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电子中国战略生变？官方公众号进入注销期
2026 年 6 月 24 日
文/清箫 笔者近日在脸书等社群媒体上看到网友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从古至今都糟糕，每提及帝王都无好感。 对于这样的观点，笔者表示不苟同。应该分两方面看： 首先，当今中共国的政治状况确实糟糕。回顾古代，君权主体上呈强化趋势，过程中确实生出一些受诟病的制度，如明之废相，清之设军机处。 但另一方面，需全面了解中国政治从古至今的变化以及传统思想，应知古时大思想家与政治家们对君主有极高的标准，也努力约束君权，有时践行得好，有时不好。实在不宜将所有脏水都泼到传统文化上。特写此文，为传统文化辩护，简评历代治国，正说君臣之道，并列举今人对历史的一些误读。 物极必反，峰顶往往也是悬崖。中国政治发展到清朝时走向极端了，清亡是顺应时代的需求，但有人以为以前的朝代都和清朝差不多，这是不对的。 （图：Adobe Stock） 清末至民国初，有许多中国人陷入迷茫，甚至民族自卑。学习西方民主、思想、文化是应该的，但一部分学者过度批判中国传统，造成文化自信缺失，20世纪初所谓“新文化运动”有一些主张是疯狂且不合理的，引发很不好的影响，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膨胀。幸有一些国学大师及政治家看清“新文化运动”的恶劣，如钱穆和蒋介石，深知传统文化的可贵并致力传承。 中共窃国后，吹嘘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发动文革全面破坏传统文化，后假借弘扬传统文化之名加强所谓“爱国教育”，将爱党与爱国捆绑在一起，迷惑国民。这相当于先放火再灭火的强盗行为，而且，中国古代的辉煌跟它有一毛钱关系吗？ 现在一提起中国古代，有人就想到“奴才”，而且将政治视为贬义词。实则不然。以前士大夫和百姓的责任包含纠正君主，中国古代一直都鼓励并赞扬敢谏的精神，士大夫享有很高的尊严。 （图：Adobe Stock） 君当为客 尧舜时施行禅让制，虚心纳言，言论自由。《吕氏春秋》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四千多年前，尧帝常担忧自己执政有错，设一面鼓在门外，任何人都可以击鼓进谏；舜帝在路旁设立木牌，民众都可以在上面写意见，指出他的过失。 君为客，天下为主，这才是君道。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中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 君主的责任原本应是不顾自己的损失而为天下人贡献，所以君位不该是一种诱惑。尧舜时代，贤士把权力看得很淡，那时有一位智者叫许由，尧想将天下让给许由，他却躲避到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后来想安排他担任九州长，他觉得耳朵受到污染，于是跑到颍水边洗耳。到商朝时，商王汤想让位给务光，被务光拒绝。 早期的君主就像接了赔本产业的义工，且这一产业不属于他们，其职责就是惠及全民、造福天下，吃力不讨好，所以君主受天下人敬仰是不过分的。黄宗羲说：“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君主本来不该是贬义词，是后人对权力的欲望扭曲了其内涵。打个比方，试问各位讨厌金钱吗？钱是每个人的生活必需品，人人都靠它吃饭，其中好人用它行善，贪婪者为求财而行恶，难道说钱是肮脏之物吗？君权同理。关键在于对君权的制约有多大，君主是否达到应有的标准。 （图：Adobe Stock） 黄宗羲也批评了后世的君主以及观念的变异，称：“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他并讲到臣民对“不合格”君主的态度：“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古代儒家的有识之士不主张愚忠和小儒的迂腐观点，若君主已到夏桀、商纣的地步，则应该受到讨伐。 黄宗羲还说：“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如果真正明白作为君主的责任，自然会让位于他人，拒绝接替君位的人也不算多么超凡脱俗；而有些人正因为不明白做君主意味著什么，才会争权夺势。 顺便一提，先秦儒家虽尊君，却也轻君，譬如《孟子》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本来就是为社稷和百姓贡献的。再举《孟子》中非常有趣的一例，有一次孟子问齐宣王，有个人要去楚国，先将妻子和孩子托付给朋友，请他照顾，但回家后发现妻儿受冻饥饿，该怎么办？齐宣王回答：“弃之。”（和这个朋友绝交。）孟子接著问，士师若不能治士，该怎么办？齐宣王回答：“已之。”（撤掉他的职。）孟子又问，如果“四境之内不治”，该怎么办？这一问题意在引导齐宣王意识到君主的责任，若按照前面的逻辑，这样失职的君主也应该下台。但齐宣王不敢回答，只是“顾左右而言他”。这从侧面说明，儒家思想是对君主的约束，然而当时君主未必爱听。 （图：Adobe Stock） 简论古代治国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含有民本以及修身、德政理念，即使在近现代西方人眼中也是珍贵的，例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是孔子的“粉丝”。道德是政治与治国的本，道家、儒家均看重本，后世谈政治的人往往舍本逐末，实在可惜。 关于治国的境界，笔者认为法家不如儒，儒不如道。以下梳理历史脉络： 尧舜禹之后，夏朝开启世袭制，虽不如禅让制的时代，但夏、商、西周三代统治松散，地域局限，政治和人心远比后世纯朴。西周之后，东周乱世是历史上的一次大考验，若将中华文明比喻为一个人，那么春秋战国好比一次修炼过关的过程，有人坚守先贤的价值观；有暴君乱臣不守，礼崩乐坏，在动荡中看人心的摆放，考验中华文化能否延续。幸运的是，文明得以延续，中原人不至于披发左衽，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兵家、法家等百花齐放，东周可谓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到战国末，法家思想脱颖而出并为秦国统一六国起到重要作用。 （图：Adobe Stock） 然而法家适合争霸集权，它不同于今天民主国家的法治思想，其中包含帝王驭臣之术，主张严刑峻法、霸道、权谋，已距黄金时代的标准甚远。宋代徐谊发表过一段言论：“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至诚不息，则可以达天德矣。”（《宋史》）如果人人能行大道，退而行德政、礼乐，何需靠术、势治国？按老子《道德经》的观点，“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需要孔儒呼吁恢复德政、仁义与礼的社会显然已经退步，何况需要法家的时代。秦朝兴于法家，也亡于法家。 应认可法家公正的一面，譬如即使是变法者商鞅本人也要严格遵守法规，但法家也包含加强君主集权的部分，不宜过分偏重。西汉吸取教训，初期效道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开创文景之治。自汉武帝起，儒家与法家兼取，王道与霸道杂用。 有人可能会很快联想到所谓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正是现代常见的误区，实际上汉武帝以后并未独尊儒术。汉宣帝偏爱刑法，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德教，用周政乎！”（《汉书》）而汉元帝则喜爱儒家。汉朝以后直至清朝，在治国方面严格而言也没有独尊儒术，很长时间是外儒内法，乱世往往行霸道，所以有些黑锅不该由儒家来背。而且秦以后的儒家思想和先秦儒家有所不同。 假如中国历代都能真正落实儒家治国，结果或许会更好。道家在后世看来过于理想，但道家确实最为高明。而法家一旦运用得心应手，若不注重修身，则易使帝王上瘾，充当无形的利刃，和限制君权背道而驰。 （图：Adobe Stock） 论君臣之关系 现在有人谈中国古代史，提及君臣关系时喜爱片面渲染恐怖，且以为臣为君之奴才，这样说是不准确的。五千年间，君臣和睦与君主高压两类例子都有，岂能以偏概全？ 儒家讲的君臣之纲最初也非主奴关系。可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此处提出三纲，臣如地，君如天，天覆盖地，地持载天，这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好比水和舟。《春秋繁露》还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将君与臣比喻为阳与阴的关系。后世大儒讲到三纲，往往强调作为皇帝的责任和表率，不是单方面的绝对服从，如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大学衍义》说：“君为臣纲，君正则臣亦正矣”，首先帝王自己要正，臣尽臣的本分，君也要尽君的本分。 秦以前不算大一统时代，君臣、君民距离较近，尤其周朝各诸侯国享有很强的独立性，列国接近小国寡民的状态。那时人才流动性强，“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才大可不必巴结君主。即使在秦汉大一统时期，大臣在皇帝面前也不卑下。但后来总体上呈君强臣弱的趋势，至明清尤为显著。 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皇帝和宰相的关系。中国传统重视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皇帝在宰相面前应当谦逊。汉朝君臣在上朝时，皇帝要站著和宰相议政，而不是坐在龙椅上。宋朝以前，宰相面见皇帝时都是坐著的，所谓三公坐而论道，唐朝还会为宰相赐茶。 （图：Adobe Stock） 宋朝是宰相地位变化的重要节点，宰相上朝时必须站著。到了明代，朱元璋索性废相，从此再无宰相，而且大臣见皇帝时要跪下，如果跪累了，允许坐著休息一会儿。清朝要求大臣一直跪著，连坐一会儿的机会也没了。 以上是就礼仪变化而言，下面讲制度。 譬如，汉朝的宰相对皇帝构成很大牵制，有一套完备的制度。提起宰相，人们往往联想到一个人或一个职位，但其实宰相身后代表庞大的政府机构，皇帝怕宰相未必都是怕人，而是怕制度。汉朝宰相府以下有十三曹，一个曹类似一个部门，可谓是宰相的秘书处，当时全国政事都经过十三曹汇集于宰相一人。和宰相近乎平起平坐的是太尉和御史大夫，合称三公，宰相负责行政；太尉负责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相当于副宰相。 唐朝宰相制度不同于汉朝，最大的变化是将相权一分为三。汉朝宰相是一人在其他官员辅助下行政；唐朝宰相不是一个人，而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大部门，合在一起才能称为宰相。 尽管如此，唐朝宰相依然有很大的权力，其中，政府所有最高指令均由中书省发出，被称为“敕”，须经过皇帝批准，却不是皇帝写的。