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何处去？

今日的中国，号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信仰奔溃，丑态百出，民心丧尽，加之始于中国的病毒肆虐全球，更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愤怒。中共国际国内都是天怒人怨，空前孤立。毫无疑问，这个类似于满清王朝的极端腐朽的政权貌似强大，实际上已外强中干，走到了尽头，分崩离析已不可避免。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当那些伟人连同那幢大厦一起崩塌后, 中国将迎来什么样的政治局面？宪政和民主的原则会被确立吗? 共产党将何去何从？中国还会出现一个伟人吗? 会不会出现军阀割据、人民民不聊生的局面? 对此，答案不应当是悲观的。历史的细节不能预测，但历史的走向是肯定的，专制，极权导致独裁，独裁必定崩溃，规律恒定，无一例外。当个人独裁、强权统治无力回天，不可避免的消亡时，一个废除一党专政, 打破大一统的思想框架, 各地要求分权独立的政治局面一定会到来。 

历史的进步总是以历史的灾难为代价的，黑暗时代接踵而至的必定是个英雄时代。中国历史上每当王权衰微时、大厦倾倒之时，总是豪强并起，英雄辈出，各领风骚的新时代的开始，总有那么一些敢与中央政府叫板，分庭抗礼的英雄出现。上世纪之初，天下动荡，清亡民兴时期的精彩话剧将再次上演。届时，各种政治力量相互角逐，各种人物粉墨登场，各种主义众说纷纭，各种政治见解交相存映，这种纷繁复杂的政治局面正是中华民族改革发展的良好契机。 

在如何改革和重建国家的问题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国家是分还是合？是分而治之，还是必须统一于一个中央政府之下？这个古老的政治话题将不可避免的要摆在我们眼前。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认真回顾我们的历史，认清中国历史的本质和人类文明的大的走向，澄清一些思想的误区，是很有必要的。 

一。 大一统的误区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在这片广袤而封闭的大地上中华民族生息繁衍，很早就发展了辉煌灿烂的农耕文明，人们勤劳节俭，性格平和。相同的生产方式，文化语言和生活习俗，秉承共同的价值标准使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都崇尚圣人，拥戴天子，期望在天下共主之下过着尊卑有序，平和安康的生活。但人类历史自有其固有的发展规律，不会因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中国历史在统一和分裂，暴政和仁政，血雨腥风，成王败寇一系列爱恨交加的矛盾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分分合合的发展过程。 

在文明创建之初，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周文王采用分封建国，对天下采用一种松散的管理，在朦胧中顺应了天意，因而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奠定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后来，秦始皇统一了中国，采用郡县制，严刑峻法，结果二世而亡。汉朝在开国之初，无为而治，修养生息，经济很快得到恢复。汉武帝又穷兵黩武，耗尽了国力，虽然采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学说定为帝国的统一思想，但并没有带来王朝的长治久安。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崩殂，豪强并起，王权不断更迭，天下长时间没有被统一，经济和文化的反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辉煌的人文思想成为中华文明的里程碑。 

隋朝统一了中国，强大的国力使隋炀帝可以胡作非为，因而引起了隋朝末年的大动乱。在隋末动乱中脱颖而出的唐太宗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明白了载舟之水可覆舟的道理。同时他杀兄夺父，道德上有所顾忌，因而虚心纳谏，对外也采取和亲安抚策略，带来了政治上的安定，多元文化的繁荣，开创了大唐盛世。但帝国一旦强大，腐败堕落就不可避免。唐朝经安史之乱之后，一蹶不振，国家陷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 

宋太祖吸取了五代十国武将乱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重文轻武，稳定了政局，但同时带来了武力征讨的不足，无力去收复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但宋朝大发展的年代恰恰是北方大片土地没有被收复，国家没有统一，王权受到严重制约的时代。澶渊之盟，看似屈辱，却隐含了商业发展和契约精神，一百多年的和平环境，中华文明达到顶峰。 

