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文《庚子年的忧思》为啥被禁？

庚子年的忧思

作者：中华女先生

历史惊人地相似。但是表现途径又大不一样，因为现在是网际网路时代。

上一个庚子之难，其经过尽人皆知，不必赘言，只是对于“爱国”还是“祸国”的看法至今未能有共识。正因为不能正确吸取历史教训，同样的剧本重演。当然“萧条异代不同时”，表现的方式、途径有所不同。但本质相似：反洋狂潮近年来已经出现过好几波，例如砸某国品牌的汽车，抵制某某商家等等，更重要是网路语言暴力，不意此次疫情中变本加厉。各种匪夷所思的谣言满天飞，核心是扶“华”灭洋。与前次的共同点是从反西到反人性、反科学、反人类，以至于自己疮疤还没有好，就为他人的流血欢呼。一个外国政要的患病竟遭来几十万点赞，这需要怎样的嗜杀和残酷，丧尽人性？但只要是以“灭洋”的名义，就似占据了道义制高点。

百多年前是以种族分界——非我族类；后来以阶级分，以“路线”分；现在祭起国家主义大旗，只要披着「爱国”的外衣，凡被列入“敌对势力”者就可不以人对待之，凡反对此类言行者就加上“汉奸”的帽子。

当然历史不可能完全重复。今昔相同的是：愚民演化为暴民，原来处于边缘，忽得朝廷青睐，竟然被召进京，有所恃而疯狂邀功。投机者闻风纷纷加入，以至于小群膨胀成庞然大物，自以为有了为朝廷立功受赏的机会，为所欲为，京师大乱，流氓无赖狂欢，烧杀抢掠，法理荡然（现在表现在网际网路上）。

另一个相同点是，实际受害者洋人是少数，绝大多数是无辜同胞，砸汽车致重残的是中国人。如今网路暴民肆意中伤的真正目标也是同胞，于洋人无损，却足以四面树敌。“上”则以为暴民可补官力之不足，或者行官方不便出面之事，对内排除异己，对外以壮声势，遂予以纵容。当年那位老佛爷是否真那么蠢，相信刀枪不入的鬼话？恐怕不至于。而是利（权）令智昏，主要是从戊戌变法之后她认为洋人企图以光绪取代她，所以保住自己的权位是第一考虑，而竭力主战的权贵也出于争权位的私利，不惜伪造文件使她相信这一点。同时夸大“拳民”（失败后就成为“拳匪”）的力量，错以为这代表“民意”，“民气可用”。于是不惜赌上国运一搏。作为导火线的德国外交官遭杀害，是官兵奉命之举，还不能推给“拳匪”。此时谁持反对意见，就是勾结洋人反朝廷（实际被怀疑为反“后党”的“帝党”），就是“汉奸”。（这点颇为讽刺，尽管清皇朝是满人，却称异见者为“汉奸”）。结果自取其辱，自取其祸，在危机临头时，前倨而后恭，只能曲意求和。无论统治者持何种姿态，受害者还是无辜黎民。那些冲锋陷阵的暴民，除少数贵戚外，其下场免不了遭始乱终弃。

所不同的是，过去的愚民暴民多为文盲，是真正的愚蠢，也还真有血性男儿自以为替天行道，以血肉之躯螳臂当车；现在则教育普及，多的是文章写手，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匿名动动手指，不负责任，不计后果，只为有利可图，与奸商无异。一旦招祸，国家有事，立即作鸟兽散，绝不能指望其有所担当。也许他们的妻儿乃至本人目前就在所攻击的“敌国”。此风愈演愈烈，在“厉害国”的背景下，竟达到指名道姓散布某些国家要归顺中国的谣言，也就是把中国推向企图吞并他国的侵略者的地位，因此引起外交纠纷。虽然当局已加以制止，暂时应付过去，然而长期以来以“爱国”之名行祸国之实的大量言论所造成的影响不但难以消除，而且还在扩散，继续误导和煽动民众，有时还带有官方或半官方的痕迹，向国外发出错乱信号。要彻底扭转这种态势，取信于国际社会，靠极个别尚持常人之见，有基本文明修养的外交官努力修补，是杯水车薪。

当前危机与以前最大的不同是，招来之祸不是入侵，而是相反，是撤出，而且绝不止八国。过去是闭关锁国，外力逼迫打开大门；如今是大门早已打开，享受了多年开门的实惠，却可能被迫缩回门内。过去是要把洋人赶出去，现在是他们结伴离去，留也留不住。“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靠四处撒钱买来的赞歌和“万方来朝”之假象，到物力不支时，旦夕之间就会变成四面楚歌。

