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马店往事

2019年9月21日，美国犹他州，一个名叫王淑平的中国女人停止了呼吸。她阖上眼睛的同一时刻，在大西洋另一头，一出名为《地狱宫殿的国王》的舞台剧正在伦敦汉普斯特剧场上演。

舞台上的演员是清一色的东方面孔，衣着打扮亦是美国人印象中的中国风格：不合身的西装、露出一截袜子的蓝色棉裤、沾满泥巴的解放鞋。

他们在讲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九十年代末，大半个河南的乡村地区突然出现大面积的艾滋病毒感染，村庄被死亡的阴云笼罩，路边的田地先是成了荒土，很快又长满新坟。

这是编剧高雅竹“中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最初给她讲述这个故事的，正是王淑平。

Part 1 水祸 

后来发生的所有故事，都要从一场大洪水讲起。

1975年8月7日，豫东南的驻马店已经接连下了整整4天暴雨。

这场雨由来自南太平洋的三号台风引起。据气象局统计，5日至7日三天，京广铁路一带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605毫米，相当于驻马店地区年平均雨量的1.8倍。几大水库的水位在暴雨中不断升高。

驻马店位于黄泛区与淮泛区的交界地带，自宋以来便洪灾频发，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中共中央在1950年成立治淮委员会，领袖亲自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此后，一大批水库开始兴建。

到五十年代末，淮河上游一共建成了九座大型水库和无数中小型水库，当地人将它们统一称作“满天星”或“珍珠串”。水库修建时，正值大跃进运动，水利厅的一位领导认为原本的设计太过保守，便擅自做了一些“小改动”。位于驻马店的板桥水库因此由原本12孔泄水闸门改为了5孔。

四天暴雨过后，少得可怜的闸门终于无法承担泄洪工作。驻守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向上级部门发出一份急电：

“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

然而，这封急电并未被回应。7个小时后的8日零时20分，水库管理局再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请求动用飞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

如前，这封急电同样石沉大海。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几乎是同一时间，另一座大型水库、两座中型水库、五十八座小型水库相继溃堤，近60亿立方米的河水以每秒6米的速度向下游冲去。

洪流所到之处，村庄、农田、工厂、桥梁瞬间垮塌淹没，唯一支撑起当地经济的京广铁路被巨大的冲击力拧成麻花状。整个淮河上游一片汪洋，数万人没能从睡梦中醒来。

据劫后余生的人回忆，当时水面上人头攒动，分不清哪些是尸体，哪些是活人。

由于疏于维护，下游班台分洪闸的泄洪阀门无法开启，直到8月21日，全区仍有37万人泡在水里。瘟疫紧随而至，据《南方周末》报道，仅汝南、平舆一带，就有33万人患上不同程度的疟疾或肝炎等传染性疾病。

洪水退去的地方也好不到哪去。水沟里、淤泥里，随处可见的人畜尸体在阳光下曝晒；漯河至信阳的公路两旁，沿途所有的大树树枝，都被黑压压的苍蝇压弯了。当地人编出一段歌谣： 

远看白茫茫，近看空荡荡，进村没有路，只剩一棵树。

然而，谁也没想到比灾难影响更深远的是灾后重建。

自新政权成立以来，河南便是中国重要的粮产区，影响此后中国数十年历史进程那句“人民公社好”，也是在此处为人所知。

而此时河南的定位一直很明确：足量保证国家粮食供应。所以省委自然将重建和灾后政策的重点放在了恢复农业生产上，要求“抓紧进行种麦准备工作，保证种足、种好小麦”。

在这样的要求下，驻马店奇迹般地在灾后三年内向国家贡献了粮食近70万吨。

但等待驻马店人民的并不是财富之路。当全国的其它地区已经随着改开踏入了如火如荼的工业化进程，豫东南反其道而行之，后果便是成百上千万贫困人口困守在了耕地间。

这一局面一直维系到1992年。

那一年，河南省卫生厅迎来了一位新厅长。

Part 2 血浆经济 

1983年，大陆发现首起艾滋病病例，被感染者是一位血友病患者。治疗期间，他注射了来自美国的血液制品“凝血八因子”。

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未久，临床使用的血制品几乎全部依赖国外进口。这一病例迅速引起了中国卫生部门对欧美血制品的忧虑。

1984年，卫生部、外经贸部、海关总署联合下发通知，禁止或限制进口血浆、人血白蛋白等血液制品。通知里解释说：

”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性恋和静脉注射毒品已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艾滋病又常见于男性同性恋者，而国外用于制造血液制品(如白蛋白、丙种球蛋白等)的血浆供应者中同性恋者又占很大比例……“

