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效阻止奴工产品 美国拟对澳加征12.5%关税
2026 年 6 月 4 日
湖南师大官微3月12日的“晚安体”遇到了麻烦，它引用的一段胡适语录招惹了攻击，攻击者说胡适是“汉奸”，还当场举报给网警，希望扩大声势。湖南师大官微随后修改了该条博文，删掉了胡适的名字，仍保留了语录，换一种方式保卫“胡适”。 胡适当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汉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后世的攻击者能用白话文来构陷他，本身也得益于他的历史性贡献，这些都由别的作者做了详细考证。这些考证当然不会让攻击者消停，但有助于普及常识，这是互联网健忘的悲哀之处。 湖南师大官微编辑的修订动作，也受到了批评，认为是不必要的屈服。考虑到这件事已经引发舆情，官微删掉胡适名字也算是一种应对措施，关键在于官微没有彻底妥协，还是保留了胡适语录。这仍然可以理解为一种倔强，一种风骨。 攻击者的套路很明显，就是对湖南师大使出了一根意识形态大棒，他们明白这是大学的敏感点，很容易因此屈服，而不管具体情形。假如湖南师大删除了那条博文，反倒是不利的，因为倒像是印证攻击者的“有理”，去掉名字保留语录是恰当的技术应对。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一百多年前的建议，多多少少体现在湖南师大的舆情应对中。当然，官微被迫修改绝对不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事实上，官微事件关系到的攻击者与支持者，都不满意，任何一方都无法宣布纯粹的胜利。 晚安体作为官微的常备题材，本来就是一种鸡汤文字，用来填补官微的素材短缺，同时体现一下存在感。对于湖南师大的官微风波，其实不用上升到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它就是一种常规的应激反应，要是无限拔高放大反而不必要地助长攻击者气焰。 这件事当然也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前些年那些“保卫社会”的说法与做法，已经有着显著的萎靡不振，“保卫社会”这种宏大的命题，越来越集中在一些碎片化的具体冲突中。保卫“胡适”，就是保卫社会这种话题的生动体现，这是一个观察角度。 经历过这番折腾，也许胡适语录乃至于他的名字，都可能成为所有大学官微的禁忌，不再被引用。这种合理推断，有着令人沮丧的一面，可也间接地说明，据说面临全球大败局的文科在其精神内核上，是有一点不服的，这是文科的光荣与弱点所在。 复旦大学校长金力日前在谈论复旦改革时，曾说文科在一个成熟的社会是不可或缺的。不知道这位遗传学院士，在面对湖南师大官微风波时，会否想到这些问题：现在的社会是成熟的社会吗？文科要是处在一个不成熟的社会，是否就并非“不可或缺”？ 经过三十多年的反复，大学专业所预示的社会风尚似乎又回到了理工科吃香的老路上。文科遭到普遍鄙视，文科生似乎拖累了什么了不得的事业，抬不起头来。金校长言必称改革的“赌一把”，同样建立在认为文科臃肿、将文科老师视作“存量老师”的前提下。 湖南官微的小小风波，从大学改革的风险管控角度来说，或许印证了金力主持的复旦改革削弱文科的必要性，即使非金校长本意，却也是歪打正着的。可要是看到这场风波所引发的强烈的道德情感，又会觉得复旦拿文科为改革祭旗，背叛了深层的人文情操。 文科教育的理想或许有很多，但其中一个，可能就是可以让围绕胡适的争论来得更猛烈些，但一所大学不会因引用胡适而感到惶恐。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这是文科无法自保、备受苛责的大背景，至于那些以文科为代价为大学改革，反而困在了狭隘的历史视野中。 十年前社会争论大学改革，重点是教授治校等治理架构的改革，专业革新也有，不过是技术末节；可观察被金力校长期许为“排头兵”的复旦改革，文科成了摆在餐盘里的“硬菜”。这时候再对照看湖南师大的官微风波，就会清楚地意识到，金校长的改革可能仍是“茶杯里的风暴”。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
什么样的社会成就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塑造什么样的社会。 文人的骨气，是灵魂的骨头。 一个人必先有灵魂，然后才可有骨气。 那些令人敬慕的大师们，已然远去。 那时的他们，有知识，也更有情趣；有性格，也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不独守三尺讲台，更驰骋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 他们的风骨遗世长存，令今人汗颜无地…… 蔡元培：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多次辞职。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7月3日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5月22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蔡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掷地有声：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胡适：“总统，你错了！” 安坐是屁股的仪式，由于腿的功能退居幕后，屁股的表情便更加隐蔽。客观来说，人的屁股在严密的纺织品包裹之中，不露声色，所以，屁股的真实嘴脸，有时便曲折婉转地借助语言和手、脚来表现。 其实，有史以来，屁股始终是不平等的。龙椅上，只供有皇帝的屁股，别人是不能染指的。