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泛滥之际 澳前首席科学家开创“真人认证平台”
2026 年 6 月 4 日
近期，中国学生在中美两国同时上演了一出平庸之恶大戏，但结果却截然不同。 在言论自由受到宪法保护的美国，一名留学美国普渡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突然威胁要向大使馆举报他的同学，理由是这名同学发表了支持天安门事件受害者的文章，结果该校校长给全校师生写了封公开信，申明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指“那些试图剥夺他人表达权利的人，更不用说与外国政府勾结压制这一权利的人，必须换个方式寻求教育”， 言外之意，他们可能会被劝退。而举报者不服，在网上发起签名，指责校长反华，结果校长获得全网力挺，舆论更指责中国是纳粹国家。显然，这位从小接受洗脑教育的中国留学生动不动就举报，以为共产极权那套行为方式是放之四海而皆有效的，虽然身在墙外，大脑却是一堵行走的高墙。 再说墙内，本周，上海震旦学院老师宋庚一，因在课堂上谈论南京大屠杀，遭一名学生举报，周四，宋老师被学校开除，事件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其实自习近平上台后，已有多位大学教授因学生举报被校方开除。但此次的举报者却引发众怒，因为他用来告发老师的视频是个恶意剪辑版，将老师谈话断章取义，不但涉嫌故意构陷教师而且等于把校党委也给恶搞了。 一篇题为《上海那个剪辑视频的告密学生，已经涉嫌犯罪了》的网文这样写道：学校上当受骗了，告密学生剪辑的视频，跟完整视频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该告密学生是赤裸裸的诬告陷害。鉴于学校当局已被告密者的剪辑视频误导，导致老师被开除的后果，而且舆情持续发酵后，对该老师还会有刑事处罚的可能性，该学生的诬告已经造成对他人严重伤害，校方或涉事教师应该立即报警，将诬告陷害他人的学生绳之以法，以彰显“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犯罪必惩”的法治精神。 文章继续写道：震旦职校领导被告密学生的剪辑视频所迷惑，上演了一出听信“蒋干盗书”的滑稽戏。校方的补救措施应该是直接报警，把诬告陷害老师的学生送上法庭。一个学校有个别学生犯罪不丢人，上了这个罪犯的当才很臊面子呢。 而且，蒋干是上了周瑜的当，他盗回来的是全须全尾的书信，他自己并没有剪辑书信去骗领导。这个学生比蒋干恶劣一百倍，竟然以剪辑视频构陷老师，同时骗了学校当局。这事若搁曹操那会儿，该学生的十个脑袋也给砍光了。幸亏今天是法治社会，只会以罪量刑。 我们还原一下完整视频的内容，就同意该学生犯了诬告陷害罪是确凿无疑了：首先，该老师认为南京大屠杀是反人类罪，接着，老师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没有在受难者亲属还活着的时候搞清楚受难者名字很遗憾，没有具体的遇难者名字，就导致了数据的不同版本的出现，有三干的，有两万的，有七万的，还有三十万，五十万等不同的数据。该老师觉着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失误，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以至于让日本右翼有了混淆事实的说词。 她认为，具体到个人，把遇难者名单列出来，而不是数据，更有说服力，也不会受到日本方对数据的质疑。她提出了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所有的人都有名有姓，都有家庭记载，他们真实的统计出了屠杀的犹太人和逃难的犹太人的数字，让纳粹罪恶板上钉钉，没有任何狡辩的可能。 老师提出要进行反思。不能永远去恨，而应该反思战争是怎么来的，反思如何杜绝这种战争灾难的发生。这完全是与正能量毫不违和的言论，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老师的讲课，居然被学生剪辑视频诬陷，导致被开除了。 现在大家惊呼学校鼓励告密，教师在课堂上战战兢兢，绝非国家幸事。退一万步说，老师真有什么反动言论，算告密学生打到猎物了。但老师都太谨慎了，告密学生竖着三个耳朵也发现不了猎物，这就让告密业内卷了——猎枪忒多，猎物太少，靠告密进取的路太拥挤，狼多肉少啊！于是，就催生了震旦职校学生的诬告陷害：没密可告，就剪辑构陷成“密”，造“密”邀功，杀良冒功。“疑邻盗斧”必须有个前提，就是自己真的丢了斧头。自己的斧头好好的摆在显眼处，却“剪辑”一把斧头诬邻盗斧，这就是犯罪了。 文章最后总结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是乱世情形。我们现在是朗朗乾坤的太平盛世，有人在捣乱，玩“秦失其斧，天下共告密”的把戏，制造猜疑与对立，破坏和谐氛围。更何况，明斧高悬，从未丢失，那些故做提心吊胆状的佞人，憋的是什么鬼心肠子？ （全文转自法广）
