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即使我没在”民主墙”出现 后来也逃不掉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干部子弟。文革的时候大家不都把家里的照片烧掉嘛。这些干部都怕万一自己倒霉了去连累其他的朋友。我帮我妈妈烧照片时，发现一张照片，咦，我说，这不是江青嘛，那抱着的小孩是谁？我妈说，那不就是你嘛。我说，你怎么认识江青的？我妈说，那时候两家是邻居。她跟江青又都是青岛老乡。她们俩的关系开始的时候很不错，但是后来关系也不好了，还特别跟我说：“咱们家遇到任何灾难，你不要去找她。” 

我妈在这方面的看法其实要比我父亲更早。她很早的时候就对共产党、对毛泽东很有看法了。1960年代初中国和苏联还没公开翻脸，但是在党内已经传达了。我妈妈那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企业的党委书记。她就在公开大会上提前讲了这件事儿了。因为还没有公开这件事，只是在党内传达，所以她就等于是犯了错误。一下子把她贬为普通工人，就是党委书记一撸到底。从那个时候她可能就开始怀疑这个共产党。她应该比我父亲更早的觉悟到共产党就是一个大骗局。 

因为是干部子弟，生活条件比一般老百姓要好一些，上的学校也比一般老百姓要好。我们这些干部子弟从小在学校受的教育就是共产党怎么怎么好；老百姓怎么怎么拥护；老百姓生活的多么幸福；台湾的人民都在吃香蕉皮；美国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等等等。当时确实满脑子都是这些教育观念。所以文化革命的时候，我们这批人很多人都参加了红卫兵，保卫毛主席，保卫共产党，热情很高。那真是死了都不怕那样子。 

我第一次产生怀疑呢，是那时候大串连。我们是最早串连的嘛，那时候还没大规模串连，就坐普通的列车，跟普通的旅客都混在一起，往西北去。走到甘肃定远那一带，过了天水以后那里，在一个临时停车的站，我就把头伸出来，因为当时在天水买的烧饼没法吃，杂和面儿的，特别难吃，我就想把那个烧饼给要饭的。 

我当时吓了一跳，我面前一个要饭的，17、18岁一个女孩儿，根本就没穿衣服。身上黑的，都是脏的东西，拉着可能是她弟弟，披着个麻袋。我当时就非常震惊，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我对面坐了一个可能是外出办事人员。他说，哎呀，这种情况很普遍啦，在这种穷地方，你花十块钱就能买这么一个姑娘。我当时对这些情况就不能理解，非常震惊。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怀疑当时在学校里受的那些教育。共产党真的这么好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编注：1966年12月，大批中共高级官员受到文革冲击之时，以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成立了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公开与中央文革对抗，想保护自己的父母。他们还扬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不出一个月，“联动”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100多名“联动”骨干成员被逮捕。】 

文革中后期为了躲避公安部的追踪，我逃到乡下我们老家去了。我们老家其实是全国著名的鱼米之乡，就是在（安徽）巢湖周围，自古以来兵和粮食都特别多的地方。后来我居然发现，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在大跃进的时候饿死了一半的人口。我们那个村子旁边就饿死了一半人。我们那个村子呢，我们的亲戚壮着胆儿把公家的粮食给分了，他差点被判刑。因为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就没给他判刑，只给他开除党籍。 

我在当地做了一些调查，我说那个时候都是怎么活过来的。人们说，那个时候连老鼠都被吃光了，老鼠窝全都被挖了，然后就开始吃人。我说还有这种事儿啊，吃人啊？人说你看旁边有个村子，离我们可能有两三里的路程，全是土墙。都八年了，我说这话的时候是68年，大饥荒过去八年了，还没有人活着回来，等于说那个村子全部都饿死掉了。从此我就对共产党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对共产党产生彻底了解可能是在我当兵以后，那时候接触全国各地的人，我发现我们老家饿死人的状况啊，不仅仅是那一块地方，全国各地都差不多。只不过一些穷困地区的人，历史上就知道怎么度荒年。他们知道挖野菜、挖树根，死的人可能还没那么多。而我老家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没有说吃不饱的问题。一遇到大饥荒，人都饿死掉了，非常凄惨。我看到那个情况以后，对共产党的印象就逐渐地走向负面。 

