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觀獻血疑雲，追問依舊澎湃

西藏阿里獻血風波本已告一段落，大家議論的是五月天是否假唱，輿論經過混合了憤怒、嘲諷、不平、質疑等情緒衝擊後，在靜候阿里方面的調查通報，這個通報承諾由阿里宣傳部等部門於11月29日做出，有媒體記者的採訪為證。‍‍

但12月6日，上觀新聞和澎湃新聞發表了一篇聯合採訪報道，6名記者署名，打破了此事上暫時收斂的平靜，重新激發了網民情緒的爆發。這篇報道不掩飾其「以正視聽」的迫切目的，通過五個方面的自問自答，試圖發揮定風波的壓艙石作用。‍‍‍‍‍‍‍‍‍‍‍‍‍‍‍‍‍‍‍‍‍‍‍‍‍‍‍‍

單純從媒體業務角度，這是一篇有必要評議的稿件。因為它的欲望過於強烈，排他性旺盛，而其在手藝上的不足過於明顯，手段難以支撐目的，也難以爭取中立讀者，更因為報道在傳播過程中出現的「異動」，令它的公關職能（如果有的話）大打折扣。‍‍‍‍‍‍‍‍‍‍‍‍‍

在展開這個媒介批評之前，值得強調的是，哪怕獻血風波延續至今，可輿論中有兩點是再清晰不過的：一是沒人否定阿里當地人救死扶傷的精神，對阿里是百分百正面態度；二是沒人對被救的余女士將難聽話，難免刻薄，但最多是嘲諷。‍‍‍‍‍‍‍‍‍‍‍‍

獻血風波的輿論重點，或者說這一輿情的核心是什麼？是一種特權想象，以及建立其基礎上的質疑與不安。在考察此一輿論時，要注意公眾即使批評可能存在的特權，可在情緒上仍舊是克制的，它不是排山倒海的聲討，不過是戲謔式自嘲和諷刺。‍‍‍‍‍‍‍‍‍‍‍‍‍‍‍‍‍‍‍‍‍‍

聯繫上海媒體的聯合採訪報道，值得一問的是：到底是誰害怕本次事件中關於特權想象的輿論？以致於，上觀澎湃的稿子不是在誠懇地核實報道，不是靠可靠信源交叉驗證，而是在說：一錘定音了，我們給你的就是真相，此外再無他選。‍‍‍‍‍‍‍‍‍‍‍‍‍‍‍‍‍‍‍‍‍‍‍‍‍‍‍‍‍‍‍‍‍‍‍‍‍‍‍‍‍‍‍

從體例來說，上觀澎湃的稿子不合調查報道的規範。說它「不誠懇」，是因為它拒絕引用其他媒體的已有採訪信息（這些信息點構成特權想象的基石），然後針對性地核實——這種有意為之的操作手法，抹去了爭議性信息點，淨化文本，有利於塑造它的故事版本。‍‍‍‍‍‍‍‍‍

上觀澎湃的稿件成品，緊扣「讀者總是遺忘的」這一傳播要點，在偽裝的核實手法下、在看似澄清的行文中，從頭建構整個獻血事件的新敘事。如果對事件真相有正當且正派的期待，那它令人失望，因為它既不是標準的調查報道，也非誠實的核查報道。

通覽上觀澎湃的成品，其內容重點分布於陶、余兩家親朋同事，部門回應作為補充。有心的讀者會發現，對比先前的報道，陶余兩家的某些關鍵信息（如，小姑姑是否退休）有了微妙變化。而部門的回應非常籠統，與此前報道也有不一致之處。‍‍‍‍‍‍

上觀澎湃稿件中出現的人物是：陶先生，余女士，陶先生父母（背景介紹、無受訪），余母余父，匿名的小姑姑（未受訪），小姑姑兒媳（未受訪），援藏醫生翁昊，余母公司負責人陳先生，上海醫療援藏工作隊隊長、日喀則醫院黨委書記王慶華。