有一句非本人发明的话，很精辟：“大趋势不是去全球化而是全球去中国化”。这才是我十四亿同胞真正的危机。

令人感叹的是，风雨飘摇的晚清，朝中尚有许景澄、袁昶等五大臣那样的头脑清醒、死谏之士（他们被诛杀的罪名主要是“妄议朝政”）。如今举目朝中，尚有谁敢犯颜“力谏”、“妄议”？转而求诸野？方今自媒体发达，技术上人人得以发声，然而真正忧国忧民、良知、理性的呼声早已封杀殆尽，且动辄得咎，自不待言。而无知无耻、下流粗暴的谩骂，乃至侵犯人权、逾越法律、违反公开宣布的国策的各种谰言却畅行无阻，“导向”云乎哉!

关于外部条件，120年前的庚子之变，欧洲列强自己内外矛盾重重，无意对华恋战。日本尚未准备好。只有俄罗斯趁机派兵占领了我东北，并提出苛刻条件要求在《辛丑条约》外单独缔约，当时被中方拒绝，未能得逞，留下隐患。四年后日俄战争，日本取代俄国在我东北的势力，此是后话。美国则本着「利益均沾”的原则，也插上一脚，占了便宜。方其时，美国开始走出孤立主义，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正处于上升时期，朝气蓬勃，尚有具备远见和胸怀的教育家和政治家，面对中国强烈的仇外情绪，开创了退还部份庚款资助中国办学、留学之举，目的是培养了解外部世界、具备现代知识的人才。在美国带头和中国外交官的努力争取下，英、法、日相继跟上，以某种方式退款助学。中国改朝换代，此事并未受影响，一直延续下来。这一举措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更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庚款留学生以及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日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贡献，怎样估量都不为过。

过了半个多世纪，时过境迁。四十年前，中国打开新局面，与美国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关系，包括再掀留学潮。其他发达国家也相继跟上。自那以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所获利益也无法估量，造成今日之繁荣。当然与中国打交道的国家也从中获利。

如今形势逆转，中方发生的情景，导致四处树敌，竟与百多年前的庚子年相似。

然而美国已今非昔比，经过一个世纪的称霸世界后，自身矛盾重重，乱象丛生，也面临深刻危机，需要一场深层次的改革。此时已不见20世纪初那批有远见有胸怀的政治家，能提出利人利己的方案，化干戈为玉帛；也缺乏二战后前期所表现的慷慨和对世界的担当。只见政客们为党派私利而不顾大局，在席卷全球的严重疫情中进退失据。美国的纠错机制是否仍有效，自身调整需要多长时间，都难以逆料，但在此关键时刻，其现状和作为对中国不利是肯定的。

都说疫情过去后世界不会恢复旧貌，将有大变化。

本来期待那个不分国界、危及全人类的病毒能促使人类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和休戚与共，促进合作而不是进一步分裂，现在看来似乎相反。“全球去中国化”也许言重了，还有许多复杂的变数。但哪怕是一种趋势，部份地实现，其过程也是灾难性的。关于大局，许多饱学之士已发表各种宏论。本人愚钝，只感到前途茫茫，唯一的直觉是不容乐观。

隔洋之事，非所能计。至于我国，只要义和团行动仍被肯定为“爱国”，一代代国人受此观念熏陶，我们就难以作为现代文明国家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民族灾难尚未有尽期。

（2020年4月23日）

专访法汉学家侯芷明：《庚子年的忧思》引发的忧思

针对网文《庚子年的忧思》，自由亚洲电台专访了法国汉学家、“中国团结协会”主席玛丽·侯芷明 (Marie Holzman)，她表示，中国年轻人的愤怒被中共利用，就像当年的义和团被慈禧太后操纵。以下是部份采访内容。

记者：不少人拿“庚子赔款”类比今天世界各国因新冠疫情向中国追责、求偿的浪潮，八十国联军取代八国联军。这两者有相似之处吗？

侯芷明：第一个问题就是责任的问题。到现在，我们没办法说，责任是中国的或者实验室工作人员的错误。现在谈中国要不要赔款，我觉得这个题目提得有点早。

但是批评中国政府的一些措施，我觉得应该。因为习近平对老百姓没有说真话，对国外更没有说真话。想说真话的人都被投到监狱去。陈秋实、方斌到现在都不知道在哪。

如果我们知道当时武汉死了几万人，全世界都会知道这个传染病非常厉害。如果你说武汉只死了两千人，怎么会引起全世界的灾难？

记者：义和团运动“扶华灭洋”，杀了众多传教士，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 “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今天中国是否有类似的民族情绪，原因又是甚么？

