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清箫 最近有读者朋友问我中国古代帝王的作息,这个问题很有趣,在此展开讲一讲古代帝王的工作内容和日常。 中国古人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提倡早睡早起,主张作息规律,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是如此。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帝王的生活奢侈舒服,但实际上不能以偏概全。传统思想对职责的重视胜过权利,有多大的权,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不像我们想像中那样轻松,历史上善于治国的明君比一般人辛苦许多。我们都知道国君要上朝,《礼记》说:“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之”,先秦时代,上朝时间大约从日出开始,日出前就要做好准备,天微亮时大臣进门,日出时君主正式和群臣相见。需要上朝的日子,起床时间不能晚于日出。 (图:Adobe Stock) 明太祖朱元璋起床很早,《明史》称:“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在天快亮的时候上朝。 再以宋太宗的日常安排为例,据《事实类苑》记载,“辰巳间,视事既罢,便即观书。深夜就寝,五鼓而起,盛暑昼日,亦未尝寝。”他五更起床,相当于凌晨三点至五点之间;上午处理完政事后读书,夜深时才睡觉。宋太宗非常勤政、好学且节俭,《宋史》称:“勤以自励,日晏忘食”,“以慈俭为宝,服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献,悟畋游之非”,有时到日暮还想不起吃饭,衣服洗了又穿,能抵制声色、奢侈品、安逸的诱惑,试想他那样的地位,能如此自律确实不易。 清朝大部分皇帝都勤政,对早起的要求很严。例如《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帝“宵衣旰食……亲政六十馀年,夙夜励精。始终惟一。”早上天未亮就披衣起床,更可贵的是,勤政坚持了六十多年。康熙能成为康乾盛世的开创者,其毅力是关键因素之一。 (图:公有领域) 据《国朝宫史》,清朝皇帝一天的工作、学习、生活安排如下: “皇帝每日视事:夙兴,御养心殿西暖阁,或乾清宫西暖阁及弘德殿,阅列朝实录、宝训一册。”一日之计在于晨,晨间记忆力较好,皇帝要早起,读历史和祖宗留下的治国之道。起床洗漱后不一定直接读书,古人一向重视孝,即使身为帝王也不能例外,在做事前先要向太后问安。“每间二、三日,皇帝夙兴,常服,乘舆,诣皇太后宫,降舆,由寿康左门步入至皇太后暖阁前。宫监传奏,皇帝进暖阁,跪,敬问起居。皇太后赐坐。皇帝兴,进至御榻左,一叩坐。赐茶,皇帝叩受,饮,复叩如初。皇帝奏对毕,辞出,乘舆还宫。”这是皇帝早晨向母亲问安的礼仪。 问安与晨读过后,皇帝开始吃早餐,饭后批阅奏折,召见大臣。《国朝宫史》记载:“辰刻进膳,阅王公、大臣名牌,颁赐克食。既彻,乃披览内外臣工奏折,批答授进,止讫,下所司。随召见诸臣奏事。太监承旨下,外奏事引进乾清门。以次赐见毕,乃升宝座,宣引见官部旗大臣。引见者各以前后为次,捧名签至御榻前跪呈。引班官按序引各官至丹陛上,北面跪,奏履历毕,退。皇帝降旨以签授,大臣承旨退。皇帝还便殿。若幸瀛台等处,进膳、办事亦如之。”百官依次序奏事,皇帝知晓后下发谕旨。上午未能处理完的工作,下午继续处理。 清代皇帝通常在下午两点左右吃晚餐,《国朝宫史》称:“每日未刻进晚膳,阅内阁所进各部院及督抚、提镇本章”,晚餐后还会忙一阵子。但也会做一些娱乐活动,不一定都是紧绷著。 (图:Adobe Stock) 康熙、雍正、乾隆日子都过得很忙。比如雍正,他在位13年,批阅的奏折至少约有22000馀件,部本、通本超过19万件。与盛清相比,明初的皇帝在忙碌方面不遑多让,例如朱元璋的工作量也非常大,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短短8天内,送入皇宫的章奏多达1160件。 明代和清代大多数时间没有宰相,而在朱元璋废相前,皇帝不必大小事都管。唐代和宋代有政事堂,唐朝政事堂的权力很大。在了解什么是政事堂前,先讲唐代的宰相制度。 唐朝的宰相不是一个人,而是分为三个部门: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举行联合会议的地点叫作政事堂,《旧唐书》记载:“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七月,中书令裴炎以中书执政事笔,遂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也。”