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署指中国银行逃税近24亿 相关通报引爆舆论
2026 年 6 月 25 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南下前往广东，在潮州汕头稍作停留后，便于14日在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习近平称赞深圳用40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是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重申全面贯彻“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并指出中国进入了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而他在发表讲话时，多次咳嗽及喝水引发外界担忧其身体健康，毕竟在潮汕的两天习近平与民众“互动”时都没有带口罩。 据中国官媒报导，习近平在讲话中谈到深圳经济特区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结了深圳成功的10条经验，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为本、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云云。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习近平前往广东之前，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香港《文汇报》罕见发文，称中国缺乏足够的法律保护私营企业。他在文中表示，现在只承认公共财产不可侵犯，“能否以法律确保私人和公共财产，都不可侵犯？” 厉有为1996年担任深圳市委书记时就支持国企改革，出售国企股权。他在此敏感时刻发文，也让外界关注中国经济会否再“国进民退”？多年来民营企业一直希望中国司法可以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 习近平在演讲中也谈到中国和世界格局。他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快这个变局: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 为了应对这项局面， 习近平说，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以高质量供给满足日益升级的国内市场需求，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在此次讲话中没有谈到香港局势，但却强调粤港澳大湾区的作用。德国之声在报导中说，习近平提出多项方针，印证此前专家预测中央有意提高深圳重要性，弱化香港。 对此，法广援引法国蓬德瓦兹大学教授张伦表示，深圳超过香港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深圳基本上是依托着东南沿海、中国大陆腹地纵深、珠三角，集中着各种各样的资源、人才、享受着一些特殊的政策、还有人口等。但深圳的司法状况很难超越香港。现在不可能，在可见的将来也不可能；甚至永远也不可能，除非中国发生一些比较重要的政治改革，否则，以现在的体制，香港的地位是不可能由深圳替代的。 除了新意不多的大段讲话，媒体间更愿意捕捉一些花边新闻。比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距离其他官员坐的远。林郑刚出席过一场音乐会，而其中一个乐手染疫，林郑的座次可能是大会出于防疫角度的刻意安排；再如媒体观察到习近平讲话语速不但较平时慢。还多次咳嗽和喝水，让人联想到习近平12日在潮州对着大量不戴口罩的民众讲话，而青岛目前正爆发没有源头的疫情也让人担忧。 据苹果日报报导，14日的会议原本定在早上10点开幕，但不知原因押后至10点半。习近平在11点02分开始讲话，11点52分讲话完结。习在讲话前半段，读稿速度已显缓慢，后半段更频频停顿喝水，甚至多次咳嗽。虽然每当习停下的时候，央视直播镜头都转向台下嘉宾，但仍然可清晰听到习的咳嗽和拿杯的声音。 报导称，过去两天，习先到过潮洲和汕头视察，在街头与民众互动频繁，不过大部份人都没有戴口罩。当时习仍显得意气风发，精神良好。不过央视13日播出画面中，习近平视察驻军潮汕的海军陆战队时，则显得较沉稳严肃。
自从习近平在7月提出“国内大循环”政策以来，吸引许多目光。所谓“国内大循环”者，即希望解决中国过去因采用“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而使当前经济成长受到箝制的问题。所谓“两头在外”是指“技术与资源在外”与“市场在外”（如图1（A）所示）。过去中国发展模式主要依赖国外的技术、人才、资源，将这些生产资源引进中国后，利用便宜的人力制造成商品后销往国外。整个商品制造核心技术、研发、专利、市场行销等附加价值较多的部分都在国外，而中国仅赚取微薄的加工费用。 （A）两头在外模式（B）国内大循环模式（资料来源：汪哲仁整理绘制自公开资料） 受到美中贸易战与COVID-19疫情的影响，中国不仅面临国外市场萎缩，更受到美国技术与专利的限制，使得中国无法获得生产所需的零组件，甚至中国企业受美国施压，致使经济与国家安全受制于美国。在中国有14亿人口庞大市场与过去几年科技技术大幅进步的经验下，强调自力更生的国内大循环战略乃不得不的选择。在此政策下，强化国内市场规模，降低但不放弃国外市场比重，而关键性生产技术则透过其国内市场来扶持以自主研发，如图1（B）所示，重点市场与技术双双往中国国内移动，形成国内循环。 消费刺激难有成效 为了弥补国外市场需求的萎缩而希望以国内市场取代之，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中国经济向来并非以民间消费驱动为主，而是以投资驱动为主。过去几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民间消费占比略少于4成，政府支出亦略少于两成，投资大约保持在42-45%，剩下的净出口仅占个位数。 但是在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中国民间消费很难有所增长。若以李克强的“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之消费三段论来看，农村地区受限于收入有限而不“能消费”，都市城镇的中产阶级则或因疫情、或因出口不振、失业增加导致对经济前景与未来收入悲观而不“愿消费”或不“敢消费”。因此，透过增加农村收入与强化都市居民消费信心有助于提振消费。 虽然中国国发委在今（2020年）年3月份提出六个方面、十九条政策措施以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且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虽优于预期，但民间消费力道依然薄弱，零售销售连续7个月收缩，4-6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依然连续下探。 由此可见，短期消费刺激政策难以立竿见影。在消费难以提振的情况下，预估中国还是会回到以投资来拉动经济的老路。因此，我们可以从“十四五（2021-2025年）规划”看到中国持续推动新基建与5G布建计画，以及将耗资10兆人民币发展第三代半导体计画。但是可能就如过去中国政府大力扶植的钢铁、风电、太阳能产业一样，这些新推出的计画可能也会发生产能过剩、烂尾楼的不利情况，例如近期成都格芯与武汉弘芯分别传出财务问题，让中国发展半导体技术的前景蒙上阴影。 制度性的改变缓不济急 不论是要拉抬消费，或是技术生根，都会牵涉到体制的改革。例如要刺激农村经济，不能只靠类似家电下乡或是改善网路品质，最主要还是要能活络农村土地与人力的流动，让农村生产力能得到释放。例如今年年初《土地管理法》修正后，虽然放宽了农民集体所有之土地使用权，但是出让这些使用权的门槛还是相当高，需要“在符合规划、依法登记，并经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村民代表同意的条件下”，方得出让。 放宽人口流动则又冲击到当前的户籍制度，增加都市城镇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险、养老、卫生等诸多方面的负担。若要发展半导体制造或是设计产业，除了要加大对于智慧财产权保护外，对于自由、开放创造与颠覆性的想法也需要加以包容。 商业秘密（Trade Secrets）与药品相关智财权因受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商影响而被列为最重要优先法案，却反而更进一步延宕了专利法、商标法等法案修订。虽然当前中国推动这些制度性改革难度甚高，但是打造一个具开放、创造、自由与民主的社会以提升经济，可能才是中国政权本质上难以接受的改变。 （※作者为财团法人国防安全研究院决策推演中心助理研究员，本文授权由上报刊出。）
