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失憶 香港永遠好不了

看邱禮濤《拆彈專家2》，看得捏一把汗——不是因為緊張的劇情（好萊塢一般的懸疑動作片水準），而是因為想及這部電影同時在中港台上映，政治立場先行的三地電影市場裡，邱禮濤的走鋼索，一不小心會跌得很慘。 

最危險的當然是大陸市場，已經有小粉紅觀眾嗅到電影裡面可能暗含的政治隱喻，在網路上語出威脅了。而香港觀眾，又能否摒棄對「合拍片」先入為主的厭惡，體會一個熱愛香港的中年導演的微言大義呢？幸好在台灣，可以抽離一些看，抽離得看著香港那些地標毀滅也不動容——沒關係，現實中被毀滅的香港比這些富貴之地更為可惜。 

劉德華飾演的拆彈專家潘乘風怒吼的一句「我不是瘋我是痛！」這是典型的邱禮濤呼聲，也可以作為過去兩年被視為暴徒的香港人的一聲絕望吶喊，被逼到攬炒之境地的香港人，難道是因為瘋癲嗎？他們的痛絕對不會比那些所謂被破壞「收成期」的既得利益者們少。然而即使世界喪失了公義，個人依然可以選擇忠於內心的義，潘乘風就是這樣做的，無論他是拆彈專家、制彈恐怖份子還是差點被洗腦的工具人，他仍有對義的堅信。 

電影裡有幾個關鍵的時間點，隱喻感最強的是「2019年10月3日」，在一場對「香港酒店」的恐怖襲擊中，潘乘風大腦受損、失憶，醫生判斷他「永遠好不了」。現實中的第二天，林鄭月娥頒布《禁止蒙面規例》，經歷了711元朗警黑合作、831太子站暴行以及十一警員開槍事件的香港人，怒火被燒得更洶湧。香港也確定回不去了。 

電影裡，這股怒火一直由潘乘風代表。電影因為「不可抗力」被迫架空歷史，把整個2019年的社會抗爭與2020年初的瘟疫恐慌都烏有化，但如果把它僅僅轉嫁復生會的無政府主義者身上是偏頗的，香港人之怒，不只是因為憤世嫉俗，還因為政府失信。 

潘乘風的叛逆也來自他信任的警隊同仁和高層都背信棄義，因為怕背責任而竟然把因公致殘的他視作棄子。諷刺的是他殘而不廢，不但不廢，還以強大的意志把自己操練成足以否定那試圖否定他的警隊的力量。 

對於這股力量，同儕好友董卓文連呼：「超過警隊標準！」未免帶點惶恐。既然高層不給他機會證明，潘乘風就用另一種方式去證明警隊無能還不如一個殘疾人士。在他加入無政府主義暴力小組之前，他最後一次嘗試通過在授勳儀式示威抗議不公，令人意外的是警隊竟然使用強大的公關手段，讓在場傳媒全部滅聲。這一下，把潘乘風對社會公正的最後信任也摧毀殆盡。 

抗議用的黑色橫幅和施行恐怖行動時帶的黑口罩，兩者顏色和材料如此接近，只有些微分別。如果我們指責潘乘風因為一念之差而選擇後者，我們不妨想想2019年占領立法會時學生們的一句口號「是你教我和平示威是沒用的」。再者，潘乘風有「一念」的選擇權，警隊面對良知的拷問時，怎麼就沒有了這「一念」呢？ 

潘乘風離開警隊後一度從事修車工作，嘴裡喃喃著「現在的人東西壞了就不要，不會修理好舊東西」——事實上，在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運動參與人士曾組織過一個義務團體叫做「修理香港」，先修理底層民生，再修理人心，這樣一些人和類似的社運團體，日後也都被政權當作敵人對待。 

整部電影裡，聽得最刺耳的，是「手足」二字出現在警員口中。2019年之後，「手足」二字已經不再屬於警隊，而我們也聽到，在電影後半部，警隊長官用回「夥計」二字稱呼他們之前稱「手足」的下屬。與之形成反諷的是，董卓文的手和潘乘風的足，都受損了。 

比「手足」謊言更可圈可點的，是舊愛倪妮設計利用潘乘風時說的一句「信我就是警察，不信我就是恐怖份子」，其實潘連這個選擇權都沒有，真相是董卓文說的：「如果他死了，算殉職嗎？」。這一切徹底道出了香港警察在政治遊戲中淪為棋子的真相。倪妮所使用的植入記憶不就等於國情教育洗腦嗎？無論為了多偉大的目的，這都是不道德的。潘乘風，就這樣以被拯救名譽為名，被榨取最後一點剩餘價值。 

目睹這一切，我們完全可以接受電影開頭和結尾的災難片式大爆炸。既然香港要被毀，那就轟轟烈烈地毀掉這些「功業」吧，因為它們不過是「功孽」！我想起的，是「正義如滔滔洪水」，席捲這個城市——尤其是被炸的是一九九七年落成的青馬大橋和赤臘角國際機場，還有過去幾年甘為暴政幫凶的教統局與港鐵。如果惋惜，別忘了，這一切都起源於一支警隊的背信棄義。 

不過導演慈悲，他說了一句：一個人的克制拯救了這座城市，使災難得以避免發生。這也可以看作邱禮濤對香港人的冀望。而現實中，林鄭月娥絕對沒有這種克制和壯士斷腕的魄力，因此才一再地把香港推向衰亡。香港要從損傷中恢復，唯一辦法就是堅持不要失去記憶，不要埋沒良心，就像潘乘風那樣。

（作者1975年出生於廣東，是詩人、作家、攝影師。1997年移居香港，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等。全文轉自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