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各国经济依赖中国的后果

这次武肺疫情带给世界巨大的灾难，西方国家不得不反思自身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调整或减少这种依赖的声音开始出现。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呼吁国际社会派遣独立监察员进入中国调查，遭遇中国驻澳大使成竞业的赤裸裸的公开威胁，称中国消费者将抵制澳大利亚，影响该国贸易、旅游和大学生源。中国在国际社会大耍“豪横”，底气来自哪里？来自两点：一是中国认定各国不可缺少的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二是通过旋转门控制了各国不少政要。

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全球化1.0版本中，中国确实成了中心国度：1、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引进外资国，累计设立外资企业数突破100万家；2、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进口国（2019年初的数据）；3、中国是世界资源国家的最大买方。尤其是美国页岩油改变全球石油供应格局后，俄罗斯、中东及其他石油生产大国都争相笼络中国，这次疫情后，石油价格大跌，中国的石油订单更是决定中国成了“大王”。北京早就将多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成功地转化为政治上的服从与交易。

关于这一点，中国从来就不隐瞒，而且乐于夸耀。2019年，国内媒体曾细数对中国有经济依赖的国家，从东方到西方，从南半球到北半球，还真有不少。最后发现，全球200多个国家当中，排在前五名的依次为澳大利亚，智利、韩国、巴西、日本。

经济对中国依赖度最高的是澳大利亚，2017年澳大利亚出口总额达到2307亿美元，其中出口中国额度达761亿美元，约占澳大利亚总出口额的33%。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有矿产品、贵金属及制品和动物产品等。就算中国经历了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打击，如今仍然是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与中国的贸易占澳大利亚进出口总额的24%。

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位居第三。2017年，韩国出口总额达到5737亿美元，其中出口中国额度达1421亿美元，约占韩国总出口额的25%。韩国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有机电、化工和光学医疗设备等。这种依赖在中美贸易战后有所下降，2019年，中国、美国和越南是韩国出口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对这三国的出口额依次为1362亿美元、733.4亿美元和481.8亿美元，占韩国出口总额的25.1%、13.5%和8.9%。同时，从2009年到2018年的10年间，中国大陆一直是韩国对外贸易最大顺差来源地，2019年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对中国大陆贸易顺差为289.94亿美元，低于对港贸易顺差301.39亿美元，降至香港之后排名第二。

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排名第五。2017年日本出口总额达到6983亿美元，其中出口中国额度达1328亿美元，约占日本总出口额的19%。日本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有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和贱金属及制品等。受中美贸易战影响，2019年对中国出口减少7.6%，降至14.68万亿日元。

德国工业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

德国号称“欧洲经济的火车头”，但这个“火车头”对中国的市场依赖相当大，甚至视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几乎成了中国经济患上感冒，德国经济就要打喷嚏这种荣枯相关的依赖关系。

中国是德国仅次于美法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到2018年为止，过去10年和20年，德国对华出口额分别增长了450%和1500%。法兰克福股市DAX30的德国跨国企业在华设立各类企业约700家，在华销售额超过2000亿欧元，占这些企业全球销售额的15%。德国三大车企对中国市场依赖尤其严重，大众、宝马和奔驰在华销售占其总销量分别为37.3%、24.2%和23.2%。中国对美反制措施中，针对美产汽车征收25%关税，此举受损最重的是德国汽车业，因为宝马和奔驰位于美国的生产厂每年对华出口大量高档汽车，上述措施一旦实施，该两家车企将缴纳超过14亿欧元关税。报导表示，一旦中国经济下滑，德国经济也将衰退。

2019年，中国汽车市场20多年来首次出现销售下滑。德国总理默克尔力反美国对华开打贸易战，就因知道中国这个“世界经济的引擎”如果受打击，德国这个“欧洲的经济火车头”必将受冲击。德国媒体评论不少也有自知之明，德国之声曾于2019年8月1日发表过一篇媒体观点综述《德语媒体：先是苹果，再是大众》，其中有这类话：“中国成了德国经济的兴奋剂。多年来嗑药的剂量一直在逐渐增加，现在已经完全离不开了。品尝苦果的时候到了。汽车制造商可能是下一波要经受中国市场增长放缓考验的企业。虽然中国遇到的算不上是危机，但即便只是一个疲软阶段，也足以让德国企业陷入巨大压力了。它们过于依赖中国了，这是个错误，应该纠正。少一点中国，多一份安全。不仅对德国汽车制造商来说是这样，对整个德国经济界都是如此。”

