的帮忙，并说自己在警署的录影会面室，请求帮忙通知他太太及友人。 其后，他的同僚赶往现场了解，发现他已倒毙于录影会面室内，右手持枪，太阳穴有伤口，初步相信他向右边太阳穴开枪，其后救护员到场证实死亡。警方在警署户外拉起封锁线，未知是否正进行调查。 警方在现场检获遗书，内容提及与财务问题有关，初步调查相信他用获发的佩枪自杀。警方将安排验尸确定死因。 9年内11警吞枪 其中4人涉欠债 资料显示，2008至2016年间香港有11名警员吞枪，其中9人身亡，2人最终获救。警员吞枪自杀的原因涉及：欠债或投资失利，工作压力，感情问题，健康或情绪问题等。在这11名警员中，有4人自杀疑与欠债或投资失利有关。 其中发生在2008年7月的案件轰动一时，死者是40岁高级督察陈功伟，疑因工作压力在湾仔警察总部自轰心脏死亡。 2014年10月，50岁的外籍总督察方立声疑因感情问题在北角警署开枪自杀身亡，是近年最高级警务人员吞枪自杀事件送院后不治。2005年6月，也有一名警员被发现昏迷倒卧在慈云山警署一更衣室内，右边头部有枪伤，疑为使用佩枪自杀，送院抢救后不治。 退休警获高薪翻阉 月入高达5万 香港自去年反送中运动以来频传警民冲突，据香港苹果日报报导，警方为了应付暴增的调查工作，重新招揽大约一千名退休少于两年的前警员回巢，其中包括警长级及俗称“老散”的普通警员，负责处理刑侦搜证工作，包括翻看大量闭路电视片段等。 据了解，该批“翻阉警”年龄介乎55至58岁，以两年半合约形式聘请，获聘者可享有离职前的待遇，包括：薪金、津贴及超时补水等。以一名“翻阉警长”为例，退休前月薪一般约4万元，退休后每月退休金约1万多元，重新获聘后每月薪金加退休金便高达5万多元，收入相当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