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

① 

曾经和克格勃齐名的东德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Stasi),威名赫赫。它的座右铭是“我们无处不在”。在全盛时期,它的正式雇员有9.1万人,非正式雇员17.4万名。它的老大哥克格勃也不过4.8万人。东德1800万人口中,斯塔西安插了将近30万名眼线,为600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其触角甚至达到了东德每栋公寓楼中都确保有一个斯塔西的线人。而纳粹时期,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效率。“斯塔西”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安排夫妻、父子、兄弟之间互相监视。

东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ChristaWolf)曾经在1990年出版半自传体小说《余留之物》,讲述了自己和丈夫被监控长达20年的故事。但是到了1993年,就有前线人爆料称,沃尔夫本人也曾经在1959至1961年间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雇员,代号“玛格丽特”。

连环相套的告密体系,构成了东德人无法磨灭的记忆。

② 

苏联时期有个著名的小英雄——巴甫列克,整个苏联到处都有他的青铜塑像,他的英雄事迹就是“大义灭亲”——举报自己老爸。

他向组织揭发当村长的父亲没有阶级立场,经常为了同情阶级敌人“富农”,私开证明信,让这些被流放到当地的人回到家乡。结果他的老爸被立即逮捕,消失在某个劳改营。而他也被愤怒的村民杀死。他的爷爷、奶奶、堂兄、教父还因此被当做嫌犯枪毙,唯有他,由此成为英雄。

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本来是一名基层军官。1942年参战,1944年还因勇敢作战获得两枚勋章并晋升为上尉。但他在1945年在给好朋友的私人信件中忍不住发牢骚,批评了斯大林,结果被好朋友举报。从前线押回后方,以“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被判处8年劳改,正是依据这段不堪的经历,他写出了《古格拉群岛》。

③ 

1970年2月13日,安徽固镇县16岁的张红兵和父亲一起,对母亲方忠谋展开了大批判。

家庭矛盾的起因其实很简单。方忠谋质疑当时的领导人搞个人崇拜,还替所谓的“工贼”鸣不平。其实方忠谋本人也曾经是忠诚的战士,甚至为了争先进,检举揭发过自己当地下党的父亲。只是随着自己和丈夫被揪斗,女儿也丧命文革,这个母亲开始怀疑起了人生,最终在那一个夜晚爆发。一向深信“爹亲娘亲都不如毛主席亲”的张红兵不能忍受母亲对伟大领袖提出质疑,和母亲激烈争吵。

张红兵的父亲张月升,本来也是一个受害者。作为固镇县卫生系统“头号走资产阶级路线当权派”,经常被戴高帽游行、批斗,还连累妻子一起被批。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妻子对苦难提出反思和质疑的时候,居然第一时间威胁妻子:

你就是阶级敌人,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

父子两人,唯恐口说无凭,甚至还让方忠谋把自己说的写下来,连夜举报。作为儿子的张红兵在信中写道: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两个月后,方忠谋作为“现行反革命犯”被枪决。

④ 

文坛名宿舒芜上世纪四十年代刚出道时,被当时大名鼎鼎的文坛“七月诗派”领袖胡风发现,不遗余力的提携,使得舒芜很快就在文坛崭露头角。1951年文艺整风开始之后,胡风的文艺观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立场”,作为高层指定的标靶,在劫难逃。 

舒芜作为胡风的门徒,在组织的授意下,从1952年开始先后在报纸上发表了多篇重磅的认罪文章,以曾经的交情,现身说法,矛头直指“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为了配合《人民日报》对胡风的批判,舒芜甚至从老家翻出四十年代胡风给他的100多封信件,从中断章取义,编造成《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公开发表。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5天后随即被捕入狱。

胡风为此两度入狱,前后坐牢超过20年。所谓的“胡风案”前后共计2100余人受株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⑤ 

“胡风案”被隔离审查的人中,也包括诗人聂绀弩。时势所迫,他也成为揭发胡风的文艺大军中的一员。但没想到自己也最终被揭发。

1957年,因为老婆被划为右派,聂绀弩遭株连,也划为右派,遣送到北大荒黑龙江垦区“劳动改造”。回来之后聂绀弩牢骚满腹,经常找自己的好友,漫画家黄苗子倾诉。他私底下写的一些不合时宜的诗作,往往也会第一时间给黄苗子分享。

不曾想到,他的这些话语都写进了黄苗子的《揭发材料》,这个漫画家的的举报材料极为详细,居然在一些重点字段上备注聂绀弩当时的语调、动作,以显示其反动之心,可谓用心良苦。他甚至担心某些诗作专政机关的人可能看不懂,还特意加以翻译和注释。

聂绀弩给黄苗子赠送的诗作,最后大多数都成为自己被定罪的呈堂证供。坐牢11年,最后依托一个当年的国民党身份才和战犯们一起被特赦。

⑥ 

冯亦代在1949年前的上海文坛很知名。他1943年组建中国业余剧社,任副社长(茅盾任社长)。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新政权成立后还官至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秘书长。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冯亦代诚惶诚恐,决心按照要求改造自己,立功赎罪,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随后多次向组织交心悔罪,遂被招募为眼线。

冯亦代由于民盟背景,和当时诸多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叶笃义、费孝通、潘光旦等人皆有交情。而且他本身就有一顶“右派”的帽子,更不易让人起疑。他利用同病相怜的老友身份,定期往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等人家里跑,名为探望,视为窥探。事后写成报告,反映这些大右派的思想动态。他还按照组织要求,主动刺探这些人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看法。

章伯钧等人把他视为挚友,毫不设防、无话不谈,皆事无巨细被记录在案。他甚至在心底看不起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他某次在和章伯钧聊完后,回来在日记中写道:“讨厌他的资产阶级面目,但为了工作,我必须处理得好,同时这也是给我的反面教材,对我改造有好处。立场党性就是在这种方面得到考验。”

冯亦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为自己所从事的这种“特殊工作”感到自豪。他写道:“我觉得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丰富起来。”他从1960年开始申请入党,认为自己 “活得像个布尔什维克……总有一天我会争取到这份光荣的。”但始终未获得批准。

他晚年有所醒悟,公开了自己的日记,却没有说一句道歉的话。

束星北先生号称“中国雷达之父”,早年毕业于麻省理工,是理论物理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就是他的学生。而且按照他的判断,李政道还不是门下最好的学生。他最欣赏的学生,叫做王镇皋。

束星北虽然名震天下,但是对知识分子热衷政治的行为极为反感,曾称大学不是党校,谁要是做政治家,就应该去专门的学校。1957年反右开始因为提意见就被批判。1958年被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

在此期间,为了监视束星北的动向,组织上就想起了他最欣赏,也是最信任的学生,王镇皋。他在毕业后留校任教,就是担任恩师的助教。

这个原本在学术上前途不可限量的天才,为了组织上允诺的职称、待遇,还有神秘的荣誉感,接受了这一任务,开始了对自己的恩师、包括山东大学的同事、学生长达二十多年的监视任务。在此期间,他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把线人生涯过的严肃认真,白天用心留意一言一行,每周撰写思想动向报告,定时报告。即便因为这种疑神疑鬼的生活导致自己两次的婚姻失败,他都无怨无悔。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是“秘密工作者”,“没有害过束星北先生和任何一个学生”。

改革开放后,为了提高待遇,王镇皋公开了自己的潜伏生涯,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向学校“评功摆好”。结果从此声名狼藉,一败涂地。直到退休,他依然耿耿于怀:

为什么不给我评教授?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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