明朝朱元璋是穷困农民出身，他九死一生的艰难奋斗，用武力统一了中国，也确立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整个国家都成了他的私有财产。他滥杀无辜，禁锢思想，无法无天到了极致。明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黑暗年代，中华文明出现了大倒退。 

随后的大清王朝，武力更是强大，满清皇帝以其新兴异族政权特有的精明和强悍，充分利用了儒家文化的堕落特点，彻底的征服和奴役了汉民族。强盛的武力，高度的统一带来的是空前的愚昧和落后。 

中国漫长的历史在向我们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的启示：国家是否统一和人民的幸福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权力制约才是社会发展最关键的因素。历史上几个开明的王朝，都出现统治者的权力受到某种制约，不得不对人民有所让步，因而社会平和，人民有喘息的机会，而那些被统治者吹捧的高度统一王朝盛世，都是统治者握紧了刀把子，老百姓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在这种时代，统治者权力超强，可以毫无顾忌的为所欲为，思想被压抑，经济停滞，文化扭曲，各种野蛮和丑陋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所谓的分裂时代，各种政治力量相互角逐，为扩充势力，争夺人才，调整和改变策略，社会开始丰富多彩，中华文明突显其精彩和辉煌。 

统治者追求统一，人们也崇尚统一，王朝在统一中形成，又在死抱大一统的迷蒙中灰飞烟灭，中华文明总是离不开周而复始，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究其原因，大一统是祸根。但为什么我们总是离不开大一统？ 

中国人秉承天人合一，君权天授的天下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一统成为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的政治准则。 

在农耕文明的条件下，稳定是生存的需求，强大的统一力量，形成绝对的权力和不容置疑的政治中心，可以提供一种表面的稳定。 

中华文明长期与世隔绝，几千年来，虽然有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入，但我们从未看到一个能与我们中华文明相媲美的文明，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唯一的，我们的江山社稷和君主制是最完美的，位居华夏中央的皇帝是真命天子，绝对的皇权绝不允许存在任何怀疑和挑战。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伴随着君主制天下一统的观念，使我们不断的走入保守与落后。 

中华大地物产丰富，无需海外冒险和商业贸易。统治者只有管住人民，就可以永享荣华富贵。统治者充满了对于权力的渴望和失去权力的恐惧，夺取权力和保持权力都可以不择手段。采用高度的集权、残酷的镇压、压制思想、灌输愚昧、限制商业贸易、培育奴性文化等，都是稳固政权最强有力的手段。分散的农民，在统治者的长期愚弄之下，养成了对圣人的崇拜，对统一的推崇，对专制暴力的超强忍受的性格特征。 

中国历史几千年，大一统思想始终贯穿其中，统治者痴迷大一统，人们崇尚大一统，但大一统是依靠野蛮专制的强力支撑，是中华文化的糟粕。中国人民期盼在天下一统、皇帝圣明下稳定生活的美好愿望从来没有实现过。 

二。祸国殃民的党国体制

时间到了近代，西方的坚船利炮惊醒了古老帝国的黄粱美梦。中国开始了寻求变法图强的自救之路。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开始，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国人终于认识到要向西方学习，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但民主之路并不平坦。西方的民主思想得益于上千年的宗教熏陶打下的文化心理基础，也出自于对人自身的尊严，人生的价值，人的理性认识。民主政治更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在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中，不断完善逐步形成的。这些条件我们都不具备，中国是在外来文明侵袭，帝国遇到危机下，被动的开始其民主进程的。接受民主宪政是因为我们打不过洋鬼子，我们的江山社稷遇到了危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受倒了伤害，希望通过变法图强，使国家强大，以为国家强大了才不会受帝国主义的欺侮。我们并未真正认识到中华民族落后的真正根源，更不知民主政治的实质和它的实施难度。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和自身价值的认识尚处在蒙昧时代，尽管我们不过是威力巨大的皇权国家里的一介草民，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但我们一直怀有崇高的家国情怀，认定皇权是我们的代表，而视西方文明为异己。我们的理想是圣人领导下的天下一统的太平盛世。因此，我们对民国初年的乱象看不惯，我们习惯于一种有道德、有秩序的生活。这种思想被苏俄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上流行的军国主义所利用，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强盛，我们很自然的接受了苏俄的党国体制。随后的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其结果是党国体制取代了辛亥革命中确立的宪政共和体制。紧接着，马列主义使专制主义在中国起死回生，共产党依靠强大的武力统一了中国。革命的狂潮中出现了惊人的专制和暴政的回潮。 