当皇帝安坐在威严的龙椅上的时候，所有的文臣武将，都只能肃立或者下跪在一张1958年的旧照片上，我看到了两张普通的木椅，木椅上面安坐的是两个民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蒋介石和胡适，以并肩而坐的姿势，穿越辽阔的海峡和五十七年的漫长时光，出现在一个写作者的眼前。 蒋介石的神情气度保持了他一贯的严肃和威仪，符合一个领袖的身份，他正襟危坐，服饰严整，身姿端正。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胡适却二郎腿高跷，神情轻松，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 照片是真实的，但仅仅是瞬间的记录。胡适的二郎腿和领袖的正襟危坐构成了巨大的疑问，它让我一直思考，在威严如日中天，人人见而敬畏的蒋介石面前，胡适用高傲的二郎腿，难道是为了展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我在那幅照片的深处，终于寻觅到了胡适和他那条著名的二郎腿的真相。就在同蒋介石合影之前，胡适在“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暨第三届院士会议上，同蒋介石发生了激烈的交锋。胡适对会上蒋介石以领袖身份发表的讲话极其不满，他认为蒋介石要求“中央研究院”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大任，“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吾人一切努力终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以及“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论述违反了学术研究的独立原则，干涉了学术研究的自由。 胡适的答谢词以石破天惊的愤怒开头。“总统，你错了！”胡适的当头棒喝让毫无防备的领袖眼冒金花。在蒋介石的极度错愕中，胡适又毫不客气地说：“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上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 蒋介石愤怒的引信瞬间点燃了，他勃然变色，拂袖站立，若不是张群、陈诚等人拉住，他肯定会踢翻座椅，扬长而去。 照片上的蒋介石，不露声色。照片背后的蒋介石却一腔怒火，屈辱让他长夜难眠。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 我相信，蒋介石在同胡适的会后合影中，他愤怒的潮汐依然没有消退，惊涛裂岸的声音依然让随从们胆颤心惊。 马一浮：”我在，但我不见你！” 孙传芳自认东南五省联军统帅，驻扎杭州。有一次，他慕名前来拜访马一浮。马一浮不肯会见。家人鉴于孙传芳的权势，觉得不必搞得太僵，便打圆场说：”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你不在家？”马一浮断然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弄得孙传芳只好悻悻而返。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重庆办起复性书院。有一年，孔祥熙的母亲去世，丧事办得极为铺张，一些附庸风雅的权贵还想要马一浮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们先是派了一名副官找到马一浮，毫不客气地说：”孔部长的太夫人去世，请你写一篇墓志铭，要赶快写成。”马一浮客气地回绝：”老朽已经年迈，久不执笔写文章了，请回复孔部长，恕难从命。”来人怏怏而归。过了几天，一位秘书又被派来。他说话客气多了，先是颂扬马老的道德文章，然后说明来意，说孔部长对母亲如何孝顺，恳请您老写一篇墓志铭。马一浮久不吭声，来人又说：”孔部长绝不会让您老白写的，准备送您黄金若干两。” 马一浮听说金钱交易，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地说：”我虽一介寒儒，但从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请回去复命吧！”秘书也是无功而返。 刘文典面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 1928年，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当时蒋介石刚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 “。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因为，刘文典认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 后来，安徽大学学生闹学潮，蒋介石传令刘文典当面向他汇报。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自以为”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见蒋介石时，他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蒋介石冲口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不仅没叫他蒋主席，反而傲然说：”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名单，要严惩罢课学生。