近日，中国的网络告密和揭发运动再掀高潮，从当红流量明星，到女权主义者等社会边缘团体，到机构和普通人，再到自己的朋友圈，狂热民族主义下的告密揭发正如回到文革时期大义灭亲式的红卫兵文化。 专家认为这是政府对民众长期爱国训练的结果，近几年愈发复杂高级的审查制度也培养和鼓励了新一代民族主义者。专家指出，高压的舆论环境也让“不爱国”成为网络举报攻击的利器，而表现狂热爱国也同样或被用作实现个人私利。 告密举报盛行 本月15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表声明，要求对当红演员张哲瀚进行从业抵制，称其“行为存在严重不当，不仅伤害民族感情，而且对其受众中的青少年群体带来恶劣的不良影响。” 事情起因是张最近被网友们扒出在2019年参加过一个在靖国神社举办的日式婚礼。尽管张哲瀚13日在自己的微博账号上道歉，表示“不亲日，是中国人。”但网友随后又继续扒出张哲瀚以前的照片，证明他“不仅去了，还特地去了”靖国神社，而且“年年都去。” 同样遭到网友告密举报的当红明星还包括台湾艺人徐熙娣(小S)。因为奥运期间为台湾奥运选手加油时使用“国手”一词，小S遭到中国大陆网友集体“出征”，将她视为“台独艺人”，并因此失去几家中国大陆品牌的代言合作。 明星的类似事件导致网络舆论热议，但利用名族主义情感和政策告密和举报现象并非新鲜事儿，对象囊括从明星到机构到普通人。 近日，就在北京出台“双减”政策，为狂飙突进的校外培训按下刹车键后不久，沈阳某家长应声“实名举报”帮孩子补习的物理老师。据大陆多家媒体报道，这位家长在双胞胎孩子考上高中后“过河拆桥，”该物理老师不仅退回学费，倒贴2000元，而且受到处分。 《外交政策》近日刊文探讨中国审查制度如何造就了一代狂热的民族主义告密者。文章援引今年福州格致中学遭投诉事件为例证之一。 今年六月，一些网民向福州教育局投诉格致中学广播电台播放了韩国“防弹少年团”乐队的歌，理由是这个乐队成员曾经表示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共享“痛苦的历史”。6月25日，福州市教育局宣布，已要求格致中学对此事件进行调查，“立即整改”。 女权主义者，LGBTQ等社会边缘团体就更容易成为告密举报风潮的目标。 今年三月底，美国多家媒体报道了女权运动领袖肖美丽在网上被“揭发”出她拿着横幅的老照片，上面写着香港抗议者在2014年民主运动的口号“在风暴中坚持自由”。民族主义网民还搜索出肖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关于女权主义的演讲，并暗示这是她得到中央情报局“赞助”的证据。 为肖辩护的女权主义者也同样成为网络攻击目标。29岁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居住在纽约的律师梁小门在微博上被称为“叛徒”和“异国中心的婊子”。网民甚至在讨论如何找到她父母的家庭住址。 重回文革狂热？ 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教授托马斯·霍利汉(Thomas Hollihan)告诉美国之音，最近几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网络舆论的社会控制加强了，大学课堂教授的内容和研究中的审查也增加了，对嘉宾进入校园的讲演内容进行了更严格的控制。 舆论控制和官方默许滋长了听众、学生检举告密之风，多位学者、教授因讲课内容不够爱国不够红而受处分。 去年11月，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知名冷战史专家沈志华在首都师范大学的讲座遭恶意举报而被中断。2018年中，时任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尤盛东被举报课堂上言论与中共意识形态不符，“不够红不够专”，而遭校方解聘。而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已有两位教授(许章润，吕嘉)因在课堂和演讲中发表对习近平和中共的批评而被学生举报，遭停职调查。 