中共7月底召开为下半年经济布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在与科技和制造业企业家“谈谈心”，“鼓鼓劲”时，先期传递了“双循环”的经济发展策略。他说，“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这个策略重点是发掘内需潜力，逐渐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那之前，当局曾在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传递了将发展策略向内转的信息，并提及外部越来越有敌意的环境。 “内循环“ = “自力更生”= “闭关锁国“？ 习近平对企业家说，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路透社一篇报道援引未具名政府官员的话说，是“确认内循环为主，相当于‘自力更生’ ”。 “自力更生”是毛时代闭关锁国时代的用语，以此描述中共疫后经济政策，会令人产生中国重回闭关锁国状态的疑虑。不过习近平对企业家们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习近平选择“谈谈心”的主要是科技和制造业有代表型的企业，包括微软和松下电器等外资企业。这一方面是和他其间所说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相关，同时也有意消除有关“闭关锁国”的忧虑。 习近平：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在那之前不久，新华社在7月中旬的一则消息中说，习近平在给“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的回信中表示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中外企业投资发展提供更完善的投资环境，并表示外国企业“坚守扎根中国发展是正确的选择。” 新华社消息未透露它所说的这个有39家跨国企业中，有哪18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联名给习近平写了信。但是该消息称，那些首席执行官赞赏“中国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迅速控制住疫情蔓延并率先复工复产，为支持全球抗疫和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并称习近平关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重要论断”“坚定了他们对中国的信心和继续扎根中国、服务中国的承诺。” 习近平的这些动作或是为了消除外界对“内循环”的疑虑。他所强调推动的技术创新，也需要有西方公司的支持。 中国已经在试图对其经济进行再平衡，从依靠出口带动增长转向由内需推动。中国进出口在GDP中所占比例已经从2006年时的64%降到2019年的32%。 转型：内需瓶颈和民族品牌 但是，中国虽然提前走出疫情，并通过政策支持推动经济复苏，但消费瓶颈则威胁到复苏的可持续性。 习近平不久前在吉林考察时，提出要把民族汽车品牌搞上去，接着又向世界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这些都表现出中国希望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技术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关键的核心技术。中国的产业计划“中国制造2025”就是为在一些新技术领域领先全球而制定的。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最近发布的一个题为《中国大战略 —— 趋势、轨迹和长期竞争》（China’s Grand Strategy – Trends, Trajectories, and Long-Term Competition）的报告中，称中国正处于其外交和经济再平衡，以及科技部门重组持续不断、雄心勃勃努力的阵痛期。 兰德报告：中国外交和经济的进展和制约 这份报告认为，过去数十年里，中国已经远离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中央计划经济，以及毛时代的反智主义，在与世界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经济，以及建立规模上适合中国的学术和国家运营的科技园区等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 这份针对中国的战略性分析报告指出，今后中国已经不再是要在那些领域跟世界接轨，而是要学会在外交、经济和技术方面如何领导。报告认为，在外交方面，中国在努力改善其相对于美国、其他强国、邻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地缘战略地位。虽然中国有时候能够令人惊讶地同时应付多个外交问题，但压力显而易见。 兰德公司的报告提到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动荡时表现出脆弱性，而其覆盖范围广泛的科技目标会面临全球范围的激烈竞争，其政治和组织文化则在为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和培育真正的知识自由氛围等创新推动因素设置障碍。 施道安：北京的敏感神经和对美深刻疑虑 报告发布新闻稿中，领衔作者，兰德公司的亚太专家施道安（Andrew Scobell）认为，北京对内部安全的高度关注，以及对美国对华意图的深深怀疑会挫败华盛顿改善双边关系，鼓励更加自由的国内政策的努力。他说，北京在应对此次疫情时的不公开做法加剧了它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也对它和主要贸易伙伴间的经济脱钩起到推动的作用。 外界批评北京在疫情初期习惯性地对信息控制，失去了有效阻止疫情传播的几天关键时间。疫情发展到全球大流行，北京对外界关于病毒起源的谈论极为敏感，其外交“战狼化”加深了外界对中国的反感。急于甩锅和美方打起“口水战”，激化了美中间的紧张关系。 北京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谈到中共在外交上从执行了33年的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近年来外交逐渐“战狼化”，导致当前中国外部环境恶化的严重后果。 章立凡说：“外部环境本来很友好，就是说大家对中国的态度都比较友好，然后这8年时间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在国际上完全孤立。这个不能不说是这种‘战狼外交’的一个严重后果。” 章立凡：中共疫后一手好牌打到烂 这位历史学者说，当局接着又在香港问题上，导致与英国和欧盟国家也失去了相互信任。他说：“现在就是打肿脸充胖子，本来一手好牌打到烂，但是，还应说是取得了胜利。” 中共当局在疫情、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做法，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是虚掷了一个大好历史机遇。对于曾多番在全球多边场合流露出领袖意愿的中共领导人，未能在这次疫情中发挥一个世界领袖和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起到的作用，反而急于维护和修补领导者的名声。全球抗疫之时，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等其所谓内部问题上做出明确站在西方自由和人权价值观念的对立面。 美国继而在更大范围对中共发起挑战，在经历两年以关税战为形式的贸易争端随着两国年初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而暂时休兵，美国加大了对华技术出口和中国投资的监管力度。北京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做法激怒了美国政界，相关议案在国会受到两党议员的支持。而特朗普政府对在美上市却不愿接受会计审核调查的中概股发出摘牌警告，或在贸易战火未熄时，又另辟金融战场。 这些对于面对疫后可持续复苏压力的中共而言，将会有更多的压力。 施道安：疫情加快中国与贸易伙伴脱钩 兰德公司政治学者施道安所代表的意见认为新冠病毒全球疫情将加快中国和其主要贸易伙伴国间的脱钩。但在一些经济学者看来，美中的脱钩更为明显地表现在科技方面。 经济研究机构IHS Markit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瓦斯（Rajiv Biswas）对美国之音说，虽然近几个月美中经济和政治关系恶化，双边贸易量仍然维持在很高水平，在双边贸易方面没有明显的脱钩迹象。但是，比斯瓦斯说：“在技术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方面则有更明显的裂痕，美方已经宣布的限制令对中国几家主要技术公司影响巨大。”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贸易专家加里·哈夫鲍尔(Gary Hufbaur)也认为，美中脱钩步调缓慢，但并不表示特朗普会完全放弃与中国脱钩。他说：“在技术方面，脱钩显然在继续，这方面是没有疑问的。” 美国掌握着中方技术命门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对彭博新闻说，中国当局的急迫感越来越强，因为美国不仅抓住了命门，而且表明他们打算施加压力，就像华为和中兴的境况。 白明所说的“命门”就是中国在技术上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半导体芯片设计和制造方面，中国的公司仍然严重依赖美国芯片制造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技术禁运，将会对华为和中兴等技术公司形成巨大的压力。而中国此时加强对技术研发的投入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彭博社的报道援引专家的判断，认为中国要在芯片制造方面赶上美国，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收紧供应的情况下，需要超过十年的时间。北京计划在2025年实现芯片70%自给，被广泛视为不现实的目标。据总部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半导体市场研究公司IC Insights的分析，中国芯片目前自给能力仅有16%。 新发展策略有意忽略一带一路？ 上周四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的重要“外向”政策“一带一路”未被提及。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周五发出的分析邮件中谈到会议忽略“一带一路”，称是“明显偏离此前的国家战略。”他认为，其中原因或与范围更广的美中冲突有关。不过，陆挺认为，回撤对于中国而言是有意义的，因为它需要调整在全球舞台上的作用。 当局尚未就“双循环”政策细节做出说明。但预料它将成为今年10月中共开始进行“十四五”规划的政策基础。 在路透社的一篇中文报道汇集了部分中国金融机构及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分支的高级经济分析师对北京当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看法。有经济学家在一个论坛上称政府“内循环”政策真谛是“开放”，通过释放国内的经济和消费市场的潜力，结合保护知识产权、改善营商环境、减少准入限制，吸引跨国企业把产业链、工厂、店面继续留在中国，享受他们在地的消费市场潜力。 