其流程是，中书省拟稿后给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拿御印盖个章，写几句批示。宰相所拟的旨已经是定稿。 （图：Adobe Stock） 中书省发布的诏书不会立即执行，还须门下省审核，若觉得不合适，门下省可以将其驳回，称作“涂归”。只有当门下省通过后，诏令才算生效。这是又一层对皇帝的制约。 宋朝与唐朝不同之处在于，宰相不是将定稿交给皇帝，而是先写札子向皇帝递呈建议，被称为“面取进止”，皇帝发表意见，之后宰相依照皇帝的意见拟旨。这意味著相权在宋朝削弱。 即便如此，只要有宰相，就会对皇帝构成很大制约。皇帝虽一直在万人之上，但制度并没有赋予其为所欲为的权力。譬如宋宁宗在位时，频繁以手札下令，激起群臣不满，因为依照制度，政令应出自中书省，就算是皇帝也要按流程办事。那时有大臣批评宋宁宗绕过宰相府行事，“谓事不出于中书，是谓乱政。”（《宋史》） （图：Adobe Stock） 君权与相权一直存在矛盾，时而配合和睦，时而结下深仇。明初发生胡惟庸案，因此明太祖朱元璋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君相矛盾——废除宰相制度。至此，皇帝的障碍比往朝少了许多。明太祖雄才大略，治国勤政，包揽宰相原本要做的政务，是典型的工作狂，并要求子孙后代都像他一样既当皇帝又当宰相。这当然不现实也不会长久。后来明成祖成立内阁，召解缙等才士参预机务，类似皇帝的顾问与秘书。尽管内阁大学士被俗称为宰相，但权力比宰相小。内阁大学士本身只是五品，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书或经筵讲官兼任。 明成祖后，宣宗朝发生转折，形成这一新流程：大臣议政，将题本交到内阁；之后内阁票拟，即起草圣旨；之后交给皇帝看，皇帝若采纳，便用红笔抄一遍，称为批红。此时圣旨尚不能生效，须经过六科审核，六科有权封驳圣旨，制约皇帝，圣旨必须经六科通过才能生效。通过后，六科若认为圣旨不足，发给六部时可以进行“科参”，即写下执行时的注意事项，代表六科的意见。顾炎武《日知录》称：“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 明宣宗后，这一流程基本上一直延续。后来明世宗、神宗长年不上朝虽受诟病，但事出有因，当时的政府运行已不同于明初，政事交给内阁即可，期间内阁大学士近乎权倾朝野。 （图：Adobe Stock） 明宣宗开启这一轻松的决策模式有利有弊，不宜过于苛责，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明太祖废相。世袭的皇帝德才参差不齐，如果能力平庸且精力不足，最好少折腾，宰相才应该在行政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清朝保留内阁，未恢复明以前的宰相制。雍正设立高度机密的军机处、秘密建储制，这是以前没有的机构和制度。清朝的君臣关系牵涉满汉矛盾，虽重用不少汉人，但最高机密文件由满文书写，满官仍占据不平等优势。 整体风气上，君臣关系越往前越好，具体因人因事而异，不能说绝对，只是概括。 秦始皇待大臣不差，不忘恩义，自知犯错后对王翦谦逊道歉，能包容并重用李斯。 汉朝和大唐，笔者认为用“恢宏气象”形容最贴切，政治、文化给人印象都是很大气的。譬如汉文帝与周亚夫留下佳话，这是皇帝与武将关系的典范。隋唐的政治、文化、民族融合、民间风气都有魏晋南北朝的影子，包容性强，可谓胡汉一家，唐代皇帝有时也行北方游牧民族的礼节。 （图：Adobe Stock） 唐太宗治国放得很开，他的文臣武将个个充满个性，魏徵是显著代表，他的作风就是坦诚直言，不怕得罪。据《资治通鉴》，魏徵曾对唐太宗说：“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意思是他希望自己做良臣，而不做忠臣。需要忠臣出现的时代反而是不好的时代，因为要冒生命危险讲出逆耳忠言，所以最好形成言论开放的政治环境，皇帝贤明不昏，大臣只需各做好工作即可，因此魏徵说：“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唐太宗确实也在君臣融洽上做得好。唐朝的皇帝整体上是不强势的，甚至中晚唐藩镇割据严重，君成为较弱一方。 北宋待文臣不错，皇帝没有暴戾的，但政坛人事变动频繁，主要归因于变法派和守旧派的对立。南宋、北宋都弊在抑武，明朝中期后也有此问题。 明、清变化最明显，明太祖开了一个政治高压的头，到明仁宗时君臣关系有所缓和。明朝君臣关系最好的时期是仁宣之治以及弘治中兴，明仁宗、宣宗既勤政精明也不刚愎，听取“三杨”等良臣的献策，君臣关系和睦；明孝宗朝中也充满正气。武宗、世宗、神宗君臣对立之激烈在整个古代史上都是突出的，问题主要出在皇帝上。明朝爱用廷杖极不好，俗话说刑不上大夫，廷杖、锦衣卫都是摧残士大夫的。然而明朝长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为荣的风气，越敢和皇帝争辩，甚至写奏疏批评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 （图：Adobe Stock） 清代君强臣弱最显著。有利的一面，譬如清朝皇帝普遍勤政尽责，平均水平算是历朝最优秀之一，而且康乾盛世成就卓然。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清朝政治风气冷峭高压。康熙帝宽仁，而雍正强化了高压控制臣民的风气。乾隆前十三年相对宽厚，十三年后改以铁腕治国，严酷之风达到顶峰，导致大臣如履薄冰，敢言者少。即使是精明贤臣、三朝元老张廷玉，也在官场上活得战战兢兢，还险些晚节不保。 雍正、乾隆很精明，他们在位时，奸臣瞒不过他们，所以治国基本上没出太大问题。但冷峭风气的弊端到晚清就显得格外突出，导致官场普遍圆滑，明哲保身，说套话、不说话居多。 清朝文字狱、强制剃发留辫是对臣民身心的巨大摧残，削弱士人骨气，脊梁骨硬的文人往往隐藏民间。元朝虽也是征服汉人的外族政权，却不至于如此高压严酷，反而较松散开放。明清以前很少发生因文字获罪的案件，清朝比明朝严重，明朝成祖以后政治氛围已经变得宽松，晚明言论更奔放自由。清朝禁书也很严重，数据上看，清朝禁书总数是明朝的12.6倍。古代有此现象是不好，但我们也实在不应以为所有朝代都和清朝一样。 论制度，最好的时期当推汉、唐。在秦以前，相原本是副官；自秦汉起，相变为皇帝的副官，同时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官。皇帝是全国最高元首，而实际管理国家的是宰相，原本应是这样的关系。皇帝世袭注定子孙良莠不齐，即使英明也必然犯错，所以最好不要过分干预宰相。再看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铸造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大过帝王的作用，唐太宗说他不赞同像隋文帝那样“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亲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实际做法也是发挥各臣的配合作用。 北宋程颐有言：“天下治乱系宰相”，但在清代，崇拜程颐的乾隆却说，治国最重要的怎么是宰相呢，应该是皇帝才对。可见观念的变化。 （图：Adobe Stock） 现在中国大陆将中国传统政治贬低为君主专制，这是不准确的。从上文对制度的介绍不难看出，在古代，权力并非集中于君主一人，也不算是独裁，至少并非所有时期都是。说君权呈强化趋势是争议较小的，或者可以说存在特权与不平等。明清以前君主一直和宰相共治国家，虽君主是上级，宰相却也享有很大的议政权，而且许多不太重要的政事无需请示君主。即使在明清，也不适宜一概贬为皇帝专制。 以上是就制度论，问题在于，过去如果皇帝违规或不贤，大臣往往不能换掉他或惩罚他，通常是劝谏，除非到极恶劣的地步。惩罚并非没有，只是太少，往往需借助朝中势力、太后等，或直接以战争改朝换代。暂不论乱世特殊时期和夺位例，太平盛世中比较典型的是霍光废帝，汉昭帝驾崩后，昌邑王刘贺继位，荒淫无道，辅臣霍光因此报请太后废掉其帝位，昌邑王在位仅27日。秦汉以前也有一例，商朝有个名叫太甲的王昏庸无能，宰相伊尹将其流放到桐地，让他反省长达三年，后来太甲悔过自新，于是得以复辟，从此以德治国，改变为明君，这件流放君主的事几千年来受文人称赞。伊尹和霍光的条件非人人能具备，也非人人敢为。 然而君与臣孰强孰弱不能作为评判一段历史时期的唯一标准，所以要看具有稳定性的制度。像汉献帝、唐昭宗的情况属于失势，不能说明就该那样，所以重点谈普遍状况，而不细说太多事例，因为有些事例牵涉手段和势力，那不是制度。 道向何处求 可能有人会认为笔者将古代赞美得太好，而笔者想说的是，以前的制度在当时的环境确实有值得肯定之处，其制衡与监督并不差，但为何有黑暗的事发生？虽制度有漏洞，但归根还是人心的问题。 通常一个朝代从开国到盛世政通人和，严守规章，后来流于形式，官场腐败，走向衰落。法典和制度从头到尾都差不多，怎么从盛到衰变化如此大？大家知道唐玄宗前期善用贤相，姚崇、宋璟、张九龄等均德才兼备，后来任用能力同样不差的李林甫，他表面上认真工作，也基本上遵守规章，却喜爱谄媚，私下打听玄宗日常，然后再顺著玄宗的意思讲话。玄宗本来是一精明皇帝，然而顺耳的蜜语听多了，对李林甫十分喜爱，纵容他误国多年。试问，什么能阻抑一个人的城府呢？ 中国传统思想有个重要特点：对自觉的要求高，先修身，再齐家治国，且重视内省。它看似是一种理想化状态，然而大道至简，若能坚持实践，其实是一条直接治本的捷径。凡从政，修身在先，这个修不是单单读书学知识技巧，而是长时间的修心，是时时不忘内省。 据《帝鉴图说》，周武王听大臣师尚父说，有一本丹书含有国家长治久安的道理，之后他斋戒三天，恭恭敬敬地站著听师尚父讲述丹书的道理，牢记于心，并在席上、桌上、镜子上、洗脸盆上、殿柱上、门窗上铭刻，随处提醒自己，还要让子孙未来都看到。如此时时内省的毅力和谦逊向大臣请教的态度，是周武王能使周朝国祚长久的重要原因。 （图：Adobe Stock） 修身和内省需要坚持，若一段时间修而后来懈怠，很容易前功尽弃。许多人争当政客，却不坚持修身，舍本逐末，终究成不了大政治家，过去读书人都读圣贤书，有人修心实践，有人只求功名，结果一定是有差距的。明代王阳明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悟到“致良知”、“知行合一”、“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他做官、解决棘手问题、打仗样样在行，近乎全能，与此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治国之道、圣人之道，最终要向自己的心里求。
