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杨贵妃与唐玄宗的浪漫悲剧：盛世转衰幕后是美色误国还是另有深因？（中）

上期文章讲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从相知、相爱、更爱再到忍痛割爱的曲折情感历程，并对他们二人做了一个大致的评价。本期和下期会继续聊三个话题：大唐盛世转衰的关键原因和深层原因是什么？假如没有杨贵妃，大唐的命运又会如何？这段历史给今人留下了哪些启示？

其实很多人一直有个误区，觉得杨贵妃是引发安史之乱及盛世衰落的祸源，但如果您真正了解正史，就不难发现，杨贵妃根本不该背大唐衰落的锅；说她有责任，那也只是一小部分推波助澜的作用。笔者认为，比唐玄宗重色误国更根本的原因可以概括为：

安逸自负，重私轻公，亲佞远贤。

根源就在唐玄宗本人的心性变化上，即使没有杨贵妃出现在他身旁，大唐依然难免快速走下坡路，因为他执政后期在事业上丧失进取心、在亲手打造盛世后居功自满、视自身利益优先于国家社稷，均是花天酒地、不复早朝表象背后的重要源头。相由心生，在唐玄宗身边扮演重要角色的杨贵妃、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符合了他心性所在位置，追根溯本在于他有漏有求。

那么李林甫和杨国忠分别是怎样的人？ 在唐玄宗这面最重要的旗帜影响下，开元天宝年间具体发生了哪些变化？这就要说到本系列的第二部分了：

2、盛世之下 危机暗伏

唐玄宗执政时期主要分两个阶段，前期开元29年，后期天宝15年。前期开元盛世可以说是整个唐朝乃至整个中华上下五千年最辉煌的时期。即使后期天宝年间唐玄宗怠政，出现诸多问题，但依旧是全盛时代的延续。

如果只用抽象官方的形容词评价这一盛世，大家可能看后没什么感觉，所以我就列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故事和数据。

先看看我们的诗圣杜甫在回忆开元年间的时候是怎么描述的：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用白话概括说，那就是：即使是小城市也有万家人口，农业大丰收，储藏粮食的仓库装得满满当当。社会安定太平，没有寇盗横行。工商业也发达，四处都是熙熙攘攘的货运车辆，络绎不绝。男耕女桑，各安其业。宫中天子奏响祭祀天地的乐曲，十分祥和。百姓们互相友善，没有发生过重大灾祸。政治清明，皇帝官员治国有道。

有人可能会说，一个诗人的文学作品怎么具备客观说服力呢？那好，下面我们就用理科生思维看看当时社会有多繁华。

人口：

武则天统治落幕时，全国有3700万人；经过唐玄宗励精图治约三十年，开元盛世过后，到天宝元年达到4890万人。天宝年间依然延续了开元盛世的尾巴，社会经济还在往前发展，到天宝末年的时候达到5288万人。

有学者认为，实际人口数远远不止这些，因为唐玄宗在位期间许多百姓为逃避兵役隐瞒人口，而且统计也不完整，估算天宝年间的人口顶峰可能将近7000万人。那有人可能会问，7000万人有什么了不起呢？对比一下就知道了：500年后，全欧洲的人口才达到7000万。在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人口就是经济实力的最主要衡量指标之一。

 

粮食：

经过开元年间举国上下勤劳努力，到天宝年间，人均粮食量高达700斤；全国仅储备粮食就高达一亿石（唐朝一石等于现在的53公斤），相当于当时4年的粮食总产量。

 

商业：

杜佑《通典·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记载了开元十四年时的盛况：“米斗至十三文，青（今山东青州）、齐（今山东历城）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东至宋（今河南商丘）、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今湖北江陵）、襄（今湖北襄樊），北至太原（今属山西）、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凉府（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物价不高，说明百姓生活压力不大，供应量能满足需求量；商店、交通工具、餐饮业都很发达，不同地区之间生意和旅客往来都很便利，消费水平也欣欣向荣。

 

政治：

开元年间的唐玄宗勤政节俭，重德爱贤。他任命姚崇、宋璟、张九龄等贤才为宰相，《资治通鉴》评价他早期任用的宰相各有所长，人才济济：“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为了选拔人才，他亲自在殿试考核吏部新录取的县令，而且对儒生十分优厚。

举几个实例，方便大家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的唐玄宗有多么励精图治。

开元初年，唐玄宗为了选一个好宰相，经常思考到夜不能寐的程度；另有一例，唐玄宗不顾某些大臣激烈反对，毅然任命姚崇为相。姚崇这个人相当有骨气，志存高远，心系国家社稷，不慕荣华富贵，还向唐玄宗提出十个条件，说如果不答应这十个条件他还不稀罕当宰相！他提出的条件包含要以仁政为先、不求边功、宦官不能干预政事、国亲不能担任台省官（中央职官的其中一类）、杜绝租税之外的给百姓施加的压力、允许群臣都能进谏批评等。对于这些条件，玄宗都欣然答应了。

