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凡的毁家之痛

我在二零一七年二月五日，写过一篇《少儿社那代人的几个绰号》，留下了一代人的记忆，但因时间久远，挂一漏万，疏漏甚多。昨日和朋友饮茶，聊及曾经影响过一代读者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谈及那书别开生面的封面设计。往事悠悠，使我想起了那位不该忘记的封面的设计者—张之凡。

张之凡出身于绘画世家，父亲张令涛，是著名连环画画家，画过《东周列国》和《三国演义》等上百部连环画，著作甚丰。一九四九年后，连环画兴盛，张令涛和另一位连环画家胡也佛合作，留下不少佳作。

说起胡也佛，他的人物画也十分了得。盛传他在一九四九年前画的《金瓶梅秘戏图》，两本册页曾被某富豪以六十两黄金购去，连张大千也说：“我画人物，媚不及胡也佛……”

不过胡也佛也是倒霉中人。土改时填履历表，他不懂，填了个地主成分，导致在以后的政治运动吃足苦头，直到文革后拨乱反正，才被纠正为“自由职业者”。

胡也佛在“旧社会”以画春宫图出名，到了一九五二年的“新社会”时，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一纸令文：“按解放前（指画春宫图劣迹）民事案件免予处理，但画稿原件需全部收回上缴销毁（不知被哪位新贵侵吞了？——作者问），具结今后不得再画。” 以后他再也没有作春宫画，连人物仕女图也画得极少。文革中他以“地主”和“黄色画家”的罪名，被揪斗百十次，受尽屈辱，据见闻者说，他拿著面盆游街，高喊：“我是反动文人，黄色画家，我罪该万死！”

世道变迁，不料近年他在“旧社会画”的《金瓶梅秘图》散页，被拍卖行拍出天价。多年前我在旧金山，亲见他一张一尺见方的散页，就拍了三万多美金，近年国内的拍卖行，也有拍出一百馀万人民币的记录，据说，因为他流落在人间的《金瓶梅秘图》，不足以十幅，所以物以稀为贵，也难怪了！

回头还说张之凡。

文革时我还未进少儿社，关于张之凡的上半阙故事，是听他的老同事陆某，和其他几位同事讲述的，在此致谢。

文革前，张之凡是少儿社美编室的编辑，也曾一度当过副编审。他肤色白皙，圆脸眯眼，身材肥胖，腰围肥大，大家当面喊他“张胖”，他含笑答应，没有架子。 那年头他除了为单位画插图和连环画外，还为外贸出口商品画些装帧稿，稿费收入较为丰盈，日子也过得相对富裕。他住在衡山路西湖公寓，是以前法租界的高档住宅，家中的摆设也讲究，钢琴、西式桌台的插花，有客人来，太太会端上茶水果盘招待。

文革开始，社里的复员军人蔡某，组织了一支造反队。恕我在这里插段题外话：文革中作坏事的主要是有两种人：一，北京红卫兵，其中不少是高干子弟，所谓的红二代，个别人至今还在作恶；二，复员军人，这些人在军中受政治灌输，回地方后思想极左，打砸抢凶恨，全国的许多造反派头头，复员军人占比例为多，这批人现在大都生活在社会底层。

话归主题，有了造反队，就必须要找专政对象，就像磨刀霍霍后要寻找羊羔一样。

这下轮到张之凡撞上枪口了，造反派得到一位科技出版社的被审查者张中良的交待，说他在张之凡家作客，聼他夫人说过：“江青就是解放前的电影演员蓝𬞟。”就这一句话，在当时是严重的反动言论。

造反队立即把张之凡抓来审问，起初他不承认。陆某说到这里，加重语气道，这就是蔡某人伤阴骘了，他不该去把张之凡的太太抓来，因为他不是我们社里编制的人。他太太袁某，本是小姐出身，和张之凡婚后，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昵名大妹和小妺。张太太平时在家相夫教子，有时帮助丈夫整些美术画稿，是一个不知社会明理的妇女，哪经得起造反派的严令威逼，于是她把俩人在床上话全交待了出来，结果导致夫妻相互揭发，反目成仇，酿成了一场大悲剧，张之凡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七年，关进提篮桥监狱；太太袁某判五年，押送安徽白茅岭农场，夫妻俩劳燕分飞，以离婚收场；孤儿双胞胎，大妺去了农场，小妺由祖母领走抚养。

七年后张之凡出狱，回到原单位，因美编室已经满员，无法增编，就分配到我们《少年科学》杂志，协助美编张慈慧一起工作，跟我坐同一个办公室。

由于长期关押，张之凡出狱时患了严重的帕金森氏症，右手不停地抖瑟，十分明显，作画时他只能用书本垫在掌腕下，艰难地运笔，至今回想，使人辛酸。天哪，一双能创造文化，画美好世界的灵活巧手，就毁在那场以“文化”为名的“革命”中。

张之凡虽和我同一间办公室，但他谨慎小心，埋头作画，很少说话。

有一次我收到一篇关于“双胞胎心灵感应”的稿子，说同卵双生子之间有心理感应。我说了这事。他听我说完，放下笔，回过头，低声说：“我大妺跳河自杀的那晚，远在百里的小妺焦躁哭闹，似有感应……”

我注视他的哀怨的脸色，没有追问，生怕他伤心。

后来我又去问陆某，他女儿是怎么自杀的？陆某说，大妺在农场，因为是反革命子女，经常受人欺凌，一次宿舍里少了东西，大家认定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冤枉是她偷的，大妹百般辩解，无人相信，甚至有人荒唐地辱骂：“反革命子女不是贼，谁是贼！”就在当夜，大妺跳河自杀了，一个豆蔻年华的姑娘，在黑夜的悲泣声中，沉入河底，被这个不爱他的黑暗的社会吞噬了。

陆某还告诉我，张之凡出狱后曾私下对他说：“我文革受的冤屈想得开，家中的钢琴、藏画、细软被抄去，我也想得开，唯独对大妺之死，我撕心裂肺般难过……”斯言痛哉！

少儿社沿马路的那幢别墅，原是英籍地皮大王哈同儿子的财产，隔壁那幢黄瓷砖的欧式别墅，是奥地利王子的私宅，里边奇花异草，古树参天，十分幽静。“解放”后，那幢奥地利王子的别墅成了民航局一位老干部的私宅，其中的锅炉房划归少儿社使用。一次我去锅炉房冲热水瓶，碰到一位经历过文革的同事，他指著一扇只能半翻的钢窗说：“当年张胖被关在这里隔离审查，想翻钢窗逃出去，因为腰围太大，卡在窗口，进退不得，被管押的赶来按住，用木板打了一顿屁股……”

张之凡于一九九六年逝世，他的太太袁某女士前几年也走了。他家是文革中千万个受害迫的缩影之一，但愿他俩进入天堂后破镜重圆，和大妺一起幸福地生活。

文革的苦难和作恶者，在被刻意操纵遗忘的年代里，随著当代人的逝去，将渐渐被人忘却，趁我在衰暮之年，还未痴呆之前，力求记下这段历史，让后辈们知道，在文革史上曾经有过这段故事；让后来的读者知道，《十万个为什么》丛书的封面设计者张之凡曾受过的冤屈；也唤起同龄人，不要荒疏晚年，趁在没有痴呆之前记下那段历史，记下那段苦难，警告后来人不要重蹈覆辙。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所幸张之凡全家唯一的幸存的小妺，终于在文革后离开了这块伤心之地，在美国学有所成，继承父业，搞美术设计工作，我祝她幸福！

二〇二一年六月六日于食薇斋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