应该是前年。老宋在杭州请几个老朋友吃饭。我凑巧在杭州，也参加了。 还是九溪的玫瑰园酒店里。早春三月，孔雀在草地上行走。 第一次见老宋，也在玫瑰园。2010年，那时他鲜衣怒马，坐行业二把交椅，说要超越万科。 十几年一晃而过，行业跌宕起伏。他当年要超越的万科，陷入各种传言中，他曾经的兄弟孙宏斌冲上巅峰，又像流星般陨落。 但这些，和老宋似乎已经无关了。他就每天中午晃悠着走过来，坐酒店走廊上抽烟，专注自己的事。他头发已花白，远离聚光灯多年。 饭桌上，大家谈论过去的人和事，行业的，家国的。玫瑰园里谈论这些，有点像王小波写过的一句话，躺在河底，看着潺潺流水、波光、落叶、浮木、空酒瓶： 一样样从身上流过去。 饭桌上，老宋随嘴问一个杭州朋友，这几年买房挣的有2000万吗。朋友笑着说： 托杭州这座城市的红利，当然不止。 那几年，杭州整座城都处于摇号炒房的亢奋中。大家都在狂热地搞钱搞指标，搞房子。 也是那年，杭城的另一场饭局。整整三个小时，杭州几个朋友都在说谁摇中了一套房子，准备摇什么房子，动辄都是两三千万的房子。 我没怎么能说上话。出来时，跟朋友说： 气氛热烈，很像2016年年底北京的饭局。 他们不知道，之后的北京发生了什么。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写过： 历史的铁律就是，事后看来无可避免的事，在当时看来总是毫不明显。 1 杭州房企滨江被传将被杭州国企收购的前几天，滨江老板戚金兴和夫人，在杭州淳安县胡家坪的山上，接待了滨江的业主们。 戚老板说，山上空气清新，人也能保持清醒。 过去两年，戚老板和其他房地产从业者，似乎不是一个时代的。 每逢年底，所有民企都疲于应对债务和维权时，滨江都要上头条——中国房企里最长的春节假，今年是20天。还有几万元的全家春节旅游大礼包，让多少下岗地产人羡慕得流口水。 疫情期间，普通员工还领到了2万元消费券。被隔离在家的网友们感觉受到了十万点伤害，纷纷喊话戚老板： 能不能安排个工作。 很多房企慕名来拜访学习，像挖宝一样挖滨江，甚至喊出了“学习滨江，成为滨江”的口号。但调研了一圈后说，滨江是很好，但真学不来。 它的独特性太明显了。 滨江60%土地储备，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最好的城市杭州；85%的土储，在中国最富饶的省份浙江；他们去年拿了33个项目，27个项目在杭州。 这家公司人员高度精干，流动性很低。2023年滨江1076人管了120个项目，卖了1534亿： 人均销售额1.43亿元。 它的合伙伙伴也忠实、稳固。滨江带着一帮小兄弟拿地，合作开发，有钱，有品质。 它很好地继承了同城老大哥绿城的营造质量和客户口碑。但在人均产出、成本控制和周转速度上，比老大哥做得好太多——几乎也是全行业最好的。 打个比方，这个行业里老宋的绿城曾以手工定制保时捷为豪；杨国强的碧桂园建起了五菱宏光的自动化生产线；但一回头，戚老板在杭州建了一条保时捷的自动化流水线： 生产比你快、利润比你高、口碑还比你好。 而且直到当下，戚老板也是房地产老板里，少有的敢公开表达的人。 在绿城老宋半隐退的日子里，他一个人扛起了浙江地产商的大旗，直截了当在一些场合里指名道姓地批评同行业绩造假，并对市场进行预测。 像同城大哥老宋当年一样，戚老板有时金句频频。他松弛地讲着大实话，听起来像凡尔赛。比如，2023年，滨江最低一笔项目贷款是2.2%，戚老板说： 有时候我都觉得难为情。 说到自己业绩，戚金兴说不是滨江猛，而是别人往后退的速度比滨江快。去年他跟我讨论市场，他说自己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成为中国民企第三： 排前面的房企都暴雷了。 但他自己对后市非常不乐观，说房地产的丰产期已经过了： 我现在的战略是，其他城市再有诱惑力，也不去了，保住现在成果。 很快，他又成为了民企第二。去年在多数房企销售额同比普遍下滑40%的情况下，这家只偏安杭州的地产商，依然实现了业绩持平，坐上了中国地产商第11名的位置。民营房企里规模比他大的，只有： 民企之光龙湖。 龙湖销售额只比滨江多200亿，员工数量，是滨江的二十倍；龙湖的有息负债是1926亿元，滨江的有息负债只有360亿元。 滨江的负债里，短期负债只有135亿，手里的现金，有327亿。 某种意义上，已经没有比滨江财务更安全、模式更完美、管控更好的民营房企了。 但今年过完年，滨江的合作伙伴们发现，滨江似乎有一些变化。曾以卷死整个杭州闻名的滨江，突然不卷了。 滨江过去的核心竞争力，是工程和财务的高周转。一拿地，滨江就会集中一切力量，不惜一切成本，和时间赛跑，抢首次开盘的预售证。 但最近几个月，有地块滨江拍下来很久了，工地仍静悄悄。 流言很快找上滨江。 2 时间倒回九年前，2015年的戚老板，其实和当时的老宋一样，是个半退休的状态。 我第一次见戚老板，也是在2015年。在滨江杭州庆春东路的办公室里。他坐在宽大沙发上，头发梳理得井井有条，穿着蓝色衬衣。 滨江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产物。戚老板年龄比老宋小四岁，1992年，30岁的杭州市江干区乡镇企业局科长戚金兴，8万元起家创办了滨江，幸运踏上了中国房地产的顺风车。 在杭州，滨江在品质上与大哥绿城的较量，也把这座城市卷成： 中国房产品质最高的城市。 虽然非常卷产品，但每天早上九点，戚老板都会坐夫人的车到办公室。每天下午，夫人下班后会到公司接他，俩人一起回家。 和其他房产老板不一样，戚老板极为自律。他没有应酬，少有饭局，几十年如一日。 2015年前后那几年，每个月，戚老板都要休一个礼拜的假，带着家人去旅游，去全国各地，世界各地。他基本是甩手掌柜，项目开工去下，样板房检查验收下。 2015年的戚老板跟我说，滨江的财务要从安全改为保守： 确保企业安全运营。 戚老板这么保守，是因为当时杭州楼市太糟心了。 2013年杭州卖了1326亿的土地，创了金融危机以来的纪录。但第二年，杭州新房库存就超过了十几万套，到了历史巅峰。 老宋非常头疼如何去库存。绿城2009年买的地，很多2014年都没卖出去，“买房的人都在哪里？”2014年的一天，他摊开手来这样问过我。 转机很快就来了。2015年之后： 杭州全是利好。 阿里巴巴上市，杭州开始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型，人口每年都飙涨十几万。 2016年9月，杭州又成功举办了G20。杭州城市的操盘手，准备用亚运会把自己推向更重要的位置。杭州由此开始了一轮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建设，拆迁了10几万户。 新增人口需要住房，拆迁户也需要住房。绿城和滨江怎么找都找不来的客户，就这样被政府、被产业创造出来了。2017年，杭州卖掉了17万套房子。很多人都是一次性付款。 戚老板突然就发现，自己已经没法像老宋一样隐退、带着家人出去玩了。因为专注于杭州的他们，好日子说来就来了。 从2016年开始，杭州开始成为中国最热的土拍城市，房企争相来到这里竞技。 我粗略算过，2016年到2023年，杭州这八年总土地收入超过1.8万亿，全国遥遥领先。 杭州楼市和土拍市场一直高温不退，这其中，有滨江的巨大功劳。 从2019年开始，滨江在杭州的土拍市场上，一直断崖式领先。我粗略算了下，过去八年，滨江在杭州土地市场的总投资，超过了2000亿。 滨江因而被戏称为“杭州第二城投”。因为他们甚至不需要做投资测算，认准的土地，别人敢出价，滨江就跟着举牌。在前几年，杭州土地市场的第一定律是： 滨江永远可以比别人多加1000万。 杭州城市的操盘手，显然需要滨江这样的“城投”企业，来撑起地价。这座城市既要卖地，又要限房价，还不能把房子造得太烂，就只能压缩开发商的利润。 开发商只能进行速度比拼了。“杭州城投”滨江这时候的优势凸显了——它总能以别人想想不到的速度完成项目审核，拿到贷款，开工，拿预售证。 更重要的，滨江造房子的速度，也让别人望尘莫及。我的朋友社长写过，滨江连混凝土，也比别人成型得更快一点。 同样的时间拿地，别人的项目刚打第一根桩，滨江已经开门卖房子了；别人刚开始卖房子，滨江已经清盘了；政府给滨江批的售价，甚至总比其他开发商高一些。 押注杭州城运的戚老板，得到应得的回报。滨江2023年在杭州的销售额超过600亿——他们已经连续六年称冠杭州。 这么努力了，但滨江这几年的项目利润，不超过5%。戚老板有一年甚至喊出，努力做到1%-2%利润率。 滨江项目的利润率，已是全杭州最高。这其实也是过去十年中国房地产的谜案： 利润去哪了。 3 其实这几年，外界其实也在质疑滨江。有人公开讨教戚老板，重押一个城市是不是风险太大。建业老板胡葆森“只有河南”的得与失，就是教训。 戚老板回应说，杭州是全国最好的市场了。 那几年，杭州用数据打脸质疑者，操盘手靠着倒挂红利，使新房市场维持着热度。尤其是核心区的高端改善项目，至今仍然热度不下。 滨江称自己为高端品质标准制订者。换句话说，滨江刚好就是吃杭州楼市这口饭的。 但现在，风险还是来了。 2021年年初，戚老板宣布，在杭州，以限价3.5万元为划分，以上和以下各占一半。也是从这时开始，滨江去了以前不会去的地方，拿了以前不会拿的地。 但2022年开始，杭州外围市场就明显冷清了。像崇贤、宁围这样曾被吹爆的板块，都恢复了中介拖着广告牌揽客的日常。 2023年，杭州外围市场更是急转直下，连渠道强大的中介，也没办法将客户拉到案场了。 滨江去的临平、萧山临浦、临安、富阳甚至良渚、龙坞都成了高库存重灾区。戚老板引以为傲的品牌效应、人员精干效应，都在这里失效了。 以萧山临浦临澜之城为例，戚老板紧急调集了公司最看好的营销高手负责项目推进，但效果还是寥寥。 2023年，滨江以自己的名义拿了15宗地，近10个项目综合新开盘去化率都低于50%。大江东的河印观翠湾，总共开盘两次，去化率到现在也只有27%。 前几年，杭州高端改善买不到大户型房子。戚老板看到了大平层的机会，成为杭州地产商中第一个吃大平层螃蟹的开发商，并最先受益。 刚开始，滨江确实收割了一批顶豪改善客户。即便杭州整治大平层后，滨江依然与运河集团合作开发锦上湾，项目的商业部分是突破想象力的： 杭州第一个800方大平层。 这个800方大平层在准备入市了，戚老板定价很便宜。 对大平层，戚老板也早看到风险，去年就在用力甩了。滨江说有“三大战役”，去商铺、去车位、去大平层。 只是住宅都难卖时，大平层就更难了。 另外，这些年，同行对标学习滨江也不是没有成果。 以前从拿地到拿出预售证，滨江都是最快的。但现在这个优势已经越来越不明显了。绿城已经全面赶超滨江了，很多次，绿城刚拿完地，工程车和集装箱已经运到了工地。 就连外来的建发，也学到了滨江的精髓。拿完地，工地围挡很快就围上并贴宣传栏了。 而滨江一向难以超越的人员精干效应，也遇到了问题，去年，滨江深陷欧琳假水槽事件，虽然滨江报警并自查是供应商问题，但管理问题是逃脱不了的。 滨江集团的老板之一朱慧明过去总出席奠基仪式。但这件事后，朱老板退休了。戚老板将总裁的权杖，交给了他口中的年轻人： 张洪力。 张洪力1973年出生，早在1997年就加入滨江，是滨江第一位本科生。他已在滨江任职时间长达26年，从基层干起，先后担任过董办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副总裁、常务副总裁、执行总裁。 在戚老板C位指点售楼处的照片里，旁边紧挨着的总是张总。滨江内部人评价张总，上班最早，下班最晚，做事很细致。 新总裁带来的变化也是显著的。他成立了集团招采中心和监察部门。另外，这家一向工程团队强势的公司也更重视营销了。 滨江也在对标绿城的降本增效。未来，滨江让同行羡慕的福利待遇，恐怕也要打折扣了。 某种意义上，全国最好的市场，周期只是被操盘手人为拉长了一些；而中国最好的民营房企，也只是补以前缺下的课。 说到底，这个世界是没有奇迹的。 4 今年4月29日杭州土拍前一天，钱江新城二期地块可能流拍的消息就传遍了。 这天中午，杭州一位朋友找我唠嗑，说钱二地块坐地单位想下架，却下架不了。建发报名了，但迟迟不交保证金。 临近下午5点截止时间，钱二地块还无开发商出价。临近晚上6点半左右，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钱二地块终止挂牌公告，理由是： 经研究决定。 钱二是杭州的面子和里子。过去两年，杭州这座城市的操盘手画的饼很大很成功，2021年至今，钱二相继推出涉宅地块达14宗，开发商们造得又大又豪，收割了一批又一批富人。 上一次钱二拍地，滨江和城投底价拿了地，钱二总算保住了一点颜面。但现在，这个饼，连滨江都吃不下了。即便钱二操盘手们抬高了地房价差，开发商还是不愿上钩。 眼看着要流拍了，操盘手们只能宣告终止出让，听上去要比流拍要好点。 五一前的土拍，其实很明显。世纪城的地就是出来带节奏的，地块不大，总价不高。果然，15家开发商竞拍22轮，绿城近14%的溢价率抢到手了。 […]