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蒋介石气不打一处来，拍案大骂：”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 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反唇相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 结果，学阀拧不过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以”治学不严”的罪名，把刘校长关进大牢。此事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后来，经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说情、力保，陈立夫又从中斡旋，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 熊十力：想让我歌功颂德可不行 蒋介石过50岁生日时，特地让邵力子出面请熊十力到总统府祝寿。寿宴开始时，熊十力旁若无人，毫不谦让地坐了正席，狂饮饱食一阵后，故作疯言醉语。酒酣之际，众高官显贵争相写贺词为蒋歌功颂德。轮到熊十力，他哈哈大笑了一阵后，挥毫疾书了一首《倒宝塔诗》：脖上长着瘪葫芦，不花钱买篾梳，虮虱难下口，一生无忧，秃秃秃，净肉！ 熊十力写罢，又是一阵狂笑，提着裤子装着急着解手的样子夺门而出，扬长而去。蒋介石，面红耳赤，哭笑不得，但对这位名重一时的”熊圣人”也无可奈何。 闻一多：我自清贫，绝交官僚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虽然生活艰难，但从无怨言，也不去求得别人的同情和帮助。他有不少朋友在重庆做官，也都似真似假地对他表示过”关怀”，但他从不显露自己的贫寒。他一个年轻时代的朋友抗战前就混入官场，已经当到大学校长、教育部次长等要职，多次想拉闻一多去做官。 有一次，他因公到昆明，专门去看望闻一多。眼见闻一多那清贫如洗的处境，他再次提出建议说：”何苦这样苦自己呢，至少也要去重庆休养一段时间，我负责接待。” 闻一多回答说：”论交情，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过去不分彼此，你来我往，也是常事。你如不嫌弃简陋，我愿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儿我不能去！” 好友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得很简单：”你那儿和过去不一样了，那是衙门，那里有官气！” 为了不沾这”官气”，从此以后，闻一多毅然与这位好友断绝了来往。 马寅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抗战期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 一天，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狠狠训斥他：”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有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 校长怕碰钉子，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地说：”叫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 “又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 蒋介石知道后很生气，又无计可施，只好对校长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置之不理。孔祥熙为了拉拢马寅初，想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也遭到他了的严词拒绝。 傅斯年：翘起二郎腿，拒绝从政 傅斯年，是中华民国历史上，尤其是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又一个敢于同领袖平起平坐，并且在领袖面前高跷二郎腿的又一个读书人。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这个“五·四”学生运动的总指挥，在1919年5月4日的上午，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一直冲进赵家楼。徐百柯先生说：“这样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在台湾，人们称他是惟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 傅斯年拒绝从政，一生精力投入学术和教育。这个读书人对贪污腐败恨入骨髓。抗战时期，他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搜集行政院长孔祥熙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证据材料。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写信，出于对学生的爱护，劝其不要惹火烧身。 为了保护孔祥熙，平息傅斯年的怒火，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专门置设筵席，宴请傅斯年。 宾主落座之后，傅斯年虽然跷起了二郎腿，但却没有半点不恭敬的意思。然而，接下来的对话，却让蒋介石颜面难堪，一众陪客大惊失色。 蒋介石问：“孟真先生信任我吗？” “绝对信任！”傅斯年回答毫不犹豫。 