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卯十八小时蒙冤记

从己卯到辛丑（1999——2021），整整二十二年，这二十二年间，我心中总有一股冤气在荡涤，挥之不去，欲消难罢，每当念及，不时会下意识地吐出“草泥马”的呓语，至于要“草”谁的“马”，我不敢说，因为他太凶悍了，十四亿人都怕他，我更怕！

（一）

一九九九年，我掮着“澳洲上海同乡会创会会长”的牌子，在北京东路的云峰剧场二楼，租了间办公室，混迹上海滩。

六月六日下午，在唐人街开旅游社的一位上海朋友，给我一个电话，说他有一个考察团，还缺三个名额，我如能介绍，每个名额收费六万人民币，给我赚二万。这当然是好生意，我答应了。

六月七日下午，大约二时多，我陪朋友吃过中饭刚回办公室，门外突然闯进来三个人，嚷嚷著要报名去澳洲。我想正巧，便说：“正好有个团去澳洲，缺三个名额……”话没说完，门外就闯进来一群人，冲在前头那位，叼著香烟，气势汹汹地挥动我的名片，揶揄喊：“王会长啊王会长，静安分局请你来了！”

还没等我弄清时怎么回事，这群人就迅猛行动，守门的守门，翻箱的翻箱，还有两位，一左一右，把我看住。

我办公室的秘书，也被挡在一旁，大声呵斥，要她交出所有资料……

顿时我愣住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里一团乱麻，过了一会，我膀胱有些紧迫，说要上厕所，看住我的二位，得到领队同意，一左一右，跟着我下楼。今天回忆起这些情景，我还是不解，究竟是他们是怕我自杀呢，还是怕我像抗日肥皂剧中，从裤裆里掏出手榴弹，炸了他们……反正用正常人的思维去揣测那伙人的心理，是得不到答案的。

大约折腾了一个多小时，领头的看看时间不早，对我说：“王会长，不好意思，今天要委屈你跟我们去局里过夜了。”

我跟着他们下楼，见楼下停了好几辆公安的车子，唉，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重案，他们如此严阵以待。 

（二） 

车子转了两个弯，到了南京西路常德路口，我朝窗外望去，这里是“上海静安区公安局”，四九年前是上海房地产大亨程霖生的公馆。八十年代，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张大千演义》时，曾有张大千卖假石涛给程霖生的情节，那时我很想进去参观，以充实故事的细节，但“旧貌换新颜”，昔日资本家的公馆，已经成为今日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造化弄人，没想到今天我前呼后拥，由专车接来，这阵势比当年的林教头，扛著宝刀大摇大摆走进白虎堂还要威风……诸公，这是我此刻的调侃，说实话，当时哪有这般潇洒，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我瑟瑟发抖还来不及呢……

车子停下，我被哼哈二将押着，穿过长廊，来到一间光线黯淡的房间，进门是一张大长台，背后是一排箱柜，像博物馆和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室，

一个穿警服的老警察，站在长台后，转动著浑浊的眼珠，威严地扫了我一眼，拖长语调问：“你是中国护照还是外国护照呀？”一股烟味扑鼻而来。

“中国护照。” 我答。

他命令我脱下鞋子，缴出皮带，掏出身上的所有东西。

于是我把钥匙，钱包……放进一个塑料筐里。

登完记，被带进一间光线黯淡的牢房，定神一看，这牢房约莫十二平方左右，却横七竖八地挤着二十来口人，里边空气燥热，汗臭熏人，鼓风机在粗野地厮闹，它是用来排臭的。

我找了个空隙处坐下。刚坐定，靠墙边突然跳出一个剃小平头的中年。他指著屋角边的水泥便漕，大声喊：“不懂规矩，坐到那边去！”我想此人一定是狱霸，惹不得。我曾经读过许多八十年代的描写张志新、林昭等烈士蒙难的纪实小说，知道共产党监房里的狱霸比国民党时代更逞凶。

唉，无奈啊，虎落平阳被犬欺，我移动着身子，挪到他指定的地方坐下。

“你是犯了什么事进来的？”刚坐定，狱霸问：

“我也不清楚！”我沮丧地回答。

没等狱霸再问，一个声音抢先道：“操小屄？”

另一个又接口：“估计是贪官？”

第二个小厮的猜测似乎有点门道，因为所有的人都蒙面污垢，衣衫不正，唯独我穿著整洁，正襟危坐……

一阵小议后，坐在我旁边一位奶油小生模样的人，靠拢来搭讪，他说：小平头狱霸犯的是强奸幼女罪，在这里待的时间最久，正在等待审查；坐在对面的大块头，是和人打架，把别人打残了；小赤佬是开窑子进来的（黑话：入室偷窃）……我问他，你犯的是什么罪？他说是“搏眼子（黑话：赌博）”，被判拘留十五天，还有五天就可以出去了……

不一会，开饭了，看守把盒饭从铁窗口传进来，铝制饭盒，很有复古风格，六十年代我读中学带饭时用过，里边半格糙米蒸饭，覆盖着一层黄芽菜。我因为有心事不饿，就把盒饭送给“开窑子”的小赤佬吃了。

