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一位的士司机,才三十来岁,在车上突发疾病(大概率是心脏病),把车停在路边(违章停车了)后,死了。交警走过来,对他进行了罚款。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它足够让人震惊,联想到全国各地交警惊人的罚款,很多人把它和交警部门无休止的创收结合起来,向西安交通部门发出诘问:死了都要罚,是不是太过分了?
根据道路安全法,这个罚款当然是不合理的。如果司机在车上,交警应该现场询问,如果他真的问了,或许就会发现的哥的状况,能救下他也说不定。
我不知道当事交警现在是否处在良心的纠结之中。但是,大概率不会。当时的情况,他会有自己的解释,或许的哥因为发病,身体萎缩,导致他根本没有看到他。当地警方的通报也指出了这一点,交警并没有注意的哥的的存在。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能从一种责任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记者采访一个负责人,得到的回应是:“这事啊,已经报告给领导了。”这个回应很有代表性,报告给领导,自己就解脱了,如何回应此事,也就变成领导的责任。那个当事的交警,可能也会这样思考问题:我的操作,都是按照流程的,我罚款,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执行规定。
如果交警没有看到的哥,他就没有违反规定,而是更好地执行规定。可以说,这事在本质上并不是出于恶性(故意折么人),而是出于良好的执行力:凡是在路上不按规定停车的,一律贴罚单。
本雅明曾记录过一件类似的事。1939年,某地(德国或者巴黎的某个区域)的天然气公司,停掉了辖区内犹太人用气,原因是有些犹太人用的气量很大,严重超标,但是却没有缴费。这个操作是完全符合流程的。但是,这些犹太人为什么用那么多气?因为他们开煤气自杀量,自杀后当然就没法缴费——这也是对死人的一种处罚。
这两件事当然有很大差别,但是却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现代”的迷思:强调制度化,刚性规定,执行力,制定一个严密的体系,每个人都成为系统的一环。最终,每个人都“忠于职守”,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独自面对良心的拷问,因为单从分解的动作来看,每个人都是正确的。
就像不久前郑州一个中学,学校规定不准带手机进教室,一个14岁的女孩带了手机,被同学们举报给班主任,班主任展开调查,小女孩最终跳楼轻生——在这一事件中,学校的规定(维护教学秩序),同学们的检举(按照规定要求)以及班主任的调查,看上去都没有错。所以,这所学校在回复家长的时候,很是心安理得:没发现班主任哪里做错了啊。
就这个意义上,河北某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对大货车司机喝农药自尽感到委屈,也情有可原:每天检查那么多车辆和人,对这位司机的处罚,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都是按照规范在操作。
这两年,中国社交媒体上对“困于……系统”有过不少报道。事实上,在中国讨论这样的事是很困难的。一方面,社会有很多还“很不现代”的一面,而另一方面,一些“系统”的现代和严密,又远远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比如,人脸识别,安检系统,各种罚款系统。
如果你要呼吁“人性化”,会招致的一个典型反驳是:“如果都……那还怎么……”比如,“如果都带手机进教室,那还怎么学习?”
事实上,14岁小女孩选择跳楼,被老师搜查只是一个表面因素,如果她感觉到老师是爱她的,被搜查就不会带来这么大的压力。人们都躲在一个“系统内”,获得属于自己的安全感,老师可以做到心安理得,不少付出,但也不多付出一点。关怀每一个具体的学生,不但让自己很累,也对考核没有一丝帮助。
写这篇文章,并不想去指责那个具体的交警、收费站工作人员或者班主任,而是想探讨一个问题:在一个严密而现代的“系统”内,个人如何自处?做一个“工具人”或者“组织人”,真的是唯一的选择吗?
2019年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件事一直让我难忘。在日本东北旅行时,有一次不小心买错了电车票,机器吐出来一张大人票一张儿童票,我多花了一千多日元。进站的时候,我使用翻译软件向一位工作人员说明了问题,那个小伙子看起来很青涩,但是他做的事很出乎我的预料,他收走我的票,从自己钱包里拿出现金给了我。
这真的让我惊讶。一个更规范的办法,应该是告诉我如何办理退票,找窗口,找某某……这对我来说当然太难了。他直接把钱退给我,等会儿自己要去帮我退票,这明显不是份内的事。
但是,这位哥们儿明明穿着制服呢。这一点都不影响他成为一个自足的个体。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产生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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