截断了进口，就意味着国内必须保证自给自足。因为白蛋白等药剂正在临床上被广泛使用——休克、烧伤、外科手术、癌症放疗化疗、生产失血太多后等引起的血容量锐减，以及慢性肾炎、肝炎、糖尿病等高发疾病的治疗中都需要用到它。

因此，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河南省卫生厅的新厅长正是瞧上了这桩新生意，他算过一笔账：

河南省有9000多万人口，80%以上是农民，哪怕只有1%-3%的人愿意卖血，将河南省的血卖出去，把国外资金引进来，就可以为卫生系统创造以亿计算的收入。

大批血站至此在中原大地上兴起，最巅峰时期，整个河南省血站超过230家，仅驻马店就有39家——无一不是由政府部门主办，经过省卫生厅批准的。

这些血站的宣传栏里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要想奔小康，快去卖血浆”的广告语，对于生财无门多年的农民来说，无疑是类似于一夜暴富的喜讯。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很长一段时间，驻马店、开封、周口、商丘的一些乡村公路上站满了搭车去城里卖血的村民，像赶集一样成家成户地去，走在路上还说着：这个胳膊是化肥，这个胳膊是磷肥。

1993年，国家开放血浆出口，血制品的需求进一步扩大。按照采血手册的规定，血浆单采每人每次至少要间隔半个月，但在巨大的利润诱惑下，这一规定形同虚设，卖血的农民常常凌晨三点就起床往县医院赶：“去晚了挂不上号。”

位于驻马店与周口交界处的上蔡县县城当时有两个采血点，一个是县卫生局，一个是人民医院。当地的居民管前者叫前院，后者叫后院，“碰上运气好的时候，前院能抽两针，后院也能抽两针”。

民间的私人血站也随处可见，几个护士、几根针管、几瓶酒精，把牛棚改造一下，就成了农民趋之若鹜的“采血点”。据后来卫生局统计，1993年，仅驻马店地区就有33处私人血站。在私人血站卖血有一个好处：不用“采小血”——公立血站里，每次卖血前都要通过采小血筛查有无乙肝、丙肝等病毒。

“多快好省”的卖血经济还催生了一个职业：血头。《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第一次到县医院卖血，同行的村民给他介绍李血头： 就像我们村里的村长，村长管我们的人，李血头就是管我们身上血的村长。让谁卖血，不让谁卖血，全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数。

这是有地位的血头。次一等的血头没那么大的权力，但也能从医院捞到不少好处。《中国青年报》采访过陆楼村的一个民间血头，对方语气颇为得意地告诉记者，每次县城一来电话，他就叫上乡亲们一起坐车，赶到那里的血站去卖血，每次每人能得40多元，“但他们还得扣除来回的10元钱车费，而我不用。”

统计资料显示，1992年之前，河南一个农民每天的纯收入大约在1.5元左右。而卖一次血，就能领到40元补贴。靠着这笔补贴，不少人家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快车道。要结婚了，跑去卖一个月的血，婚房有了；超生了，卖一个月的血，罚款有了；孩子要上学，再卖一个月的血，学费课本费也有了。

Part 3  盖子 

但情况很快起了变化。

1994年，河南省卫生防疫站一位官员发现，底下血站送检的血样虽然全部被检验为“合格”，但很多都是由同一个样本分装的。

一批原血样立刻被找来重新抽检，结果令人大吃一惊——近四成样本呈HIV阳性。实验室的学生当时并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开玩笑地问这个发现能不能申报科研成果啊，他却“几乎吓得腿软”，当即把抽检结果报了上去。

这中间似乎又经历了颇多波折，直到1995年2月，正在河内参加研讨会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曾毅才接到国内电话，说北方一些地区发生艾滋病大规模疫情，催促他尽快回国。

与此同时，民间也开始有人发现端倪。

1995年，王淑平在周口地区的临床检验中心工作。原本她的工作地点是血站，但1991年，她在工作中发现收上来的血液中含有新型的丙肝病毒——此前，公营血站也并没有肝炎病毒排查手续。

王淑平当即向卫生局提交了疫情报告，上头也很快下令要求血站建立病毒排查机制，但她也因此被上司调离了血站。

随后，王淑平自行成立了临床检验中心，挂靠卫生局，费用自理，工作是义务初筛血小样。

1995年3月，王淑平听说太康县检测出一名有偿献血者为HIV病毒携带者。由于单采血浆是需要将全血抽出，放入离心机分离出血浆，然后再再次输回献血者体内。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存在纰漏，血液很可能会互相感染。