此刻的蒋介石，满脸轻松，笑容亲切：“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 傅斯年瞬间就明白了蒋委员长设宴的目的，也明确无误地断定，领袖话中的“我所用的人”的所指。他突然血往上涌，斩钉截铁地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新闻照片，不仅是现场的真实记录，也是人物心灵的自然流露。傅斯年的二郎腿，不仅在领袖面前骄傲地展示，在作为国宾的洋人面前，他也没有刻意地掩饰和收敛。 国民党败退台湾的那一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访问台湾。蒋介石率领“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这位美国的五星上将。在第二天报纸刊登的新闻照片中，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三人在贵宾室就座，“五院院长”等政要们垂手恭候，“三军司令”立正挺身。傅斯年坐在松软的沙发上，口衔烟斗，跷着二郎腿，吞云吐雾，潇洒自若。新闻报道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这个让人惊叹的场景，引出了别人的评价，那是《后汉书》中范晔评价郭林宗的语言的借用：“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徐百柯先生说：在大陆，傅斯年一度被当作“反动史学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进而几乎被遗忘。近年来，“回到傅斯年”渐渐成为学界的一种声音，关于他的一些介绍文字也开始见诸媒体。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有关蒋、傅之间的谈话，人们评价：“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傅斯年猝死在台湾大学校长的位子上。临死前的那个晚上，他深夜写稿，他对催他休息的夫人俞大彩说，他赶写文章是为了早点拿到稿费，好做一条棉裤，身上的单裤，已不足御寒了。他叹了一口气，缓缓说道：“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多年了，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第二天，在“农复会”会议上，傅斯年为台大教育问题答辩，在讲台上站立而死！ 有的时候，二郎腿，就是血性的一种姿势。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塔山视界，文章有适量删减）
上周五（10月16日），民国著名教育家胡适在上世纪初留学于美国大学期间撰写的《胡适留学日记》，在北京进行拍卖。日记最后以1.3915亿人民币成交，被指刷新世界最贵日记的成交纪录。不过台湾出版家认为日记可能不是真本，并举例以前也有人伪造希特勒的日记，而且还骗倒许多专家学者。 据中新网援引拍卖行信息显示，此次拍出的《胡适留学日记》一套十八册，为胡适亲笔手稿，且在日记手稿中随文黏贴了诸多珍贵照片及中英文剪报。 此次获拍的《胡适留学日记》记录了他“打牌”“抽烟”等内容。此外，近年发现的《北京杂记》和《归娶记》也在其中。二者为胡适1917年归国后所写。 《北京杂记》中许多胡适自作诗词；《归娶记》中则有对胡适组诗《新婚杂诗》的记载，文中详述胡适1917年12月16日离京回绩溪迎娶江冬秀的始末，如对江冬秀的第一印象、婚礼的参加者、行礼次序、演说、甚至结婚礼堂的平面图，同时也揭示了胡适的婚姻观和对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态度。 胡适曾于1910年至1917年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据信这份日记和札记是在这段期间所撰写。详细纪录他求学、生活、社教的情形。 1920至1930年代初，胡适同意将留学日记交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最早以“藏晖室札记”为名，1939年整理出版。此后，商务印书馆、安徽教育、湖南岳麓书社等多家出版社均依照“亚东版”，以“胡适留学日记”为名重印出版。 是否为真品？ 对于胡适的留学日记被如此高价拍卖，网络出现不少质疑的声音。台湾出版家颜择雅18日在脸书（Facebook）发文接连提问表示：看到此消息后，有两点可疑之处，第一个疑问是，“是否为洗钱交易？”，但很快就否定这个想法，因为拍卖地点是在北京，卖家也是中国富豪，钱不太可能洗到境外。 而第二个问题是，“来源有没有问题？”她认为：“答案是绝对有”。她提到，这次卖家应是梁勤峰，据他本人表示，该手稿是2014年在香港买到，而因卖他的人不愿曝光，所以不想拿去拍卖市场。 颜择雅质疑，这些日记可能是趁乱打劫而来的，因为1949年胡适仓皇离开北京，日记来不及带走。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仍留在北京，应该是由胡思杜来保管这18册日记，为何日记会流入他人手中？ 颜择雅推论：“宝物失踪，可能胡适儿子在1957年自杀后，拿走这18册日记的，是路人甲，是胡思杜友人，还是参与批斗他，逼他走上绝路的人？这就予人很大想像空间。”她并表示，拿走日记的一定是识货的人，因为收藏的很好没有在文革时期被焚毁，并之后带到香港。时隔56年才在2013年时脱手。 最后，她对于日记的真伪表示怀疑，她举例，在70年代也有人伪造希特勒日记，还骗过了一堆专家，而此次参与验证“胡适留学日记”的专家并不多，所以她认为无法排除这个可能。