中国人民再次饱尝了专制的苦果。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使专制走到了极端，中国社会遭到了全面的破坏。历史证明，无论革命的理想如何崇高，革命的理论如何正确，国家一旦走入极权，民族灾难就会接踵而至。只有有效的权力制约，才能保证国家正常的发展。西方民主国家正是通过三权分立，实现了有效的权力制约，从而保证了国家持续不断的发展，创造了现代文明，改革开放后，西方先进文明的真相和中西社会巨大的反差深深的震撼了整个中华民族，民主的号角再次在中国吹响。 

极权势力总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共产党是在文革后由于经济上的困难才被迫实行改革开放的，在他们看来，改革开放不过是克服经济危机，保住他们的江山社稷的权宜之计，而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才是他们的命根子，必须坚持到底。在新的形势下，他们充分的利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和现代科技给人类带来的技术进步，不断加强他们的工业基础和军事实力。同时他也尽一切可能来诋毁民主社会对中国的影响。他们的倒行逆施始终使他们处在困境之中。他们可以打压一切他们不喜欢的言论。他们可以动用军队对人民实行野蛮的镇压，他们可以借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人民实行严格控制。但共产党无法面对他们的意识形态的荒谬。六四之后，共产主义体系在全世界全面崩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已彻底破产，他们自己杜撰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也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习近平的中国梦更是荒唐至极，意识形态的危机是中共最大的危机。对于靠制造理论和宣传鼓动起家的中共来说，意识形态的危机是致命的，没有理论的支持，他们的统治就没有合法性，党内思想无法统一，既无法愚弄人民，也无力驱使警察和军队为他们卖命，整个专政机器将失去动力，腐败和堕落直至灭亡将不可避免。对此，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无不忧心如焚。 

一方面他们用强化特务手段，用高压和恐吓来形成震慑力打压党内外异端思想和反叛行为，另一方面，又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大一统的思想中寻找他们合法性和正统性依据。他们篡改历史，强调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标榜他们是国家的化身，是唯一能领导中国走向富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力量，而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实现国家的统一。又借口国外势力干涉祖国的统一，虚构外国势力的威胁，挑起中国人民对国际社会的仇恨。这样，在统一祖国和抵抗外国势力的幌子下，他们疯狂的扩军备战，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强化他们的“党天下”，“家天下”的资本。 

今天的共产党自认为他们的实力已经很强，有恃无恐，藐视一切。在国际上，扰乱国际秩序，联合国际恐怖势力，破坏世界和平。他们撕毁中英联合声明，毁灭香港的民主社会，并公然宣称要使用武力来解决所谓台湾问题。而且步步紧逼，不断的加剧台海陷入紧张局势，一步一步的将中国人民拖入战争的深渊。 

历史上的统治者总是将自己说成是国家的代表，要求人民绝对的忠于他们。共产党更是有意混淆国家和家庭的概念，说什么国是扩大了的家，没有国就没有家，而共产党就是国家，没有共产党，百姓什么都不是，这种毫无逻辑的狂妄自大，赤裸裸的党国宣传，其荒谬可笑至极！ 