侯芷明：当时的历史比较复杂，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开始就是操纵他们，因为她对外国人有意见，不知道怎么沟通、怎么得到平等待遇。她认为义和团没有文化，可以吓唬外国人。后来义和团控制不了了，慈禧就请外国人处理这些问题。

当时和现在的共同点是甚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很生气，不断骂外国人。中国新闻不自由，他们只听共产党的话。中国政府需要操纵排外的声音，它就会操纵，不需要的时候就会消灭。年轻人可能非常愤怒，但愤怒的原因，他们到底懂不懂？这个我有点怀疑。

记者：最近有武汉作家方方因为写封城日记被文攻武伐。南京大学吕效平、湖北大学梁艳萍，这些为她发声的教授也遭到攻击、调查。

侯芷明：方方是一个作家，每天都讲一些她的感觉、她所了解的信息、她自己的痛苦。这是一个作家的责任。

有人就利用中国的特点，让中国人不去想最重要的事情，比如这个病怎么发生的？究竟有多少人死？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秘密，大家都不能说。为甚么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就是在玩中国公民的脑子，先让他相信这个，之后让他相信那个，最后就会生出来巨大的愤怒。

记者：那么这种愤怒，在本质上如何升起的？是对自己生命空虚的愤怒，还是用爱国主义来装点、维护一种安全感、尊严和虚荣心？

侯芷明：其实这个问题，我只能回答一个名字：习近平。如果习近平是有文化、礼貌、知识的一个人，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如果最高的领袖文化水平不够高、对外国的理解也不够全面，就会有这种现象。

如果习近平对国内说，我们就是不要提人类的价值观，不能谈平等、自由、制度的合法改革，那你能谈甚么？就是能谈一些没水平的话，就是在哪吃饭，吃包子而已。所以慢慢地，气氛就变了。

过去的胡锦涛、温家宝，我们不一定特别喜欢，但是起码他们来到法国，会说漂亮的话，不会直接去骂。那习近平在国内说一句、在国外说另一句，他以为他能骗全世界吗？

记者：习近平个人的人格、品味、审美和道德伦理，为甚么可以辐射四散、笼罩全中国?

侯芷明：你要是看乔治·奥威尔的《1984》，你就可以懂。八十年代，中国人可以看所有的书，翻译、观看外来的电影，他们的文化环境非常丰富多元。现在习近平时期，他决定要控制一切，他是这个组织的主席，他是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他是这个部队的指挥。

这个和家长也有关系，他们知道，共产党是不能惹的老虎，你要惹他，你就会被杀掉。他会教育孩子说，“你看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发达，这都要感谢共产党。”所以90后只听这种语言和理念，最后就相信，等于是被洗脑。

记者：有人感叹说，风雨飘摇的晚清，朝中尚有许景澄、袁昶等以死相谏的“庚子五大臣”，如今举目朝中，有谁敢妄议朝政？您怎么看？

侯芷明：你说这种话，我当然马上会想：任志强、许章润、刘晓波、许志永、贺卫方、方励之……那么多优秀的知识份子。我对每一个人都有巨大的尊敬，也感到非常难过。

中国完全可以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伟大、优秀的国家。但是，在现在这个环境里，它能往哪去呢？

记者：疫情给世界格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甚么？

侯芷明：我不说政治家和领导人，很多国家的老百姓会对中国有非常低的评价，有一种仇恨。这个对全人类都没有好处。因为我们大家必须一起找一个出路，而且不要掩盖任何秘密。我希望中国医生、科学家可以在一个非常公开的气氛里和世界的科学家合作。但是看现在的倾向，不一定是这个方向。

记者：中国现在是否走到十字路口？面临甚么样的历史抉择？

侯芷明：我觉得共产党不会改变，它只能做共产党。或者它崩溃，或者它一直跟习近平到2022年。习近平毕竟掌握公安局和部队，掌握一切，我不知道周围的人有没有能力违背他的命令。

我周围的汉学家会说很尖锐的话，比如“毛泽东思想”永远不会动，后来四人帮被抓；有人说将来的大人物肯定是乔石，后来乔氏失踪；胡耀邦去世，没有一个人想到会有两个月的民主运动。没有一个人想到会有天安门大屠杀；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汉学家理解正在发生甚么，当时巴黎信仰毛主席思想的“毛派”非常多。

每次中国给我们的结果，总是让我吃惊。