最难受的是晚上睡觉，二十来个人像罐头里的沙丁鱼挤在一起，其中一些人盖被子，而另一些人则没有。

我问“搏眼子”：“为什么有的人有被子，有的人却没有？”他说：“确定拘留日期后，公安会通知家属送铺盖来，说不定明天你老婆也会送来。”

我听罢，苦笑笑，没有回答。

牢房的夜是难熬的，天花板上一盏昏黄的灯泡，像老大哥的眼睛，盯著满地横倒的人，因为太拥挤，我只能侧着睡，没有阖眼。

天亮时，在迷迷糊糊中听到铁窗外的叫卖声：“牙膏、肥皂、麻油……”

我推醒“搏眼子”问：“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天一亮小卖部就会推车来叫卖日用品，赤那（上海话，口头语），就是不卖香烟，说烟火有危险，而且污染牢房空气。” 看来“搏眼子”是个烟鬼。

我问：“怎么会有麻油卖？”

“搏眼子“说：“人坐久了撤不出污，会得便秘，喝麻油可以通便。”

我说：“进来时我的二千多块现金放在寄存处，身边没有钱，怎么买？“

“搏眼子“说：“只要你买他们的东西，可以去寄存处取。“

这时我灵机一动，问：“这里一共多少人？”

开窑子小赤佬机灵，马上接口：“二十三个！”

我说：“我就买二十三瓶麻油，每人送一瓶，怎么样？”

角落里立刻传来喊好声：“是模子，上路！（上海话：慷慨大方的意思）”

正在这份高兴劲上，传来铁门的开锁声，看守在外喊：“王亚法出来！”

“搏眼子”闻声，凑近来悄悄说：“看来马上要提审侬了，提审时可以跟他们要香烟，抽几口后把火头灭掉，藏在裤腰里，带几个香烟屁股回来，让大家过过瘾。”

狱霸在一旁听着，也给我做手势，表达同一意思。 

（三） 

提审室在地下室，灯光昏暗，四周是水泥墙壁，有点像二战电影里的纳粹办公室。

提审我的人，就是昨天冲进我办公室的两位，如我没忘记错的话，那位叼著香烟，挥动我的名片，揶揄喊：请王会长去静安分局的那位叫严伟 X。

另一位叫陈国X，此人比较斯文，说话也懂礼貌，好像是严某的助手。

提审时，严某问了许多无厘头的问题，譬如：你爱国吗？你在澳洲参加什么组织，自己要交代……

我琢磨不准他们葫芦里卖什么药？澳洲到处有你们的线眼，我参加什么组织，国安应该知道，你公安来掺和什么？更况且我连最伟光正的共产党都不屑参加，还会参加其他组织吗。我王顾左右而言它，大谈鸦片战争后中国国耻等无关紧要的话题。他们也不打岔，听我胡侃（其实他们在跟我泡时间，等待外调信息）。谈了一会，我跟他要香烟抽，抽了几口又借口上厕所，趁机将烟蒂藏好。

厕所里没有洗手水，我出来问：“洗手的水龙头在哪里？”

姓严的瞪我一眼，喷口烟说：“你以为你住宾馆啊！”我不由暗忖，权力的傲慢，在捕快一类的底层人身上尤为突出。

还是那位姓陈的懂礼貌，赶紧解释说：“厕所没有水龙头，要洗手在外面。”

闲扯了一会，严某被人叫了出去，换了一位年长的进来。

陈某的介绍说：“这位是姜处长，你有问题可直接问他。”

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既然领导来了，我就可以弄个明白，便问：“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把我关进来！”

姜处长递上一根烟道：“澳洲有人写匿名信告侬，局长批了，局长有批示，我处就照办，查后没事，大家就交个朋友，今后在静安区有什么事，你可以找我们帮忙。”

我说：“我既没问题，你们昨天的阵容也太大了。”

他笑笑：“你是作家，就算体验一下生活吧！”

说罢，他又把姓严的喊进来，关照道：“安排个时间，请王会长吃顿饭，大家交个朋友，过会儿派车送王会长回去。”

我又问：“我被抄去的东西怎么瓣？”

姜处长答：“我明后天就派人送回。”说完和我摆摆手，转身出去。

（四） 

自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下午五时左右，我被押进静安分局，到六月八日上午十一点送回办公室，历时蒙冤十八小时，一场莫名其妙的滑稽戏就这样结束了。

姜处长吩咐的那顿晚饭是隔天吃的。

吃饭时姓严的一改傲慢面孔，向我频频敬酒，要与我交朋友。他说我们查了你好多资料，你在上海待了四十多年，履历简单，没有劣迹。你在澳洲当上海同乡会会长，帮侨办办事，希望今后也帮我们做点事（事后知道，我被带走后，秘书向侨办的章兆丰局长告急，章局长给了他们电话。我和章接触过几次，觉得他是一个正派人）。我当即谢绝，并严正说明：上海同乡会是澳洲注册合法社团，是非政治非营利机构，本人当会长，和侨办是正常交往，没有任何暗箱作业；也没有和澳洲政府有任何政治联系。本人原则，在江湖上不出卖朋友，在政治上不帮澳洲做伤害中国的事；澳洲对我有恩，我也不会帮中国做伤害澳洲的事，希望两位理解。