这种举报不仅限于有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还蔓延至对身边朋友的不够爱国言论的检举揭发。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研究员王亚秋告诉美国之音，“很多人都在举报自己朋友圈里的人，”这种现象“非常可怕，这种狂热确实给人一种文革的感觉。 而2015年高考语文全国卷作文就以女儿举报父亲违反交规为材料命题，再次印证“大义灭亲式”揭发文化的普遍性，也一度引发社会和学者对举报与告密、情感与国家的讨论。 这种告密揭发在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文化中达到高潮。官媒《人民网》早在2013年就报道过当年红卫兵对那段“血淋淋的历史”的忏悔。 1970年2月，16岁的根正苗红的张红兵因为自己的母亲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向军代表检举母亲；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大众熟知的记录文革创伤的文学和电影作品，如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王小帅的电影《闯入者》，都反映了这种高压政治环境下的畸形的人际关系。文革期间，亲朋、好友、家人之间各怀戒心，彼此警惕。政治上要求的所有人对毛主席拥有纯粹崇高的敬爱，激发出无数例夫妻、亲人、朋友彼此反目、互相揭发的壮观盛举。 曾被评为“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家、学者冉云飞多年来搜集了文革中告密的众多第一手原始材料，准备出版多卷本的《中国告密史》丛书。 冉云飞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民间历史的讲座中将搜集的史料分成好几叠 – 有告发父母的， 告发兄长和众亲友的，告发当时的大V公知的(主要案例是告发当时著名市井小说家秦瘦鸥)，甚至还包括自我告发。 冉云飞得出的结论有二，文革的告密从广度和深度上来说，都是群众性的、波及面之深广，影响面之巨大，告发手段之无所不用其极，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对民众从小的党化教育，“从少先队、团员到党员的梯队培养，使得告密者的人数巨增，让共产党的假想敌以及捏造出来的异己分子无处藏身。” “叛国”是武器，“爱国”是生意 在最近层出不穷的揭发明星案中，“不爱国”是最常见的理由，也是极有效的利器。张哲瀚，小S等正是因为被爆出踩了民族主义的红线的事件而激起网民声讨，并迅速遭各大品牌解约，甚至遭官方机构发声强烈批评。 南加大的霍利汉教授表示，“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内政”作为理由既可以妖魔化外部势力，也可以打击同情这些势力的内部公民。“以香港为例，抗议者，或支持抗议对中国不满的人，被描述成被美国和外国势力的黑手所操纵，他们想在香港制造动乱。也正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异见人士，而不是外国干预的直接结果。” 如果“叛国”是精准摧毁一个流量明星的利器，那激进的举报自己朋友不够爱国或发表激昂爱国言论的人也未必完全是发自爱国的真心。 王亚秋告诉美国之音，真实的狂热爱国确实存在，但很多人是有各种算计的。“有些人已经把爱国做成了生意，越举报“别人不爱国”，就越有粉丝，有粉丝就可以卖东西。有些人可能刚毕业，以后要进政府当公务员，多做点儿这种事情对事业是有好处的。” 王亚秋说，“文革时期那种为了保全自己的心态也有，举个例子，我现在没事，但担心以后被挖出来说发了不爱国的东西，但我当时没有说他，你会担心以后会被人家说没有足够爱国，所以现在应该先去把人家举报了，以后就抓不到我的小尾巴了。” 王亚秋说她知道自己的几个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发爱国言论就是为了生意。 《外交政策》最近的文章也提到一些民族主义者通过攻击他们认为不够爱国的人而成为有影响力的网络红人， 其中包括上个月被评为广东省“促进网络文明大使”的微博用户“孤烟暮蝉”等6人。据《南方日报》报道，他们受聘的理由是“有足够的新媒体正能量传播影响力。” 严苛、复杂的审查制度滋养狂热民族主义 南加大的霍利汉教授分析说，“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比喻和信息，国家自豪感以及中国人的身份和精神，所有这些长期以来在中国作为一种纪律来培养，以控制异见人士言论，利用社区、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压力，以阻止人们传播被认为对公共秩序具有敌意的意见。” 