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女性选民中首次弃工党转向一国党
2026 年 6 月 4 日
澳门政府日前称，已解除澳门赛马公司的赛马专营合同，澳门赛马会活动将于4月1日终止。与此同时，广东政府促民企参与“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革”。评论指，这一系列做法实为毛泽东“公私合营”翻版，习近平为挽经济不惜将手伸向港澳资本。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澳门政府1月15日公告，称已与澳门赛马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文件，解除该公司的赛马专营合同，澳门赛马会活动将于4月1日终止。赛马场的土地及相关设施将无偿归还澳门政府，未来会将所有的马匹转运至大陆。 澳门马会专营权被收归国有的消息，去年8月已见端倪，当时马会爆澳门政府拒绝让马匹入境，以此干预马会的正常经营。 对于澳门马会“被自愿”将专营权上交政府，官方理由是，赛马活动缺少对当地居民和大陆居民的吸引力。澳门赛马会则称公司经营出现困难，且无法符合现时社会的发展要求。 澳大利亚华人时评人皇甫静认为，中共先对澳门赛马业动手，预计接著还会向港澳的其它产业动手，以解决当前的经济困局。 皇甫静说：“赛马也是博彩的其中的一项，中共它要把这个先收回来，也就是做给香港、澳门看。习近平他要巧立名目收归国有，中共的经济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香港赛马会对该事件深感可惜，并称香港赛马会也面临重大的外在挑战。不过，他们向政府表忠，称相信在政府和主要持份者的大力支持下，可继续营运。 与此同时，中共加紧收割大陆的民营经济。1月12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鼓励公私合营”的文件称，除国家明确规定应由国有资本控股的领域外，民营资本可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控股，保障民营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中的权益。 政府将建立混合所有制项目发布机制，定期公开发布合作项目。 因支持“八九学运”被迫流亡法国的北京四通公司创始人万润南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面对当前的经济、政治危困局面，重新搬出前领导人毛泽东的“公私合营”古法。 万润南说：“习近平在他的治国武器库里全是昏招，现在又是一个昏招，它现在经济上没钱了，那么甚么都吃。混合制实际上就是‘公私合营’，公私合营甚么结果呢？最后把私营经济不复存在，最后带来大饥荒；现在也是这个路数，最后也是把民营经济吞掉了。” 万润南以其创办的四通公司为例，认为中国经济从上世纪80年代得以发展，有赖美国允许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民营企业创造的经济活力。他说，国有经济私有化才是出路，而习近平却相反地带领中国走向绝路。 万润南说：“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这是中国的出路；搞公私合营，把私营经济吃掉，这是经济的末路； 习近平已经穷途末路，所以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无路可走，最后一定是死路一条。” 皇甫静认为，此举将使民营资本家的多年心血化为乌有，民营资本很快就会变成国有。 皇甫静说：“中共到了绝路上的时候，它绝不会放过民营企业家，习近平早就动了掠夺民营企业这个脑筋了。所谓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让民营企业参与，一旦参与进去了，你就完了。中共就像捏面团一样，像马化腾甚么的民营企业家，他们都来不及了，今后被中共彻底吞并。中共搜刮民营企业家的资产来救它的经济。” 匿名的业内人士透露，中共早就将手伸向民营资本，湖北武汉“当代系”旗下多间公司已被公私合营。月初，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纪委会议上声称要在医疗、金融、基建等领域肃清“蝇贪蚁腐”，也是向企业发出“交钱买命”的信号。过去几年，中国人熟悉的民营企业，包括：健力宝、国美、腾讯、携程、海航等，也渐渐地被以不同的方式“收归国有”。
《大宅门》里，百草堂公私合营之后，组织派来了一个总经理，过来指导药品生产工作。 白景琦问，你之前是干啥的，懂药吗？总经理稍有一些尴尬，倒是很有底气说：我不懂药，但是我可以学啊。 白景琦当时内心有一万匹马奔腾而过，满脸不屑与愤怒。 前两天，陕西省委组织部选派25名优秀青年干部，到25家省内重点非公企业担任驻企第一书记，助力非公党建提升，助推民营企业发展。 仔细看，这个驻企业第一书记职责是提升党建，助推民营企业发展。 提升党建倒是有可能。但是助推民营企业发展就有点一厢情愿。我相信这里面的企业负责人，没有人听到要派驻第一书记到企业，会兴奋地说：我们的企业要大发展了！ 但里面涉及的问题太多，新闻里语焉未详。估计他们心里更多是疑惑。 比如，派驻第一书记，这个做法根据是什么？党章和公司法里都没有相关规定。加强企业党建，这个没问题，但是你的做法得有章可循不是？ 接下来还会有很多现实问题： 比如派驻第一书记的工作职责范围是什么，他跟公司一把手的想法冲突了，听谁的？ 在各级组织里，一直都是书记一把手，这组织派来的领导干部，想干涉一下生产或者企业运营，这怎么办？ 第一书记的工资谁来发？工作业绩谁来考核，是企业还是政府，考核标准是啥？企业经营和党建发生了冲突，是企业经营第一还是党建工作第一？ 抗疫三年，很多企业生存艰难。一些企业家对未来越来越没什么信心。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是现在国家的政策导向。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而且要大力提振市场信心。 但派驻第一书记的做法的实际影响是什么，企业对此的真实感受又是什么，会在社会上形成怎样的示范和反响，这些都需要思考和重视。 其实，想促进企业发展，就给企业一个宽松，不受组织干扰的环境就行。政府部门做好监管和服务，企业需要帮助的时候，尽力帮企业克服困难。 现在，突然派出一批干部进驻企业，还说你“为你好”，真是帮助企业发展吗？我看挺难。 别再折腾，放企业一条生路吧！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张所长）