“中国文明已经绵延了几千年，我们中国文化从来没有没落，所以说我们中国是很强大的。我们中国人要强大，必须要精神上强大。” 日前，在哈尔滨地铁上，一位大学生向乘客们如此慷慨陈词。此事的起因是一位老阿姨谈到基督教，这位年轻人看不过去，说“你选择去信耶稣，不如去信女娲捏小人”，他尤其担心在这人员流动很大的车厢里，那些心智尚未成熟、三观还没确立的孩子，听了外国信仰之后会受影响，因而有必要宣扬一番中国文化的优越性。 不必意外，留言一边倒地支持这一“正能量”的表态——那是自然，谁不喜欢听人说自家好？至少，那可以带来一种心理上的自豪感和满足感，因为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份子，无论你活成什么样，仅仅这个身份本身就能让你分享由此而来的荣光，仿佛是一份不劳而获的遗产。 然而，如果你愿意静下来细想一下，就会发现那番话是经不起推敲的。文化是不是没落，和“强大”有什么关系？美国如此强大，但欧洲人一直鄙视它没文化；古埃及早已衰亡，但不妨碍欧美人一直痴迷其文化。更何况，如果真的“从来没有没落”，那为什么现在要谈“伟大复兴”？“复兴”至少意味着曾经没落过吧？ 尽管文化的盛衰，很难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因而“从未没落”这样论断也能含糊过去，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近代中国人可不是这么想的。至少“五四”那一代，可是把批判传统作为己任，激进者甚至将这一文化传统视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阻碍。事实上，各主要文明中，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现代化过程中原有文化传统断裂的——儒家文化早已成了“游魂”。 退一步说，在五千年的漫长时间里，就算没落过，又怎么了？文明的兴衰起落，原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全球通史》一书就曾写道，罗马帝国衰亡之后的一千年里，西方文明是各大古典文明中唯一一个断裂而非连续的，然而，正是这种断裂开创了后来的新局面。 从江户时代到近代，日本在与外界（尤其中国）打交道时，最惯常拿来论证自身优越性的，就是天皇的系谱从未中断，所谓“万世一系”。这确实让他们得意洋洋，但我们现在看来，多少有点莫名其妙，不能理解这怎么就能证明日本的优越性，毕竟，连绵不断并不必然是优点，倒是从这种执念中可以见到日本社会有一种特别保守的倾向。 当然，情有可原的是，人总是有一种自发的冲动，不仅追求自我肯定，而且要将自身的优越性建构为一向如此，就像一些西方的历史著作，也会将西方在近现代的优势追溯到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奠定了基础，尤其是科学，当然更是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就已决定了的。凡此等等，都是历史决定论的种种变形，否定了历史发展曾有过的可能性。 网络图片 当下我们所看到的，其背后的社会心理恐怕还没那么复杂，那更多的不过是一种近代以来民族自尊心惨遭打击之后的过度补偿，毕竟要承认器物上不敌坚船利炮容易，要承认文化不如人可就太难了——事实上，即便在晚清国势最衰颓的时期，除了“开眼看世界”的极少数，大部分中国人仍坚信，洋人只是枪炮厉害，但论文化道德，那是远远不如我们的。 “文化自信”当然有其必要，否则很容易出现异化，变成“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抛弃自身文化传统”，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各国历史也都证明，这种异化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更何况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 我当然能理解，“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从未没落过”的说法让人感觉良好，至于事实如何，很多人只怕也并不在意，因为这种宣称原本就是一种“超历史”（supra-history）的乌托邦信念，而意识形态本来就是要无视一部分历史真实的，就此而言，这一论断无从辩驳，你要么信，要么不信——甚至你都没有不信的权利。 在此真正值得警觉的是：像这样的绝对化的论断，从根本上说是脆弱的。这就像一个人信誓旦旦地自称完美，但正因此，任何瑕疵都可能使这一宣称无法成立。借用武志红《深度关系》中的看法，这其实乃是一种“全能自恋”： 这种超高自恋会导致学习障碍，因为学习意味着你要承认自己无知，要容纳其他信息的涌入。[……]完美的东西不需要学习，不需要吸纳。所以一旦你觉得自己完美了，就不会再开放自己了。我们得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欢迎自恋的挫伤，而当自恋被撕开时，才能有光进来，于是你得到了滋养。 那位地铁上的年轻人所流露出来的意思也正是如此：中国文化一直优越，我们自家的东西就足够好，没什么必要去吸纳国外的。这乍看起来是自信的，但在本质上却是自我封闭的。 真正的自信，没有必要非得如何论证自身的文化优越性。至少在二战之前，美国面对欧洲一直有一种文化上的低劣感，但美国的文化界既没有否认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不断从欧洲汲取文化养分。 所谓“文化”，原本就是在交流互动中形成的，它不应当是一种权力关系，接受者反而发扬光大的事，历史上也比比皆是——佛教在印度早已没落，倒是在中国开枝散叶。 在曾经的开放年代里，社会之所以朝气蓬勃，很大的一个原因恰是承认自身的不足：在我小时候的教科书上，经常读到新中国“一穷二白”、诸多领域薄弱的说法，当然还有对国民素质的批判——正是意识到种种不足、欠缺，急起直追的赶超心态才顺理成章。 说这些，既不是要否认这些年取得的进步，也不是说无须调整，而是期待一种更冷静理性的“文化自信”：我们无须向历史和传统乞灵，完全可以面对真实问题，做出真正的文化创造。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
文/清箫 （接上期）母亲节将至，笔者精选中国历史上12对母子间的感人故事。这些孝子中有帝王将相，亦有平民百姓；有日夜陪伴的点点滴滴，亦有天人永隔的真情流露。 江革行佣供母 东汉有一位孝子名叫江革，《后汉书》与《二十四孝》都记载了他的孝行。 江革从小失去父亲，只能和母亲相依为命。彼时正值乱世，许多盗贼为非作歹，因此江革背著母亲离家逃难。路上既危险又饥饿，历经险阻，靠在野外采摘食物存活。母子二人数次遇到强盗，每次江革都哭著求情，说自己要继续赡养老母，请求放他们一条生路。劫匪为此感动，于是不再伤害他们，甚至帮他们指引避难的方向。 后来江革逃到下邳，穷困到买不起衣服鞋子。但他不辞辛苦，勤奋打工挣钱，想尽办法让母亲吃饱穿暖。《后汉书》称：“便身之物，莫不必给”，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凡是母亲需要的东西，一件都不会少。而他自己却常常光脚。 （图：Adobe Stock） 建武末年，江革与母亲返回家乡。每逢县内核查户口，江革都考虑到母亲年迈，不能坐在摇晃剧烈的马车中，于是亲自在两辕间拉车，代替牛马。从此同乡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江巨孝”，以表达对他的钦佩。 母亲去世后，江革非常思念她，便住在母亲坟墓旁，无论白天黑夜都不离开，睡觉时还不舍得脱下孝服。 他的孝心孝行被许多人看在眼里。永平初年，有人举荐他为孝廉。在汉朝，举孝廉是推选人才做官的制度，这意味著江革将飞黄腾达。然而江革不慕名利，《后汉书》记载他“月馀，自劾去。楚王英驰遣官属追之，遂不肯还。复使中傅赠送，辞不受。后数应三公命，辄去。”后来，江革的高尚品行受到皇帝汉肃宗赏识，被提拔为五官中郎将。 李文耕曾这样评价江革对母亲的孝：“次翁之孝，于险阻艰难中，全人所不能全。然在次翁，初不敢料其必全，只尽其心力，而造次颠沛，必于是耳。孔明鞠躬尽瘁，宁俞薄鸩橐？正同此一副心事。忠臣孝子，所以争光于日月也。” 陆绩怀橘遗亲 陆绩是东汉末年大臣，六岁时就知孝敬母亲。那年，年幼的他跟随父亲陆康谒见袁术，袁术以橘子款待，陆绩悄悄拿走两颗橘子藏进自己怀中。临行辞别时，陆绩屈膝跪拜，不慎使橘子从衣服中掉落。 陆绩（图：公有领域） 见场面如此尴尬，袁术笑道：“陆郎到我家作客，不当面吃个尽兴，却为何将橘子藏在怀里带走？”陆绩回答道：“我母亲喜欢吃橘子，所以想带回去送给母亲。”袁术十分惊讶，没想到这小孩年仅六岁就如此孝顺。 《二十四孝》有诗赞颂陆绩：“孝悌皆天性，人间六岁儿。袖中怀橘实，遗母报深慈。” 朱寿昌千里寻母 朱寿昌是宋代文官，他辞官千里寻母的感人故事曾受大文豪苏轼和宰相王安石撰文赞颂。 朱寿昌的生母刘氏是他父亲的妾，他七岁时，刘氏离家，从此下落不明。朱寿昌长大后当了官，仕途顺利，富贵之馀始终不忘寻找母亲。母子分离后五十年间，他到处打听消息，直到自己年老也不放弃。 在那个时代寻人不是一件容易事，数十年来杳无音讯，朱寿昌为此烧香拜佛，灼背烧顶，刺血书写《金刚经》，祈求神明助他。熙宁初年，他听说刘氏在秦地改嫁平民，立刻辞职，千里迢迢赶往秦地寻母，并发誓说：“不寻见母，誓不复还！” （图：Adobe Stock） 功夫不负有心人，朱寿昌终于在同州找到生母，此时刘氏已高龄七十岁，这一对老年母子相拥而泣，五十年的思念尽化作泉涌的泪水。后来皇帝宋神宗得知此事后也很感动，特许朱寿昌官复原职。 苏轼专为朱寿昌母子重逢事作一首诗：“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不羡白衣作三公，不爱白日升青天。爱君五十著彩服，儿啼却得偿当年。烹龙为炙玉为酒，鹤发初生千万寿。金花诰书锦作囊，白藤肩舆帘蹙绣。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长陵朅来见大姊，仲孺岂意逢将军。开皇善桃空记面，建中天子终不见。西河郡守谁复讥，颍谷封人羞自荐。”王安石也作诗道：“彩衣东笑上归船，莱氏欢娱在晚年。嗟我白头生意尽，看君今日更凄然。” （图：Adobe Stock） 归有光追忆亡母 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笔下的《先妣事略》朴实情真，催人泪下，流芳百世。归有光的母亲去世时，他年仅八岁，虽然和母亲相伴的时光很短，但他始终珍藏著那短暂生活中的温暖点滴。平凡的家庭，平凡的小事，字字透露著伟大的母爱和儿子诚挚的思念。 归有光在文中回忆母亲在世时的点点滴滴，仿佛她仍在眼前，正以慈爱的目光注视著自己。归母身有残疾，自从喝下一杯泡有田螺的水后，就再不能说话了。在母亲的原生家庭里，外祖父和哥哥们家境殷实，为人老实，节俭朴素，与村民们唠家常时总是态度和蔼，善待子弟甥侄。母亲去吴家桥时，一有空就纺棉花；一回到城里，就忙于缉纑。每到夜晚，常常看到母亲在微弱的烛光中劳作。明明可以吃饱穿暖，母亲仍然辛苦纺织，就像朝不谋夕似的。尽管家里的婢女都非常忙碌，没有一个闲著，大孩子在身后拉母亲的衣襟，小婴儿在她的怀里吃奶，她却还要同时腾出手来拿著针线。 （图：Adobe Stock） 在归有光的记忆中，屋子总是整洁干净，母亲待僮奴们非常宽厚，即使有时责罚，大家也都不忍心埋怨母亲。每过新年时有美味的鱼蟹饼饵送来，全家无论主仆都有份。在母亲的协调下，归有光家庭和睦，繁忙却也开心。 归母对儿子的学习也尽心督促。有时她半夜醒来，如果归有光还没睡，她便督促孩子默读《孝经》。每听到儿子一字不错地读下来，母亲渐老的面庞上都会添一分喜悦。 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归母溘然离世。年幼的孩子们看到家人哭泣，模仿大人们哭，在他们那个年纪，怎会真正懂得生离死别之痛？心中还以为母亲只是像往常一样睡觉了。多么令人悲伤！家人请画师为母亲画遗像，嘱咐说：“鼻子以上，照归有光的脸画；鼻子以下，照大姊的脸画。”这两个孩子长得多像母亲呀，尽管她远赴另一个世界了，却永远无法隔断血缘关系，在他们的面容上留下永久的凭证。 归母逝世多年后，归有光娶妻生子，是母亲在世时订的婚，然而她再不能亲眼看到了。光阴似箭，昔日年幼的归有光如今成为身负家庭重担的爸爸，每抱起女儿，他就会想到已故的母亲。每逢深夜和妻子追忆先母，二人均不禁相视而泣。母亲生前的琐事，纵然相隔许久，依然恍如昨日。 （图：Adobe Stock） 归有光母子在人间虽只有八年交集，情却重于山、深于海，镌刻在每一片细微平淡的记忆中，这或许就是《先妣事略》感动世人五百年的原因之一。黄宗羲评价说：“予读震川（归有光）文之为女妇者，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盖古今来事无巨细，唯此可歌可涕之精神，长留天壤。” 蔡顺拾桑供母 蔡顺是汉朝人，自幼丧父，对母亲极孝。王莽窃政之时，正逢饥荒，粮食匮乏，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悲剧。蔡顺母子在如此严重的天灾中靠吃桑葚生存。 蔡顺每次采摘桑葚时都用两个不同的筐子装，有一天碰巧遇到赤眉起义军，赤眉兵好奇地问他为何分装桑葚，他回答说：“黑色桑葚留给母亲吃，红色的给自己吃。”黑桑葚较甜；而红桑葚未熟，较酸。若发生在丰衣足食的社会里，如此行为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在大饥荒的环境下，蔡顺有这样的孝举可谓难能可贵。赤眉军听后十分感动，随即送给蔡顺三斗白米和一头牛。 《二十四孝》有诗赞颂道：“黑桑奉萱帏，饥啼泪满衣。赤眉知孝意，牛米赠君归。”
5月9日，星期四，俄罗斯将迎来他们的法定节假日，即“俄罗斯胜利节”。在距离莫斯科9288公里的海参崴，也将举行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 近期，一家中国旅游机构推出了前往海参崴观看阅兵的旅游项目，海报上宣称：“俄罗斯79周年胜利大阅兵、高品小包团、亲临感受战斗民族军事盛典”。 网络图片 这一举动引起了一些人的不适，因为海参崴曾是中国领土，而且那里的中国人曾受到侵略者的残害。对此，一些人认为应该深入了解这段历史，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超越历史，打开格局。 海参崴在清朝时期是中国领土，其满语意为“海边的小渔村”，给人以宁静祥和之感。然而，1860年，清政府将包括海参崴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域割让给俄罗斯，后者将其命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征服东方”，这一命名被视为有侮辱性的。在上个世纪30年代，侵略者对原先居住在这里的华人进行了大规模清洗，导致许多华人原住民被屠杀或流放古拉格，直至1938年，居住在这里的华人原住民几乎被清洗殆尽。 2009年12月，海参崴附近的筑路工人挖出了大量尸骸。2010年5月，俄方再次进行挖掘，共发掘出约480人的遗体，这些人全部遭到枪杀。现场还发现了大量个人物品，包括1930年代的硬币、烟嘴、孩子的珠子、杯子、瓷碟、眼镜碎片和眼镜等。此外，还发现了中文与俄文报纸，其中一份的日期是1937年9月18日。据现场专家表示，这些遇害者均是双膝跪地后被一枪击毙。 网络图片 鉴于这段历史，有人对于前往海参崴参加阅兵的旅游活动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在一边厢，中国有两名年轻女子穿和服在街头跳舞引起了公愤，而另一边厢，有人却公开打出旅游海报，号召中国人去那块原本属于我们的土地上，感受他国的军事盛典。这种对比让人感到难以言喻。 有人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前往海参崴的人能够携带红旗，以此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网络图片 在网上流传的一张图片显示，几名中国留学生登上富士山顶，手持红旗，这一举动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因此，一些人认为，前往海参崴的游客如果也能带上红旗，表达对祖国的热爱，那么他们的勇气将值得赞扬。 面对这样的情况，人们对于如何看待历史、如何表达爱国情感有着不同的看法。无论如何，历史是不容忘记的，而对待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态度。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川江物语
文/清箫 “百善孝为先”是我们每个人耳熟能详的名言。无论古今，衡量一个人品行如何，从是否有孝心这一点就能窥大，若待自己的父母不好，怎会对别人好？相反，孝敬父母的人往往推己及人，值得信赖。《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孝道面前不分贵贱，在古代，孝是君主的基本标准之一，帝王孝顺父母，以身作则，才能教化百姓，臣民也会更加信任他。 母亲节将至，笔者精选中国历史上12对母子间的感人故事。这些孝子中有帝王将相，亦有平民百姓；有日夜陪伴的点点滴滴，亦有天人永隔的真情流露。 （图：Adobe Stock） 虞舜感化家人 大多数儿女都能善待慈母慈父，但若父母不慈，仍能坚守孝道，则相当可贵。舜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孝子。 《尚书》记载：“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舜的父亲是盲人，愚顽不明事理。他母亲去世后，父亲娶了一个后妻，性格暴虐。这继母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象，长大后也凶狠无礼。 盲父、继母和象三人心怀不轨，时常想杀害舜。而舜只是躲避，从不怨恨生父与继母，坚持孝道，久而久之竟感化了一家人。 当时的帝王是尧，他有次问哪位贤德之士能继承帝位，大臣向他举荐舜，说舜善于和父母兄弟相处。尧于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经过观察，发现舜也能以德感染妻子。尧之后便将帝位禅让给舜。 张居正《帝鉴图说》对此评道：“自古圣贤，皆以孝行为本，然父母慈爱而子孝顺，尚不为难。独舜父母不慈，而终能感化，所以当时以为难能，而万世称为大孝也。” 舜（图：公有领域） 汉文帝亲尝汤药 汉文帝的孝在历代皇帝中是最突出的，他待母亲薄太后堪称毫无懈怠。 薄太后有一次生病长达三年，汉文帝亲自照料，《二十四孝》称他“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亲尝弗进”，每次喂母亲汤药都亲口尝过后才放心给母亲服用。 后来有诗赞颂汉文帝：“仁孝闻天下，巍巍冠百王。母后三载玻，汤药必先尝。” 汉文帝（图：公有领域） 海瑞与贤母谢氏 说到明朝最著名的清官，当属“海青天”海瑞。他一生不畏权贵，上级来访学堂，唯独他不跪；胡公子横行霸道，他将这个纨绔子弟狠狠惩治一顿。其最大胆的行为莫过于上疏骂嘉靖皇帝，至今传为佳话。 这样一位刚正不阿的清官身后，离不开贤母谢氏的谆谆教诲。海瑞的父亲去世早，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生活贫寒。谢氏平日做针裁活养家，非常辛苦，但绝不苦孩子的教育，省吃俭用的钱都用来请良师辅导海瑞。 （图：Adobe Stock） 谢氏正直刚强，不仅严以律己，对孩子的家教也极为严格，自幼要求他一言一行都按照圣人的标准。海瑞年少时，某日嬉皮笑脸地跑到谢氏面前，不料谢氏当即严厉地教诲道：圣人会像这样戏谑吗？！从此海瑞对自己的一举一动要求更加严格。 海瑞做官后生活依然勤俭节约，极为清廉，因此闻名官场。据《明史》，他平时“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穿布袍，只吃糙米和仆人种的蔬菜。海瑞始终孝顺母亲，尽管自己寒酸，对母亲却毫不吝啬。为谢氏祝寿时他破天荒般买了二斤肉，一时竟成为官场“重大新闻”，一向不苟言笑的胡宗宪也对海瑞买肉感到惊讶，和其他官员津津乐道地聊起此事。这二斤肉，在贪官权贵眼中和清官海瑞心中的重量，可谓大相径庭。 然而有一天，孝子海瑞走到了人生最重大的十字路口，预感到自己再不能继续赡养母亲，心中十分愧疚，因为他在路口处做出的决定，注定自己将与母亲生离死别。 （图：Adobe Stock） 海瑞到北京担任户部主事后，十分忧心国事。眼看庙堂之上，嘉靖帝长期怠政，深居西苑；而底层社会民不聊生。自杨最、杨爵因言获罪后，再没人敢直言进谏。于是海瑞决心冒生命危险上疏批评嘉靖，挥笔写下《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尽数嘉靖在位多年来种种弊病，并讽刺说，在他的统治下“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海瑞提前为自己买了一口棺材，找到好友王弘诲，掏出平生省吃俭用攒下的微薄积蓄，将老母妻儿托付王弘诲照顾，并与家人诀别，视死如归地向朝廷递上这份即将引来杀身之祸的奏疏。 （图：Adobe Stock） 以嘉靖睚眦必报的脾气，看完海瑞的奏疏后自然龙颜大怒。他当即将奏疏摔在地上，大喊道：“快逮住他，别让他跑了！”但得知海瑞早已买好棺材时，嘉靖沉默了片刻，待冷静后，他又捡起地上的奏疏看，一天反复阅读多次，感慨道：“此人可比比干，但朕不做商纣王。” 尽管嘉靖下令将海瑞关进诏狱，却一直没有杀他。仿佛上天有意帮助海瑞，不久后嘉靖病死，海瑞得以出狱。上疏骂嘉靖一事从此名扬天下，海瑞成为天下人心中的英雄。 海瑞的忠孝、爱民、傲骨、自律和清风，正来自于早年母亲严格的家教，如他本人所说：“尽母氏谆谆开我力也”（《与琼乡诸先生书》）。 （未完待续）