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是由人民组成，是为人民服务的，绝对不是镇压人民的机器。我们不是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人民也不是统治者的“打工仔”，这个国家我们有股份，国家领导人应该由人民选举产生。人民享有的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不容置疑的民主权力，那是人民幸福的根本保证，任何人无权侵犯。

民主的原则和分治的原则是一致的，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和政治制度的自由，一个地区是否成为某一个国家的一部分，或单独成为一个国家，是由该地区人民说了算，而无需听命于一个所谓的中央政府。 

如果认为14亿人民只能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党，而全体中国人民都必须绝对服从这个党的所谓“领袖”，怀有这样陈旧思想和荒唐逻辑的民族要想迈入现代社会、享受现代文明，绝无可能！ 

一个靠强权夺取的，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的无所不能的中央极权，绝不是中国人民的代表。一个丑态百出，洋相出尽，昏庸无能的小丑在中国大地上发号施令，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现代社会建构在能最大创造财富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只能是民主政治，只有建立民主和法制的国家，依靠民主政治制度确立的有效的权力制衡，才能保持社会的长久稳定。建立这种民主和法制的社会价值观，就是被世界历史发展雄辩证明的普世价值，即尊重个人自由的民主原则，这和我们儒家的“民重君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是完全一致的，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 

而我们中国人民在长期的专制愚弄之下，养成了唯我独尊的大国心态和崇拜权力，屈从暴力的奴性思维，当统治者以国家的名义来实施他们的残暴统治时，我们竟不辨真伪，认同暴力。我们崇尚统一，常常忘记了统一之下我们过的苦日子，我们仰望圣人，也常常忘记了圣人会变成魔鬼的道理。 

统治者正是死死的抓住了我们思想上的糊涂，在疯狂的压榨老百姓的同时，不断的强化他们的国家机器，将他们的党国体制建设得无以复加。这个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极权政府所依赖的正是这个遍布全国、统管一切的党组织，它以马列主义的暴力革命为宗旨，凝聚了中国专制文化的一切糟粕，它是黑恶恐怖势力的堡垒。这种建立在暴力专政基础之上的党国体制是中华民族的毒瘤，是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 

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中自由原则的产物，不同的人群根据自由的原则组成政党，通过正常的选举程序来取得执政的权力。而共产党推崇的是暴力革命，弱肉强食，成王败寇是他们的原则，这样的党根本就不是一个现代政党，而是一个充满恐怖和暴力的黑社会。善良的人们寄希望于共产党，希望他们改弦易辙，用宪政原则来治理国家，那实在是与虎谋皮的幻想。 

大一统和我们心中的家国情怀，是专制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构成党国体制的思想根源。党国体制和大一统思想的紧密结合，是民主的最大障碍，而我们心中的愚昧又不断的给这种党国体制添砖加瓦。 

今天的中国，我们要批判大一统思想，抛弃旧的家国情怀，结束专制暴政，更要从根本上彻底铲除这个祸国殃民的党国体制。 

毋庸置疑，终结根深蒂固的党国体制绝非易事，但这是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绕不开的湾，是中国人民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是中华民族走出帝制，融入世界必须完成的任务。庆父不除，鲁难未已！无论未来的道路何等艰难曲折，无论必须付出多大的代价，中华民族都必须坚定不移的朝这个方向前行。 

三。中华联邦构想

联邦制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模式，被世界人民普遍认可，也被实践证明是最优良的政治制度，在人类的文明发展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中国在民国时期也曾有过联邦制的实践。当时，在湖南，浙江等地都成功的实现了民主选举，建立了民选的省政府，广东的陈炯明更是提出了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但是这些伟大的思想和民主的实践却得不到人们的重视，实现民主政治的大好时机总是被我们一一错过。近年来，面对中国的乱象，国际国内的很多政治精英都提出过多种在中国实行联邦制的方案。