王亚秋表示，这些民族主义网民确实不一定是“五毛党，”他们不受雇于政府，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确实像是自发的。但是对比美中两国的社交媒体便会发现这种“自发”实际上是高压审查制度培养出来的。 王亚秋告诉美国之音，推特上确实存在极端的狂热的政治言论，但由于媒体的开放和言论自由，人们可以通过其他媒体渠道，尤其是主流媒体看到更真实的情况。 而中国的社媒就只剩下狂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帖子，所以生活在这种情景下就会变得很狂热。 美国社交媒体研究中常用“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的理论概念来描述在封闭的社交媒体的环境中，狂热极端的言论会被放大和加强的现象。这些意见相近的狂热的声音会被互相转载，外加社媒基于大数据计算的推送功能，越多转载就越容易被推送上热搜，结果导致社媒上的用户看到和相信的事实越来越极端化，进而影响政治倾向。 王亚秋表示，在这个狂热的圈子生活长了，你都不知道自己发爱国帖子或举报别人不爱国是算计还是自发的。这也正是霍利汉教授说的国家对民众的爱国爱党的纪律训练的有利结果。 此外，越来越精明和复杂的媒体的审查制度也在鼓励和培养这种民族主义狂热。 霍利汉几年前在北京带学生代表团访问了不同的政府部门，调研中国媒体政策。他告诉美国之音，“我们被告知，政府雇佣了数百万人监控媒体平台上的内容。这就是他们怎么能如此迅速地删除对公共秩序有潜在危险的消息的方式。他们可以限制人们继续访问这些平台，他们可以威胁平台本身 – 微信或腾讯，以防止信息进一步被传播成有害的。” “不过，我认为中国现在所做的，是积极雇用人员制作支持政府利益的内容，或者破坏持不同政见的内容，并且威胁驱赶这些不利信息，从而使人们不相信。” 霍利汉说，“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积极塑造叙事和传播的手法。…例子包括在钓鱼岛问题上塑造反日叙事；控制天津爆炸案的讨论时将批评引向地方决策者，而不是中央政府；以及压制新疆事件的不利信息。…所以政府一方面删除敌对信息，另一方面积极培养友好的内容。” 而上文提到的《外交政策》的报告还提到审查制度的配额制。审查员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删除一定数量的帖子或帐户，因而导致必须删除较温和的内容已满足他们的配额。 这种全面高压的审查制度，正如霍利汉和王亚秋所说，训练和培养了一代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不惜以揭发告密自己的朋友“不够爱国”来表现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以及以此达到自己的另一些功利性目的。 狂热民族主义的后果 霍利汉认为中国应该更加注意这么做的后果。“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真的一落千丈…过去十年中国进行了巨额投资，试图提高在世界上的地位。但这几年采取的这些戏剧性举措实际上与这种目的背道而驰。 ” 王亚秋说，在习近平的治下，各方面控制的加紧从2013年“七不讲”就开始了。中国一开始支持和西方交流，学习，现在觉得自己非常强大，没必要跟西方学习，现在强调中国制度是最适合中国的，还要把中国制度推广到其他国家。近几年的这个变化非常明显。 霍利汉说，“随着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合作伙伴将让我们每个人从中受益。如果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动机或战略持不信任，这会削弱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① 曾经和克格勃齐名的东德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Stasi)，威名赫赫。它的座右铭是“我们无处不在”。在全盛时期，它的正式雇员有9.1万人，非正式雇员17.4万名。它的老大哥克格勃也不过4.8万人。东德1800万人口中，斯塔西安插了将近30万名眼线，为600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其触角甚至达到了东德每栋公寓楼中都确保有一个斯塔西的线人。