而在作风方面，开元二年，玄宗下令将许多珠玉锦绣放在一起一把火烧掉，向天下人做表率杜绝奢侈，于是在皇帝带领下，开元初期整个社会上下均形成了艰苦节俭的风气。

类似的故事和数据太多太多，不胜枚举。总而言之，唐玄宗这个勤奋上进的老板带领一群优秀的经理和员工，在他曾祖父太宗贞观之治的基础上，修正了武则天篡政期间的弊政，艰辛创业，苦心经营，终于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国富民强，文治武功，物华天宝，太平盛世。加之老年又抱得美人归，“名花倾国两相欢”，可谓事业爱情皆圆满，国事家事俱丰收。如果放到今天，那简直是成功人士典范中的典范，偶像中的偶像。

然而俗话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功成名就的时候往往是考验最大的时候。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志得意满，已经命李亨为太子、任李林甫为宰相、定高力士为内廷心腹、视杨玉环为新的意中人。他觉得公务家事都办得差不多了，以后也基本上不用更换了，既然已经达到人生的最高点，还有什么理想和目标呢？难道不该好好享乐吗？从开元向天宝过渡的这一时期，他逐渐倦于万机，居功自傲，追求自在逍遥的退休生活。

天宝年间的唐玄宗从年龄来看确实该养老了，本身就是帝王，既然有这么大的德和福分，那就享受呗。其实玩乐本身不是错，玄宗从年轻到老一直都是活泼开朗的性格，而且他的玩也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当朝文化的繁荣；但错就错在玩乐的同时出现了以下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都是暗流涌动的危机：

1）国君重私轻公，骄傲自负，偏听偏信，所托非人。

2）上层弃俭纵奢，引发社会风气变化。

3）中原军备松懈，军队腐化，府兵制瓦解。

下面笔者将对这些问题详细解释：

《出师表》写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无论在哪个时代，这都是不变的规律。几百年过去了，历史一次又一次重演，而更令后人感慨的是，在开元天宝年间，亲贤远小和亲小远贤的巨大差距竟发生在同一人身上。

唐玄宗早期慧眼识贤相，更可贵的是他不仅识贤也敬贤，每次姚崇和宋璟来晋见，唐玄宗都会恭敬地站起来相迎；他们离去时，玄宗还会离门相送。但后期重用李林甫和杨国忠两大奸相，尤其将政务托付给李林甫长达19年之久，相当于悄然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简单评价李林甫和杨国忠，即：一个是有能无德，一个是无能无德。

先介绍一下李林甫，为何说他无德呢？我们今天有三个成语拜他所赐——“口蜜腹剑”、“吉网罗钳”、“寒蝉仗马”。李林甫为了讨好皇帝，买通玄宗身边的宦官妃子，进而掌握玄宗的喜好举止与所思所想，待上朝时提前把玄宗想说的话脱口而出，就这样靠媚上固宠。恰巧玄宗的心性也变了，变得爱听花言巧语，厌听逆耳忠言，就像瘾一样，“蜜”吃得越多就越想吃，越吃越觉得甜。李林甫还怂恿玄宗纵情声色、肆意奢侈，不知不觉间乐而忘政。举个例子，玄宗某次在东都洛阳举办大型宴会，诏令方圆三百里的刺史、县令带领歌舞乐队助兴，有个郡守为了讨好皇帝，竟带来数百名伎人乐工。当时有臣子批评这种行为，但李林甫却跳出来为皇帝“辩护”，说什么皇帝平时太辛苦啦，消遣作乐乃人之常情啦，潜移默化中就进一步滋长了玄宗奢靡铺张的习惯。

别看李林甫口有蜜糖，腹内却藏著利剑。他不光造谣中伤，设计引诱别人上当，更是嫉贤妒能，大搞一言堂，打击异己毫不手软。他重新启用了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政治，让吉温、罗希奭这两个心狠手辣的人担任御史，其实就相当于打手，帮他诬陷异己，制造冤狱，所以说“吉网罗钳”。为进一步巩固权位，李林甫还威胁谏官不要给皇帝提建议，以免有人在玄宗面前说他不好。他对这些谏官说“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久而久之，许多官员为了容身保位便不再进谏，玄宗就这样一点一点被隔绝，越听不到忠言，越容易陷入享乐之中。

但许多人会有个疑问，玄宗毕竟早期是个杰出的明君兼政治家啊，难道如此轻易被蒙蔽？他为什么允许李林甫为相长达19年呢？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个原因：

1）李林甫城府极深，太懂得独揽大权，讨好玄宗，说话还都是拐弯说，所以具备一定迷惑性；

2）李林甫虽然人品低劣，学问浅薄，但工作能力强。比方说他推动了一连串政治军事改革，完成了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化；《旧唐书》形容他工作方面“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