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北京）总部近日成立党委，显示出中共进一步加强对民企，尤其是超大民企的控制。分析人士指出，此举一方面反映出民企内的体制纠葛，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中共和民企相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提升中共组织层级 据中国媒体近日报道说，阿里巴巴（北京）总部近日成立了党委。此前，该公司只在其杭州总部设有党委，2016年实施北京、杭州“双总部”后，北京总部虽然内设中共支部，党员人数超过员工30%以上，但是没有党委建制。 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党委隶属北京朝阳区委，成立后立刻组织了党史集体学习。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党委的建立，提升了中共在阿里巴巴（北京）的组织层级，网上舆论说，阿里巴巴“终于有书记了，四十大盗在哪里？”。 报道说，中国已有158.5万家民企建立了党组织，超过民企总数4成。民企盈利大户半数以上已设有党的基层组织。 但是，一位体制内的退休学者对此并不以为然。他美国之音说：“现在这些年轻人，除了那些死忠的，对党不党根本不感兴趣，包括那些在校就已入党的人。毕业后到私企公司，人家也不会去拿党员来说事，因为公司里面人家根本不会认你党员这个东西，除非在国企或者体制内单位能有用”。 党建升级的外部因素 阿里巴巴完成党建升级，对此，中国社会活动家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很多体制内朋友对他说，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体制内党建强化自不待言，眼下严峻的国际形势，迫切要求中共民企国企一手抓。 胡佳说：“目前最有价值的就是民企，尤其是那些独角兽式的民企，即所谓有新技术、很发达、能够代表互联网经济创新能力的民企。这样的企业对于创造财富的能力，技术上能够社会管控的，也可以参与到国际经济技术势力的划分、竞争乃至对抗，都要加强掌握，两手抓。” 3月24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准备将不遵守美国审计标准的外国企业逐出股票交易市场，并且要求外企申报在公司高层任职的中共党员名单。 华尔街日报3月29日说，出于对中资公司被移出美国交易所的新担忧，一个跟踪48家在美国上市中资股的指数近日下跌2.2%，进入熊市区间。这些中资公司包括：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BABA）、京东（JD）以及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NIO）。 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斯科特·利文斯顿（Scott. Livingston）撰写的《中共盯上私企》一文说，中共将党对商业领域的控制正规化，对国际贸易及其现行规则影响甚大，迫使越来越多的自由市场经济体作出抉择，多大程度上能够容忍贸易伙伴国受其政府的干预。 内在因素：民企“反哺”国企 阿里巴巴强化党建还被舆论认为，中共手中缺钱、缺技术，希望借民企向国企“反哺”。 胡佳说：“现在还是要加强国企方面的技术能力，因为私营经济一般要比国营的效率高，毕竟国营经济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所以一定要加强公企的技术及赢利能力，这是加强党的执政基础的方式。” 时事评论员桑普在接受美国媒体“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国大陆民企其实都是党企，由党来控制与操纵。中共加强党领导的原因在于，中共现在缺钱，需要进一步拿这些科网巨头开刀。 阿里巴巴强化党建正值马云命运扑朔迷离之际。此前，中共已经对阿里巴巴下手，叫停马云精心筹备的蚂蚁集团融资上市计划。评论认为，马云大势已去，陷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 分析人士认为，马云最初借助中共权力获得资本，最近因为说错了话得罪了中共高层，因此当局为加强对他的控制，在阿里巴巴（北京）总部成立中共党委。 评论认为，阿里巴巴现在前有美国股市监管机构的国际压力，后有中共对其资金和技术资产的觊觎，如今，党委也已经全面深入阿里巴巴的企业内部，其他民企迟早也要被中共改造。 党委会遇到董事会“剪不断，理还乱” 阿里巴巴（北京）总部设党委，进一步凸显中共与民企的纠葛。中共《党章》和《公司法》早有规定，有权在民企建立党组织。作为统战工作的一部分，中共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民营企业制度”，强调党在私企要有三权：人力资源权、监察审计权、领导工会权。 不过，在民企如何与中共党务官员打交道，党的组织与公司董事会位置如何摆的具体问题上，双方关系似乎“剪不断，理还乱”。 某民企退休人员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体制内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那肯定是党委书记大，国企董事长一般兼任党委书记，这样一起就把企业的业务和党务的工作干了，不过，在上市公司毕竟还要留点遮羞布，因为你总有一个董事会在那，涉及外行能否领导内行，以及企业高管专业资质的社会通报。” 李先生认为，民企内的党组织与董事会的关系不伦不类。他说：“派一个党委书记到私企是有风险的，因为企业不见得买你的帐，你来了也是坐在那里歇着，毕竟现在不像文革以前，每个人都听党的话，如今人们对共产党其实非常淡漠。说白了，阿里巴巴马云这些人其实就是在那里做样子给党中央看，给中共朝阳区党组织一点面子。” 中国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叶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青撰文称，民营企业家和企业党组织是“舵手与指南针”关系，既不能以企业家的经营管理代替党的工作，也不能以党的工作代替企业家的经营管理，这样才能确保党的工作与企业运行“有机衔接”。 