而纳粹时期，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效率。“斯塔西”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安排夫妻、父子、兄弟之间互相监视。 东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ChristaWolf)曾经在1990年出版半自传体小说《余留之物》，讲述了自己和丈夫被监控长达20年的故事。但是到了1993年，就有前线人爆料称，沃尔夫本人也曾经在1959至1961年间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雇员，代号“玛格丽特”。 连环相套的告密体系，构成了东德人无法磨灭的记忆。 ② 苏联时期有个著名的小英雄——巴甫列克，整个苏联到处都有他的青铜塑像，他的英雄事迹就是“大义灭亲”——举报自己老爸。 他向组织揭发当村长的父亲没有阶级立场，经常为了同情阶级敌人“富农”，私开证明信，让这些被流放到当地的人回到家乡。结果他的老爸被立即逮捕，消失在某个劳改营。而他也被愤怒的村民杀死。他的爷爷、奶奶、堂兄、教父还因此被当做嫌犯枪毙，唯有他，由此成为英雄。 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本来是一名基层军官。1942年参战，1944年还因勇敢作战获得两枚勋章并晋升为上尉。但他在1945年在给好朋友的私人信件中忍不住发牢骚，批评了斯大林，结果被好朋友举报。从前线押回后方，以“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被判处8年劳改，正是依据这段不堪的经历，他写出了《古格拉群岛》。 ③ 1970年2月13日，安徽固镇县16岁的张红兵和父亲一起，对母亲方忠谋展开了大批判。 家庭矛盾的起因其实很简单。方忠谋质疑当时的领导人搞个人崇拜，还替所谓的“工贼”鸣不平。其实方忠谋本人也曾经是忠诚的战士，甚至为了争先进，检举揭发过自己当地下党的父亲。只是随着自己和丈夫被揪斗，女儿也丧命文革，这个母亲开始怀疑起了人生，最终在那一个夜晚爆发。一向深信“爹亲娘亲都不如毛主席亲”的张红兵不能忍受母亲对伟大领袖提出质疑，和母亲激烈争吵。 张红兵的父亲张月升，本来也是一个受害者。作为固镇县卫生系统“头号走资产阶级路线当权派”，经常被戴高帽游行、批斗，还连累妻子一起被批。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妻子对苦难提出反思和质疑的时候，居然第一时间威胁妻子： 你就是阶级敌人，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 父子两人，唯恐口说无凭，甚至还让方忠谋把自己说的写下来，连夜举报。作为儿子的张红兵在信中写道：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两个月后，方忠谋作为“现行反革命犯”被枪决。 ④ 文坛名宿舒芜上世纪四十年代刚出道时，被当时大名鼎鼎的文坛“七月诗派”领袖胡风发现，不遗余力的提携，使得舒芜很快就在文坛崭露头角。1951年文艺整风开始之后，胡风的文艺观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立场”，作为高层指定的标靶，在劫难逃。 舒芜作为胡风的门徒，在组织的授意下，从1952年开始先后在报纸上发表了多篇重磅的认罪文章，以曾经的交情，现身说法，矛头直指“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为了配合《人民日报》对胡风的批判，舒芜甚至从老家翻出四十年代胡风给他的100多封信件，从中断章取义，编造成《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公开发表。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5天后随即被捕入狱。 胡风为此两度入狱，前后坐牢超过20年。所谓的“胡风案”前后共计2100余人受株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⑤ “胡风案”被隔离审查的人中，也包括诗人聂绀弩。时势所迫，他也成为揭发胡风的文艺大军中的一员。但没想到自己也最终被揭发。 1957年，因为老婆被划为右派，聂绀弩遭株连，也划为右派，遣送到北大荒黑龙江垦区“劳动改造”。