在撇開既有報道的信息量，這個稿件中出現的部門包括：阿里醫院（以「工作人員」身份出現），上海市衛健委（無頭銜無人物），有關部門（匿名，介紹小姑姑身份時使用），上海市政府駐西藏辦事處（無人物物頭銜），當地居委會（同樣匿名）。‍‍‍‍‍

在人物+部門的構成中，上觀澎湃的文本給人的直觀印象之一，就是遮遮掩掩：哪裡的居委會也沒說，哪個」有關部門「也未明指，陶余兩家托人找關係的增量線索，止步於新出現的小姑姑兒媳，問題是她也未受訪，等於放棄了澄清特權想象的機會。

就稿件中對部門信源的忌憚表現，再結合對新出現的人物的弱化使用，可以合理推斷：上觀澎湃的聯合報道，儘管立意很高，可從行動層級看，似乎並不高，媒體明顯被動，上海市衛健委和駐藏辦提供了說辭，但配合度完全自主，導致了成品上的彆扭觀感。

上觀澎湃的稿件當然給出了一個純誤會的故事版本，陶余兩家未請託上海市衛健委，小姑姑是無權無勢的「退休工人」，120萬巨資也是余母幾個領導籌借、阿里公務員獻血完全是愛心自願，不存在特權調用援藏醫生的函件，一切都是網友腦補想象。

網友信不信這個稿件給出的劇本，暫且放在一邊。這裡還要說到的，是上觀澎湃稿件的印象之二，塗塗改改。其中最顯著的一點是，或者說結構性變動，是將上海市衛健委從事件中摘了出去，等於是把這個興奮源從獻血風波的特權想象中移走了。‍‍‍‍‍‍‍‍‍‍

但是在前一輪集中報道中，也可以說是原始報道中，正規新聞媒體的表述是：上海官方表示，經調查，事發時衛健部門接相關部門函件，請求正在西藏日喀則市的援藏醫生前往涉事醫院參與救治。此事不存在因私人關係等不正當因素導致的行動。

在上觀澎湃的稿件中，表述則是：‍‍上海市衛健委表示，經核實，網傳「患者小姑姑聯繫了上海衛健委，衛健委聯繫了阿里部門，動用阿里地區所有公務員為其獻血」的說法不實，無上海市衛健委人員認識患者及家屬或接到過他們的請託。

（這裡有沒有一種可能，上海市衛健委確實沒有參與。新京報等媒體最早對「衛健部門」「援藏醫生」的表述，實際上是從駐藏辦獲得的信息，而後在使用於報道時改變了陳述的主體。但如果真是這樣，需要最早的報道記者給出澄清才能確定。）

在原始報道中，對於小姑姑的作用，是這樣記錄的：陶先生表示，在他的十多位親人、朋友的求助下，上海市衛健委請求了正在西藏日喀則市的援藏醫生前往阿里地區參與救治。「我的小姑姑是參與求助親戚的一員，她不是公職人員。」

在上觀澎湃稿件中，這個求援路徑也變了，表述為：記者進一步從有關部門獲悉，「小姑姑」今年60歲，退休前為某工藝品聯營工廠工人。事發後，「小姑姑」聯繫到兒媳，兒媳又求助單位領導，其間有多位熱心人士接力傳遞信息，最後聯絡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駐西藏辦事處。

上海駐藏辦的陳述是：「西藏日喀則市人民醫院上海援藏醫療隊於10月15日下午收到西藏阿里地區人民醫院請求選派醫療專家赴阿里開展緊急支援的函。經緊急商議，上海援藏醫療隊本着人道主義和救死扶傷的職責，決定選派一名醫療專家前往阿里，參與病患會診。上海市政府駐西藏辦事處表示，此事並不存在因私人關係等不正當因素導致的行動。」

上海市衛健委確實承受了最多、最重的特權想象的詰問，但經過上觀澎湃的稿件陳述，上海市衛健委說「這事與我無關」。它略有參與感的只有一點點，那就是援藏醫生翁昊在從日喀則趕赴阿里醫院參與會診前，曾向上海市衛健委報備。

