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从苏联引进了农奴制加工业计划经济,这个模式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倒退,不久就以失败告终。邓小平时代的共产党,意识到农奴制和计划经济的失败,认识到必须恢复市场经济的模式,但他们不愿意放弃共产主义的专制政治以及这个专制给他们这个官僚阶级带来的利益,于是就选择了中国两千多年来传统的、以专制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模式,并给了个新的名称,叫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
公平地说,这退回到传统模式,相对于农奴制是一个进步,它保证了经济正常发展,受到了人们的赞扬。但这种传统的模式,极大地压抑了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动力,是中国近五百年来逐渐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被有识之士们所认证并加以反对。学习西方,用民主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模式,被大家认为是中国进步的道路。
所以邓小平的“初级阶段”模式维持不了太久,如果不是骗取了美国和西方的输血性贸易,恐怕早就寿终正寝了。虽然在美国的帮助下,中国科技和经济的追赶效应看上去很好,但缺乏内部动力的经济,逐渐暴露了缺乏内部动力的本相;内部矛盾也渐次加剧,经济混乱和社会腐败正加速发展。中国古代模式的各种弊病,加倍地出现在现实中。
怎么办?下边的路该怎么走,是胡锦涛、温家宝时代就已经出现的问题。在美国不再输血的前提下,在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停滞的形势下,改革传统模式的紧迫性,再次迫使中国选择新的道路。是退回到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模式,加大对社会的压迫、维持政权稳定呢?还是进步到以民主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现代模式呢?中国确实进入到一个大变局的时代。
习近平和他领导的共产党,选择了维护专制统治、牺牲社会进步的毛泽东模式。苏联专制政治的模式,需要农奴制垄断经济的配合,二者相互依存,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毛泽东很懂得其中的奥妙,再失败也不愿放弃经济上的垄断。他知道在现代民主市场经济的压力下,放弃了经济上的垄断,就是放弃了政治上的专制。
习近平在他的维护一党专制的实践中,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道理。所以他逐渐地走向了经济专制的道路。他的国进民退,他的暴力封城,等等,加强了专制政治的权威,同时也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特别是最近对上海和其它一些城市的封锁措施,对抗击病毒没有正面的效果,仅仅有利于加强专政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他们获得了胜利。
这个胜利的代价,就是切断了现代经济所需要的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或者说增加了企业间合作的阻力。对信息和个人自由的压制,已经大大减少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封城措施的效果,是对负面影响的加倍。这不但影响了上海和各中心城市,而且扩散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以至于影响到与中国经济有联系的世界各国。
最近几十年来快速发展的全球化经济,导致中国这个第二大经济体的反动措施必然带来全球性的后果。这个全球性的后果反过来,也会使得习近平的经济反动措施效果倍增。这种相互叠加的后果,会使得其中最脆弱的经济体崩溃,中国就是这个最脆弱的之一。有学者预估,中国的经济有可能会回到五十年代大跃进的状况。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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