3）执政后期的唐玄宗昏而不傻，他不可能一点看不出来，重点是因为他此时的心性已经下滑了，视私利为先公为后，所以只要李林甫不结党威胁他的皇权，他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也可以利用李林甫与太子之间形成制衡。事实证明，确实是在杨国忠告李林甫结党叛国的时候玄宗才对李极其震怒。

说起杨国忠，后来他当宰相时几乎全天下人都讨厌他。他跟杨贵妃有亲缘关系，但并不近，只是杨贵妃的从祖兄。杨国忠年轻时是个酒徒赌棍，没什么文化，四十多岁仍然不成器。这样的人怎么会被选为宰相呢？许多人说正是因为杨贵妃。但事实上是杨国忠利用了亲戚关系，而非杨贵妃主动请求提拔杨国忠。天宝四年，长安突然传出消息说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杨家亲戚大都随之“鸡犬升天”，而作为哥哥的杨国忠当时是被遗忘的，并没有立即因为杨贵妃加官晋爵。恰巧他认识了同样有攀关系需求的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是章仇兼琼“赞助”他进京去拜会杨贵妃。杨国忠虽然当时没能拜见贵妃本人，但找到了贵妃的二姐虢国夫人帮忙引荐，之后玄宗才安排他做了金吾卫的一个小官。

杨国忠能够步步高升到宰相位置，其实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唐玄宗。一方面杨国忠跟李林甫的套路差不多，花言巧语皆顺皇帝的意，玄宗晚年爱听这些话，自然愈发重视杨国忠；另一方面，玄宗那时个人享乐需要大量钱财，杨国忠的敛财能力很强，也符合玄宗的喜好和需求；第三点同样是出于私利，杨国忠既是听话的奴才，亦在朝廷中没有威望，对玄宗权力构不成威胁。所以如果说杨贵妃因为和杨国忠的关系间接导致大唐走向衰落，逻辑上是牵强的。

掌握相权后的杨国忠比李林甫更差劲，李至少工作上井井有条，而杨不仅打破规章流程还乱指挥，同时专横跋扈，贪污纳贿，蛊惑国君；更令世人愤怒的是，他直接起到了逼反安禄山的作用。杨国忠看出安禄山有反心，出于私利多次提醒玄宗，但玄宗更相信安禄山，之后杨国忠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索性刺激安禄山造反。原本安禄山因念及皇恩不想立即起事，打算等待玄宗驾崩后再造反，但经杨国忠一激后提前举兵南下。看到谋反成真的杨国忠居然还很开心，幸灾乐祸，《资治通鉴》记载他当时“扬扬有得色”。

既然林甫国忠两大奸相祸国如此严重，难道朝廷上下、宫廷内外没有一人提醒玄宗吗？想当初开元前期，朝中贤良如林，人才如雨啊。这里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上，李林甫和杨国忠打击异己，嫉贤妒能，专权跋扈，贤士人才流失相当严重，剩下的可想而知大多数都是寒蝉仗马，玄宗已被这两个奸相孤立成真正的“孤家寡人”；主观上则是唐玄宗自身的问题。

譬如《资治通鉴》里记载的一个场景，读来让人不胜唏嘘：

天宝十三年的秋季，雨一直下个不停。玄宗担心灾情，问杨国忠今年的粮食有无大碍。杨国忠特意找了一株饱满的谷穗给玄宗看，撒谎说雨大但没有影响收成，玄宗竟信以为真。后来扶风太守报告当地水灾严重并请求救助，结果杨国忠得知后，叫御史惩罚了这名太守。后来再没人敢上报真实的灾情。

但玄宗也并非完全没有思考和反省之意。某天他问自己的内廷心腹高力士对淫雨不止有何看法，高力士回答说：“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可以看出，高力士可谓是鼓起勇气说了实话。那么玄宗听后什么反应呢？《资治通鉴》用了短短三字描述他当时的态度——“上默然”。虽然简短，但包含的信息量很大——玄宗“默然”说明他清楚杨国忠的为人和能力，亦认同不该把国政托付给这样一个人，对高力士的观点他既不反驳，却也无动于衷，这说明他此时内心麻木，早已迷失了真我与初衷，找不回当年那个锐意治国的自己了。知而纵错，省而不改，听而不动，何等悲哀！

不由得回想起《左传》中的一句话：“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一个盛世应该是明君与贤臣配合下打造的盛世，若亲佞用奸，纵然国力鼎盛，富贵繁华，也将脆弱不堪。

天宝末年的大唐如一艘漫无方向、船底破洞的巨帆，虽依然乘风破浪，却在缓缓下沉。罗盘和掌舵出了问题，那船底破洞具体指的又是哪些事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