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献血疑云，追问依旧澎湃

西藏阿里献血风波本已告一段落，大家议论的是五月天是否假唱，舆论经过混合了愤怒、嘲讽、不平、质疑等情绪冲击后，在静候阿里方面的调查通报，这个通报承诺由阿里宣传部等部门于11月29日做出，有媒体记者的采访为证。‍‍

但12月6日，上观新闻和澎湃新闻发表了一篇联合采访报道，6名记者署名，打破了此事上暂时收敛的平静，重新激发了网民情绪的爆发。这篇报道不掩饰其“以正视听”的迫切目的，通过五个方面的自问自答，试图发挥定风波的压舱石作用。‍‍‍‍‍‍‍‍‍‍‍‍‍‍‍‍‍‍‍‍‍‍‍‍‍‍‍‍

单纯从媒体业务角度，这是一篇有必要评议的稿件。因为它的欲望过于强烈，排他性旺盛，而其在手艺上的不足过于明显，手段难以支撑目的，也难以争取中立读者，更因为报道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异动”，令它的公关职能（如果有的话）大打折扣。‍‍‍‍‍‍‍‍‍‍‍‍‍

在展开这个媒介批评之前，值得强调的是，哪怕献血风波延续至今，可舆论中有两点是再清晰不过的：一是没人否定阿里当地人救死扶伤的精神，对阿里是百分百正面态度；二是没人对被救的余女士将难听话，难免刻薄，但最多是嘲讽。‍‍‍‍‍‍‍‍‍‍‍‍

献血风波的舆论重点，或者说这一舆情的核心是什么？是一种特权想象，以及建立其基础上的质疑与不安。在考察此一舆论时，要注意公众即使批评可能存在的特权，可在情绪上仍旧是克制的，它不是排山倒海的声讨，不过是戏谑式自嘲和讽刺。‍‍‍‍‍‍‍‍‍‍‍‍‍‍‍‍‍‍‍‍‍‍

联系上海媒体的联合采访报道，值得一问的是：到底是谁害怕本次事件中关于特权想象的舆论？以致于，上观澎湃的稿子不是在诚恳地核实报道，不是靠可靠信源交叉验证，而是在说：一锤定音了，我们给你的就是真相，此外再无他选。‍‍‍‍‍‍‍‍‍‍‍‍‍‍‍‍‍‍‍‍‍‍‍‍‍‍‍‍‍‍‍‍‍‍‍‍‍‍‍‍‍‍‍

从体例来说，上观澎湃的稿子不合调查报道的规范。说它“不诚恳”，是因为它拒绝引用其他媒体的已有采访信息（这些信息点构成特权想象的基石），然后针对性地核实——这种有意为之的操作手法，抹去了争议性信息点，净化文本，有利于塑造它的故事版本。‍‍‍‍‍‍‍‍‍

上观澎湃的稿件成品，紧扣“读者总是遗忘的”这一传播要点，在伪装的核实手法下、在看似澄清的行文中，从头建构整个献血事件的新叙事。如果对事件真相有正当且正派的期待，那它令人失望，因为它既不是标准的调查报道，也非诚实的核查报道。

通览上观澎湃的成品，其内容重点分布于陶、余两家亲朋同事，部门回应作为补充。有心的读者会发现，对比先前的报道，陶余两家的某些关键信息（如，小姑姑是否退休）有了微妙变化。而部门的回应非常笼统，与此前报道也有不一致之处。‍‍‍‍‍‍

上观澎湃稿件中出现的人物是：陶先生，余女士，陶先生父母（背景介绍、无受访），余母余父，匿名的小姑姑（未受访），小姑姑儿媳（未受访），援藏医生翁昊，余母公司负责人陈先生，上海医疗援藏工作队队长、日喀则医院党委书记王庆华。

在撇开既有报道的信息量，这个稿件中出现的部门包括：阿里医院（以“工作人员”身份出现），上海市卫健委（无头衔无人物），有关部门（匿名，介绍小姑姑身份时使用），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无人物物头衔），当地居委会（同样匿名）。‍‍‍‍‍

在人物+部门的构成中，上观澎湃的文本给人的直观印象之一，就是遮遮掩掩：哪里的居委会也没说，哪个”有关部门“也未明指，陶余两家托人找关系的增量线索，止步于新出现的小姑姑儿媳，问题是她也未受访，等于放弃了澄清特权想象的机会。

就稿件中对部门信源的忌惮表现，再结合对新出现的人物的弱化使用，可以合理推断：上观澎湃的联合报道，尽管立意很高，可从行动层级看，似乎并不高，媒体明显被动，上海市卫健委和驻藏办提供了说辞，但配合度完全自主，导致了成品上的别扭观感。

上观澎湃的稿件当然给出了一个纯误会的故事版本，陶余两家未请托上海市卫健委，小姑姑是无权无势的“退休工人”，120万巨资也是余母几个领导筹借、阿里公务员献血完全是爱心自愿，不存在特权调用援藏医生的函件，一切都是网友脑补想象。

网友信不信这个稿件给出的剧本，暂且放在一边。这里还要说到的，是上观澎湃稿件的印象之二，涂涂改改。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或者说结构性变动，是将上海市卫健委从事件中摘了出去，等于是把这个兴奋源从献血风波的特权想象中移走了。‍‍‍‍‍‍‍‍‍‍

但是在前一轮集中报道中，也可以说是原始报道中，正规新闻媒体的表述是：上海官方表示，经调查，事发时卫健部门接相关部门函件，请求正在西藏日喀则市的援藏医生前往涉事医院参与救治。此事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

在上观澎湃的稿件中，表述则是：‍‍上海市卫健委表示，经核实，网传“患者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卫健委，卫健委联系了阿里部门，动用阿里地区所有公务员为其献血”的说法不实，无上海市卫健委人员认识患者及家属或接到过他们的请托。

