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的生与死

1952年2月8日晚,民生轮船公司创始人、有“中国船王”之称的卢作孚服用安眠药自杀。

他在抗战中凭借一己之力,在日军的炮火下,他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设备经三峡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史称“宜昌大撤退”,亦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

在他自杀前,军代表已经入驻民生公司,总经理被扣押,筹备中的海员工会事实上接管了公司,开始撤换人事部门经理和干部。大量的公司高管、老职工被扫地出门,卢作孚的得力干将之一、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也在镇反中被公开枪决。

在自杀前的两天,卢作孚在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做检讨,声泪俱下——即便他是最早一批提出公私合营申请的资本家。

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但最终有人揭发他,说他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意图“腐蚀干部”。不堪重负的卢作孚终于选择一死了之。

1950年6月,当时的政协会议上,面对资本家们关于公私合营的忧虑,领导安慰说,国有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但到了1955年10月,在召集工商业人士的讲话中,领袖明确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原料、市场、融资渠道都必须为国家控制。当时有一句很形象的话: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

步卢作孚后尘的大有人在。哈尔滨“同记”公司老板武百祥,只读过5年私塾,没什么文化,完全靠自己吃苦耐劳白手起家。他生活特别简朴,每日步行上班,不纳妾不嫖娼,在同记推行股份制,给员工分红,并修建职工医院、浴池、运动场等福利设施。还在家乡开办学校。1955年同记被改为公私合营,有心结的武百祥在大鸣大放时提出公私合营定息太低,结果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残酷批斗,在八十多岁的时候自缢身亡。

1949年前中国最大的百货企业,上海永安公司的总经理郭琳爽,曾经是上海首富。抗战时带头抵制日货,还曾经组服务团救护难民,捐献物资。1956年永安公司公私合营,1966年彻底变为公有。郭琳爽远走香港,后被软硬兼施召回,70岁被连番批斗。他珍藏的文物被抄,为了自保,只能在家门贴上标语—— “愿将家私全部献出”,后还是被关入牛棚,1974年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上海另一个著名的资本家冼冠生——就是如今食品业翘楚的冠生园的创办者。原本是一个地摊小贩,摸爬滚打几十年才使得冠生园成为全国知名品牌。三反运动开始后,公司正常经营受到极大影响,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已经无法发放员工工资。1952年4月,冼冠生被工人从家中揪出逼其发放工资,禁闭在办公室两天后,由遭遇税务局上门催款,经受不住刺激,于4月21日从冠生园大楼上跳下,毙命于南京路上。

由于当时选择跳楼自杀的资本家太多,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称为“空降部队”。上海仅仅在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短短两个月中,自杀的资本家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而且,不少人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全家同死。

上层在1956年底曾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

明白这句话,也许就能看懂商人的生与死。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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