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双循环的互动基础仍是改革开放，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关键领域改革”云云。 习近平近日与中外企业高管的谈话，以及官媒报道所说的他给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联名致信的回复，意在消除新的经济发展策略带来的疑虑。例如相当多看法是当局转向内循环是要回到“自力更生”的闭关锁国的老路上。 有关脱钩的说法也在这期间受到渲染，易令外界产生中国意图回到孤立主义时代的看法。 金融领域未见脱钩但渐融合 尽管在技术领域，美国掌握着中国技术的最薄弱环节，并表现出施压的意向。但在另一方面关于金融领域可能另辟战场的预测看起来与现实有偏差。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该智库网站上登载的一篇分析中写道，虽然特朗普政府近期威胁要对未能符合美国会计规定的中概股从美国股市中摘牌，特朗普也在6月中旬的一条推文中称“和中国完全脱钩”是美国的一个政策选项。 但拉迪认为，中国实际上更进一步地融合到全球金融市场，美国的金融机构也积极参与了这一进程。他认为，这一趋势使得美中在金融界的脱钩的可能性持续降低。 他这一论断的一个例证是美国和其他中国境外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作用显著增长，中国监管机构在2019到2020年放松了长期以来对外资企业在华经营在所有权方面的限制。此前，外国金融机构大多是通过在合资企业中拥有较少股份进入中国市场。 规模高达47万亿美元的中国金融服务业市场对美国的银行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政策放松后，在华经营的一些主要金融机构都采取行动，通过增持成为合资企业控股方。例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都增持了在华合资公司的股份，以51%成为控股方。而摩根大通成为首家在华全资经营的外国期货公司。 此外，拉迪还指出，中国近一步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另一个例证，即流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资本都在增长。他说，两国在金融领域脱钩的迹象则表现在受美国对中国投资加强审查以及中国对资金流出加强控制影响的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在2016年达到465亿美元，而在2019年就已经跌到48亿美元。 习近平的右转和中共的改开 但是，拉迪对于今年中共当局再次提及改革并不看好。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随后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涵盖广泛的改革意见。拉迪当时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份改革计划非常全面，其中有很多内容和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的内容相同。他一方面将最近发布的方案视为积极讯号，另一方面则持观望态度。 拉迪批评当局在混合所有制上变本加厉。他说，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会带来变革。 在不久前亚洲协会举办的一个中国经济在线论坛上，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谈到中共在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今年又提改革，这期间到底有什么变化。 陆克文认为，习近平在2013到2015年倾向于经济自由化，也就是中国政治中所说的偏右，但到2015年，由于中国大陆发生了一次金融危机，或导致习近平认为金融改革最终带来的是像美国金融市场那样的完全失控。 陆克文说：“从那时起，你开始看到中国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回转。” 2015年底，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说法出笼。陆克文说，这组词听上去很有技术性也很有改革味道，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 他说：“如果你把供给侧结构改革进行结构，那实际上就在中国经济的细节之中。大体上就像是党中央的文件所阐述的那样。基本上是产业政策的集合，而国家和政党正式通过这样的政策加强对经济的干预。”
“内循环”近来在中国成为热词。尽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称“（中国经济）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但分析认为，以国内为主的产业循环会造成科技落后、制造成本上升、失业率升高等。面对疫情及中美贸易战等压力，习近平7月时重申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主张，表示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中国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回圈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就算不是全然封闭运行的“锁国经济”，但将长长的生产链和消费端主要都放置在国内市场，中国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以及若“内循环”成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近来已有许多财经自媒体及网友议论。 先看条件。作为“内循环”很重要的“扩大内需”，在当今中国并不容易达成。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才说，中国有6亿人月均收入仅人民币1000元；中国严重的贫富差距、以及高房价对财富的“绑架”，也让各种产业都要依靠内需消费变得不可能。 自媒体“无相财经”7月31日指出，中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毛额（GDP）年增3.2%，其中有2个百分点来自于制造业和建筑业，但消费却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9%。上游的工厂拼命生产，基层消费者却在疫情中努力存钱，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仍然不足。 至于“内循环”对产业的影响，首当其冲是原本出口导向的企业，难以立刻出口转内销，就会有破产倒闭的风险。 上述文章以江苏省灌云县为例，当地生产的情趣内衣，只有不到4成是提供给中国国内市场的。中国有很多这样的特色产业，一个县就成为全球最大的产地，国内市场难以消化其产能。 此外，有些评论指出，企业出口转内销会加大原本国内市场的竞争，对原本竞争力不强的企业造成冲击，这些都会导致一部分人的失业或薪资降低。 财经媒体“吴晓波频道”7月31日指出，“内循环”会让过去在全球竞争下被忽视的中国中西部受到更细致的开发，但中国企业被迫转往中西部这个非最优选择地区发展，意味著企业成本会提高；甚至因经营门槛提高会导致行业局部垄断，这些都不利中小企业发展。 更重要的是，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受惠于外资及外国技术的交流，“吴晓波频道”的文章认为，“内循环”会导致技术交流变得缓慢甚至停滞，不利中国的产业升级，也迫使中国企业提高研发成本。 不过，也有些人认为，中国依然在对外开放，但现实国际环境如此，中国注重“内循环”也是不得已的求生选择。只是，在国内无法“降房价，提收入，保民生”的情况下，无法期待经济“内循环”能有好结果。
最近两年，中美关系为何急转直下？ 疫情以来，中美关系从贸易战快速演变为国家对抗，国家对抗上升到意识形态斗争。当两国所有分歧及个体行为，都被“政治正确”绑架，都预设国家立场，都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理性的声音式微，正常行为被曲解，两国之路则越走越窄。 本文继《脆弱的“中美国”》后，探讨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演变。 本文逻辑： 一、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演变 二、政治正确与克里米亚效应 三、经济内循环与社会内卷化 01 、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演变 中美过去四十年的外交成果来之不易，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 朝鲜战争后，中美之间关闭了一切对话窗口。十余年后，中苏破裂，苏压制美，中美走到了合作的历史关口上。 1969年2月1日，就职仅12天的尼克松总统便要求国务院官员尝试与中方接触。同年7月，美国取消了对华贸易管制，并停止了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 1971年基辛格绕道巴基斯坦访华，与周恩来会谈；次年，尼克松正式访华。尼克松、基辛格与毛泽东、周恩来，两国四位领导人搁置民族仇恨，打破坚冰。 1979年，邓小平亲自主持谈判，中美正式建交。在新加坡李光耀的斡旋下，邓小平与卡特总统达成经贸合作共识及政治互信。 80年代，美国里根上台改革，邓小平改革开放，中美关系在全球化浪潮中进入蜜月期。 1990年前后，国际局势风云突变，苏联解体，东欧垮台，中美关系骤冷。1992年，邓小平再次出手，明确对外开放及市场经济之路。老布什，这位曾经担任过美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总统，始终保持中美关系正常化。 90年代，中美进入微妙时期。1995年，克林顿政府展开了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是遏制政策还是接触政策？ 克林顿政府的做法是一边试探一边接触，爆发了南海、大使馆等事件。