因此，她提出希望所有血站停止采血排查感染情况，但是遭到了拒绝。于是，她便带着检验中心的工作人员走了一趟周口地区，在当地提取了900份的血样。通过初筛，她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达20％以上。其中献血员300多人，感染率将近50％。

王淑平立马将结果上报至了卫生局。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当时的卫生局局长是刚走马上任的新官，他对王淑平说：全区人民会感谢你的。

然而半个月后，当王淑平再度前去询问情况时，后者却问她：“你的这个结果真的准确吗？”

王淑平只好又带着血样去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在那里当院长的曾毅帮他完成了15份血样检测，其中13份为HIV阳性，两份为疑似。

1996年1月，王淑平开始给卫生部写疫情报告。《南方都市报》提到，这份报告交到北京后，卫生局的一个领导一见到王淑平便说，你可弄出了个大地震。省卫生厅的厅长也打电话到她家里，说她的工作做得很好。

然而不知为何，此后不久，王淑平就离开了河南。

再后来，便是关于她离职、离婚、独自出国的消息。

与此同时，河南省卫生厅、公安厅发布通知，泛滥成灾的血站陆续被关停，民间血站也遭到了严打。1998年，《献血法》出台，买卖血制被禁止，河南省内的血站缩减为23个，所有医院用血都由这23个中心血站统一供血。

一切又重新回到风平浪静的样子。

Part 4“怪病”

1999年，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到天津参加全国传染病会议，归途中特意去了一趟驻马店上蔡县文楼村。

这并非心血来潮。此前，有位一同参会的当地医生告诉桂希恩，他的家乡文楼村出现了一种“怪病”，患者持续性发烧、拉肚子，久治不愈，且已经有人死亡。

桂希恩认为这可能是一种传染性疾病，便带着11根采血试管来到了文楼村。

起初，患病的农民并不同意“采小血”。桂希恩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明白“采小血”是卖血时代流传下来的术语——当时，每次采小血都要额外交五块钱。

桂希恩哭笑不得，连忙跟他们解释说这次检验是为了给他们治病，而且是免费的。

顺利采到血样，桂希恩将其带回医院初筛，发现11份样本中，竟有10份呈HIV阳性。他隐约感到事情不妙，一周后再下文楼，又采集了50份样本。正是这次，他了解到几乎所有染病的成年人都有过卖血史。

桂希恩连忙将疫情呈给了当地有关部门，得到的回复却是禁止他再进文楼：“你一个湖北的，怎么管到我们河南来了？”

桂希恩无奈，只好趁假日偷偷摸摸进村，又采集了155组血样。毫无意外，这些血样中有96份都携带有艾滋病病毒。他将检测结果直接送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面前。

很快，驻马店发现“艾滋村”的消息便轰动了全国。但为时已晚，据2001年国家卫生局首次公布的一份疫情报告显示，包括6个自然村、3170人口的文楼大队，1995年之前有1310人常年卖血，其中43%左右的卖血者感染了艾滋病毒。从1995到2011年，至少31人死于艾滋病，241名病毒感染者和38名艾滋病人正在等待死亡。

河南省中医学院退休教授高耀洁与王淑平一样，早早发现了疫情但上报无门，只好靠一己之力给艾滋病人打钱、送药。2000年春节，她像往常一样给之前结识的8名患者寄去了新年红包，半个月后，其中四封被退了回来，退款单上写着：收款人已死。

比死亡更惊人的是无知。2001年，在国家承认河南疫情后，央视派节目组去文楼村采访，一个60岁的老农低着头沉痛地说：“我们太丢人现眼了，在人前抬不起头。”——在他们有限的健康认知里，艾滋病是一种只有通过滥交、吸毒才会染上的疾病。

还有一个23岁的护士哭着告诉高耀洁，自己在给艾滋病人治疗的时候被针头刺破了皮肤，原本只需要按住动脉往外挤，用水冲洗，再放入酒精中20分钟就行了。但由于无知，她直接将伤口包扎了起来。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2001年，高耀洁自费印刷了12万册《艾滋病/性病防治》，挨个送给当地有关部门，要求他们必须发到有需要的人手里，每一本，她都要看到回执。

但这一做法似乎也不是最优解。2001年，《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去文楼采访，当地村民告诉他，在未见报的地方，一个个艾滋村仍在飞速蔓延。而政府却毫无商量余地地表示：不能报道也不能建卫生所。