历史上真实的他的确能经世济民，但不是以你想象的那种方式。 在中国文明史上，南北宋堪称群星璀璨，但若说在老百姓中的影响力，南宋首推岳飞，北宋则首推包拯。 前者能让千年以后的导演依然拍一部《满江红》赚足票房，后者则能让千年后的百姓遇上不平事依然跑去哭拜。这俩文化IP遍数古今真的也是没谁可匹敌了。 可有趣的是，岳飞和包拯的民间形象，与他们的历史形象的差距，恰恰又是极大的。岳飞的故事我在《岳飞的真正死因：不被允许的Plan B》一文中曾经解析过了。 今天我们聊聊包拯。 网络图片 提到包青天，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都是小说里的那些案子，什么铡美案、乌盆案、狸猫换太子等等，在这些案子当中，包青天的形象不仅是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更重要的是英明睿智、明辨是非，宛如后世西方侦探小说中名侦探们一样，把案情抽丝剥茧的还原清楚，给当事人一个清白。 可有趣的是，明辨是非、“名侦探包龙图”这个形象，恰恰与戏剧里的黑脸一样，是跟史料中的包拯离得最远的。 《宋史·包拯传》当中倒是确实记载过一桩包拯“明辨是非”的案子。说他在地方上当知县时，有一天有人告状说自家的牛舌头被割走了。 这种类似今天你自行车被人放了气的案子，当然是很难破的。可是包拯说，你回去把牛杀了卖肉就行。 这命令可谓惊世骇俗，因为按照宋朝法律，老百姓无故私杀自家的牛马是犯法的。 于是不久之后，就有人跑来告发，说某某杀了自家的牛。 包知县一拍惊堂木：老实交代！当初割了牛舌头的，是不是你这小子！ 包拯的逻辑是这样的：北宋子民又不是仙台人，割牛舌这种事损人不利己，什么人会干呢？肯定是他家邻里中与他有私怨的人，靠这种阴恻恻、难以追责的事情发泄怨气。既然有私怨，又偷割了他家的牛舌，肯定会盯着他怎么处置这头牛，一看这家人居然干脆把牛杀了，当然要落井下石，出首告发。 所以举报这家人私自宰牛的人，一定就是当初割了牛舌的人，此题得证。 这似乎很符合后世附加给包拯的“青天”形象。只不过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这套推理虽然精妙，但按照现代司法标准却是证据缺失的，如果犯人像《名侦探柯南》里一样抗辩一句“你的推理很精彩，但最关键的证据呢？”包拯估计就得跟毛利小五郎一样抓瞎了。 网络图片 所以这个推理故事还不如《柯南》…… 当然，这个问题在我国古代不存在，所谓“五木之下，何供不得？”，古代中国司法可不讲究什么“证据链”，进了衙门口，一通好打，看你招是不招？ 像包拯这样能够先通过推理大体确定犯人是谁，已经算是当时的业内良心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虽然进了正史，但这个故事本身很可能是假的。 根据史学家的考证，“割牛舌案”这个段子在当时相似脚本实在太多了，仅在北宋一朝，就在不同的清官身上发生过六次，其中还包括曾巩这样也比较有名的名臣。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不假设北宋有那么一个和“开膛手杰克”一样的惯犯“割牛舌张三”的话。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这个案子是偶然发生过一次之后，以讹传讹，逐渐被老百姓用在所有他们想赞誉的清官身上的套路——道理就跟你小时候写好人好事，实在没的可写，就写扶老奶奶过马路一样。 于是正史记载的包拯唯一一次“名侦探”，也成了真实性存疑的悬案。 那么包拯为什么出名呢？难道真就因为他清廉，铁面无私么？ 如果仅仅因此，他就得后世如此附加赞誉，那岂不是说明古代中国秉公执法的清官实在是太少了，有这么一个也成了濒危动物一样的极稀罕物什？ 如果读正史的话，你会发现包拯的为官生涯居然是比较“佛系”的。 他28岁的时候得中进士，以“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而论，确实是青年才俊，可是当朝廷授官让他“知建昌府事”的时候，他却来了个“辞不授”——工作地点太远，父母健在，我不愿去。 于是朝廷又耐着性子，改授这位“少年包青天”到距离老家不足300里的和州上任——按说这已经是打破了秦制下官员必须异地为官的惯例了。 结果包拯依然不干。朝廷这下彻底抓狂了，你这是压根就不想做官啊！见过辞官的，没见过一考上进士的就辞官的啊？不想当官，那你考进士干嘛啊？ 包拯打在牌面上的理由是要奉养父母，但我觉得这不是真正原因，真正原因其实关乎包拯这一生为官风格的真相。 包拯的父亲名叫包令仪，也是少年得中进士，最高曾经做到了南京留守（大约相当于直辖市市长）这样的高官。所以包拯用今天的话说，其实是个妥妥的“官二代”，他个人和他家从来不缺钱花、更不缺地位（所以京剧里什么嫂娘含辛茹苦把他带大的故事纯属演义）。 这样一个人参加科举，拿到官场的通行证，主要其实不是求官，而是证明自己——我有能力，我也可以姓赵！同时进士出身也相当于给了他一张护身符，对本地官吏构成了一种“潜在威慑”让他们不敢随意欺负自己。 以这个角度去解读，你就能更容易的理解包拯为官之后很多行为——与明代的海瑞苦行僧一般要求自己恪守清廉不同，包拯的清廉与刚正，更多体现了宋代名臣那种富有和自足之后的不需要。 比如他在知端州的时候一改前任们胡乱摊牌、从民间无度摊派、索求“端砚”的恶习，除了每年进贡给皇帝的十方砚台，一方砚也不取。为什么？除了包拯确实道德高尚之外，三个重要的辅助原因，一是人家家境好，对这些好东西都吃过见过了；二是他后台硬，没有那么多迎来送往的需求；三就是包拯这人官当的“佛系”，以赡养父母之名，他能从28岁的小青年“请假”到快奔四才出仕，你能想想他对当大官有多么没有野心。 所以与欧阳修、范冲淹等等同时代想要“大有为”、也在仕途大起大落的“庆历名臣”不同，“佛系”的包拯这辈子的为官履历其实非常波澜不惊，就是那么一路做上去的。而连带着，他的为政观点也非常平和。 网络图片 包拯所经历的宋仁宗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不折腾”岁月，但这段时期内依然发生了庆历新政。 所谓“庆历新政”其实是后来更为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的序曲，欧阳修、范仲淹等人认识到宋朝的种种积弊问题，决心厉行改革，而他们改革方式则是进行官员考评，庆历名臣们的改革主张非常理想主义：他们只要朝廷精选出二十来个按察使，对地方官进行巡视、考核，只消半年时间，就“足以澄清天下”。 而在这场改革运动即将发轫时，站在庆历新政对立面的“反动派”是谁呢？恰恰就是包拯。 庆历四年，包拯上了《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的奏书，光看这个奏折名字，你就可以大体猜到他是对着欧阳修等人“骑脸输出”，而在奏折的具体行文当中，包拯以他自己和他家族的为官经验，指出了过于这套看上去很美的新政的诸多问题： 第一，现在朝廷搞官员考核，可是监察官们也是人。那些地方上真正有背景的官员，监察官员是不敢管的，所以考核一顿的最终结果，无非是抓一些毫无背景的官员来凑数，进一步导致官场的权贵化。 所谓“孤弱无援者则按以深文，权势豪滑者则纵而不顾”。 第二，真正道德高尚、认真办事、刚正不阿的官员，他们在官场上是很容易得罪人的，因为你为官清正、造福百姓，就难免得罪同僚的利益，所以所谓派出按察使去“考问风俗”，一波“民意测验”下来，风评往往最差的往往也是他们。考核越严格，越是逆淘汰。 所谓“遂使守节之士或负终身之玷”。 第三，加强考核带来的效果是什么呢？是官员为了朝廷树立KPI，会不择手段刷绩效，而百姓在这些苛官酷吏面前是毫无还手之力的，负担只会更重。 所谓“方今民力凋残，国用窘迫，若乃专用刻薄好进之吏，则民不聊生，窃恐非国家之福也。” 由于王安石变法被现代史学界所肯定，庆历新政作为其“前传”的形象也是相对正面的。那么如此看来，包拯上书反对庆历新政的这些言语，简直是标准的“反动言论”。 可是如果我们以历史的后见之明看来，包拯的这些担心，确实精准预言了庆历新政所带来的弊端，而这些弊端，在之后间接导致北宋党争乃至亡国的王安石变法中，呈现了更剧烈的发作。 那你问历史上真实的包拯，他的为官原则和为政理想是什么呢？ 我想四个字就可以概括——与民休息。 比如包拯曾经上书说，漳河流域现在被朝廷划定为官方马场，但这个地方土壤肥沃，用来养马太可惜了，如果能解禁，放任老百姓在那里开垦种田，多打出来的粮食能“活人无数”。 再比如，他又建议，说现在朝廷囤重兵于河北，每年的军饷和粮草消耗转运费用就是一笔惊人的花费。将领们天天喊着要收复幽云十六州，可也没见行动啊？朝廷给辽人的岁币也没见少发啊……如果朝廷决定不打仗，那不如就干脆少囤一点精兵，能挡住辽人的突袭就行，把省下的粮饷用来恩养百姓，搞寓兵于民，在河南多组织一些民兵、乡勇，万一辽人真的要入寇。咱能迅速集结起来，让他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就可以了么…… 是的，如果把真实历史上的包拯形象还原出来，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不讨如今网上“大棋党”们喜欢的人——他不仅没有名侦探一样的大脑，杀伐果决的性格，而且有点佛系，甚至有点婆婆妈妈，他反对庆历新政（如果活到神宗朝的话，肯定更反对王安石变法），反对朝廷以“备战”“收复燕云”为口号用沃野良田来养马、囤重兵于河北…… 甚至他还隐隐反对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个在北宋时代绝对政治正确的旗号。 更要命的的是，宋仁宗朝，明明是后世史家眼中中国古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太平盛世。可在包青天给皇上的奏折当中，却成了“方今民力凋残，国用窘迫，若乃专用刻薄好进之吏，则民不聊生”的凶险岁月。 包拯简直就是骑在仁宗皇帝的脸上输出，说如今日子刚好过没几年，老百姓刚吃饱了一口饭，经不起折腾啊，一折腾就又民不聊生了，所以您一定悠着点。 说到底，包拯这种官员，对古代帝制王朝最不可忍耐之处在哪里？ 压根不在于民间传说想象的那样、铡了几个皇帝的女婿陈世美、或者找了多少次太后或者国舅的麻烦，那算个屁啊？哪个皇帝真有心cosplay一下李世民，还能容不下个魏征？ 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对皇帝来说最不可忍耐的地方，在于他的立场是真的站在老百姓那边的——他在不断告诫皇帝，你少折腾两下吧，少养几匹马，少囤一些兵，让苦哈哈的老百姓多喘一口气。 而同时代和之后的其他名臣，从欧阳修、范冲淹到王安石、吕惠卿，他们的改革方法无论怎样变化，他们的立场其实都是站在皇帝那边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打造一个更高效的汲取系统，从民间汲取更多的物力、财力，以支持皇帝的“大有为”。 这些人本质上是“专为君谋”的商鞅的继承人，其所抱的觉悟充其量也就是《大明王朝1566》里的那句看似自我牺牲、悲壮无比的名台词—— “再苦一苦百姓，骂名我来担！” 网络图片 而包拯的这种真正站在小民立场上想问题的人，是皇上难忍，同僚难忍，甚至很多吃观音土的命、操政事堂的心的草民百姓自己也难忍的。 所以我常想，可能也就只有宋仁宗这种中国古代历史上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皇帝，这种半夜想吃口羊肉、都因为害怕折腾百姓而强忍住的仁君，才能够忍得下包拯的这样臣子，让他权知开封府事，让他做到龙图阁大学士，还让他留下一个“开封有个包青天”的传说。 所以《宋史》最后的论赞说的精准：“拯为开封，其政严明，人到于今称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谓刚者乎？” 写宋史的脱脱这个人，生性确实颖达，只不过元朝那个时代，给他的才学和时间实在是不足，所以宋史修的不好，他能说准了一些东西，但却不能完全说透。 在中国古代史上，为官清廉、执法严明、铁面无私的官员虽然不多，但也绝非那么少，不过这些人身上往往有另一个标签“酷吏”——他们在为官清廉、铁面断案的同时，对小民百姓也是无情的，他们会同样严厉的执行朝廷下达的那些盘剥百姓、竭尽民力的指令。这些人的“清廉”“严明”跟他们的苛刻严酷本质上二位一体，都是为了成为皇帝执行其指令的工具而存在的。 