新一代领导人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务实外交，处理得当。整个九十年代，中美在磕磕碰碰中越走越近，美对华投资高歌猛进。 于是，美国的建制 派、商业界、政治精英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只要给中国时间，中国必然会拥抱我们，走向自由市场经济。 千禧年后，小布什忙于反恐，与克林顿联手说服美国政界，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朱镕基抓住机会，中国成功入世。之后，中美贸易一日千里。2007年，哈佛教授尼尔·弗格森创造“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 然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美关系进入拐点。美国人意识到旧秩序的危害，渴望改变、改革，甚至颠覆旧秩序。但是，中国精英并未意识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巴马总统维持着中美关系的底线。 2016年大选，美民主党希拉里败选，建制 派失势，特朗普上台，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从中美建交到中美“共生”，经历了两国多代领导人的精细筹谋与理性维系。但是，中美关系破裂，甚至走向“新冷战”，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这到底是特朗普所为，还是中美之间存在根本的不稳定因素？ 如今在美国，对华强硬成为华盛顿和国会的共识。这说明中美之间存在根本性分歧。 有人说，中美之间存在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的冲突。这显然存在，但40年前这一冲突更为严重，为何两国还是破冰、携手、共发展？今天争论的出口补贴、技术转让等问题，美国为何之前一直能够容忍？ 这里面是有蹊跷的。 中美之间数万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这一压舱石并不稳定。我在《脆弱的“中美国”》中分析了两个原因：一是中美贸易规模大，但两国经贸级别低、合作层次浅；二是中美贸易结构严重畸形（全球秩序失衡的重要部分）。 简单来说，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是畸形的，这种经贸关系让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则未必。 自从里根总统开始，美国一直是共和党、民主党的建制 派执政，他们代表着美国商会、华尔街、跨国公司的利益。在这种畸形的贸易关系中，建制 派、美国商会、华尔街、跨国公司都是最大的获利者。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享受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同时将产品销售到美国市场赚钱，两头得利。 比如，中国的外汇采购美国农产品，美国农民获利；采购美国国债，对建制 派、华尔街有利。中国的外汇是集中管理的，中国长期持有天量的美国国债。又如，中美之间维持着汽车关税保护及准入门槛，通用、福特汽车与中国国企合作，开发中国汽车市场。如此，通用、福特受益，但美国汽车工人失业。 所以，建制派、华尔街、跨国公司、美国商会长期在这种扭曲的贸易规则中获利。但是，美国农民及产业工人并未从中获利。 2008年失衡的全球秩序终于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但是，奥巴马错过了改革这一秩序的绝佳机会。2016年，愤怒的美国农民、产业工人将票投给了特朗普，后者上台便掀桌子。 这是一场全球化的失意者对既得势力发起的挑战。 所以，今年11月的大选非常关键，特朗普还是拜登，决定了中美关系的走向。 有人说，拜登甚至会比特朗普更狠，中美关系不可能改善。 这其实是不了解美国政体。拜登上台前后，中美表面上的对立都会很严重。因为对华强硬成为了美国的政治正确，如果拜登不够强硬，他很难获胜；即便当选，如果不够强硬，他很难给选民交代。这就是竞选术语。 但是，拜登不会完全与中国撕破脸，会留给中国政府一定的底线，中美关系不会破裂。 为什么？ 如今民主党已经分裂，拜登、希拉里代表传统建制 派势力、美国商会、华尔街、跨国公司的利益；桑德斯代表蓝领阶层、工会劳工组织、弱势群体的利益。在中国的问题上，这两个群体是冲突的，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与全球化失意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如果桑德斯执政对中国可能比特朗普更加强硬。 不管是2016年还是2020年的民主党内选举，民主党的传统势力都放弃了桑德斯。为什么？ 现在美国两党的选区是非常稳定的，只有几个摇摆州，这几个摇摆州一般是“铁锈州”，所以争取摇摆州产业工人及农民的选票非常关键。2016年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选票虽然多于特朗普，但因争夺摇摆州失败，而最终败选。 民主党陷入了两难，老政客们担心支持桑德斯，民主党可能被传统的势力（商会、华尔街、跨国公司）抛弃。这次，民主党如上次选择希拉里一样押宝建制 派代表拜登，目的是固守传统势力。如果拜登获胜，他所代表的势力，是与中国关系最稳定的核心利益者。比如NBA、通用汽车，他们在中国赚得钵满盆满，并不希望中美关系恶化。 当然，特朗普不只代表产业工人及农民的利益。共和党代表的核心势力是本土工商企业、科技企业、工薪阶层、中产阶级。共和党的优势是，特朗普争取摇摆州，争取农民的利益，打破旧秩序，与其核心势力并不冲突。所以，他可以放手干，但民主党则投鼠忌器。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游戏规会有本质区别。特朗普政府希望另起炉灶，彻底颠覆旧秩序，基本上要求中国兑现入世时承诺的所有条款，否则宁愿与中国全面对抗。 如果拜登执政，拜登不会打破旧秩序，他会让美国与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协商。拜登会给中国精英阶层保留一些底线条款，同时改革WTO规则，如此达成妥协性共识。 02、政治正确与克里米亚效应 自新冠疫情以来，中美从贸易战迅速上升到经贸、政治、军事等全方面对抗，意识形态交锋异常激烈。 原本这是一场全球化的失意者与旧秩序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斗争，如今正在快速上升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全面对抗。 这是为什么？ “政治正确”绑架舆论及民众利益，使得这场斗争的性质彻底改变，并趋于失控。 在美国，对华强硬成为华盛顿的“政治正确”。在未来几个月的大选中，特朗普、拜登都会发出强硬的反华言论，特朗普政府甚至可能做出比驱逐大使更加激进的行动。谁更能打，谁更有机会获胜。 我们可以明显发现，特朗普对中国的行动已经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完全不按传统政客套路走，得了便宜还发推特。如今，特朗普政府关闭了与中国很多领域的对话与交流。美国不跟中国沟通，关起门来制定针对新疆、香港相关的法令，甚至还可能制定针对台湾、共产党相关法令。 这是为什么？ 因为华盛顿基本上否定了克林顿时代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如果特朗普政府还按以前的方式与中国接触、协商，会被认为继续走老路，违背了“政治正确”。 中美两国皆如此，冲突日趋激烈，任何讨论与行动都预设一个国家利益的政治立场，如此两边理性的声音与和平的行动会快速衰退、消失，甚至反转。预设的国家立场最终很可能变为现实，所有的斗争都成为了国家之间的冲突。 从制裁中兴、华为，到限制5G，再到限制中国技术，再到疫情、香港、南海等问题，之前所预设的国家利益之冲突最后都如愿以偿，然后以修昔底德陷阱来定论。 这就好比： 陈村黄头发的小青年是坏人； 陈村的小青年是坏人； 陈村人是坏人，他们要打我们村的人； 你看，陈村人真打我们了； 陈村与我们村势不两立。 一旦两国所有事情被架到“政治正确”的高度，那么全面对抗将不可避免。一旦越过某个临界点，擦枪走火并不奇怪。 很多人都在思考：二战时日本为何要主动招惹美国？ 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时，希特勒大骂日本蠢蛋，将美国拖入到战争中来。其实，日本不希望与美国为敌，美国罗斯福、英国丘吉尔也不想与日本开战，美国还有一群亲日派，但是最后他们都成为对日强硬派。 日本发动东南亚战争后，演变为一辆高速奔驰的战争列车，任何人都阻挡不了它奔向珍珠港。 1940年，日本占领了东南亚诸岛，宣布控制了南洋天然气。这时，美国第一次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但为了避免过度刺激日本，美国并未禁止日本战斗机的原油。日本也意识到危机，大量采购、开采和囤积战争石油。 1941年7月，日本控制荷属东印度群岛和印度大陆，美英对日实施全面石油禁运。这一举措引发日本国内恐慌，这时日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主动放弃这场战争，可能面临亡国危险；要么向美国开战，赌一把国运。 这时，所有美国人、日本人都没得选。仅4个月后，一直反对与美国开战的日本政客也不得不支持日本战机飞向珍珠港。美国原来的亲日派变为最强硬的强硬派。美日两国的故事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战争。 长期以来，中国精英与美国建制 派、商会、华尔街有着广泛深入的利益关系，中国未曾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会走到今天这地步。中国有部分群体不断地释放强势言论，盲目试探底线，但又低估对方的决心，没有真正做好与美国决裂、全面冲突的准备。这其实是十分危险和不负责任的。 从单个事件冲突上升到国家矛盾，再以“政治正确”扩大到国家间全面冲突，最后可能陷入糟糕“克里米亚效应”。 我在《“强人”普京》中介绍了克里米亚效应。普京执掌俄罗斯20年陷入了内政与外交相冲突的悖论。普京对欧美越强势，发动克里米亚战争、格鲁吉亚战争，俄罗斯民众越拥护他，但外交越糟糕，最终被欧美世界封锁。 换言之，普京在内政上越成功外交上就越被动，外交上越糟糕内政上越成功。美国越是打击、封锁俄罗斯，俄罗斯民众越支持普京对抗美国，如此俄罗斯之路越走越窄。美国政府或许汲取了俄罗斯的教训，试图将中国的内部利益拆分，避免中国一致对美。 