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红楼梦》甲戌本及其他

在我面前摆著两种版本的《红楼梦》，一本叫《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中华民国六十四年（1975）十二月十七日”由台湾“胡适纪念馆出版”的第三版精装本，深蓝布制作的硬封面，内页批语和印钤套红，20X27厘米的开本，典雅大方，笔者暂且把这套影印本简称“胡本” ；另一本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5月”的版本，大32开本，新闻纸印刷，平装 ，开本是“胡本”的一半，内页除几处篡改外，全部盗印“胡本”，批语和印钤也套红，浅蓝色封面。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简称“十六回本”，是红学界公认的最早版本。关于此本的来历，胡适先生在后跋中说，“去年（民国十六年）我从海外归来，接著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我看了一遍，深感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就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

胡适先生在《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一文中又说：“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府派飞机到北平接我南下，我只带出来了先父遗稿的清抄本和这个甲戌本《红楼梦》。民国四十年哥伦比亚大学为此本做了三套显微影片：一套存在哥大图书馆，一套我送给翻译《红楼梦》的王际真先生，一套我自己留著，后来送给正在研究《红楼梦》的林语堂先生了。今年蒙中央印刷厂总经理时寿彰先生与技正罗福林先生的热心赞助，这个朱墨两色写本在中央印刷厂试验影印成功，我才决定影印五百本，使世间爱好《红楼梦》和研究《红楼梦》的人都可以欣赏这个最古写本的真面目。”

胡适先生在上文中说“我才决定影印五百本。”结果读者预订踊跃，印刷厂增加到一千五百本。“在影印中一千五百部的书便已预约完了。（毛子水先生为该书《影印本再版序》）”，接著“又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六月四日再印一千部，仍由中央印制厂承印（扉页语）。”

该书正文第一页，共有朱印七枚，包括适之先生补入的“多”及“红楼”三字，为防后人误解，在修改处钤上“胡适之印”、“胡适之”和“胡适”朱印三蜕。书后有刘铨福等人的题跋，适之先生在刘铨福跋语的上方，用注道：“大兴刘铨福，字子重，是北京藏书家。他初跋此本在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五月二十七日跋当在同年。他最后跋在戊辰，为同治七年（一八六八）。胡适”。看到胡适之先生端正秀丽的笔迹，吾侪不得不佩服他认真的治学精神。

说到胡适的治学精神，有一件小事，可作拉扯：胡适写字横平竖直，一笔不苟，那怕做笔记和写便条也复如此，夫人江冬秀见了，责怪他何苦如此认真，太累了，胡适说文字是要传世的，怕被后辈责骂……

回头再说上海人民出版社偷盗的那本“沪本”。

“沪本”是“胡本”的盗版，它盗得既很无赖又很专横，无赖者，在版权页上加了“内部发行”四字。文革前后大陆盗版的书籍，均按上这四字欲盖弥彰，因为用它作挡箭牌，凡遇上版权纠纷，可用“内部发行”遮羞之，今天看来，这是赤裸裸的盗版行为。一九八二年，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27-2014）的《百年孤独》，在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后，大陆的出版社疯狂盗窃，中文译本在各新华书店横行，有的出版社，索性连“内部发行”的标签也不打了，难怪作者到中国访问时，指著前往欢迎的出版界人士说，你们都是盗版者！

更可恶者，“沪本”将“胡本”中的胡适字迹和其印章，一概删除，消弭无痕。并在卷首按了篇“出版说明”，用战狼口气强加说辞——

“从《红楼梦》问世以来，整整两个世纪，围绕著对它的评价，始终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无产阶级要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分析和评价这部政治历史小说，指出它所反映的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内容和社会意义。为了全面地历史地对它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评价，无产阶级也要充分地掌握有关的历史资料。地主资产阶级，如胡适之流，从他们的反动立场出发，则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断章取义，穿凿附会，，繁琐考证，歪曲和抹杀这部小说的社会内容和历史作用，以为他们的反动政治服务。怎样对待历史资料，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态度……”

“沪本”盗版的出现，正是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九七五年五月。读罢“出版说明”，不由使人联想，这伙人攫取天下后，以“革命的名义”搞“土地改革”，夺了别人土地，把人家打成反动地主，加以镇压，还不让他的子女翻身；继而“以革命的名义”搞“公私合营”，抢了别人的财产，把人家打成“资产阶级”，还把他们的子女打成黑六类；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文革中“以革命的名义”，抢夺民房，唆使未成年的孩子抄家杀人，将它们抢夺来的文物古董占为己有……当然包括这偷盗胡适的版权，然后又把他打成“反动文人”，反右中逼死了他的儿子胡思杜…… 他们凭什么一茬又一茬地杀戮忠良，残害俊彦。难道这是苦国（不是古国）的劫数？

历数一九零零年的义和团，到六十五年后一九六六年的红卫兵，再到五十五年后战狼的崛起，历史仿佛又回到了原点。奇怪，莫非应验了《推背图》中六十年风水轮流转的谶语，老夫愚钝，百思不得其解也！

敲键至此，突然又想起另一件与《红楼梦》有关的传说。

一九五四年的文坛，曾经发生过一场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简论》的风波，缘起是该年三月，俞平伯发表了《红楼梦简论》一文，接著九月，山东大学的两位青年学子李希凡和蓝翎，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把《红楼梦》说成是一本讲阶级斗争的政治小说，对俞平伯进行驳斥。此文先在山东大学《文史哲》发表，旋即又被《文艺报》转载；后经江青的撺掇，在《人民日报》再次登载；十月十六日，《光明日报》又突然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肯定了两位青年学者的观点，并不点名地批评了何其芳。这本是一件学术界研讨的小事，有了毛泽东的这封公开信做搅屎棍，顷刻间变成了一场文坛的政治运动，最后何其芳是倒了霉。他的下场，见他晚年的一句话，足资凄凉，他说：“我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理解我的人，我就会继续活下去……”当然此公在批判胡风时也是健将，冤冤相报，如此下场，也应了“报应”二字。

城头失火，殃及鱼池，传说这场风波的内幕是，权倾一时的江青，自封为“半个红学家”，她得知俞平伯手中有一部祖父俞樾传下来的《红楼梦》手抄本，就派人去借阅，不料俞平伯不识趣，不但不借，还对来人透露出江青学问不够看手抄本得话意，无意间伤了正宫娘娘的自尊心。

一次江青在《文艺报》上看到两位小人物的文章，将其呈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俞平伯的文章，首先想到的是胡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正好借“小人物”之剑，向俞平伯开祭，目标当然是对胡适，以报当年在北大受鸟气的一箭之仇；江青乞得夫君的御批，在《光明日报》煽风点火，一唱一和，“因此上，演出这‘伤天害理’的红楼梦”的夫妻档政治运动。

今日想来实在好笑，曹雪芹和马克思本是八杆子也打不著的两个先人，只因毛泽东犯了“马疯（痳疯）病”，崇马吹马拍马，偏要将两者硬牵在一起，达到他泄小人之忿，羞辱斯文的目的，孰可恶，孰不可恶！

毛泽东玩弄乾坤廿八载，饿殍载道，冤案如山，糟蹋文化，劣迹斑斑，虽天下人心知肚明，但阴魂仍在，奈何奈何，呜呼哀哉！

二〇二一年清明于食薇斋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