地方自治是逐步消除专制主义的良方，是通往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中国目前已形成的二十多个省和自治区，每个省和自治区无论在人口数量，区域面积和经济总量上都具备世界中等国家的规模，作为享有高度自治的自治体是无可非议的。在现实的条件下，从扩大每个省的自主权着手，逐步实现地方的高度自治来发展和完善民主制度，将是中国最具现实性的改革方案。按照目前业已形成的省，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分形成若干个独立的自治体，组成一个新的中华联邦政体，既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更顺应了历史潮流，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民主进程。 

中华联邦并不是将中国分成几十个独立的国家，而是根据中国的特点形成的一种各地区之间的新的联邦政体。自治体大体上是根据现有的省，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划分，以尊重既成事实，有利于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原则。也不排除有些特殊的地区重新组合的可能性，如东北三省联合成一个自治体。香港，澳门，深圳，珠海有可能加强联合。但沿用内地业已形成的省，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将最有利于稳定和发展。 

中华联邦是众多的地方自治实体共同组成的新型合众国，地方自治是政体的本质。各自治体享有一个独立国家的一切好处而无需付出独立建国的成本。各自治体内实行高度的自治，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集会、结社等一切民主权力。在联邦宪法的框架下，每个自治体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相应的地方法律，有地方法院，有独立的行政、司法机关，各自治体掌握各自的税收，行使一切管理权力。 

各自治体的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由于各地区存在较大的经济文化差异，因此各自治体其民主政治的类型亦有所不同，选举制度亦有所不同，两党制，多党制，直接选举制或代议制。 

中华联邦将不允许一个全国性的，跨越所有自治体的政党或政治联盟存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根除党国体制，防止专制王朝的复辟，保障中华联邦能健康有序的发展。 

中华联邦的公民每五年有两次大的选举的权力，即地方政府的选举和中央政府的选举。由于没有全国性的政党，中央联邦政府的选举方式采用代议制的选举方式，而不用直接选举，联邦议会为最高的权力机构，联邦政府由联邦议会选举产生。各自治体派出代表联合组成联邦议会（相当于下议院），代表数量根据各自治体人口数量按比例确定。联邦议会每五年召开联邦大会，选举产生联邦总理和联邦常务议会（相当于上议院），由联邦总理为首组成的联邦内阁，联邦议会和常务议会为立法和监察机构，和联邦内阁和联邦法院共同组成中华联邦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机构。 

由联邦总理组成的联邦内阁，负责国防和外交事务，协调各自治体之间的关系。联邦议会和联邦常务议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国家一切大的决策需经联邦议会和联邦常务议会审议通过；联邦常务议会掌控联邦预算，联邦财政收入来自全国的海关关税，不足部分由各自治体分摊。 

联邦总理可以连任，任期不得超过两届。联邦法院为最高仲裁机构，联邦大法官为终身制。 

中华联邦的核心是用一个有限权力的，适度规模的，受控制的中央政府取代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中央政府。 

有人担心，中华联邦会形成军阀割据，战争不断的局面，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是极权统治者为他们的极权理论而编造的危言耸听的谎言，回顾中国历史，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统治者以统一的名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而造成的。中华联邦是根据民主和自由原则，在联邦宪法框架下组成的新型的联邦政体，具有稳定坚实的政治基础，是我们中华民族结束丛林时代，避免战争最有效的途径。从专制和暴力中走出的中华民族，对专制和暴力是深恶痛绝的，中华联邦靠契约精神和自由原则组成，各自治体必须遵循的是联邦宪法，任何用违背宪法的南征北伐都会失去经济和政治的支撑而难以实行。 