所以中国古代史上两类官员其实都有，一种是庸官，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宽和但循私。另一种是酷吏，他们站在皇帝的立场上清廉却苛酷。大多数官员都在这两个极端的光谱上来回摇摆。 而包拯此人之所以特殊，就在于他一方面“其政严明”，不徇私枉法，另一方面却“不尚苛刻，推本忠厚”。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为官即不为富裕自己、也不为效忠皇帝，他是一个真的想“与民休息”的人。 这样的官，确实太难得了。 最近在读郭建龙老师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他说中国古代史上有个规律，王朝建立之初，往往民生凋敝、国家困窘，所以皇权会被迫执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放松政策，导致经济的复苏与繁荣。然而这种繁荣一旦达成之后，朝廷又会发现，繁荣社会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是多半无法被权力所调用，甚至有的时候反而腐蚀甚至解构权力的。那么这个时候，王朝就会它的自保机制，应激性的让皇帝仍用一批严明但苛酷的酷吏来为政。 他们在清廉为政的同时，更主要的目标就是用苛酷的手段重新驯服社会这头养回精神来的野马，让它重新驯服于王朝的缰索。于是王朝就会进入“第一酷吏时期”，汉朝的景帝、武帝时代先后重用郅都、桑公羊，唐代的武则天时期，都是这种规律的经典呈现。 网络图片 一个幽灵，商鞅的幽灵，在中国古代史上反复的借尸还魂。 而我们看到宋代，本来这个“第一酷吏时期”应该在仁宗朝的庆历年间就已经开始呈现，但却没有。 老百姓又过了十几年“清平乐”的好日子，直到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才让这个规律重现。 我想，这应该感谢有宋仁宗和包拯这样的君臣，他们“不尚苛刻，推本忠厚”的性格，他们真正去为每个小民一餐饭、一身衣着想的立场与仁心，的确是古代王朝少有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包拯和他的皇帝、以及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确实值得人们的永久纪念。 网络图片 只可惜，包拯身上真正的闪光之处，是很难被多数人所欣赏的。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审美中，一个人，哪怕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介草民，但如果他长期被杀伐果决、金戈铁马、伏尸百万、开疆万里的“大格局史观”所洗脑，他也很容易忘记自己的身份，把包拯这样真正为民着想的人，看成是懦弱、守旧、甚至“圣母婊”。 而更不幸的是，在后世历史上，这种人在中国民众中所占的比例其实相当高。他们忘记了宽仁，而只欢呼和期待一视同仁的苛酷。 所以民间宣传、纪念包拯的传说，为了符合民众的心理预期，也渐渐走了样。 在故事中的包拯变成了一个能铡驸马、审皇亲、甚至通鬼神的神人。 甚至你今天去开封包拯庙，看到与那塑像同样显眼的，是那传说中的三口铡刀——龙头铡皇亲、虎头铡官宦、狗头铡劣绅，还是皇帝钦赐，可以先斩后奏…… 这还不算，包大人还必须跟江湖好汉（民间黑社会组织）深相勾结，弄个王朝马汉、展昭展侍卫“在身边”。 网络图片 也就是说，民间把包拯想象成了一个拥有几乎无限权力、黑白通吃、还动不动喜欢开铡砍人，用“死刑起步”搞“铡刀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家逻辑甚至张献忠模式来“匡正世道”的“青天大老爷”。 包拯和仁宗皇帝如果泉下有知，估计要一起晕菜了——你不知道我们北宋杀个人有多慎重么？“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那是宋太祖亲训啊！哪来那么多“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杀杀杀杀杀杀杀”，不知不觉中这已经成了很多普通人眼中“敦清世道”有效的方式。 甚至，很多人与其说是在拜包青天，不如说是去崇拜他塑像前的那三口铡刀，并向往那一声无比解恨的“开~铡~”！ 网络图片 只能说，思想和时代都已经相差太远了，民间已经把包拯想象成了一个与真实的他截然不同、甚至性格和主张都完全相反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写过一个段子，说即便耶稣真的复活，他的信徒们也不会认。 因为他们崇拜他，而崇拜是距离理解最远的情感。 我想，这个逻辑放在包拯上也一样。一个真实的包拯如果真的站在你面前，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就多半不会崇拜他，甚至可能特别讨厌他——因为他们的三观和治世理想，已经离他太远了。 只是我在想一件事，庙宇里受人跪拜、黑脸似阎王、铡人如割韭菜的青天大老爷，和那个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哪一个想法，才能给人们真正的“清平乐”？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文/清箫 寒风凛冽，大雪纷飞，京城一带，一名官员偕同几个随从走进一座古寺中。为避免扰民，该官员微服出行，毫无架子。他便是时任京畿学政左光斗。 寺中一间厢房内，有个书生竟伏案睡著了。此时的气温，即使盖上棉被也难抵御风寒，何况这书生衣著单薄。 左光斗走近，见书生案上放著一篇刚写完的文章，于是仔细读了一遍。看完后，左光斗小心翼翼地脱下自己的貂皮外衣，轻轻盖在书生背上，之后静静走出厢房，并悄悄关上房门。 离开古寺前，左光斗询问寺里的和尚，方知那书生的姓名。从此，他一直将这个名字记在心间。而书生此时还不知道，这位为他披貂衣的陌生人未来将成为他的恩师。 （图：Adobe Stock） 后来书生参加考试，恰巧又遇到左光斗，但因两人不曾见到对方面容，起初未能认出。小吏呼考生姓名，喊到“史可法”三字时，左光斗瞬间心头一震，那段古寺中的记忆即刻浮现。这一刻，左光斗目光中闪烁著惊喜，仔细注视著面前名叫史可法的这位青年才俊。 千里马难得，伯乐更难得。左光斗和史可法自此正式结下师生缘。之后他召史可法拜见其夫人，欣然说道：“我的儿子都很平庸。将来能继承我志向的，唯有这个学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史可法亦将师恩与教诲牢记于心。 左光斗为人正直廉洁。他做御史期间严厉惩恶打假，“捕治吏部豪恶吏，获假印七十馀，假官一百馀人”（《明史》卷244），一时令整个京师的人震惊。他掌管屯田事宜时，提出“三因十四议”，井井有条，得到诏令批准施行，使水利大兴、百姓丰收。 左光斗拜左佥都御史后，当时韩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郑三俊、李邦华、魏大中都身居要职，左光斗和他们相互配合，仗义敢言，严格考核，重用正人君子。特别是他和杨涟的配合颇受赞誉，二人皆是东林人士，对抗宦官，辅佐少主，被并称为“杨左”。左光斗的人品与气节也如日月辉光感染著学生史可法，不久后，史可法将以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 （图：Adobe Stock） 一夜风雨梅花残 师生再遇不堪看 可叹好景不长。明熹宗天启皇帝在位初期重用东林人士，朝廷充盈正气，但这个年轻的君主宠溺宦官，贪玩怠政。很快，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太监魏忠贤走向权力的顶峰，与明熹宗的奶妈客巴巴及外廷反东林势力勾结，形成阉党集团，祸乱朝纲。“自忠贤擅权，旨意多出传奉，径自内批，坏祖宗二百年来之政体。”（《明史纪事本末》卷71） 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杨涟写奏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左光斗与其谋，鼎力支持；此外，左光斗还揭发阉党分子崔呈秀赃私，列举魏忠贤及魏广微三十二条当斩之罪，打算在十一月二日上奏。但这未能躲过阉党的情报网，魏忠贤得知后，先撤了左光斗的职，后制造冤案将他打入狱中。 左光斗在狱中遭到极残忍的酷刑折磨。史可法听闻恩师入狱，万分焦急却无力相救。阉党防备甚严，就算是左家的人也被禁止靠近。 当听说左光斗遭受炮烙、命悬一线后，史可法拿出五十两银子，哭著求狱卒放他进去。狱卒被感动了，说可以找个时间乔装打扮后混进去。然而，倘若被发现，史可法和这名狱卒极可能也丢掉性命。 史可法依照狱卒的吩咐换了身衣服，背一个筐，手持长镵，扮成清理垃圾的人，之后狱卒领他悄悄走入狱内。 （图：Adobe Stock） 据《明史》，关押左光斗的是诏狱。这里如十八层地狱般恐怖，“往者魏、崔之世，凡属凶网，即烦缇骑，一属缇骑，即下镇抚，魂飞汤火，惨毒难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乐矣。”（瞿式耜《陈时政急著疏》） 狱卒悄悄用手指了指左光斗的位置。史可法朝此方向看去，待看清楚时，他的内心瞬间崩溃了！ 此刻，左光斗身子靠著墙坐在地上，脸和额头都已被酷刑烧得焦黑腐烂，已无法辨认出原先的相貌，左腿膝盖以下的筋骨已全部脱落。 史可法颤抖著走上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伸手抱著恩师的膝盖哭泣不止。而左光斗此时眼皮已被烧坏，睁不开了，只隐约听出似乎是爱徒的声音。他此时连抬起手臂都十分困难，使劲用手指拨开眼皮。当发现确实是史可法后，左光斗不再有昔日见面时的惊喜，也没有诉苦，而是愤怒训斥道： “愚蠢！这是甚么地方，你竟到这里来！国家之事糜烂到这个地步，我也时日不多了，你却如此轻身，不明大义，置天下大事于不顾！” 史可法怎忍心走？左光斗又棒喝道：“还不快走！与其等奸人来陷害你，不如我现在打死你！”然后费力地在地上摸索刑械，做出要砸的动作赶爱徒走。 史可法见恩师话已至此，只得强忍住哭声，含泪离开。 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二十六日，左光斗于狱中被迫害至死。和他一同遇害的还有杨涟等五人，合称“东林六君子”。 （图：Adobe Stock） 两年后，明熹宗驾崩，弟朱由检登极，即明思宗崇祯帝。崇祯继位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铲除魏忠贤及阉党，为东林党人平反，左光斗亦在其中。然而，逝去的生命再回不来了。 梅花凋谢后，化作了春泥，而史可法的体内流淌著左光斗的魂。 又到寒风凛冽时 崇祯年间，流寇之乱极为严重。史可法一度担任凤庐道，负责守卫凤阳、庐州。他恪尽职守，每有警报，常常连续数月不回室内睡觉，休息时也只在帐外。他待自己甚严，但不忘关爱部下，总是先考虑将士的饱暖，“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明史》卷274）。 同时他更不会忘的，是恩师。 （图：Adobe Stock） 和左光斗初遇的那天，寒风凛冽。如今值班时，也是相近的天气。长夜漫漫，史可法每次站起身，铠甲上的冰霜就会撒落下来，伴有似敲打金石的声音。有人劝他休息时，他便说：不能愧对恩师啊。每向别人讲起在狱中的场景，他便潸然泪下，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相传史可法的母亲尹氏在怀孕时，“梦文天祥入其舍”（《明史》卷274），之后诞下了他。