会议原常在门下省举办,后来迁到中书省。 中书省主要负责发布命令,在唐朝,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最高命令并非由皇帝本人拟撰,而是由中书省拟撰。《旧唐书》称:“凡诏旨敕制,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中书舍人先写诏书,之后中书令或中书侍郎挑选出其中一篇,作为正式诏书交给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画敕。 皇帝画敕后还不能直接执行,而是要发给门下省的官员审核,如果门下省不通过,那么皇帝的命令就不能下达。门下省内有一种官叫给事中,有权对皇帝的诏敕提意见,《新唐书》记载:“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也就是说,门下省可以将皇帝已经同意的政令驳回,做批注并送还,要求重新拟撰。直到门下省通过后,诏敕才能送到尚书省执行。 (图:Adobe Stock) 尚书省是执行部门。起初,尚书左右仆射可以参与政事堂的会议,前提条件是获得“同平章事”等衔,但开元以后不再享有此资格,从此只有执行命令的权力。所以唐代真正的宰相只是中书省和门下省,该两省享有参与决定权。 唐朝皇帝的诏敕若要得到承认,除了皇帝本人的画敕外,必须还有政事堂通过的证明,即“中书门下之印”。如果皇帝绕过宰相直接下诏,则不符合正规流程,官员可以不承认、不执行。总的来说,唐代皇帝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并不像现在有些人想像的那样随意办事。 不过,历史上确实有皇帝不守规矩,例如唐中宗,他利用了一个灰色地带。因绕过中书省和门下省,他觉得心虚理亏,所以装诏敕的袋改用斜封,敕字从朱笔改成墨笔。《新唐书》记载:“降墨敕斜封授之,故号‘斜封官’”,唐中宗私下封官,此等行为不正,古人也反对且鄙视。但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和政府是遵守流程的,唐代的三省制总体上是不错的。 (图:Adobe Stock) 到北宋初,对官员任命的严谨态度依然延续。《宋史》记载:“乾德二年,范质等三相皆罢,以赵普同平章事,李崇矩枢密使。命下,无宰相书敕,使问翰林陶谷。谷谓:‘自昔辅相未尝虚位。惟唐大和中甘露事,数日无宰相,时左仆射令狐楚等奉行制书。今尚书亦南省长官,可以书敕。’窦仪曰:‘谷之所陈,非承平令典。今皇弟开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可书敕。’从之。” 当时三名旧宰相都已不在任,而皇帝宋太祖任命新宰相需要宰相府盖印,正愁找不到人,若没有宰相同意的证明,则此敕无法生效。相位不能一直空著,于是宋太祖问大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陶谷说,以前从没有辅相虚位的情况,只有唐代发生甘露事变那时,数日没有宰相,皇帝要补上这个空缺,于是让尚书仆射盖印,这一事例可以参考。 虽然陶谷的建议有道理,毕竟遇到了百年难遇的特殊状况,但也有人表示反对。窦仪认为,陶谷所说的是大乱之际的应对方法,而现在是太平年代,不应该再采用。窦仪建议让开封尹、同平章事来盖印,这样更合适。“同平章事”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文提及,有此衔者可以和中书省、门下省商议政事。最后窦仪的建议得到采用。 古人办事也得按照规章,如上述宋太祖遇到棘手的问题,要拿出来谘询、讨论,尽量找到最合适的副署人,因为皇帝一人的敕属于违法文件。 (图:Adobe Stock) 明清之前,治国的关键主要在宰相,皇帝自己当然不可能管所有事,政府的运行也不单靠皇帝的诏敕。唐代宰相可以下令指挥百官,政事堂所下达的文书叫作堂帖,《唐国史补》称:“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 北宋初期曾保留堂帖,《宋史》称当时“堂帖重于敕命”,比敕还厉害。后来皇帝禁止中书省下堂帖,改成了札子,名称变了,实际上是差不多的。但自宋太宗起,要求凡遇到大事,必须用敕下令,即使用札子指挥,也要上奏皇帝,自此皇帝的权增大了。 然而,宋代的宰相不至于到只顺从皇帝的地步,宋朝皇帝做决策也不是独裁专制,这些细读正史都可以看得出。直到明清,虽失去宰相,但对皇帝的要求也是不能胡作非为。做得好或不好因人而异,然而皇帝之上还有天,有神,有礼法,有祖宗,众所周知,皇帝也怕无颜到地下见列祖列宗,而且重视祭天,还要自省,传统政治一向和信仰、修身紧密相关。所以当我们回顾及研究古代帝王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时,不应忽略修德的内涵。 不同朝代制度不同,皇帝的办公流程不同,今天只举出一点例子给大家看。最后概括两点,一是古代帝王没那么轻松;二是帝王也有要遵守的规矩。