民企：背靠大树才好乘凉 香港《苹果日报》说，在中共治下的民企要做得成功须有官方支持，和政府保持某种关系，因为权力可让你短时间暴富，也可一夜间把你变成阶下囚，中国富豪的政治风险其实越来越大。 胡佳说：“从民企的角度看，他们也有他们的考虑，以及不得以而为之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党委，没有给予党员充分地位，例如开展组织生活的方便等，你就总会有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感觉，认为你可能存二心，你的财富和企业往往处在不稳定不安全的状态，因为官方可以通过任何形式，查税、消防、卫生等多重能力控制你。” 胡佳表示，中国民企要获得发展和生存机会，某种程度上也要表忠心，为党的组织进入你的企业开方便之门，否则拒绝接受党员，不用党委，架空党委，民企就会感到压力。 在网络“知乎”平台上，对于中共党组织和政府派人进驻民企，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很多民企老板是欢迎的，例如杭州市曾抽调100名机关干部进驻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娃哈哈等100家重点企业，私企老板对政府“送官上门”反应热烈。 这些民企老板说，工资不要我发，还帮我搞定工商、环保、劳动、发改、市政、绿化、商务、法院、公安的各种关系。我要招聘一个这样的人，一年几十万的薪水，节庆各种红包，花钱多了去，还不一定有效果。 还有民企老板说，各个部门，政府机关，隔山差五就是一个饭局，都是工作关系饭局，但是怕喝酒，去还是不去？去了不得不喝，不去肯定得罪人，我要把精力放在经营上，要是政府给我派个党的干部，工资不用我发，免费帮我干这些活，我晚上睡觉都会开心笑。有私企老板则称，私企可以用这种方式合法“绑架政府”。 民企被中共吃掉的担忧犹存 阿里巴巴（北京）总部设立党委一事引发关注的同时，中国舆论场上有关“国进民退”、“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调子始终没有降温。在当下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网上甚至有人对民企发出警告说：“让你们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致富，你们富起来后都干吗了？财产充公！” 针对中共很快会吃掉民企，实行“公私合营”的论调，一些私企老板态度乐观，他们认为在全球化的大旗下，中国政府需要更加依赖大型民营企业。公私合营没有民意基础，也没有经济上的操作空间。阿里巴巴等企业遍布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不是一个地方政府就能“玩得动”、有能力说收就收的。 中国总理李克强3月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表示，中国将继续坚持“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说“各类市场主体都是国家现代化的建设者，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去年10月30日，中国国务院出台《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为中国的国资国企工作提供了纲领性文件。近日，上海国资委按照文件要求推进国企改革，提出了三年行动方案详解。 据上海发布1月7日的消息，为全面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推动行动方案在上海落实落地，上海研究制定了《上海市贯彻〈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的实施方案》，经市委常委会等审议通过后，于2020年12月10日正式印发。 文章提到，方案的总体思路是服务国家和本市战略、优化国有资本监管、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效率和鼓励基层创新实践。 在制度建设方面，方案要求加强党建、企业家队伍建设和董事会建设。 在经营管理方面，方案指出推动市场竞争类、金融服务类企业集团基本实现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进一步提升国有资本证券化水平。 此外，发挥国有企业在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中的重要作用，重点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数字城市等十大创新型领域。 还有健全市场化的经营机制，切实维护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进一步深化职业经理人制度改革。探索更符合实际的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分配制度。培养高素质专业化人才。 在国企的股权结构方面，方案重点提到支持和引导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作为重要积极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实施“二次混改”。同时鼓励暂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充分竞争领域企业，适时引入战略投资者，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另外，深化员工持股试点，支持上市企业集团经营管理团队和核心员工参与员工持股。 互利共赢还是割韭菜？ 关于新一轮的国企混改，去年海内外对此有不少讨论。有人认为一举两得的好事，既可以解决国企的经营困境,又为民企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新型的“公私合营”，目的是为了割民营企业韭菜。 据新华财经报导，相关专家表示，针对目前部分国企国有股份占比较高的情况，“二次混改”将通过引进积极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提升企业活力，从而更好适应时代对于企业发展的需要。 