未来的中华联邦拥有新型的政治结构和庞大的经济实力，不惧任何外部势力的侵扰，而一个非强势的，受控制的中央政府，无力也无需对外扩张，和平发展的本质决定了中华联邦将成为世界和平的领头人，将为减少国际军备竞赛，消除核武器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中国大陆如果消除了中央极权的祸乱，现已形成的经济纽带和格局，不仅不会被削弱，反而会因民主政治的确立、法制的健全而加强。中华民族中庸平和，勤劳俭朴的优点将在联邦体制内发扬光大。中国人民的经济潜能将会迅速释放。在广阔的东亚大地上，各自治体之间无交通关卡，无关税壁垒，无语言障碍，无民族隔阂，人民自由往来。各自治体相互竞争将使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将迅速提高。一个民主自由，和平繁荣的中国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中华联邦会因他的先进性和多元文化的兼容性而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发展经验对解决世界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问题将提供一种新的参考和启示。 

四． 中华联邦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1. 中华文明从近代开始了与西方文明碰撞和交融。一百多年来，中国没有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民主宪政之路也屡屡受挫，而暴力革命却在中国大行其道。文明转型坎坷曲折，在沉重的反思和不断的刨根问底的探索之后，我们终于领悟到文明先进的真经所在：多元性才是文明具有强劲动力的最根本原因。纵观西方文明史，从古希腊哲学思想的产生，中间经过一系列的宗教改革，一直到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无不得益于社会的多元化对文明的良性促进。多元化形成了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带来人的理性解放，从而导致政治制度的创新，文化和科技的大发展。中华文明的转型在经过多种尝试而无果之后必然转向多元化的正确道路，转型的步伐可以加速，但发展规律必须遵循。中国走向多元化，由联邦制走向辉煌是是中华文明融入世界文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历史的必然。 

中国历史分分合合几千年，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2. 四十多年前，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旧的体制和传统观念受到了有力的冲击。改革开放的历史充分证明了基于自由意志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合理性，普世价值的世界性。如今的中国，延续中国大一统的君权天授的天下观，早已烟消云散，强人政治也已是昨日黄花，党国体制难以为继，任何人的伟人癔梦注定只是一场闹剧。靠警察和特务强行维稳，靠信息封锁压制思想，恰好说明其统治的危机深重，政治变革已不可避免。 

中国大地，看似极权主义仍然猖獗，实则人民的觉醒、理性的复苏已成燎原之势，普世价值、民主精神早已深藏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人民在历经数十年，受尽各种欺骗和压迫之后，政治诉求必将雪崩式的爆发。地方自治能带给人民实惠，是人民掌握自身命运的开始。即使是在联邦制的实行之初，老百姓就可以用脚投票，有选择居住地和自己的政府的自由，在联邦制的民主政体下，各自治体政府必须迎合人民的需求才能取得合法的执政，届时，各种进步改革措施都会相继涌出。长期困扰中国的如医疗，教育，就业，养老，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将随着联邦自治的建立迎刃而解，继而带来社会的深刻变化。中国人民是中华联邦的最大受益者，中华联邦必将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 

3. 中华联邦是政治体制变革的最佳途径。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整齐划一的民主制，在技术上确实有很大的难度。在中华联邦的框架下，采取分治的形式，在各自治体的规模上实行民主制，其政治阻力较小，实行相对容易得多。即使是出现一些问题，也能将其危害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中国的民主化必定是个较长的过程，传统思想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长期形成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不可能很快的彻底改变。中华联邦的多元性，给予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见解保留一定的空间，可以避免大的政治纷争，而不同的政治思想长期共存带来的竞争局面更是促使中华文明不断进步的强大动力。 

中国政治历来有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的传统，80年代通过发展深圳等特区，率先打破僵死的经济模式，尔后逐步推广到全国，是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之一。联邦制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参考当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经验，利用旧有政治体制和行政习惯，驾轻就熟，避免政局动荡。 

应当指出：中共内部那种顽固的极权主义者毕竟是少数，绝大部份党员和干部都是有一定的责任和正义感的正常人，他们被党国体制所裹挟，不得不表明屈从中共。当中共内斗加剧，他们无不为这个党，这个国家及自身的前途担忧。中共党内也从来不乏头脑清醒，锐意改革者。他们终将认识到：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不可阻挡，民主政治符合包括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地方自治是社会有生力量避免与反动腐朽同归于尽的最好选择，也是有志于社会改革者实现他们理想和抱负的良好契机。 