在碰杯声中，他们表示同意。

结账时我坚持埋单，老子心中有火，坚决不吃嗟来之食。

结完账，他们向店里要了两条中华香烟，另开餐饮发票。

临分手，姓严的也许觉得我识趣，忠告道：“如果有别的单位找你麻烦，你就说静安分局已经审查过了，请他们找我们联系。”

这句话的含义，容当我后文交代。 

（五） 

十八个小时的教训，吓得我不轻。

回想起不久前的一次同学聚会，一位官职不小的老同学，瞪著眼对我说：“国家有困难，你们往外逃，国家‘六四平暴’，你们在外骂街，现在国家好了，你们回来捞好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别梦想了！”老同学的忠告，如醍醐灌顶，使我开窍，同时也告诫当今的头重脚轻的侨领们，别以为你回到祖国有公款吃喝就了不起，殊不知他们如佛一般敬你，如贼一般防你。

受过此番教训，我幡然收拾完上海的残局，黯然返回澳洲。

刚回悉尼，秘书长劳丁就来通知，说刘云芳领事要召见我。

我应约前往领事馆，刘领事一番寒暄后，明确说：“你既然不常在澳洲，就把会长让出来，当名荣誉会长就行了。”

让就让呗，当初创会本身就是召集几个文化人玩玩的，没有什么政治目的，老子离开秦地，不就是不跟你们玩政治嘛。

回到家，一气之下就写了一封辞职书，这样既满足了劳丁觊觎会长宝座的心愿，又让领事馆今后开展工作时顺遂。老夫知趣啊，领事馆是玉皇大帝的灶王菩萨，它有上天打小报告的权威，甚至比灶王菩萨有更大的权力——签证权。我每年要返国探访亲友，乞求签证，敬鬼神远之还来不及，哪敢得罪。

不过我十八个小时的冤屈，必须弄明白。

说实话，凭我在上海四十几年的根基，要弄清匿名信的来历，并不是件难事。

经过打听，水落石出，匿名信是我会的秘书长，真名叫“丁贤巨”的“劳丁”写的，但笔迹是别人的。很多人知道，这个擅长躲在阴暗角落，假他人之手射暗箭的小人，曾用此阴招伤害过不少人。据闻他和吴昌茂狗咬狗，争权夺利，也向北京政协和侨办写过匿名信，他甚至参与领事们的内斗，帮领事某人，投寄匿名信向外交部告发另一人……奇怪的是，如此小人，竟能在侨界游刃有馀，还能把总领事胡山请回中国，帮他的生意站台，真是法术无边……呜呼，老夫只能感叹，乱世是小人的黄金时代。

回想那天饭局，临分手时严某的忠告：“如果再有别的单位找你麻烦，你就说静安分局已经审查过了，请他们找我们联系。”其实他在暗示我，劳丁有可能还会向别的单位投寄同类匿名信。

本文结束前，我要补述一下，前面打电话给我两个旅游团名额的的朋友，他是海军的军中子弟，全家已经移民悉尼，自他那次电话后，大家心照不宣，再无联系。但在悉尼知识群体的聚会时，我常见他的军官老爸，倦坐角落，从不发声，也不与人搭讪……呜呼，澳洲水深，深不可测。

（六） 

己卯至今，已过去二十二年，劳丁也已经哀哉七年了，一切恩怨，犹如流水，长逝不返。当然作恶者最后是逃不脱老天惩罚的……他死亡时，我在洛杉矶，得到噩耗，当即写了一首《长相思》作凭吊：“你害我，我无损，欢喜自在度馀生，心无芥蒂痕；你火化，进鬼村，凄苦悲凉欲自问，来世做好人。”写毕，托悉尼的朋友去《澳洲新报》登广告，广告代理收了钱，却第二天又来电回绝，理由是报馆上司仰视大老板的鼻息，不敢登。呜呼，澳洲水深，深不可测。

前不久和沈嘉蔚兄聊天，他说：“你识趣，会长位子让得快……”

我答道：“当然，我若不让，他们把我押上央视，弄个妓女作旁证，那我满身是嘴都说不清了，回到澳洲，还不给弟兄们赶出会去……”说完，两人抚掌大笑。

劳丁死了，胡山调走了，张智森暴露了，吴昌茂噤声了，侨团活动时主席台上的官员不见了…… 

呵呵，世道变迁真快，也真无情…… 

最后，值此乱世，老夫高诵一曲《红楼梦》诗词，供诸君深思：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诵罢，老夫打一拱手：祝诸君好好活著，人生大舞台还有好戏可看！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于食薇斋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