與最初的報道信息及生成的故事大綱相比，在上觀澎湃提供的故事版本中，陶余兩家求援的方向、模式都改變了，上海市駐藏辦突出出來，上海市衛健委成了風波中無辜躺槍的單位。相應地，支撐特權想象的另一個基點，調動援藏醫生的函件，也隨之改變。‍‍‍‍‍

在翁昊醫生的觀點裡，醫療機構件的「函」，並非政府部門的公函，而是正式的會診單。在上海駐藏辦的回應中，這個函是不是就是翁昊醫生所指的那個，外人不好確認。一個很簡單的澄清辦法，是公布這個「函」的照片，但上觀澎湃沒有做到這個份上。‍‍‍‍‍‍‍‍‍‍‍‍‍‍

當然，拋開所有不談，整件事最簡單的澄清辦法，難道不該是那位神秘的小姑姑直接錄個聲明，坦坦蕩蕩地說出實情嗎？這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澄清手段，為什幺小姑姑不願意幫侄兒？是因為實在生氣侄兒侄媳婦吹牛、將整個家族好友圈卷進風暴中？‍‍‍‍‍‍‍‍‍‍‍‍‍‍‍‍‍‍‍‍‍‍‍‍‍‍‍‍‍‍

特權想象的兩個基石就是上海市衛健委調動駐藏醫生，以及阿里地區動員全體公務員獻血。要想紮實地改寫事件的經過，重新確立一個故事，對上述兩個基石的否定都需要充實的證明。函件照片、阿里獻血者當事人本是最直接的證據證言，但上觀澎湃沒做到。‍‍‍‍‍‍

實際上，除了提問五個方面，重構獻血事件的敘事，最有力度的是按照時間線，哪一天誰做了什麼事，來拉一個清單。因為，到目前為止，如果對照一開始的時間線，上觀澎湃無法解釋的信息點還有一些，這些並不是不重要，但拉時間線這個澄清模式被否定了。‍‍‍‍‍‍‍‍‍‍‍‍‍‍‍‍‍‍‍‍‍‍‍‍‍‍‍‍

其實，在11月30日，就有新浪博主以「這是救死扶傷」為主旨，按照時間線排列過獻血事件。當時看來，這個整理的動機就頗值得推敲，因為它所說的「阿里地區複查，未發現違規操作和濫用職權現象」，根本不是事實。現在看其中的許多表述，更值得推敲。‍‍‍‍

比如，它說：10月14日，阿里醫院根據病人情況與家屬溝通，因自身醫療條件不足，建議陶先生聯繫上海衛健委，通知援藏醫生前來進行醫療支援。10月16日，陶先生聯繫朋友和親戚小姑聯繫到上海衛健委。10月16日，上海衛健委聯繫阿里醫院，接收到醫療求助函後，派援藏醫生前往醫院救治。

在上觀澎湃的稿件中，10月15日發生的事情，是阿里醫院向日喀則醫院發出請求救治支援的函。諸如此類，在上觀澎湃介入之前，獻血風波的時間線是有的（但可能別有用心待核驗），關鍵信息也是有的，完全無視這些，在構建故事上另起爐灶，說服力只能存疑。‍‍‍‍‍‍

退一步講，按照上觀澎湃的稿件引導，如果陶余兩家求助的是上海駐藏辦，具體是駐藏辦實施了本次跨地區調動援藏醫生的行動，可並不能改變外界基於特權想象的追問：其他人也可以享受這種綠色通道嗎？聯合報道提供了承載特權想象的新部門，卻同樣製造並懸置了這個問題。‍‍‍‍‍‍‍‍‍‍‍

對更多人來說，這個問題可以正式寫成並至今還在發聲：上海援藏機制中的緊急醫療救援能夠面向需要的所有人平等開放嗎？‍

總體來說，阿里獻血風波及其引發的輿論，不能用「闢謠」的思路來應對。初步評估聯合報道的效果，在核心信息及權威信源面前，它是傳聲筒，而非有力的核查者。這也導致它的製成品明顯軟弱，很難完成任務。肉眼可見的麻煩是，使用一種不規範的媒體手段來包裝無力的澄清，這種思路和做法反而阻止了澄清。不知道諸位是否同意這一點？‍‍‍

文章來源：舊聞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