当所有分歧都被“政治正确”架到国家冲突层面，越冲突，越对抗，民族主义越强，冲突升级，对抗升级，最后走向死局。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打着国家名义的意识形态冲突，其性质完全不同。负责任的政治家需要避免国家之间的冲突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尽量避免民族主义情绪左右国家决策。 中国需要避免这种“克里米亚效应”，更不能接过俄罗斯的“接力棒”。中美对抗最受益的大国便是俄罗斯，俄罗斯被封锁的压力会减少，还可以提升国际政治地位。俄罗斯正渴望中国帮他解开内政外交悖论。在中印之间，俄罗斯不但出售武器给印度，还直接派军队、军舰支援印度。 中国需要在大国角逐中保持理性。目前，中国政府在努力维系美国商会、跨国公司的关系。美国制裁华为、中兴、美版抖音，为什么中国没有制裁美国企业？中国还制定了外商投资法，给予外资企业开放了更为广泛的投资领域。这是为什么？ 美国商会、跨国公司在华利益大，他们是亲华派的，他们不希望在华投资政治化。美国议员逼迫NBA站队，提出在球员球衣的背后写上政治标语，但是遭到了多数人的拒绝。同时，中国政府也不希望意识形态斗争伤及他们。 如果两国所有人的言论及市场行为，都意识形态化，都以政治正确为前提，都被逼迫站队，那样就危险了。 03、经济内循环与社会内卷化 如今，中美之间已经突破了对方的底线。想要恢复必须先从外交着手，然后再谈经贸。 在七月份的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希望中美恢复全方位的对话，为中美之间列出三份清单，分别是合作清单、对话清单、管制清单。 简单来说是，中美两国的事情可以理性地归为三类： 一类是双方的底线，如台湾问题，互不挑衅，搁置争议； 二类是双方存有争议的事项，共同协商，不扩大化； 三类是双方可以合作的事项，继续展开合作，不被其它矛盾牵连。 以世贸组织的承诺条款为例。 2001年11月11日，中国在多哈签署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并做出了四项承诺：即降低关税、减少和消除非关税壁垒、农业方面的承诺和服务业的开放。承诺截止时间不少是在2005年。 比如，中国承诺到2005年，全部取消400种进口配额；取消对美国7个州的TCK小麦出口禁令；放开美国6000多家肉类加工厂对我国的出口等；逐步放开银行、保险、旅游和电信等服务业市场。 我们可以将这些列个清单： 当年，中国承诺的事项包括外贸经营权、国营外贸与指定经营、进口关税配额、出口补贴、非关税措施、技术贸易壁垒、法律服务、旅行社服务、银行、证券、外汇及支付等45项。其中哪些已经执行了，哪些还没执行；如今，哪些可以执行，哪些需要谈判，都可以列出来。 事实上中国也这么做，截止到今年6月份，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压减至33条。简单理解是，外资进入中国只有33项不能投资及经营。这就是目前中国政府的底线。 这33项分别是什么？ 比如，禁止投资稀土、放射性矿产、钨勘查、开采和选矿；出版物印刷必须由中方控股；除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商用车外，汽车整车制造的中方股比不低于50%；核电站的建设、经营须由中方控股；禁止投资邮政公司、信件的国内快递业务；禁止投资中国法律事务，不得成为国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又如，禁止投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网络出版服务、网络视听节目服务、互联网文化经营（音乐除外）、互联网公众发布信息服务；禁止投资新闻机构；禁止投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制作业务。 如今，特朗普政府希望中国将负面清单的项目大幅度压缩，这就大大突破了中国政府的底线。底线问题无法谈拢，两国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对抗。 如果拜登执政，拜登政府会给中国政府保留一定的底线，比如核电站由中方控股，禁止投资及经营网络信息、新闻机构、图书出版等；会列出一部分与中国政府商谈，比如汽车、农业、运输、机场、科研等领域的合作。毕竟，对于拜登政府、建制派、美国商会、华尔街、跨国公司来说，维持与中国的正常关系，他们受益最大。 所以，未来四个月很关键。如果拜登当选，中国将继续渐进式改革开放，但这个力度要比前些年大很多。如果特朗普连任，中国面临大幅度对外开放或内循环内卷化的两种可能，极端情况还可能出现硬脱钩、经济封锁、全面对抗及“新冷战”。 改革开放要比内循环内卷化，对这个国家及中国民众更加有利。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启动内循环，依靠国内市场及人才可以制造高科技产品。这种想法其实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我在《智本社经济学讲义》第二十讲《市场与分工》中讲到“斯密定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意思是，分工受到市场交换规模的限制，如果交易规模太小，就无法实现专业化生产，分工就会受到限制。 假如，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镇，与其他市场是隔离的，其中只有一个人需要一辆汽车。但是，这个人是注定得不到他想要的汽车的。因为，如此小的市场是没办法支撑起一家汽车厂的。 为了生产这一台汽车，人们要建立玻璃厂、橡胶厂、皮革厂、电子厂、油漆厂等等，同时还要培养相应的技术工人。即使这些厂是现成的，也需要调整机器及产品规格，专门为这台汽车而生产配件。没有足够的市场规模，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反过来，如果市场规模足够大，不但这台汽车能够生产出来，整个汽车产业网络都会兴起，专业化分工及先进的技术会出现。 所以，“斯密定理”告诉我们：市场规模越大，专业化分工程度越强，技术水平越高；全球化市场的专业化分工及技术水平，定然大于国内市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新加坡、瑞士、荷兰这些小国都选择拥抱国际市场。 以光刻机为例。全球7纳米光刻机巨头是荷兰的阿斯麦尔（ASML），但是阿斯麦尔光刻机90%的零部件都是其它国家生产的，比如德国蔡司为其提供最先进的光刻机镜头。 如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制造7纳米光刻机。中国要独立制造7纳米光刻机，那就意味着还要建立一批如德国蔡司一样的全球顶级科技企业。即便我们有光刻机，制造半导体还要有原材料。日本掌握了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及高纯度半导体用氟化氢三种关键性材料。韩国半导体技术已够强，但也离不开日本的原材料。 如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光刻机及一切技术，都源于国际市场下的全球化精细分工，依赖于一批全球顶级科技企业。越开放越有机会参与到顶级的国际技术分工之中，越内循环技术则越落后。 经济内循环进而导致整个社会内卷化。经济内循环与社会内卷化，这不符合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方向。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文章现已被删除）
（下列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及官方行业协会） 我直接摆出观点：中国经济从1980年代走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本质特征就是外向性特征。所谓的经济内循环，就是建国前三十年，就是小农经济型的自给自足，就是全面赤贫和全方位物资短缺。建议中国经济重走自给自足的老路，这就是将中国经济往火坑里推。 各位，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改革开放了40年，就有资格玩所谓经济内循环了。今时今日的世界，就是一个相互开放和相互依赖的世界，任何经济体，都无法做到自给自足，绝对不可能实现所谓的内循环。提出这种观点的所谓专家，对经济完全处于白痴状态。下面我将会使用大量的数据，说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到底处于什么程度。 2019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为90.4万亿人民币，商品出口17.2万亿人民币，出口占比19.0%。看起来我国每生产100块钱的商品，只有19块钱的商品会拿去出口，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不算特别大，我估摸着白痴专家们大概率就是看了这个数据，认为我大中国已经没必要再依赖国外市场了。老百姓每个人再多消费两成，就把出口那点额度给吃掉了。 然而，工业总产值这个概念，其实是重复计算的结果。上游的企业生产钢材铝材铜材，这里要算一次产值，中游的企业拿来生产发动机螺丝沙发轮毂，这里又要算一次产值，末端汽车企业全部组装起来生产出汽车，这里还要算一次产值。这里的每次产值计算，都会把前面那些企业的产值重复计算一次。而对于消费市场来说，其实只有最后一次终端产品，才有计算意义。这么算下来，我大中国的消费市场总容量，其实远比工业总产值这个概念要小得多。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2万亿，只相当于工业总产值规模的45.6%。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大中国的出口商品，绝大部分恰恰就是服装鞋袜以及电子产品这类终端消费产品。因此，以出口商品作为分子的话，正确的分母应该就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终端数据。也就是说，用于出口的终端消费产品回来占领国内消费市场的话，会给整个国内市场增加多少比例的供应量。17.2万亿÷41.2万亿=41.7%。意味着整个市场需要增加超过四成的供应！这个比例已经非常大了！ 2020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2万亿人民币，同比2019年上半年的19.5万亿，萎缩了11.8%。