① 1957年9月21日夜晚，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历史讲师，被划为右派的胡思杜“畏罪自杀”。他给要好的堂兄胡思孟留下一封遗书： “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我留下的600多元钱……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1948年12月，北平已被包围，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胡思杜曾经可以和父母一起去台湾，但是他却拒绝了，坚持要留在北平。他认为“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在其后的运动中，背负着家庭负担的胡思杜惶恐至极，积极向组织靠拢，努力改造思想。根据要求，他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和父亲划清界限、断绝关系的文章，他直接大骂父亲是国民党的“忠实走狗”、“甘心为美国服务”、“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 但和至亲割席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好处，反而包袱越加沉重。因为成分不好，他三十好几也结不了婚。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他为了积极表现，给所在的学校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几条建议。没想到转瞬就被打成了“右派”。整个学校贴满了骂他和他父亲的大字报。 终于认清了形势的胡思杜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幻灭。失去了一切赖以生活下去的信念，自杀成了唯一的解脱。 他的父亲，叫做胡适。 ② 1963年初，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郭世英，和几个志同道合、爱好文学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叫做“Ｘ诗社”的文艺组织，郭世英对社名的解释是：“X表示未知数”。在当年高压的社会环境中，文学上的切磋成了这群年轻人唯一的寄托，当然也免不了一些对时局的非议。 很快这个组织就被人检举传播“反动思想”，忘记“阶级斗争”。所有成员皆受牵连，部分被定罪入狱，而郭世英则因为家庭背景被下放到河南西华农场劳动改造。他很不屑于自己的家庭，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1965年秋，在家人的疏通下，他终于回城，进入北京农业大学重续学业。1968年3月，随着新一轮批判狂潮的掀起，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有“案底”的郭世英自然首当其冲。造反派绑架了郭世英，准备继续就当年的“Ｘ诗社事件”深挖余罪。 在持续三天的刑讯逼供中，郭世英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但坚持不认罪。他的母亲知道情况危急，请求郭世英身居高位、每日陪大人物看戏的父亲去求情，救救自己的儿子。但他父亲始终没有答应。 1968年4月22日，不堪受辱的郭世英趁看守不注意，从三楼的房间里面破窗而出，坠楼身亡。死时双手被反捆，全身多处骨折。 他的父亲，叫做郭沫若。 ③ 1956年，在风声鹤唳的政治氛围中，已经44岁的陈子美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不妙，辞掉了上海的助产士工作，举家搬到广州避祸。她在居委会找了一个当扫盲老师的工作。 但是1966年文革开始后，陈子美的家庭背景还是被人得知，成了把柄。她作为“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抄家批斗成了家常便饭，被关进牛棚长达14个月。无休无止的羞辱让这个年轻时代就独自艰难生活的坚强女性不堪重负，萌生了逃港的想法。 1970年9月，为了不造成拖累，已经58岁的她先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先行逃离，自己请人把5个装酱油的铁皮桶绑在身上，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毅然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鹏湾。经过10个小时的漂流，九死一生登陆香港。如此高龄冒死偷渡，连见到她的香港警察都忍不住要和她握手。 因害怕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内地，其后陈子美带着儿子千辛万苦前往加拿大，最后又移居美国，并于1989年入籍美国。 晚年她听过内地有关部门要给她的父亲修坟墓的时候，她并不乐意，认为“又在花百姓钱，说不准以后还要砸”。 她的父亲，叫做陈独秀。 ④ 1946年，国民政府建设的三家中央医院之一——贵州中央医院迁到广州，成了广州中央医院，钟世藩任副院长。他的妻子，同样是著名护理专家的廖月琴亦同往。夫妻二人作为北京协和的高材生，此前都有赴美留学的经历。 1949 年，国民党迁台前夕，时任院长的钟世藩拒绝了上级令其携带医院资金和人员迁台的命令，将医院的移交给新政权的军管会。 文革开始后，夫妇两因为曾经的为旧政府服务和留学的背景，双双被斗。钟世藩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只能去儿科洗奶瓶度日；而妻子廖月琴时任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境况更惨，因为不堪羞辱，1966 年7 月投珠江自杀死亡，时年56岁。 钟世藩将妻子的骨灰，一直存放在他的卧室里中，陪伴了自己整整12年。 他的儿子，叫做钟南山。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