上海市国资委党委副书记董勤表示：“‘二次混改’将通过引进积极的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提升企业活力。既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又着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不过，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在现行的中共体制下，民营企业一直都难以摆脱被割肥肉的命运。像阿里巴巴、腾讯、京东这些大型民企，可能都要被迫入股中移动等一些国企。新的这场所谓“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要用政治的名义把民企的钱收到党的手上，这些民企还必须出钱营救半死不活的“一带一路”项目。 作家李平曾在《苹果日报》撰文表示：“毛泽东时代在公私合营的时候，提出要‘战略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的紧密结合’，现在习近平时代再次提出类似意见，战略的坚定和策略的灵活都没有变，只是包装换了一波：改造说成改革，资本主义工商业变成民营经济，公私合营变成了混合所有制，改造企业和资本家的话，换成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 自媒体人《新闻拍案惊奇》的大宇也曾点评道：“中共要求中国的民企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鼓励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接受统战，积极投身重大战略，包括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等。什么是‘关键时刻靠得住’啊，那很可能就是党缺钱的时候，你可以倾家荡产、解囊相助。
1952年2月8日晚，民生轮船公司创始人、有“中国船王”之称的卢作孚服用安眠药自杀。 他在抗战中凭借一己之力，在日军的炮火下，他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设备经三峡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史称“宜昌大撤退”，亦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 在他自杀前，军代表已经入驻民生公司，总经理被扣押，筹备中的海员工会事实上接管了公司，开始撤换人事部门经理和干部。大量的公司高管、老职工被扫地出门，卢作孚的得力干将之一、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也在镇反中被公开枪决。 在自杀前的两天，卢作孚在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做检讨，声泪俱下——即便他是最早一批提出公私合营申请的资本家。 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但最终有人揭发他，说他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意图“腐蚀干部”。不堪重负的卢作孚终于选择一死了之。 1950年6月，当时的政协会议上，面对资本家们关于公私合营的忧虑，领导安慰说，国有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但到了1955年10月，在召集工商业人士的讲话中，领袖明确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原料、市场、融资渠道都必须为国家控制。当时有一句很形象的话：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 步卢作孚后尘的大有人在。哈尔滨“同记”公司老板武百祥，只读过5年私塾，没什么文化，完全靠自己吃苦耐劳白手起家。他生活特别简朴，每日步行上班，不纳妾不嫖娼，在同记推行股份制，给员工分红，并修建职工医院、浴池、运动场等福利设施。还在家乡开办学校。1955年同记被改为公私合营，有心结的武百祥在大鸣大放时提出公私合营定息太低，结果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残酷批斗，在八十多岁的时候自缢身亡。 1949年前中国最大的百货企业，上海永安公司的总经理郭琳爽，曾经是上海首富。抗战时带头抵制日货，还曾经组服务团救护难民，捐献物资。1956年永安公司公私合营，1966年彻底变为公有。郭琳爽远走香港，后被软硬兼施召回，70岁被连番批斗。他珍藏的文物被抄，为了自保，只能在家门贴上标语—— “愿将家私全部献出”，后还是被关入牛棚，1974年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上海另一个著名的资本家冼冠生——就是如今食品业翘楚的冠生园的创办者。原本是一个地摊小贩，摸爬滚打几十年才使得冠生园成为全国知名品牌。三反运动开始后，公司正常经营受到极大影响，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已经无法发放员工工资。1952年4月，冼冠生被工人从家中揪出逼其发放工资，禁闭在办公室两天后，由遭遇税务局上门催款，经受不住刺激，于4月21日从冠生园大楼上跳下，毙命于南京路上。 由于当时选择跳楼自杀的资本家太多，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称为“空降部队”。上海仅仅在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短短两个月中，自杀的资本家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而且，不少人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全家同死。 上层在1956年底曾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 明白这句话，也许就能看懂商人的生与死。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