在部队的时候，星期天我们经常到镇子上买东西。镇子上有一个书店，书店里有很多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卖不出去，农村谁看那书啊？我全给整套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像过去那时候都是抱着一种崇敬的心情，这时候我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看。我也看了很多马克思以外的书。那个时候中国有很多内部刊物嘛，很多共产党人可以看很多被禁止的书。高级干部每天有两份《内参》，或者叫《大参考》。《大参考》里主要讲的是外国的事儿，《内参》主要讲中国内部的事儿。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就对中国现实有了客观了解。从客观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基本的逻辑错误。你怎么能用一个专政，一个暴政去建立起民主呢？你怎么能用暴政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呢？ 

从我下乡以后到当兵这段时间，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基本上完全转变过来了。通过当兵和当工人这段时间，我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社会的现状有了很深刻的了解。这是我人生里面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一段时间。 

【编注：70年代末，在北京动物园当电工的魏京生投身西单民主墙运动，张贴了小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参与创办地下刊物《探索》。在指名道姓批评邓小平4天后，他被逮捕，先后两次坐牢，共计18年。】 

民主墙的时候我不是出去干这些事儿嘛，父亲没有反对。他的思想实际上也有转变。民主墙到了快要受到镇压的时候，他有很多内部消息，他跟我说，你干的这个事情是掉脑袋的事情，你赶快停止吧。我当然说，我已经不能停了。 

有时候一个人该干什么有点命中注定的。（重新来过的话）我觉得我应该还会这么做。因为在民主墙之后，在中国逐步掀起了这种要民主要自由的机会非常多。民主墙是第一次机会。所以呢，即使我没在民主墙出现，我想我后来也逃不过去。 

现在的小青年日子过得好了，离文革，离大饥荒，离六四屠杀都已经很远了。小青年们现在不一定都知道那个时候的事情，但你可以看看自己国家的历史。再看一看别的国家的历史，引以为戒。不要别人喊什么就热情一高，跟着干什么。比如说看看德国的历史吧。德国希特勒经济也是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然后希特勒和纳粹党就煽动起来以种族主义面目出现的爱国主义，跟中国现在煽动的所谓的爱国主义其实内容差不多。在这种热潮的煽动下，第一，专制暴政巩固了；第二，由于他的稳固，他就开始野心膨胀了，这和今天习近平搞的战狼越来越凶猛是一模一样的。下一步就要开始对外扩张，不但给德国人民，也给周边人民带来很多灾难。 

我老想对现在年轻人说不要去崇拜什么东西，不要去崇拜什么人。别人说的话你要想一想，要通过自己的眼睛去看。要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要去相信自己思考得出的结论。看看从50年代开始到现在，中国持续了70年的这场灾难，就是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开始的，灾难的苗子，是被欺骗的苗子。能维持到现在100年了，那它也应该寿终正寝了。

魏京生，1950年生，父母均为中共高级干部。从小一边在北京最好的学校接受热爱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教育，一边耳闻目睹着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6岁的魏京生参加了红卫兵。他说，那时候热情很高，保卫共产党、保卫毛主席，真是死了都不怕。在走南闯北的“大串联”中，这个高干子弟头一次见识了底层民众疾苦，偏远地区的贫困令他震惊。 

为了躲避当局迫害，父母将他送到安徽老家务农。曾经的鱼米之乡如今满目疮痍，这是上世纪50年末60年代初，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在经济上瞎指挥一意孤行，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恶果。魏京生说，在农村的这段经历让他对共产党产生了极大怀疑。 

1970年，和很多干部子女一样，魏京生凭借父母的关系得以参军，1973年复员后回到北京，成为北京动物园的一名电工。他说，当兵和当工人这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珍贵的阶段。他接触了社会各阶层的人，读了很多书，对中国和历史和社会现状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对共产党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1978年，西单民主墙运动爆发。一些工人和知识分子自发在北京西单以大字报的形式宣扬民主、自由，魏京生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他先后发表《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等一系列文章，参与创办地下刊物《探索》。 

隔年3月，他又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指名道姓地批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正在走一条独裁道路。几天后，他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西单民主墙也被取缔。 

1993年，魏京生第二次被逮捕，重判14年。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1997年魏京生获准赴美就医，从牢房直接被送上一架飞往美国的班机。 

民主墙是红色中国历史上第一波被镇压的公开的异见运动。魏京生对美国之音说，尽管他知道这是个“会掉脑袋的事”，但他从不后悔投入那场运动。民主墙之后，中国出现了一波又一波争取民主自由运动。即使当年他没有跳出来，以后恐怕也逃不过去。 

流亡海外后，有一天，他接到父亲的电话。这位当年曾喝令他收手的老共产党员告诉他，北京的好多“老大姐”（共产党内部对高级女干部的称呼）想要去美国看他。她们说：“京生是个好孩子。他做了我们当年想做但不敢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