几十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但中共的顽固和昏庸已将任何良性的，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彻底断绝。中共的铁腕统治，腐朽的党国体制，僵死的国营模式已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蛭镐，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可能全面葬送。当危机来临，安全和财富都受到威胁时，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和现有既得利益者绝不会袖手旁观，自认毁灭，他们必定和现有体制内的地方干部一起，成为中华联邦的强有力的支持者。 

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些经济发展条件极好的繁荣地方，如东北地区，如今停滞倒退、风光不再。尽管振兴东北经济的口号不断在提，但政治体制不改，如何振兴？如果能够摆脱中共统治，实现地方自治，东北必将迅速崛起。 

台湾，香港因和大陆分离，社会得到长足的进步，这实际上是分离主义打破大一统，促进社会进步的成功实例，也是联邦制可以在中国成功的有力佐证。尽管共产党妄图扼杀台湾香港的民主，但历史不会走回头路，先进台湾和香港不可能统一在极权体制之下，但经济和文化上的紧密联系也使他们无法和大陆分离。中华联邦将为台湾、香港的进一步发展提高巨大的发展空间，民主先行者的成功经验将在中华联邦体制内发扬光大。 

由于中共长期的残酷镇压，西藏，新疆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残酷的镇压带来的只可能是动乱和不安，只有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地方自治才是化解矛盾，取得长久的稳定的最好方式。

4. 在今天全球化时代，要求全世界人民必须共同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共同面对人类的生存危机，在诸如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解决高科技与人类道德的冲突等问题上采取共同的步骤。然而，一个对人类文明充满敌意，毫无道德底线的极权政府，独揽权力、凌霸世界，是他的最高生存准则。任何科技成果在他们手中首先是用于军事目的，没有任何原则和道德底线。目前已肆虐全球、给全人类带来了一场空前灾难的病毒，就是个证明。国际社会如不警觉并及时制止，更大的灾难还有可能发生。极权主义的发展已使中国成为了恐怖主义的温床，中共的核武器和我们尚不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随时有可能威胁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全。面对这个庞大的，控制着14亿人民的恐怖政权，任何经济和外交手段都显得苍白无力，在铁的事实面前，绥靖主义者可以休矣！国际社会应该明白：只有通过中国人民的觉醒，在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绝不单单是中国人民的事情，消除专制政体，解体中华帝国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任务。 

诚然，在中国改天换地，建立联邦制绝非易事，悠久的历史也许是我们沉重的包袱，陈旧的家国观念是我们迈入新时代的严重阻碍。那个庞大的根深蒂固的极权体制也绝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中华大地注定有一场激烈的争斗和变革。 

中华联邦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欧盟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联邦制。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模式，任何顶层设计不可能包罗万象，很多细节无法预料，一切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和创新，我们需要利弊权衡，择善而从。 

200多年以前，美国人民开启了联邦制的实践，那时，民主政治还在萌芽之中，君主制正处于黄金时代，而美国先贤们用他们的智慧创造了独特的美国式民主政体，开创了一个辉煌的时代，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也给后人留下了无比的仰慕和赞叹。今天，历史的车轮滚到了世界的东方，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炎黄子孙是否能把握住历史机缘去勇敢的迎接挑战，为自身的解放，民族的振兴和人类的发展探索出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开创一个更伟大的时代？ 

相信中华民族不会永远沉沦，相信历史的辩证法：先进诞生于落后之中，愚昧是智慧的沃土，圣灵之光一定会照耀在最需要他的地方！ 

在历史的大势面前，识时务者，造福人类，功彪史册，专制残渣，将粉身碎骨，遗臭万年，历史终将翻过这沉重的一页。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那艘装满了残酷野蛮的极权主义大船正在沉没, 中华民族将迎来千帆竞发的壮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