回来之后聂绀弩牢骚满腹，经常找自己的好友，漫画家黄苗子倾诉。他私底下写的一些不合时宜的诗作，往往也会第一时间给黄苗子分享。 不曾想到，他的这些话语都写进了黄苗子的《揭发材料》，这个漫画家的的举报材料极为详细，居然在一些重点字段上备注聂绀弩当时的语调、动作，以显示其反动之心，可谓用心良苦。他甚至担心某些诗作专政机关的人可能看不懂，还特意加以翻译和注释。 聂绀弩给黄苗子赠送的诗作，最后大多数都成为自己被定罪的呈堂证供。坐牢11年，最后依托一个当年的国民党身份才和战犯们一起被特赦。 ⑥ 冯亦代在1949年前的上海文坛很知名。他1943年组建中国业余剧社，任副社长（茅盾任社长）。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新政权成立后还官至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秘书长。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冯亦代诚惶诚恐，决心按照要求改造自己，立功赎罪，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随后多次向组织交心悔罪，遂被招募为眼线。 冯亦代由于民盟背景，和当时诸多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叶笃义、费孝通、潘光旦等人皆有交情。而且他本身就有一顶“右派”的帽子，更不易让人起疑。他利用同病相怜的老友身份，定期往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等人家里跑，名为探望，视为窥探。事后写成报告，反映这些大右派的思想动态。他还按照组织要求，主动刺探这些人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看法。 章伯钧等人把他视为挚友，毫不设防、无话不谈，皆事无巨细被记录在案。他甚至在心底看不起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他某次在和章伯钧聊完后，回来在日记中写道：“讨厌他的资产阶级面目，但为了工作，我必须处理得好，同时这也是给我的反面教材，对我改造有好处。立场党性就是在这种方面得到考验。” 冯亦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为自己所从事的这种“特殊工作”感到自豪。他写道：“我觉得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丰富起来。”他从1960年开始申请入党，认为自己 “活得像个布尔什维克……总有一天我会争取到这份光荣的。”但始终未获得批准。 他晚年有所醒悟，公开了自己的日记，却没有说一句道歉的话。 ⑦ 束星北先生号称“中国雷达之父”，早年毕业于麻省理工，是理论物理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就是他的学生。而且按照他的判断，李政道还不是门下最好的学生。他最欣赏的学生，叫做王镇皋。 束星北虽然名震天下，但是对知识分子热衷政治的行为极为反感，曾称大学不是党校，谁要是做政治家，就应该去专门的学校。1957年反右开始因为提意见就被批判。1958年被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 在此期间，为了监视束星北的动向，组织上就想起了他最欣赏，也是最信任的学生，王镇皋。他在毕业后留校任教，就是担任恩师的助教。 这个原本在学术上前途不可限量的天才，为了组织上允诺的职称、待遇，还有神秘的荣誉感，接受了这一任务，开始了对自己的恩师、包括山东大学的同事、学生长达二十多年的监视任务。在此期间，他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把线人生涯过的严肃认真，白天用心留意一言一行，每周撰写思想动向报告，定时报告。即便因为这种疑神疑鬼的生活导致自己两次的婚姻失败，他都无怨无悔。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是“秘密工作者”，“没有害过束星北先生和任何一个学生”。 改革开放后，为了提高待遇，王镇皋公开了自己的潜伏生涯，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向学校“评功摆好”。结果从此声名狼藉，一败涂地。直到退休，他依然耿耿于怀： 为什么不给我评教授？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