（这里有没有一种可能，上海市卫健委确实没有参与。新京报等媒体最早对“卫健部门”“援藏医生”的表述，实际上是从驻藏办获得的信息，而后在使用于报道时改变了陈述的主体。但如果真是这样，需要最早的报道记者给出澄清才能确定。）

在原始报道中，对于小姑姑的作用，是这样记录的：陶先生表示，在他的十多位亲人、朋友的求助下，上海市卫健委请求了正在西藏日喀则市的援藏医生前往阿里地区参与救治。“我的小姑姑是参与求助亲戚的一员，她不是公职人员。”

在上观澎湃稿件中，这个求援路径也变了，表述为：记者进一步从有关部门获悉，“小姑姑”今年60岁，退休前为某工艺品联营工厂工人。事发后，“小姑姑”联系到儿媳，儿媳又求助单位领导，其间有多位热心人士接力传递信息，最后联络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

上海驻藏办的陈述是：“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上海援藏医疗队于10月15日下午收到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请求选派医疗专家赴阿里开展紧急支援的函。经紧急商议，上海援藏医疗队本着人道主义和救死扶伤的职责，决定选派一名医疗专家前往阿里，参与病患会诊。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表示，此事并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

上海市卫健委确实承受了最多、最重的特权想象的诘问，但经过上观澎湃的稿件陈述，上海市卫健委说“这事与我无关”。它略有参与感的只有一点点，那就是援藏医生翁昊在从日喀则赶赴阿里医院参与会诊前，曾向上海市卫健委报备。

与最初的报道信息及生成的故事大纲相比，在上观澎湃提供的故事版本中，陶余两家求援的方向、模式都改变了，上海市驻藏办突出出来，上海市卫健委成了风波中无辜躺枪的单位。相应地，支撑特权想象的另一个基点，调动援藏医生的函件，也随之改变。‍‍‍‍‍

在翁昊医生的观点里，医疗机构件的“函”，并非政府部门的公函，而是正式的会诊单。在上海驻藏办的回应中，这个函是不是就是翁昊医生所指的那个，外人不好确认。一个很简单的澄清办法，是公布这个“函”的照片，但上观澎湃没有做到这个份上。‍‍‍‍‍‍‍‍‍‍‍‍‍‍

当然，抛开所有不谈，整件事最简单的澄清办法，难道不该是那位神秘的小姑姑直接录个声明，坦坦荡荡地说出实情吗？这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澄清手段，为什幺小姑姑不愿意帮侄儿？是因为实在生气侄儿侄媳妇吹牛、将整个家族好友圈卷进风暴中？‍‍‍‍‍‍‍‍‍‍‍‍‍‍‍‍‍‍‍‍‍‍‍‍‍‍‍‍‍‍

特权想象的两个基石就是上海市卫健委调动驻藏医生，以及阿里地区动员全体公务员献血。要想扎实地改写事件的经过，重新确立一个故事，对上述两个基石的否定都需要充实的证明。函件照片、阿里献血者当事人本是最直接的证据证言，但上观澎湃没做到。‍‍‍‍‍‍

实际上，除了提问五个方面，重构献血事件的叙事，最有力度的是按照时间线，哪一天谁做了什么事，来拉一个清单。因为，到目前为止，如果对照一开始的时间线，上观澎湃无法解释的信息点还有一些，这些并不是不重要，但拉时间线这个澄清模式被否定了。‍‍‍‍‍‍‍‍‍‍‍‍‍‍‍‍‍‍‍‍‍‍‍‍‍‍‍‍

其实，在11月30日，就有新浪博主以“这是救死扶伤”为主旨，按照时间线排列过献血事件。当时看来，这个整理的动机就颇值得推敲，因为它所说的“阿里地区复查，未发现违规操作和滥用职权现象”，根本不是事实。现在看其中的许多表述，更值得推敲。‍‍‍‍

比如，它说：10月14日，阿里医院根据病人情况与家属沟通，因自身医疗条件不足，建议陶先生联系上海卫健委，通知援藏医生前来进行医疗支援。10月16日，陶先生联系朋友和亲戚小姑联系到上海卫健委。10月16日，上海卫健委联系阿里医院，接收到医疗求助函后，派援藏医生前往医院救治。

在上观澎湃的稿件中，10月15日发生的事情，是阿里医院向日喀则医院发出请求救治支援的函。诸如此类，在上观澎湃介入之前，献血风波的时间线是有的（但可能别有用心待核验），关键信息也是有的，完全无视这些，在构建故事上另起炉灶，说服力只能存疑。‍‍‍‍‍‍

退一步讲，按照上观澎湃的稿件引导，如果陶余两家求助的是上海驻藏办，具体是驻藏办实施了本次跨地区调动援藏医生的行动，可并不能改变外界基于特权想象的追问：其他人也可以享受这种绿色通道吗？联合报道提供了承载特权想象的新部门，却同样制造并悬置了这个问题。‍‍‍‍‍‍‍‍‍‍‍

对更多人来说，这个问题可以正式写成并至今还在发声：上海援藏机制中的紧急医疗救援能够面向需要的所有人平等开放吗？‍

总体来说，阿里献血风波及其引发的舆论，不能用“辟谣”的思路来应对。初步评估联合报道的效果，在核心信息及权威信源面前，它是传声筒，而非有力的核查者。这也导致它的制成品明显软弱，很难完成任务。肉眼可见的麻烦是，使用一种不规范的媒体手段来包装无力的澄清，这种思路和做法反而阻止了澄清。不知道诸位是否同意这一点？‍‍‍

文章来源：旧闻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