卫生所一建，等于立了个牌坊，说这里是艾滋病村，你让他们还怎么生活？

这确实是文楼的真实写照。疫情一公布，文楼的日常生活就陷入了瘫痪，市集上不再有人光临，原本人缘很好的家庭顿时被敬而远之，父母患病的孩子被强行锁在教室，自觉治愈无望的妇女接连吊死在猪栏里……

村里的孩子用小刀把“仇”字深深地刻在手臂上，伤口结出了层层叠叠的黑褐色血痂。

Part 5 后续  

只是还没等到血痂脱落，这段故事便重新归于“平静”了。

2004年，在河南省社科院做研究员的刘倩准备跟随省课题组去驻马店走访艾滋村。

据《合肥晚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当时38个艾滋病村每个村都实现修一条柏油路、打一眼深水井、建一所学校、建一所标准化卫生室、建一所孤儿孤老养育院、建一个党员活动室的“六个一”建设。

临行前，她去拜访高耀洁，希望后者能为她此行提点意见。高耀洁说，建议她去南阳一带“打黑洞”，即走访没被政府承认过的艾滋村。

刘倩听从高耀洁的建议，绕开文楼，花近两年时间走访了周边村庄。每到一处，就有面色苍白的村民拦住她：“到俺家去，到俺家去看看，俺家床上躺着哩，去看看吧……”——当时正值年末，村民以为是“上头”派人发救济来了。

在其中一个不到三十户人家的村庄，刘倩在村主任的带领下走访了十户“最困难的人家”。

第一户五个男人全死光了，四个孩子只剩下一个最小的女儿，尚未发病的大儿媳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第二户只剩下一对夫妻，屋子塌了没人修，男人奄奄一息地躺在黍秸杆搭成的庵棚里，女人不敢去查病，“都成了艾滋病咋弄？”；第三户父子三口半年间先后死了，留一个女人拉扯三个孩子……

村里仅剩的几个劳动力每隔几天就要在田里打一孔新坟——原先的老坟地早就占满了，早已无人耕种的麦田就成了新坟地。当地有夫妻合葬的传统，有时候一孔坟刚填好不久，又得挖开半边，再放一口棺材进去。负责落棺的乡邻还会在两口棺材中间嵌一个木楔子：就当两个人牵手了。

侥幸没有得病的人也好不到哪去。地种不了，劳动力要么死了要么躲出去了；生意也没法做，东西拉到市场上，人家一听是艾滋村来的，立马退避三舍；原本人缘好四处能借上几个钱的，现在往人家家里一坐，对方立马就要将板凳丢出去。

后来村民在“高人”的指点下，想出一个“做炮”的营生——这是一桩危险的生意，很容易发生爆炸事故，国家明令禁止过私自生产。但由于没有其他生产门路，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非法制作鞭炮，就像当年卖血，成了全村人的救命稻草。

只是这根救命稻草并不好拿，东家运炮出村被抓了，一车下了大几千本钱的炮全部被没收，还要罚款一万元才能放人；西家在院子里做炮被举报了，警察直接破门而入，在场的人和炮一并被收走。

其中有一家的女人听说刘倩是“上面”来的，哭着找到她。还未开口就拉起衣服给她看肚子上的伤疤： 

拉麦秸时从车上摔下来，肝脾出血，手术大出血……也卖过血，查几回查不出艾滋病，可我身体也有病……

刘倩愣了很久才明白，她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感染上艾滋“理亏”。

更痛苦的是安全隐患。2006年春天，带刘倩考察的村主任家走炮发生爆炸，村主任的母亲、妻子、妹妹，还有一个来帮忙的邻居，全部烧成重伤。村主任快七十岁的母亲在病床上哭着说：当年大献血的时候好不容易忍住了，现在又炸成这样，这祸咋就躲不过哩？

围在病床边的人都静默无言。

Part 6 尾声

晚年定居美国的高耀洁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时，跟记者提起过一个场景：2000年春天，她带着药到文楼去探望艾滋病患者。村里人和高耀洁已经熟悉，很快便有条不紊地排起了一百多人的长队。

队伍里有一个唇色发紫的中年人，攥着几张毛票想让她多“卖”几颗药给他。高耀洁避过他手里的钱给他递过去一百多片健胃药和退烧药，男人红着眼睛喃喃地问，大夫，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吧？

高耀洁笑着告诉他：

毛主席已经去世20多年了。

（来源：盖饭GetFun   盖饭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