国内的终端消费市场其实已经呈现萎缩之势长达三年之久了，这一点在本公号的各类文章已经多次阐述，其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对居民收支结余的吞噬比例已经超过百分百了，这里就不再多说了。今年上半年货物出口额7.7万亿人民币，同比2019年上半年的8.0万亿人民币，小幅萎缩了3.2%。我再强调一次，这些货物基本上都是终端消费品。这么计算下来的话，由于国内消费萎缩幅度比出口萎缩幅度快得多，这就是导致出口商品占国内消费总量的比值提升到了44.8%！这个数据已经非常可怕了。在消费市场已经显著萎缩萎缩的时候，再给市场增加近一半的供应量？这种后果谁能承受得起？ 这么说还不够直白，我直接举例吧。根据电子信息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家电市场报告》，2019年我国家电市场总零售规模8910亿人民币，而根据海关数据，2019年我国出口家电3654亿人民币，这些出口家电统统拿到国内市场消费的话，要增加41%的供应，足以把国内的家电市场冲击到体无完肤，无论格力还是美的，基本上都只有死路一条，价格战会把所有企业直接干到破产的境地。再说手机，2019年我国生产了17.01亿台手机，毕竟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手机代工生产基地，而国内市场只消化了其中的3.89亿台，如果出口手机全部拿来国内消费，供应要增加足足2.4倍！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了国外的市场，手机产业算是整体毁了。此外，服装鞋袜出口总量高达1.37万亿人民币，基本与国内市场总量相当，全国人均多买一倍的衣物？可能吗？这不是瞎扯淡吗？ 至于进口依赖，在这里，我甚至都懒得详细列举那些我国对国外各种高精尖技术和材料的依赖了，医疗领域的依赖程度高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这里我就只讲芯片好了。虽然我们喊了很多年的芯片自产的口号，2019年我国进口集成电路的规模依然高达2.06万亿人民币（这里还没包括深圳的中小微电子厂从香港人肉带进来的数以千亿计的芯片），比进口原油的1.59万亿人民币还高出足足29.6%。搞经济内循环？没有进口芯片之后，连空调都运转不起来我跟你们讲！家用空调也就算了，国产芯片凑合着也能混一下，写字楼空调装国产芯片，主机会当场爆给你看！每块残渣都不超过1立方厘米那种惨烈爆法！更不要说电梯这种需要精细维护的产品了，装国产芯片=不把用户当人看，这个等式是绝对成立的。 2020年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规模9349亿人民币，同比增幅16%。这个增幅应该是由于香港封关，不能再人肉带货，于是全部走正式进口通道而来。然而这也恰恰说明芯片国产化根本就没有成功，人肉带货不行了小微电子企业也依然必须依赖国外产品，即便正式进口需要付出更多增值税成本也只能忍了。就这样的现状，经济内循环？怎么循环？ 说到这里，我直接说明吧：如果与国际市场隔离，搞经济内循环的话，我国经济将会直接回归到1980年代之前。不过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40年，知道40年前是怎么回事的人，大多数都已经老了，越来越丧失话语权。搞不清楚状况的小毛孩子们，就敢气势汹汹的大喊：“回去就回去，有什么大不了！”对此，我也没啥可说的，就这样吧。 （全文转自微信公号数据吐槽中心，文章目前已被删除）
自从6月下旬以来，面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司法部长威廉·巴尔、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国务卿蓬佩奥从各个侧面对中国的强烈批评，北京从各个方面开始做应对美中新冷战的准备，甚至放弃了“外交即开骂”的战狼式外交，换了一个温和不骂人的外交部发言人，务求在11月3日大选结果出来之前，不再为中美矛盾添火加薪。本人认真仔细地研究了相关信息，认为应付新冷战，中共掌门人习近平至少从方向与决心两方面做了充分准备： 大方向：经济内循环，准备自力更生 7月21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场企业家座谈会。这种会议从来不是清谈会，而是向企业界传递一种政治信号，比如2018年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那是针对中国舆论场上“民营经济退场论”，为安抚民营企业家而举办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召开之际，正值美国接连施压，世界都担心新冷战即将发生的时段，中共最高领导人认为非常有必要向世界公开明示中国应对中美脱钩的战略大方向：经济内循环，习近平版自力更生。 在这场中国两岸三地以及海外企业云集的会议上，先后有7位企业家被挑选发言。从7位企业家身份来看，主要从业于安防、跨国贸易、红外热成像等行业，这些行业将是中国未来自力更生的担纲者。 海康威视连续8年蝉联视频监控行业全球第一，为中国政府建立遍布全国的监控网络立下汗马功劳，也因此在2019年10月被美国商务部以新疆穆斯林人权问题为由，将其与其它7家中国企业列入美国《出口管制条例》实体清单。这次中共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安排海康威视做首位发言者，既代表高层对海康威视的政治支持，也清晰地表达了中国对美国实体清单的不满，更是展现了中国将继续在监控行业保持No.1地位的决心。 中国中化集团被选中，则因其承担为国分忧的政治与经济双重任务：能源安全、税收、就业。歌尔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电子信息类企业，现是全球第二大声学器件供应商，其客户群遍布三星、苹果、思科、中国联通、西门子、伟创力等中外科企，让歌尔股份出席座谈并有份发言表明了中共高层虽然不再提中国制造2025，但仍然想保持科技行业在世界已有的地位。据美方透露，中国偷去的技术够多了，还可以好好消化一阵，至少管上几年甚至十年，在这个期限内，保持领先地位不用愁。 上海品海饭店的发言人作为中国个体工商户的代表被选中做发言人，高层领导鼓励它们在非关键的竞争性行业发展——结合肖建华终局来看，中国政府显然不希望民营企业今后涉足金融行业，既容易危害国家金融安全，还会导致涉足者财散人不安——民营企业应该好好体察党中央这番爱护民营企业之心，今后就谨守本份，回到改革开放初期党对私企的定位：拾遗补阙。所谓个体工商户与民营企业，就所有制性质来看，其实无甚实质差别，民营企业可不要认为自家的政治地位比个体工商户高。 国内宣传机器为这次座谈会总结了多条意义，其实核心就是一条：面临美国的压力，求借偷的技术自主创新不再可能，国外市场正在变小，从此，中国经济得“内循环”，咱们要自力更生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此时此刻，企业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 习近平四平之行宣示决心 中国国内洪水滔天，国外则面临美国的强大压力。过去几十年，中国依赖美国的科技、市场，将自己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美国不让依赖了，面对困境，仅仅与各界企业家开个会远远不够，习总书记不惮劳烦，于7月22日亲赴吉林考察，此行任务有二： 一是全党思想动员。借参观四平战役纪念馆发表一番讲话，重心落在这两句：“我们一定要守住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是向外界宣示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红色政权的决心。官媒称：“在这个昔日兵家必争之地，总书记的战略考量意味深长”，这句话引发猜想联翩，比如选“四平”，除了借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四战四平”在东北立稳根基这一“开国”吉战之外，还取“四平”一词之古意。《诗经·大雅》有云：四方既平，王国庶定（四方既已平服，王国之内幸应安定）。这就是为什么国内十几个省洪水滔天，身为总书记的习近平，既不效法当年朱镕基亲至抗洪前线，也不学习温家宝亲至地震现场，而是到根本没有洪水的吉林四平考察的原因。 二是向美国宣示不进口美国农产品，咱中国粮食足够安全。 7月22日习近平赴吉林考察的第一站，就是有着“关东门户”和“东北粮仓”之称的梨树县，该县因良好的地理条件，是中国的“黄金玉米带”——中国对外粮食依存度高达13%，多年来从美国进口三大主粮：大豆、玉米与小麦。中美贸易战打了28个月，中国虽然多次表示拒买美国农产品，但对大豆等农产品与猪肉的购买从未断过。如今，美国对中国的打击接踵而来，中国得做好自力更生的准备，以保障粮食安全——这玉米带存在了好些年，中国还得进口大量玉米，是否因总书记考察之后粮食产量倍增，那是另一回事。 两套预案齐备，内循环起始点正在寻找 从美方宣布关闭休斯顿领馆以来，中共官方表达愤怒，但没让民间“爱国力量”参与。从宣布美国驻成都领馆闭馆以后，该领馆外时有自发爱国者抗议，但都被警察带离现场。因为北京心中很清楚：离开美国，中国的发展之路将大大受阻。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指出：中国政府目前密切关注着美国的舆论导向并调动本国的研究机构分析民主党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对美国民调进行专业分析。一名不愿披露姓名的中国官员的看法，代表中国官方的看法：不再对两国恢复过去良好关系抱有幻想，但是一名新的总统至少可为重启两国关系提供新的契机。但是，由于有了2016年的经验，北京也深知，对美国有严重政党倾向的民调与《纽约时报》、CNN的分析不可全信，还得自己研究一番。比如，中共这个刚成立的美国大选舆情研究小组一定会对《华盛顿邮报》7月19日那篇《4件事可能使2020年竞选向特朗普迈进》有兴趣，也会参考《国会山报》（The Hill）7月27日那篇《民调：特朗普的支持者比拜登的更有热情》（Trump supporters more enthusiastic than Biden’s: poll），全面了解并上报，以备习办参酌。 基于以上考虑，北京在11月3日来临之前，仍然不会放弃中美对奕棋局中，美国换棋手的期盼，甚至也会暗中鼓励在美华人做些事情，以促进这一结果的出现。但是基于历史经验，宝也绝不会全押在拜登当选这上面，两套预案都准备好，进退自如，中共从来不缺这种政治智慧。 中国由大进大出的全球化中心一变而为内循环经济，发展方向、决心与实施手段（实现目标的工具）三者缺一不可。