但是，说不依赖容易，但德国政府的焦虑却无法缓解。2019年德国经济仅增长0.6%，不仅德国从中嗅出了经济萎缩的危险气味，欧元区也是一片对经济萎缩的担忧。5月4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分析，与2019年最后三个月相比，欧元区本地GDP下降了3.8%。欧元区经济按年率计算萎缩14.4%，远超同期美国经济4.8%的萎缩幅度。为和平时期前所未有。

减少经济对华依赖，难在哪里？

制造业削弱导致国家实体经济空心化局面给西方国家带来的困境，美国最早意识到。川普总统在2016年大选时，就提出这一口号；他当政后，通过减税给企业很多优惠，鼓励制造业回归，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陷入激烈的党争，企业对前景并不那么有把握，许多资本就算回了美国，也未进入实体，而是在股市，去年不少又通过华尔街投行界购买中国的债券。

美国的研究开发能力确实强大，比如这次在武肺病毒的核酸检测方面，已经升级了6代设备，一代比一代精细可靠。但制造业回归，需要本国有强大的基础，这基础不仅只是研究开发能力，还有生产能力。美国美敦力公司（Medtronic）这次不得不将呼吸机的知识产权完全公开，让其他国家去生产，其中包括中国。原因是：疫情紧急，美国人有知识产权却生产不出呼吸机，据说呼吸机的1,400多个零件，有1,100多个要在中国生产，包括最后总装。这就是美国今天的问题，有高科技，没有生产手段，没有生产能力，所以还得依赖中国的生产——这一点正是全球化当初的出发点：按比较成本理论，分解一件产品的各个部件，发达国家掌握研发能力，到人力资本便宜的发展中国家去制造。

一场武肺疫祸颠覆了全球化基于比较成本的这种生产链构想，当中国因掌握防疫用品、呼吸机的生产而对世界各国趾高气扬之时，各国开始意识到产业空心化的严重后果，考虑基础医疗用品将回归本国生产的问题。但接下来就得考虑生产所需要的专业工程师与熟练工，以及美国人力成本高的问题。产业链流失了之后，美国去工业化进程开始，缺乏培养工程师的土壤。以苹果为例，苹果的关键核心业务仍然依赖传统的美国工程师，不过这类人才在美国越来越稀缺，导致苹果不停返聘“old dog”。2017年，苹果首席执行官提姆•库克（Timothy Donald Cook）曾经公开表示：“在美国，你可以召开一次模具工程师会议，我不确定这些人是否能坐满整个房间。而在中国，这类工程师可以坐满多个足球场。”他这段话被外界认为是对中国培养工程师所取得成就的赞美，但也是对美国正失去的东西的真实总结。欧巴马参与制作的记录片《美国工厂》则反应了美国制造业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力成本问题。

中国成为引进外资大国之后，逐渐改变了外资政策，先是通过两税合一，取消了外资的税收优惠；继而通过打击一些与中国企业有竞争关系的企业，扶持本国企业，这种做法在医药行业中比较突出。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过去是利用在华跨国企业游说母国政府以改变一国外交政策，从2010年代开始，北京将他国对华的经济依赖转化成政治要挟的工具，但企业界与政府对这种要挟的感受不一样，因此行动上也会不一样。这次疫情只是各国从政治上感受到依赖中国潜藏各种危险，但如何让企业界协同行动，还有许多现实困难。

韩国萨德导弹系统中国小试锋芒

国际社会意识到中国将他国对华经济依赖转化成干预他国政治的工具，是从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事件开始。中国通过这次初试锋芒尝到甜头，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一手段。

2016年，为了对付金正恩的导弹威胁，韩国接受美国的协助，在国内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引起中国高度关注及强干预。韩国主张这项军事部署只是应付朝鲜的防御措施，中国则认为部署萨德系统会对其国土安全造成影响。习近平明确告诉韩国总统朴瑾惠总统，中国反对这一军事项目。

习近平表态之后，中国大陆对韩国发出多项反制措施，包括禁止韩国媒体及艺人演出、旅游封锁等，韩国经济遭受重创。据韩国贸易协会发布的数据，2016年，韩国对华出口额与进口额比1992年建交时，分别增长47倍、23倍；中国在韩国总出口额和进口额中分别占25.1%和21.4%，成为韩国的第一大出口对象国和进口来源地；2016年，中国对韩直接投资额为20.49亿美元，是1992年的1940倍。

当时，韩国产业银行对中国的制裁威胁曾撰写一份报告猜测，北京采取强硬措施之后，韩国两个严重依赖中国的关键产业（免税店与旅游业）将受重创，收入将缩减117亿美元；其他产业的损失加起来将达到83亿美元，合计将遭受约200亿美元的损失。这一预测此后成为现实：为安装萨德提供土地的乐天集团受创最重，2017年第二季度，乐天的营业收入同比接近“腰斩”，净利润更是同比猛降95%。该集团面临成本高昂的重组，最后认赔出售在华超市。