或许从那时起，上天已暗示了他的结局。 （图：公有领域） 明失其鹿 崇祯末年，史可法调任南京兵部尚书。明朝自永乐迁都北平后，南京成为留都，保留了六部等和北京相近的一整套中央机构，但多为虚衔，享有实权的只有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等几个官职。在此体系下，天子守国门，万一北京有难，南京理论上可迅速组建临时朝廷，亦便于天子南迁。事实上，自永乐以来二百多年间，没有一个皇帝逃向南京，北京总能化险为夷。 然而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对大明而言这是北京第一次被攻陷，也是最后一次。当日崇祯自缢，李自成率大顺军进入北京，自此明朝覆亡。这一年亦是大顺永昌元年、大清顺治元年，明失其鹿，自成、满清共逐之。仅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就两度易手，死了一个皇帝（崇祯），跑了一个皇帝（李自成），又来一个关外的摄政王（多尔衮）。局势变化之快，对局内人而言可谓扑朔迷离。 五月初二，多尔衮率领清军从朝阳门进入北京，自此，三足鼎立之势基本成型——北有满清，西有大顺，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仍归明朝政府管辖。 三月十九日明朝灭亡后至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前，南方半壁江山处于没有皇帝的状态。这期间的乱局中发生了哪些充满戏剧性的大事？史可法及南京政府又作何反应？且见下回：北廷灭顺清逐鹿，南京疑福潞相争。
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即1592年至1598年，大明和日本在朝鲜展开了两场惊心动魄的对决，中方称其为“万历朝鲜战争”，韩国称之为“壬辰倭乱”，日本称之“文禄庆长之役”。万历朝鲜战争是16世纪东亚最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对明朝、日本影响巨大。 对于大明，与之前应对东南沿海倭寇不同，此次赴朝抗日是两国正规军的交战。早在朱元璋开国时，倭寇就已骚扰大明沿海，这些人主要是日本海盗，以走私为主，伤害与规模不大。但明朝后期，特别是嘉靖年间尤为严重。原本明朝一直与日本保持官方勘合贸易，然而嘉靖二年，日本有两派势力在宁波争贡，殃及当地居民，且有明军官战死，史称“宁波之乱”。因此明朝中止了与日本之间的勘合贸易，从此倭寇更加猖獗。嘉靖年间倭寇的组成人员也发生变化，《明史》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倭寇之中有很多是中国南方人，真正的日本人占比反而少。这些倭寇不属于正规军。明朝在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努力下平息倭乱。 然而侵略朝鲜的日军是身经百战、从日本战国时代磨练出的军队，对大明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万历朝鲜战争分前后两个阶段，两次都以明方胜利收场，虽然告捷，却消耗明朝大量财力，且当时大明最精锐的辽东兵损失很大，这些都是加速大明衰落的重要因素。万历朝鲜战争的胜利可谓是明朝军事最后的辉煌。甚至明亡后有朝鲜人自责说是他们拖累了大明，不过这只是片面之见，还有其他加速明朝衰亡的因素比此更关键。 在这场跨国作战中，大明诸多英雄人物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下面将带大家穿越层层硝烟，走近400年前明、日、朝三国间的金戈铁马、风云往事，综合各史料详细讲述过程及影响。 （图：Adobe Stock） 暗流涌动 欲知朝鲜硝烟之始，先从日本一代枭雄丰臣秀吉说起。 自1467年起日本进入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延续一百多年。16世纪中叶，一个名为织田信长的大名在群雄中脱颖而出。在他的追随者中，贱民出身的丰臣秀吉凭借建功步步高升。 1582年六月爆发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的得力部下明智光秀起兵谋反，信长死于熊熊烈火中。丰臣秀吉得知信长噩耗后讨伐明智光秀，势力迅速壮大，成为信长的实际继承者。1585年秀吉担任关白（类似宰相），经过征伐统一日本，成为日本最高实权统治者。 《明史》也对丰臣秀吉的称霸统一之路有所记载：“俄信长为其下明智所杀，秀吉方攻灭阿奇支，闻变，与部将行长等乘胜还兵诛之，威名益振。寻废信长三子，僭称关白，尽有其众”；“于是益治兵，征服六十六州”。 丰臣秀吉（图源：Kano Mitsunobu） 虽内乱解决，但自古战争机器出于惯性往往难以即刻停止。日本当时军队长期靠打仗吃饭，突然进入和平时期，在那时统治者看来无论是解散还是搁置都不合适，战争的惯性很容易引发叛乱，所以丰臣秀吉决定将注意力引向海外。 当时还有一个背景，明朝在隆庆年间解除海禁，对外开放极大促进中国商业发展，但考虑到之前沿海倭寇猖獗，所以仍将日本列入贸易“黑名单”。日本国土面积与物产有其局限性，加之当时白银开采量大，所以日本人希望以骤增的白银购买中国大量商品。但官方渠道走不通，走私也遭打击，日本便开始磨刀霍霍，图谋攻占整个大明帝国。 丰臣秀吉的计划是先以朝鲜为跳板，进而吞并中国，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 一方面，为清扫海上的障碍，日本要求琉球（今冲绳）、吕宋（今菲律宾）等国向其纳贡。《明史》载：“威胁琉球、吕宋、暹罗、佛郎机诸国，皆使奉贡。”琉球本是明朝的属国，日本担心琉球向北京透露情报，因此制止该国向明朝继续进贡，野心已经摆在台面上了。 另一方面，丰臣秀吉重新改编军队，分为九大军团；招募新兵；修建战船。《明史》载：“益大治兵甲，缮舟舰，与其下谋，入中国北京者用朝鲜人为导，入浙闽沿海郡县者用唐人为导。” （图：Adobe Stock） 那么，此时的大明和朝鲜情报是否及时？又在做什么？ 华侨急救国 朝廷竟无暇 我们先看一看大明帝国的准备状况。对于日本的蠢蠢欲动，明廷自然收到了情报，却不著急，倒是普通百姓比朝廷更著急。 万历皇帝和百官在忙什么？我在之前的文章谈到“争国本”，朝廷在为太子问题纠结、争论，万历皇帝不断拖延立皇长子为储君，无暇顾及海外之事，更没有重视日本的变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官员觉得日本距离远，想攻大明也没那么容易。另外，这时距张居正病逝已有十年，改革被废止，接任的内阁首辅张四维、申时行都较平庸，张居正雷厉风行的时代越行越远，国家又逐渐回到散漫状态。经济上，张居正改革为国库带来的丰厚收入也在消耗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爆发前，海外明人的救国行动及忧国忧民的态度。 （图：Adobe Stock） 有一位住在琉球的商人陈甲立即和琉球官员郑迥商议，希望能将消息带到故乡，提醒明廷早做准备。即使这样他还不放心，于是亲自回到福建，将所知所闻告诉福建巡抚赵参鲁。赵参鲁进而转告朝廷。兵部并没有太重视，但也做了些事，传递公文问朝鲜国王李昖有没有这回事。 朝鲜和日本往来密切，民间应该早就知道。“釜山与日本对马岛相望，时有倭户往来互市，通婚姻。”（《明史纪事本末》）而且万历十九年（1591年）五月，日本使者抵达朝鲜，说：下一年的春季将进攻大明，希望借道朝鲜。所谓“借道”就是占领，春秋时晋国要灭虢国，先向虞国借道，之后虞国还能存活吗？ 《明史纪事本末》载：“时朝鲜王李昖湎于酒，弛备”；“时朝鲜承平久”。朝鲜主要问题不是情报不畅，而是太平日子过惯了，军备废弛，君主安逸。朝鲜虽然在军事防御方面做了准备，但因长年太平，军民抱怨杞人忧天，进展十分缓慢。 （图：Adobe Stock） 有意思的是朝鲜国王李昖一开始的反应：“王但深辨向导之诬，亦不知其谋己也。”（《明史》）李昖向大明回复说，所谓日本要以朝鲜为向导攻打大明，应该只是谣言。 然而，朝鲜有一项举措非常正确，即破格提拔了一位看似平凡的县监李舜臣。在不久的将来，他将以感天动地之举，在大海上保家卫国，名垂青史，成为朝鲜人的英雄。 日本有一位华侨名叫许仪后，冒生命危险向大明传递情报。他原是大明的医生，后来被倭寇掳掠到日本，从此在日本娶妻生子。日本萨摩藩的藩主岛津义久的孩子生病，许仪后以高超医术救其一命，从此他成为岛津义久的御医。 1587年，岛津义久向丰臣秀吉投降，之后参与谋划侵略朝鲜。许仪后在他身边，自然得知此事。因担忧大明有难，而自己不便行走，许仪后于是联系了另一位在日华人朱均旺，托他送信至大明。 许仪后的信写得非常详细，而且预言准确。信中包含丰臣秀吉的简介、日军武器和兵力，称日军不习水战、不敌火攻，并预言日军进攻时间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春夏之间。 日本为防泄密，严禁商船出海并严查当地华侨。许仪后利用与岛津义久之间的关系，请求岛津放走一艘商船，因此朱均旺得以登船返回大明。临别之际，许仪后赠给朱均旺一首诗，最后两句写道：“霜台若问尘中事，惟道斯民苦尚忧。” （图：Adobe Stock） 许仪后和朱均旺传递的消息非常可贵。随著情报越来越多，明朝开始重视，另一面朝鲜向明廷通报了日本借道侵略之言以及侵犯时间。明廷因此向中国沿海军队发布警告，称要加紧备战防范日军。《明史》载：“十九年十一月奏，倭酋关白平秀吉声言明年三月来犯，诏兵部申饬海防。” 明朝确实逐渐认真起来，但不遂人愿的是，命运又安排一起事故导致明朝分身乏术——1592年二月宁夏出事，武官哱拜叛乱，朝廷要立即调兵平叛。 日寇渡海火速攻城 1592年春，侵朝日军2万人跨海攻占釜山，战争正式打响。《明史》载：“二十年四月遣其将清正、行长、义智，僧玄苏、宗逸等，将舟师数百艘，由对马岛渡海陷朝鲜之釜山。”朝鲜兵败如山倒，日军在釜山展开大屠杀。此前丰臣秀吉曾下令禁止入朝后伤害平民、掳掠财富，但这只是形式而已，事实上，杀红眼的日军对手无寸铁的百姓毫不留情。一时间，釜山血流成河，被杀的平民和战俘多达3万人。 日军登陆釜山（图：公有领域） 之后，由小西行长带领的第一军团、由加藤清正带领的第二军团分路北上，很快就直逼王京（今首尔）。朝兵望风溃败。身为一国之主的李昖弃城而逃，直奔平壤。 不仅放弃王京，他还下达了一道荒唐的指令，让次子暂代他管理国事，像极了宋徽宗仓促传位于钦宗之举，极不负责。国已不国，儿子继位后上哪治国？李昖还担心平壤不够保险，再奔义州，并派遣一批又一批使者不断向大明求救。《明史纪事本末》称“请援之使，络绎于路”。国君逃窜只会更一步瓦解军心，《明史》载：“倭遂入王京，执其王妃、王子，追奔至平壤，放兵淫掠。”可怜朝鲜大半河山沦入人间地狱。 当时朝鲜向明称臣，历任国王继位都需要大明批准，且每年进贡。小弟国破家亡，大哥不能不管。尽管大明最初轻敌，但接下来做得相当好，发兵援朝，力挽狂澜。期间，堪称明朝版“杨家将”的李如松兄弟将在朝鲜登场，在东亚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另，虽戚继光已故，但戚家军仍在，这些好男儿也将跨过鸭绿江，在寒风中书写精忠报国的伟绩，再展大明雄风。 （图：Adobe Stock） 当大明最强之师对决日本战国名将，会碰撞出怎样的悲壮故事与英雄豪情？个中风云往事，请见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