如今，方向已经由党中央最高领导给定，自力更生；被动员的企业也都群情激昂，与党中央一样决心很大；只是实现内循环的手段一时还未找到，详细分析请见拙文《经济内循环说来易，以何为起点难上难》（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7月23日）。不过，按照中共的社会管控能力与宣传能力，这事不急，离美国大选落幕还有将近一百天。这一百天内，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更何况，信心很重要，关键时刻，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齐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选段：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如今，中国国内洪水滔天，粮食收成将大受影响，但中国政府抱定比烂心态：咱中国固然有各种问题，但你美国更糟糕。相比之下，咱中国面临大灾大患，媒体都还一片颂扬之声，这岂是美国能够相比的？因此，只要坚持经济发展，就能笑到最后。如何发展的招术也有了，6月18日上海举办第12届陆家嘴论坛，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发表书面致辞，中国经济要准备向“国内循环为主”转变——意思是：全球发达国家谁也不好过，咱靠自己国内生产与需求支持发展了。 本文分析，中国经济内循环的发动点到底在哪里？ 经济内循环的起点是投资，钱从哪里来？ 凡研究经济的人都知道，不管是经济全球化还是经济内循环，总得找个经济发动点，这个发动点不是投资就是消费，用行话讲就是“投资拉动”与“消费拉动”。 以美国为例，经济发展经过三个阶段：要素驱动、效益驱动，最后到创新驱动，知识产权成为经济贡献的主要来源。中国一直想进入后两阶段，没成功，一直就在要素驱动，即通过投资形成各种生产要素。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主要由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三方面投资组成，现都已受到了限制。制造业投资受制于产能过剩，基础设施投资受制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加大，房地产已经进入下行通道，投资也受到影响。所以投资的拉动力也远不如从前。但因为没找到别的方式，即使投资拉动经济的边际收益递减，越来越接近制度障碍约束的边界，但中国仍然只能沿着这条旧路走下去。 投资需要有投资主体。中国过去的投资主体有三：政府、外资、私人投资。既然现在中国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当然就不指望外资了。 事实上，外资也正在陆续撤出。尽管中国媒体或借中共能吏黄奇帆之口发出警告：如果外资企业撤出中国，等于丢弃70%市场份额； 或者鼓励在华外企：“风雨之后必有彩虹，现在撤出中国太愚蠢”，但是美中两国贸易战带来的不稳定，以及关税增加的压力，还是让许多企业决定离开或是减少他们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外企撤离中国已成趋势，包括苹果、任天堂在内的50多家跨国公司都宣布将生产线撤出中国。另外，质量控制和供应链审核机构“启迈QIMA“7月份的调查报告也说，80%的美国公司和67%的欧盟国家的公司正在离开中国。 那么来自民营企业的私人投资如何呢？且不谈中国那些与权贵有关的金融巨鳄、投资大亨们这些年入狱、衰落的剧本不断上演，众多没破产衰落的民营企业家们也是债务缠身。惠誉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民营企业债务违约数量已大增至历史纪录高位。前11个月，民营企业发生人民币债务支付违约达4.9%，高于遭遇P2P雷暴的2018年。惠誉估计，中国境内企业债务规模达到19万亿人民币。2020年以来发生的肺炎疫情，不少中小企业因外贸订单骤减而纷纷破产，如今自然拿不出钱来投资。 于是就只剩下政府投资了，只是政府如今也是债台高筑。中国这30多年的发展，就是依靠发行货币推动经济发展。从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以来，全球进入第四次债务浪潮，中国更是其中一个主角。仅2009年，中国一国发行货币的增量就是美、日、俄、欧盟几大经济体新增货币的总和。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2019年统计，中国债务总规模是GDP的300%以上。这些货币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企业负债进入投资领域，而投资也主要是基础设施与房地产。 中西部县城得依靠生造项目举债发展经济，比如近两年被中国媒体反复报道的贵州省独山县“天下水司第一楼”，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奇特的政绩工程。所有与独山县投资相关的报道都提到一个问题，只有一个街道和8个乡镇的独山县却借了400亿债务打造景观，平均每个乡级行政单位负债44亿元。2018年，独山全县财政总收入10.08亿元， 2018年末户籍人口35.6065万，400亿债务意味着，独山县人均负债达11.2万元。媒体均认为，这是“失控的权力留下发展的伤疤”。 这种评论显然是打落水狗，地方政府举债发展经济，拉提GDP，这是中国的体制病。可以说，中国1600多个县中，贫困县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输血，其余的县都是依靠举债发展经济，区别是：除了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上海经济圈带动的江浙一带县城有自己的产业，其余多是房地产与政绩工程，楼房多半滞销，政绩工程多成烂尾。 指望消费拉动经济更困难 中国指望消费拉动经济更不容易。得益于全球化，“中国制造”过去可以依靠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购买。进入经济内循环之后，只能依靠本国城乡居民买单，掏腰包消费。但这一点，恰好是中国经济的短板。 由于购房原因，中国人均负债金额高达人民币13.34万元（2020年数据）。现阶段，中国失业率大幅度上升，民众收入明显收缩，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消费能力在萎缩。据工信部统计，截止到6月10日，规上企业开工率接近99.1%，中小企业的复工率达到90.1%，然而，消费需求的恢复仍明显滞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是：2020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11.4%，与消费相关的服务业恢复缓慢，1-5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7.7%。由于消费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近60%，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也高达53%（远远高于制造业27%的经济比重），在消费和服务业的恢复速度滞后影响下，中国经济上半年据估计是负增长——虽然媒体宣传可能由正转负。由此影响到居民收入：中国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1.3%，今年上半年实际人均消费同比下降9.3%。 如果上述数据还不足以理解中国居民主体的消费能力，就请回忆一下李克强在今年人代会的记者会上公布的数据：“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千元”。这个说法可能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该院的课题组2019年采用分层线性随机抽样，获取了7万人的收入样本数据。该调查显示，39%的人口（相当于5.47亿人）月收入低于1千元，月收入在1千元至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两部分合计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42.85%。指望这样的居民购买力来拉动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不现实的。 综上所述，中国政府与小粉红们不必因为美国如今处境艰难，就认为中国日子过得容易。只不过中共当政以来，形成一个比烂的国际政治传统，自家不好过时，看见人家有困难就兴高彩烈。其实，美国不比中国，如果不是党争激烈绊住手脚，整个经济体的基本面很好，恢复起来又快又容易。中国经济对外严重依赖美国，如今美国正在加速与中国全方位脱钩，中国的难日子还在后头。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崛起的余音未绝，中美就进入了冷战式对抗状态，开始面临严重的外贸困境。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最近提出，中国经济要准备向“国内循环为主”转变。这个说法的隐含意思是，过去20年里中国源源不断的外汇供给快要终结了。外贸困境之下，三成经济活动深受冲击，全国失业人数大幅度上升，同时必然外汇吃紧。中共可能会进一步卡紧民用外汇开支，以便为扩军备战和军工研发保留外汇储备；同时减少饲料粮进口数量，因此今后物价的攀升不可避免。 一、中美冷战开始，经济退到“内循环” 6月18日上海举办了第12届陆家嘴论坛，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发表了书面致辞，其中的一个关键用语引起了国内不少财经媒体的关注。刘鹤在书面致辞中表示，中国经济要准备向“国内循环为主”转变。这是中共对国内经济前景的一个重大判断。解析这个经济形势判断和经济政策信号，相当重要。 所谓的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就是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用外贸拉动经济，转变为不再依靠外贸，而是以国内消费来带动经济。众所周知，目前国内的失业率大幅度上升，民众收入明显收缩，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消费能力本来就在萎缩，再同时减少出口，自然就是整体经济雪上加霜。