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的生与死

1952年2月8日晚，民生轮船公司创始人、有“中国船王”之称的卢作孚服用安眠药自杀。

他在抗战中凭借一己之力，在日军的炮火下，他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设备经三峡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史称“宜昌大撤退”，亦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

在他自杀前，军代表已经入驻民生公司，总经理被扣押，筹备中的海员工会事实上接管了公司，开始撤换人事部门经理和干部。大量的公司高管、老职工被扫地出门，卢作孚的得力干将之一、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也在镇反中被公开枪决。

在自杀前的两天，卢作孚在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做检讨，声泪俱下——即便他是最早一批提出公私合营申请的资本家。

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但最终有人揭发他，说他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意图“腐蚀干部”。不堪重负的卢作孚终于选择一死了之。

1950年6月，当时的政协会议上，面对资本家们关于公私合营的忧虑，领导安慰说，国有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但到了1955年10月，在召集工商业人士的讲话中，领袖明确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原料、市场、融资渠道都必须为国家控制。当时有一句很形象的话：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

步卢作孚后尘的大有人在。哈尔滨“同记”公司老板武百祥，只读过5年私塾，没什么文化，完全靠自己吃苦耐劳白手起家。他生活特别简朴，每日步行上班，不纳妾不嫖娼，在同记推行股份制，给员工分红，并修建职工医院、浴池、运动场等福利设施。还在家乡开办学校。1955年同记被改为公私合营，有心结的武百祥在大鸣大放时提出公私合营定息太低，结果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残酷批斗，在八十多岁的时候自缢身亡。

1949年前中国最大的百货企业，上海永安公司的总经理郭琳爽，曾经是上海首富。抗战时带头抵制日货，还曾经组服务团救护难民，捐献物资。1956年永安公司公私合营，1966年彻底变为公有。郭琳爽远走香港，后被软硬兼施召回，70岁被连番批斗。他珍藏的文物被抄，为了自保，只能在家门贴上标语—— “愿将家私全部献出”，后还是被关入牛棚，1974年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上海另一个著名的资本家冼冠生——就是如今食品业翘楚的冠生园的创办者。原本是一个地摊小贩，摸爬滚打几十年才使得冠生园成为全国知名品牌。三反运动开始后，公司正常经营受到极大影响，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已经无法发放员工工资。1952年4月，冼冠生被工人从家中揪出逼其发放工资，禁闭在办公室两天后，由遭遇税务局上门催款，经受不住刺激，于4月21日从冠生园大楼上跳下，毙命于南京路上。

由于当时选择跳楼自杀的资本家太多，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称为“空降部队”。上海仅仅在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短短两个月中，自杀的资本家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而且，不少人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全家同死。

上层在1956年底曾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

明白这句话，也许就能看懂商人的生与死。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