不论荣辱有信念 身处逆境仍师表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在逆境中办书院,提出专心致志、勤学苦练、有错必改、接受批评等四功夫。他以身作则,鼓励学生对他批评。 题目:《教条示龙场诸生》。 “各位会聚于此甚众,我可能不能给太多的帮助,只有四件事相告,聊表心声。一是立志,二是勤学,三是改过,四是责善。请用心听讲,不要错过。 立志。志向不立,天下无可成的事。无论千技百艺、巧工妙匠,也要先行立志。现在有些学者,旷学懒散,荒废学业,致一事无成,是因为未能立下志向。因此立志要做贤人、圣人,都可成就。不先立下志向,正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无所约束,请问会成就什么事?古人说:“做善事而父母生气,兄弟埋怨,乡亲厌恶,那么就不要做善事,先顺从父母兄弟乡亲。相反,如果做善事父母称赞,兄弟高兴,乡亲致敬,为何不做善事、不做好人呢?做坏事、恶行,得到父母喜爱,兄弟高兴,乡亲赞扬,那就做坏事吧!做好事、善事,惹到父母生气,兄弟埋怨,乡亲讨厌,那就不要做好事。这就是立志。 勤学。立志要做君子,就要追求学问。行动上做不到勤奋,说明立志不够坚定。跟著我学习的,我不要求他聪明、机智,我只要求他勤学、踏实、谦虚。诸位观察,同学当中有好大喜功、弄虚作假、夸夸其谈、嫉妒心等等,即使他天资聪慧过人,同学们也会讨厌他、鄙视他、嘲讽他;而那些谦虚、稳重、专心致志、学人所长,补己之短,平易待人者,即使他天资迟钝,理解力差,同学们也乐意接近他,甚至称赞他。他固然内向,弱势,难道同学们就以为他无能、无用而不敬重他吗?这说明勤学苦练的重要。 改过。人难免犯错,大贤人也会犯错。因为他会改过,所以不妨碍他成为大贤人。不犯错并不可贵,可贵的是改正。各位细想,日常生活中在廉、耻、忠、信方面有做得不够吗?有没有狡猾、欺诈、苟且、刻薄的行为、习性?对于孝顺父母,亲爱兄弟,是否做得不够?若如此,应是无知或无意、平时缺少良师益友的教益而误犯。各位想想,要是真有这样的事,固然应该严加自责,但也不必失意恢心而放弃自省改过。能痛改前非,即使以前做过盗贼,也不妨碍今日成为君子。如果认为犯过大错,现在改过,别人也不会信任我,补救不了以前的过错,从此丧志、无信心、一蹶不振,继续坠落、糊涂过一生,那么我对他也不抱任何希望了。 责善。交友之道在于能互相批评,使之向善。但是态度要诚恳,著重在劝导,语气要委婉,对方容易接受,进而自行思考,真心改过。做到不伤和气,这才是好办法。如果不留情面、用语激烈,使他尴尬,他或有意接受,但气氛、情势容不下,进而把他激怒,甚至抗拒,就把好事办坏了。这样的批评、揭短,不是善意批评,不是“责善”。 如果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有人用攻击语言批评我,我视他为老师,我会虚心接受,会感动。我对于“天道”还没真正做到,学问也粗浅。承蒙各位到此跟我学习,我整夜思索,恶行或有所难免,何况过错?以为老师没有过错,不可冒犯,这是不对的。如果我的行为是对的,要知道对在哪里?是错的,我要改过。这是教与学的关系。“责善”就从我开始吧!” 上文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王阳明的作品。王阳明先生与孔子、孟子、朱熹的学术思想传到亚洲和东南亚各国。 1506年,明朝太监刘瑾专权,将中御史戴铣等二十多人逮捕入狱,时年三十七岁、在兵部任武选清吏司主事的王阳明直谏触怒刘瑾 ,受庭杖四十,再 贬谪到贵州龙场驿做驿丞。王阳明 在这几近蛮荒之地创立龙岗书院,后再创立贵州书院。 他在艰难环境中领悟人生哲理,热情为众多求教学的学子劝导,提出上述四门基本功夫:先立下志向,但不要伤及亲情;专心致志,勤学苦练;时时检讨,有错必改;以身作则,接受批评。 古人说:“经师易求,人师难求”。王阳明身处逆境,仍坚持信念,不论荣辱,身体力行,实是古今为人师表的楷模。对比现今教育界有不少失德失范、误人子弟之徒,能不汗颜、警醒? (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于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