李克强在今年人代会的记者会上说，“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千元”。这个说法可能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该院的课题组2019年采用分层线性随机抽样，获取了7万人的收入样本数据。该调查显示，39%的人口（相当于5.47亿人）月收入低于1千元，月收入在1千元至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两部分合计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42.85%。指望这样的居民购买力来拉动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不现实的。 中国经济之所以无法再依靠外贸，全球疫情严重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中美进入了冷战式对抗状态，无法再继续依靠庞大的美国市场来维持出口顺差和外汇收入。毫无疑问，这是从过去20年来中国已经习惯了的依托经济全球化带动经济繁荣的经济发展模式，退回到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状况。 最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前副部长周力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文章，分析了当前中共面临的国际困境。他在文章中提到，“要做好应对外部需求萎缩、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的准备”；“我外贸出口企业订单大大减少，上下游企业生产停滞，国际运输物流堵塞。原料供不上、产品运不出的现象激增，对我稳增长、稳就业形成巨大的压力”。他的话反映出了中共目前的外贸困境。 二、外贸困境意味着三成经济活动深受冲击 中国崛起的余音未绝，中共就面临如此严重的外贸困境，那么，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之后，究竟中国经济整体上会转变成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0年前，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其经济轨迹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从这些变化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加入经济全球化后中共到底获益多大，也可以发现，一旦与经济全球化半脱钩，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会有多大。 这方面有两个经济指标可以用来观察。第一个是外贸依存度，就是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它反映的是外贸带动国内相关制造业和服务业之后，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第二个指标是净出口依存度，指的是出口减去进口后的净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它可以反映外贸方面的净所得对整体经济的现金流有多大贡献。 我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后发现，外贸依存度呈先高后低的趋势。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外贸对整个经济的推动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许多产业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逐步发展，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因此，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贸依存度开始迅速跳升，它在2006年达到了64.2%的峰值。 但是，随着外贸和外商投资带来的经济繁荣逐渐形成，各行各业都产生了比较稳定的为经济全球化服务的企业和供应链，同时中国能够占领的全球市场份额也快接近顶点了，国内就不再创办更多新企业，新的商机也不那么多了。这样，外贸扩张带来的经济推动力就开始相对地放慢，这时，外贸依存度就开始降低了。中国2015年的外贸依存度下降到35.6%，与日本相当；而2018年是33.2%，2019年是31.8%。 可以说，疫情发生之前，中国经济的三成依靠外贸。李克强最近表示，中国的外贸企业涉及2亿人的就业。2亿人的就业与外贸相关，大约也相当与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从现在开始，中国局部地脱离经济全球化，那么，中国的部分外贸就会萎缩，这对经济的冲击会相当大。 三、对美出口受阻，外汇开始紧张 当然，外贸深受冲击，并不等于所有出口都受阻；即使大部分外贸都没了，中国经济还是会勉强维持，只是失业规模会越来越大，当然也谈不上经济繁荣了。刘鹤提经济内循环，就是想让国内企业放弃等待中美关系恢复到过去状态的期望，另谋出路。由于前些年中国经济繁荣之后，对进口商品的需求越来越大，比如石油、饲料等进口数量越来越多。那么，出口受到冲击后，进口是否会受影响，国人出国留学旅游的开支、航运民航等交通运输部门在国外必须的开支、以及使用外国技术专利所必须支付的使用费等等，是否还能正常维持呢？换言之，中国是否能保有足够的外汇现金流呢？这就要看净出口依存度这个指标了。 中国多年来的外贸进出口记录显示，对美国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的出口和进口总体上基本打平，并没有多少净外汇收入，只有对美贸易才能创造巨额外汇现金流。所以，中国的净出口，大体上就相当于从美国净赚的外汇数额；净出口依存度实际上反映的是，从美国净赚的外汇对整体经济的贡献到底有多大。 中国在外贸依存度达到峰值的2006年，净出口依存度是6.5%，相当于GDP将近7%的外汇净收入是从美国市场上赚来的。这样大数量的外汇净收入当然让中共可以迅速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而到了2019年，中国的净出口依存度已经下降到2.9%。虽然将近3%的净出口依存度看上去比例不高，对经济的贡献不那么大，但随着中国GDP总量的上升，对美出口的外汇净收入仍然达到数千亿美元。有这样大的外汇净收入，使中共可以允许民众购买外汇出国旅游或留学，也得以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发达国家大量投资。不过，中美冷战开始后，这股源源不断的外汇供给快要终结了。 四、对居民因私用汇的管控逐步升级 对中共来说，当宽裕的外汇流入中断后，冷战状态下，它优先考虑的是扩军备战和军工科研的需要，因此很可能会逐步压缩民众出国的用汇需要。 为了在整体经济转入“国内循环为主”的状态之后能继续扩大军力，与美国保持军事上的相持态势，中共会一直有进口相关设备和必要零部件、原材料的需要，甚至要购买大量技术专利。而中美之间处于冷战状态的国际形势表明，今后中共想继续每年从美国净赚大量外汇来应付它必须的军工方面的外汇开支，就越来越难了。这种情况下，冷战时期中共既然不会放慢扩军备战的速度和军工部门的技术研发，而过去靠美国净赚外汇的路子断掉了，中共就只剩下一个选择，即尽量压缩民用外汇开支，包括减少出国留学旅游的外汇支出，也逐步减少进口饲料等消费品。 实际上，中共已经在管控外汇开支方面逐渐收紧。比如，对民众出国用汇的需要越卡越紧，甚至一些省市连事业单位员工的因私护照也全部上收。今后，对国内的私人购买外汇需要可能会实行越来越严格的管控，这将成为一个趋势。所以，许多中产家庭热衷的出国旅游和子女出国留学，前景越来越不乐观。许多留学生依靠父母提供学费、生活费来继续国外学业，或者正策划国内念完中学后直接出国留学，这样的家庭计划很可能跟不上高层对外汇管控的政策变化。可以预期的是，今后几年内国家外汇储备将日益吃紧，中止子女学费汇出的政策可能会出台，那样，许多留学生的留学生涯可能被迫中途嘎然而止。 五、物价攀升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外汇吃紧还会造成物价持续攀升，尤其是荤食的价格将不断上涨。其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的食用粮基本上能自给自足，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荤食消费量不断上升，对猪、鸡等食用类动物的饲养，就无法再象上世纪80年代那样靠农户家养为主。因为家庭饲养受农户圈养规模的限制，而且饲料来源主要是采集利用叶类植物、辅以麦麸、稻糠以及厨余物，饲养量有限。于是，大规模工厂式速成圈养就成了肉食的主要生产方式，而高蛋白饲料特别是豆粕的充分供应，则是大规模速成圈养的前提，这样才能保证快速出栏。大规模速成圈养需要大量进口饲料，而大规模饲料进口的需求恰恰与外汇充裕同时出现，如此则大量进口大豆就成了中国解决饲料来源的唯一办法，所以2017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量高达1亿吨（9,554万吨）。 然而，今后外汇的来源紧缩，可能逐渐影响到大豆进口数量。如果大豆进口减少，是否可以改为国内大规模种植呢？中国耕地面积有限，如果要保口粮，就没法大规模种植大豆，因为大豆产量很低。我做过计算，如果要靠国内大豆种植来保饲料粮，需要占用近一半或更多的耕地，那样，口粮就会严重不足。不但国产大豆无法按养殖需要充分种植，而且其国内种植成本也非常高，目前政府是用大豆种植补贴来维持国产大豆价格不飙涨。 今后，如果进口大豆减少，改用种植国产大豆来替代，政府补不起巨额的种植补贴，那饲料价格就会翻番。无论是减少进口大豆数量，还是国产大豆种植补贴不足，都可能导致饲料短缺；而饲料短缺造成的饲料价格上涨，会让大规模养殖的数量下降，肉猪和肉鸡来源不足，于是肉价就会翻番。肉价上涨，中低收入家庭就吃不起肉了。今后食品价格的上涨趋势会带动消费物价不断上升，伴随着高失业率和工资薪酬下降，中低收入阶层可能重回苦日子。 总结一下，从加入经济全球化到退回“国内循环为主”的经济状态，就业方面受冲击的是中产和低收入阶层，出国方面受冲击的是中产阶层，物价方面受冲击的是低收入阶层。 （文章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