韩国国内则发起抵制萨德抗议，数十万民众走向街头，认为安装萨德对韩国没半点好处，要求总统朴瑾惠下台。2017年11月22日，中韩达成成果，即“三不一限”承诺。此后中韩关系逐渐回暖，萨德事件也以“部分部署，不追加”为结果，告一段落。

从此以后，文在寅一直小心翼翼地看北京脸色行事。

澳大利亚对华经济依赖的后果：北京利用民主摧毁民主

澳大利亚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被称作“坐在矿车上的国家”和“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而中国恰好是一个资源需求大国。澳大利亚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早就被北京很轻松地将其转化为操纵澳洲国内政治的筹码。澳大利亚是中国红色渗透的重灾国，也是北京利用各种渗透的力量，用民主摧毁民主的样板。

中国对澳洲内政的成功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当作武器。最着名的有这么几件事情：

一是力拓。2009年，澳大利亚政府拒绝了中国铝业公司（国有企业）收购英澳矿业巨头力拓公司(Rio Tinto)18%股份的投标，原因是澳洲政府担心，这笔交易将赋予中国太多的定价权。北京对此的回应，先是通过中国的商业伙伴向澳大利亚政府施压。未达目的之后，2009年7月，力拓公司在中国的首席铁矿石谈判代表、澳籍华人胡士泰与其他三名在中国工作的员工一同被捕，并于次年在一次为期三天的非公开审讯中被定罪。澳大利亚政府虽然知道胡案后面的真实原因，但放弃了胡士泰。力拓公司的CEO艾博年（Tom Albanese）重新反思了“与中国的关系”，2009年11月2日在一次投资交流会上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2010年他个人的工作重点之一将是加强公司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力拓与中国铝业公司之间仍有合作机会。此后，澳洲社会各力量假装忘记了胡士泰。

二是利用煤炭采购施加压力，让澳外交部长毕晓普（Julie Bishop）女士去职。毕晓普2017年在新加坡曾冒北京之大不韪批评南海问题，并表示中国不适合做区域领袖，从此她再也没有被邀请访问中国。2018年，她在阿根廷G20会议期间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中国方面在会后直言不讳透露内容，表示中方已经告知毕晓普：“由于澳方的原因，中澳关系遇到一些困难，两国的交流与合作也受到了影响。这不是中国希望看到的”。在这些严厉言辞之后，中国推出给澳洲“一点颜色看看”的“轻微惩罚”计画，即“把钱拿到别的国家去”，涵盖了广泛的领域，从煤炭、铁矿石、牛肉等进口转移至他国，减少中国赴澳留学生。

2018年，阿根廷对中国的牛肉出口几乎翻了一番；非洲的铁矿石出口中国成倍增长；运送澳大利亚煤炭的船只在中国无法停靠，澳大利亚的煤炭出口骤减，遭受最大重创。澳大利亚人终于看到一点：“中国有能力摧毁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学生公寓租赁市场，农业和采矿业。我们对报复中国进行的任何打击都是轻微的，我们通过摧毁我们的工业基础而使自己依赖于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修复澳大利亚的对华关系”。紧接着在2019年2月下旬的一周之内，发生怪异的巧合：澳洲输华煤炭被禁，导致澳元汇率暴跌；令中国人讨厌的外交部长毕晓普宣布从议会辞职，退出政坛。随后，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很快修复。

最近中国对澳洲又获得一次胜利。今年4月27日，澳洲总理莫里森公开呼吁对此次冠状病毒疫情展开全球调查，激怒了中国政府，引致中国驻澳洲大使成竟业的公开威胁。5月1日，澳洲总理莫里森说，他没有证据表明新型冠状病毒来自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

澳大利亚人也清楚地知道本国经济因高度对华依赖而陷入困境，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那本《无声的入侵》（Slient Invasion），作者在掌握大量事实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正通过各种各种手段企图将澳洲变为傀儡国家：在短短15年间，笼络澳洲前总理鲍勃．霍克、保罗．基廷、陆克文，将这些政要变成中共的新买办；大量中国资金涌入澳洲的农地、房地产、大学。无声无息间，中国成为澳洲官界、学界、产业的最大金主，也成为澳洲第二大地主。澳大利亚号称自由国度，但这本注定必将得罪中国的书，一连被三家出版社拒绝出版。

但是，澳大利亚国民目前普遍处于希望“熊掌”与“鱼”二者兼得的状态：既希望保持与中国之间密切的经贸关系，又希望能够限制中国的红色渗透。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其实并不真正了解他们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